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乃至对抗的加剧，通过海外市场拓展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道路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阻碍，由此就会导致中国经济由原先推动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向国内大循环进行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基础在于提升国内消费。^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前中国社会就非常重视内需，从中央到各部委以及各地方都推出“促消费”政策，如国务院开展消费扶贫以助力脱贫攻坚战，商务部积极推进汽车流通改革以促进汽车消费优化升级，文化和旅游部积极推进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以及文旅消费集聚区建设，精准扶贫也成为带动乡村消费的重要举措，等等。问题在于，我们推出各种“促消费”政策不应该“为提升内需而提升内需”，而应该将内需的提升与当前时代的紧迫任务以及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最终需要促进社会福祉的持续提高。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显然，这就需要细化经济内循环大战略下的消费和经济政策，不应该仅仅关注消费的总量，而更应该重视和优化消费的结构。

显然，考虑到消费结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影响，内需的提升就不能简单地诉诸市场机制，而是需要灵活运用供给侧管理；否则，内需的简单扩张不仅不会导向健康有序的经济内循环体系，反而会重蹈经济动荡乃至经济危机的覆辙。那么，供给侧管理为何以及如何能够优化消费结构以促进经济增长呢？这就涉及供给侧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生产导向：有意识地生产那些体现社会大众的真实需要并且与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产品，由此来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有鉴于此，本文集中考察三大议题：（1）经济内循环战略下的消费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及其相应措施；（2）供给侧管理所基于的根本原则及其主要适用领域；（3）如何将供给侧管理运用到当前社会的具体实践中。通过对这些内容的系统考察，我们就不仅可以对经济内循环下消费政策给出方向性的引导，而且还可以对当前一些重要社会经济政策加以深层审视。

二、从提防经济衰退到建设美好社会

在经济内循环的大背景和大战略下推出消费政策，首先需要对这些消费政策所希望实现的目标有宏观且清晰的前瞻性把握，由此才可以避免不良后果的发展。一般地，这应该着眼于这样五大视角的目标：（1）避免经济衰退，这是当前最为直接和紧迫的政策目标，它依赖于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扩大，由此来弥补海外市场的日渐萎缩对本国产品所造成的需求冲击；（2）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这是在相当长时间内持久存在的发展目标，它依赖于生产性消费的提升以及生产性劳动的投入，由此来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并推动相应的生产性投资；（3）提升幸福水平，这是人类社会不断推进的社会目标，它依赖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乃至分配均等化，由此来提高社会大众的消费能力并由此化解消费外部性带来的内耗；（4）建设美好社会，这是最终致力实现的新常态目标，它依赖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相对均等分配，由此来推进人们需求层次的不断升级并最终实现高水平的生活；（5）最大社会效用，这是实现上述诸目标的手段性目标，它需要诉诸有效的供给侧管理，由此来选择性地生产那些社会大众真实需要的产品并有意识地塑造社会大众的消费偏好。前四大目标之间也存在明显的递进性，首先要避免经济衰退，在此基础上要着眼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同时要保障共同富裕以提升普遍的幸福水平，最后的美好社会建设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所追求的目标，也是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为此，这里就这四大视角和目标做一简要的逻辑说明，至于如何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则在随后的几部分逐层分析和阐发。

(一) 避免经济衰退

经济的快速增长依赖于投资的扩大，而投资扩大所创造出的产品又需要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来消化。这可以从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英国的发展历程中窥见一斑：英国的出口值在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19世纪增长了30倍，占国家收入的40%；在1820年，英国出口值已经超过了法国、瑞士、奥地利、低地国家和意大利的出口总值，到1870年已经占西欧出口总值的40%，并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占据超过1/3的比例。^②同样，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由于没有殖民地可以倾销其产品，通过低廉的劳动力工资来争夺海外市场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从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见一斑。尽管如此，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海外市场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同步拓展，甚至必然还会呈现萎缩之势。其原因大体有二：（1）收入提高导致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使得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会日趋下降；（2）国际市场的容量本身就存在上限，更不要说那些遭受产品倾销和市场挤压的国家还会采取种种措施来保护本国市场。尤其是，随着制造业成本的不断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发展还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③进而，随着其他更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入竞争，新兴市场国家就会进一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中等收入陷阱”就昭示着：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往往难以持久，在达到一定峰值之后就会面临需求由外到内的转换压力；进而，提升国内需求的一个重要途径则是调整收入分配，因为过大的收入差距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内需不振。^④经济史也清楚地表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因为存在过大的收入差距而无法实现由外需到内需的有效转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恶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以及中美冲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当下的经济和消费政策首要和直接的目的就在于避免整体经济陷入衰退，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更加强化了这一目标的紧迫性和艰巨性，由此就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来提高国内消费。

(二) 促进持续增长

在消除了经济衰退这一紧迫压力之后，经济政策就需要转移到经济增长这一长期目标上来。问题是，内需的提升将会减少资本的积累，此时如何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呢？一个基本途径就是用生产性消费来取代非生产性消费，由此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事实上，财富的创造和经济的增长根本上依赖于生产性劳动的投入，而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维持生产性劳动又取决于生产性消费。一般地，所谓生产性消费就是指能增加劳动者之生产能力的消费。穆勒写道：“只有用于保持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消费，才是生产性消费。”^⑤即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有赖于生产性资本的投入以及生产性消费的支出。同时，生产性消费首先是指必需品的消费，以至于从斯密到穆勒以及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都将从事必需品生产的劳动称为生产性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有效保障经济增长，就应该适当地限制富人的奢侈品消费或服务性消费；其原因也就在于，它们大多属于非生产性消费，从而就无法提升劳动生产力，进而也就无法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更进一步地，为了限制富人的非生产性消费，就需要对高等级产品征收奢侈税，由此将有限资源从非生产领域配置到生产领域。事实上，经济学中有一条基本原理：对坏东西征税要高于对好东西征税。显然，这也就为征收奢侈品税提供了理论基础：（1）奢侈性消费消耗掉了原本可以用于社会大生产的大量物化劳动，从而具有明显的浪费性。^⑥为此，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都主张对奢侈品消费课以重税。例如，斯密要求在高速公路上对奢侈品的运输征收比普通货物更高的费用，要求对酿酒厂课以重税。（2）奢侈性消费往往不是服务于人类生活而是为了炫耀，从而导致价格失去对消费的引导作用。^⑦为此，政府就可以对这类商品进行征税，这在不影响富人的消费效用的同时可以提高其他穷困者的利益。正因如此，为保障内需提升的同时维系和促进经济增长，当前中国社会就需要采用征收奢侈税等措施来促使非生产性消费向生产性消费的转换。

(三) 提升幸福水平

无论是提高大众的消费水平还是促进社会的经济增长，根本上都是为了不断提升人们的幸福水平。更进一步地，基于提升社会福祉和幸福指数这一目标，还导向了缩小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其原因在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不仅可以提高普通大众的消费能力，而且可以化解消费外部性，这些都可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一般地，消费外部性体现为，人们对自己物质境遇的评价明显地取决于其他人所拥有的物质水平，因而消费之间就会相互影响。相应地，消费外部性不仅会滋生出相对效用，而且还会引发消费的攀比以及炫耀性消费，由此就会促发欲求的膨胀以及欲求与需要之间的背离。于是就带来这样的结果：人们的幸福水平非但没有得到真正提升，反而成为“不断的徒劳无益的殉难行为的受害者”。^⑧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此时推动人们消费不断升级的根本因素，不是源自生活进程所产生的真实需要，而是源自市场过度竞争所诱导出的攀比欲求。其实，幸福感本身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一种主观心理体验，因而并不单纯地取决于收入水平和财富量，即收入水平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感的同等提升。^⑨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2年的2.2万亿美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4.3万亿美元，但美国人的幸福感指数（自我报告的主观幸福SWB）却呈现出扁平型走势，而最高峰值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⑩同样，从横向比较来看，富裕国家的国民往往并不比贫穷国家的国民更幸福，如丹麦人、意大利人并不比孟加拉人、肯尼亚人、尼泊尔人以及巴基斯坦人更幸福。^⑪尤其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收入的上升还会导致社会福利和幸福感的下降。其原因在于，市场竞争通常会加大收入差距，^⑫由此带来两大严重后果：（1）降低社会信任度，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和淡薄；（2）削弱社会性需求，进而致使人们变得日益不安和迷茫。正因如此，为了提升国民的幸福水平，当前中国社会就需要采取适当缩小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通过共同富裕来增进社会信任并缓解各种负外部性。

(四) 建设美好社会

收入差距的缩小有助于内需的扩大，尤其是可以提高底层大众的需求以及社会总需求，这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问题是，国内消费的增加通常会减少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进而就会影响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力的提升，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正因如此，随着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一国的社会经济通常就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形态：一方面，社会大众的消费水平得到增加，进而导致经济福利水平获得明显提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低速，进而逐渐趋于高福利水平的经济稳定。^⑬这种形态也就是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所呈现出的一种新常态，也体现出了美好社会的重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一定下降，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是建设美好社会的基本诉求。也就是说，经济和消费政策长远上应该服务建设美好社会这一目标，尽管美好社会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纵观当今世界，那些享有高福利水平的国家，几乎都过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当然，就当前中国而言，社会经济毕竟还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并且处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相应地，从国际经济竞争的角度看，工资水平的提高往往会导致国际竞争力的下降，进而会制约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这反映出，为了促使社会经济以及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当前中国社会在增加内需的同时依然需要尽量维持乃至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点呢？根本上就需要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粗放式发展转向节约式发展；相应地，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本以及其他资源的利用效率，由此才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新常态应该具有这样两大基本内涵：（1）经济增速下降与社会福利提升并存；（2）内需持续扩张和资源配置优化同时进行。^⑭基于这一逻辑，如果只见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却不见社会大众福祉的上升，或者在内需迅猛增长的同时却不见资源配置的优化，那么，这就显示出相关社会制度以及政策措施出现了严重问题，或者至少遭遇到了非常不利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形势。正是通过对“新常态”的学理性解析，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当前所遭遇的社会经济困境，进而引发我们去直面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

三、供给侧管理的根本原则何在

上面从四个层次分析了经济内循环战略下制定消费政策时所着眼的基本导向及其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这四大目标要求重视和优化消费的结构而不仅仅是提升消费的总量。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些目标？这就与当下的产品供给密切相关，因为现代社会的消费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产品的供给。就此而言，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体现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以及消费者主权，但实际上，现代市场经济越来越凸显出加尔布雷斯意义上的生产者主权，乃至绝大部分需求都会受到某种“强制”和诱导。^⑮进而，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和消费已经显著地为生产者主权所支配，相应地，生产什么就成为现代社会要处理的重大问题。譬如，为有效实现上述四大目标，当前中国社会所生产的产品就应该侧重于满足社会大众的真实需要尤其是能够增进提高生产力的生产性消费；即使就提升幸福水平和建设美好社会层面而言，也是要最大化社会效用而不是最大化厂商收益。然而，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私人生产者更倾向于生产那些能够带来更多收益的产品，而这种生产导向通常并不能带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通常还会相反，如经济危机就是明证。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由政府或公共部门主导的供给侧管理就应运而生了，它基于效用原则进行生产并引导需求。其实，政策本身就自然寓意着“有意识地引导”之意，相应地，当下的消费和经济政策也就应该能够将生产和消费引向适宜之所。

为了便于读者更清楚地认识供给侧管理的特性和诉求，这里结合经济危机这一大背景来解析；其原因也在于，当前经济循环的转向以及内需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相应的经济和消费政策也是直接着眼于对经济危机和萧条的认知。我们思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究竟该如何认识经济危机呢？一般地，尽管人们往往将经济危机归咎于“生产过剩”，但迄今为止的“生产过剩”都不是社会生产的全面过剩，而主要是由于供求结构的严重失衡所产生的“相对过剩”。第二，为何会出现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根本上说，这就源于产品供给的不合理而非社会总需求的不足。第三，产品供给为何会存在如此的不合理呢？这就要剖析产品供给者的生产动机。一般地，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供给主体是私人厂商，而私人厂商所追求的是收益最大化。那么，厂商生产哪类产品可以获得最大化收益？通常来说，这主要是市场价格（即交换价值）远高于生产成本的那些产品，尤其是（市场）价格高于其（自然）价值的产品。^⑯进一步地，哪些产品的市场价格（交换价值）会高于其（自然）价值？通常来说主要有这样两类：（1）富人需求的奢侈品，富人的高购买力导致奢侈品的交换价值远高于其价值；（2）市场短缺的商品，稀少性是影响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然而，偏重这两种产品的生产往往并不能带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这里分别进行解析。

首先，就奢侈品生产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中的奢华贵气产品（如时尚服饰、新潮手表、智能手机、豪华汽车、高档住宅）不断升级换代，但底层大众所需要的物美价廉物品却越来越难以寻觅。例如，在市场经济不受约束地扩张的那些国家（如一些拉美国家），一边是各类豪华别墅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另一边则是大量不适宜生存的贫民窟。再如，由于受2008年世界经济情势以及国外市场萎缩的冲击，中国社会一边是水泥、钢材、玻璃、铝制品等出现严重过剩，另一边则是甚至在广州城中心50公里之外的从化、花都等地都依旧存在着不少坑坑洼洼的公路而得不到足够材料等来进行修整。由此，我们就可以审视发源于萨伊的主流经济学观点：商品的价值体现为它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而效用大小又通过市场价格而得到体现；相应地，市场价格越高的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及其相应的价值也越大。果真如此吗？为辨识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再思考下：那些衣不蔽体的非洲穷人果真对那些因卖不出去而被H&M烧掉的衣服没有效用吗？距离大城市几十公里之外的农村人果真不需要更为平坦的水泥公路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些人之所以无法享有这些对他们来说具有极大效用的物品，根本上是因为他们缺乏按照市场价格购买这些物品的能力。

其次，就稀少品生产而言。为了获得更大收益，逐利厂商通常会投入大量资源生产那些需求量极少的高等级产品，而针对社会大众所需要的物品则会人为地制造稀缺，因为数量少的高级产品以及供不应求的大众品都会导致价格（交换价值）远高于其价值。然而，当一个物品因为稀缺而带来较高的个人价值时，社会价值却往往不升反降。其原因在于，当物品变少时，其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往往会变大，进而导致该物品对应的价值上升，而这一变动对个人要较社会更为显著；更不要说，社会价值本身还取决于单位物品价值乘以物品数量，因而物品减少本身就意味着社会财富的下降。事实上，劳德代尔悖论就揭示出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之间的不一致：一方面，对私人来说，私人财富体现在其所拥有的货币数量，而货币的多寡取决于其拥有的产品的价格高低，物品的市场价格则又取决于产品的稀缺性；另一方面，对社会和国家来说，国民财富根本上体现为其所拥有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的多寡取决于其创造出的产品多少，而产品的稀少恰恰与国民财富呈反向关系。正因如此，当某产业或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或失衡时，基于收益或个人财富最大化的考虑，私人厂商通常就不会降价出售给那些产品的高度需求者，更不会免费对外赠送这些“过剩”产品；相反，它们宁愿销毁或浪费掉这些“过剩”产品以提升该产品的市场价格，而这种销毁或浪费明显地减少了国民财富。由此，每当经济大危机来临往往会出现这种悖像：一方面大量的牛奶和面粉被倒入大海，另一方面又存在很多穷人得不到最基本的食物。基于同样的逻辑，H&M近年几乎每年都要烧掉数十吨没有卖出的衣服，而不会将之赠送给缺少衣服的穷人。更为甚者，有房地产大佬在2016年时就宣称：中国房地产的7亿套库存量中很大一部分很难消化，只能炸掉而对土地重新规划和合理利用；而且，炸掉库存是开发商权力，也是开发商的合理行动，因为去库存与去产能是一样，而无偿将库存房分给穷人住实际上是抢劫。这些都反映出，在市场经济中，私人厂商甚至会通过破坏既有财富以人为制造稀少的方式来追求收益最大化。

由此，我们就可以深层次地认识和理解市场经济中的这一悖象：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商品滞销或浪费，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人口得不到基本必需品。根本上说，经济危机时所出现的产能过剩就根源于这种产品的供求结构失衡。相应地，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时呈现出的产能过剩问题，就不能简单地回归供给学派的市场放任主义政策。其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根基于收益原则，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满足富人的需求，而无法真正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自然也就难以刺激总需要而摆脱经济危机。相反，要克服由“相对过剩”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根本上在于缓解和避免产品结构的扭曲和失衡；进而，这就需要以效用原则而非收益原则作为产品生产的根本原则，并由此来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而不是厂商收益的最大化。^⑰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非总需求的刺激上寻找经济危机的解决办法，这就为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基本立足点；进而，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思路就在于，应该通过适当引入产品生产的效用原则来弥补或缓和根基于收益原则的市场经济所内在的根本性缺陷。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的根本性差异，并不像流行观点所以为的那样是体现为在经济增长动力上诉诸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这四大投入来取代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而是体现为生产和产品供给上以效用原则来取代收益原则。就此而言，当我们说要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以缓解市场供求失衡时，关键在于推进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以及方式应该基于何种原则？这里则揭示出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原则：社会效用最大化。进而，当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一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时，我们可以理解这一主要是为了解决之前市场无节制发展之恶果所提出的特定时期任务；即使如此，在具体如何有效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时也应该遵循效用原则，要深入辨识那些产能或库存是确切超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由市场机制造成的一种表象。事实上，即使回到“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其根本主旨和前提也是在于创造出真正有用的产品；但是，市场经济的无节制发展导致市场上充斥着由虚假需求引导的商品，从而就会导向经济危机。既然如此，现代生产又如何有效贯彻效用原则呢？显然，这就需要引入政府的积极作用而不能简单地将社会问题的解决诉诸市场，因为私人厂商根本上追求的是收益，市场交易所带来的也不是社会效用最大化。

四、效用原则主要适用哪些领域

随着无节制的市场发展导致产品供给越来越偏离人们的真实需求，这就赋予了在市场经济中引入供给侧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尤其赋予了政府对供给侧管理的指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效用原则的供给侧管理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诉求，因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将稀缺性资源配置到人们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资本家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即社会主义是为社会需要而非利润生产。正因如此，这里再次强调，生产或产品供给的效用原则是根基于生活进程的真实需要而不是源自市场诱导的心理欲求。

不过，至少在现阶段，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两点：第一，根基于效用原则的供给侧管理只是对需求侧管理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需求侧管理对经济的有序运行是基础性的，供给侧管理主要是对那些市场机制不及或无效的领域加以补充；第二，供给侧管理的应用典型地体现在那些具有显著公共性的产品供给以及大众必需的产品供给上，而对那些为追求收益而明显损害社会效用的私人性市场行为则主要是加以监督和遏制。举个例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占地庞大的高尔夫球场在各大中城市蓬勃新建起来，在深圳、广州等南方地区甚至建立起了人工造雪滑雪场地；但是，这些场所的门票价格通常贵得惊人，从而不是普通大众所能消费的。既然如此，在社会资源还很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为何不将有效的体育资源用于建设真正为市民所需且提升大众体质的基础运动设施上呢？根本性原因就在于，这些高尔夫球场和人工造雪滑雪场地大多是私人（企业）所建的，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社会效用；但是，如果是政府部门利用公共资金建的，那么，就应该建更多的大众体育锻炼场所而不是人工造雪滑雪场地等。

在很大程度上，收益原则和效用原则就体现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进行生产决策的根本性差异：私人部门生产选择何种方式或方向的目的是要实现主导者或所有者的效率，这就是收益最大化；公共部门的生产根本上则是实现社会有效性，从而也是满足全社会成员的效率要求，这就是效用最大化。相应地，收益原则和效用原则也就典型地反映在私人品和公共品的生产上。这可以从经济学说史中得到佐证。譬如，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一大批法国土木工程师兼经济学家都基于效用原则来承建公共设施，如伊斯纳尔（A.N.Isnard，1749—1803）、纳维耶(H.Navier，1785—1836）、米纳德(C.Minard，1781—1870）、古托里斯（C.Courtois，1790-1863）、埃利特（C.Jr Ellet，1810—1862）等，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边际革命先驱杜普伊特（J.Dupuit，1804—1866）。杜普伊特指出了公共品供给应该遵循的一般原则：只要公共品的价格能够补偿总成本并产生某种“净效用”，政府就应当供给这些物品；相应地，如果公共利益成为物品或服务供给中的基本原则，政府就会按照使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方式运营企业。在这里，法国工程师眼中的效用主要体现为生活进程的需要，从而更接近于古典经济学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后来的心理效用。

同时，由于公共部门基于效用原则而非收益原则来提供社会大众所需要的公共品，那么，该部门就有可能出现亏损。即使如此，公共部门依然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因为它提升了社会大众的效用水平。问题在于，又如何维持通常会亏损的公共部门呢？一般地，在混合经济中，通常需要向那些基于收益原则进行生产的私人部门征税来补贴和维持基于效用原则进行生产的公共部门，或者基于支付能力原则向富人征税，由此就导向了累进制所得税。之所以需要由私人部门来补贴公共部门，这不仅是为追求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效率问题，而且也是公平问题。基本理据在于，公共部门生产的公共品不仅有利于那些直接享有的人，而且也有利于间接享受的人，尽管后者往往被忽视。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在进行应用政策的研究时通常都是根基于局部分析，由此来评判公共品时往往就会犯有“破窗谬误”：只看到政府为这些公共品所支出的成本，却看不到失去这些公共品而需要另外支付的更高成本。

为了更清楚地阐述这一点，这里举两个例子。例1，就公共交通的补贴而言。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现代世界各国以及各大城市都极为重视公共交通的建设，而这些公共交通通常还是亏损营业的。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经济学的效益原则。那么，各国为何还需要这么做呢？基本理由就是，如果缺乏廉价而便捷的通勤交通铁路，人们尤其是上班族就只能集聚在城市中心，由此就会衍生出学校、医院、管道、警察以及城市交通等问题；相应地，一个良善组织的社会就应该为人们搬迁到郊区而产生的通勤成本提供补贴，否则社会将需要支付另一种更大的成本。例2，就住房补贴而言。一些良善组织的国家和地区通常也会为那些收入较低的群体提供廉价的公共住房，新加坡就是典型例子。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呢？其基本理由也在于，如果没有补贴，低收入群体被迫居住在贫民窟，由此不仅会滋生丑恶和污秽，而且也容易传播犯罪和疾病，而所有这些都将威胁到整个社会。所以，伯恩斯坦就写道：“这就证明了以净亏损模式而不是盈利模式来维持公共服务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邮政系统的存在使我们都能受益。事实上，如果没有它，经济体系将无法运转。……邮政服务与污水处理一样必不可少。那么为什么它必须以盈利模式运营呢？既然一旦没有它，整个社会的结构会崩溃，为什么不该由社会和那些很少直接使用它的人来补贴呢？”^⑱更进一步地，伯恩斯坦还提出一个指导原则：“服务对整个社会至关重要，我们所有人必须为负担成本做出贡献。只要求那些直接使用它的人来承担全部的成本是错误的。”^⑲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古典经济学集中关注的对象就是生产，这包括如何通过生产来推动经济增长，如何生产满足人们最需要的产品，等等。相应地，供给侧管理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可以追溯到斯密基于必需品的生产来界定生产性劳动这一出发点上。^⑳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西斯蒙第，他将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视为经济活动的第一也是唯一的目标，进而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财富和国民享受的关系，而政府则应该指导和管理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此，西斯蒙第考察了与社会幸福相关联的人类需求、愿望和享受，认为“穷人的享受包括丰富、多样化和卫生的食品；与气候相适应、数量足够的干净的衣服；同时考虑到气候和取暖需要的卫生的、舒适的住宅。最后，通过同样的劳动，穷人至少将得到同样的享受，确信未来的生活绝不低于现在。……达到这种标准的生活条件是人们的共同权利，对所有使共同劳动取得进展的人们来说，这种生活都应该得到保障。”^㉑

同时，我们还可以辨识经济学说史中的两个“有效需求”概念，由此来进一步深化认识供给侧管理的根本旨意。第一个是斯密提出的有效需求概念，它是指在支付足以补偿生产成本的“自然价格”下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如斯密写道：“愿意支付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人可称为有效需求者，而他们的需求可称为有效需求。”^㉒第二个是现代经济学教材中宣扬的有效需求概念，它是指在既有市场价格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商品的需求。根本上说，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概念就体现了供给侧视角，因为它撇开了由购买力差异所衍生出的对相对效用的追逐而更能体现人们的真实需求；相应地，这一有效需求所实现的也就接近于维塞尔意义上的自然价值，体现出一个社会进行生产和产品供给的真实能力和努力。与此不同，现代经济学的有效需求概念则体现了需求侧视角，因为市场需求中包含了由购买力所引致的心理欲求；相应地，这一有效需求所实现的就是维塞尔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体现出各个消费者的不确定性的心理反应。

显然，在斯密有效需求概念的引导下，通常会有利于实现由真实成本引导的资源有效配置。究其原因，基于效用原则的供给侧管理所导向的产品生产将有利于开拓新的需求，由此不仅可以激发产品的创新以及行业的升级，而且还可以避免低级产品的过剩。与此不同，在现代有效需求概念的引导下，则会导向由机会成本诱导的资源扭曲配置；究其原因，基于收益原则的需求侧管理所导向的产品生产根本上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由此不仅可能会抑制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品的创造，而且还会引发旧产品的生产过剩。尤其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商品的生产成本通常会趋于下降，由此通常就会提升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进而，由于这种有效需求充分利用了社会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并且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从而也就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这意味着，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可以与技术进步实现更好的结合，由此引导的生产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技术，由此也就有助于解放技术利用的束缚而提升生产力。

事实上，斯密的有效需求概念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曾经得到广泛应用。譬如，早在19世纪初，法国著名工程师亨利•纳维耶（H.Navier）就实际运用这一理念来建设运河和桥梁等公共工程：他用一条运河或桥梁运送的物品数量乘以它所减少的运输成本来估算此项工程的收益，如果这项收益大于正在发生的项目年成本，那么，这项工程就应该修建，而修建成本则应该从税收中出资。^㉓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所积极推行的公共设施建设中，政府在规划一个项目时大体上也是在权衡所支付的成本和潜在的收益。就当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言，无论是对核酸检测、疫苗接种还是口罩等的生产和定价上，中国社会大体上就是运用基于供给侧管理下的社会效用原则；相应地，随着生产成本的下降，核酸单检的每人份费用就持续下降（从开始的600元到随后的400元、200元、80元直到20元），多人混检更是降至每人份8元。与此不同，在推行需求侧管理的美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主要由私人机构提供，不同私人机构的费用也相差很大，大体介于3000美元到100美元之间。例如，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郊区一家名为吉布森（Gibson）的诊断实验室的核酸检测费用就高达2315美元/人份，甚至在一些患者身上收取6945美元/人份。显然，这比中国要贵得多，以至于很多家庭都承担不起，这也是欧美诸国推行“与病毒共存”政策的一个不得已原因。

最后，需要指出，尽管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有利于解放技术利用的束缚，但如何解放技术创新和传播上的束缚呢？譬如，俄罗斯拥有非常先进的军事工业技术，但工业生产以及经济发展却并不如意，因为这些先进的军事工业技术没能有效地向民用工业转移。这也反映出，技术的创新和传播不能由政府部门来主导，而是要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心；进而，这种积极心通常由人的逐利性以及相应的贪欲所激发，而这显然需要诉诸市场机制及其基于的利润和收益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发展又不能完全实行供给侧管理，尤其不能完全实行政府主导的供给侧管理，而是要实现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的有机结合。至于如何结合，则需要界定不同产业和产品的公共性和私人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清楚，需求侧管理侧重于解决短期内的市场失衡问题，供给侧管理则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保障。就此而言，在当下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下，中国社会经济政策要着眼于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从而也就需要引入供给侧管理，这也意味着相关政策应该回归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原理。

五、如何辨识萨伊定律及其寓意

上面的分析表明，真正的供给侧管理应该是基于效用原则并且需要引入政府的积极作用。不过，流行的观点往往将供给侧改革与萨伊定律相联系，并以此来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否定政府干预，由此反而促使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和复兴。其逻辑依据是：（1）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因为都强调“供给”而发生联结并存在着显著的“亲和力”，而供给学派所针对的恰恰是凯恩斯经济学主张的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增加需求以刺激经济增长的需求管理政策；（2）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就是通常被简化为“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这成为几乎所有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㉔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萨伊定律呢？这里就萨伊定律的潜含寓意展开批判性审视和发掘。

其实，萨伊定律的成立依赖于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创造出的产品对人们是真正有用的。其原因在于，只有生产出的产品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才可以卖出去而获得收入，进而才可以获得相应的购买力并提供相应的市场需求。在萨伊时代，由于存在明显的物品短缺，厂商可以容易地辨识人们的生活需要而生产那些符合人们真实需要的物品；相应地，萨伊就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不会出现普遍过剩，因为任何厂商都不会让其产品长久过剩。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后来确实出现了经济危机，而且经济危机的规模还变得越来越大，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危害也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又如何解释呢？大体上就在于：（1）随着市场的不断拓展以及交易半径的不断扩大，厂商生产的产品所面对的是信息越来越缺乏的消费者和市场，从而就会导致生产和需求之间出现脱节；（2）随着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以及人们社会性需求的日益提升，市场需求就会呈现出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以致厂商就越来越难以掌控和把握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3）随着市场经济的无节制发展以及生产者主权逐渐取代消费者主权，逐利商人就开始有意识地引导人们的需求，而这种被诱导的需求与基于生活进程所衍生的真实需求通常并不一致；（4）尤其是，逐利厂商热衷于生产那些交换价值远高于其价值的高档品或奢侈品，而这类产品并没有向消费者提供与其交换价值（价格）相称的“有用性”，从而也就没有需求的坚实基础。

在经济学说史上，仅仅比萨伊小11岁的西斯蒙第就发现，当时的产品通常找不到那么多的销路，以致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卖掉而形成收入，由此就生产了经济危机。生产与需求之间的脱节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会变得更为明显，也更为严重。基本原因是，全球化将各国的社会经济联动在一起，任何一点意外变动都可能通过蝴蝶效应而对全球经济活动造成巨大的扰动；尤其是，私人厂商致力于生产的奢侈品在遭遇不确定的外来冲击时通常更容易出现市场需求的显著下降，由此就会引发出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为此，吉登斯就将全球化定义为“远距离行动”，并且将之描述为一种“失控的世界”：尽管全球化为跨国公司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展增加了个人的机会，但接踵而来的就是迷失方向和无能为力的体验，这可以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及此后的全球经济学发展状况中窥见一斑。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完全由私人厂商主导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产品的生产通常乃至必然脱离人们的真实需要，从而也就会不断孕育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其深层理由就在于，奢侈品尽管因为提供了某种使用价值并满足某些人的需求而具有价值，但它的价值要远低于交换价值，从而就潜伏着卖不出去的危险，这是经济危机的根本性的物质和社会基础。

在辨析了萨伊定律的潜含寓意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审视张维迎近年来积极宣扬的一个观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需求侧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供给侧思维。其所持理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来看待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则关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作用。同时，张维迎认为，这两大基本理论都存在根本性缺陷，而只有奥地利学派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基础。那么，如何认识张维迎的这一观点呢？基于上述对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之根本特征的剖析，我们不难发现，张维迎在相当程度上洞察了时下流行的两大理论体系的缺陷，但同时又夸大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价值。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张维迎是如何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并由此引出对奥地利学派无限推崇的。

首先，就由索洛开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它有两个基本要点：（1）将生产要素投入视为自变量而将产出视为因变量，技术存量则决定生产函数的形式；（2）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将劳动和资本各自贡献的份额之和等于1，超出1的实际增长部分则被视为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此，张维迎提出了两点批评：（1）技术被假设为外生的，从而没有关注推动技术进步的因素。当然，后来发展出的内生增长模型进一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进而把经济增长归功于知识积累，并由此来解释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但即使如此，这也仅仅强调了政府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而没有考虑创新的技术进步以及企业家的作用。（2）只关心资本的数量而不关心谁主导资本投资，从而为政府主导投资提供理论依据。但是，谁投资通常要比投资多少更为重要，如政府投资和企业家投资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其次，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而言。它建立在“总需求=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个统计恒等式基础上，进而，经济增长就决定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个变量；相应地，政府就可以凭此理论来干预甚至操纵经济增长，其主要办法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如所谓的“投资拉动”、“出口拉动”以及“消费拉动”等。对此，张维迎便提出了三点批判：（1）人类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生产率，在未来创造出更多产出而使人们生活得更好；但是，凯恩斯主义的投资则主要是为了增加当年的GDP，甚至由此造成产能过剩而造成资源浪费。（2）消费的目的在于提升人们的福祉和幸福感，但凯恩斯主义的消费却蜕变成只是增加GDP的一个手段。（3）贸易使得国际分工成为可能，并通过比较优势而使所有参与方受益；但是，凯恩斯主义强调只有出超的贸易才对GDP构成贡献，从而把贸易从一个正和博弈变成一个零和博弈，并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通过对两大主要理论的批判性审视，张维迎将注意力转向了从斯密、熊彼特一直到现代奥地利学派所注重的分工和创新传统。^㉕那么，如何看待张维迎对现代主流经济学两大分支的批判呢？不可否认，张维迎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根本上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分支实质上都不是根基于供给侧思维：张维迎已经批判了的凯恩斯经济学固是如此，新古典经济学也是如此。其原因在于：第一，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脱胎于边际效用学派，而边际效用学派的注意力则在消费和需求上而不在生产上；第二，即使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重新关注了经济增长问题，也只不过是以抽象的一般均衡为基础构建平衡增长模型；第三，即使按照张维迎的辨析，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别也主要体现为赋予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同动力上，而这不是供给侧思维和需求侧思维的根本差异，后者体现在产品供给的不同原则上。就此而言，当下流行的观点将供给侧管理理解为运用政府的力量来解决或优化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这实际上是在混合使用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政策，进而也就实质上混同了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

其实，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真正的供给侧思维嵌入在古典经济学，而奥地利学派对分工、技术和创新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㉖其原因就在于，在边际效用学派的三大思潮中，另外两派体现了与古典经济学的决裂并最终汇合成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相反，奥地利学派却实质性地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维，如重视资本积累，反对奢侈消费，强调社会分工，关注行为的目的性，推崇技术进步和创新，侧重历史演化和经济结构，探究事物本质和因果关系，采用方法论而非原子论的个体主义，偏重思辨逻辑而反对形式逻辑，等等。更具体地说，这集中体现为门格尔基于因果联系等四大条件对财货的界定，体现为维塞尔对自然价值与交换价值相背离的揭示，体现为庞巴维克引入迂回生产说对社会分工的推进，也体现为米塞斯、哈耶克等对坎铁隆效应、李嘉图效应以及破窗谬误等的承袭和发扬，更体现为熊彼特对创新和生产制度转变的认识。例如，维塞尔有关自然价值与交换价值相背离的认知就与马克思有关价值与价格相背离的认知相一致，厂商对交换价值高于自然价值之奢侈品的偏重导致市场实现的是收益最大化而非社会效用最大化，也与马克思的认知相一致。

最后，需要指出，尽管奥地利学派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供给侧管理思维，但它明显地夸大了人的理性，乃至将分散个体行动所形成的市场机制发展到极致；^㉗进而，它又放大了企业家的作用，乃至将企业家的所有创新活动都视为生产性的。^㉘相应地，奥地利学派就将供给侧管理的主体诉诸私人企业，先验地认定由市场机制引导的私人企业的投资一定比政府引导或规划的投资具有更高的效果，这就犯了另一种肯定性理性的错误。^㉙事实上，奥地利学派有两大思想渊源：一是15世纪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学派，它试图阐发个人行为对社会秩序的创造，称赞商业对社会的贡献，反对征税以及管制价格和商业机构，支持财产权、契约以及自由贸易等；二是从18世纪中叶的重农学派学者到萨伊、巴斯夏等法国古典经济学家，他们大多强调自由贸易，重视经济现象间的联系，推崇企业家的功能。例如，萨伊创立了确立资源价格的生产力理论，确立了资本在社会分工和共同生产的角色，同时发展了系统图式和企业家理论，解释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关联系，从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萨伊定律，这些都被奥地利学派所吸纳。在很大程度上，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就是复兴了“经院哲学-法国”图式的经济学，将经济学可建立在个人的主观评价而非物品或劳动的任何客观属性的基础上，从而把经济学视为一门个人选择的科学。正因如此，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大多高度评价萨伊及其萨伊定律，却几乎没有人去深刻洞识萨伊定律所根基的“有用”产品这一前提及其潜含的寓意。

六、尾论：供给侧管理如何推行精准扶贫

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为了避免经济衰退并提升社会福祉，当前中国社会需要引入和增强供给侧管理；进而，基于供给侧的生产和管理根本上应该遵循效用原则而非收益原则，而这又依赖于政府的积极行动并且需要充足财政来支撑。相应地，这就引出这样三大基本政策：第一，缩小收入差距，这有助于弱化产品等级和价格分层，进而有效地降低奢侈消费和超前消费，由此来防止社会资本的耗竭而引发经济危机；第二，推动供给侧管理，这有助于基于效用原则来引导产品生产，进而纠正和抵补市场所诱导的需求侧管理，由此来满足人们的真实需要；第三，实行累进制所得税和征收奢侈税，这有助于增强政府基于效用原则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进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性需求，由此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共进。^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这就带来一个深层次问题：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以缓解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此而言，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以及经济大循环由外转内的大背景下，本文导出的供给侧管理及其相应政策主张对维持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需求理论，人们需求的体现及其满足都应该诉诸市场，市场通过价格信号来反映人们的需求状况并通过逐利机制将资源配置到这些产品的生产中。但是，维塞尔很早就指出，逐利厂商所遵循的是收益原则而非效用原则，由此就会将稀缺性的资源配置到富人需要的、交换价值（价格）远高于自然价值的产品生产上；进而，拥有生产者主权的厂商再通过广告等手段来诱导大众的超前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正因如此，我们就需要对需求进行两方面的审视：（1）需求是源自真实需要还是被诱导的非真实欲求？这里存在一个马斯洛意义上的需求提升轨迹：从物质性的生理需求逐渐上升为精神性的社会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应该要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生活进程相一致，从而应该首先满足社会大众尤其穷人的必需品需求。（2）如何将个人需求的满足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这里涉及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原则：生产性消费和投资要优先于非生产性消费和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提供奢侈享受的劳动在任何社会都不应占太高的比重，否则会招致稀缺性资源的浪费。显然，结合两者就构成了供给侧管理的基本内容：（1）从效用最大化而非收益最大化来进行社会生产；（2）从社会而非个人视角来配置稀缺性的社会劳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正是考虑到效用原则扎根于人们的真实需要而不是心理感受，相应地，效用原则中的“效用”就更接近于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而且考虑的是能够实现的使用价值。事实上，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本身就与社会发展和生活进程相联结，相应地，基于社会发展和生活进程所产生的需求实质上也就体现为对使用价值的需求。

由此就涉及供给侧管理中的关键问题：如何真正有效地贯彻效用原则？一般地，这就要关注现实世界中社会大众的真实需要，尤其是要关注市场失灵或市场不及的领域。就此而言，我们以作为提升内需关键一环的精准扶贫政策做一典型剖析。推行精准扶贫政策的关键就在于了解这些贫困户的真实所需：如果他们面临着交通不便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修筑道路和增设交通工具，从而使他们更方便地与外界交往和交易；如果他们面临着产品缺乏销售市场问题，我们可以为他们构建销售网站或者联系帮扶单位，从而使得他们的产品可以免除中间商的盘剥而销售到消费者手中；如果他们面临着生产技能缺乏问题，我们可以开办一些专门技能或职业培训班，从而使他们能够免费获得就业的生产技能；如果他们面临着子女上学难问题，我们可以在临近城镇增设学校和宿舍，从而使他们的子女能够得到学费和住宿费的豁免并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如果他们面临着看病难问题，我们也可以在乡村重设类似“赤脚医生”或“流动医院”之类的医疗机构，从而使他们能够免费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在推行精准扶贫时需要以“助人自助”(help them help themselves)为基本原则，从而将他们摆脱贫困乃至致富主要建立在自身劳动的基础之上。为此，精准扶贫政策的重心就应该在这样两方面：一方面，要努力增强贫困者通过工作来改善生活状况的意愿和积极性，而这又要提升他们的工作能力以及获取工作的机会，如提升教育或技能培训；另一方面，要维护贫困者对其劳动成果的占有而减少被其他人攫取或剥削的可能，而这又要提升他们在市场交易中的力量，如建立平台为个体农户提供市场信息和渠道。

当然，针对那些无论如何都不愿“自助”而宁愿选择“躺平”生活的贫困者，精准扶贫政策可以基于生活道义而为之提供最为基本的生活补助（也即中央政府强调的兜底保障），但不应该要求他们的收入和生活状态也达到平均水平。也就是说，精准扶贫政策不能局限在“输血”上，而必须将“输血”与“造血”结合起来；同时，基于不同的“造血”需要和能力，“输血”的类型和多少也应所有不同。正是基于供给侧管理的效用原则，我们就可以更“精准”地展开扶贫，对已有的扶贫政策进行优化，进而避免和纠正那些简单化的“一刀切”政策，如强行在平地或乡镇建造统一住房而将人们从居住了一辈子的山沟里迁到失去原有生活设施的地方，强行规定人均收入的脱贫指标而不惜采取送钱、高价采购等不经济的输血方式，强行规定医疗和检查的次数而将那些并没有多大需求的老人从山沟里拉到城市医院进行身体检查，等等。根本上说，这些方式往往只是流于形式，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所获得的成果却非常短暂，甚至于只是形象工程而昙花一现；相反，它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贫困人士所面临的不同问题，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简单化的“一刀切”政策不仅是懒政的典型表现，更是推卸责任的表现。究其原因，不真正设身处地地考虑社会大众的需求，而把自己“相信好的东西”强加给社会大众，这是以信念伦理来取代责任伦理，从而也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事实上，简单化的“一刀切”政策并没有体现社会大众的不同需求，从而也就没有切实遵循效用原则，进而也就不是真正的供给侧管理。

① 朱富强：《如何打造经济内循环体系：基于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经济周期理论视域的剖析》，《求索》2021年第1期。

② [匈]拜伦德：《20世纪欧洲经济史：从自由放任到全球化》，徐昂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10页。

③ 比较优势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并且会遭遇其他更低收入国家的竞争而从贸易中获得的交换价值不断下降。

④ 朱富强：《“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策略》，《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1期。

⑤ [英]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册），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9页。

⑥ 朱富强：《第三产业的发展既要有利、有理，同时要有节：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背后的社会隐患》，《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9期。

⑦ 朱富强：《逐利行为、市场外部性与社会困局：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及其问题》，《当代经济管理》2019年第1期。

⑧ 转引自[美]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林季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⑨ 朱富强：《从体验效用看幸福广东建设》，《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⑩ [美]萨克斯：《文明的代价》，钟振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⑪ [美]迪顿：《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⑫ 朱富强：《初始收入禀赋、风险承担能力与收入分化：解析市场经济中马太效应的内在机制》，《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⑬ 朱富强：《如何打造经济内循环体系：基于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经济周期理论视域的剖析》，《求索》2021年第1期。

⑭ 朱富强：《中国经济增长何以告别制度无序性》，《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

⑮ 朱富强：《纯粹市场经济体系能否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市场信念》，《财经研究》2013年第5期。

⑯ 朱富强：《内生于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收入分配、价格分层与超前消费》，《财经研究》2019年第1期。

⑰ 这里的效用源于对真实需要的满足，因而它实质上也就对应着古典经济学的使用价值（更进一步说，是可实现的使用价值）或维塞尔意义上的自然价值；这里的收益则来自市场支付，因而主要对应于古典经济学以及维塞尔意义上的交换价值。

⑱ [美]伯恩斯坦：《繁荣的代价：不确定性时代政府行为及其影响》，王正林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69页。

⑲ [美]伯恩斯坦：《繁荣的代价：不确定性时代政府行为及其影响》，王正林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71页。

⑳ 朱富强：《正视“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偏误》，《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

㉑ [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页。

㉒ [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44页。

㉓ [英]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芩、袁野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㉔ 朱富强：《正视“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偏误》，《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

㉕ 张维迎：《​​经济学家如何理解经济增长》，https://finance.ifeng.com/c/88PRW1V8RHh。

㉖ 朱富强：《经济增长的逻辑：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3、39页。

㉗ 朱富强：《市场主体的分散行动能否导向市场协调：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审视》，《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㉘ 朱富强：《企业家精神能否带来有效市场：基于奥地利学派企业家才能观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2期。

㉙ 朱富强：《张维迎的企业家观错在何处：假设与逻辑》，《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㉚ 朱富强：《如何打造经济内循环体系：基于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经济周期理论视域的剖析》，《求索》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