城市商业制度环境影响劳动者工资扭曲吗?——基于世界银行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6225 
3152
财经研究 2014 年 第 40 卷第 05 期, 页码：4 - 18
摘要
参考文献
摘要
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偏离其边际生产力,是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普遍现象。文章基于城市商业规制的视角,利用世界银行集团提供的中国30个城市营商环境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城市的商业制度环境对工资扭曲的影响,以揭示这种城市"软环境"条件下的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结果表明,各个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工资向下扭曲,而良好的商业制度环境能够改善扭曲状况,显著抑制工资偏离。子样本估计表明,商业制度环境对非国有经济部门工资向下扭曲的抑制效果很明显,但对向上扭曲的抑制效果甚微。即便采取不同的工具变量、控制异常样本点以及选择不同的生产函数形式,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且稳健。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城市营商软环境,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对于扭转劳动者报酬失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包群,邵敏.出口贸易与我国的工资增长:一个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10,(9):55-66.
[2]蔡昉,王德文,都阳.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1,(2):4-14.
[3]Demurger,Fournier,李实,等.中国经济转型中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不同部门职工工资收入差距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9,(3):55-62.
[4]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2,(4):9-20.
[5]李琪.从争取权益的集体行动到利益博弈性的集体谈判[A].颜辉.中国工会·劳动关系研究(2011)[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6]林燕玲.南海本田事件对中国劳动关系和工会的影响[A].颜辉.中国工会·劳动关系研究(2011)[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7]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1999,(5):4-20.
[8]林毅夫,李周.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5):1-5.
[9]罗长远,张军.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9,(5):25-35.
[10]邵敏,包群.外资进入是否加剧中国国内工资扭曲: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例[J].世界经济,2012,(10):3-24.
[11]盛仕斌,徐海.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1999,(5):68-74.
[12]施炳展,冼国明.要素价格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J].中国工业经济,2012,(2):47-56.
[13]史晋川,赵自芳.所有制约束与要素价格扭曲——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7,(6):42-47.
[14]王德文,王美艳,陈兰.中国工业的结构调整、效率与劳动配置[J].经济研究,2004,(4):41-49.
[15]魏下海,董志强.中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解:代际效应与年龄效应——基于队列分析方法的发现[J].财经研究2013,(1):82-92.
[16]魏下海,董志强,刘愿.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3,(5):35-46.
[17]冼国明,徐清.劳动力市场扭曲是促进还是抑制了FDI的流入?——基于中国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13,(9):25-48.
[18]徐长生,刘望辉.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J].统计研究,2008,(5):32-37.
[19]杨其静,杨继东.政治联系、市场力量与工资差异——基于政府补贴的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2):66-77.
[20]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管理世界,2008,(8):9-21.
[21]张杰,周晓艳,李勇.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R&D?[J].经济研究,2011,(8):78-91.
[22]张曙光.程炼.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要素价格扭曲与财富转移[J].世界经济,2010,(10):3-24.
[23]Faccio M.Politically-connected firm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369-386.
[24]Hsieh C T,Klenow P J.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9,124(4):1403-1448.
[25]Lewbel A.Constructing instruments for regressions with measurement error when no additional data are available,with an application to patents and R&D[J].Econometrica,1997,65(5):1201-1213.
[26]Li H,Meng L,Zhang J.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Evidence from China[J].Economic Inquiry,2006,44(3):559-578.
[27]Neumayer E,De Soysa I.Globalization and the right to free associ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An empirical analysis[J].World Development,2006,34(1):31-49.
[28]Shi X.Empirical research on Urban-Rural income differentials:The case of China[R].Unpublished Manuscript,CCER,Peking University,2002.
[29]White H.A 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or and a direct test for heteroskedasticity[J].Econometrica,1980,48(4):817-838.
[30]World Bank.Doing Business in China 2008[J].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8.
①数据显示,我国受理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从1991年的300余件增加到1994年的1 482件,再增加至2008年的2.2万件;集体劳动争议涉及当事人从1991年的近9 000人增加到1994年的5.2万人,再增加至2008年的50万人(林燕玲,2010)。在这些案件中,以争取权益为诉求的集体行动个案比重也由2004年的不足10%,上升到2010年的30%(李琪,2010)。尤其在2010年(被学界称为“劳动关系年”)更是发生了多起工人为争取权益的集体行动事件,其中以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的工人集体行为最为引人关注,其诉求是要求提高工资待遇。无独有偶,同年在广东的惠州、东莞、珠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以及辽宁省大连经济开发区、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也发生了工人争取更多权益的集体行动(李琪,2010)。
①这30个城市来自中国6大区域,分别为:东南地区(福州、广州、杭州、南京、上海)、环渤海地区(北京、济南、石家庄、天津)、东北地区(长春、哈尔滨、沈阳)、中部地区(长沙、合肥、南昌、武汉、郑州)、西南地区(成都、重庆、贵阳、海口、昆明、南宁)、西北地区(呼和浩特、兰州、太原、乌鲁木齐、西安、西宁、银川)。
①关于中国30个大城市的开埠通商历史的计算方法可参考董志强等(2012)。
②在只有一个内生解释变量的情形下,F统计量与最小特征根统计量是相等的。但由于此处使用的是稳健标准误,二者略异。
①详细的推导过程和思路可参见Lewbel(1997)。
[2]蔡昉,王德文,都阳.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1,(2):4-14.
[3]Demurger,Fournier,李实,等.中国经济转型中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不同部门职工工资收入差距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9,(3):55-62.
[4]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2,(4):9-20.
[5]李琪.从争取权益的集体行动到利益博弈性的集体谈判[A].颜辉.中国工会·劳动关系研究(2011)[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6]林燕玲.南海本田事件对中国劳动关系和工会的影响[A].颜辉.中国工会·劳动关系研究(2011)[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7]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1999,(5):4-20.
[8]林毅夫,李周.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5):1-5.
[9]罗长远,张军.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9,(5):25-35.
[10]邵敏,包群.外资进入是否加剧中国国内工资扭曲: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例[J].世界经济,2012,(10):3-24.
[11]盛仕斌,徐海.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1999,(5):68-74.
[12]施炳展,冼国明.要素价格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J].中国工业经济,2012,(2):47-56.
[13]史晋川,赵自芳.所有制约束与要素价格扭曲——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7,(6):42-47.
[14]王德文,王美艳,陈兰.中国工业的结构调整、效率与劳动配置[J].经济研究,2004,(4):41-49.
[15]魏下海,董志强.中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解:代际效应与年龄效应——基于队列分析方法的发现[J].财经研究2013,(1):82-92.
[16]魏下海,董志强,刘愿.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3,(5):35-46.
[17]冼国明,徐清.劳动力市场扭曲是促进还是抑制了FDI的流入?——基于中国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13,(9):25-48.
[18]徐长生,刘望辉.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J].统计研究,2008,(5):32-37.
[19]杨其静,杨继东.政治联系、市场力量与工资差异——基于政府补贴的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2):66-77.
[20]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管理世界,2008,(8):9-21.
[21]张杰,周晓艳,李勇.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R&D?[J].经济研究,2011,(8):78-91.
[22]张曙光.程炼.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要素价格扭曲与财富转移[J].世界经济,2010,(10):3-24.
[23]Faccio M.Politically-connected firm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369-386.
[24]Hsieh C T,Klenow P J.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9,124(4):1403-1448.
[25]Lewbel A.Constructing instruments for regressions with measurement error when no additional data are available,with an application to patents and R&D[J].Econometrica,1997,65(5):1201-1213.
[26]Li H,Meng L,Zhang J.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Evidence from China[J].Economic Inquiry,2006,44(3):559-578.
[27]Neumayer E,De Soysa I.Globalization and the right to free associ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An empirical analysis[J].World Development,2006,34(1):31-49.
[28]Shi X.Empirical research on Urban-Rural income differentials:The case of China[R].Unpublished Manuscript,CCER,Peking University,2002.
[29]White H.A 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or and a direct test for heteroskedasticity[J].Econometrica,1980,48(4):817-838.
[30]World Bank.Doing Business in China 2008[J].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8.
①数据显示,我国受理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从1991年的300余件增加到1994年的1 482件,再增加至2008年的2.2万件;集体劳动争议涉及当事人从1991年的近9 000人增加到1994年的5.2万人,再增加至2008年的50万人(林燕玲,2010)。在这些案件中,以争取权益为诉求的集体行动个案比重也由2004年的不足10%,上升到2010年的30%(李琪,2010)。尤其在2010年(被学界称为“劳动关系年”)更是发生了多起工人为争取权益的集体行动事件,其中以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的工人集体行为最为引人关注,其诉求是要求提高工资待遇。无独有偶,同年在广东的惠州、东莞、珠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以及辽宁省大连经济开发区、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也发生了工人争取更多权益的集体行动(李琪,2010)。
①这30个城市来自中国6大区域,分别为:东南地区(福州、广州、杭州、南京、上海)、环渤海地区(北京、济南、石家庄、天津)、东北地区(长春、哈尔滨、沈阳)、中部地区(长沙、合肥、南昌、武汉、郑州)、西南地区(成都、重庆、贵阳、海口、昆明、南宁)、西北地区(呼和浩特、兰州、太原、乌鲁木齐、西安、西宁、银川)。
①关于中国30个大城市的开埠通商历史的计算方法可参考董志强等(2012)。
②在只有一个内生解释变量的情形下,F统计量与最小特征根统计量是相等的。但由于此处使用的是稳健标准误,二者略异。
①详细的推导过程和思路可参见Lewbel(1997)。
引用本文
魏下海, 董志强. 城市商业制度环境影响劳动者工资扭曲吗?——基于世界银行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 财经研究, 2014, 40(5): 4–18.
导出参考文献，格式为：
上一篇：通货膨胀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