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马克思分别用 “普照的光”和“卑污的犹太精神”来描述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这说明资本的作用具有有限性，否则就会产生因资本逐利的无休止状况对社会发展的破坏作用。在当代中国发展中，把资本的逐利欲望限制在最低范围内，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话语”对资本界限的本质要求。

目前学术界对于“资本的界限”的研究，大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资本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视角，鲁品越和王永章用“体外循环”^②的比喻，来说明资本的外部扩张与经济全球化的一致性。同时指出资本无止境的扩张，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外壳的破裂。（2）从经济学与经济哲学的关系视角，孙承叔论证了资本发展的若干界限，^③继而指出弄清资本、国家、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当代经济哲学的主题。（3）从资本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角度，王庆丰认为资本的界限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合法性边界。现代社会的发展，既要把资本作为动力，又不坠入“欲望的狂欢”中，就必须恪守“资本的界限”^④。（4）从国外研究看，乔万尼•阿里吉指出要实现“无剥削的积累”的状况，^⑤否则经济发展也必将因“剥夺性积累”而陷入危机中。

对于资本的界限问题，学界研究以马克思经典思想为基础，在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呈现出多视角、宽领域态势。若将以下问题推向深入，更有助于把资本的剥削性控制在最低限度，为资本确立明确的流动与盈利界限，助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如何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确定资本流动的“界限”，并发挥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健康推动作用？（2）马克思论述的资本发展的“四个界限”，^⑥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而不是指在当代中国。资本在中国发展的界限，与前者的根本不同是什么？（3）“中国话语”应当进一步澄清，是资本的界限服务于社会发展，还是社会发展服从于资本界限？

本文拟以资本的“概念史”为主线，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含早期经济思想）、当代“西方话语”、“中国话语”等几个方面展开对资本界限的分析，以马克思经典思想为基础，论述“中国话语”的资本界限应有的基本内容。当代中国发展离不开资本的作用，但“中国话语”中的资本，不是“西方话语”资本的翻版，也不是直接以马克思资本批判观点为模板，而是要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凝练成“中国话语”。以“中国话语”中的资本界限为论述主题，必须要先阐明“西方话语”以及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观点，在澄清三者之间根本不同的基础上，才能显示出“资本界限”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及特点。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资本概念及其界限

资本概念并非马克思初创，甚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就已普遍使用。1766年，法国人杜尔哥在写给两个即将回国的中国学生的文章中，就谈到了资本的内涵，“无论是谁，只要他每年能从他的土地收入，或从他的劳动或辛劳所挣得的工资，收到一些多于他必须花费的价值……这种积累起来的价值就是所谓资本。”^⑦他还指出，上述价值的积累并没有因消费而减少，因此可以被称为“可动的财富”，资本就是“可动的财富”的总称。可见，（1）从来源看，作为“可动的财富”的资本是有限的，主要来自土地耕种、工业或商业等方面的价值积累。杜尔哥一再强调“土地永远是一切财富的首要的唯一的来源”。把资本来源限定在农业方面，后来的生产力发展证明，这一结论具有局限性。（2）从外在形式看，资本既可以是土地、牲畜，也可以是作为劳动者的奴隶，取得了“物”的规定性，从而“物”的自然属性是资本的外在界限。（3）从用途来看，杜尔哥借用虹吸瓶的比喻，总结指出，“各种不同的资本的方法，彼此之间互相限制，却保持着某种平衡”，资本在各个行业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发展程度的尺度”。资本的界限在此表现为，对前述三大产业发展的限制。（4）就增长方式来说，杜尔哥认为“资本也像劳动和辛勤一样，对于一切经济事业都是必要的”，以及“一个民族的节约精神可以不断地增加各种资本的总额”^⑧。资本的增长有赖于劳动者的辛勤劳作，如果社会能够划分为三个阶级−生产阶级、可自由支配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资本家阶级则可划归到可自由支配的阶级，与另外两大阶级具有一致性，他们都是财富所有者，都应当保持节俭与勤劳的习惯。资本增长的界限取决于劳动者的主观努力，但个体劳动者的勤劳与节俭具有明显的有限性。早期经济思想对资本的论述，深深地影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继而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

李嘉图依循这一路向，对资本作出进一步界定。“资本是国家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包括实现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⑨并且，资本数量的增减可以随着生产过程中对食物、衣服、机器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工资的自然价格”总是由食物、衣服及其他必需品的价格来决定。李嘉图的资本概念，局限于财富生产的界限内，把资本与“资财”或“生产资料”等同起来，甚至可以直接说资本就是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对资本的这种阐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熊彼特对此评价指出，“李嘉图给资本下的定义……同西尼尔的定义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是人类生产出来的财富。”^⑩资本在“古典作家”们看来，就是以“物”表现出来的必要生产条件，这些条件还应包括资本家的生活资料。

熊彼特还比较了马克思与“古典作家”在资本内容及其界限上的差异。他认为马克思的下述观点并不具有进步性，即把生活资料排除在资本之外，将用于生产活动的部分称为“不变资本”，用于工人生活消费的部分称为“可变资本”，二者的比例关系则用“资本有机构成”来表示。马克思所指的可变资本大致相当于“古典作家”们的“工资资本”也应被包含在资本的内容中。“马克思除了按照他的把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成一体的原则，将资本一词限于指资本家拥有的东西（同样的东西，在使用它们的工人手中就不是资本）以外，并没有给这个定义增添什么新东西。”^⑪熊彼特的这一结论有悖于社会现实。如果真的像熊比特说的这样，那么，在“古典作家”们的合理解释中，为何无法回答“勤劳致富”的理论观点与“贫富分化”的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呢？从总体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及其界限可归为以下几点：

第一，资本表现形式的界限。无论是把资本理解为“必要生产条件”，还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乃至“生产资料加资本家与工人的生活资料”等，都把资本理解为物质资料，“古典作家”们在此基础上论证指出，并非每一个个体都是劳动过程的参与者，且颇费周折地去说明为何君主不参与物质生产却拥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力图论证“劳资统一”的合法性。把资本理解为物质财富，谁创造谁拥有的语境中，资本就与物质资料划等号了。这实际上就相当于给原本早已存在的物质资料、生产条件起了一个新名称罢了。马克思后来对此评论指出，资本若被理解为“物”，诸如牛马之类的牲畜也可以被叫做资本，但在部分人看来，牛是献给神的祭品，这不就相当于说把资本献给神了吗？“人们给资本一词加进了许多就资本概念来说看来并不包含的含义。在所有这些说法中，资本不过是物，同构成它的物质完全是一回事。”^⑫资本被作为“生产条件”投入生产活动中，在这个界限内，人也是从事生产活动的条件，从而也可以被称为资本，这显然是荒谬的。

第二，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界限。如前所述，在“资财”的界限内，劳动者和资本家作为“资财”的共同创造者取得了相同的身份，即劳动者也是资本所有者，他们甚至可以互借对方的“必要的生产条件”，继而在财富分配中“共分”所得。^⑬“古典作家”认为工人与资本家在经济活动的诸环节中都处于平等地位，他们“理所当然地都成为了财富的所有者”，斯密由此得出“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⑭等结论，甚至还论述了资本积累与个体劳动者勤劳的一致性。但是，个体劳动者的体力是有界限的，在此基础上的所谓资本积累更具有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所体现出来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形成的贫富差距从而社会阶级分化，是连“古典作家”都承认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的结论与之相反。他认为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有着本质的区别。“共分”所得不是相互出借“资本”的结果，更不会因“工资资本”而把工人叫做资本家。工资只不过是工人出卖自身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他生产资料、设备条件等一起被视为“生产条件”而受控于资本。这种资本的生产性投入与积累，一方面生产出大量的过剩商品，另一方面也使“工人的工资下降到极其可怜的最低界限”^⑮。劳资双方处于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平等状态具有虚假性。熊彼特曾不满意马克思的这种分析，认为马克思不把工资算作工人的资本这一点是毫无意义的解释。但后来劳动力被视为商品后，我们不仅看到了这种“商品”的价格，也看到了工人表面上获得了“自主就业权”，实则与其他生产条件一并被“物化”了。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批判了“古典作家”们劳资统一的观点。大卫•哈维就专门指出，“劳动力商品化，结果便是把社会劳动变成异化的社会劳动……劳动者陷入这样的处境：除了借由工作不断创造条件让别人主宰自己外，他们别无可为。这就是资本统治下的劳动者的自由。”^⑯

第三，对“历史”理解的界限。无论是把劳动力看作是生产的必要条件，还是把资本看作是劳动的结果，资本被限定在“物”的界限内，历史则是人的现实的生存与发展过程。自然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具有永恒性，蕴含着人类所需的自然资源，作为“物”的资本也因此获得了永恒性。“资本永恒”既是对资本本质的错误理解，也是资产阶级主观价值领域内的虚构。作为“物”的资本，在被称为“资财”时，就与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取得了一致性。但是，劳动的目的不会永远停留于使用价值的界限内−就像作为劳动者的人终有一天也会成为雇佣工人或商品一样。当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程度超越了使用价值的界限，生产与交换的目的也会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对资本的理解也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变。中国的研究者们也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对资本的本质，李嘉图是全然不了解的。在他看来，资本只是积蓄的劳动……资本和生产资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原始人所使用的工具也是资本。资本，在他的头脑中只是一个自然的、永恒的范畴……他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非历史的观点。”^⑰

人的活动构成了自身历史，“古典作家”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但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⑱“古典作家”们只研究了第一个方面，却忽视了第二个方面。即便他们也曾指出劳动者与资本家是平等协作关系。但事实却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在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过程中，并不是彼此孤立地进行，而是彼此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直到资本把一切生产条件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时，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便表现为雇佣关系。马克思所指的“人改造人”首先就是指向这种雇佣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则表现为：一方面，个体劳动从为自己劳动转而为他人劳动，处于被雇佣地位；另一方面，对资本、世界历史的把握突破了以往阐释的界限，资本在“人改造人”的前提下被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⑲。历史也不再是人改造自然的过程，而是被理解为以生产为手段的生存史，这反映了马克思新“历史观”的本质。

三、当代“西方话语”的资本界限

所谓当代“西方困境”，从根本上说，是西方理论引起的危机。谈论这种危机无法脱开资本及其发展界限问题，因为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还是在现代西方理论体系中，资本是支撑现代生产普遍样式的基础。马克思在批判“古典作家”资本概念局限性时指出，“作为货币的资本”必须从“作为货币的货币”中分离出来，才能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起点。这说明资本已突破古典时代的界限，获得了新的规定性。如果资本仍停留在自然物的界限内，生产活动的目的与范围、商品交换的数量与规模也会随之停留在自然经济或使用价值生产的界限内。反之，人类生产便超越这个界限而进入“现代”视域。马克思也详细阐述了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影响，如把生产的必要条件−生产资料乃至人，都变为自身的“购买对象”，置于自身的控制之下，进而把劳动变为雇佣劳动，把使用价值生产变为价值生产，把人类生存需要转变为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欲望等，这都是资本发展的结果。希法亭系统分析了资本的“当代形态”−金融资本的本质内容，揭示了作为当代“西方话语”的核心问题，金融资本的普遍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首先，希法亭对资本控制“活劳动”状况的描述，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他指出，金融资本取得了对一切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还以跨国金融资本的名义达到了其所能发展的最大界限，对生产资料和“活劳动”形成了“跨国支配权”，最终造成了“与没有资本的群众的直接对立”^⑳。资本的跨国发展，尤其是以世界市场的名义将自身流动性最大化，对“活劳动”来说，并没有因收入的增长而使劳资双方的贫富差距缩小，相反却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工人工资收入的增长，显然无法与资本的垄断利润相比。马克思谈论的劳资双方的贫富差距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资本发展的界限扩大到世界市场范围内，反而把这一问题同步扩展开来。与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归于资本主义自身不同，希法亭论证了资本控制下的生产及社会发展的界限。在他看来，前资本主义时期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反而是生产不足。社会矛盾在这一时期也不会因生产过剩而引起，而是来自因生产不足导致的阶级对立，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但资本参与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生存，而是为了无限性地追逐利润，活劳动、生产资料、消费能力、自然环境承载力等却具有有限性。

其次，资本自身的发展与演变，使经济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希法亭曾指出，“股票一经创造出来，便同它所代表的产业资本的实际循环无关了。”^㉑这里阐述的是虚拟资本的发展，导致生产与消费的分离−虚拟资本的自我运动不再提供任何使用价值，在没有实体生产及其利润作为支撑的前提下，仅凭信用不断强化“脱实就虚”的路向，已然超越了金融资本作为融资手段的界限，经济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则是一种必然。还应看到，资本发展的界限与市场容量的界限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市场初始表现为交换的场所或地点，在产品交换、商品流动被视为资源配置的前提下，市场被理解为资源流动的场所或配置方式，由此获得了它的现代规定性。随着市场的虚拟化逐渐普遍开来，金融资本也将世界各国的贸易与金融活动纳入自身逐利活动中。例如，某个公司未来是否破产，甚至某个公民的预期寿命等都可以被制作成“理财产品”，成为金融资本的利润增长点。

这也预示着，金融资本已达到自身发展的一定界限：（1）就个人而言，因财产抵押获得的授信，相当于财产的“ATM化”，实则把自己置入次贷市场中，成为金融资本获利的载体。银行授信门槛越低，个人承担的债务风险就越大，或许有限的收入仅能偿还银行利息，本金则成为金融机构“套牢”贷款人的枷锁。这比马克思所论述的劳资对立状态下的工人所承受的剥削程度大得多。（2）对金融机构而言，虽然把有产者、企业乃至一些国家和政府变为自己的利润来源，但一系列次贷的分割、再抵押后被卖到世界各地，购买者的资金，实际上是一种被放大了的流动性，在失去偿还能力的前提下，购买者的破产与金融机构的破产就表现为同一个过程。（3）就世界而言，美国将国债卖到世界各地，并在获得资金的同时，反过来却指责别国从美国那里获得了太多的利息，形成了对美国的“逆差”，一些美国金融机构甚至以合法的破产程序为由，对其债务履行有限责任。这不仅破坏了自身信用，也使他国蒙受了财政损失，最终加剧了国际金融动荡，财富分配在国家间再次出现了分化。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看看斯蒂格利茨的分析，“金融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用来管理风险……但另一方面……也具有大规模杀伤性”^㉒。

这种“杀伤性”，既针对实体经济，也针对金融资本本身。金融资本日益独立化的运作，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它的发展已达到某种界限，乃至使自身陷入危机之中。金融资本的获利方式，由原来的借助于实体生产，转变为依靠风险投资或投资银行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只关心盈利与否，对于提供使用价值来满足社会需要的实体生产，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马克思所研究的G−W−G′，即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货币增值，现在可以直接通过G−G′来实现。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在直接跳过使用价值生产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虚拟资本的独立运动，而且达到了价值增值的目的。尤其是在借助互联网技术前提下，金融资本大大扩张了自己的利润增长空间，也扩大了自身发展的界限，金融全球化由此也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发达国家财富增长的主要手段。当代金融资本的虚拟化程度及运动过程，比马克思时代更趋明显，金融资本偏离服务实体生产的界限。从本质上看，与其说是财富的生产，还不如直接说属于财富的分配−当绝大多数人都从事炒股活动，又有谁来提供现实的生活消费资料？所谓增长的财富，在“无增长的消费资料”前提下，对于生活与生存而言，则是无意义的事情。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使用价值生产是物质财富的基础，而物质财富又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历史前提。抛弃了物质生产，则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一个拥有虚拟财富数量很多的人，也得依赖物质生活资料生存下去−这就相当于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与其携带大量的货币，还不如直接携带食物和水，更有利于生存一样。

马克思也阐述了对虚拟资本及其发展界限的看法。在论述生息资本的产生与发展时，马克思指出，“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㉓。信用作为上层建筑，是属于资本家的，以信用为基础筹集的资金，为资本家提供了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利，即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支配权。这里的资本是以信用为基础集中起来的社会资金，资本家就可以拿这笔社会资金去冒险−做风险投资，若取得成功，既可以收回投资，又能使自己获利；反之，则陷入资不抵债、信用失守的局面。可见，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虚拟资本，是以人的偿还能力为界限的，即便是以股份制形式积累起来的金融资本，也是如此。社会财富以信用的名义，被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投入社会化的生产活动中，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为资本流动性提供了最大化的空间，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最终也埋下了隐患与危机。这种危机来临与否，与信用的使用乃至透支密切相关−它包含着“用剥削他人劳动的方法来发财致富”的界限，正如马克思自己说的那样，“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值，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㉔。

在信用的界限内，资本的剥削程度，与雇佣劳动的承受界限大体维持在平衡状态。反之，资本主义生产则处于现实危机中。信用支撑了虚拟资本的独立运动，高额利息是这种运动获得的回报。但这种获利是剥削和控制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实现的。这种“剥夺”的界限，既与信用的界限相连，也与虚拟资本的极限发展相连，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当高额利息无法收回时，信用冒险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将会陷入危机之中。这预示着，信用、资本的发展界限的来临。金融资本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坐视不管，即政府“救市”与“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之间的矛盾。不仅如此，政府选择救助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却没有将相同的救助思想用在同样处于危机中的普通个体身上，最终结果必然会产生“社会的裂痕”，“华尔街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分裂，也即美国富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分歧”，“整个国家一直都在入不敷出地生活”^㉕。尽管资本有着最具时代气息的外衣，但资本带来的普遍危机仍未解决。实体资本的发展界限，体现在生产、生活、世界市场等方面。金融资本达到它的发展界限时，上述各方面的危机状况也从未缺席。

斯蒂格利茨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路径方面，除了批评政府对大银行的救助，属于“恶”的习惯且无效外，依然围绕政府的作用，以及如何调整税收政策、重塑全球金融体系等方面展开。这意味着：以往那些遏制金融资本把一切可能性都纳入自己的虚拟世界里的做法，乃至其基本精神都被保留了下来，只不过要扎几个篱笆，以防它的超限发展伤及自身而已。但金融资本的逐利欲望是由其内在性决定的，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的持续出现，就是金融资本冲向欲望界限的阶梯，具有无法阻拦的趋势。在冲动与“救市”的互动中，“太多的银行家忘记了他们应该为民众负责……美国人一直相信这些社会的中流砥柱是有道德良知的，但当贪婪在全国肆虐时，我们对其却毫无约束，他们连社会上最脆弱的人都要剥削”^㉖。西方理论家的话语在这里透露出的是对金融资本超界限发展的无奈与焦虑。

四、“中国话语”的资本界限

马克思总结了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发展，指出必须注意的四个界限：（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㉗在这些界限之外，则处于“资本的历史使命”的完成状态。大体可用以下几方面来说明：首先，资本的发展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史。资本无休止的致富欲望促使剩余劳动成为“普遍需要”，雇佣工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生产出自身的绝对贫困。可见，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致富”的界限与剩余价值劳动的普遍程度具有一致性。其次，剩余劳动的主体，即劳动者自身的自然属性是有限的，基于这种自然属性的“自然需要”同样具有有限性。但剩余劳动显然不是一种“自然需要”，而是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历史需要”取代“自然需要”会产生两种影响：一是资本欲望的无限性与活劳动的有限性之间的对立，二是资本成了“对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㉘。最后，原本促进社会发展的资本，却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限制，这无疑表明了资本发展的界限。逐利性是资本的本性，当平均利润率下降为零，资本无利可图时，无论在农业、商业、工业等部门，还是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本便会还原为货币。失去价值增值特性，也就失去了前述那种“历史需要”。这可以视为资本的“自我否定”，成为生产力获得新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所说的“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就表现为资本的这种“自我否定”过程，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借助外力乃至暴力来“消灭”的过程。

结合当前中国现实−资本的流动性及其显性存在，来谈论“中国话语”中的资本界限，大体应从两方面来考察：（1）就未来看，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理想信念，又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按照前述分析，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实现了资本的“自我否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已处于高度发达阶段，生产目的与手段已经与劳资对立、追逐利润等无关，资本已经还原为货币，甚至货币也已经成为历史，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㉙。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历史使命的完成”状态。就此来说，资本在中国也必将表现为“历史使命的完成”状态，达到自身发展的终极界限而成为历史。（2）就当前乃至未来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看，只要存在资本市场，以及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就仍需要领会马克思批判理论所谈到的资本界限问题。尽管当代中国已消灭了资本私有制，资本在中国，与马克思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做出的批判性分析有了很大不同，但仍需要把资本内在的剥削性降到最低限度，不能与社会主义本质、生产目的相抵触，还要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中国话语”中的资本界限，大体蕴含在以下基本精神中：

第一，要把握好资本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界限，就要避免以下错误倾向：一是资本“物化” 或“要素化”的观点，二是“古典作家”们那种“劳资统一”的观点。当代西方经济学在讨论发展问题时，将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推动力量或生产要素。但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是在“生产资料”与“市场要素”之间显示出来的本质差别。当代西方经济学无一例外地将资本视为“市场要素”，资本与劳动力、技术、产权等统称为生产活动的条件。这样一来，“古典作家”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再次获得了一致性，即要素化了的资本被投放到市场中，就像对待要素化了的劳动力一样。劳动力的“物化”表达与资本被作为生产条件，表现为同一个过程，这就抹杀了资本与劳动力的界限，掩盖了资本的发展界限和剥削性。

第二，资本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作为自身发展的界限。当代中国状况，是资本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为资本的流动性提供场所，这种流动性的根本目的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在后者那里，资本将其剥削性与逐利性扩大到所能达到的最大界限。资本在中国还必须守住社会主义的底线，超越或背离这个界限，资本就逾越了社会主义的界限，更背离了党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金融市场上也乱象丛生。金融风险有的是长期潜伏的病灶，隐藏得很深，但可能爆发在一瞬之间……如果我们将来出大问题，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领域出问题，这一点要高度警惕。”^㉚可见，金融风险实际就是金融资本的超限发展造成的破坏力，任由这种状况发展，资本则退回到放任自流、无限逐利的老路中，将剥削性与“无休止的致富欲望”重新演绎到极致。这是新时代的“中国道路”决不容许的，也是“中国话语”坚决反对的。

资本开启的世界历史进程，力图把世界市场最大化，也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在以世界市场作为逐利空间的过程中，“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那么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㉛。这表明，资本的历史发展在达到极限时，却将最初的状况−提供现实生活吃、穿、住等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活动抛弃了。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并视其为“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㉜也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本质所在。资本的发展在达到了当代样式后，大有将“第一个历史活动”置之不顾的趋势，严重危及人自身的生存状况。“中国话语”中的资本界限，在此应当收获它的重要原则，即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生产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发挥资本的作用，但它只是手段，生产本身才是目的。

第三，要让使用价值生产与“无剥夺积累”成为显性特征。当代西方理论家们显然在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面前，清醒地认识到金融资本过度发展的根本危害，诸如结构调整与生产过剩、城市化与贫富差距、全球金融危机与贸易争端等无不是资本造成的逐利之伤。美国利用金融与贸易的全球话语权，实际上已形成了利用这种话语权对他国造成的剥削，斯蒂格利茨谈到的“经济结构不会自发调整”^㉝大概就是指这一点。阿里吉也认为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并不是彻底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把市场看作政府的工具，要预先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催生出市场存在的条件。^㉞这表明现代国家在应对金融资本超限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时，政府的作用不会缺少。

马克思对于金融资本的超限发展带来的破坏性，也有科学的认识。他在论述“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时，就以英格兰银行为例，指出英格兰银行是当时伦敦最大的“资本势力”，相当于“半个国家机关”，政府的大部分收入也直接存储于此，以便在需要时提取。如此强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带来的影响是：一方面，它可以不动用自身的黄金储备就具有强大的信贷能力，对于货币的流通性起了根本的控制作用，甚至可以凭借这种还贷能力与信心发行自己的债券，形成“追加的虚拟资本”乃至通行至今的“创造信用和资本的方法”；另一方面，这种“虚拟的自我增值”决定着它的社会地位与盈利方式，能够使它们不再像产业资本家那样，采取诸如泰罗制般的管理方式，不再用“粗暴的方式来显示它的统治力量”，这就为当代社会矛盾采用非暴力手段来解决提供了可能性。社会发展最终采用的样式是，“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的信用制度……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㉟。

由此，“中国话语”的资本界限应获得又一个重要启示，即资本的流动性不能破坏使用价值生产的有序性，为实现“无剥夺积累”提供条件。这不仅可以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从根本上把力图资本逐利最大化的“西方道路”与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道路”区别开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肯定阿里吉利用“无剥夺积累”^㊱对中国发展特色的总结，而斯蒂格利茨所讨论的“道德赤字”“政府的角色”“贪欲压倒谨慎”^㊲等，却精于描述危机的表象，表达了对美国政府的主观评价。当谈到法律、监管在资本运动中的作用时，却未从根本上分析政府与资本的关系，采取的措施对于“无剥夺积累”来说已无关痛痒了。

五、结束语

资本在当代中国是一种显性力量，经济哲学应当表明对这种力量的理论态度，这是本文立意的初始设想。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以及实现共产主义代表着经典思想家的理论态度，也是对资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界限的最终判断。黑格尔曾以国家与法的关系论证了资本私有制的合法性，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的天然合理性提供了完备的理论支持，资本的发展看似存在无限可能。

但社会的贫富分化等结构性矛盾，总不能一直用身高体力、勤俭节约等因素来解释，那又该如何解开资产阶级社会的秘密呢？马克思正是从这个看似最具合法性的根基出发，不仅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解释为“物”的界限是一种根本错误，更深刻地指出资本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即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的关系，或者直接说，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两大阶级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根源就在于由资本划定的界限将二者割裂开来。资本发展所能达到的界限，也正是雇佣劳动者所受的剥削达到的程度。资本的剥削性越大，说明资本界限扩大的同时，也面临自身崩溃的危险，只是当代资本主义仍具有自我调适的能力与空间，延缓了从外部寻找资本持存的界限。这恰是一种剥削性的外部转移，但仍存在不可回避的界限问题。

“中国话语”的资本界限，就在于如何理论地分析资本的本质，以及在此基础上拟定的科学举措。如果把资本的本质全部归于阶级性，那么它就与我国的立国之本处于对立之中。在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生产关系”的视域内，仅仅把这种生产关系理解为阶级对立的剥削关系，则无需谈论其界限问题，仍属于“中国道路”之外的事情。资本具有阶级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所具有的社会性−作为“普照的光”的一面，使资本适应并服务于当前中国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当代中国发展中所提出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管资本为主”等，都是体现上述思想的“中国话语”，体现着当代中国理论发展的“中国特色”。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这种理论前提下的制度设计，仍会不断发展并趋向于更加合理化、科学化、体系化，并促进“中国道路”的持续健康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② 鲁品越、王永章：《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国际话语权的历史转变——兼论两种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

③ 孙承叔：《资本逻辑下的经济学与经济哲学》，《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④ 王庆丰：《资本的界限——现代社会的合理性边界》，《求是学刊》2016年第1期。

⑤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64页。

⑥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⑦ [美]A.E.门罗：《早期经济思想》，蔡受百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9页。

⑧ [美]A.E.门罗：《早期经济思想》，蔡受百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5、366−367、360−363页。

⑨ [英]彼罗•斯法拉：《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郭大力、王亚男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8页。

⑩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03页。

⑪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04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页。

⑬ 参看[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男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4页。[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7页。

⑭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男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7页。

⑮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⑯ [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

⑰ [英]彼罗•斯法拉：《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郭大力、王亚男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中译本序言第11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页。

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⑳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65页。

㉑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1页。

㉒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李俊青、杨玲玲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170页。

㉓ 马克思：《资本论》2004年版第3卷，第497页。

㉔ 马克思：《资本论》2004年版第3卷，第500页。

㉕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李俊青、杨玲玲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289页。

㉖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李俊青、杨玲玲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页。

㉗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㉘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㉙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㉚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32页。

㉛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㉜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㉝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李俊青、杨玲玲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85页。

㉞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㉟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3−615页。

㊱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64页。

㊲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李俊青、杨玲玲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