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在“不利冲击—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经济韧性”的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遭遇不利冲击时保持强劲韧性的制度根源。当经济遭遇不利冲击时，政府凸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并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作用，将有限资源进行再配置，支持和扶持受冲击地区或者城市，对冲不利冲击的负面影响，使得经济快速恢复增长，从而保持经济韧性。文章采用地震这一不利冲击，运用CRITIC-熵权TOPSIS模型测算出1997—2020年经济韧性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检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实证分析发现：（1）地震对经济韧性的负面冲击为5.830个百分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6.452个百分点；（2）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南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12.423个百分点，北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5.500个百分点；（3）政府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2.381个百分点，银行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3.746个百分点，企业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2.218个百分点；（4）南方地区三个部门的对冲效应均高于北方地区，而且南北地区银行部门的对冲效应均最高，其次是政府部门的对冲效应，企业部门的对冲效应最低。上述发现是稳健的，从而揭示了制度适应性效率对中国经济保持强劲韧性的关键作用。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性制度建设和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是经济韧性形成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