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所谓共同富裕，一是富裕，二是共享，二者缺一不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却仍居高不下。尽管我国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达到最高值后呈小幅下降的良好趋势，但随后几年又有所回升，2020年为0.468^①，仍高于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0.4，表明我国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且近些年一直处于高位徘徊状态（李实和朱梦冰，2022）。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叠加，导致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失业人口增加；同时，为应对疫情冲击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不同资产的涨幅不同，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缩小收入差距的难度加大，对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构成挑战。在整个社会富裕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仅仅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富裕还不能称为共同富裕。因此，如何有效改善收入差距，攸关“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宏伟目标，决定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与否。

收入差距的形成与改善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蔡萌和岳希明，2016），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转型经济体，正式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尚不完善，非正式制度^②可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陈冬华等，2013）。文化传统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处于核心地位（辛杰，2014），社会学家们认为，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及社会资源的配置（Hofstede，1984；Stulz和Williamson，2003；金智等，2017），因此分析市场活动和经济交易应从文化角度出发（Hamilton，1991；Jennings和Waller，1995）。已有文献大多从结构、政策制度及要素配置等视角分析收入差距，证明了城镇化（王宏利，2011；卢倩倩等，2020）、政策性因素（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郭震，2013；刘伟等，2018）、城市空间结构（刘修岩等，2017；杜群阳和俞航东，2020）、技术创新（董直庆等，2014；Antonelli和Gehringer，2017）、全球化（万广华等，2005；郑新业等，2018）、基础设施（Calderón等，2015；Banerjee等，2020）及劳动力市场扭曲（冯涛和罗小伟，2015）等都会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却忽视了收入差距产生背后的文化背景。少量考察文化因素对收入差距作用效果的文献也主要集中于种族、宗族及性别收入差距（Herring和Henderson，2016；卿石松，2019；Gradstein，2022）。王汉瑛等（2022）基于第三次分配的视角，分析了儒家传统文化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但未提供相关经验证据支持理论的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提到了文化对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对解决人类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因此，要理解和解决当前的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精髓，儒家文化蕴含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必然会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活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国民行为决策与中国的资源配置。收入差距作为中国一定时期劳动和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反映，其必然会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在改善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问题时，儒家文化的力量不容小觑。那么，儒家文化是否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如果存在影响，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不同地区的作用效果又是否存在差异？这些疑问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基于此，本文尝试以2012—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强度越大，越有利于改善其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潜在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儒家文化主要通过改善税收结构及促进创新等渠道影响收入差距。同时，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程度也会因市场化水平、其他文化冲击及地域特征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为共同富裕建设中寻求有中国特色的实现路径提供了参考。现有文献大多基于正式制度因素（如户籍制度、发展战略及扶贫政策等）进行研究，本文突破传统的制度理论框架，从非正式制度视角出发，将中国主流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引入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不仅深化了对收入差距背后的文化土壤及其力量逻辑的理解，也为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制定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提供了借鉴。第二，拓展了儒家文化对经济社会影响的研究范畴。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经济学界关于儒家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领域。本文从宏观层面深化了对儒家文化经济社会影响的认知，为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借鉴，同时有利于民众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二、历史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 儒家文化历史背景

儒家文化具有深远悠久的发展历史。儒家学说最早由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而后由其门生及历代的儒学家补充发扬，逐渐形成以“仁”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是封建统治阶级教化人民的工具 。即使是在佛教和道教盛行的魏唐时期，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仍然对社会文化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宋代发展出名为“理学”的新儒学，并在明代走向极端，出现“心学”。清代虽为少数民族王朝，但依然将儒家思想作为教化民众的主导思想，康熙皇帝于1684年在曲阜孔庙亲自书写“万世师表”匾额，并命全国孔庙悬挂。在清末，即使面对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依然屹立不倒。在遭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破四旧”等历史事件冲击后，儒家思想几近丧失生存土壤，但在改革开放后又逐渐复兴。时至今日，儒家思想早已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许纪霖，2014；金智等，2017；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一直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充分肯定了儒家思想对于人类文明、团结统一及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揭示儒家文化在改善收入差距、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等方面的独特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理论分析

张若雪和张涛（2008）在分析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何能实现稳定的收入差距时，认为土地改革起到了巨大作用。黄斐（2013）进一步认为，两地之所以进行土地改革，很有可能是因为社会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而具有“均富”的价值取向。台湾作为我国的一个省份，其收入差距可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我国其他地区也很可能受到了影响。本文接下来将详细分析儒家文化会如何影响收入差距。

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在不知不觉间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其社会伦理思想，用通俗的语言和道德意识规范人民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国民行为决策及社会资源配置大概率受到了其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深入研读儒学理论的相关思想和阐述，本文提出两个竞争性假说：改善效应假说和恶化效应假说。

1. 改善效应假说。儒家思想中蕴含许多有关促进收入差距缩小的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对改善收入差距起到积极作用。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儒家思想倡导的“仁”“义”思想有利于实现经济正义。经济正义最终实现于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既包含由机会公平、程序正义和公平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又包含使大多数人福利增长的人道主义关怀，即在合理的范围内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从而防止收入差距悬殊的出现。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荀子认为“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富国》）。董仲舒提出“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匾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即不否定贵贱有等、贫富有别的社会秩序，而是调均有度，保障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此外，儒家倡导的“仁”“义”具有普适性，无论是强势还是弱势群体，都应在“仁”“义”中受益，如“富之”“教之”（《论语·子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儒家的“仁”“义”思想和公平观有利于实现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保障弱势群体收入，保证分配中的机会均等、规则公平，从而改善收入差距。另外，王汉瑛等（2022）认为“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儒家思想有利于激发第三次分配，即使得高收入群体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后，“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活动等方式济困扶弱”（刘鹤，2019）。

第二，儒家文化强调集体主义，注重群体内部的和谐稳定，这种文化价值观必然会促进收入差距的改善。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一直较为浓厚。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记·礼运》记载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荀子也认为“人之生，不能无群”（《荀子·富国》）。集体主义是指一个社会中的“公共利益”高于“私利”，更为强调群体内部的一致性（饶育蕾等，2022）。其核心思想和理念就是要更加重视群体内部的公平和谐，做到发展机会公平和发展成果共享。市场经济环境下，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衡（李实和朱梦冰，2022），集体主义将会引导实现资源分配均等化，进而缩小收入差距。

第三，儒家提倡勤劳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居民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缩小收入差距奠定基础。当前改善我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在于提低与扩中，而儒家“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的精神有利于磨炼人的意志，防止“躺平”，使低收入群体锐意进取（王汉瑛等，2022），通过自身努力提高收入，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孔子曾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论语·述而》）。杜甫认为“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前出塞九首》）。荀子主张“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儒家勤劳的理念将鼓励人们勤劳致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执行效果，为改善收入差距提供必要的基础。

第四，儒家秉承“允执厥中”的中庸之道，《周易本义》记载说：“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中庸，即“用中”，也即坚守中正之道，强调张弛有度、中性和谐的管理理念。在儒家看来，社会发展和收入分配都应当做到不偏不倚，只有“和而不同”，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强大动力。在儒家“中正之道”思想的影响下，管理者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时会考虑到大多数群体的利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从而改善收入差距问题。

除此之外，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一些积极思想还会间接促进收入差距的改善。具体来看，可能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儒家强调“轻徭薄赋，涵养税源”的征税思想。孔子反对重税，主张“薄赋敛”，“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等都是儒家税收主张的真实写照。儒家税收智慧被后代所继承，流传至今，将有利于优化税收结构，进一步增加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直接税税负不能转嫁，且负担水平随课税对象数额增加，因而高收入群体是直接税的主要负担者。间接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性，税负容易转嫁，居民无论收入水平高低、财产水平多寡，只要购买了同种商品或服务就无差别地承担着相同的间接税税负，因而广大中低收入群体事实上就成为了间接税的主要负担者（卢洪友和杜亦譞，2019）。因此，逐步提升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占比，有利于发挥税收的正向收入分配调节效应，改善收入差距。据此，儒家文化可以促进合理的税收政策的实施、优化税收结构，进而改善收入差距。

第二，儒学中蕴含许多注重和激励创新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周易·系辞上传》）等都体现了儒家“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并且，儒家还主张“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的进取开拓精神（《礼记·儒行》）。可见，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其蕴含的“革故鼎新”的革新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会引导人们不断地开拓探索、别创一格，从而对提高地区的原始创新能力产生积极作用。吴鹏等（2018）研究表明，技术原创^③会使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④，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又因劳动收入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技术原创能够缩小收入差距。因此，儒家文化将会通过提高地区的原始创新能力进而改善收入差距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儒家文化的收入差距改善效应假说：

H1a：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具有改善作用。

2. 恶化效应假说。尽管儒家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可以改善收入差距的思想，但也存在一些抑制性因素。具体来看，可能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儒家十分注重等级观念，这可能会对收入差距产生一定的恶化效应。具体来看，儒家文化以“三纲五常”来规范社会秩序，在朝廷要做到“君君，臣臣”，在家庭要做到“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强调在家晚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在外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提出了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重要性。《礼记·乐记》记载说：“然后圣人作, 为父子君臣, 以为纪纲, 纪纲既正, 天下大定”。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在封建社会是一种等级森严的“礼治”文化。有研究指出，在我国多重等级制度的环境下，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及其“自发”的扩大趋势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林光彬，2004）。

二是除集体文化自身对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外，受集体主义思想影响还会提高居民风险偏好，扩大中国家庭风险金融市场的参与度（万秋兰和张邦辉，2021）。在中国所有收入形式中，财产性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是最高的，且其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不断扩大（迟巍和蔡许许，2012）。股票、基金等是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而这类金融资产投资风险大、操作复杂、所需资金多的特点使得能获得高收益的往往是拥有较多资金和专业投资能力的高收入人群，财富基础较为薄弱、金融素养较差的低收入群体很难从中获得较高的收益（宁光杰等，2016），这将进一步扩大财产性收入差距，进而造成总收入差距的扩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儒家文化的收入差距恶化效应假说：

H1b：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样本为2012−2019年我国23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具体原因如下：一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有关共同富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新的探索，将共同富裕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二是获取夜间灯光影像的传感器在2012年前后出现过变更，两个卫星传感器存在差异；三是目前部分变量2020年的数据可得性较差。孔庙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儒家文化数据库（CFCN），该变量在样本期内不随时间而变。VIIRS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NOAA网站NGDC数据中心^⑤,已经剔除临时灯光、异常值等。城市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

(二) 变量说明

1. 儒家文化的测度。度量文化等意识形态一直是学术界想要突破的难题，且度量方法也备受争议（道格拉斯•C• 诺思，2016）。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目前学者们多使用历史信息数据（孔庙、书院、儒学中心、进士人数等）对其进行度量。在宏观层面研究中，陈海鹏等（2021）以及陈刚等（2022）通过明清时期的进士人数对地区儒家文化浓度进行衡量，但Chen等（2020）的研究表明，明清时期进士人数对当代受教育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进士人数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其背后所代表的地区教育水平所带来的，而非儒家文化所导致。因此，本文不使用进士，而使用孔庙数量衡量儒家文化，其优势在于，孔庙是纪念儒家先圣孔子的祠庙建筑，其主要功能为祭祀，反映出地区对儒家传统的崇敬，因此在表现儒家文化时更为纯粹。不仅如此，本文的孔庙数量是当代现存的数量，可以更好地反映地区在经历五四运动、“破四旧”等历史事件冲击后的儒家文化浓度。现存的孔庙更加体现了当地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高而更加重视对儒家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能准确地表现在当代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

利用现存孔庙测度儒家文化主要有区域及距离两种度量方法。“区域度量方法” 就是使用“各市行政区域内的现存孔庙数量/行政区域面积”来表示城市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距离度量方法”是使用某一坐标代表城市，然后统计以该坐标为圆心、以一定距离为半径的圆内的孔庙数量，最后以该孔庙数量表示儒家文化强度。本文使用距离度量方法，相比于区域度量方法，其优势在于：首先，古志辉（2015）通过分析孔子亲自讲学的路径，发现儒家场所的文化传播作用是有辐射范围的，并不会因为行政区划线的存在而停止向这个方向传播。其次，各城市的行政区划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经历过多次调整，若仅使用行政区域内的孔庙数量表现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则意味着城市在行政区划调整的那一刻其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也受到了调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⑥ 显然，距离度量方法能够克服行政区划所带来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借鉴Du（2013，2015）、古志辉（2015）、金智等（2017）的研究，运用“距离度量方法”来测度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强度。

具体来讲，本文使用经纬度计算各城市行政中心与现存的491座孔庙之间的球面距离，然后统计各城市行政中心一定半径范围内的孔庙数量^⑦，以此作为各城市儒家文化强度的衡量指标。孔庙数量越多，则表明该城市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强度越大。以城市行政中心坐标代表城市地理位置的合理性在于：汉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自古实行中央集权，从而具有“全能政治”观念，即政治权威统领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中就包含文化^⑧（Pye和Pye，1988；杨阳，2000），所以地区的行政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认为是文化中心，因而行政中心能够代表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强度。在半径范围距离的选择上，古志辉（2015）通过分析孔子亲自传播儒家思想的路径后，认为儒家场所向外进行文化辐射的半径大约为200或300公里。巧合的是，本文为了保证能把城市行政区域内的孔庙都囊括进来，使用Google地球对样本内的233座城市进行了逐一排查，最终发现，各城市行政中心与市内最远孔庙的距离不超过150公里，小于200和300公里。因此，本文将半径确定为200公里（Conf_200）和300公里（Conf_300），以这两个半径范围内的孔庙数量作为城市儒家文化强度的代理变量，并加1做自然对数化处理。此外，本文在后文的稳健性检验中还使用区域度量方法以及到最近的儒学中心的球面距离来衡量城市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

2. 地区收入差距的测度。地区收入差距的合理测度是本文实证研究的关键。本文借鉴Lessmann和Seide（2017）、刘修岩等（2017）的研究，采用校正后的夜间灯光亮度均值作为区县人均收入水平的替代指标。^⑨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测算市域内部区县尺度上的地区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介于0到1之间，是衡量一个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

$ Gini=\frac{\sum _{u=1}^{n}\sum _{v=1}^{n}\left|{y}_{v}-{y}_{u}\right|}{2{n}^{2}\stackrel-{y}} $

(1)

其中， $ {y}_{u}、{y}_{v} $ 分别为某市域区县u、v的夜间灯光亮度均值，n为某市域内的区县数量， $ \stackrel{-}{y} $ 代表市域灯光亮度均值。

(三) 模型设定

借鉴刘修岩等（2017）的研究，本文构建如下OLS模型：

$ {Gini}_{it}=C+\alpha {Conf}_{i}+\beta {X}_{it}+Province+Year+{\epsilon }_{it} $

(2)

其中，Gini表示地区收入差距，Conf表示儒家文化影响强度。X表示其他可能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控制变量，包括以“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衡量的产业结构高级化ts；公共服务水平medic，用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open，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政府规模govsize，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p，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末常住人口”来衡量；教育资源edu，用“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年末常住人口”来衡量。所有控制变量均取自然对数进行标准化处理，且所有经济变量均使用省级CPI进行了去通胀处理。C为常数项， $ {\epsilon }_{it} $ 表示随机误差项。此外，还加入了省份和年度虚拟变量。

(四) 描述性统计

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Gini的最小值为0.134，最大值为0.888，表明我国城市间基尼系数差距较大。儒家文化强度的代理变量Conf_200（Conf_300）的均值为2.433（3.118），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06（4.682），这可能意味着我国城市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四、经验分析 (一) 儒家文化与地区收入差距：基于整体的分析

表2报告了儒家文化对地区内部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回归（1）以距各城市行政中心200公里范围内孔庙数量加1后的自然对数（Conf_200）作为衡量儒家文化影响程度的指标，并对收入差距（Gini）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两者在1%的显著水平上负相关。回归（2）以距各城市行政中心300公里范围内孔庙数量加1后的自然对数（Conf_300）作为衡量儒家文化影响程度的指标，其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也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改善作用，即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大，越有利于改善一个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验证了假设1a。

(二)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虽然本文样本中的孔庙建成时间久远，距今最近的一座都是远在一百年前的民国时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反向因果关系，但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偏误，例如孔庙较多的城市可能从古至今都是重镇，经济实力较强，从而有资金修缮孔庙。为此，我们借鉴Chen等（2020）的方法与思路，使用各城市明清时期到最近的竹林松林所需的水路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来处理内生性问题^⑩。

Chen等（2020）使用该工具变量的思路是：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考试是古人实现阶级跨越的重要方式，因而存在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由于儒家经典是考试的官方书目，因此备考的人越多，尊儒学儒的社会风气就越兴盛。但由于生产力低下，许多贫苦民众无力负担购书的费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区的书籍价格越低，学习儒家经典的人就越多，社会的儒家文化浓度就越大。从而，书籍的价格对地区儒家文化的强度具有负向影响。明清时采用雕版印刷术，由于竹子、松树是制造纸和墨水所需的原材料（潘吉星，1998；张秀民，2006），一个地区要生产书籍就必须要前往竹林、松林运回竹子和松树。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地区距离竹林、松林越近，运输成本就越低，书籍的生产成本也就相应降低，最终书籍的售价也就相对更低，使得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能够备考科举，社会的儒家文化浓度相应增大。综上所述，地区到最近的竹林、松林所需的水路距离^⑪与地区的儒家文化浓度呈负相关关系，满足对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此外，Chen等（2020）证明了该工具变量是高度外生的，与人类分布、现代教育等无关，因此满足对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

表3汇报了2SLS的回归结果。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说明城市到最近的竹林松林所需的水路距离与儒家文化强度负相关，与前文的分析相符。Kleibergen-Paap rk Wald F-stat大于10%临界值，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在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后，Conf_200（Conf_300）的系数绝对值增大，这说明遗漏变量导致回归结果产生了向上的偏误，儒家文化依然对改善收入差距具有推动作用，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2. 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首先，本文进一步使用区域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各地级市行政区域内现存孔庙数量/行政区域面积”（Conf_city）来衡量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并取自然对数处理（金智等，2017；陈刚等，2022）。结果见表4第（1）列，Conf_city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进一步证明了上文的研究结论。

此外，陈刚等（2022）指出，中国历史上曾有七个儒学中心^⑫，是弘扬儒家文化的重镇。因而在地理上越靠近儒学中心的城市，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能也越深（Du，2015）。因此，本文首先确定出各个城市距离最近的儒学中心，然后计算出该市与这个儒学中心的球面距离，以该球面距离（Conf_center）作为一个新的解释变量来衡量城市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强度。表4的第（2）列结果显示，Conf_center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市距离儒学中心越远，其内部收入差距越大，再次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3. 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可能受极端值影响，本文进一步对样本进行了前后各5%缩尾处理，结果见表4的回归（3）和回归（4）。又考虑到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可能对回归结果存在干扰，本文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剔除出样本后，再次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的回归（5）和回归（6）。所有结果均证实了上文的研究结论。

(三) 儒家文化与收入差距：影响渠道

1. 影响渠道：税收结构。在理论分析中，我们阐述了儒家文化可能会通过优化税收结构进而间接改善收入差距。为检验这一潜在的影响渠道是否成立^⑬，本文借鉴刘胜和冯海波（2016）的研究，选取各省份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来表示税收结构（taxstr）。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儒家文化能够显著降低间接税所占比重，改善税收结构，促进税收公平准则的实现。而优化税收结构对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符合现实，且得到了经典文献的证明（汪昊和娄峰，2017；卢洪友和杜亦譞，2019）。这表明，完善税收结构、促进合理征税是儒家文化改善收入差距的一个潜在作用渠道。

2. 影响渠道：创新。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阐述了儒家文化所蕴含的创新思想和开拓精神可能会激发地区的原始创新能力，从而对改善收入差距产生积极影响。为了进行验证，采用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公布的各市发明专利授权数目指数作为创新（innovation）的代理变量，该指数得分越高说明原始创新能力越强。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儒家文化能够显著提高地区的原始创新能力，而创新是改善收入差距的重要动力，并得到了经典文献的充分证明（吴鹏等，2018；洪勇和王万山，2019）。可见，提高创新能力可能是儒家文化改善收入差距的另一潜在机制渠道。

五、拓展性检验 (一) 儒家文化与收入差距：基于市场化程度的分析

道格拉斯•C• 诺思（2016）指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相互交融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决策及社会的发展，二者的作用方向可能是互补的，也有可能是相反的。那么，儒家文化对地区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会受到正式制度环境怎样的影响？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不尽相同，可有效识别市场经济这一正式制度是否会干扰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为此，本文使用王小鲁等（2019，2021）编制的各省份市场化指数作为市场化程度的代理变量，并将各地区按市场化程度高低分为两组回归^⑭，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表7的列（1）、列（2）以Conf_200衡量儒家文化影响强度，分别于市场化程度高和市场化程度低两组对收入差距（Gini）进行回归。结果显示，Conf_200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组显著为负，在市场化程度低的组则不显著。列（3）、列（4）以Conf_300衡量儒家文化影响强度，回归结论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更可能出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隐性治理机制，其蕴含的有关公平竞争的思想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得到了放大，使得这些地区更加注重规则意识，二者相辅相成，有利于规范社会秩序，弥补资源配置中的不足，从而起到进一步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

(二) 儒家文化与收入差距：基于其他文化冲击的分析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但也经历过佛教及道教思想的竞争（洪修平，2002）。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也大规模传入中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些人的行为、生活及价值观。按照文化冲突理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触的结果会是二者相互吸收或替代对方，随之会产生新的文化模式或类型。其他文化给儒家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儒家文化的作用效果。鉴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其他文化冲击是否会影响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本文使用各城市行政区域内佛寺、道观、清真寺、基督教堂及天主教堂的密度作为其他文化冲击（Other_culture）的代理变量，并按密度高低将样本分为两组回归^⑮。表8的回归结果显示，Conf_200、Conf_300均在受其他文化冲击小的组显著为负，在受其他文化冲击大的组则不显著。这表明其他文化的冲击很可能削弱了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效果。

(三) 儒家文化与收入差距：基于南北方的视角

中国南北方文化习俗差异巨大。由于封建王朝的国都多设于北方，导致北方往往是中央集权的中心，加之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位于北方，从而北方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能更大。另一方面，近代民主革命的爆发地多位于南方，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远离朝廷的地理位置，受封建正统的控制更弱，有利于对封建思想进行批判继承以及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因此，儒家文化在南方的约束力可能更弱，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在南北方存在差异。本文以秦岭淮河一线作为南北方分界线^⑯，将样本分为南北两组分别回归。表9的回归结果显示，北方地区Conf_200及Conf_300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南方地区则不显著，表明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可能在北方地区更明显。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缩小收入差距、共享发展成果是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收入差距过大构成了不容轻视的挑战。过往研究大多基于正式制度逻辑考察影响收入差距的宏观战略政策或资源配置方式（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罗楚亮，2020）。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式制度仍待完善但历史文化悠久的转型经济体而言，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方案应具有中国特色，不应仅依靠正式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本文研究发现其在“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具有积极作用，为当代经济发展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提供了经验依据，肯定了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进一步，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改善效应”，即地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强度越大，其内部的收入差距显著越小。机制分析表明，儒家文化可能通过优化税收结构及促进创新来改善收入差距。同时，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增强儒家文化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多元文化碰撞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一改善效应。此外，相较于南方地区，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效应在北方地区表现更为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启示：（1）国家应继续加强发扬儒家“仁”“义”思想的教化引导作用，尤其是在教育系统中加大弘扬的力度，推动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并将其贯彻融入社会规范之中，促进社会公平与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思想基础；（2）结合儒家“集体主义”“中正之道”等思想，明确推行“发展机会公平”和“发展成果共享”，落实“和而不同”的收入分配政策，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3）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做到：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其同当代中国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汲取儒家文化中“轻徭薄赋，涵养税源”的思想，优化税收结构，持续推进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制改革，增强再分配领域中税收政策调节力度，使其发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作用。

不可否认，本文仍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劳动者的工资差距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李实和朱梦冰，2022），研究儒家文化对个体工资差距的影响效应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受个体微观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仅关注了儒家文化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未来有必要使用微观数据对此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第15–16页。

② Helmke和Levitsky（2004）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描述如下：正式制度是由官方认可的渠道公开创建和传达的制度；非正式制度是社会认可的准则，通常是不成文的，在官方认可的渠道之外创建、传达和执行。

③ “技术原创”区别于“技术引进”与“技术引进再创新”，是难度最大的技术进步，可理解为原创型发明。本文所使用的发明专利授权数目是技术原创的良好表现。

④ “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意即“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经济学名词》对其定义如下：“技术进步可以增加劳动，也可以增加资本。当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和技能时，就出现了增加劳动的技术进步。例如，使用录像磁带、电视和其他电子通信媒介用于课堂教学”（经济学名词审定委员会，2020）。

⑤ 数据来源于http://ngdc.noaa.gov/eog/download.html。

⑥ 例如：现潮州市境内有孔庙，汕头市境内没有，潮州市与汕头市在1991年前同属一个地级市，若以行政区域内的孔庙进行衡量，则汕头市在1991年前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在1991年后没有受到影响，显然不合常理。

⑦ 城市行政中心经纬度数据由百度地图API获取。

⑧ 这里的文化指的是，如同儒家文化一般，为政治服务的类似于意识形态的文化（古志辉，2015）。

⑨ 我国官方未公布城市层面的收入差距指标（例如基尼系数），因此只能自行计算。Lessmann 和Seide（2017）研究认为，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夜间灯光是地区收入的合理替代变量，因而使用夜间灯光计算而来的基尼系数能够较好表现地区的收入差距。

⑩ 数据来自Chen T、Kung J K、Ma C（2020），参见The Economic Journal.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从网站（https://doi.org/10.1093/ej/ueaa043）Supplementary data下载。

⑪ 因为竹子和松树属于大型货物，而运输大型货物往往采用水运，因此地区到竹林、松林的距离应考虑为水路距离。

⑫ 七个儒学中心分别是山东曲阜、江西临川、河南洛阳、四川成都、江苏东台、浙东、福建三明和龙岩。

⑬ 本文采用江艇（2022）的建议，机制分析不使用中介效应三步法；而只确定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中介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则依据过往文献。

⑭ 借鉴金智等(2017)的方法，首先计算出每个省级行政区的市场化指数在样本期间内的均值，然后将其由高到低排列，将排列在前 1/3 的省归为高市场化地区，后 2/3 的省归为低市场化地区。2008—2015年使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的数据，2016—2019年使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的数据。

⑮ 首先由“佛寺、道观、清真寺、基督教堂及天主教堂数量/行政区域面积”计算出各城市其他文化建筑密度，然后计算出每个城市其他文化建筑密度在样本期间内的均值，并将其由高到低排列。与前文基于市场化程度的分析一致，将排列在前1/3的城市归为受外来文化冲击大的地区，后2/3的城市归为受外来文化冲击小的地区。数据来源为CNRDS数据库。

⑯ 秦岭淮河一线的最南端为32°18'N，最北端为34°05'N，本文将位于32°18'N以南的城市划为南方城市，将位于34°05'N以北的划为北方城市。对位于32°18'N与34°05'N之间的城市，通过观察地图逐一进行确定。在本文样本中，南阳、蚌埠、驻马店三座城市在南北方划分上存在争议（南阳位于秦岭淮河一线向下转折线段的西边，从而其位于秦岭以南、淮河以北，而蚌埠与驻马店境内有淮河穿过）。本文处理方式如下：由于南阳位于秦岭以南，本文将其纳入南方。淮河虽穿过蚌埠与驻马店，但两市行政区域大多位于淮河以北，因此本文将两市纳入北方。将这三座城市剔除出样本后，结论不变，结果留存备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