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30多年的“增长奇迹”。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诸多问题如经济增速下滑、产业结构失衡、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等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与此同时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局部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也愈发凸显，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进入下行通道，意味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难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反而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由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转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必然要求。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2012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发生了显著转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首次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且提出了“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并在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我们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用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建设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政策的提出，反映出我国政府对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判断。

与此同时，理论界也对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全面深化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一个基本共识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亟需并正在进入深化探索时期。

部分学者从现实层面出发，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约束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表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亟待进一步深化探索。如任保平和李梦欣指出，在新发展阶段，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体制转轨红利和对外开放红利逐渐消失，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增强，而且需求与供给结构不适应，亟需构建起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①刘伟强调，新常态下经济失衡出现新特点，表现为潜在的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双重风险，其根本性原因是结构性矛盾。依靠传统改革方式是行不通的，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结构升级。^②王一鸣则认为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日益减弱，需要促进新一轮动力转换，围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③

还有部分学者从国家宏观政策层面出发，根据新常态、新时代的提出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改变，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2012年以后正式进入全面深化探索阶段。如任保平和段雨晨指出经济“新常态”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化探索期，进一步深化改革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广阔的发展机遇。^④崔友平强调，从2012年至今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其中党的“十八大”的召开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只有坚持全面改革，才能继续深化改革。^⑤刘元春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任务表明改革已经步入新时代，需要调整改革思路，用新思想指导全面深化改革。^⑥逄锦聚则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由基础性作用变成决定性作用，对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⑦

可见，无论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宏观经济政策转变，还是从理论界的学术讨论，都可以得出，从2012年开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化探索期，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向更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文旨在聚焦2012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为深化探索的时期，对这一时期的理论创新、政策践行和绩效分析进行系统研究。首先，分析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期在思想和理论维度上的演变和创新轨迹；其次，考察这一理论创新在政策践行方面的体现，注重剖析理论和践行之间的互动逻辑；最后，对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绩效进行考察和评析，以期对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过程进行立体性刻画，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的理论创新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的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而要应对和解决这些新问题和新挑战，就必须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新的认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布局进行新的思考，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我国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的思想和理论创新正是在这一现实需求下逐步展开的。

（一）思想前提：对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认识

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下行通道，从过去持续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向中高速增长，这一现象引发了理论界的讨论，形成了“周期性下降论”^⑧“结构性减速论”^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论”^⑩等不同观点。但随着这一探讨的不断深化，理论界逐步形成了一定共识，即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是偶然或周期波动现象，而是蕴含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其后更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一新理念，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清晰，其本质在于提质增效，其指向在于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其特点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创新驱动等。基于这一基本内涵，理论界进一步围绕“新常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等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化探讨，认为经济“新常态”是客观经济运行（国内生产成本增加、世界经济低迷等^⑪）和政策主动调整叠加的结果，其中包含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细致、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积极内容，^⑫政府应积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加强自主创新等^⑬。

不难发现，2012年以来我国所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均是以对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认识为出发点的，这是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前提。

（二）全局引领：“新发展理念”的提出

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理念上的变革必须先行，对此理论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必须摒弃单纯的高速增长发展观，转为追求可持续、高质量的新发展观。^⑭中国经济“新常态”蕴含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内在结构亟待升级、发展理念亟待转变的客观要求。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客观要求的积极回应。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在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强调“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新发展理念”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探讨。一个基本共识是，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相互贯通、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中创新发展关乎动力，协调发展关乎平衡，绿色发展关乎人与自然，开放发展关乎内外联动，共享发展则关乎公平正义，五个维度体现出战略性、可操作性与科学性的统一。^⑮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也纷纷强调，“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回应了中国今后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发展问题，^⑯对于引领“新常态”下的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⑰

“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集成的有机整体，其不仅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我国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互结合的条件下，进一步走向更加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创新；而且也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的思想主线与全局引领。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所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均围绕这一理念而逐步展开。

（三）内部拓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想

“新发展理念”作为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改革思想主线，其决定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和构思，即要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布局；201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会中则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目标、内容和重点，且强调了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是一个单一的体系，而是囊括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经济体制等多个维度，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构想的提出，也激发了理论界对其科学内涵、理论意义以及具体路径等诸多方面的深化探讨。部分学者提炼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内涵，包括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⑱以实体经济体为基础和主体，^⑲以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为主要内容^⑳等多个维度。部分学者聚焦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六大任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拓展性分析。^㉑还有部分学者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㉓系统化经济学说^㉔等方面阐明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可以说，“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践行提供了系统和科学的理论框架，是“新发展理念”在我国经济领域贯彻实施的战略布局和思想拓展。

（四）外部延伸：“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不断加深，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一国的发展已经无法与全球发展割裂开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始终主张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使得国际关系呈现出不平等不断加剧、全球治理责任缺失等诸多问题。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等多个场合时均强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并于2018年3月正式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目光聚焦全球发展而提出的具有开创性的国际关系新思路。这一倡议也引发了理论界对其理论内涵与时代意义的广泛讨论和深入剖析。大部分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㉕儒家文化中所追求的“君子和而不同”等中国传统思想^㉖、国际主义精神^㉗等不同思想的当代延续与拓展；这一理念蕴含着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和新的国际合作共赢模式，不仅是对过去“对外开放”思想的一种突破和升华，也是对马克思国际经济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更是聚焦全人类前途命运所提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和理念的提出，不仅是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创新，也是推动我国走向更为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际保障，是“新发展理念”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延伸。

综上，2012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取得了多个维度的创新和发展，其中对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认识是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前提，“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主线与全局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构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则是在这一全局引领下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的理论拓展与延伸。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的思想演变，正是沿着这一思想前提、全局引领、内部与外部两个方向这一轨迹和脉络展开，这些新思想不仅对于回答“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实现”、“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世界以及如何实现”等重要问题有着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同时也为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现实实践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三、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的政策践行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思想不断深化的基础上，2012年以来一系列推动深化改革的政策也逐步出台，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深化发展的直接动力。基于这一时期我国改革思想和理论创新的演变脉络，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阐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的政策践行。

（一）聚焦“六个体系、一个体制”以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践行

基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改革思想，我国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系统方略，并在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经济体制七个维度展开了具体践行。

在产业体系方面，以“创新引领、协同发展”为目标引导，我国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实践。一方面，我国从2015年开始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针，并聚焦产业、区域、要素投入、收入分配等六个方面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要素实现最优配置，进而实现质量与数量并重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我国推动实施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世界前沿技术为目标，不断加强我国的基础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以推动实现我国在原创性成果方面的突破。^㉘

在市场体系方面，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为发展目标，我国进行了诸多改革与探索。一方面，为形成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我国进行了清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健全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等一系列改革；另一方面，为推动市场的统一开放，我国通过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挖掘和激发竞争新优势继而不断增强我国市场活力，并通过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交流，实现区域间的共同发展。

在收入分配体系方面，我国基于“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核心目标进行了多个层面的改革实践。一方面，对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进行了深化改革，并积极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以实现收入分配体系朝着公平与效率同时兼顾的方向进行；另一方面，实施了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对个人所得税进行调整等具体措施，推动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现代化收入分配体系。

在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方面，我国以“彰显优势、协调联动”为目标开展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逐步建立起了以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建设为带动，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为基础，区域联动、协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新形态。^㉙与此同时，在协调城乡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下，我国推动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对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行巩固和完善、对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推动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结合。^㉚

在绿色发展体系方面，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目标，我国推出了成体系的改革措施。在制度层面，通过推动落实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加强城市环境保护和工业污染防治、形成激励与约束双管理机制、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㉛等具体举措，逐步建立了现代化的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在技术层面，则通过强化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大政府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激发高校绿色技术创新活力等核心措施，以推动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在全面开放体系方面，基于“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基本目标，我国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改革实践。为形成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局面，我国进一步加快实施了“自由贸易区战略”，并通过拓展对外贸易、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扩大服务业开放、保护外商权益^㉜等具体政策，努力推动形成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与此同时，我国也十分关注开放发展过程中的安全性问题，并通过完善立法、健全监管体系等措施对此进行了规避。

在经济体制方面，我国也进行了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目标的诸多改革措施。一方面通过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等具体措施，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另一方面则通过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制等改革举措，^㉝以更好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两方面改革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建设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

以上“六个体系、一个体制”的改革实践，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在“新发展理念”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改革思想的指引下所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探索。七个方面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我国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迈进。

（二）以“一带一路”为路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践行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现实实践过程，为中国同世界交往提供了新的契机。2013年9月至10月，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并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进行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成就了各国之间的共同繁荣。“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给了世界人民发展的机遇。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对沿线国家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帮助了当地的发展，同时也变成了国与国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纽带。

中国“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自2013年实施以来，参与的国家不断增加，合作区域逐渐扩大、经济关系逐步深化。同时，在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过程中，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在“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新疆、重庆、陕西、甘肃等13个省份与东南亚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最终融合，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从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5个省份，联通欧亚非三大陆，进而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并形成海上、陆地的封闭环形，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在地理上的联通。从2014年6月，与科威特签订《谅解备忘录》开始，我国先与哈萨克斯坦、马尔代夫等发展中国家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在与更多经济带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互惠互利的基础上，韩国、波兰等发达国家也依次与我国签订《谅解备忘录》。在与世界各国进行合作的同时，2015年11月，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带一路”建设对接方案全部出台，意味着我国进入“一带一路”的全面合作时期。随着国内外地区间合作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建设开始从战略实施向合作深入方向转移。

在与各国开展合作共赢的过程中，通过高层引领推动、制定签署合作框架、推动沿线国家项目建设、完善政策措施、发挥国际峰会等平台作用，我国最大程度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并在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与各国间更深层的合作。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利用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经验优势，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分享给世界，建立更加平等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以实现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目标。

以上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践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思想的现实表现，与此同时，政策践行又为思想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源泉，两者之间有着动态的互动关系。思想如果没有政策实践的依据，便成了空想；政策实践如果没有思想和理论为指导，便成了盲目。正是两者之间动态的互动联系，使得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与理论协同升级、不断深化。

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的绩效分析

2012年以来，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和理论上有了诸多突破，且在新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改革思想与改革实践的相互促进、协同升级，使得我国在经济结构、城乡区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现实绩效。

第一，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在协调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国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方面均有显著进展，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在创新发展的理念指引下，我国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成果不断增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不断提高，高铁、航天装备、通信技术等均获得国际化发展和突破，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等领域产业的竞争力增加。

从供给侧结构改革来看，我国去产能主要针对钢铁、煤炭等传统过剩行业，通过对僵尸企业关停并转，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从图1可以看出，2012年以后，我国水泥、生钢、钢材、平板玻璃等主要行业从过去产量一直上升转变为相对不变或者下降趋势。去库存则主要聚焦房地产行业，从图2对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的数据可以看出，自2016年提出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后这一数据逐渐下降，但下降速度缓慢，这意味着房地产去库存仍需要更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取得明显成果。去杠杆主要是降低政府、企业、个人的负债率，减少宏观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从2016年以后我国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的上升趋势不断减缓且逐步转为下降趋势，去杠杆成效有所显现。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期，我国三大产业结构之间的比例也发生显著变化，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相对较高，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从2010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并在2013年后超过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如图3所示）。这表明我国经济逐步向服务型经济社会迈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始终偏低，这意味着在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促使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仍是重要任务之一。

第二，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城乡区域发展不断协调。在协调和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城乡之间和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一方面，在精准扶贫、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等实施进程中，农村粮食产量增加，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有8 000万农村人口转变成城镇居民；另一方面，从区域发展进程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西北地区产业得到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有效缓解了特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城市病”问题，并推动了我国东中西部之间的互动合作。

图4对2001–201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了整理，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城乡居民仍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但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在2009年开始超过城镇居民，并一直持续到2018年。这意味着，农村经济存在着较大的增长潜能和动力，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

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GDP增长率的考察，也可以发现，我国区域之间虽然仍存在较明显的增长差距，但从2007年之后直至2017年，中部和西部的GDP增长率均超过东部（如图5所示），且这一现象越来越明显。这表明我国中西部的经济潜能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激发，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正在向更加合理、更加协调的范围和状态演变。

第三，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下，自2012年以来我国各地区群众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朝均等化方向发展。教育方面，近几年随着对教育事业的改革，我国不断推动教育起点公平，加强中西部农村的义务教育工作；就业方面，我国的就业状况得到改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年均超过1 300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公共服务方面，逐步建立起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显著加大。

图6展示了2008年以来我国一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自2010年开始这一支出的增长趋势更加明显，这体现出我国对民生问题重视程度的不断增强。

图7整理了1999–2017年我国就业人数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就业人数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城镇就业人数增加趋势更为明显，农村就业人数则有所减少，这体现出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情况。图8则展示了1994–2017年我国社会保险和城镇医疗保险基金的收入状况，容易看出，这两类保险均呈上升态势，尤其2012年以后这一增速进一步加快，反映我国社会保障力度的逐渐加大。

第四，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展显著。绿色发展理念，是在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将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到更高层次。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并基本形成。一方面，通过大力倡导资源节约和新能源使用，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度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在更大力度的环境治理及监管下，我国工业“三废”排放量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从图9可以看出，2012年以来，我国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三者的排放量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或增长放缓趋势。

第五，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我国在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形成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在开放理念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引领下，我国不断推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等，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形成新型国际经济秩序方面获得不少成效。从数据来看，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沿线国家的资助并主要以基础建设投资为主，2015年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量达到189.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3%；与相关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额926.4亿美元，新增合同3 987份，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额的44.1%^㉞。2016年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为9 535.9亿美元，约占我国与全球贸易额的1/4。2017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增至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㉟。

可见，自2012年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期以来，我国经济在诸多领域均取得了显著绩效和提升，这些成效是我国改革创新思想与政策践行之间有机结合、有效互动的产物，这不仅是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一唯物史观基本逻辑的现实体现，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更是进一步应对当前严峻的国内外挑战、推动建设更加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

① 任保平、李梦欣：《中国经济新阶段质量型增长的动力转换难点与破解思路》，《 经济纵横》2016年第9期。

② 刘伟：《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管理世界》2016年第7期。

③ 王一鸣：《中国经济新一轮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管理世界》2017年第2期。

④ 任保平、段雨晨：《关于经济新常态研究的评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

⑤ 崔友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特点及全面深化——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与管理评论》2018年第6期。

⑥ 刘元春：《新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框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1期。

⑦ 逄锦聚：《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6期。

⑧ 陈乐一、粟壬波：《当前中国经济周期阶段研究》，《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5期。.

⑨ 陈彦斌、姚一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挑战与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⑩ 刘伟：《促进经济增长均衡与转变发展方式》，《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

⑪ 刘伟、苏剑：《从就业角度看中国经济目标增长率的确定》，《中国银行业》2014年第9期。

⑫ 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

⑬ 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⑭ 徐琤、权衡：《经济新常态：大国经济赶超型增长的新经验与新理论》，《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

⑮ 王丽娟：《新发展理念的思想溯源》，《探索》2017年第5期。

⑯ 洪银兴：《新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⑰ 王立胜：《新发展理念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齐鲁学刊》2016年第5期。

⑱ 张占斌、孙飞：《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引领经济发展新时代》，《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12期。

⑲ 何玉长、刘泉林：《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在实体经济现代化》，《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⑳ 洪银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功能研究》，《求是学刊》2019年第2期。

㉑ 马一德：《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是构建新时代技术创新体系》，《红旗文稿》2018年第4期。

㉒ 杨伟民：《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8年第2期。

㉓ 李程骅：《以新发展理念统领改革发展新实践》，《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㉔ 顾海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开拓》，《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

㉕ 高惠珠、赵建芬：《“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拓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㉖ 彭大成：《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湖湘论坛》2018年第2期。

㉗ 龚群：《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正义维度》，《哲学分析》2018年第1期。

㉘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

㉙ 《关于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意见》，2019年2月26日。

㉚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

㉛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5年9月11日。

㉜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2014年6月4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2015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草案）》（二次审议稿），2019年1月29日，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9-01/29/content_2071221.htm。

㉝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2015年10月19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

㉞ 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6）》。

㉟ 数据来源：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