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从国内来看，1989–1990年，我国经济增长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通货膨胀严重，政治局势动荡，理论指导上甚至出现了短暂倒退。从国际来看，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在此国内外形势下，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又成为争议的核心。

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从以计划为核心到以市场为核心，由此开启了探索的新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成为了转折点，他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一关键论断。1992年10月，在南方谈话精神指导下召开了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在1992年前后，学术界进行了姓“资”姓“社”大讨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学者纷纷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方面探讨姓“资”姓“社”问题（卫兴华，1992；林凌和郭元晞，1992；于光远，1992），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都是手段。同时，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力（李连仲，1992；张朝尊和文力，1992）。这些研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较强的理论基础。

因此，我们以1992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探索的开端，以此为起点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本文界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探索时期。同时，这一阶段（1992–2012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表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的特征。具体来说：

首先，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一是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宏观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四方面的内容。二是初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等政策。由此，土地、劳动力、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得到逐步完善。三是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沿边沿交通干线开放区—内地”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其次，在学界研究层面，这一阶段不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而且研究重点具有多层次、全方位的特点。一是对政府职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探讨上，研究了宏观调控的工具选择和政策效果。二是对市场体系的研究，主要是对建立以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研究。在商品市场上，学界的研究重心从对商品市场流通领域改革问题的各抒己见（许荣昌等，1994）转变至主要研究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桂琦寒等，2006）。在劳动力市场的培育上，一些学者强调国家力量在培育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梁玉成，2007），一些学者集中对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进行分析（高铁梅和范晓非，2011；孙晓芳，2012；辜胜阻和李华，2011）。在资本市场的培育上，学界集中分析了金融资本市场的培育。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作为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具有“本土化特征”，存在“特殊金融谜团”（阎坤和周雪飞，2003）。也有学者谈到了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张承惠，2013）。三是对企业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上，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治理体制亟待转变（黄速建，2008；王永和刘健一，2012；安同良，2000）。另一些学者集中探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李政，2012；田会，2006）。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上，一些学者试图构建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洪银兴，2004；任熹真和王海英，2005）。一些学者集中在通过数学工具，构建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模型（曲亮和刘铎，2010）。四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对外开放的研究，先是探讨了对外开放格局，后是探讨了“引进来”和“走出去”问题。

总之，这一阶段国家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基本框架，同时学界全面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具体层面的理论与实践。二者共同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践行全面耦合的体系。为此，本文将这一阶段界定为全面探索时期。综上，本文界定1992–2012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探索时期。

二、全面探索期的理论思想分析

党的十四大召开，开创性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革新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适应本国国情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条路径是沿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轨迹开辟的。

（一）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1992年前后，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现实经济发展出现困境，市场经济的作用逐步凸显，由此引发了关于姓“资”姓“社”的大讨论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

首先，在1989年，我国开始了一场姓“资”姓“社”的大争论，这一争论直接引向了对改革开放的质疑。1989年以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已经演变成一个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争论。国内针对姓“资”姓“社”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1990年12月24日，即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就反市场经济的势头，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①。几乎同时，学者们集中探讨了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问题，即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他们认为判断标准要从生产关系出发（卫兴华，1992），而关于生产关系的探讨要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事实。由此，判断的标准细化为三个“有利于”（林凌和郭元晞，1992；于光远，1992）。1991年，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解放思想。由此，关于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讨论得到了统一的结论，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其次，国内开始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探索。学者们先是探讨了计划经济弊端，并对这一问题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李连仲，1992；杨顺羽，1992；张朝尊，1992），之后分析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原因（舒化鲁，1992），认为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未能达到全部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的阶段，在此情形下完全采用计划经济必然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引发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因而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不是社会经济制度，而是经济手段，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使用（张井，1992）。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将社会主义的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国内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基本认识的统一论调。

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前期理论基础的指导下，1992年中共召开了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

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关于我国应当采用何种转型模式才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国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我国学者在转型模式探讨上，首先，根据苏联等国家实行的“激进式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了“激进式改革”的弊端（杨玲，1987；维尼涅茨基和熊志军，1987）。然后，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转型模式立足点。他们认为转型模式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郭元晞，1992；逄锦聚，1992；高尚全，1994）。最后，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渐进式改革”的转型模式。在“渐进式改革”的转型模式探讨中，学者先是从理论层面入手，分析了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中国进行经济转型改革面临两种成本，分别是“转换成本”和“摩擦成本”，“渐进式改革”的“转换成本”过大，但由改革的社会阻力导致改革的“摩擦成本”较小，可以实现社会的较平稳过渡（樊纲，1994）。也有学者将帕累托改进作为支持“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林毅夫等，1993）。再有学者从绩效比较入手，论证了相比“苏联模式”，中国实施“渐进式改革”模式才能获得成功（张湛彬，2002；蔡昉等，2002）。在吸取苏联“激进式改革”的失败教训后，我国立足国情，探索自身的发展路径，创造性地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模式。

（三）明确了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这就要求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为此，国内开始了关于建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探索。首先，学者们考察了宏观政策效果，认为体制转型中的体制性矛盾最终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消除（吕炜，2004），需要配套相应制度保障（杨全社和李江涛，2007）。然后分析了政府宏观调控产生问题的原因，将其主要归因于宏观经济波动性的增强使得宏观调控政策出现了更加频繁、更加市场化的新特征（索彦峰等，2008）。最后分析了政府宏观调控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张辉，2009）。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期间财税改革的重要目标，通过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实现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的根本作用。

（四）明确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探索阶段，国内通过对商品市场培育、劳动力市场培育、金融资本市场培育三方面的分析，全面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架构。

首先，在商品市场培育上，学界的研究重心先是对商品市场流通领域的改革各抒己见。有学者认为在改革初期行政干预使得商品流通领域的行政分割局面没有根本转变，价格体系并未健全（许荣昌等，1994）。随着在改革的进程中商品流通领域的计划问题逐步消除，学者对商品市场的研究主要转变为对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研究（桂琦寒等，2006）。

其次，在金融资本市场的培育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资本蓬勃发展，必然要求逐步完善金融资本市场。为此，在资本市场的培育上，国内集中分析了金融资本市场的培育。国内先是探讨了我国特殊金融体系下具有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没有的“特殊金融谜团”（阎坤和周雪飞，2003），然后，探讨了金融资本市场转型的重点和难点，比如金融服务功能建设等（韩汉君和黄恩龙，2006）。同时，要实现金融资本市场的转型，他们认为也要考虑政府的作用，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在健康的金融资本市场培育中必不可少（张承惠，2013）。

最后，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劳动力市场尤为重要。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培育和发展需要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探讨。国内先是探讨了国家力量在培育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变化，认为存在着国家力量在劳动力市场中逐渐退却的现象，但国家力量在劳动力去商品化福利供给上逐渐加强。同时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了市场型按劳分配的制度原则（梁玉成，2007）。一些学者对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进行分析，认为比较利益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大是导致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高铁梅和范晓非，2011；孙晓芳，2012；辜胜阻和李华，2011）。

（五）明确了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在微观层面，国内探讨了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探索期的转型与改革。首当其冲的是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首先，国内学者集中探讨了国有企业的治理体制的转变问题（李维安，2010），认为随着国有企业构成的变化，国有企业治理体制也在发生转变，而推动转型的关键在于国有非公共企业（黄速建，2008）。另一些学者分析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提出了国有企业应该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李政，2012），制度变迁也是国有企业持续成长的关键因素（田会，2006）。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通过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探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全面探索期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国内先是探讨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首先需要解决公有资本在某些领域退出问题，才能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渡空间（洪银兴，2004）。再是集中探讨了民营经济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困境和转型对策（任熹真和王海英，2005）。同时也探讨了政府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变化（曲亮和任国良，2010）。在这些探讨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

（六）扩大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国际视野

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我们不仅需要具备国内视野，还需要具备国际视野，进一步强化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为此，我国开展了相关探讨。

首先探讨了构建对外开放格局问题。在1997年的全国利用外资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了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格局。国内学者围绕这一主题提出在对外开放初期，开放只能是低水平的，探索了如何进行全面对外开放问题（张幼文，1998）。然后国内集中探讨了“引进来”和“走出去”两大问题。在“引进来”问题上，早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期间就曾提出要大力利用外资。同时，学者也探讨了引进外资的具体问题，以及与产业升级、环境规制等方面的相关性问题（胡祖六，2004；傅强和周克红，2005；张彦博和郭亚军，2009）。在“走出去”问题上，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学者从工业、农业、金融投资等方面集中分析了对外投资的路径、困难和风险（裴长洪和樊瑛，2010；陈前恒等，2009；王其辉，2004）。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提出“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通过国内激烈讨论，我国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形成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为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了国际视野。

三、全面探索期的政策践行分析

基于上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探索的理论思想，我国形成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的方针政策，并将这些政策在改革实践中付诸行动，本文重点考察宏观经济调节、市场体系建立、微观主体培育和对外开放四方面的政策践行情况。

（一）政府宏观经济调节的政策践行

1993年，国家分别颁布了对于财税、金融和社会保障改革的方案。^②在政府宏观经济调节方面，我国进行了财税、金融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在财税方面，实行以工商税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分税制改革，通过对流转税、所得税、农业税等方面进行改革，使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得到明晰；1998年开始对公共财政体制进行改革，通过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教育以及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加快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在金融方面，通过建立国家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为我国政策性资金的供给提供了保障。《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生效，确保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中央银行的地位。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明确了银行监督管理职能从央行中分离出来，有利于央行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更好地执行货币政策。从此形成了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较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根据当时的宏观经济情况指出：要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意掌握调控力度。^③但由于在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需求不足，加上为了防范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采取了扩张性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2003年面临通胀压力，实行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5年至2007年由于经济增速快，再一次面临通胀压力，实行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8年上半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组合一直持续到2010年。2011年国际金融危机趋于缓和，我国出现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因而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该政策组合在此后持续了多年。

（二）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的政策践行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提出改革要求。在商品市场方面，在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合并为市场价格“单轨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对农产品、医药、房地产等的市场化，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定价比例逐渐下降，市场调节价格的比重不断增加，价格改革不断推进。并且，通过“建立大宗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批发市场”^④，使我国的商品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资本市场方面，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先后成立，意味着我国的资本市场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开始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监管框架。《证券法》《公司法》的实施和修订，逐步确立了我国资本市场在法制化规则下建设的重要依据，资本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颁布，实现了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员工制度的并轨，在法律上实现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双向选择制度。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新形态逐步形成，使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得到较快速的发展。

（三）微观主体培育的政策践行

党的十四大提出在保证国有资本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济形式。^⑤在最大效用地发挥市场主体优势下，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有效发展。在国企改革方面，通过“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⑥，完善企业法人制度、明确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确立企业改建为公司的组织形式、改革人事工资制度、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司内部组织管理机构，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与此同时，通过“抓大放小”的战略性改组，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改变了国有企业原有的低效经营，使效益不断提高。在发展非公经济方面，中共十五大之后，通过“多种经济成分”向“多种所有制”^⑦的转变，意味着民营经济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提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通过允许非公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⑧以及完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⑨，使非公经济成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对外开放的政策践行

1992年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地域迅速扩大，“走出去”和“引进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截至2002年，我国共设立了4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5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14个国家级保税区和14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同时，自1994年开始，通过取消对出口的所有财政补贴，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调剂汇率并轨，对部分出口商品配额实行公开招标，推进外经贸经营权由审批制向登记制过渡，出口退税的完善等进行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⑩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要积极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党的十五大指出，要进行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通过发展境外投资办厂、境外资源开发、对外工程承包以及劳务合作等方式，加强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利用外资方面，党的十七大指出要提高外资利用质量，通过调整产业政策，加强对第一、第三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农业等外商投资项目的鼓励，实现我国对外资的高质量利用。为更快地融入经济全球一体化，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这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阔的环境下进行国际经济合作交流。

四、全面探索期的经济绩效分析

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尝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绩，使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的理论尝试得到了实践上的证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综合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从总体来看，从1992年到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年增长率为16.3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增长了17倍，年均增长率为15.26%。参见图1。

从分产业来看，各产业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第一产业总产值的绝对值从1992年的5 866.6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2 373.6亿元（以当年价计算），增长了9倍。其中1994年的增长率最高，为37.46%，这主要是由经济转型初始冲击带来的。此后年增长率逐年下降，2000年之后，进入了波动增长阶段。第二产业总产值从1992年的11 699.5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235 162亿元（以当年价计算），增长了20倍。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最高，为40.64%。此后年增长率逐年下降，1998年最低，为2.60%，之后进入平缓增长阶段。第三产业总产值从1992年的9 357.4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231 406.5亿元（以当年价计算），增长了24倍。1994年的增长率最高，为35.78%，之后仍保持较高的增速水平。^⑪参见图2。

（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幸福感攀升

在人民生活水平层面上，从消费水平来看，全体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3.75%。参见图3。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城镇就业人数绝对值迅速增加，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农村人口绝对值下降，表现为在城镇就业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村就业人口的绝对值下降。分产业来看，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绝对值呈现增长趋势，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逐年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稳步攀升，总体呈现出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流入的趋势。^⑫参见图4、图5。

从公共服务支出来看，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中央财政这三类财政支出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均呈现出了稳定下降趋势，特别是国家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在2008年出现了显著下降。从绝对量来看，国家财政支出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绝对量显著提高，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绝对量同样稳步上升。尽管占比下降，但绝对量攀升，因此增长的公共服务投入，使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幸福感提升。^⑬参见图6。

（三）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效果显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

从国有企业来看，2000年中国大陆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为9家，9家全部是国有企业；到2012年，国有企业的占比仍为91%，但是数量达到了64家，相比2000年国有企业世界500强数量，增长了6倍。在企业资产上，2000年进入世界500强中国大陆企业资产占世界500强企业总资产的比率仅为3.53%，贡献均来自于国有企业；到2012年，进入世界500强中国大陆企业的资产占世界500强企业总资产的比率达到12.96%，96.5%的贡献来自于国有企业。在营业收入上，2000年进入世界500强中国大陆企业的营业收入占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比率仅为1.49%，贡献均来自于国有企业；到2012年，进入世界500强中国大陆企业营业收入占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的比率达到13.01%，其中95.24%的贡献来自于国有企业。可见，国有企业的综合实力不断攀升，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⑭参见表1。

从非公有制经济来看，私营企业单位数增长率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呈现出波动下滑趋势，尤其私营企业单位数在2011年出现了负增长。在绝对量上，私营企业单位数从2000年的22 128个到2011年的180 612个，增长了7倍；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呈现逐年稳步增长趋势，增长了47倍。^⑮参见图7。

（四）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国对外经济逐年增长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探索阶段，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贸易、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都不断增加。货物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在2007年达到第一个高峰，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三者短暂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自2009年起，继续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86%、18.05%和17.65%。^⑯参见图8。

综上所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探索阶段，我国诞生的经济理论创新成果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方向和理论基础，这些理论成果催生了科学有效的改革政策，改革政策的践行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改革成就被实现的巨大的经济绩效所证明，在2010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理论成果和经济绩效都是思想和实践有机结合和互动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探索期最宝贵的经验和财富，也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探索阶段，也产生了新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亟待转型，民生问题困难频出，对外开放遭遇瓶颈，生态治理刻不容缓，这无疑对下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② 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

③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

④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

⑤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

⑥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

⑦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1997年9月12日。

⑧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05年2月19日。

⑨ 《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

⑩ 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1994年1月11日。

⑪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⑫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由EPSDATE整理。

⑬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由EPSDATE整理。

⑭ 数据来源于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名及相关数据。

⑮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由EPSDATE整理。

⑯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由EPSDATE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