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不仅需要解决前期改革遗留下来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面临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尤其是在2018年以后，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新变化。在国内，民间出现了反市场化、反民营经济的思潮。部分网络“大V”鼓吹“民营经济离场论”“国进民退论”“新公私合营论”等论调，对市场信心造成较大冲击。对此，党和政府多次重申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明确表达支持和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心。在国际，“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出现涤荡，不确定性增加。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和美国极右思潮的泛滥，中美矛盾冲突难以避免。美国政府人为“筑墙设垒”，推动对华“脱钩断链”，对多国滥用单边制裁、极限施压，试图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化取代以市场和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同时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交织放大了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当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以至于威胁到我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时，就必须从全局出发进行全面、系统、深刻的变革，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¹ 。2023年3月13日，李强总理在答中外媒体记者会上明确表示，“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还是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这些重要论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和时代价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磅礴力量。

国内学者从改革开放的启动原因、阶段划分、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整体成就与经验、不同领域的成就与经验等多个维度对改革开放展开了研究。段治文和闵帅从内源性社会动力的角度提出，在民间和上层两股力量共同推进并在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合力。 ² 沈坤荣和赵倩以制度演进和重大事件为节点，将改革开放历程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³ 杨俊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在领导主体、改革目标、理论和物质准备以及历史经验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和继承性。 ⁴ 胡鞍钢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城乡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体系、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作出了整体论述与评估。 ⁵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具体微观领域举措与经验的研究也是学术界热点。刘峰和王占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历史回顾与经验分析。 ⁶ 刘华超聚焦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制度变革，提出了当前全面深化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政治保证、规律遵循与根本导向。 ⁷

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改革开放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后续研究的推进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集中在：（1）从研究成果数量看，聚焦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领域微观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对改革开放全面、系统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改革开放宏观层面的整体研究不够深入。（2）改革开放研究的时效性有待加强。改革开放30周年和40周年是该领域的研究高峰期，其他时间段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当前改革开放实践已面临新的国内外环境，很有必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对改革开放进行深入研究。

基于此，本文立足新的发展阶段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重逻辑出发，回顾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厘清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这对于在新的历史征程上继续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具有重要意义。

二、“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历史逻辑

历史逻辑就是事物或思想历时性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就是一个逐步探索、完善与深化的历史过程。随着党中央对改革开放理论认识与总结的不断深化，不同时期的改革开放目标与措施也随之调整。

(一) 发轫初创：改革开放的早期探索（1978—1991年）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尽管“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终结，但彼时国家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而大多数人由于思维定式，仍囿于“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面对这种情况，1978年《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迅速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党在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基本路线的拨乱反正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 ⁸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农村基层制度的创新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来自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农民要求吃饱饭）。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尚无改革总体蓝图的情况下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私下探索分田到户和包干到户（即“大包干” ⁹ ），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实行“大包干”仅一年，小岗村的粮食总产量就达到6.6万公斤，收油料1.7万公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 ¹⁰ 。此后，中共中央通过印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等文件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已实行30余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并引入市场机制。

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后，进而转向城市。1979年4月，在借鉴农村改革中扩大生产和经营自主权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大型国营企业以“放权让利”为突破口，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到1980年6月，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企业达6600多家，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产值约占60%，利润占70%。试点企业取得了收益好转等显著经济成果，然而由于分配的不规范，政府并未获得预期收益，因此政府决定在后续改革中实施“经济责任制”和“利改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由此，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80年代后期，改革延伸到企业内部制度，部分企业探索出“承包制”“股份制”等“两权分离”的有效形式以增强企业活力。总体而言，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国企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短期行为导致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到1991年末甚至出现了国营企业亏损比例超过了盈利占比的情况 ¹¹ 。

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¹² 同时，邓小平还强调对外开放不能局限于对外贸易一种形式，“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¹³ ，对外开放应当是面向全世界的全方位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我国已逐步形成了包含“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 高速发展：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2012年）

尽管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实践中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不断，但改革的总体实践方向是朝着市场化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成果，为经济体制市场化方向改革提供了合理性证明。

在中国已经逼近市场经济大门之际，邓小平南方谈话犹如一缕春风，驱散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从理论上回答了许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邓小平在谈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¹⁴ 。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开放指明的市场化方向，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施框架 ¹⁵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下一步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为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具体的经济改革、发展的任务和要求。

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推进了许多重要改革，如价格市场化并轨、分税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教育改革等。改革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特征，搭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 ¹⁶ 。在本阶段改革开放进程中最为瞩目的当属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有企业在经历了上一阶段以“放权让利、两权分离”为核心特征的初步改革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方向，并不断向纵深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以“抓大放小”为核心，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资产重组和公司制改造，对数量众多的国有小企业实行非国有化改革，放开放活中小型企业。国有小企业的非国有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2012年，民营经济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60% ¹⁷ ，这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于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这一标志性事件是我国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经典案例。一方面，在十多年艰难的入世谈判中，我国为了能有效应对国际市场冲击，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提高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入世倒逼国内体制改革。我国执行世贸组织规则，遵守开放市场的承诺，大幅降低关税水平，增强了国内市场活力和企业竞争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也积累了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结构失衡等等。想要破解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唯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三) 全面深化：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时代（2012年至今）

在改革开放面临更复杂形势之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¹⁸ ，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总目标。在总目标统领下，还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在改革实践中，注重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实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2018年到2022年，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共召开27次会议，探讨了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科技体制改革、医疗改革、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数字政府建设等领域的改革方案。在2023年4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将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提上了新高度。会议还审议通过了3份改革文件，分别是《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国有经济管理有力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直接牵住改革的“牛鼻子”，以重点带全局。

在对外开放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我国实行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我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¹⁹ 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强调，必须“坚定不移深化各方面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改革开放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伟大抉择。4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提高了中国社会生产力，改善了生产关系，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推动了中国社会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三、“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理论逻辑

“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理论逻辑蕴藏在其历史逻辑中，它从历史逻辑中来，既指导着历史逻辑的演进，也在历史逻辑中不断发展自身 ²⁰ 。从理论逻辑看，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的原因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一) 改革开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适应的必然要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适应强调两个方面，其一在于“适应”，其二在于“动态” ²¹ 。“适应”指的是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匹配。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因而，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是发展形式还是桎梏形式，取决于二者是否相适应。在实际匹配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发达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结合，或者生产关系的先进性超越生产力等不匹配不适应的状况。只有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能相互促进其发展时，二者即呈适应状态。“动态”指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恰好相互适应是一种理想状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存在矛盾则是常态。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 ²² 。当生产力受到生产关系阻碍时，就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变革生产关系，因而改革开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适应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初期的生产力呈现总体上落后、结构上多层次的特征，这样的生产力决定了适应其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不应当是马克思设想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²³ ，因而必须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使其适合当时的生产力。为此，我国分别对农村和城市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通过改革，使生产关系趋向于适合当时的生产力，进而使我国生产力快速提高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时的水平，以至于1992年的生产关系又出现了不适应当时生产力的方面，为此，党中央又继续进行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在原有基础上加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改革，使此后的生产关系趋向于适合生产力，使生产力快速发展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时的水平，以至于2002年的生产关系又出现了不适应当时生产力的方面，为此，党中央对进一步改革作出部署，改革的指导思想在上一轮的基础上加上了科学发展观，通过改革，使此后的生产关系又趋向于适合生产力，使生产力快速发展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时的水平，以至于2012年的生产关系又出现了不适应当时生产力的方面，为此，党中央进行进入新时代的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在上一轮的基础上加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改革，使此后的生产关系不断趋向于适合生产力，使生产力快速发展到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时的水平，以至于2022年的生产关系又出现了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为此，党中央又进行进入新时代之后的新一轮改革，即全面深化改革。所以，改革没有终点，只有不断改革才能保障生产关系不断朝着适应生产力的方向发展。

(二) 改革开放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

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要从理解社会基本矛盾出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的多种矛盾中起着支配性作用的矛盾，是影响和制约一定时期一个国家发展的决定性矛盾 ²⁴ 。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实质上是“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理论。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党和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也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重新进行了省思。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表述，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再使用阶级社会的建构逻辑，而是将人民作为主体，以人民的需要和人民需要的满足状况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从而使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不再是进行阶级斗争，而是通过改革开放促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适应来满足人民的需要。这一论断不仅契合了我国的具体国情，还破除了阻碍发展的思想和体制禁锢，为改革开放初期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²⁵ 。

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生产力，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此时，“落后的社会生产”这样的表述已经不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适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新的主要矛盾，我国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用改革的方法推进结构调整、增加消费、扩大需求。可见，即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随着生产力发展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始终是解决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

(三)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改革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对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进行分析时隐含着“无市场”的假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中，由于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因此在产品分配上可以实现有计划地按需分配。但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具有现实性。从各国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现代社会和国家，无论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在经历了政府与市场的多次失效之后，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政府与市场的混合” ²⁶ 。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了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提出了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理论”，阐释了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4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重点探讨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强调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框架下由国家调节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第二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一阶段强调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第三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这一阶段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提升为“决定性”。政府不再需要对市场时刻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可以由市场自发进行资源配置，只有当宏观经济失衡时，政府才进行宏观调控工具的变化，这就给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留下了很大空间 ²⁷ ，进一步提升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活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更加明晰了市场和政府的职能以及二者发挥作用的边界。我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健康运行正是因为发挥好了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作用，实现了二者的内在融合与相互补充。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将是改革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的市场与政府相辅相成，需要将两者的优势有机结合。习近平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²⁸

(四) “两个毫不动摇”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守的制度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重申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大政方针。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把“两个毫不动摇”纳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国经济基础的核心，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社会性质。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结构，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要求。但社会主义社会也分为不同阶段，其所有制结构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毫不动摇”是改革开放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必须坚持这一制度基础。

公有制经济控制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在调动各类市场微观主体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和创造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舆论场上出现了数次针对民营经济的言论。2018年，网络上出现了“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离场论”“国进民退”“新公私合营论”等论调。《人民日报》刊文《踏踏实实把民营经济办得更好》，对这些论调进行了批驳，指出这些论调是在开改革开放的历史倒车。同年，习近平发表了《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的讲话》，驳斥了这一系列谬论，肯定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表达了党中央坚决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立场。2021年，网络上出现《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一文，将对民营企业的一些监管措施描述为深刻变革，认为民营资本将被涤荡。由于部分官媒对该文进行了转载，似乎赋予了该文定调的意味，对市场信心冲击巨大。《人民日报》发表长篇评论员文章《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三个没有变”，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两个毫不动摇”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守的制度基础，只有将“两个毫不动摇”统一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而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才能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四、“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实践逻辑

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统一于实践逻辑，是实践逻辑的科学反映。实践逻辑表明了当下的、发展了的实践，同时也是反映客观关系、反映社会制度的系统实践 ²⁹ 。对改革开放实践逻辑的探讨要以史为鉴、以理为纲。

45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使我国经济社会走过了极为光辉的历程，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体现了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如图1所示，197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8.7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1位。之后连续跨越，2000年突破10万亿元，2012年首超50万亿元，2022年首次站上120万亿元的新台阶。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1978年决定改革开放时的329倍，是2012年步入新时代时的2.25倍。1978—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08% ³⁰ ，远超同一时期主要经济大国的年均增长率。

除了经济总量跨越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消费质量明显改善。如图2所示，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928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133元。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是2012年的2倍，是1978年的144倍；而2022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是2012年的2.4倍，是1978年的150倍。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意味着居民可以更好地满足个人和家庭需求，更高程度上提升生活质量。正如图3所示，2022年我国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大约是2012年的2倍，是1978年的162.5倍，总体上呈增长态势。我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得到大幅提升，说明消费仍是未来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45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战略，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

进出口总额是体现我国对外开放伟大成就的重要指标之一。如图4所示，202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63096亿美元，大约是201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38671亿美元的1.63倍，是1978年刚改革开放时206亿美元的306.3倍，从1978—202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约为13.9%。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和利用非常有限。1984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仅为29亿美元。经过45年改革开放实践，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和利用外资的能力大幅提升。如图5所示，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1984年的29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189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11.6%，2022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2012年的1.67倍，是1984年的65.2倍；在对外投资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1984年的1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 ³¹ 的1788.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22.4%，202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大约是2012年的2倍，是1984年的1788倍。

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2009年年底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仅两年不到的时间，人民币就于2011年超越欧元成为境内第二大跨境收付货币。人民币跨境结算经历了2016年和2017年的短暂回调后迅速抬头。到2021年 ³² ，人民币跨境结算已达366068亿元，是2009年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初步启动时的17.5倍，是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3.7倍 ³³ 。跨境支付人民币结算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起点，也是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最全面的指标，涵盖了贸易结算、直接投资、外商投资等领域。人民币跨境结算不断上升，反映了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受到认可，更说明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较好，进而提升了对人民币的信心，进一步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效，是因为党和政府能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并根据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推出了改革开放实践的新举措。

(一) 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合力

坚持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合力，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制度经济学认为改革实质是一种制度变迁，根据主导这种变迁的第一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面对制度不均衡的情况，基层利益主体自发实施制度创新，然后再由国家主体进行确认和规范；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国家进行顶层设计引入制度并实现制度创新，以此弥补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制度供应不足、制度外部化困难等不足。

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发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引领和基层自发相互交织汇聚成了巨大的改革合力。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例，由于人民公社集体劳动中出现劳动效率低下，粮食产量低等问题，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于1978年自发进行“大包干”实验。由基层农民自发进行的制度创新使粮食短缺的情况得到缓解，甚至出现了连年大丰收的新局面。随后，这一制度创新获得了政府的肯定并于1982年被确认为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并在安徽、四川等地试点取得良好效果后，向全国推广。1984年在生产资料变得供不应求，价格也足以使农民踌躇不前的情况下，大量出现的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新的就业机会 ³⁴ ，农民的首创精神再次展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开辟了农民就地就业的新路。再比如，我国的对外开放从试点经济特区开始。习近平强调“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平台。先行先试是经济特区的一项重要职责，目的是探索改革开放的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开路” ³⁵ 。通过由点到线再到面地逐步展开，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这样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良性互动过程中，我国的改革开放既尊重了人民的创造精神，又能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把基层的优秀创新经验迅速从试点地区推广到全国各地，降低了改革的风险，减少了改革的成本，积蓄了改革的力量。

(二) 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实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统筹推进

所谓“增量改革”是指对新生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和制度安排进行改革。这种改革的空间较大，触及的矛盾较少，阻力相对更小。所谓“存量改革”是指对长期积累形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和制度安排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涉及的范围广、触及的矛盾深，阻力相对更大 ³⁶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最终实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统筹推进的实践特征。

这种先增量后存量的渐进式改革，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能够使一部分人在改革中获利，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并无明显受损，以此减小改革的成本和阻力，取得人们对改革的支持。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作为改革过程中面临传统约束相对较弱，改革创新空间较大的部门，引领了中国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并逐渐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增量改革领域。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没有一家民营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入，截至2021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已有4457.5万户，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2.1%；进出口总额19万亿元，占外贸总额的48.6%；贡献税收收入9.8万亿元，占企业税收总量的59.6% ³⁷ ，可以说民营经济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公有制经济受到愈来愈大的竞争压力，改革形成倒逼机制，体制外经济的快速发展倒逼体制内加快改革，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这就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采用相对温和的方式，能以较小的代价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也避免了类似东欧国家改革采用“休克疗法”引起的剧烈动荡。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增量的、容易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过的险滩、难啃的硬骨头。我国改革开放能否成功最终还是取决于这些难的部分，也就是对存量进行改革，这意味着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更需要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冲破利益固化藩篱，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把握改革的全面、系统、综合和协同 ³⁸ 。

(三) 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

2020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第七次会议上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次明确提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概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国内国外经济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主动性战略选择。从国内环境看，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要求的条件，具备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效率基础 ³⁹ 。从国际环境看，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一方面，持续三年的疫情使得中外交流几乎停滞，由于缺乏交流导致的不信任、误读、误判愈发加深。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引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发酵，愈演愈烈，经济逆全球化趋势凸显，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较大改变，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零部件引进产生了显著影响。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增大以至于对我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产生威胁时，就必须跃出原有经济视野启动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作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长远规划 ⁴⁰ 。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要用足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破除制约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障碍，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 以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现代化是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转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指发展中国家追赶现行发达国家的过程，是以经济现代化为先导、基础和核心的复杂社会变迁 ⁴¹ 。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国家”几乎被等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实践，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出一条既包含了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又结合了本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破除了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⁴² 。

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拉开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幕。历经45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决心着力破解制约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活力、拓展空间，初步实现了在经济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文化发展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 ⁴³ 。过去4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靠的就是改革开放，推动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靠的也是改革开放。

面对历史新征程，我们唯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加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顶层设计，根据“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领域的历史性改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方能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五、结论与展望

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我们推动的改革是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革命性、开创性的。李强总理在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下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这需要我们在以下几方面继续推进。

第一，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把准改革方向。方向问题实质上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45年来，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带领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方向前进 ⁴⁴ ，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如今，改革到了新的重要关头，全面深化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困难程度不亚于改革开放之初，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方向性原则性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动摇。只有继续坚持党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第二，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物质保障。但也要看到，社会上存在一些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如教育机会不公、收入分配差距大、就业机会不公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抓紧解决会极大影响我国进一步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和问题上下功夫，通过顶层设计和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过去十年，我们基本建立了各领域的基础制度框架，但距离建立成熟的、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有差距，重点领域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例如，生产要素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有较多阻碍、黑化唱衰民营经济，歧视民营企业的现象仍时有发生，造成对民营企业家市场信心的极大打击等 ⁴⁵ 。因此，我国需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在培育更有活力的市场微观主体方面，特别是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消除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企业信贷、法律保护等方面的所有制歧视，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民营企业家信心。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要坚决破除各类市场壁垒，完善统一的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等。在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要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以综合改革试点为牵引，健全要素市场体系。面对国内国际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我国更需要以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四，继续坚持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自贸区自贸港战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等方面不断推出新举措，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为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未来需要依托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联动，推动贸易优化升级，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等制度型开放；优化开放区域布局，促进东中西部开放联动发展，扩大经济辐射作用；加快对外开放平台提升，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前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回头浪，但世界决不会退回到彼此封闭的状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仍然是历史的潮流，正如习近平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的：“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要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用好全球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⁴⁶

4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风雨不断，争议也从未停歇。但“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内在逻辑证明：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开放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顺利实现。

本文构建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框架避免了基于特定理论视角或历史阶段可能出现的对改革开放演进过程的割裂或对现实情况的忽视 ⁴⁷ 。我们希望这一努力能够为认识和评价45年改革开放提供一种兼具历史整体性和当下时效性的研究视角。尽管理论界关于改革开放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站在历史新方位，面对国内外新情况，如何在改革开放中继续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如何通过改革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使改革开放更好地服务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等问题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2段治文、闵帅：《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的内源性社会动力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５期。

3沈坤荣、赵倩：《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大制度创新与阶段性发展》，《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1期。

4杨俊：《正确理解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党的文献》2019年第６期。

5胡鞍钢：《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就与评估》，《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 11.4558.G.20230314.1335.002.html。

6刘峄、王占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2期。

7刘华超：《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历史性推进与经验启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第1期。

8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9大包干，即包干到户，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

10牛守贤、王文红：《从小岗村到全中国》，《改革与理论》1998年第11期。

11项安波：《重启新一轮实质性、有力度的国企改革——纪念国企改革40年》，《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3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16庄尚文、王庚：《党领导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与经验》，《审计与经济研究》2022年第2期。

17来源：共产党员网，https://news.12371.cn/2013/02/ 02/ARTI1359756145199508.shtml。

18《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36页。

1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20张雷声：《关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思考——兼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21王琳、马艳、张思扬：《改革开放40年我国生产关系演变的现实路径与理论机理》，《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2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23杨小勇、余乾申：《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协同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24颜晓峰：《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25杨小勇、王文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逻辑及化解路径》，《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6李宇兵、方宏建：《政府和市场谁主经济沉浮》，《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7李宇兵、方宏建：《政府和市场谁主经济沉浮》，《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8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4-05/27/content_2688228.htm。

29张雷声：《关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思考——兼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30采用复合增长率法计算：[(1210207.2÷3678.7)^(1÷44)－1]×100%≈14.08%

31截至本研究，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尚未公布，因此采用2021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

32截至本研究，尚未公布2022年全面、准确的跨境人民币收付数据，因此采用直到2021年的跨境人民币收付数据。

33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年报2021》《中国金融年鉴2020》。

34冯开文：《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反观与思考》，《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7期。

35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4月14日。

36刘伟、方敏：《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

37数据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2）》。

38洪银兴：《论新阶段的全面深化改革》，《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39黄群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40高培勇：《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前行》，《经济研究》2021年第3期。

41任保平、张倩：《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学术界》2022年第6期。

4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43郑秀玉：《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理论视野》2022年第11期。

44沈传亮：《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和根本》，《红旗文稿》2018年第24期。

45王健生：《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 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导报》2023年1月10日。

46习近平：《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4日。

47吕炜、靳继东：《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中国财政70年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管理世界》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