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1这不仅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力，也说明领会新质生产力就需要对上述先进生产力作出基于新时代的反思。切近的研究对象指向“新质生产力”，一方面缘于它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具有的重大作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2或者说“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3另一方面缘于对先进生产要素的通常认知，即以新技术的发明及普遍应用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要素往往会带来生产方式、创新发展模式、增长速度等方面的革命性变革。一句话，讨论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萝卜快跑”等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要素，与讨论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社会作用等内容并不是一回事。工业革命时期的新机器、新技术也相当于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但恩格斯强调“这种工业变革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
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样指出，“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
5斯蒂格勒关于数字化生存困境原因的讨论最终归于数字技术的反思，也引起了诸多争议。
6可见，伴随时代变迁出现的先进生产力，与在此讨论的新质生产力并不能直接等同，从理论基础等方面将二者区别开来具有必要性。
国内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维度的研究态势。程恩富和罗玉辉在讨论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一致性时提出要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四主型”经济制度的观点；
7周文在论述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时，强调“新质生产力”与西方已有生产力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注重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8张桂芳和肖平基于马克思的自然力理论讨论了“新质生产力”作为“无形质”的内涵、效应及当代价值，并指出数据要素作为“无形质”能够促进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三者的有机转化；
9吴越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认为新质生产力具有高创新性、可拓展性和高融合性等特点从而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能；
10姜海波从经典文本考据入手论证了马克思阐发生产力概念的思想史历程，并论证了生产力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11武艺扬等基于生产力的二重性理论视角提出要形成同数字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12马拥军通过论证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关系，论述了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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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价值等内容时，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1）以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一致性为视角的研究，在涉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时，资本要素参与并形成的分配方式如何进一步体现和维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2）在自然力、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论述线索中，如何进一步论证资本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历史进步性，以及与新质生产力的本质不同？（3）在新质生产力、数字技术乃至高新技术等构成的研究视域内，如何进一步说明服务于资本本质的先进技术，与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根本不同？在进一步论证新技术、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工业革命时期的先进生产力何以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2）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质生产力对资本的社会权力的超越与发展；（3）新质生产力超越资本的社会权力的现实意义。
二、工业革命时期的先进生产力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内在关联
无论以何种视角与范畴来概括说明生产力的基本内涵，都不能脱离如下表征：（1）生产力的主体总是指人或者自然人的能力，而不是指诸如虚拟主体或人工智能的能力，这是相对于人类自身生存以及满足物质生存需要的活动而言的；（2）生产力的对象总是指向自然物或者客观之物——能够满足人类生存或物质需要的某种自然属性或使用价值，这是虚拟之物或理性之物不具有的属性，诸如诗意地栖居或生活在“谷歌地球”等观点；（3）就基本内涵来说，生产力既包括人自身的生理因素——自然力，也包括自然力——体力和脑力——的延伸，如以新技术、新机器的发明使用为代表的内容。马克思曾就此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14即生产力总是有它的“自然基础”，“最初本身不可能是生产出来的”，或者说不是“生产的结果”。
15人以其体力作为有机条件实现对自然物作为无机自然条件的直接占有，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活动，即劳动的主客观条件的直接统一。如果说人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使用价值，即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则是“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
16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又以何种方式来实现呢？
(一) 生产力内涵的时代叙事
所谓生产力内涵的时代叙事，主要是指生产力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增加新内涵。在马克思看来，以往政治经济学理论基于自然永恒以及人与自然界关系的所谓永恒性得出了生产永恒的错误观点，以至于按照这种观点，生产的无机条件都可以作为劳动者拥有的资本而存在，甚至据此可以得出资本永恒的错误观点。
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叙事及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在批判政治经济学资本永恒的错误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他们就从自然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
17同时也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成为复杂劳动，原因就在于先进生产力要素的不断出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着力论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征，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现代转向”，即从自然经济时代的自然力等要素转向以现代技术、机器等为代表的先进要素的过程，不仅成为生产力内涵的时代叙事重要组成部分，也说明在以下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二，自然力的发展及其界限。马克思用“劳动本身的自然力”或者“人类自然力”
18来表示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条件。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为满足物质生存需要，人总是以自身有机体或者自然人的生命力为条件作用于自然界，从而把劳动过程表现为人的目的，表现为劳动的主客体的直接统一，或者说使用价值生产就是这种统一的直接目的。在自然条件——自然力的界限内进行的劳动过程大致表现为：“人类劳动只要用在化学的物质变换上（在农业中），并且部分地还用机械手段来促进这种变换，或者用在生命本身再生产上（畜牧业），就能获得剩余产品”。
19政治经济学正是以这种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以人的勤劳程度来衡量财富的积累，在把生命有机体视为工人的资本等话语体系中来界定财富的来源及其分配——在他们看来，自然力的大小及劳动时间等因素直接关系着财富积累的数量。换句话说，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人作为自然力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材料，据此甚至可以说工人作为自然力的所有者可以直接成为资本家了。
但显然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东西哪怕纯粹是由自然界提供的东西，“也必须先通过某种活动被占有”。
20这种活动反映的是人与自然或者人与物的关系，而从事这种活动的能力就是生产力的内涵所在。究其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学不懂得这种活动不会因为自然界的永恒性而具有永恒性，进而这种活动的能力——生产力也不具有永恒性，诸如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对象等都会随时代发展而处于变动中，且具有社会历史性。任何超越自然力与自然物的新生产要素，只要能够证明生产力有所提高，就可以被称为与时代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力。当自然力的生理极限达到临界点，当生产目的不再是人本身，使用价值生产也就历史地被价值生产所取代；与之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突破了自然力的界限，劳动的主客体的直接统一就会表现为分离乃至对立并把生产力发展推向下一个社会历史阶段。
第三，资本开启的现代生产与先进生产力的相应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作为现代生产的开端，必定在自然力的界限外开启新的样式，这种样式既包括劳动本身，也包括劳动条件、生产要素及其实现的生产力跃升等内容。现代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是从重新界定资本的本质开始的，这一理论任务的完成者是马克思，由此显示出马克思批判理论在对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态度上表现为彻底的颠覆与超越。针对资本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有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21马克思也正是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重新阐释资本本质，进一步论述了资本与先进科学、机器与设备，毋宁说先进生产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提示着：资本成为现代生产的开端，并不是从劳动者的自然力及其劳动成果的积累直接转化而来开始的，而是由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开启的。这一转化的大体步骤在于：（1）农业劳动者以其自然力从事纺织等手工工业生产活动，收购产品的商人不提供任何工具和生产生活资料，但劳动者依赖于商人的收购并只能为他生产。商人据此获得了对劳动者及其自然力的支配权，甚至连“把产品出卖给商人的那种假象也消失了。”
22（2）商人从最初不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到通过购买他们的劳动，剥夺对劳动工具和产品的所有权，最终导致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劳动工具以及自身自然力的支配权一并由商人支配，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同时，商人也转化为资本家。资本开启了大工业的发展起点，而“它（大工业——作者注）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23资本的世界历史由此生成，促使自然科学、先进机器等生产条件成为资本的先进生产力并受自身支配。
第四，资本与先进生产力的内在关联。在超越自然力并获得先进生产要素过程中，资本也拥有了对先进生产力的支配权，在开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史的同时，使资本与先进生产力有了内在关联，即资本以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把先进生产力各种要素纳入自身生产体系并服务于自我需要。资本增殖的无限性作为本质属性却无法实现自我增殖，必须依赖“活劳动”作用于“死劳动”而实现，这说明资本控制生产要素不是根本目的，而是要通过这种控制力将其作为自我增殖的必要条件。新技术的发明、新机器的制造以及新生产要素的应用，都标志着先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必须在资本支配下服务于资本增殖活动。一句话：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资本必然“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
24并为自身服务。
总之，讨论先进生产力的时代内涵，不能仅限于讨论新生产要素本身，更要讨论先进生产力“为谁所用”以及“目的何在”等问题。马克思指出，“单是科学……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
25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不是自然进化论意义上的产物，而是现代生产从而资本控制下的生产对已有前提不断变革的产物，是资本为自己再生产设定的前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是直接表述为“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
26在生命有机体和自然力、劳动时间与时长等因素具有有限性前提下，资本的流通速度也总受限于这些条件，要突破这种限制，就必须在自然力等生产要素界限外发现并利用先进要素，由此也构成了时代叙事中的先进生产力及其内涵发展。
(二)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批判性阐释
机器作为自然力或者手工业生产条件的否定力量，成为社会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新型要素，甚至直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却为何成了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目的和结果，从中可以了解马克思的理论立场。
借回答“穆勒之问”的契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应用机器“不是为了减轻或缩短工人每天的辛劳”，
27而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目的。（1）机器的采用不等于工人劳动时长的缩短。机器是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从而资本发挥社会支配权的结果，在应用于社会生产时不是为减轻工人的负担或缩短他们的劳动时长，而是为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需要。（2）机器的采用的确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缩短单位商品耗费的必要时间，但问题在于劳动时长不变的前提下，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就意味着劳动者受剥削程度的加深乃至达到自然力的极限。马克思用“浓缩劳动时间”
28来概括这种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贪欲，机器则为实现资本的贪欲提供了条件。（3）机器与自然力的根本不同，在于机器是“制造出来的生产力”，
29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关涉效率与时长等要素，都不能遮蔽机器作为不变资本的存在，从而使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具有“合目的性”的内在属性。“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
30与其说机器是自然力的延伸，不如说加重了对劳动者作为自然力的剥削与控制。马克思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作出了批判性分析。
第一，在“更少的人”和“更短的时间”语境中，采用先进机器对工人意味着什么？机器或技术越先进，商品生产就会使用越来越少的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也随之不断减少，等于说“制造一种产品使用‘更少的人’和‘更短的时间’”。
31资本控制的生产资料越集中，就会促使更多机器和新技术被制造出来并广泛应用；相应地，机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服务于资本的本质需要。一句话：机器是资本的机器，作为机器操控者的工人，无论工作日的时长是多少，都无法改变从属于机器或者资本的事实，无法摆脱在资本支配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受雇佣地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及社会影响：“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32把机器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乃至资本主义雇佣关系联系在一起，就能在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逻辑线索中把握机器的本质，进而得出关于人——机器——社会化生产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果人以自身自然力为工具可以称为“人的工具”
33并显示出人支配工具的主动性，那么机器作为“结构的工具”
34代替“人的工具”的过程，既是机器摆脱人的控制并具备独立性的过程，也是机器获得它的技术基础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过程，继而开启机器对人的统治，或直接说资本通过控制机器完成对人的统治过程。雇佣劳动、机器已从属于资本，科学与技术的状况亦是如此。
第二，资本支配机器提高劳动效率是手段不是目的。先进机器的使用有赖于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机器效率同样如此。机器效率的提高，不是仅仅在机器与自然力之间作出比较，更是指机器耗费的劳动与它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这就提示着机器代替人力，与机器代替手工工具存在根本不同：机器代替人力却不能抛弃人力，反而是人的“活劳动”成为剩余价值的直接来源。可见，资本剥削的对象是劳动者而不是机器，但机器作为先进生产力要素或提高效率的手段，必须与劳动者一起受资本支配并服从资本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以英国人在美国大力推广机器的使用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恰恰是英国这个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
35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是提高机器效率的重要条件，谈论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与谈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同一个过程，说明机器是资本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是资本社会权力的体现者，科学与技术也是如此。我们又该如何审视这些先进生产要素的社会影响呢？
(三) 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与资本的世界历史的内在关联
讨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与资本的世界历史之间的关联，就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视角，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界限或局限性进行再检视。资本开创大工业从而开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史，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先进生产力各要素纳入资本的支配范围并使用的过程，这与资本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是一回事。资本为何要不断制造新的生产力或者先进生产要素？是类似于自然进化论般的发展必然性所致，还是要服务于人类普遍根本利益，或者服务于自我增殖的内在本质？前述分析全部指向资本本质这一点，究其根源就在于资本的世界历史进程一旦停止，或者说资本一旦停止增殖运动，最终会导致资本退回到它的原初状态——货币那里了，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着力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
36的根本原因。当然这里的货币并不是只具有购买力且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一般等价物，而是特指在此基础上转化为支配一切生产资料并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起点的资本。大工业之所以能凭借对先进生产力的应用成为手工业和自然经济的否定力量进而呈现出它的现代化特征，就在于资本不断使用先进生产力的各种要素并推动生产发展。换句话说，只要是被资本支配并普遍应用到生产过程中的任何先进生产要素，都可视为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
第一，要肯定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社会进步作用。就像工具机代替自然力并显示出生产力的先进性一样，科学、技术、机器等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要素，在促进资本的世界历史发展方面显示出它们的先进性。可见，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及其具体要素在推动资本的世界历史进程与发展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也正是在前述先进生产力各要素的推动下，资本的世界历史的敞开状态就在普遍交往、世界市场、全球贸易以及“建立了现代大工业城市”“城市战胜乡村”
37等方面表现出来。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在促进资本的世界历史发展，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经济与贸易全球化、城市化与世界市场发展等方面，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要看到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对资本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利影响。马克思在谈到先进生产力对资本的世界历史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同时，一并指出，“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失”。
38先进生产力在推动经济发展与财富创造的同时，也产生了整个无产阶级。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曾指出，“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
39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以新技术、新工具、新要素的时代内涵体现出来，但复杂生产往往需要更广泛的分工来完成这一点也充分说明，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从事这种生产。“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40新生产力的发展、旧社会关系的破坏、新社会关系的生成由此呈现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无产阶级伴随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出现与资本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诞生，使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新内容。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以机器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劳动一开始并不是雇佣劳动，只有在进入资本的世界历史时才转变为雇佣劳动，这说明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催生了以雇佣劳动为生存方式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与资本的世界历史的内在关联，既有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一方面，也有生产贫困与阶级对立的一面。这如同马克思所说，“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
41马克思在批判韦克菲尔德的殖民地理论时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42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适应的生产条件，与雇佣劳动的发展程度是同步的，这就使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要素、资本的世界历史以及资本的社会权力均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象。马克思不仅批判地指出了资本的生产界限以及在超越这种界限之外如何使生产力守纪律，还进一步指出资本并不是发展生产力的绝对形式。在资本界限之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条件在于何处？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超越
讨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质生产力，目的在于推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完成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43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思想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必然结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就需要把新质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既有利于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又有利于理解新质生产力在何种程度上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马克思批判地指出，“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44生产关系的对抗性乃至社会整体的撕裂状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格格不入，这说明先进生产力乃至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不等于新质生产力，同时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质生产力，必须科学合理地处理好与资本的关系，既要超越资本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又要合理发挥资本作为社会力量的建设性。接下来问题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质生产力如何处理好与资本的关系？
(一)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质生产力基本内涵说起
这里的新质生产力不是泛指任何时代新生的生产力，而是特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是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45领会这一内涵，从而把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区别开来，本文力图从以下几方面尝试展开。
第一，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但先进生产力不等于新质生产力。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现代科学、先进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是资本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起点的产物和表现，并使科学与技术服从资本，因为资本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界限内，资本不仅拥有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还拥有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把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本质充分体现出来，“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
46资本创造出的先进生产要素，在资本这一“工业的司令官”
47统一支配下，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从根本上表现为满足资本无休止自我增殖的欲望，且这种欲望随着资本主义先进生产要素的发展而趋于加强，因为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满足这种欲望，最终把不断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变为“资本的生产力”，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理念与生产目的产生了根本区别。
第二，新质生产力是超越了“资本的生产力”的先进质态，是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基础上，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相一致的先进生产力。一般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主要内容，生产力尤其是就简单劳动来说往往包括三要素，但新质生产力强调“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就等于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三要素”思想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要素间的优化组合与跃升的观点，尤其是借助先进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而生成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在资本的社会权力支配下，劳动者作为生产要素不仅处于资本社会权力的控制之下，更是把人转变为工人、把劳动转变为雇佣劳动，最终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作为生产要素从属于“资本的生产力”从而失去了劳动的主体地位，并沦为雇佣劳动的主体，新质生产力则重新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
新质生产力注重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特别是在消灭资本对一切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的前提下，从总体上实现了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状况，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资本，连同其他生产要素都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本质及生产目的，已经实现了超越资本的控制或者“资本的生产力”，并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共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而努力。简单地说，资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是党领导下的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4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事业，党的领导取代了资本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从根本上保证了新质生产力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垄断或私有资本。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新质生产力或者技术创新性突破，植根于社会主义本质或直接说服务于“人民至上”，而不是服务于“资本至上”。
(二) 新质生产力超越资本社会权力的可行性分析
所谓超越资本社会权力，是指在消灭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消解资本对一切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质生产力超越资本的世界历史——资本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的现实性可从以下方面得到启示。
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来看超越资本的社会权力的可行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就是资本发展的界限，这个界限随着资本扩张表现为劳动力、市场、利润、生产要素等发展的极限，从而使市场与空间、全球化与全要素生产、技术进步与增长的本质等成为学界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在阐释资本的发展程度时指出，“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
49一般来说，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越发达，以至于以全球化名义将利润增长的空间扩大到最大化程度，但马克思为何得出资本的发展性却成了发展本身的界限或限制呢？
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分析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
50并指出，资本增殖的本质就在于剩余价值的积累，这就等于说剩余劳动界限的确立与必要劳动界限的确立是一个过程，这就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下述状况：一方面，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确立了无限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势，另一方面，“它又驱使生产超出了任何界限”
51——也就是上述提及的各要素承受的极限。最终，资本即便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也不能满足无限增殖的内在要求，资本必将被自己无限制追求的东西否定并吞噬，资本的世界历史结束与资本私有制的消灭是一回事。同样地，“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同时就是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
52当生产不再区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价值生产就还原为使用价值生产，雇佣劳动还原为劳动，剩余价值就还原为剩余劳动，资本本身不仅仅要还原回货币，甚至在使用价值生产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货币本身也一并走向消亡，这就为新时代新质生产力超越资本控制力的界限提供了可行性。
其次，以对立统一规律为视角的分析。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方面，在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进程中，促使事物向相反或下一阶段完成质变。资本内部也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方面，即前述所说的阶级性剥削性和社会建设性。如果资本仅具有阶级性，且把剥削与压榨发挥到极致，甚至用近乎摧毁生命存在的方式维持劳动者的生命存在，“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
53就等于说资本是静止不动的，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实际上，资本内部包含的上述双重属性及其力量也处于此消彼长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初，社会生产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导，就劳动时长与效率、生产力水平与财富分配等具体方面来看，必要劳动时间高于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利润远高于工人工资，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状况呈现普遍状态，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概念将这一状况阐释出来。但只要承认资本支配下的社会生产具有社会历史性，也就预示着这种局面会逐步发生改变。
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社会生产逐渐发展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应用使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剩余劳动时间增加，而资本集中或垄断资本的不断发展，促使资本越来越成为生产的限制——历次经济危机的来临都是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都由于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
54资本的没落实际是指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的没落，作为过渡点的资本必定会回到它的起点，一并消灭的也包含资本本身。资本走向自我否定的同时也必然失去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支配权和控制力，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尽头则表现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在场性。
最后，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为新质生产力超越资本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提供现实基础。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不能回避资本的作用，因为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或重要力量仍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挥重要作用，而不是作为要彻底消灭的对象，即便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也有正确对待资本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国内资本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先动买办资本……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这一时期的资本在中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如何呢？“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
55如此一来可以达到以下效果：无论是消灭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还是改造民族资本，都是要从根本上消灭资本控制一切生产资料的社会权力，把这种权力收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同时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基础转变为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上述所说的“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之根本所在。资本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绝对支配权，再加上公私合营的管理与经营方式，资本拥有的仅仅是一定限度内的经营权。消灭垄断资本社会支配权的过程，就是消灭资本支配一切社会权力的过程。
在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被逼出来的。……现在，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解放以后我们帮他们（民族资本家——作者注）成立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
56民族资产阶级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分为三个步骤，即“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总体来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扩建”。
57就当时来看，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发展，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就要在很大程度上做好规范资本运行工作，防止资本无序流动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58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59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不能围绕一己之利或部门利益，而是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60由此看出国有资本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与战略目标，以及保障民生等领域具有基础意义，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由于从根本上限制了资本的剥削性，从而能够积极引导国有资本、社会资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把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结合起来，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结合起来，指明生产力发展的服务对象不是资本，而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新质生产力服务于社会主义本质、根本任务、生产目的等方面来看，新质生产力已然超越私有资本的社会权力，甚至资本本身也作为生产要素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资本的世界历史已成为一种现实状态。
四、新质生产力超越资本的社会权力的现实意义
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质态，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服务于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1的使命任务。在超越资本的无限逐利欲望及其控制力界限外，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改革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从联合迈向联合体的发展等方面显示出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开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出增殖的市场空间，从而在把资本与市场经济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前提下，开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从一国国内价值增殖生产到全球增殖生产的过程，据此可以说没有资本全球化就没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这也是马克思“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62观点的当代表现。资本逐利空间的全球扩张过程，同时也是催生先进生产力要素且服务于自身的过程，这些先进要素不仅包括科学、技术、人工智能等内容，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方式与制度等要素。先进技术与机器设备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应用意味着社会财富与国民贫困被同时生产出来，加尔布雷思的权力转移理论也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谁掌握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就掌握了权力”。
63但大卫﹒哈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详细讨论了技术变革和资本主义固有的技术活力问题，他（马克思——作者注）所阐明的是，……每个资本家都有动机去寻求和竞争者们相比更具生产力的技术。出于这个原因，技术活力融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
64技术、机器或其他先进生产力要素的产生与应用，到底是出于创造者的主观兴趣，还是源自资本逐利的内在要求，脱离资本的世界历史的分析——诸如加尔布雷思——都会导致错误立场，哈维曾在肯定马克思的分析基础上指出，“知识和科学技术存在于资本家指挥下的机器中”。
65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已全然不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本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展。”
66这说明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政府的作用，就从根本上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体制区别开来，克服了西方自由市场理论视域中的根本弊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制度优势克服了资本私有制的无限欲望及空间扩张趋势，从根本上推动雇佣劳动向劳动的转变，同时也说明资本内部包含的对抗性逐渐表现为社会建设性获得对阶级剥削性的优势地位，朝着马克思所说的下述趋势发展，即“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
67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就在于资本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质生产力要素，不仅包含技术进步等内容，更符合新发展理念，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资本作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只是资本的生产力或服务于资本扩张的生产力。
第二，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就是经济现代化当代发展的敞开状态，这种状态的开端与资本开启世界历史的过程是一回事。如果说没有大工业就没有世界市场，或者没有资本就没有大工业，那么就可以直接说没有资本就没有世界市场乃至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必须满足资本全球化的发展要求，这也是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样式。这同时说明：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全球困境”也是由西方资本的内在性所导致，且主要表现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68西方资本一方面在国内市场制造出“生产过剩的瘟疫”，
69另一方面又在夺取新的市场过程中既生产出新的雇佣劳动，又生产出新的过剩，但这一过程也伴随资本对同时代先进生产力的裹挟。最终伴随资本全球化进程的不仅有先进生产力要素的全球化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一并被生产出来，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
70马克思指出要想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像资产阶级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那样，工人阶级也必须挖掉“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
71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当代语境中，资本家的骑士精神往往借助“凯恩斯革命”、绿色革命、信息革命乃至数字革命等发展叙事宣扬出来，从中可以看出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力——诸如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管理等要素的力量及发挥的作用。有研究者在相继分析了斯密的“无形手”、加尔布雷思的“技术统治体制”以及帕森斯的“职业管理者”
72等观点的基础上，反思资本的新陈代谢或“自因关系”时，最终感叹于“在资本制度的一切不同形式中，对追求扩张别无选择”，
73但I﹒梅扎罗斯认为社会主义的多元性与资本主义的“伪多元性”是“彼此截然对立”
74的观点则是错误的。难道社会主义与资本不能兼容并存，以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不能并存共处吗？有研究者也站在反资本世界的立场上追问：“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当前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孕育的东西，比如说惊人的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并解放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和组织形式等，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
75科学与技术的创新发展只是改变了劳动力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方式，但没有改变科学与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服务于资本的根本点。但问题在于：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仍离不开资本的力量，难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仍要符合并服务于跨国垄断资本的内在本质吗？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
76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没有设想社会主义与资本的结合，甚至也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与设想在于：“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
77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资本与社会主义的资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二者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资本必定体现和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者说维护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就是说资本在中国要体现和维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多种形态的资本在当代中国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只顾资本的根本利益，而置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于不顾，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生产目的、根本任务都格格不入。
关于二者的相同点，简单来说就是资本都具有逐利性，否则资本和货币就不存在本质区别。但如何科学合理地限制资本的暴利与剥削本性，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思考的重大问题。“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
78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消灭资本或“资本的联合”，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自由。但当代中国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方式与结论，也不能教条主义地认为凡是资本都充斥着暴力与血腥，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联合与利用的对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重大问题上，创新性地提出以下观点：（1）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
79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市场要素的资本——而不是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的活动要依法进行，在法律保护的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框架内活动。（2）依法引导资本有序发展，“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80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贯彻“以管资本为主”的原则，维护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引导资本有序、健康、规范发展，就要杜绝“利维坦”式怪兽或满足私利的吞金兽的出现，杜绝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错误行为。（3）要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具体地，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发展。”
81这里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是指掌握一切生产资料支配权的资本或者垄断资本的所有者，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市场主体，这必须是只有在消灭了资本支配权基础上才能实现，超越马克思批判语境中的资本的世界历史已是不需争论的现实。
第三，有助于改革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并促进形成从联合趋于联合体的发展态势。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发展需要从资本及其作用入手，因为经济化全球化背景下治理体系运转的内在动力是资本的力量。科学、合理地发挥资本的力量为全球治理体系服务是确立全球治理观的重要所在，这就意味着不是要消灭资本，也不是采取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与拒斥合作的态度，国内有研究甚至讨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两制共处”问题。
82马克思的“联合”思想首要指向对资本联合的批判，进而阐述了通过无产阶级的联合消灭资本的联合并实现“自由人的联合”的观点。考察马克思的联合思想，既能够揭示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全过程及其意义，又能够领会雇佣劳动者联合的重要性，进而将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联合发展”深入“联合体的发展”。以往“联合发展”或“发展的联合”往往会造成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不平等的发展秩序，个别发达国家得以发展而其他国家在联合中不仅没有发展，甚至沦为生产资料提供者、资本全球运动及其控制力的附属品、全球治理体系的受损害者，导致国际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增加。
“联合体的发展”是以个体或成员国的平等关系为前提的“联合发展”，乃至以“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的“联合发展”。在这种联合体内部，不存在“大资本”支配压榨“小资本”的状况，而是在“联合发展”中遵循共同出资与共建共享共赢原则。一句话，“联合体的发展”是超越垄断资本支配的真正的“联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不够。”
83这就是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与他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不相称，他们维护自身正当经济利益的制度性权力或金融话语权不足，但要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或金融体系中增加自身话语权则难以实现。金砖合作机制就是把“联合体的发展”落到实处并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发展路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发展成就，充分发挥自身资本的作用，在搭建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平台并拥有自主经济金融治理权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为推动全球治理进而推动构建发展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推动“联合体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五、结束语
马克思着力强调，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拥有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因为资本开启了大工业发展史，大工业又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从而资本不仅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要素，更取得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但资本在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起点的同时，也一并把雇佣劳动与阶级对立生产出来，本文由此探讨了资本作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先进生产力要素何以成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对象的过程及原因。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资本是否只是作为新质生产力要素？是否仍具有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根据“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的观点，以及“资本作为生产要素”
84的相关论述，本文认为资本是作为生产要素融入“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中，
85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参与资源配置，在此过程中生成的生产关系，已被包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或者基本经济制度中。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作为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并以这种权力为核心显示出来的社会生产关系已存在本质不同，资本要素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应该积极发挥其活力与建设性，在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显示它的现实生命力。据此本文具体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以来，规约资本的制度探索与科学发展历程及在发展中显示出来的重要意义。持续探索驾驭资本并激发其作为新质生产力要素活力的国内国际科学实践路径，必将成为学界深入考察研究的对象。
1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0页。
3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84页。
6[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7程恩富、罗玉辉：《论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体会》，《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年第9期。
8王娟娟：《新质生产力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与区域锁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周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9张桂芳、肖平：《马克思自然力理论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无形质”：内涵、效应及当代价值》，《思想理论战线》2024年第4期。
10吴越：《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11姜海波：《青年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2武艺扬、乐昕、许莞璐：《形成同数字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基于生产力二重性的理论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
13马拥军：《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哲学动态》2024年第9期。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3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
3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页。
3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页。
3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4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84页。
4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87页。
4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3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页。
45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
4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2-333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5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页。
5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5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5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5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5页。
5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6页。
6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6页。
6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63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文集》，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译者序第3页。
64大卫﹒哈维：《反资本世界简史》，陈诺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54—255页。
65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文集》，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66《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4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5页。
6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0页。
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页。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7页。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2页。
72[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卷，郑一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2页。
73[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卷，郑一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155页。
74[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下卷，郑一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3页。
75[英]大卫·哈维：《反资本世界简史》，陈诺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65页。
76《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76页。
7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76页。
7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76页。
7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76—577页。
8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77页。
8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77页。
82孙来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两制共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2期。
8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6页。
8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76页。
85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apital as a Factor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