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初爆发以来已过去一年多时间，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国由于防疫措施的差异，受到疫情影响的程度也有较大的不同。那么，该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这种影响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契机还是挑战？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朱青（2020）认为，疫情将对我国的整体就业以及中小企业的平稳运行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国家应出台相应的财税政策纾解企业困难。王震（2020）从就业保护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认为“稳就业”的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应当精准锚定目标对象，同时提升治理效能。刘志彪（2020）重点论述了疫情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冲击，并指出防控疫情在中长期内可能会对中小民营企业、市场结构、供应链生态、经济中期走势造成重大打击。廖茂林和张明源（2020）的研究则着眼于疫情对我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如果能够及时控制疫情，那么我国后三个季度的经济将会有所好转，全年GDP增长不受太大影响。张杰（2020）重点论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经贸关系可能产生的冲击，认为在当前的情境下，美国可能会利用中国处于“脆弱”时期的机会，进一步遏制和围堵中国，损害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

总体来说，目前学术界有关疫情影响的经济研究从财税政策、就业影响、产业链发展、国际经贸关系等多个领域进行了翔实的理论阐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学术参考。不过，疫情影响下的世界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我国由于率先实现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成为第一个复苏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让我国具备了优于其他国家的先发优势。本文将从我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决定性成果至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消失、全球经济摆脱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后疫情时期”。目前看来，分析这一时期疫情的经济影响的现实前提与疫情初期已有很大不同，具有新的理论研究价值。此外，对后疫情时期经济影响的分析不应忽视社会经济制度因素。从世界各国抗疫的效果来看，我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基本走出疫情危机，而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仍旧处于疫情蔓延的时期。可见，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不仅与外生性因素有关，同时也与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密不可分。现有文献对疫情危机的分析大部分基于西方经济学视角，缺乏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同时，现有研究中对于疫情危机产生经济衰退的历史性和趋势性分析还有所欠缺。

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进行分析，同时，将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研判后疫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而论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格局 (一)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

首先，西方国家疫情反复波动，经济复苏步履缓慢。回顾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疫情蔓延过程，可以发现其新增确诊病例呈现一条清晰的U形曲线。经历了疫情初期严格的封城与隔离措施之后，2020年6月份各国疫情形势均有所好转。然而，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在没有完全控制疫情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纷纷迫不及待地重启经济，开始了复工复产。由于防控措施不到位，之后疫情开始反弹。目前，欧洲的主要国家如英法德新增确诊人数屡创新高，美国疫情依然呈现扩散态势。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12月26日，美国累计确诊新冠病例1900万例，累计死亡超过33万例，依然是世界上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夫人均已感染，白宫已出现多起聚集性感染^①。之前的疫情冲击已经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创，据统计，2020年前三季度英国GDP同比缩减11.9%，法国前三季度GDP同比下滑9.5%，西班牙前三季度GDP同比下滑11.5%^②。同时，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实际下滑9%，2020年前三季度美国GDP 实际萎缩3.8%^③。目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在重创之下已经难以承受再次封闭的打击，控制疫情与保护经济的矛盾难以协调，未来复苏之路遥遥无期。

其次，此次疫情冲击波及范围广，对经济的破坏力巨大，影响深远。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均以服务业为主体，在此次疫情冲击中遭受重创，并且影响不会在短期消失。以此次疫情中受创最严重的旅游业为例：据欧盟的估计，2020年旅游业的损失将高达70%，并很可能成为最后复苏的经济部门^④。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尽管一些国家较好地控制了疫情，但由于经济链条的传导，同样经历了经济衰退。例如，虽然日本疫情防控形势好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由于旅游及出口两大经济支柱均遭受毁灭性打击，依然陷入经济衰退的泥沼。据统计，2020年1–8月，日本已有超过35000家企业倒闭或破产，国内失业人口激增。根据已经发布的数据，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2020年前三季度实际缩减达到6%^⑤。为了挽救经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了激进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这些措施不但让这些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且将导致下一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大大提高。

(二) 主要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走势呈现不确定性

目前，除了美国之外，印度、巴西、俄罗斯是全球确诊人数前四位的国家。总体而言，俄罗斯的疫情已经有明显放缓的趋势，而印度和巴西的疫情还远未看到拐点。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医疗设施短缺，未来的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前景更加不容乐观。对于我国而言，俄罗斯和印度是与我国领土接壤的国家，同时也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巴西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进口国之一，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自巴西进口的大豆占总进口的59.64%^⑥。因此，要特别警惕目前疫情在这些国家蔓延对我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与发达国家做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选择题”不同，这些国家既没能有效控制疫情，同时又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疫情蔓延将直接影响各经济体内部的生产要素供给，进而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同时民众对疫情的恐惧和收入的减少会大大降低消费预期。除此之外，疫情防控措施如封城又直接造成许多企业破产和大量失业，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导致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这些因素同时叠加将引发这些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⑦巴西2020年第三季度出口环比下降 2.1%，进口环比则大幅下跌9.6%，2020年1–9月GDP同比下跌5%。^⑧

(三) 我国已经基本步入经济复苏的轨道

首先，我国的经济复苏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复苏。尽管仍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各行各业都呈现平稳向好的发展趋势。从整体指标来看，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7%，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经济增长率为正的主要经济体。从失业率指标来看，2020年7–11月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7%、5.6%、5.4%、5.3%和5.2%，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从消费指标来看，11月份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增速相较于10月提高0.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也在逐渐回暖，2020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提高2.6%，增幅比1–10月提高 0.8个百分点。此外，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复苏，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11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增速比上月加快0.6个百 分点。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也有所好转：2020年1–11月，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11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7.8%，其中出口增长了14.9%^⑨。

其次，我国的经济复苏源于自身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广袤的国内市场，在未来有望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即使在当前世界产业链受疫情影响产生断裂、国际贸易受到重大影响的情况下，我国依然能够凭借经济内循环维持自身经济的有效运转，实现经济复苏。在后疫情时期，随着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的加深，我国经济平稳向好的发展趋势有望持续。

总体而言，这场疫情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从产品市场来说，疫情蔓延导致人群失业率升高，收入减少，进而引发消费萎缩，导致再生产无法顺利进行。从金融市场来看，疫情扩散引发市场恐慌，资本外逃。另外，长期的生产停滞和金融紊乱必然会削弱一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影响该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份额。由于世界各国防疫成果的巨大差异，当下的世界经济格局与疫情爆发初期相比有了较大的改变。应对疫情不力的国家可能会陷入较长时间的经济衰退之中，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必然有所下降。相反，能够早日控制疫情的国家将会率先迎来经济复苏，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将有所提高。

三、理论分析

本次疫情对各国经济形成强大的外生性冲击，它对世界经济体系造成的巨大打击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生性矛盾密不可分。因此，为了全面分析此次疫情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的成因和影响，同时分析后疫情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本文引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进行分析。

(一) 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

为了说明疫情发生时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内生性矛盾，有必要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加以梳理。从历史逻辑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不同阶段：首先是倡导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之后，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相结合，在20世纪初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兴起。1973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滞涨”危机，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看来，新自由主义兼有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部分特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它们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一起构成7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典型的三大特征。

20世纪70年代，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涨”型经济危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将问题归咎于凯恩斯主义长期以来奉行政府干预经济的后遗症，主张回归自由资本主义的传统做法，大肆宣扬“经济松绑”“企业私有”“减少政府干预”等经济举措，他们的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和英国主导下，新自由主义理论形成了一套系统性的经济运行方式、政治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新自由主义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主要措施包括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松金融管制以及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强化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倡导社会服务和企业部门的私有化等。对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实质，大卫•哈维曾有过精辟的概括：“（这种国家机器）其根本任务是为国内外资本的高盈利资本积累创造种种条件……这种国家所体现的自由，反映的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利益、企业利益、跨国公司的利益、金融资本的利益。”^⑩可见，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本质仍旧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制度框架下的政府放松资本管制、倡导自由贸易等举措助长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是一组相互联结的范畴，二者互为条件且同时进行。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解决资本过剩、利润率下滑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两种不同的应对之策。第一种是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从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在全球范围内攫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投资等方式，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资设厂，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外包。发达国家本土的部门总部凭借技术、专利、产权等优势以及资本的所有权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获取的利润通过货币形式回流本国。西方国家通过资本扩张将发展中国家彻底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实现“经济全球化”。第二种是将多余的资本投入金融市场中，通过资本运作实现增殖。英国学者本•法因（2019）指出，“金融化是指虚拟资本在深度和广度上的积累，即生息资本在资本积累中的范围增加和程度提高。”金融资本在经济各个领域大肆扩张，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逐步掌握了全世界的经济命脉（鲁品越和姚黎明，2019）。随着经济金融化的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91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的比重分别为72.07%、67.48%、58.93%、58.68%，而2018年四个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例分别增长到78.76%、80.8%、71.41%、72.08%^⑪。金融化的过程同时是“去工业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兴起“股东价值运动”，通过股权激励等方式，将企业CEO等高管的薪酬激励与股价牢牢绑定。企业获取的利润不再投入再生产，而是通过企业并购、股份回购等方式不断推高股价来牟利。同时，为了解决劳动者消费不足的问题，信用经济不断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为消费者提供各种类型的信用贷款刺激消费，以缓解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最终，发达国家的资本结构彻底趋于虚拟化，国家的经济命脉、企业的主要资本和家庭的主要资产配置基本都聚集在证券市场之中。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价值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纯粹的流通环节不能产生价值。同时，他也明确地指出了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脱离的倾向：“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像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⑫在马克思看来，金融证券天生就具有投机的性质，它们的价格波动是由预期的未来收入决定的。同时，生息资本并未创造新价值，货币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是通过向产业资本家让渡资本使用权而获得。因此，在当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以金融行业为代表的非生产性行业过度膨胀，并持续与实体经济抢夺资源，这将导致生产的价值进一步减少，最终威胁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上述历史轨迹，致使疫情发生之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存在三重矛盾：首先，全球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生产演变为全球产业链生产，分工的层级和深度大为加深，受到剥削的工人数量显著增加，工人遭到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的双重剥削。同时，在金融化趋势下，由于可以借贷消费，工人被剥夺的程度大大加深，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其次，社会化公共服务与私人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西方国家的国有资本逐渐从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退出。这些行业原有的公益性、服务性特征逐渐消失，最终沦为私人垄断资本牟利的工具，损害大众利益。最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虚拟经济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空转，并与实体经济抢夺资源。资本主义的生产从来都不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和吮吸利润。因此，在新自由主义的支配下，资本倾向于从实体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中退出，转而进入金融市场牟取暴利。在这种趋势主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明显的产业“空心化”特征，实体经济不断萎缩。尽管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却又无法彻底脱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只有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推动一国的生产力进步。如果虚拟经济过分膨胀，将会使国民经济的泡沫和风险不断增加，并且抵御危机的能力不断下降。

(二)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于疫情危机下经济衰退的解释

既然在疫情爆发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就存在上述内生性矛盾，那么疫情的到来对资本主义经济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有必要先回顾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述散见于多本著作之中，从不同角度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他认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必将导致生产过剩，最终产生危机。从供给侧来看，这一矛盾导致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实际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比例偏离由生产社会化决定的应该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比例，使不同产业部门之间比例失衡成为常态，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形成经济危机。从需求侧来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另一方面不断进行资本积累，造成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进而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最终导致社会再生产因消费不足而形成的生产过剩。为了应对危机，资本家不得不减少生产使供需平衡。等到社会经济秩序重新步入正轨后，资本家又会在利润驱动下进行固定资本投资，盲目扩大生产，从而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以上便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逻辑。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相比，其本质区别在于：马克思是从根本制度上分析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实质，并把经济危机视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固有现象（胡莹，2015）。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短暂“繁荣”，只是危机风暴的前兆而已。政府和企业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弊端。与之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要么认为危机根本就不存在，要么认为所谓危机只不过是经济偏离均衡状态的偶然表现，均否认其产生的必然性。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李嘉图认为“不存在普遍过剩的可能性”，萨伊提出“供给将创造需求”，否认经济危机的存在。而凯恩斯虽然否定了萨伊定律，但是他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源于人们的心理因素（例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导致人们不愿消费）。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将危机主要归咎于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而造成的资源错配。由此可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将危机归咎于制度之外的因素，导致他们对经济危机开出的药方也与马克思完全不同。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最终彻底消除经济危机。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对经济政策进行局部修正，例如，凯恩斯主义倡导政府对经济实施有效干预，扩大有效需求以推动经济复苏；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由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那么，该如何分析此次疫情危机下的经济衰退呢？对此，可以明确的是，此轮经济衰退的直接起因是疫情扩散引起的经济暂停。疫情初期，为了控制疫情，多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居家令”和“隔离令”，暂停大部分经济活动。由此，生产和消费同时缩减，部分企业受到重创，不得不通过裁员等手段控制成本。很多劳动者失业，从而失去了直接收入来源。由于经济全球化，产业链分布于世界各地，所以尽管疫情对各国的影响程度不一，但是全球产业链发生中断，国际贸易受到重创。此时，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导致股市和债市暴跌。随着部分国家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经济进入逐步解封的第二阶段。此时，生产逐步恢复，但消费不足仍然存在。许多劳动者由于第一阶段的失业而导致收入来源中断，同时由于长期借贷消费而无新增收入周转。因此，人们消费欲望普遍下降。同时，由于疫情仍在部分国家蔓延，产业链无法彻底恢复，制造商因为缺乏订单无法开工，加之社会消费不足导致再生产过程再次中断。此时，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而金融市场脱离实体经济存在牟利可能，因此国家释放出的流动性可能会被资本家重新投入金融市场获取利润，从而不利于实体经济复苏。等到进入第三阶段，部分国家的疫情防控态势进一步好转，国内经济活动逐步恢复，国内失业率逐步下降，劳动者的消费信心逐渐恢复。同时，产业链的调整逐渐完成，国际贸易形势好转。最终，在彻底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复苏。

以上分析的是此次经济衰退产生与演变的全过程。那么，内生因素（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外生因素冲击（疫情冲击）谁才是此次经济衰退的主导因素呢？如前文所述，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三重矛盾，这些内在矛盾才是造成经济衰退的本质原因。第一，全球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资本倾向于全球化配置，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失业人口激增，而资本家的财富却成倍扩张，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的困局，借贷消费大行其道，工人被剥夺得更彻底了。所以，当疫情导致生产中断，广大无产阶级失去收入来源，立刻陷入生存危机之中。可见此时的消费不足并不是源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而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导致工人的购买力下降。第二，社会化公共服务与私人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在此次抗疫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企业并未彻底贯彻国家的抗疫方针，相反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作出了大量背离大众公共利益的行为。例如，企业截留公共医疗物资，转手以高价卖出。同时，医疗私有化导致出现“天价账单”，使得人们不愿及时就医。这些情况都不利于早日控制疫情。第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如前所述，在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命脉、企业与家庭的主要资产配置，大多聚集在金融市场之中。当疫情袭来的时候，就产生了选择悖论。要救实体经济，就需要先控制疫情，要将大量资金投放到医疗系统之中，同时要对企业进行大量补贴。这种办法要耗费较长时间才能见效，同时金融市场可能在这段时间被恐慌击穿，这将危害到大资本家的利益，并可能引发国民经济崩溃。相反，如果要救金融市场，那么投入医疗和实体经济的资源就不够，可能引发疫情扩散和实体经济的大幅衰退。这就是美国在3月份面临的困局。显然，特朗普政府选择了救金融市场，以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可以看到，美国富人在此次疫情中非但没有遭受损失，大部分人的身价还因此暴涨。据统计，2020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疫情封锁期间，福布斯榜单上美国亿万富豪总资产猛增4340亿美元，从2.948万亿美元增至3.382万亿美元，增幅高达15%。其中，亚马逊的贝索斯财富增长346亿美元，Facebook的扎克伯格身价增长了250亿美元^⑬，而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却愈加恶化。

综上所述可知：此次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生性矛盾，疫情因素只是起到了导火索与推波助澜的作用。与之相反，中国在同一时期不但有效控制了疫情，而且经济已开始复苏，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内生性矛盾。目前看来，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救市措施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相反，疫情之后下一次危机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加。例如，美国的救市措施导致国家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政策空间大幅缩小。同时由于向系统内注入了太多流动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不断提高。由于医疗系统的私有化，疫情之后许多人背负了沉重的医疗费用，变得更加贫穷。由于失业与疫情的双重打击，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更加激化。

(三) 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变化趋势

目前，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深陷经济衰退的困局之中，后疫情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将会呈现以下变化趋势。

第一，新自由主义向规制资本主义^⑭转变。根据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资本主义积累结构通过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高利润率、推动需求上升三种方式促进资本积累（大卫•科茨等，2018）。一旦现有的积累结构无法提供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倾向于转变经济的积累结构。目前看来，当出现疫情这种外生性冲击的时候，经济已经无法自主回到供需平衡的位置。人们因为感染病毒或恐惧疫情而不敢外出消费，即使已经削减了产能，经济仍然无法实现供需平衡。因此，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做法无法彻底应对危机，反而会让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之中。从当前经济形势看，短期内民众的消费信心难以恢复，对外贸易也受到重大打击，增加政府投资成了唯一可行的办法。可以预计，为了早日走出衰退，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摒弃传统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向规制资本主义模式转变。因此，政府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内维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运用经济刺激政策恢复市场信心，重振经济。然而，这些政策既会对本国和世界的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也可能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将不会停止。根据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可能会采取两种措施：第一种是削减生产、控制成本，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个别劳动时间。第二种就是尽可能地扩大市场。马克思指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迄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⑮所以，基于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判断，在内生性矛盾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为了早日走出经济衰退，资本主义国家将会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扩张趋势，通过增加在全球市场的投资来缓解国内经济危机。因此，尽管部分国家在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裹胁下，奉行“逆全球化”战略，但是孤立和封闭不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合作和互利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这是由资本的本质所决定的。在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中，全球化以及国际分工将会长期稳定存在，并将为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但同时，传统经济格局将会重塑，支持全球化的国家将会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反对全球化的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将有所下降。

四、我国的发展机遇及政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与此次经济衰退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但不存在必然联系，更没有本质联系。在同样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能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迅速控制疫情，并成为目前唯一复苏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⑯在此次疫情危机到来时，我国凭借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克服了“危”，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弊端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双重作用必将为我国创造“机”。可以预见，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会为我国在后疫情时期赢得重要的发展机遇。

(一) 发展机遇

第一，金融市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会。目前，各国为应对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均采取高强度的量化宽松，包括执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海量货币被投入资金池之中，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本过剩。这些措施将会直接影响这些国家主要货币的币值稳定和相应标的资产的投资价值。相反，中国的金融市场保持相对稳定，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复苏，中国的有价证券（如国债等）仍然保持良好的投资收益。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外资投资中国证券市场的渠道愈加通畅。对于资本而言，“它（资本）自己的生命力只在于此；它只有不断地自行倍增，才能保持自己成为不同于使用价值的自为的交换价值。”^⑰资本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寻合适的投资机会，实现自身增殖。因此，预计会有更多的外资流入中国金融市场，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亟需的资金支持。

第二，为我国产业链的有效升级赢得缓冲时间。中美之间旷日持久的贸易战，暴露了我国在核心技术方面存在缺失的问题。美国加紧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试图彻底遏止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步伐。然而，此次疫情危机的爆发，为中美贸易战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一些国家疫情蔓延导致产业链断裂，大量跨国企业被迫暂停将“产业链搬离中国”，相反，它们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程度还有所上升。例如根据美国高盛公司的报告，疫情期间大多数跨国公司反而开足马力扩大在中国的生产^⑱。另据路透社的报道，在2020年9月份有超过3500家美国企业起诉美国政府加征中国关税^⑲。对我国而言，后疫情时期是进行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一个难得的战略缓冲期。在这段时期，国内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广袤的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国家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另一方面可以依托市场规模培育立足于国内的新的产业链分工体系，最终彻底摆脱贸易战和技术封锁的桎梏。

第三，数字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加，这对于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壮大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广袤的国内市场将有助于孵化出技术更先进、实力更强的互联网企业。疫情发生之前，我国的数字经济已经处于一个快速上升的时期：2019年，以新业态形式出现的平台企业员工数已经达到了623万人，比上年增长了4.2%；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约为7800万人，同比增长4%^⑳。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名义增长20.9%，占GDP比重为34.8%^㉑。而在疫情发生之后，数字经济在拉动经济增长、减少疫情影响等方面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线下行业也纷纷启动了数字化转型。比如部分医院开展了“远程医疗”的尝试，各地政府依托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应用尖端科技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能，制造业通过将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远程办公等模式引入生产之中，缓解了人力资源供应不足以及产业链上下游衔接不畅等问题，精准地匹配了原料商、制造商、零售商等链条上各个节点的不同需求。可以预见，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下，数字经济将有益于我国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第四，国内消费复苏迎来光明的发展前景。据统计，2019年消费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8%，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仅为11%^㉒，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鉴于目前世界各国隔离停航的实际情况，旅游、教育、购物等消费需求可能会发生大规模转移。据统计，2018年我国公民全年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48亿人次，同比增长14.7%，出国旅游花费位居世界第一，高达2773亿美元^㉓。同时，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行业分析，当前留学后市场规模约3000亿元，占整个留学服务产业消费的70%^㉔。鉴于目前部分境外国家与地区动荡的政治经济局势和迟迟不能控制疫情的局面，人们可能会对原本的消费计划进行调整，很多消费会转向国内。并且，这种需求上的冲击可能是长期性的，短期内国外消费会因为直接的停航等措施而被迫停滞；长期来看，部分国家在此次抗疫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管理紊乱、治理能力较差、种族歧视、阶级矛盾尖锐等负面影响会对我国国内消费者产生巨大的冲击。其中，国外服务业的消费将首当其冲，而国内服务业很可能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分析，结合目前国家提出的“六稳六保”战略部署，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稳定有序的金融新业态。增强金融风险的管理能力，强化对国内外金融市场的风险预警。搭建完备的金融风险处理制度框架，完善风险对冲工具，控制风险敞口。加强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打击投机倒把的套利者。把金融服务业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结合起来，强化线上服务能力，构建数字金融新业态。着力培育更多新型金融人才，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同时，创新金融市场机制，引导金融活水流向我国亟需资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小微企业，坚决避免出现金融市场脱离实体经济空转的现象。

第二，“内外结合”保障产业链稳定。对外加深与欧盟以及日韩的合作，尤其是强化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对外投资要强化对中上游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企业的实际控制。对内要着力构建以东部地区为龙头、中西部地区为两翼的国内新型产业链集群，发掘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强化基于产业链分工的经贸联系（刘志彪，2020）。同时，将产业链的发展与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结合起来，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

第三，加强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核心技术攻关。增加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核心技术的研发经费投入及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包括芯片制造、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原创性研究，为我国数字经济提供“国产化”的科技支撑和安全保障，摆脱掌握核心技术的发达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对我国“卡脖子”造成的危害。同时，要加强全民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培训，提升全民数字化素养，提高全民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消费能力和水平。另外，要加强政府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立法和执法，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环境。

第四，多措并举维护就业平稳。政府平稳推进复工复产，同时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效能，通过发行债券、减税降费等措施减轻企业负担。企业对部分就业人员采取留岗留薪补助的帮扶办法。同时金融机构对部分经营困难的企业和个人实行续贷、延期支付等举措来保障就业。另外，增强就业政策的靶向性（王震，2020），转变传统的职工劳动保障模式为全民劳动保障模式，同时发动社会组织的力量，令所有劳动者都能享受国家的就业优惠政策。

第五，供给端和需求端双端发力，共同刺激消费复苏。供给端进一步改善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效能。政府部门应联同社会组织共同发力，增强政府公共投资，制定行业标准，严格规范消费市场秩序。同时，着力发展新型服务业，引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发展线上娱乐、网络教育、远程购物等新模式，激发消费欲望。加强公共卫生支出，强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与新兴科学技术相结合，构建人民满意的现代医疗服务业。需求端通过减税降费以及财政补贴等方式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还可以在短期内放宽部分政策限制，刺激居民的消费意愿。例如，可以在一些地区适当放松汽车限购的政策以刺激汽车工业的需求。

第六，积极参与构建更为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应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负责任的大国风范，积极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同时，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框架的构建，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在世界多边框架体系之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倡导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与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共同振兴世界经济。

① 来源：海外网，http://news.haiwainet.cn/ncn/n2020/1226/c3541093-31947646./2020/1226/c3541093-31947646.html。

② 来源：腾讯网，https://new.qq.com/rain/a/20201221A0HPAN00 。

③ 来源：搜狐网，https://m.k.sohu.com/d/492873209 。

④ 来源：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0-05/02/c_1125936021.htm。

⑤ 来源：腾讯网，https://new.qq.com/rain/a/20201221A0HPAN00。

⑥ 来源：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fmnews/2020-05-18/doc-iirczymk2244319.shtml。

⑦ 来源：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40278475_334198 。

⑧ 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20/12-04/9353988.shtml 。

⑨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⑩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⑪ 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⑫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页。

⑬ 来源：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20-05-22/doc-iirczymk2907176.shtml。

⑭ 大卫•科茨指出，资本主义存在两种模式的SSA（积累的社会结构），即自由主义与规制。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SSA更加强调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效能，而规制的SSA更加注重非市场机构（如政府和工会）在调节经济活动方面的积极作用。当前的SSA是自由主义的，不过他认为规制的SSA将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速。参见大卫•科茨、迪彭卡•巴苏、朱安东、陈旸：《经济停滞与制度结构》，《政治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1期。

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⑯ 来源：新华社，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905906227528548&wfr=spider&for=pc。

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⑱ 来源：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200913/2420495.shtml。

⑲ 来源：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200927/2421498.shtml。

⑳ 来源：澎拜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763374。

㉑ 数据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

㉒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㉓ 数据来自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发展及2020年出境旅游市场分析》。

㉔ 数据来自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19年中国留学行业发展现状及2020年行业发展前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