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管理体制的过渡性与变革问题研究——以管委会模式为例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4 年 第 36 卷第 04 期, 页码:72 - 80
摘要
参考文献
摘要
作为推动改革开放和启动区域发展的制度型效率组织形式,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的因素,都使得开发区在管理体制的探索上带有一定的试验性与过渡性。一旦其初始确立的环境条件、背景基础和功能结构发生了变化,一些体制性的冲突和功能紊乱现象就会浮现出来,表现为封闭运行、管治碎化和体制复归倾向等。其原因在于,开发区管理体制变革中存在制度供求的缺口。受过渡性的约束,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变革在模式选择上呈现出渐进性的特点。如何推动开发区管理模式的实质性创新,关系到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分工深化、跨区域的价值链重组与合作等现实问题,从而也成为优化区域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本文指出,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实质性创新应遵从企业家城市的转型需求,在准确判断开发区发展的空间性质和演化机理的基础上,将其纳入以整合性治理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变革的总体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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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邦嘉.欧洲科技工业园区考察报告[C].沈大风.中国开发区发展报告.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4:114-120.
[5]雷霞.关于我国开发区管理体制的类型及其改革的思考[J].齐鲁学刊,2007,(6):154-157.
[6]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M].2001:16.
[7]刘汉屏,刘锡田.地方政府竞争:分权、公共物品与制度创新[J].改革,2003,(6):24-29.
[8]罗小龙,郑焕友,殷洁.开发区的“第三次创业”:从工业园走向新城[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1,(7):819-824.
[9]沈和.后危机时代开发区体制机制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2):57-66.
[10]沈宏婷,陆玉麒.开发区转型的演变过程及发展方向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1,(12):69-73.
[11]王慧.开发区运作机制对城市管治体系的影响效应[J].城市规划,2006,(5):19-26.
[12]王雄昌.我国开发区转型的机制与动力探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0,(10):17-21.
[13]严效民,胡汉辉.基于平台理论的区域产业发展平台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11):118-124.
[14]余宗良.困境与出路:开发区管委会法律性质之辩[J].中南大学学报,2013,(1):108-113,194.
[15]张艳,赵民.论开发区的政策效用与调整[J].城市规划,2007,(7):18-24.
[16]张少军,刘志彪.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J].中国工业经济,2009,(11):5-15.
[17]赵国钦,曾庆斌.政府权力、体系重构与社会资源配置[J].改革,2012,(2):133-137.
[18]周振超.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
①这里的“小政府、大社会”,是学术界对于开发区管委会模式在当时背景下所拥有的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认可。然而,当情境发生变化,特别是开发区管理内容不只涉及经济管理时,其不完全性就凸显出来,以致过窄的政府管理职能难以覆盖向城区形态转变而涌现出的庞杂的社会管理需求。
②有些开发区一开始就定位为“以区带乡”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如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显然超出了它的职能范畴,当2004年实施宏观政策调控时,其经济发展权利被上收,不得不面对大量遗留的社会管理问题。同样实施“以区带乡”的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采取的则是强区弱镇的管理组合,在开发区扩容的同时,承担起区域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等相当于行政区政府的主要职能,成为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区与行政区“两区合一”。故而,是否能够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能,也考验着开发区管理体制的改良与变革。
③Jessop和Sum(2000)将企业家城市概括为五个关联的内容:(1)城市新空间的产生,即为生产、服务、工作、消费、生活等活动创造新类型的城市空间。开发区正属于此列,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市场化激励产生的新型空间形态。(2)空间产生得益于一些新的方式,涉及物质、社会、数码基础设施建设和规模经济的发展等。(3)开辟城市新市场。常见的途径包括兴建文化娱乐设施、城市新景观和城市地标等。(4)寻找新资源供应以加强竞争优势。典型的新资源例如中央政府投资、跨国资本、劳动力培训等。(5)城市功能再定位。可见,企业家城市理论从形态与功能演变的视角,为界定开发区的性质及发展趋势提供了分析依据,从而也有助于指导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变革与创新方向。
[2]Gereffi G.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9,48(1):37-70.
[3]Jessop and Sum.An entrepreneurial city in action:Hong Kong’s emerging strategies in and for(inter)urban competition,Urban Stu dies.2000,37(12):287-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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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周振超.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
①这里的“小政府、大社会”,是学术界对于开发区管委会模式在当时背景下所拥有的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认可。然而,当情境发生变化,特别是开发区管理内容不只涉及经济管理时,其不完全性就凸显出来,以致过窄的政府管理职能难以覆盖向城区形态转变而涌现出的庞杂的社会管理需求。
②有些开发区一开始就定位为“以区带乡”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如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显然超出了它的职能范畴,当2004年实施宏观政策调控时,其经济发展权利被上收,不得不面对大量遗留的社会管理问题。同样实施“以区带乡”的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采取的则是强区弱镇的管理组合,在开发区扩容的同时,承担起区域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等相当于行政区政府的主要职能,成为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区与行政区“两区合一”。故而,是否能够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能,也考验着开发区管理体制的改良与变革。
③Jessop和Sum(2000)将企业家城市概括为五个关联的内容:(1)城市新空间的产生,即为生产、服务、工作、消费、生活等活动创造新类型的城市空间。开发区正属于此列,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市场化激励产生的新型空间形态。(2)空间产生得益于一些新的方式,涉及物质、社会、数码基础设施建设和规模经济的发展等。(3)开辟城市新市场。常见的途径包括兴建文化娱乐设施、城市新景观和城市地标等。(4)寻找新资源供应以加强竞争优势。典型的新资源例如中央政府投资、跨国资本、劳动力培训等。(5)城市功能再定位。可见,企业家城市理论从形态与功能演变的视角,为界定开发区的性质及发展趋势提供了分析依据,从而也有助于指导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变革与创新方向。
引用本文
胡彬. 开发区管理体制的过渡性与变革问题研究——以管委会模式为例[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4, 36(4): 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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