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1978年党的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转移，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走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我国消费关系也随着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

消费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狭义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广义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①。

早期对于消费关系的研究，大多学者从消费资料所有关系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阐述消费关系内涵（王学文，1961；于光远，1980），或对生产与消费间的作用关系进行研究（陈湘舸，1986；林文益，1990）。也有学者对消费力和消费关系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尹世杰，1983；程恩富，1997）。后续对消费关系的研究主要转向将消费特征表现出的经济关系与消费主体的地位区分开来，通过消费模式、消费方式演变等方面进行消费现状的宏观描述，梳理消费增长存在的问题（徐长山，2001；刘乐山，2009；欧阳峣等，2016）。同时也有学者通过研究消费对象和消费理念阐述消费变化的原因，探讨促进消费增长的方法（杨春花，2009；尹华北和文国权，2010）。可以看出，早期的消费关系研究主要是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消费理论框架下研究消费系统内部运动以及消费与生产的相互作用及机理，后续的研究主要关注消费的宏观现状描述以厘清现实存在的问题。现有研究侧重点单一，缺乏基于马克思消费理论从改革开放40年这一长期历史演绎视角进行宏观梳理和内在演变机理的分析。

为弥补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消费关系演变的分析可从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是消费资料的所有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消费的水平、方式、结构等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消费者与消费资料的结合是根据个人提供劳动的质与量以按劳分配的形式实现，消费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消费资料一部分归集体所有，即社会公共消费；另一部分归劳动者所有，即个人消费。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主要是通过按生产要素分配实现消费者与消费资料的结合。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下的多种消费资料所有关系，都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起着不同的作用，但不同消费阶层、消费群体间消费能力的差异使他们的消费存在量与质的差别，需要从社会主义制度下居民消费演变过程中消费的特征变化来评价。

从消费关系的第二个方面来看，一切消费活动都是从需求开始的。高收入和低收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镇和农村等不同消费群体，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质量等方面的消费活动的表现是有区别的，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消费中所处的地位和经济关系，如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差异，实物消费和劳务消费差异等。

本文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消费理论框架，沿着历史逻辑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关系演变特征，阐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关系演变路径；分别从社会再生产运动和消费系统内部两个层面，分析我国消费关系演变的内在机理；展望未来我国消费关系发展新趋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关系演变特征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体制完成了计划经济至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制度优化极大提升了经济效率，多元化经济主体促进技术水平升级，演变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的经济发展路径，消费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 消费水平实现跨越式增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国民经济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呈阶段性增长，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宏观经济的改善，促进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升。1978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步入探索阶段，我国经济体制逐步在计划经济内引入市场机制，市场机制作用使得经济效率取得初步提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格局，居民消费水平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在制度优化过程中实现了突破性增长。1978年至1984年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达到14.48%^②，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高达29.8%，是城镇居民的2倍多。经济改革初期（1984–1992年），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过渡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③。改革的重点由农村逐步转移到了城市，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较前一时期有显著发展，国民储蓄上升为居民潜在消费能力提供了动力，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大幅提升，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较前期增速放缓。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公有制经济实现方式逐渐多样化，政府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市场化机制作用推动生产领域技术水平迅速提升，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促进了国民财富积累。伴随迈入21世纪的脚步，我国完成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城乡居民生活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经济逐渐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一时期全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基本持平。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明确了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让管理者才能、资本、信息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由此带来居民收入来源多样化，即期消费能力快速上升，到2017年年底，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18 322元。^④

(二) 消费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市场的作用刺激多元经济主体提高生产积极性和技术水平，多种要素参与分配调动居民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居民财富积累，人民需求产生了由基本温饱需求，到满足基本小康的高层次物质需求和基本精神需求，再到全面小康满足美好生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转变，居民消费需求阶段性升级，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体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居民基本生存需求占比逐渐减小。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水平低下，物质资源匮乏，居民消费受物质资源限制且以满足生存需求为首要目标，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很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释放出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物质和服务日益丰富，使居民的消费由单一生存型消费逐渐被质量享受型消费取代。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呈下降态势，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至2017年的28.6%，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至2017年的31.2%。^②根据联合国对恩格尔系数档次的划分^③⑤，2003年我国总体达到小康水平。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达到29.3%，首次突破30%，居民用于食物的支出已不再是消费的主体部分，居民消费需求向多元化转变。

第二，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趋于同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发展可以归结为以重工业生产——侧重消费资料的轻工业生产——以先进工业技术为核心的生产——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的生产的发展路径，随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加快，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呈现与产业变迁同步的升级趋势，整体呈现追求基本生存物质资料——追求丰富物质文化资料——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发展路径。

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以农业、手工业和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多由以农产品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为主导，消费品短缺且种类单一，一方面居民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其消费需求以生活必需品为主，另一方面消费品匮乏无法支撑居民多样化消费，大多数产品需要以定量票据进行购买。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工业化战略选择从单纯发展重工业转向消费导向型工业化道路，消费资料生产比重逐渐上升，轻工业增长逐渐由以农产品原材料生产为主导向以非农产品原材料生产为主导过渡，居民流行消费品以自行车、缝纫机等初级非农产品为主。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居民收入和储蓄的增加，居民消费从基本温饱需求转向基本小康的高层次需求，电视和冰箱等家用电器成为当时消费的风向标。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开始大规模参与生产，带动我国汽车制造业、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等迅速发展，工业化规模迅速扩大，服务业占比逐年上升，我国进入规模大、数量大、增速快的高速发展时期。汽车、电子产品、文娱服务产品等成为消费的新重点，外国品牌及进口产品消费逐步占据较高比例。互联网时代下，居民对精神消费需求有所提升，享受型消费成为主流。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确立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高质量、高技术为特征的现代化生产促进了产业结构和产品性能进一步优化，居民的平等、绿色、个性化、体验性消费理念逐渐形成，从居民早期的物质满足上升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传统生存型、物质型消费向发展型、体验型消费转变，对消费过程中的服务体验成为非物质消费需求的新方向。

(三) 消费层次产生差异性分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差异和多种分配方式决定了居民劳动收入的差异，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形成区域间居民收入分级，从而对居民消费的支付能力产生直接影响，消费层次逐渐呈现不平衡性的差异化分级。同时，消费理念、消费需求自然地构成差异性偏好的不同消费群体，从而产生多样化消费层次。

第一，收入水平差异引致的消费层次分级。改革开放初期，公有制经济占主要地位，劳动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基本生活资料主要以定量票据凭票获取，消费水平受物资短缺制约。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扩大了居民收入来源，多种要素参与分配，逐渐引起城镇和农村不同行业居民收入水平分级，财富主要积累在从事智能化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等复杂劳动行业人群，居民支付能力逐渐差异化分层。根据国家统计测算划分^⑥，2017年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组的10.9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数是农村居民的2.8倍。城镇居民中高等收入群体^⑦以及农村高收入组是全国消费的主要动力人群，他们的人均消费约为城镇和农村低收入组的3倍。^⑧居民消费能力受到收入水平制约，呈现出高收入高消费、低收入低消费的消费分级。

第二，区域发展差异引致的消费层次分级。我国产业结构发展呈东、中、西三梯度，东部地区作为早期改革开放的重要区域，非公有制经济活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化的产业结构促使东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与中部、西部地区产生差距。西部地区生产主要以围绕自然资源开采的基础工业和农业为主，资本、交通、市场资源等要素的短缺抑制了西部地区民营企业、个体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水平较低。从数据来看（见图1）^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趋于一致，差异程度较低。此后，东部与中部和西部地区消费水平逐渐产生差距，且该差距日趋扩大，截至2016年，东部地区的人均消费水平是中西部地区的1.6倍。

第三，消费需求群体差异引致的消费层次分级。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偏好导致需求差异化。例如，从个体身份差异来看，由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的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正逐渐进入退休阶段，中青年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压力形成巨大的高端养老服务市场和相应的消费人群。对于有适龄在校生的家庭，会对专业教育服务产生需求；从产品层级差异来看，以品牌价值为偏好的群体相比以价格低廉为偏好的群体拥有更高的消费水平。⑩

(四) 消费方式产生技术性升级

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带来消费方式的技术性升级。计划经济时期，定量票据和现金是居民获取消费资料的主要媒介，居民在物质条件约束下进行以解决基本温饱问题为目标的实物型消费。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的革新带来居民消费方式多样化，满足消费个体精神体验的消费方式逐渐占据重要地位。

第一，信用消费成为消费主要手段。改革开放前期，我国金融服务以线下现金业务为主，信用消费在“银货两讫”的消费方式时期并不常见且通常以口头约定为主。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和大数据应用构建了现代消费方式，信用制度逐渐应用于消费领域并影响消费者行为。一方面，信用制度使得消费者在享受信用服务的同时也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现代消费是在有形或无形的信用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居民在消费环节中发生信用违约会产生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另一方面，信用评级的鼓励措施进一步促进消费者消费。信用服务受众广、门槛低，生产经营者往往会加大优惠或为信用良好消费者提供以信用为担保的消费，比如高等级的消费者可在租房、租车时享受免押服务等。

第二，信息消费成为消费主流。基于大数据平台，作为信息源头的消费资料供应者将所提供的服务、商品信息提供至作为信息中转站的应用产品生产经营者，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终端对所需信息进行筛选，通过移动支付平台或线下支付方式完成线上线下互动消费。当前，我国居民在购物、住宿、交通、餐饮、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新型信息智能化消费快速增长，据统计，2017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4.5万亿元^⑪，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信息服务消费也从基本通信需求转向应用服务和数字信息消费，居民版权意识也得到了跨越式提升。居民利用移动终端实现线上消费、线上或线下体验的联动消费模式，消费逐渐趋于共享化、互动化、多元化。

第三，体验性消费成为消费主要趋势。新时代，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实现物质资料的丰富，更多体现在个体心理的满足，居民的消费目的将由“满足欲望”逐渐转向“打造理想”。随居民可消费支出上升，居民消费将呈现精神需求在居民消费中占比逐渐上升的态势，价格因素不再成为消费的唯一参考标准，对产品自身特质的要求、品牌追求以及服务过程体验逐渐成为消费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体现消费者个人差异性标签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是当前消费者关心的焦点，表达消费者自身的价值主张逐渐成为年轻消费群体的新特点。

第四，追求使用权型消费成为消费新方向。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居民可通过移动终端应用平台实现资源共享，线上交通工具、房屋、衣物、数码电子产品等新型租赁消费模式涌现，表明消费不再是单一的支付——商品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移过程，产生了在信用制度框架下的信用评级——产品使用权转移——支付的过程。比如，当消费者在应用平台信用评级合格，消费者通过直接免押先获得商品的使用权，最后完成支付过程。这种新的消费方式涌现促进服务业消费快速增长，成为大众消费新热点，共享型消费逐渐成为主流。

(五) 消费矛盾凸显并趋于复杂化

消费关系包括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同时还蕴含消费过程中消费与自然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者消费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逐步深化和拓展，消费过程中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复杂化。

第一，消费活动多元化，消费主体权益受到的侵害在加重。生产经营者逐利目的与消费者对消费资料物美价廉的要求两者间的矛盾是持续存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之间形成强弱利益对比格局，消费过程中的不平等使消费者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一方面，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决定交易的非公平性。现代生产商、经营者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实现信息垄断，通过不正当宣传隐瞒服务缺陷、潜在危害，“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影响市场秩序。另一方面，生产经营者失信成本较低，消费者交易安全无法保障。企业逐利的特质驱使部分企业以交易消费者信息等手段，牟取不正当利益。独立消费个体经济实力较弱决定了消费者处于消费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致使消费者维权困难。

第二，存在消费不经济行为，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有限物资制约并实现基础建设和消费资料迅速提升，我国以重工业和以生活资料生产的轻工业为发展重点，重数量和速度，轻质量和环境，这在促进工业化迅速发展和物质财富日渐丰富的同时，也致使资源与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资源迅速枯竭，环境污染严重。消费者在享受工业化带来物质资料丰富成果的同时，其消费行为也间接促使环境进一步恶化，生产不经济与消费不经济同时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路径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科技创新和智能化发展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落后产能逐渐迁移或淘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消费资料品质优化。但同时，居民消费层次随生活水平提高进一步升级，更多人群追逐消费高端化、奢侈化，消费过程中的过度消费、不文明消费等消费不经济行为成为普遍现象。外卖物流的过度包装、电子数码产品更新周期缩短导致高淘汰、消费废旧处理严重滞后等问题日益严重。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关系演变机理

消费关系，归根结底主要是物质利益关系，其中消费是人们物质利益的实现过程，消费关系是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最终实现。首先，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费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不能独立于社会生产的，必然受到生产、分配、交换的影响，消费关系演变是受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影响而变化的渐变过程。然后，消费系统中，消费力变化对消费关系演变起到直接作用。最后，随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民文明程度提升，绿色和谐的消费关系是消费关系未来的演变趋势。

(一) 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的演变是消费关系演变的决定条件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过程中，“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⑫。四环节相互作用，组成错综复杂、不断运动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中，消费作为终点，其演变是由生产、分配、交换的作用决定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形成了特定的消费关系。

首先，生产关系决定的消费资料丰富程度及其分配体现消费关系的性质。马克思认为，生产“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⑬，不同生产关系下，有着不同的消费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通过消费活动的完成实现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占有。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不是生产的直接目的，而成为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实现手段，“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⑭，存在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不存在这种冲突矛盾，消费是全民的消费，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下，消费资料由政府主导的国营企业按指令进行生产、分配，消费活动主要以供给制由国家计划统一进行，物质资料受落后生产力制约而非常匮乏，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方式垄断消费资料，居民自主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较低。随着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我国经济制度由单一公有制发展至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重要比重的多种所有制结构，消费资料分配多元化，市场作用推动经济效率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进而实现了消费资料的极大丰富化。非公有制经济范围内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差异以及不同居民集团、不同阶层间的劳动差异和其他生产要素差别导致个体消费资料分配差异，消费关系日益复杂。

其次，分配关系决定的消费个体地位差异导致消费关系的消费力差异。马克思认为：居民所拥有消费资料的质和量，取决于由特定分配关系决定的对消费资料的消费力，“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⑮。在资本主义按资分配制度下，劳动者的消费力服从于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目的，资本家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动者工资以追求更多财富积累，资本家和劳动工人对消费资料的占有存在极大的利益差距。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下，政府通过计划指令调节消费资料的分配以控制物资不足限制下的居民需求，按劳分配是个人获得消费资料的主要分配规律，不同阶层、不同居民通过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可以“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⑯，居民消费资料分配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居民劳动质和量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生产力发展，掌握核心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的劳动者逐渐开始参与生产经营活动，资本由单一的物质资本扩展到包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更为复杂的资本组成并参与到生产投入和产出利润的分配中，个人资本、技术、管理者才能等要素参与生产活动并参与分配，在极大改善居民财富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使得居民收入水平产生分级，使得不同居民群体间产生消费能力差异。

最后，交换关系决定的消费消费资料的过程体现着消费关系的实现。交换和消费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情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⑰，交换是产品生产到消费的流通环节，生产力越发达，交换的层次就越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换经历了商品—货币—商品的过程，随着经济和技术不断发展，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不断升级。计划经济时期物质资料短缺，消费资料以用于生存必须的生活消费品为主并以凭证为媒介实现交换，交换规模小、层次低。随着市场机制在分配中作用的发挥，交换主体在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逐渐发展过程中得以进一步扩大，交换客体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升级，具体表现在消费品在科技创新和生产力推动下实现质量和数量上的提升。与此同时，交换方式从以传统纸质货币为媒介向以电子货币及信用货币为媒介逐步深化。在以纸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条件下，消费者在向生产者或经营者支付货币的同时获得商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当前网络信息化时代，交换载体的丰富和交换方式的升级使得消费跨越时间、空间阻碍，消费者以新型租赁方式在无需支付高额成本的前提下获取消费资料使用权以及消费体验感，虚拟货币和线上交易渠道的产生使信用消费和信息消费得以实现。

(二) 消费力升级是消费关系演变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的消费力内涵，或者说消费能力的含义，并不等同于消费者购买力。它既包括购买力，还包括消费者的知识才能等内容，“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⑱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们将消费力划分为自然消费力、社会消费力和绝对消费力，即将消费力从居民自身需要、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以及购买力等角度进行划分。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来看，人的消费力可从三个方面概括：第一，体现了不同分配关系下的人的支付能力；第二，体现了受消费者知识文化制约的消费理念；第三，体现了由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的消费资料等级。与生产领域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一样，在消费领域中，由消费力决定的消费个体间的社会消费力和绝对消费力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群体间的消费关系。

首先，消费的支付能力差异决定了不同群体间的消费关系。一般来说，收入水平直接决定有消费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消费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要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⑲，收入水平直接决定需求，也就决定了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力。一方面，生产条件和生产力水平不同决定了劳动者收入水平差异，进而引起个体消费支付能力的差异。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高极大地推动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积累，例如，城镇生产力水平高于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地区，城镇居民货币收入、享受的保障福利高于农村居民，因而城镇居民商品性消费高于农村消费群体。另一方面，生产中的劳动差异影响收入分配，从而导致个体间消费支付能力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掌握先进技术和拥有高知识水平的劳动者通过多种分配方式参与生产投入和利润分配，多元化收入来源提高了脑力劳动者收入水平，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和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间的支付能力逐渐产生差距。

其次，消费者的知识才能决定了不同群体的消费方式。消费力是“个人才能的发展”，消费需要及其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⑳，这种需要是以个人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的，其“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㉑消费者才能对消费的影响，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消费者知识才能影响消费者消费消费资料的能力，消费者具备的知识水平决定购买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的发挥。譬如，电脑消费群体中部分人以电脑作为工具使用，也同样存在部分人将电脑视为影片播放器。其二，消费者文化水平影响个体消费理念的塑造。文化教育水平培养、形成并提升了消费者愈加先进、文明的消费理念，人民不单纯满足于基本生理需要追求，高品质物质消费、精神消费、发展消费成为当前消费热潮。消费者在获得消费带来满足感的同时，逐渐树立权益意识，体现为消费者消费过程中的个人权益保护意识以及版权保护意识。

第三，一定生产技术水平决定了消费发展趋势。特定的生产力决定了消费资料的范围、质量以及消费方式的发展程度，“生产生产着消费”^㉒，生产力发展趋于智能化，消费力也趋向智能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㉓。科学技术发展，信息化、智能化进程中产生了“这种新人”，他们拥有进行智能化消费的能力，广泛进行信息消费、智能消费。信息化消费促使居民消费打破时空限制，通过信息技术，将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集成为一体，消费者可通过互联网实现线上线下互动消费。智能化生活方式也逐渐融入居民生活，消费者运用消费指令，通过后台大数据信息平台进行智能化操作，享受各种消费便利。科学技术发展，决定了多元消费的集成消费关系。

(三) 绿色和谐消费关系是消费关系演变的未来趋势

消费关系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相互影响和消费领域内部消费力的作用下，其演变路径归根结底是基于人民需求沿着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道路演变的，政策制度的选择以解决各时期主要矛盾为目的，消费关系演变与社会矛盾演化相适应。从我国消费关系演变实际来看，我国消费关系演变是在消费主体间、消费主体与客体、消费与自然的矛盾作用下沿着满足人民物质利益需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路径发展的，最终实现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自然间的绿色和谐关系。

消费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问题的核心是人的生存利益。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中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在人的生产活动中消费资源对自然产生影响的同时，自然会反作用于人的生活生产，存在人类经济生活与生态自然发展的矛盾。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化生产基于满足居民基本消费资料目标采取资源消耗式生产，短期内实现了消费资料的丰富，但也引发资源过度消耗、环境破坏等问题，居民生活质量快速下降。人作为生产的主体也是消费的主体，其过度消费行为使人与自然的矛盾进一步深化，自然环境恶化逐渐影响居民生存环境，同时人为了改善环境付出了高昂成本，制约了生产力发展。随着技术进步以及人民文化水平的提升，生产消费由量的满足升级至质的满足，环保、可持续的绿色消费理念将成为今后主流的消费理念，居民将追求绿色出行、绿色旅游、绿色饮食等可持续消费。绿色消费理念引导消费者将消费活动约束在不打破资源环境平衡可承受的范围内，实现消费与自然间的和谐。同时，绿色消费是公平、适度的消费，居民在享受消费资料权利的同时要承担维持环境可持续的责任和义务。公众通过居民消费方式和消费客体的选择对消费者进行素质道德评价，同时社会通过对企业生产和社会责任承担的评价进行监督，这就将人民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社会评价和自我满足、权利和义务联系了起来，有利于促进人民知识才能和企业责任意识提升以及社会文明进步。

四、总结及政策建议

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㉔。人的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其中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实现合理消费，也就是说，消费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人”。

消费关系演变是一个渐变式过程。改革开放前期，由于物资匮乏，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进入新时代，人民的需要不再局限于基本物质文化要求，经济的发展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此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使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㉕。

在消费领域，物质文化的“量”已不再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消费者追求高质量、高科技、高服务的消费模式，在消费过程中不仅追求自身的物质和心理的满足感，而且更加注重绿色可持续的消费产品和服务，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消费。因此，构建以人为本的绿色和谐消费关系，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和目标。这就要求消费资料的生产要实现量和质的双重提升。

第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优化消费模式。（1）加大对个人、企业科技创新的激励，提高创新项目的成功率和转化率。先进的生产技术、信息技术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模式，随着科技不断创新，将有大量的新产品、新服务涌现，这将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变革消费模式，催生跨越时空、线上线下、体验共享等多种消费业态的兴起。（2）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运用。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信息网络互联能够促进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高效耦合和精准对接，减少消费者选择的时间与试错成本，同时将信息化数据转换为生产力，引导企业提供符合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促进消费模式重构，带动产品和服务创新升级。智能化为各行业提供发展动力，使产品及服务更加贴近、适应消费者需求，减轻人的负担，改善居民生活方式，带来新的生活体验。（3）完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加大对个人、企业创新科技的产权保护，提升全民创新积极性和消费群体的文明消费意识。

第二，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升居民消费支付能力。（1）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建立健全居民收入增长长效机制，力求实现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比增长，缩小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差距。（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促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全和各项标准的提高，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健全现行养老保险“双轨制”；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多渠道安置产业结构调整所影响的职工，加强对困难人群的就业援助和帮扶工作，推进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扶贫工作，积极扶持生活困难群体自主脱贫，实现精准脱贫。（3）不断提升就业水平。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满足多层次劳动者不同就业需求；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完善扶持自主创业政策，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促进多种形式就业；促进高质量就业。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大对消费者的培训力度，提高消费者的综合素质。（1）加大文化教育投入，提高消费者科学文化水平，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要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尤其是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必须增强需求侧结构对供给侧结构优化升级的适应性，即随着供给侧结构优化升级，需求侧结构也必须跟着优化升级。消费者的消费能力需要培养，消费需求需要创造。为此，要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培训，使消费者积累丰富的消费知识，创造消费者新的消费偏好，开拓消费者新的消费领域，让消费者更快接收新的消费资料，从而创造消费者对新消费品的需求。（2）通过宣传提高消费者的个人权益保护意识和能力，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文化教育缺失的消费者，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容易遭遇欺诈，蒙受损失，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3）培养消费者合理的消费理念。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消费理念的支配，要努力使消费者树立合理的消费理念，使消费者不盲目追求流行、奢侈、畸形消费，形成绿色、节约、和谐的消费行为。

第四，完善消费相关法律和加强道德约束，构建和谐消费环境。（1）通过制定并实施消费政策来引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调节消费市场消费结构，进而促进经济绿色协调平稳较快发展；（2）加强监管，在消费品生产责任上，增强生产者、销售者对于产品质量的法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严惩违规违法企业，营造公平、安全、和谐的消费环境；（3）树立正确的消费道德规范，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引导消费者自觉抵制浪费性消费、破坏环境性消费、不诚信性消费，实现适度消费、低碳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

① 王学文：《资本论研究的对象》，《经济研究》1961年第1期。

② 本文所有统计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8–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原始数据，或经由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得来。

③ 1984年10月20日召开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④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⑤ ③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发展阶段衡量的一般标准为：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相对富裕，30%以下为富裕。

⑥ 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平均分为五个等份，处于最高20%的收入群体为高收入组，依此类推依次为中等偏上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低收入组。

⑦ 此处中等收入群体包括五等份原则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

⑧ 数据来源：经由国家统计局网2017年全国居民收入五等划分人数和人均消费计算得出。

⑨ 数据来源：经由国家统计局网1993–2016年各省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口测算得出。

⑩ 根据国家统计划分东部地带、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11个省份；中部地带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8个省份；西部地带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2个省份。

⑪ 数据源自2018年8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的《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⑮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273页。

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0页。

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

⑲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

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㉑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㉒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