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新发展理念倡导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为政府政策引导、企业行为决策指明了方向。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微观主体，在政府相关政策规制下，除须关注自身经营管理、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追求经济利益外，还须关注与环境、社会等相关的诸多因素。为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FI）于2004年提出了ESG（Environment，Social，Governance）理念，强调企业应同步重视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履行以及公司治理等因素，引起了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中国在ESG方面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监管部门自2002年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来，先后发布了《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2021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形成了与中国经济发展特色相适应的ESG制度体系。在此背景下，企业ESG评级应运而生，评级机构通过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重点评估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履行以及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现，并按照既定标准进行评级。企业ESG评级为考察企业ESG表现的动机和经济后果提供了重要抓手。ESG评级是企业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标准，能够反映企业在自然资源利用与环保投入、社会责任履行以及公司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效率和效果。现有实证研究表明，ESG评级越高的企业，其资源利用的效率越高（高杰英等，2021），融资成本越低（邱牧远和殷红，2019），信息透明度越高（Yuan 等，2022），经营业绩也越好（李井林等，2021）。由此可见，企业ESG行为已融入其信息生成（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行为中，ESG表现越好、评级越高，对企业信息生成和信息披露行为的正面影响也越大。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需接受审计师审计，在得出审计结论并出具审计报告后，方可对外披露，以供利益相关者决策使用。审计师作为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制度安排，为被审计单位年度财务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提供合理保证。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为将企业重大错报风险降低至低水平，审计师自然要关注包括企业ESG行为表现在内的信息生成过程（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行为。

审计报告作为审计师关注企业信息生成、披露行为并通过系统评估后形成的综合结果，其蕴含的信息量巨大，是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了解被审计单位、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重要途径，也是利益相关者行为决策的重要参考。鉴于ESG表现（评级）影响企业信息生成和信息披露，进而影响审计师审计报告行为决策，围绕ESG评级与审计报告行为决策两者关系开展研究，有助于厘清ESG表现影响企业信息生成和信息披露行为，进而影响审计师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机制。然而，现有文献中，鲜有研究探讨两者间的关系，仅王瑶等（2022）从风险的视角探究了ESG表现对审计师行为决策的影响，其影响关系及影响机制仍需进一步厘清。基于此，本文以企业行为为切入点，考察企业ESG评级对审计师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影响，并从信息生成行为（企业经营管理）、信息披露行为（信息不对称）两方面考察企业ESG表现对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同时分析外部制度环境、内部企业特性的调节作用。与既有文献相比，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丰富和补充了ESG表现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侧重于考察ESG表现与企业自身发展的关系，仅个别文献从市场中介的角度（宋科等，2022；晓芳等，2021）考察ESG表现的经济后果，本文通过检验ESG表现与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关系，为从审计行为视角研究ESG表现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思路。二是深化了企业行为影响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认知。已有研究大多从环保投入或社会责任或公司治理单维度考察其对审计行为的影响，本文则将环境、社会与治理纳入同一体系，考察上市公司在统筹兼顾企业内外因素后的整体行为对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影响，有助于深化企业行为与审计行为关系的认识。三是为市场中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决策提供实践依据。本文考察企业ESG评级影响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机制，并从地区制度环境、企业性质等角度，考察不同情境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为监管部门提高监管效率、企业提高管理能力、审计师审计决策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双碳”目标等战略的背景下，ESG得以快速发展，其标准体系持续完善，ESG行为及其相关信息披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有ESG与审计行为相关文献主要从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或公司治理三维度单方面考察其对审计行为的影响，且研究结论未达成统一，特别是环境责任维度和社会责任维度表现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在影响结果和影响路径方面均存在较大争议，须进一步深入研究。事实上，企业ESG行为贯穿于生产经营过程中，ESG相关的信息生成行为和信息披露行为均会影响审计师的职业判断，由此逐渐成为审计师执业中的关注重点，也是审计师审计报告行为决策考量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企业信息生成行为（经营管理）、信息披露行为两方面分析ESG评级对审计师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影响。

ESG评级对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信息生成的过程中。企业经营管理过程即为企业信息生成过程，企业ESG行为融入经营管理过程，有助于企业获取政府资源支持、强化声誉维护、追求长期发展、减少投机行为，使信息生成的经营管理行为基础更趋真实，财务信息更为可靠，发生重大错报风险的概率更低。审计师审计风险的降低，使其更倾向于出具正面的审计报告，也即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相应减小。

从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合作共赢来看，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很大程度上希望借助其政治优势，比如良好的政企关系等，来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稀缺资源（黎文靖，2011），而政府官员在服务社会大众的同时，也会兼顾反映自身政绩的利益诉求，从而在应用优惠政策决策权和财政资源过程中，有意识地向能够实现上述目标的企业倾斜（Faccio等，2006）。污染防治、绿色创新、慈善捐赠、社区关系维护等企业ESG活动与政府服务人民、改善环境等政绩目标相契合，可以促进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的交流合作（王波和杨茂佳，2022）。具体而言，一是ESG评级较高，意味着企业具有更强的社会道德意识和更大的绿色创新潜力，符合绿色发展理念下绿色产业扶持等政策要求（王薇，2020），获得财政补贴、信贷支持、税收优惠等的可能性更大，相应地也增强了企业对政府相关政策规定的关注和理解，从而在企业信息披露过程中设置更多契合政府相关部门规定的程序和环节，抑制了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企业违规行为减少，降低了审计师审计风险，其被出具正面审计报告的概率提升，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相应降低。二是政府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给予在环境、社会、治理方面表现良好的企业直接帮助，增加了高ESG评级企业的自由资金，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王羲等，2022）；同时，政府支持还可以作为一种利好信号向资本市场传递，吸引更多投资，让企业有更多资源投入生产经营的关键环节中，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减少企业经营风险，在高ESG评级企业经营管理持续向好的情况下，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大幅降低，出具正面审计报告的概率提高、非标准意见的概率下降。

从企业社会声誉的维护管理来看，良好的ESG评级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社会声誉，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的过程，也是不断积累道德和声誉资本的过程。ESG理念将公众利益融于企业价值体系当中，推动企业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各方面的公众利益，而与社会、环境、公司治理相关的支出会进一步增加企业的道德和声誉资本，帮助企业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长期回报（王琳璘等，2022）。一方面，良好的企业声誉增强了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和信心，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为获取融资而实施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缺陷隐藏等违规行为的动机（管考磊和张蕊，2019）；另一方面，企业声誉增加了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相关监管部门的关注，强化了公司外部压力，若有违规行为被发现并被加以报道或处罚，公司日积月累花费大量成本所树立的企业形象将毁于一旦，甚至还会给企业未来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为规避声誉资本流失，拥有良好声誉的企业会主动抑制自身的虚假财务报告披露行为，声誉资本越大，企业越有动机提供高质量的财务报表（管考磊，2016）。总之，通过良好的ESG表现，企业能够获得较高的品牌声誉和社会认可度，违规成本随之上升，违规动机相应降低，企业经营管理行为更趋真实，重大错报风险更小，审计师审计风险降低，出具正面审计报告的概率提高、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降低。

从企业长期发展理念来看，良好的ESG评级背后隐含了企业愿景长远、追求长期价值的战略思想。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其对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回应，而ESG履责行为增强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了长期稳定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为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提高销售收入提供了潜在空间，不仅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也有利于限制企业短视行为。从短期看，虽然企业ESG支出会额外增加一定成本，但是ESG表现良好的企业能够有效降低能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Aras和Crowther，2008），并且更高ESG水平的企业可以吸引和留住更多高素质员工，提高员工忠诚度和工作效率，从而增加企业劳动生产率（Bhattacharya等，2008），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Porter和Kramer，2006）。这增强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坚持长期价值导向的意愿，降低了企业短视行为，从而使得审计师感知的审计风险下降，出具正面审计报告的概率提高、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降低。

ESG评级对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影响，体现在企业信息披露行为中。在资源获取方面，高ESG评级企业在申请政府补助或者争取其他优惠政策支持的过程中，需经过专家层层审批，有关部门会对企业各项财务、非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合规性进行严格审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通过违规操作粉饰公司经营管理的可能性，发生重大错报风险的几率减少，从而降低了高ESG评级企业被出具负面审计报告的概率。在声誉维护方面，高ESG评级企业往往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行业地位，为维护其良好声誉，高ESG评级企业会加大相关领域的投入，并及时全面地予以披露，传递正面信号，为审计师审计证据的获取提供便利，在信息不对称程度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形下，高ESG评级企业被出具负面审计报告或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相应下降。在发展理念方面，企业ESG表现越好，其追求长期发展的意愿越强烈，追求短期经营业绩、操纵财务数据的可能性越小，其披露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及时性、可读性越强，审计师感知的风险也越小，其出具正面审计报告的概率就越高，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就越低。

综上所述，企业ESG行为在融入企业信息生成（经营管理）过程和信息披露过程中，通过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推动企业高效获取、利用经济资源，提高经营业绩；通过声誉维护、坚守发展理念，减少投机行为，提高信息生成的真实性。同时，拓宽信息披露的方式和渠道，进一步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审计师面临的企业重大错报风险降低，减少了审计师在审计决策中出具负面审计报告的可能性。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其他条件一定，上市公司ESG评级越高，其被审计师出具负面审计报告的概率越低。

三、数据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以2010—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以下筛选和处理：剔除金融业上市公司，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样本，剔除ST和*ST类样本，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剔除年度行业观测值小于10的样本，对所有连续变量在双侧1%处进行缩尾处理。最终得到包含20406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ESG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的华证ESG评价体系，并通过iFinD数据库进行补充，其余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二)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为验证假设H1，本文借鉴晓芳等（2021）的研究，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1.被解释变量：审计意见（Opinion）。审计意见是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重要体现，其类型能够充分反映审计报告的正负方向。基于此，借鉴张俊瑞等(2017)、洪金明等（2021）的研究，将除标准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其他审计意见定义为非标准审计意见，若企业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Opinion取值为1，否则为0。

2.解释变量：ESG评级（ESG）。借鉴王琳璘等（2022）的研究，采用华证ESG评级数据进行度量，按评级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9，值越大，评级越高，代表企业ESG表现越好。

3.控制变量。参照既有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相关文献，本文从公司财务、公司治理、会计事务所等层面选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董事人数（Board）、现金流比率（Cashflow）、上市年限（ListAge）、业务复杂程度（Complex）、是否四大（Big4）。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年度（Year）、行业（Ind）的影响。各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被解释变量Opinion的均值为0.028，表明在样本期间2.8%的样本公司被被出具了负向的审计报告。解释变量ESG的均值为6.567，中位数为6，标准差为1.119，说明样本公司ESG评级平均介于BBB到A之间，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样本公司之间的ESG表现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其他变量数据分布与既有研究基本一致。

(二) 相关性分析

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上三角是Spearman相关系数，下三角是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显示上市公司ESG评级与审计意见负相关，ESG与Opinion的Spearman相关系数和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120、−0.131，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良好的ESG履责行为可以提高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降低非标准审计意见发表的概率，提高了正向审计报告的出具概率，初步验证了假设H1。

(三) 回归分析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审计意见为二值虚拟变量，普通线性回归估计适用性较弱，本文采用logit模型估计，表4列示了ESG评级与审计意见的回归结果。第（1）列中，ESG与Opinion的回归系数为−0.690，z值为−18.617，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2）列中加入控制变量后，ESG与Opinion的回归系数为−0.516，z值为−12.293；第（3）列中进一步控制了行业与年份，ESG与Opinion的回归系数为−0.500，z值为−11.266，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良好的ESG评级降低了企业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即ESG评级越高，企业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小，被出具正向审计报告的概率越大，假设H1得以验证。

(四) 稳健性检验^①

1.更换变量度量方法。一是更换被解释变量审计意见的度量方法，借鉴Chen等（2010）的研究，采用定序变量重新度量审计意见，记Opinion2，代入模型回归；二是更换解释变量公司ESG表现度量方法，借鉴王波和杨茂佳（2022）的研究，采用三分制对ESG评级重新赋值，代入模型进行回归；三是同时更换审计意见和ESG评级度量方法后，代入模型进行回归。从更换变量度量方法后的回归结果来看，与前文研究基本一致。此外，在被解释变量方面，我们还将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KAMnum）和篇幅（KAMlen）作为审计报告决策的代理变量，将其代入模型重新进行回归，结果与前文无显著差异。

2.控制其他因素影响。考虑到审计意见发表可能受上期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的影响，借鉴高翀和石昕（2021）的做法，将审计费用（lnFee）、滞后一期的审计意见（L_Opinion）作为控制变量，分别或同时纳入模型重新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符号方向和显著性水平方面，与前文研究结果均无显著差异。

3.更换回归模型。前文研究采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中，拟采用probit模型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ESG表现与审计意见（Opinion）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与前文研究并无显著差异，表明前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4.PSM匹配检验。为缩小样本公司特征差异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造成偏误。本文借鉴潘海英等（2022）的做法，将ESG评级均值作为临界点构造处理组和控制组，以前述控制变量为协变量，进行1:1近邻匹配，通过平衡性检验后重新回归，回归结果显示，结论与前文并无显著差异。

5.内生性检验。为避免内生性问题导致本文研究结果存在偏差，拟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李慧云等（2022）的研究，选取样本公司注册地所在城市其他上市公司ESG评级均值（mESG）作为工具变量。2SLS回归结果显示，与前文无显著差异。

五、进一步分析 (一) 机制检验

在前文的理论分析中，ESG表现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和信息披露行为，其中，企业经营管理行为本质上是价值与信息生成的过程。因此，本部分内容拟从信息生成、信息披露两方面考察企业ESG评级影响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机制路径。

1.基于信息生成的视角。企业信息生成过程与经营管理过程相生相伴，经营管理水平越高，业绩越好，操纵行为越少，信息生成的真实性就越强，审计师审计失败的风险也越小。因此，企业管理水平是影响审计行为的重要因素，代理问题越严重、经营状况越差的公司，其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的幅度越大，审计师越倾向于对其实施更多审计程序或者出具负向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以规避审计失败风险（蔡春等，2015；曾雪云和陆正飞，2016）。企业ESG评级的提高往往伴随着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从经营管理来看，ESG表现良好的企业具有更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员工权益保障制度，在限制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同时，为企业吸引和留住了更多优秀人才，提高了员工忠诚度，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从经营绩效来看，积极参与ESG活动既是企业现金流充足、运营能力强的体现，也是企业进一步提高社会影响力、吸引潜在客户、提升营业收入增长空间的有效策略。同时，在ESG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有意识地增加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加快业务链绿色改革，使得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和创新发展能力得以提升（邵兴宇和范德胜，2022），为企业未来经营的持续性提供了有益保障。由此，本文预期ESG评级较高的企业从提高经营管理（降低代理成本）、提升经营绩效（运营能力和经营持续性）两方面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从而降低了非标准审计意见或负面审计报告的获得概率。借鉴既有研究（王竹泉等，2017；程昔武等，2021；王彪华等，2021），本文采用管理费用率度量企业代理成本（AC），采用总资产周转率度量企业运营能力（ATO），采用公司盈利波动度量企业经营持续性（sdROA），代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主要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方向、显著性均与预期一致。

2. 基于信息披露的视角。信息披露是企业传递其经营情况的重要方式，也是外部利益相关者获取企业经营管理信息的重要途径，有助于缓解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研究表明，当被审计单位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严重时，审计师所面临的审计风险更大，审计师更倾向于出具负向的审计报告（彭桃英和谭雪，2013；施先旺等，2015）。而良好的ESG评级有助于缓解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可通过政府监管评价、专业中介机构关注影响审计行为决策。具体而言：其一，为满足ESG评级标准和获得较高的ESG评分，企业须不断完善信息管理机制，规范自身信息披露行为，ESG评级越高，企业信息披露水平通常越高（Eccles等，2014），并且公开的ESG信息是对传统财务信息的有益补充，有利于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Cheng等，2014）。其二，环境、社会责任、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的披露能够提升分析师关注度进而改善市场信息环境（王艳艳等，2014；王攀娜和徐博韬，2017）。资本市场具有明显的ESG投资偏好（Aouadi和Marsat，2018；周方召等，2020），作为资本市场的信息中介，分析师会提高对企业ESG评级的关注，以迎合投资者的信息需求；而分析师的专业技能和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渠道，会进一步增加对公司特征信息的深度挖掘和广泛传播，减少企业与外部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三，ESG信息披露拓展了分析师可利用信息来源，ESG评级较高的企业具有更多关于环境治理、社会活动参与、公司战略等方面的公开信息，弥补了会计信息的不足，有助于分析师对公司经营状况进行全面评估，进而提高盈余预测准确性。由此，本文预期良好的ESG评级可通过改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吸引分析师关注、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来减少上市公司与其他资本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审计风险，从而降低审计师对公司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或负面审计报告的概率。借鉴既有文献（方军雄，2007；王彪华等，2021），信息披露质量（Opacity）的度量采用沪深交易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结果，分析师关注（Analyst）采用分析师跟踪团队数取自然对数度量，盈余预测准确性（Accuracy）采用分析师预测盈余与实际盈余之差的绝对值度量，其值越大，盈余预测的准确性越差，代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与预期一致。

(二) 异质性检验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ESG评级受政策制度和企业自身属性的影响较大。地区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市场机制等制度规制可直接（引导规范）或间接（同群效应）影响企业ESG评级，同时企业也会基于自身属性如产权性质、污染性质等，策略性选择开展和披露ESG行为，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基于此，本文旨在从外部监管强度、内部企业特性两个层面，对其影响ESG表现与审计报告行为决策关系的异质性进行考察。

1.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受到特定制度环境的影响，而市场化程度反映了企业所处地区在市场机制、中介组织和法律法规等制度体系方面的建设进程，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研究企业行为应重视的一项外部制度因素。根据信息传递理论，信息传递效用取决于信息质量和信息传递双方对待信息的态度。ESG评级向投资者、审计师等利益相关方传递了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信息，而制度环境影响了企业ESG评级信息的真实性和效果。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城市发展水平、贸易开展程度较高，企业的环保意识更强，更有意愿履行环境保护责任（Charfeddine和Khediri，2016），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可靠性更高（陈承等，2019）。相对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法治建设、市场规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ESG理念的提倡和推广存在一定阻碍，企业与各利益相关方对ESG评级的重视程度以及接受程度较低。因此，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不同，企业ESG表现也有所不同。当市场化程度越高时，企业越倾向于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方面加大投入，其责任意识更强，投机行为更少，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感知到的审计风险相应减少。同时，由于地区环境规制压力不同，其政策制度设计、资源配置行为等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该地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市场主体，势必会因环境规制压力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经营管理行为和信息披露行为。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ESG投入越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客观性越强，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审计失败风险也就越小。基于此，本文预期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环境规制强度越大，ESG评级对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影响也越大，即地区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强度会增强企业ESG评级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或负面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抑制效应。本文借鉴解学梅和朱琪玮（2021）、闫志俊等（2022）的研究，地区市场化进程采用樊纲指数（MKI），环境规则压力采用PITI进行度量，构建交互项指标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第（1）、（2）列所示，交互项系数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业ESG评级与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制度环境的影响，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环境规制压力越大，ESG评级对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或负向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

2.企业层面的影响。从企业成立初衷和生产经营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来看，不同产权属性承担的政策性任务不同，不同行业的企业生产经营及其内部控制水平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因此，企业性质也会影响ESG评级与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关系，下面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污染性质以及内部控制水平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其一，从产权性质的角度看，产权性质的不同使得公司在企业使命、组织管理、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国有产权性质使得企业具有天然的政府职能，承担ESG责任是其应尽的义务，相对于民营企业对ESG责任的主动承担，国有企业ESG实践具有政策性和强制性，引起的社会反应更小，加上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活力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其ESG投入的经济效益受到制约（王波和杨茂佳，2022）。另一方面，与生俱来的政治关联属性让国有企业享有政策优势和融资便利，而非国有企业则更需要通过提升ESG绩效来获取政府支持和社会资源，这使得国有企业ESG履责行为的边际效应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更低。因此，国有企业通过ESG表现获取资源的意愿更小，引起审计师关注其ESG行为的激励更低，而非国有企业通过增强ESG表现，有助于获取经济资源，传递其经营风险更小的积极信号，更容易被审计师认可，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或负面审计报告的可能性降低。本文预期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ESG评级对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影响更显著，借鉴已有研究，将国有企业（SOE）赋值为0，否则为1，与ESG交乘，代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的第（3）列所示，产权性质虚拟变量（SOE）与ESG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预期一致。

其二，从污染性质的角度看，污染性质的不同使得企业在环境规制压力、技术难度、治理成本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污染企业具有更高的环境风险和环境规制成本，业务的特殊性决定其在绿色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比普通企业投入更多成本，ESG价值效应转化为经济效果的周期更长。一方面，污染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具有强制性，迫于更大的环境监管压力和更高的环境治理成本，公司管理层可能会选择通过虚假报告、盈余管理等短期行为来缓解当期的业绩压力。另一方面，高污染属性企业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效应，社会公众普遍认为污染企业改善ESG绩效是对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效应的一种社会补偿，甚至是一种“砸钱洗白”的“漂绿”行为，其运用ESG信息披露所树立的“环保、可持续”形象存在“水分”，从而影响污染企业ESG表现经济效果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审计师审计失败风险，审计师行为更为谨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或负向审计报告的倾向更为明显。相对而言，非污染企业开展ESG行为、披露ESG信息的动机更为纯正，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更强，审计师的审计风险更低，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或负向审计报告的概率更小。由此，本文预期，相对于污染企业，非污染性质企业ESG评级对企业审计报告决策的正向影响更大。借鉴刘运国和刘梦宁（2015）的研究，将未处于火电、钢铁、水泥、煤炭等重污染行业的公司定义为非污染性质企业（记为Pollute），赋值为1，否则为0，并与ESG交乘，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实证检验结果如表7第（4）列所示，非污染性质（Pollute）与ESG交互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预期一致。

其三，从内部控制的角度看，不同的内部控制水平往往伴随着不同的经营管理能力和信息披露水平。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经营管理越规范，管理层进行投机行为的空间就越小，也就越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和财务绩效。其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操纵信息生成的动机越弱，披露真实信息的意愿越强。同时，企业内部控制越有效，其ESG投入和相关信息披露就越趋于真实。在内部控制有效的企业中，无论是经营管理还是ESG投入，其信息生成和信息披露都更为客观、真实、完整，审计师在开展审计过程中，感知到的审计失败风险更低，其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或负面审计报告的概率也更低。因此，预期在内部控制有效的企业中，ESG表现越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也越低。借鉴唐凯桃和杨彦婷（2016）的做法，采用迪博公司披露的内控指数，将其取自然对数后，作为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测量指标（IC），与ESG交乘，代入模型回归，实证检验结果如表7第（5）列所示，内部控制有效性（IC）与ESG交互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预期一致。

(三) 分项检验

ESG评级包含了环境、社会、治理三个维度的评分，各分维度表现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异。前文分析表明，企业ESG表现越好，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或负向审计报告的概率越小。那么，ESG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或负向审计报告的抑制效应主要来自哪个维度呢？为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E、S、G分项表现对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影响。以环境评级、社会评级和治理评级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分项检验结果分别如表8第（1）−（3）列所示。环境责任表现（E）、公司治理表现（G）与审计意见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95、−0.38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在环境保护、公司治理改善方面的投入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风险，提高企业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或正向审计报告的概率。而社会责任表现（S）与审计意见的回归系数为−0.050，z值为−1.195，显著性较差，表明社会责任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或负向审计报告的影响效应比较有限。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在企业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条件下，社会责任投入挤占了企业其他经营项目的可利用资源，若未能平衡好社会责任与企业其他经营项目的资源配置，可能导致核心业务投入不足、企业竞争能力下降等问题，使得企业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二是公司内部存在代理问题，管理层可能是出于获取更高劳动报酬、提高个人知名度、隐藏经营管理问题等自利动机而加大社会责任投入，利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转移利益相关者视线，以此掩饰其盈余管理行为等，加大了审计师的审计失败风险。

六、结论与启示

基于2010—2020年间的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以企业行为为切入点，本文考察上市公司ESG评级对审计师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ESG评级越高，其被出具负向审计报告的概率越低，采用PSM、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从作用路径看，良好的ESG评级通过提高信息生成质量（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降低信息不对称），降低审计师审计失败风险，使得企业被出具负向审计报告的概率降低。从情境因素看，ESG表现对出具负向审计报告的抑制作用，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非国有企业、非污染性质企业以及内部控制有效的企业中更加明显。从ESG表现各分项维度看，环境绩效和公司治理绩效的良好表现能够显著影响审计师审计报告行为决策，降低公司被出具负向审计报告的概率，而社会责任表现对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弱。

本文基于企业行为视角，提供了ESG责任履行影响审计师审计失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报告行为决策的经验证据，拓宽了ESG经济后果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审计报告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现有成果。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还具有如下启示：一是监管层应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强化环境规制，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为更好地发挥ESG管理的经济效益提供基础条件；同时鼓励本土ESG评级机构的发展，可为企业提供更加专业的ESG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建立行之有效的ESG管理机制，包括ESG行为机制和披露机制，从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缓解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在风险导向审计下，审计师应关注客户的ESG评级，即可以结合企业ESG评级情况合理分配审计资源，同时在充分考虑企业属性特征的影响以及ESG各维度表现的行为动机及经济效果差异的基础上，制定合适的审计策略，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降低审计执业风险，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出具合理的审计报告。三是在经济向绿色发展转型的背景下，企业应树立并重视ESG理念，污染性质企业应在加大绿色创新、社会活动、内部治理等资源投入的同时，努力提升ESG信息披露质量，以更好地响应政府、市场诉求，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赢得主动；而民营企业和非污染企业同样应注重ESG责任的履行，将ESG理念融入管理实践中，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社会影响力，从而促进自身经济效益和竞争优势的提升。

① 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示，备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