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进入数字时代，一切事物都与大数据、算法、平台、人工智能等息息相关，都与数字经济联系密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在“十五五”关键时期，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¹。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形态，成为左右国家及地区经济的关键要素。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²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革新了劳动资料，从而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变化带来深刻影响。“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³近年来，在世界信息化、数字化历史机遇下，我国准确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洞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使数字经济在我国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数字技术创新取得新的突破并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加深，数字化改造、网络化升级、智能化转变加倍提速，数据产业逐步发展壮大，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正在加快构建，使我国数字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深化东中西部科技创新合作” ⁴，明确了促进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新一轮世界范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数字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得以充分显现，数字产业对于生产水平的提升作用得以充分体现，数字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促进作用得以充分彰显。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会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境遇及实践条件各不相同而存在差异性，进而也使得各地数字经济在发展领域、方向选择、政策指引、实施方略等方面大不相同。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西部地区作为我国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关键区域，必然需要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契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来实现西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而要实现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明确西部既具备其他区域发展数字经济的普遍特征，又蕴含着西部所特有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境。通过推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来带动西部各产业换挡升级、促进西部各行业提质增效、保障西部各职业增收增益，为建设西部现代产业体系、打通西部国内循环和拓展国际循环双通道、保障西部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些既是西部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推进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形成，推进西部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近年来，学界对于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有学者也提出了一些代表性观点。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主要从战略布局、现存挑战、有力举措等层面展开。首先，有学者从构建新发展格局 ⁵和现代化经济体系 ⁶角度提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能使谋划与变化充分契合；其次，有学者分析了数字经济带来传统经济学原理悖论 ⁷、数据垄断 ⁸等风险挑战；最后，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应打造现代化数字产业体系 ⁹，推动其与实体经济融合 ¹⁰来促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西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主要从实现潜力、现实差距、政策指引等层面展开。首先，一些学者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为西部提供了新发展机遇 ¹¹，为西部带来较为显著的增长效应 ¹²，技术创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驱动了西部数字经济 ¹³，能重塑西部比较优势 ¹⁴；其次，有学者指出我国东部地区在数字化普及率 ¹⁵、数字政策重视程度 ¹⁶等方面均高于西部，且数字经济对西部促进作用较弱 ¹⁷；最后，还有学者提出加强“东数西算”协作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 ¹⁸，尊重地区间资源禀赋差异，推进区域互补发展 ¹⁹，积极培养西部产业造血能力，打造区域互济新格局 ²⁰，以数字经济匹配机制和创新激励实现不同区域平衡发展 ²¹。

现有研究对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情况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特征进行了宏观分析，而对于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仍需进一步深化的内容包括：（1）现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益处，存在发展空间，而数字经济的出现和拓展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对促进西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究竟具有哪些较为直观的价值意义？（2）现有研究虽指出了东西部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并未从数字经济的实现差异上作具体分析，如何从东西部之间现实条件差异上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做进一步比较和说明？（3）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与其他地区相比又较为缓慢，正因如此，数字经济助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诱发了哪些现实挑战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且西部地区面对这些挑战，应如何破解才能促使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从而保障西部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态势？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以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对推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价值意义、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

二、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价值意义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²²，通过“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²³。数字经济的出现为西部地区带来新的数字科学技术，数字化与产业融合能促进西部地区传统产业重新焕发生机，西部地区劳动者也在智能化背景下更易获取新的知识技能，并为其带来新兴职业岗位。数字经济使发展方式“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 ²⁴，能为西部经济提供全新增长点，为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 数字经济能够为西部发展提供技术新资源

关键科学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字经济作为在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下产生的新型经济形态，正在引起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²⁵“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²⁶。毛泽东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 ²⁷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²⁸数字经济的出现推动了生产力的革新和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 ²⁹。“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³⁰而其中又首先以生产资料中生产工具的变化为开端，“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 ³¹正是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资源的助推下使西部地区的劳动资料实现了智能化，“获得了最发达的形态” ³²，使生产工具具备了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 ³³，实现数字技术对传统劳动的深度赋能。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还使劳动资料实现灵活化，突破了过去西部地区受地理空间限制的难题，数字技术能够跨区域和平台实现对西部的协同创新和资源配置，“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 ³⁴，使西部特色产品和服务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国甚至世界竞争，降低了西部地区的交易成本，扩大了国内国际消费需求，更为有效地“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 ³⁵。同时，数字技术使劳动对象数据化，西部地区能够在新形势下利用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使其与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传统要素有机结合，提高西部地区整体要素使用效率，充分发挥数据所带来的巨大规模经济效益，且数据具备不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优势，使数据这一核心劳动对象实现对西部经济的有效驱动。数字经济为西部地区运用新的数字技术实现劳动资料更新和劳动对象升级提供了条件，使西部地区生产效率得以快速提升。

(二) 数字经济能够为西部发展提供产业新动能

数字经济作为新一代科技革命的产物，推动了产业的优化升级和融合变革。“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³⁶，信息化时代则形成了智能化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 ³⁷，使数字经济以智能化方式改变了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有了数字技术创新的支持，西部地区能够通过其他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断汲取新理念、新技能和新业态，用于促进开辟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化新路。同时，“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 ³⁸数字经济并不独立于传统产业，更在于与传统产业融合实现产业数字化。西部地区能够利用数字经济不断提升全产业链效率的优势实现西部产业顺利转型升级，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流程和新模式使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三次产业进行改造，将“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 ³⁹，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驱动西部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变革西部地区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使其在业务模式重塑、价值链优化、生产系统智能化等战略层面的深度融合，加快西部地区新旧动能转换，为西部地区传统产业带来智能化、网络化、服务化转型，还有利于西部地区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选择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催生出新的技术应用和服务，引导西部地区产业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此外，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使西部地区在市场中能找到更有利于本地区发展的优势产业，打造西部地区新兴支柱产业，提升西部地区的创新产业级别，摆脱低层次产业瓶颈，优化西部地区产业技术分工布局，提升西部地区的整体生产精准度和自动化水平。

(三) 数字经济能够为西部发展提供劳动新机遇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衍生出一系列就业形态，带来新的劳动发展空间。马克思曾指出：“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 ⁴⁰数字经济使新业态从无到有，“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 ⁴¹，使传统产业推陈出新，“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 ⁴²，为劳动领域带来新机遇。数智技术的日新月异能为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带来全新技能岗位需求，西部地区就业需求从“数量”向“技能”的转变催生出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远程技术支持等新职业岗位，“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⁴³，促使西部地区劳动者在无形中不断提升技能进行动态学习，从而增强了西部地区劳动者数字素养及人机协作能力，还能辅助增加西部地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数量。同时，数字经济还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依靠数字化平台催生出远程办公、灵活就业、平台用工等新模式。正如马克思指出：“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 ⁴⁴西部地区一大批新生代劳动者投身于网络店铺、带货直播、跨境电商等现代服务新业态，使西部地区数字技能劳动者数量飞速增长。西部地区通过经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带动西部地区的就业和创业，还能为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三、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是西部地区在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面临不少现实挑战。

(一) 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与东部地区的现实差异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领域创新性强、渗透性高、覆盖面广的最活跃经济形态，已成为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数字经济在我国东西部间因发展距离、发展区位、发展要素等各方面的差异致使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不少问题。

1.发展距离。第一，西部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起点上就与东部差距明显。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更快。东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起步较早，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技术应用和创新水平较高，数字经济的相关核心产业聚集较快，数字产业附加值明显更强，先天具备发展数字经济的良好基础，国家政策导向促使东部地区实现数字经济优先发展，聚焦数字创新及市场拓展，这些都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和率先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较东部地区依然偏低，党和国家虽接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提振西部经济提供了政策支持，但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和产业结构均落后于东部，西部地区数字技术应用滞后、数字产业基础薄弱，传统产业占比高而数字化转型能力不足，仍更多依赖于基础设施投入，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空间较大，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差距依然明显。以数字技术为例，东西部间就存在较大差距。截至2024年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已完成302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备案，其中2024年新增238款备案（见图1），我国数字技术创新再上新台阶，而这当中东部地区就占了9省，西部地区则仅有6省，且在备案数量上也明显是东多西少。

第二，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仍需经历较为漫长的过程。从整体来看，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012年的11.2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53.9万亿元，共扩大了3.8倍。 ⁴⁵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7.8%提升至2024年的10.4% ⁴⁶，增加了2.6个百分点，标志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然而，在为数字经济保驾护航的电信业务领域，对比东西部地区的电信业务总量，东部地区的绝对数几乎为西部地区的2倍，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慢于东部地区，且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电信业务总量差距仍在不断扩大（见表1）。

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商业形态，较为完整地覆盖了数字交易全流程。电子商务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充分展现出数字经济推动经济转型的巨大力量。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电子商务已成为数字经济中规模最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东西部地区在电子商务的交易活动中能够较好反映出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2023年我国各省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过万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7个西部地区省份排在全国后十位。且企业在销售额上，西部地区总体偏低，在全国排名后十位中有7个省份在西部地区，这些西部省份的销售额还不到全国排名前三位的一半（见表2）。

早在1996年，美国经济学家Tapscott Don首次提出“数字经济”一词 ⁴⁷，指出数字经济是在信息通信技术（ICT）兴起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强调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支持下的各类电子商务模式的重要性。未来，如何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是重要任务，尤其因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协同机制不健全，使在处理数字经济规模协调、发展水平趋近等方面的问题时面临全新挑战。

2.发展区位。首先，西部地区受区位环境制约，多山地、高原和沙漠等复杂地形，开发难度大、成本高，而东部地区以平原地形为主，更有利于开发，这在地理环境上限制了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其次，西部地区地理空间条件还引发东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海运、铁路、公路网络密集，无形中降低了物流成本，西部地区的交通网络密度仅为东部地区的1/5，一些偏远地区对外联系不方便，这大大降低了数据传输效率。最后，西部地区气候干旱少雨，导致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少，缺少发展人才，东部地区气候温和，为数字化应用提供了广阔推广空间和人力资源支持。由此可以看出，东西部地区之间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区位差距上呈现出地理位置的东优西劣、交通网络的东多西少、气候环境的东湿西旱、人口分布的东密西疏，东西部区位的这些表现符合我国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在这条线两侧形成了我国东西部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天然分界，以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例，2020年我国各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布（见图2）最新数据显示，东部地区省份数字经济活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明显比西部地区更高，而指数在西藏之后的省份大多为西部地区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较低，基本符合这条分界线的发展水平分布。

同时，依据工信部所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4）》，我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共分为三个梯队 ⁴⁸，数字经济交易仍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的沿海城市，且仅排在前5的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的交易量占了全国七成，同样基本遵循这条分界线的区位差异，在线两侧的省份数字经济都在快速增长，但东南侧发展明显快于西北侧。

3.发展要素。第一，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被称为是“数字经济的石油”。数据是各类数字经济活动的核心支撑，涵盖原始数据、处理后数据及大数据资源，它能通过分析应用推动决策优化和产业升级。东部地区数据资源较为集中，拥有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应用场景，而西部地区数据资源分散、产业基础薄弱。数据在井喷式增长的同时对数据分析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各个行业企业正是在大数据背景下开始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管理并将其应用于企业实际生产领域各环节。例如，亚马逊利用用户行为数据有针对性地进行个性化推荐，提高转化率和客单价格；滴滴利用海量出行数据进行实时调度，缓解打车难。截至2025年8月，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超过5.8万亿元，东西部地区在数据产业上呈现差异分布格局（见表3），东部地区拥有较好数据技术供应条件、丰富的用数市场、健全的数据产业链上下游，能引领产业规模化发展，推动各行业智能化转型和模式变革，其占比近七成。西部地区不论是在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还是数据应用方面都滞后东部地区，其转化经济效益能力较弱，数据产业规模较小。

第二，数字人才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区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不仅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还通过技术扩散、产业升级等方式，影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和资源配置。一个地区要实现数字经济的长久发展，必然需要数字人才为其提供强劲支撑。而数字人才的数量、质量及培育关系到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以数字经济专业为例，2025年全国共有15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本科专业 ⁴⁹，从排名前30的A+至A等级高校来看，东部地区高校有19所，西部地区仅有2所，且东部地区“双一流”高校更是占比近六成，而西部地区仅1所。东部地区的数字人才数量和质量均高于西部地区，此外，东部地区还通过专项政策支持数字人才培养，西部地区政策力度弱，在产学研用协同发展方面均远不如东部地区。数字人才的缺失制约了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西部地区数字职业岗位需求和吸引力都小于东部地区。依据智联招聘与北大汇丰商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国数字劳动力供需演变研究报告》，2022年1月至7月，西部地区数字职业招聘量在当地占比为10.7%，东部为14.2%，其中，北京数字职业渗透率居全国首位，占比为18.3%，紧随其后的为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 ⁵⁰。东部地区凭借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良好科技研发环境等优势集聚了全国七成的数字人才。例如，2024年苏州工业互联网人才增速达37%。而西部地区因缺乏配套科创基金、技术交流平台，西部三年内初创企业存活率不足35%，人才回流率不到20% ⁵¹，因生态短板西部地区陷入“引才难、留才难”双重困境，导致西部与东部地区分化加剧，数字化转型步伐缓慢。

(二)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⁵²在国家总体统筹布局的指引下，我国不同地区立足本地区优势和特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培育建设起不同区域的支柱型、特色型数字产业集群，我国数字经济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取得显著成就。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⁵³必须清醒地看到，数字经济发展变化速度日新月异，数字中国建设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完善的风险和困难，数字经济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面临不少现实挑战。

1.带来区域间生产水平分化。马克思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⁵⁴财富多少衡量标准已更多“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⁵⁵，科学技术加速创新演进并融入经济发展全过程，“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 ⁵⁶，促使数字经济出现在信息社会并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导致数字经济发展质量不同，带来东西数字生产水平的分化，尤其在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基础设施和技术应用水平分化。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得以发展的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 ⁵⁷。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已进入更新换代或优化升级阶段，而西部地区路网、电网、移动通信网等数字基础设施较东部完善度不足甚至还存在空白，高速网络、大数据中心数均少于东部地区，作为最大“命门”的互联网、通信网络覆盖率偏低且技术不成熟 ⁵⁸，致使西部无法满足其海量数据的传输、存储和处理需求。其次，产业结构和创新转化能力分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⁵⁹，产业结构的高低决定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 ⁶⁰，西部地区仍以资源型产业和传统农业为主，传统产业占比高而新兴产业培育不足，在产业链完整度和创新要素集聚度方面均落后于东部，无法快速转型发展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等产业，目前大多数仍以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为主，然而却时常因产业链、供应链衔接错位，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西部地区虽在近几年建立数字中心，但面临转型成本高、技术适配难等问题，使数字产业转型附加值和效率提升滞后，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平台经济，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使西部地区在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上受限。例如，西部地区因缺乏头部企业带动，导致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发展滞后，形成“东主西跟”的被动格局。

2.形成区域间虚拟行政壁垒。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区域一体化的实现，传统区域行政垄断正被逐渐瓦解，但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一体化机制仍不健全。习近平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 ⁶¹其中重要原因便是由于在市场化发展进程中无形中形成了一些不协调、碎片化的制度规则，在部分地方还存在行政干预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在地方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带来一些过度竞争和地方保护现象；在数字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新动能流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内卷式”竞争。东西部地区间所存在的分割保护和行政壁垒，都会严重影响区域市场化程度和资源要素配置效率。首先，形成数字市场壁垒。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起步晚，西部企业无法瞄准发展先机，且缺乏地方政府提供的数字经济专项资金等多元支持。在市场层面不论是东西部地区间还是西部地区内部，地方政府有权通过特殊行政审批、检验检疫标准等方式为本地数字企业提供支持，有时政府与企业还形成利益联盟，通过特殊关系为本地数字企业获取更多资源和市场机会，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而对外地数字企业则通过行政命令或隐性规定，限制本地单位与外地数字企业合作，或要求优先采购本地产品和服务，为外地数字企业设置市场准入障碍，且往往难以通过正常渠道申诉。其次，形成要素配置壁垒。西部地区属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低谷，与东部地区引领数字经济发展前沿的地位无法比拟，因此在要素配置上东部地区本就具有先天优势，而且东西部地区间和西部地区内部的地方政府都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技术、劳动力、资本等各类数字经济生产要素价格，为本地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使其获得竞争优势，一些地方政府会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标准向本地企业提供土地和融资支持，而对外地企业则采取较高标准。最后，一些东部平台企业因拥有高数智技术控制权，西部企业无法在技术上与其竞争，这使东部平台企业很可能会利用市场和技术优势，以算法偏见、算法垄断等方式通过数据垄断形成“虹吸效应”，限制或束缚西部企业的发展，加剧了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

3.诱发区域间泡沫投资风险。数字经济扩大了西部地区的投资规模，加快了西部地区资金的流动，推动了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促进西部数字经济繁荣的同时还带来潜在的投资风险。习近平强调：“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⁶²只要在经济领域投资，必然具有不同程度的风险，且数字经济发展相比传统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更强、风险更大。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投资存在潜在风险，这些风险一旦出现，将给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第一，可能诱发资源错配风险。西部地区部分企业盲目追逐数字经济投资热点会造成过度投资概念性项目，使企业无法真正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同时，数字经济在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存在投资信息差，西部地区在前期投资的数字基础设施需进行不定期升级和维护，设备和技术更新迟滞会导致投资贬值，使西部地区在数字技术关键应用上落后于东部地区，加剧了资源的错配风险。西部地区在发展数字经济的体制机制和法规政策较东部不健全，政策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数字投资收益，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第二，可能诱发金融市场风险。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未开发领域，可投资空间巨大，若政策过度宽松或监管滞后，则势必导致资本无序扩张。“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 ⁶³，数字经济与虚拟资本相结合，在金融市场中将形成数字虚拟资本，为追求高额利润会使其主动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高估值行业流动，促使西部地区出现流动性风险，资本过度集中于头部企业或领域的投机行为极易引发连锁反应，致使西部地区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影响西部地区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

4.影响区域间收入分配公平。马克思曾提出：“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 ⁶⁴正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形成了全新生产关系，对劳动者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也对劳动者收入分配公平带来影响。数字经济在西部地区的发展虽增加了西部就业机会、提升了西部人力资本，但数字技术进步使西部出现数字鸿沟和平台资本剥削，而分配所具有的“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 ⁶⁵，使西部地区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首先，数字鸿沟影响收入分配公平。对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早，数字化岗位数量和质量均占比高，西部地区劳动者数字技能较弱且储备不足，数字化转型速度慢，极易被人工智能这一“工人本身的竞争者” ⁶⁶所取代，面临更高失业风险，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同时，社会越来越需要的是“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 ⁶⁷，西部地区在数字技能培训和在线教育资源获取上均落后于东部地区，东西部在教育的条件、理念和体系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西部地区数字技能培训资源相对匮乏，难以紧跟数字化就业要求，引发收入分配差距。此外，西部地区的数字政府服务水平偏低，在电子政务、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普及率远不如东部地区，影响各项政策更好、更快、更便捷地惠及全体人民。其次，平台资本影响收入分配公平。数字平台的出现使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失衡，正如马克思指出：“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⁶⁸平台经济通过数据资本化和垄断扩张，促使财富都聚集于平台资本，“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 ⁶⁹，造成资本集约化和劳动碎片化的分配失衡。西部地区劳动者收入水平原本就低于东部地区，平台资本的肆意扩张更削弱了西部地区所具备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而增加了西部地区劳动者收入的不确定性，使西部地区劳动者收入增长滞缓甚至降低。不仅如此，平台资本扩大了东西部地区在资源分布和产业结构上的差距，东部地区劳动者在良好的数字经济基础和活跃的金融资本条件下能通过弹性工作获取更高收入，西部地区则由于数字产业转型较慢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而使劳动者收入不稳定且缺少相应的保障。

四、促进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数字经济正左右世界经济发展动向，影响世界格局发展走向，决定世界进步发展方向。习近平指出：“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我们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和可能，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 ⁷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⁷¹。西部地区作为我国占地面积最大区域，“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 ⁷²。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仅决定了西部能否抓住新一轮数字技术机遇实现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关乎我国能否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统筹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目标。马克思曾指出：“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且“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 ⁷³。因而，应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 ⁷⁴，健全区域间统筹规划发展机制。同时，西部地区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抓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 ⁷⁵，探索符合西部地区实际并适应整体发展需要的差异化创新发展路径，用好数字经济在西部地区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来“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 ⁷⁶，这对于优化我国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促进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深化产业转型、推动资源流动、规范资金投入、优化分配政策来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这有利于更加“扎实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⁷⁷。

(一) 深化西部数字产业转型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⁷⁸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多维产业转型实现突破。

其一，强化基础设施。要“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 ⁷⁹，加快补齐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弱项。有了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西部地区才能更好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因而，必须首先增加“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⁸⁰建设投入，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战略建设布局，深化西部与其他地区的基础领域协作，强化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⁸¹。例如，“东数西算”作为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战略工程，在西部地区布局数据中心、算力网络等基础设施，形成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在规模、技术等方面推动西部地区实现新发展新变化。未来，应按照《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不断夯实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建设数字西部。

其二，升级传统产业。习近平指出：西部地区“要立足功能定位和产业基础，做强做大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⁸²为加快西部产业发展变革，统筹规划“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 ⁸³，建立起区域间紧密联系的创新关系，打造出区域间密切连接的创新链条，建设成区域间优势互补的创新城市，使西部有效利用前沿信息技术进行生产和服务。应“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⁸⁴。必须改变西部数字经济跨区域产业协同水平较低现状，应强化西部与其他地区共建产业协同互助机制，创新完善跨区产业转移建设运营模式，鼓励转出地和承接地进行合作共建。加强对西部地区地方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宏观分类指导，优化创新资源区域配置，通过“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⁸⁵健全西部传统产业升级体制机制，从而加快推进西部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以智能制造加快西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 ⁸⁶，促进西部地区各类型产业迭代升级和提质增效，有效推动“核心技术成果转化” ⁸⁷并及时与西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壮大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

其三，促进数实融合。西部地区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还应“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 ⁸⁸。西部应抓住战略机遇，通过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等加快西部地区产业化应用，尽可能使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覆盖西部产业，推动人工智能为西部地区各行业赋能。在国家培育产业集群、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带动下，西部地区有机会围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通过政策扶持和技术突破构建关联产业链，与其他地区企业开展有效合作。

(二) 推进西部地区数字资源流动

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必须打破地区分割保护和虚拟行政壁垒，“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⁸⁹才能减轻其对西部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

其一，统一市场准入。“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 ⁹⁰，推进在各地区之间及西部地区内部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制度规则，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突破地区封锁，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数字地方保护和虚拟区域市场壁垒，打破各地小循环，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区域市场一体化为引领，“加快形成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体系” ⁹¹，通过不断完善准入制度、整治不良竞争、“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 ⁹²数字环境，为西部企业参与全国数字经济市场竞争提供更大发展活力和动能。同时西部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 ⁹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⁹⁴以新疆为例，可借助其地理位置优势，将其打造成为我国联通中亚直至欧洲大陆的数字贸易新窗口，建设成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以此来不断扩大我国数字贸易投资合作“朋友圈”，提升数字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保护水平，有效推进区域和双边数字贸易投资协定工作，统筹做好开放和安全，逐步建成我国西部对外开放的新“深圳”。西部地区应以数字经济为机遇“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 ⁹⁵，实施用好《区域全面经济货币关系协定》，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完善西部地区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布局，提升西部互联互通水平和重要通道支撑保障能力，通过“创新发展数字贸易” ⁹⁶有序扩大西部地区数字领域对外开放，发展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从而使西部“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⁹⁷，不断提升西部整体对外开放水平，在西部地区建设“二十一世纪数字丝绸之路” ⁹⁸。

其二，加快要素流动。要素资源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建设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才能畅通西部地区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渠道，促进各类要素资源融入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提升西部全要素生产率。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消除制约西部发展的要素区域壁垒，扩大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范围，完善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市场产权和交易规则。通过加强西部与其他地区跨区域创新规划、政策协同，“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⁹⁹，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¹⁰⁰。通过强化数据要素“高效、便利、安全” ¹⁰¹跨区跨境向西部地区的流动来“共同完善数据治理规则” ¹⁰²，搭建基础条件共享平台，“促进数据共享” ¹⁰³，构建跨区域的产学研协同载体。除数据要素外，还要加快推动各类要素在西部自主有序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促进技术要素市场有序发展，健全协同创新机制，完善区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有序扩散，鼓励不同区域科技信息向西部地区流动，打造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优化区域人口流动机制，规范劳动力、人才跨区域流动秩序，加快完善人才区域流动制度，加强人才在不同区域间流动竞争的监管，减少西部地区人才流失。促进西部与其他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的人才协调发展，深化区域人才协作，防止人才过度流向东部地区，防止中心城市的人才“虹吸效应”。西部地区应用好本地区禀赋优势，增加西部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利用数智技术，通过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来提高对各类型人才的承载能力。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西部流动，能从更大范围获取吸收发展数字经济的资源，更好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要素资源、驱动价值创造的作用，促进西部数字经济高效发展。

其三，均衡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反映了一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要通过发展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等手段来健全西部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模块，“深入推进信息惠民” ¹⁰⁴，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服务在供给、分布、可及性等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提升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和经办管理服务” ¹⁰⁵，加快构建西部与其他地区融合联通发展新模式，统筹跨区域异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健全区域利益补偿机制。推动建立跨区域合作的收益共享成本共担机制，通过大力普及各类信息化服务来缩小数字鸿沟，“在互联网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¹⁰⁶，形成完整覆盖政务、医疗、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体系，推进西部基本公共服务科学布局、均衡配置和优化整合，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为西部人民群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 ¹⁰⁷，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健全西部数据基础支撑，加强新技术应用，与时俱进推动人工智能在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各个领域加快普及、深度融合。同时，合理提高财政支出占比，构建多元供给格局，加大西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力度，助力西部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三) 规范西部数字金融发展

习近平指出，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¹⁰⁸。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投资交易除面临传统风险外，还与虚拟金融市场联系紧密，西部必须重视并加以应对。

其一，建立信息平台。针对数字投资信息不对称，可建立跨区域信息共享平台，整合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多维数据，加强西部与其他地区政策协同和信息共享，健全区域创新发展监测评价体系，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区域配置，通过大数据模型分析研判，提升投资信用评估率，避免“内卷式”竞争和同质化发展。同时，依托国家数字经济试验区建设，推动跨区域数字金融合作，共享数字化经验。

其二，增强风险管控。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 ¹⁰⁹而“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 ¹¹⁰，数字经济在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种网络乱象对市场秩序、社会信任和发展活力构成全新挑战，为保证数字金融安全规范，应通过强化西部数据和网络安全防护来提升整体数字金融监管水平，降低区域投资技术风险，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安全综合治理，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同时还应完善西部地区数字领域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来“加强人工智能治理” ¹¹¹，坚持促进创新与依法并重，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提高西部地区对数字治理的敏捷性、适应性、预见性，在安全合规前提下为数字技术留足发展创新空间，不断释放活力，建立健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风险防范机制，建立区域间全流程的风险防控体系，提高新兴数字领域安全水平，从而为数字金融创新提供安全保障。

其三，提供方向指引。“金融机构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和竞争力” ¹¹²，通过建立“一把手”负责制和统筹协调机制，强化数字技术支撑，为尽可能降低数字资源错配风险，应加强对地方投资和融资于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的宏观指导。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引导更多资金精准赋能西部的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合理发展科技创业投资，在西部建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入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投资，降低西部科技产业投资回报不确定性；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为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服务；西部应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有组织复制推广好经验好做法，降低发展路径选择不确定性和全社会成本，更好为西部企业和金融机构战略转型提供发展方向指引，推进数字技术在科技、绿色、普惠、养老等金融领域开展数字化服务创新，提升西部地区金融服务质效，形成布局合理、协调联动、作用凸显的西部发展新格局。

(四) 优化西部数字分配政策

习近平指出：“要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¹¹³西部地区受限于数字鸿沟、产业结构单一及技能短板，劳动者在数字收入获取上差异显著，且增长动能不足，应当引起重视。

其一，提升数字技能。“消除不同收入人群、不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努力实现优质文化教育资源均等化” ¹¹⁴，构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 ¹¹⁵。完善西部地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协同工作机制，以数字科技创新的最新需求为目标导向，通过整合全国职业院校资源，为西部劳动者开设“数字认知素质+专业数字技能”课程，重点强化数据分析、电商运营、直播带货、远程协作等高需求实操技能。同时与优势企业进行结对帮扶，鼓励各地企业通过远程实训、项目制合作等方式，将数字技能培训与就业机会直接对接，实现培训即就业，缩小西部与其他地区数字能力鸿沟，促进西部数字分配公平。

其二，完善保障制度。推动数字平台对平台劳动者建立算法透明评估机制，公开数字收入分配逻辑，避免算法歧视导致收入分配不均。将协商机制嵌入平台，推动西部平台企业劳动者代表参与工资协商，通过数据化手段实时监测工时与收入底线，确保收入分配规则兼顾不同区域发展差异。同时明确劳动者对数据生产要素的产权归属，建立数据贡献与收入分配关联机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劳动者对自身数据贡献的量化评估，在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分配时兼顾公平。

其三，推进优势互补。通过其他地区产业转移带动西部地区数字化就业，在西部地区的农业、文旅等传统产业领域建设“数字+产业”融合平台，孵化西部特色数字产业，建设西部地区优势数字产业集群；提升西部品牌知名度，推广西部地区代表性产品和服务；打造西部贸易内陆港，拓宽西部地区对外流通交易通道。通过多种形式将西部本地资源转化为数字收入来源，增加西部地区劳动者收入。在西部中心城市布局数据标注、内容审核等数字产业吸引其他地区企业来西部设立分部，通过税收优惠与用地支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创造就近就业机会。同时建立人才双向流动通道，其他地区企业向西部输出管理经验与订单资源，西部为其他地区输送劳动力，形成优势互补循环。

五、结　语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化态势，东部地区以技术优势率先实现数字经济创新驱动发展，而西部地区则以产业承接为主要方式，逐步发展到开始依托技术进行数字产业转型。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来源于发展的距离、区位、要素等客观条件，同时在发展中西部又面临一系列挑战，必须引起重视，并加以应对。数字经济的出现给全世界都带来深刻改变，其发展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掌握发展主动权。西部地区应紧紧抓住数字技术变革机遇，在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从而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开创西部经济发展新局面，构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1《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4日，第1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4页。

4《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人民日报》2024年4月24日，第1版。

5顾海良：《新质生产力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拓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

6顾海良：《现代化经济体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集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6期。

7刘洋：《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乘数逻辑：上云、用数、赋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裴长洪、倪江飞、李越：《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财贸经济》2018年第9期。

8程恩富、余晓爽：《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垄断与掠夺路径分析》，《理论月刊》2023年第9期。

9张雷声、韩喜平、肖贵清等：《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5期。

10韩文龙、晏宇翔、张瑞生：《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3期。

11张倩、任保平：《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状态、路径与政策》，《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12石碧华：《数字经济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视野》2022年第10期。

13丁志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1期。

11叶堂林、刘佳：《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范式变革的新逻辑——基于新空间经济学“4D”的分析框架》，《学海》2025年第4期。

12史丹：《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趋势的演变》，《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

13师博、常青、张良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演进与理论研究脉络》，《技术经济》2022年第8期。

17杨文溥：《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18孙久文、张泽邦、殷赏：《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征与战略选择》，《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

19王延隆：《数据要素化：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数据治理的功能、困境与变革》，《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钟业喜、吴思雨：《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困境、机理与对策》，《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20李兰冰、刘秉镰：《“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展望》，《管理世界》2020年第5期。

21荆文君、孙宝文：《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学家》2019年第2期。

22《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

2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8页。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3页。

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6页。

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3页。

45数据来源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46数据来源于“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国家数据局。

47Tapscott Don.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New York: McGraw-Hill,1996.

48其中：第一梯队包括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天津、福建、湖北和四川；第二梯队包括重庆、河南、河北、安徽、山西、江西、湖南、辽宁、陕西、贵州、吉林和黑龙江；第三梯队包括内蒙古、广西、宁夏、海南、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和西藏。　

49参见：软科官网 https://www.shanghairanking.cn/rankings/bcmr/2025/ 020109T，访问时间：2025年9月20日。

50参见：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21228/ 480c3cafcdab40428559de590399ddc1/c.html ，访问时间：2025年9月20日。

51参见李廷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呼唤》，《中国人才》2025年第5期。

5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5页。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页。

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5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2页。

58参见《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08页。

59《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4日，第1版。

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6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5页。

6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7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2页。

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页。

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页。

7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8页。

71《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4日，第1版。

72《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人民日报》2024年4月24日，第1版。

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

74《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4日，第1版。

7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76《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8页。

7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

78《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4日，第1版。

7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

8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6页。

8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7页。

82《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人民日报》2024年8月24日，第1版。

8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

84《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年版，第121页。

85《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45页。

8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47页。

87《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页。

88⑪《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1页。

89《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

9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

91《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

9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81页。

9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04页。

9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

9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

9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

97《习近平向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人民日报》2021年8月24日，第1版。

9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08页。

99⑪《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34页。

100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

101⑬《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11月18日，第1版。

102⑭《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67页。

10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2页。

104《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5页。

10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

106《习近平向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人民日报》2023年11月9日。

107《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8-19页。

10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8页。

10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163页。

1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97页。

11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

1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182页。

1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8页。

114《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

11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9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