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我国民营经济不仅在数量、规模、吸纳就业人数和税收贡献等关键经济指标上表现亮眼，而且在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市场机制形成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何轩等，2014；何轩和马骏，2018a），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时代高质量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一部分，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建设问题也备受关注。然而，也有部分人认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受所有制性质、经营方式、领导体制以及运行机制等因素制约（胡序杭，2002；李少斐，2008；祝全永，2009），党建工作会造成人、财、物、生产性时间等资源消耗，使企业家出现“失权、分权”现象，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薛飞，2002；党齐民，2017；胡本春，2017）。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需要探讨如何在民营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以更好地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客观评价党组织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有助于回应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党建作用的质疑。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和意义在于：（1）拓展了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机制的研究。本文基于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能够引领企业文化、凝聚职工群众和维护企业和谐、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企业软实力提升的视角，拓展了现有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机制研究，有助于打开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黑箱”，深入理解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背后的机理。（2）丰富了企业生命力的理论探讨。现有文献从经济学、组织学、管理学等学科多视角考察企业生命力的影响因素^①，但均未涉及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生命力，这与党组织嵌入制度安排的普遍性与重要性脱节。本文将党组织纳入企业生命力研究框架，为民营企业党组织与企业生命力之间建立理论联系，丰富了企业生命力的理论研究。（3）为党组织如何更好地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将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中，健全和规范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治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提高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要强化党组织建设、激发党组织活力，借助党组织治理优势实现企业发展。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民营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并且党组织成员参与公司治理，深刻影响了企业生产行为。学术界主要围绕制度理论（何轩和马骏，2018a）、政治关联理论（何轩和马骏，2018b）、信号理论（梁建等，2010）、跨界行为理论（李翠芝和陈东，2018）展开，分析党组织嵌入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褒贬不一。一方面，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能够显著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绩效，如抑制大股东攫取利益（Chang和Wong，2004）、提高并购溢价（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缩小薪酬差距（陈红等，2018）、增加企业投资（陈东等，2017）、推动企业研发投入（李翠芝和陈东，2018）、提升企业绩效（何轩和马骏，2018b）、维护职工权益（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促进企业社会慈善行为（梁建等，2010）等；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会降低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绩效，如提高政治成本（Chang和Wong，2004）、增加人员冗余规模（马连福等，2013）、不利于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绩效水平提升（雷海民等，2013）。由此可见，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的影响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如何把握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定位，怎样更好地发挥党组织治理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与本文紧密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影响企业生存因素的研究。经济学文献普遍发现制度质量越好、产权结构越清晰、受政府补贴和产业政策扶持越多的企业，其生存能力越强（许家云和毛其淋，2016；赵奇伟和张楠，2015；康妮和陈林，2018）。企业生存问题也是组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组织印记理论认为企业创建初期或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条件能够塑造企业特征，会持久影响企业，进而对企业生存产生影响。生态位理论则认为企业战略和外部环境能够决定企业生态位，而生态位则会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空间和资源利用能力，进而对企业生存产生影响（梁强等，2017）。此外，管理学多从股权结构、企业战略选择等视角研究企业生存的影响因素。股权结构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股权集中会导致小股东利益被大股东侵占，进而降低企业生存能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权集中有利于股东监督代理人，提升企业生存能力（袁学英，2019）。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以及企业生存的研究颇为丰富，但现有研究对党组织建设与民营企业生命力的理论分析尚付阙如。不论直接关注还是间接涉及民营企业生存的文献，均未考虑到我国特色鲜明的党组织治理事实。党组织作为公司治理框架中的独特一环，肩负着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职责^②，这决定了中国民营企业党组织具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所没有的职能特征。因此，要深入理解和探讨如何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就不能忽视党组织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从党组织助力企业软实力提升的视角，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党组织建设对民营企业生命力的影响。

党组织建设能够在资源获取、信号传递、政策沟通方面获取便利。一是资源获取。党组织通过与政府等相关部门建立联系，有助于简化企业在政府部门办事的程序，缩短办事时间，更容易获得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债务融资、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以及土地使用权等方面的实惠，从而为企业发展争取资源和政策（魏下海等，2015b）。二是信号传递。党组织建设得好，容易因合法性、先进性等特征，不仅在与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中容易得到认可^③，而且在与社会上其他微观经济主体合作中也容易获得支持，并以此获取所需的资源和机会。三是政策沟通。党组织可以利用组织优势，及时地把政府政策、市场变化等信息准确地传递给民营企业，帮助其充分利用政策和市场信息，减少对制度环境的误判并降低适应环境变化的成本（何轩和马骏，2016）。此外，企业家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积极与上级党组织进行沟通和对话（曹正汉，2006），及时反映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与利益诉求。

党组织还能够助力企业软实力的提升。第一，党组织通过搭建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建设平台、引进先进文化进企业等形式，为企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智力支持（李宁和杨蕙馨，2005）。第二，党组织能够直接联系、组织、团结群众，有利于建立互惠互利、共同促进、和谐发展的劳资关系（谢健和付映杰，2013；魏下海等，2015a）。这一方面能够减少员工怠工、泄密等行为，降低企业监督成本；另一方面，能够减少企业在招工、培训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同时，还能够为企业生产、技术变革以及研发创新等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魏下海等，2018）。第三，党组织嵌入能有效纠正企业违反社会责任法律法规行为，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一方面有利于获得政府的支持（李姝和谢晓嫣，2014），另一方面，还可以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从而在社会网络中获得支持，并以此获取所需的资源和机会，抵御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第四，党组织嵌入能够纠正经理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纠正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Chang和Wong，2004），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价值。第五，党组织嵌入能够强化社会责任政策的遵守，提高企业合法性，向社会公众传递企业遵纪守法、经营状况良好等信息，可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而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进而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

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受企业家态度的影响。部分企业家担心党组织会干预自己的决策，掣肘自己的行动，分散自己的权力，降低自己的威信，出现“分权、失权”现象，进而影响自己的权威（薛飞，2002）。因此，在民营企业中进行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能否取得企业家的信任与支持。与国有企业党组织可以直接发挥作用相比，民营企业由于在领导体制、运行机制以及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民营企业党组织无法直接管理企业的人、财、物，一般只能发挥间接作用（李少斐，2008）。因此，民营企业家对党组织建设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工作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生命力。如果民营企业家拥护、支持和信任党组织，并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组织号召，支持党组织相关政策落实，同时党组织通过协调政府、社会、职工等关系，帮助民营企业搞好生产，提高民营企业经营绩效，则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反之，企业家抵触、惧怕党组织嵌入，不相信党组织建设能够改善企业生存现状，形式化回应党组织主张（陈守明等，2016），那么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工作就会举步维艰，党组织就难以发挥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作用，从而难以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与对党组织嵌入企业持消极、抵触态度的民营企业相比，持欢迎态度更有利于民营企业借助党组织治理优势提高企业生命力。

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会受管理模式的影响。由于民营企业党组织在隶属结构上复杂多样^④。当前，党中央明确要求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导致行业协会（商会）管理模式下的党组织可能在信息获取、信息传递、政策沟通等方面的通畅程度有所降低，削弱了党组织作为联系政府和企业的桥梁和纽带功能（陈贵梧和胡辉华，2018）。而挂靠管理模式下的党组织，容易陷入管理上的“空档”和“盲区”，难以形成有效的领导体系和工作机制，影响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陈贵梧和胡辉华，2018）。因此，在众多管理模式中，属地管理模式可能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首先，民营企业发展离不开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属地管理模式有利于加强民营企业与当地党委和政府的联系。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通过参政和利益表达渠道与当地政府直接对话（曹正汉，2006），及时反映发展困境和自身利益诉求，更容易得到回应和认可（何轩和马骏，2018a）。其次，属地管理模式有利于扩大企业影响力。属地管理模式下，企业可以争取更多优秀员工在当地参政议政，在各领域多场合为企业发声，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从而提高企业生命力。同时，属地管理模式有利于构建和谐周边关系，可以消除官员和公众疑虑，争取更多支持，从而提高企业生命力。最后，属地管理模式有利于节约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生命力。党组织属地管理可以避免与上级党组织不同城所造成的相距甚远的问题，能够节约与上级党组织在沟通上花费的时间成本。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与其他管理模式相比，属地管理模式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在2012年主持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本次调查涵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私营企业。调查目的是了解我国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生存环境和发展趋势，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为大众了解私营企业提供窗口，以便更好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调查内容由三部分组成：（1）企业家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历、参政情况、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等；（2）企业情况，包括出资情况、融资情况、雇工情况、成本情况、收入情况、利润情况、管理情况、社会责任等；（3）企业发展环境，包括政府环境、市场环境等。此次问卷在保留前九次调查的主要内容基础上，还增加了一部分新内容，比如“企业开工率”“企业家对企业经营方面有何打算”等。

(二) 变量测量及模型设定

本文的变量为：（1）企业生命力：参照魏下海等（2015b）研究，用企业开工率衡量企业生命力。这是因为开工率是企业资源利用效率、生存环境、经营状况等各方面的综合反映。同时用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来衡量企业生命力。（2）党组织建设：如果企业中设有党组织，则认为企业进行了党组织建设，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3）控制变量：企业家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政治关联）；企业特征（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寻租费用）；外部环境（市场信用和市场变化）。同时，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地区因素。具体构造方式见表1。

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剔除了不符合客观事实、缺失值过多的样本。具体如下：删除被解释变量为开工率和企业家发展意愿的缺失样本；删除资产负债率为负值或者大于100%的样本；对连续变量（即企业开工率、企业家年龄、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寻租费用）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以克服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统计发现开工率为100%的企业占总样本的33%左右，因此采用Tobit模型估计。模型如下：

$CU{R_{ijk}} = {\beta _{\rm{0}}} + {\beta _{\rm{1}}}Part{y_{ijk}} + {\mu _j} + {\mu _k} + \delta CV + {\varepsilon _{ijk}}$

(1)

其中，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地区，表示随机扰动项。表示企业开工率。表示企业是否建立党组织，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为了检验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意愿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Growt{h_{ijk}} = {\alpha _{\rm{1}}}Part{y_{ijk}} + \delta {\alpha _{\rm{2}}}Contro{l_{ijk}} + {\sum \varphi _{jk}}Industr{y_{jk}} + {\varepsilon _{ijk}}$

(2)

其中，

表示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变量。含义同上；系数 反映了党组织影响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的方向和程度。是企业层面控制变量。表示行业和地区因素。

(三)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 党组织建设和企业生命力：基准回归

表3模型（1）报告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了行业特征和地区特征；模型（3）加入了控制变量，但未加入行业和地区特征变量；模型（4）则控制了前述所有影响变量。从模型（1）−（4）的估计结果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与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相比，建立党组织确实有利于提高企业开工率，即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模型（5）中报告了OLS估计结果，发现与Tobit模型估计结果基本相同。

为了方便解释，模型（6）汇报了党组织建设变量对企业生命力影响的边际效果。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整体而言，与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相比，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开工率大致提高了3.2%。以上结果表明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假说1得到验证。

此外，我们还用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来衡量企业生命力（见表4）。由模型（1）−（4）可知，随着不断加入控制变量，党组织建设变量的估计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5）报告了OLS估计结果，结论依然不变。这表明建立党组织确实有利于提高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即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再次说明假说1成立。

(二) 稳健性检验

1. 考虑异常值样本。由于部分企业开工率为0（停产，大概占整个样本的2%左右），控制变量中仍有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相关信息显然是不可信的。为此，剔除开工率为0的企业样本，重新进行估计（见表5）。估计结果显示，其他条件不变，与未组建党组织的企业相比，组建党组织有利于提高企业开工率和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即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

2. 更换被解释变量和数据。这里使用企业新增投资是否用于扩大原产品生产规模或有没有用于收购、兼并其他企业来近似衡量企业生命力，这是因为企业若有前述行为，表明企业家在以切实行动积极发展企业，企业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可能性大，企业生存风险低；反之，企业家抽走发展资金，缩小企业规模，企业生存风险必然大大提高。表6列（1）−（4）是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列（5）−（8）是更换为2010年第九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均表明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家发展企业的意愿。

3. 考虑内生性。虽然无论是采用OLS模型还是Tobit模型估计抑或是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均发现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生命力。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党组织建设固然能够提高企业生命力，但也有可能是那些拥有更强生命力的企业建设党组织的动机更强。换言之，企业建设党组织可能并不是一个随机结果，而是遵循某种选择机制。这样，解释变量党组织建设就有可能是内生的，从而上述各种模型估计的结果将有偏且非一致，故需要处理内生性问题。

首先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处理内生性问题。参照何轩和马骏（2018b），选择“开办企业时实收资本”作为党组织建设的工具变量。这是因为资金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更有可能被政府“选中”来建立党组织。虽说企业开办时实收资本可能对当时企业生命力有影响，但可能并不会具有持续作用。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⑥，开办企业时实收资本与企业党组织建设显著正相关，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列示在表7模型（1）和模型（2）中。由估计结果可知，党组织建设显著提高了企业开工率和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即党组织建设提高了民营企业生命力。

对于解释变量是哑变量（二元虚拟变量）而存在内生性问题，我们认为采用干预效应模型较为合理。参考魏下海等（2013）研究，内部工具变量选择上述所有控制变量，外部工具变量选择政治关联、营业收入、是否遭遇摊派、企业家自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影响企业建立党组织动机的外部环境−同一省区同一行业党组织建设的平均值以及行业效应和地区效应^⑦。干预效应模型既可以采用两步法估计，也可以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一般而言，与两步法估计相比，最大似然法估计更有效率，因为最大似然法估计标准误更小。表7模型（3）和模型（4）报告了基于最大似然法估计的结果，从估计结果可知，扰动项相关系数ρ分别为−0.531和−0.170。似然比检验表明，无论是以开工率还是以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表征企业生命力，两模型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H0：ρ=0，说明党组织建设变量是内生的。具体来看，模型（3）和模型（4）与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结果相比，虽然估计系数有差别，但显著性和结论并无太大变化。模型（5）和模型（6）报告了基于两步法估计的结果，与最大似然法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均表明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由此可见，即使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党组织建设依然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

4. 变换估计方式。表8模型（1）−（4）采用“最近邻匹配方法”、模型（5）−（8）采用“核匹配方法”。从模型（1）−（4）的估计结果可知，无论是以企业开工率还是以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表征企业生命力，都发现党组织建设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企业生命力。模型（5）−（8）采用“核匹配方法”匹配，重复模型（1）−（4）的方法估计，与模型（1）−（4）的估计结论相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整体来看，采用不同的匹配方法以及对匹配后的样本采用不同方法估计，依然可以得到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的结论。

(三) 党组织建设与企业生命力：边际效果分析

表4中Ordered Probit模型汇报的是偏回归系数，缺乏现实经济涵义。为了便于解释，表9汇报党组织变量对企业生命力的边际效果。重点关注党组织建设变量的估计系数，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与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相比，建立党组织的企业使得企业家对未来经营“打算出售企业”“暂时停业，等待机会”“维持现有经营规模”“稳中求进”的概率分别下降了0.2%、0.2%、1.8%、2.2%，打算“抓住机遇，快速发展”的概率提高了4.5%。

五、拓展性研究 (一) 分样本估计

为了验证假说2，根据企业家对“企业是否应该设立党组织？（1）应该，（2）不应该”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进行分组回归，以考察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是否因企业家的态度而有所差异。将回答“应该”的企业家视为对党组织嵌入企业持欢迎态度；反之，将回答“不应该”的企业家视为对党组织嵌入企业持消极、抵触态度。

从表10模型（1）−（4）的估计结果可知，企业对党组织嵌入持欢迎态度，则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开工率和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反之，则党组织建设没有提高企业开工率和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模型（5）−（8）变换估计方式，估计结论与模型（1）−（4）的估计结论一致。假说2得到验证。

何种管理模式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根据企业家对“企业党组织应由哪一种上级党组织管理更适合？”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⑧，进行分组估计。

其中表11模型（1）和模型（2）报告了属地管理模式下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两模型回归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属地管理模式下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模型（3）−（6）报告了协会管理模式〔工商管理部门党组（党委、党工委）、工商联党组〕下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协会管理模式下党组织建设并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生命力。模型（7）和模型（8）报告了其他管理模式下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其他管理模式下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综上，与协会管理模式抑或其他管理模式相比，属地管理模式下党组织建设更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假说3得到验证。

(二) 影响机制检验

既然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生命力，那么党组织建设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来提高企业的生命力呢？为此，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揭示背后可能的影响渠道，这里选取引领企业文化（文化力）^⑨、凝聚职工群众和维护企业和谐（和谐力）^⑩、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责任力）^⑪作为中介变量，依次从文化力、和谐力和责任力三个不同方面来检验党组织建设提高企业生命力的渠道。检验结果见表12。

模型（1）−（3）报告了以开工率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分析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开工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党组织建设系数为0.03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开工率。在模型（2）中，党组织建设与文化力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党组织建设能够促进企业文化力水平的提高。在模型（3）中，同时加入党组织建设和文化力变量后，党组织建设和文化力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且党组织建设的系数由不加入中介变量的0.036下降到0.033。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研究，进行中介效应Sobel检验，估计得到z统计值为2.11，中介效应值为6.10%。这表明文化力是提高企业生命力的中介变量。在模型（4）中，党组织建设与和谐力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党组织建设促进了企业和谐力水平的提高。在模型（5）中，同时加入党组织建设与和谐力变量后，党组织建设变量与和谐力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党组织建设的系数由不加入中介变量的0.036下降到0.032，说明和谐力在党组织建设提高企业开工率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Sobel检验z统计值为2.835，中介效应值为9.83%，表明和谐力是提高企业生命力的中介变量。在模型（6）中，党组织建设与责任力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党组织建设促进了企业责任力水平的提高。在模型（7）中，同时加入党组织建设和责任力变量后，党组织建设变量与责任力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党组织变量系数由不加入中介变量的0.036下降为0.029，说明责任力在党组织提高企业开工率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Sobel检验z统计值为3.835，中介效应值为19.09%，表明责任力是提高企业生命力的中介变量。

为了保证表12的结论稳健可靠，一方面，将被解释变量由企业开工率换为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重复表12估计，发现以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表征的企业生命力机制分析结论与以企业开工率表征的企业生命力机制分析结论并无太大变化^⑫；另一方面，参考魏下海等（2018）的研究，根据党组织有无起到引领企业文化（文化力）、凝聚职工群众和维护企业和谐（和谐力）、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责任力）进行分组回归，发现党组织起到引领企业文化（文化力）、凝聚职工群众和维护企业和谐稳定（和谐力）、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责任力）的三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反之，另外三组并不显著，这再次证实了表12结论的稳健可靠^②。以上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党组织引领企业文化（文化力）、凝聚职工群众和维护企业和谐（和谐力）以及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责任力）等软实力的提升来提高企业生命力，亦即文化力、和谐力、责任力是民营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中介渠道。

六、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不足

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具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等一系列重要经济职责。然而，民营企业党组织是否发挥了预期的作用？这一疑问一直存在于我国加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过程之中。为此，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以企业是否设有党组织衡量企业党组织建设，以企业开工率和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衡量企业生命力，从党组织助力企业软实力的提升进而提高企业生命力的视角，考察党组织建设对民营企业生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整体而言，与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相比，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开工率提高了3.2%，企业家未来打算抓住机遇、快速发展的意愿提高了4.5%。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对党组织嵌入企业持消极、抵触态度相比，持欢迎态度更有利于民营企业借助党组织治理优势提高企业生命力；与其他管理模式相比，属地管理模式下的党组织建设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家可以通过党组织引领企业文化、凝聚职工群众和维护企业和谐、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软实力的提升来提高企业生命力。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作用的质疑，而且为改善企业生存状况、延长企业生存时间提供了新思路，更为新时期党“为何要”以及“如何建”民营企业党组织提供了经验证据。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以下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1）加强宣传党组织建设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树立民营企业家支持党组织建设的先进典型，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2）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生命力，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将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中，建立健全和规范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治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提高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生命力；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要强化党组织建设、激发党组织活力，借助党组织治理优势促进自身发展壮大。（3）党组织能否充分发挥作用，民营企业家的态度是关键。因此，一方面，党组织要及时为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特别是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开展活动，尤其是在当前疫情情况下，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以促进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赢得民营企业家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党组织要充分调动发挥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能力强、觉悟高、有担当的企业家进行政治吸纳，同时还要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引导。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党组织建设影响民营企业生命力的基本证据，但受数据资源限制，本文还存在以下有待完善之处：一是党组织建设可能是“自选择”的结果，从而存在内生性问题。尽管参考何轩和马骏（2018b）以及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的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等方式来克服内生性问题，但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特殊性以及党组织与民营企业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要想找到一个能够完美解决党组织内生性的工具变量并非易事。二是无法对党组织建设影响企业生命力进行动态评估。由于企业生命力相关变量是201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才新增加的选项，无法对党组织影响企业生命力的动态绩效进行评估，进而无法追踪识别企业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化过程中的时间序列特征。未来若有更丰富的数据，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对上述问题的研究。

① 经济学视角有制度质量、所有权结构、产业政策、外商投资、国际贸易、融资约束等；组织学视角有组织生态学理论、组织印记理论、组织生态位竞争理论等；管理学视角有股权结构、企业战略选择等。

② 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将民营所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组织的主要职责压缩为六项，其中包括“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组织带领党员和职工群众围绕企业发展创先争优，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先进模范作用，促进生产经营”。2000年，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将民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组织的主要职责压缩为八项，其中经济职责包括“关心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支持和促进企业发展”。

③ 如当前政府主导的各种混合所有制改革，党建工作表现好的民营企业更容易得到政府的青睐，也更容易与国有企业在治理上实现无缝对接，缩短合作摩擦期，提高企业生存能力。

④ 有的民营企业党组织由商会或协会管理，属于协会管理模式；有的民营企业党组织由所在地管理，属于属地管理模式；还有的民营企业党组织依托各类中介机构党组织进行管理，属于挂靠管理模式，不一而足。

⑤ 其中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为当企业新增投资用于扩大原产品生产规模时赋值为1，否则为0；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为当企业新增投资用于收购、兼并其他企业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为当企业新增投资用于扩大原产品生产规模或者用于收购、兼并其他企业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为当企业新增投资用于扩大原产品生产规模且用于收购、兼并其他企业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模型（5）被解释变量为有没有兼并其他企业，有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模型（6）被解释变量为近期是否准备兼并、重组其他企业，有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模型（7）被解释变量为有没有兼并其他企业或者近期是否准备兼并、重组其他企业，有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模型（8）被解释变量为2008-2009年有没有兼并其他企业且近期是否准备兼并、重组其他企业，有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⑥ 限于篇幅，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未在正文中报告，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⑦ 有部分变量的定义未在表1中说明，如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⑧ 您认为企业党组织应由哪一种上级党组织管理更适合？具体对应以下4个选项：⑴属地党委；⑵工商管理部门党组（党委、党工委）；⑶工商联党组 ；⑷其他（如党的社会工委）（请写明）。

⑨ 文化力在本文中是指党组织有无在企业中起到引领企业文化作用，如果有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⑩ 和谐力在本文中是指党组织有无在凝聚职工群众或维护企业和谐稳定上发挥作用，如果有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⑪ 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慈善捐赠，本文将有慈善捐赠的企业看作履行了社会责任，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⑫ ②限于文章篇幅，并未在正文报告，如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