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断完善，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深刻重组。马克思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①，交换作为“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②，因此，交换不仅包含了劳动产品的交换，还涵盖了作为生产要素劳动的交换。更进一步地，马克思将劳动的交换看作是劳动力在商品市场的买与卖，即“劳动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③，并以交换为逻辑起点研究经济问题。基于这一对交换的定义，本文提出“交换关系”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不同主体在市场上进行相互交换产品或劳动力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

理论界有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交换产生的一般条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40）在著作《人性论》中以人类自然本性为前提，认为私欲引发需求，从而导致交换关系的产生。他认为，“人类因为天性是自私的，他们不会为陌生人的利益做出任何行为，除非有某种交互的利益存在^④。”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发表的《国富论》分析了交换的作用，指出“导致目前这种分工状态的，也正是我们这种相互要求交换的倾向”。同时，就交换的影响因素而言，他认为“正因为交换的力量产生了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制于这种力量的大小，或者说受制于市场的广狭”^⑤。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一思想，在承认交换的作用下，区分了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认为只有社会分工才会产生依赖于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此外，在关于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表明了生产对交换的决定作用：“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⑥，并更进一步指明了交换能“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⑦的作用。

与生产、分配和消费环节相比，国内学者对我国交换领域的现实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将交换作为社会生产的某一方面，从经济发展方式整体框架内对中国经济进行阶段性研究（如徐永平，2011；逄锦聚；2016）；二是将交换置于国际经济理论中考察经济全球化对不平等交换的实质，以及对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研究（如南云雁，2016；聂志红，2008；齐昊，2008）。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就我国某一发展阶段的交换关系进行探讨，缺乏从历史演变动态角度，尤其是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交换关系的现实剖析和理论研究。本文认为经济的发展处于一定历史背景之中，是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想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国交换环节，不能仅研究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而要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从历史发展中揭示经济客观规律。

因此，为了厘清我国交换关系的现实和理论逻辑，本文以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交换关系的演变历程为研究对象，从交换关系的主体、客体、载体和利益四个维度梳理总结交换关系的演变特征，以提炼我国交换关系的现实演变逻辑；并将这一演变过程纳入马克思基本原理之内，基于生产方式的整体研究视角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探讨改革开放后我国交换关系的演变机制，以阐明我国交换关系演变的理论演变逻辑；并结合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现代交换关系的发展现状和对社会的影响，提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建议。本文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实践的现实提炼和理论总结，不仅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交换关系演变理论的时代创新，也是中国实践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现实回应。

二、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交换关系的演变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重大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快速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交换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交换关系的演变呈现以下特征。

(一) 交换关系主体市场化

交换关系的主体是指参与交换活动的人，即“谁在交换”。马克思肯定了人在交换关系中的主体性，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⑧。随着交换的发展，不仅单个的人作为主体参与交换活动，而且人与人之间通过建立一定关系结合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也参与到社会交换之中，并且其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换关系的主体逐步市场化，这种转变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均有体现。

在产品市场上，交换关系主体市场化表现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以政府主导的公有制企业是交换关系的主体。这种交换关系表面上是为了实现产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交换，但在实际中往往因为政府以行政手段强有力地干涉了交换活动的进行，以及缺少市场力量来左右这一交换的量而难以顺利进行。例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纺织厂和服装厂企业之间通过政府指令进行定时定量的产品交换活动。显然，这时的国有企业没有取得市场主体的地位，只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衡量一个国有企业是不是市场化的主体，关键要看它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等的决策是由政府部门决策还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价格等信号由企业自主决策。如果由政府部门决策它就不是市场化的主体，由企业决策就取得了市场主体的地位。但是，在国有企业取得市场主体地位后，还存在市场化程度高低的问题，比如产品的价格由政府部门制定还是企业自主制定、企业对市场信号反应的敏感程度的高低等问题。如果产品的价格由企业自主制定、企业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很敏感，就表示企业的市场化程度高，反之，就表示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经历过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进程，沿着这一改革进程，越来越多的企业的产品由企业自主定价，企业决策者对市场信号反应的敏感程度越来越高，表明国有企业经历了由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转化为市场主体，然后作为市场主体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表明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市场化的交换关系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中的民营企业、个体企业、外资企业与生俱来就是市场化的交换关系主体，它们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我国交换关系主体整体的市场化程度。同时，非公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使得产品市场中交换关系的主体更为多元，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换需求越来越大。在市场力量作用下，非共有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参与产品交换中凭借对市场供需的快速反应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大大提高了交换活动的效率，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交换关系主体由此进一步多元化，形成了庞大复杂的市场化交换关系系统。

在劳动力市场上，随着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我国劳动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不存在劳资交换关系，只在公有制企业存在以行政指令为主要调节手段的劳动关系，此时的劳动者和企业都不是市场化的交换劳动力的市场主体。在改革开放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发展、壮大，劳资交换关系随之产生、发展、壮大。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公有制企业开始全面推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制度改革，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关系也随之从政府管理下独立出来，使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关系也部分地具有了劳资交换关系的性质。同时，公有制企业的制度变革使企业决策者的用工自主权不断扩大，出现了正式工、临时工等多种用工方式并存的局面，使劳资交换关系多样化、复杂化；另外，随着限制城乡劳动力人口流动政策的取消，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市场上出现了规模不断扩大的以资方为主导的劳资交换。在建立以实体资本和实际劳动为基础的劳资交换中，资方在制定劳动标准、工资报酬、利益分配等方面拥有全面的决策权。然而，进入互联网时代，知识和信息成为生产中的关键要素，劳资的交换也以智力劳动和虚拟资本的方式进行。因此，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环境下，拥有知识和信息的劳动者在劳资交换中的话语权逐步增强，地位逐步得到提升，其劳动力逐渐具有了“人力资本”的身份，从而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剩余索取权，使劳资双方分配结构重新划分，知识性劳动力能以员工持股的形式参与利润的分配，劳方从单纯追求工资收入最大化逐步向同时追求工资收入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转变。这些情况表明，劳动者和企业之间作为劳资交换关系主体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

(二) 交换关系客体多元化

交换关系的客体是指交换活动的对象和范围，即“交换什么”“在哪交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换关系的客体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

一方面，从交换的对象来看，我国商品的交换种类日益丰富，形式逐渐多样，有形商品发展数量逐步增加，并产生了无形商品的交换。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严格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交换活动需要凭票进行，可供交换的商品种类较少，形式单一，并以社会农副产品为主。城镇劳动力的交换在统包统配和“固定工”制度下就业岗位单一，大量农村劳动力仍从事自给性消费的农业生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发展，涌现了种类繁多的有形商品。同时，无形商品也进入人们的交换活动中，从股票、基金等无形金融服务到旅游、维修等无形技术服务，再到教育、资讯等无形知识服务为核心的各种无形商品全面进入交换领域，进而改变了交换对象的结构。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逐渐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并日益完善的市场体系，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人才市场、房地产市场、家政服务市场相继建立并发展起来，使资本、证券、知识产权、技术、信息、劳务、人才、房地产、家政服务等都成为交换的客体。

另一方面，我国各类市场交换的空间范围由地区发展到全国，并向世界市场拓展。计划经济对企业活动和居民活动的产、供、销控制使得经济领域的交换活动仅限于单个城市或乡镇内部，跨区域交换很难进行。如农村人口受户籍制度的影响，使大量农村人口难以实现跨区域就业。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这一局面被打破。商品交换实现城乡流通，地区经济往来日益频繁，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商品交换活动率先融入全国，各类生产要素也随之在全国各地流动。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引发了一轮“下海热潮”，而城镇化的推进则接着吸引了一批批农民工进城务工，由此劳动交换范围已完全扩大到国内市场。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尤其是运输业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商品交换和各类生产要素交换的范围逐渐由国内市场向世界市场迈进。其中商品交换发展最为迅速，从2013年起，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与1978年的167.6亿美元相比，增长了惊人的230倍^⑨。

(三) 交换关系载体虚拟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换关系载体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中呈现虚拟化的趋势。

首先，商品交换关系载体的虚拟化反映在货币的虚拟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领域中的交换活动需要凭票进行。粮票、布票、肉票等票证承担着交换媒介的角色，按照政府计划调控交换活动的进行。按规定票证不得交易，因此，票证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货币的流通手段的实现。1992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票证退出历史舞台，货币所有职能得到释放。人们的工资收入和日常生活消费通过支付纸币来实现。国民释放的交易需求促使货币供应量M₂（包括货币和准货币）快速增长，仅第二年便增长近40%。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简单电子形态支付的非现金工具逐步推广，如银行卡、预付性电子凭证等提高了人们的交换效率。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虚拟电子货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例如智能代码从支付工具层面革新了交换技术，比特币、Q币则从支付载体层面改变了交换方式。

其次，商品交换关系载体的虚拟化也体现在交换活动渠道的虚拟化。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0世纪末，我国流通渠道无论是针对产品交换还是劳动交换都以实体联系中的线性渠道为主。具体表现为，在产品市场上，商品的交换往往经历由生产者到分销商到零售商到消费者的不可逆路径；在就业市场上，劳动的交换则在劳动需求者和劳动供给者之间直接发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商品的交换打破了之前的流动路径，交换渠道由实体联系发展到虚拟联系，由线性结构发展到立体结构。网上购物、自动贩卖机、送货上门等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商品的交换路径可以跨过中间商，直接从生产者到达消费者，并且，这一交换路径也逐步可逆，即消费者的需求也能直接作用于生产。例如，部分行业从群体销售转向个体定向销售，通过搜集信息建立用户数据库，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服务。尤其是市场的不断细分促生了外包现象的涌现，企业通过动态配置自身和其他企业功能和要素，通过互联网不断重组交换渠道，从而有效地节约了成本，提高了交换活动的效率。

(四) 交换关系利益悬殊化

交换的本质目的是实现利益，交换的结果是利益的实现，交换关系的状况实现或体现在利益分配状况上，我们把这种实现或体现着交换关系状况的利益分配状况称为交换关系利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交换关系利益差距主要体现在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导致的城乡利益差距上。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逐渐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市场交换主体不断分化，交换关系利益格局多元化，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通过市场竞争带来交换关系利益悬殊化。如劳资交换关系利益，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资本等其他要素收入份额趋于提高。

图1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以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衡量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呈U形变化。虽然如此，但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前30年是一直趋于下降的，1978年为15.47%，改革开放初期的最高值为1980年的16.84%，此后一直下降至2007年的10.45%。2008年才开始回升，到2012年回升至13.12%，到2016年快速回升至16.1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尼系数的演变轨迹可以从总体上反映我国交换关系利益的分配格局的演变。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从1979年的0.33逐渐提高至2008年的0.491，然后逐渐下降至2016年的0.465。虽然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轨迹，但上升幅度大，下降幅度小，2016年的0.465仍然偏高，反映出我国的收入分配仍然很悬殊。这种收入分配不公平会直接带来整个社会消费资料交换关系的不公平。社会消费资料交换关系的不公平，一方面会造成交换关系主体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会造成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增加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换关系呈现主体市场化、客体多元化、载体虚拟化和利益悬殊化的演变特征，这对我国社会经济主要带来了以下三方面的重要影响。

第一，现代交换关系的演变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水平是交换关系的决定因素，但交换关系同样也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一方面，现代交换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协作。劳动种类的增加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并提高了生产效率，缩短了人们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为享受科学、艺术、文化等精神产品增加了时间和机会。另一方面，现代交换活动的规模和速度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持续扩大的现代交换活动时间、空间范围意味着市场容量的扩张，这刺激了流通的扩张，尤其是物流业的迅猛发展。我国物流业在20世纪80年代受较高成本因素影响发展较缓慢，但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既刺激了物流业的发展，也为实现多元化的流通模式创造了条件。

第二，现代交换关系的演变推动了和谐劳资关系的形成。交换关系的发展在原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下，逐步催生出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马克思曾就此指出，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一方面导致劳动对其生存条件的所有权关系的解体，另一方面又导致劳动本身属于生产客观条件的这些关系的解体”。^⑩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的转化，我国劳资的交换关系从利益均等化向利益多元化发展，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市场主体地位逐渐确立，双方之间的关系从行政性劳动体制下的隐性冲突，到以市场为基础的显性冲突的扩大，逐步走向新时代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和谐劳资关系。

第三，现代交换关系的演变加速了世界市场的融合。交换范围的扩大为人们生产生活消费需求的扩大提供了前提，而当交换突破地域的限制时就形成了世界市场。跨国界的交换活动既保证了世界市场内人们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又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市场的繁荣。建立在世界市场范围下的交换活动更加具有普遍性，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融合。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走向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始终坚持凝聚改革开放的共识，实施力度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宽的对外开放政策，尤其是基于时代发展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促进交换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展，推动全球化朝着包容互惠的方向发展，将世界融为一体。

三、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交换关系演变机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换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有机部分，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其演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问题，本文沿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在生产方式的框架下，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换关系的演变机理进行解读，并从中国案例中进一步检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科学性。

(一) 生产力水平提高是交换关系演变的动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生产力是有用的具体劳动的观点，也即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表现为消耗在生产一定量商品上的劳动减少。关于生产力的基本要素，马克思说到“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⑪，这种生产力还“包括科学力量本身，也包括为生产所占有的，并且已经在生产中实现的科学力量”^⑫，同时，协作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还创造了一种表现为集体力的生产力。

生产力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其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判断。在谈到生产与交换的关系时，马克思表明了生产对交换的决定作用。他说到，“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⑬，并更进一步指明了交换能“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⑭的作用。因此，可以从三方面来解读生产力对交换关系的决定作用。

第一，科学技术进步是生产力水平提高最直接的动因。科技的飞跃打破了生产模式，带来交换关系突破性发展。纵观社会历史发展，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及应用都会打破原来的生产部类按比例生产的均衡状态，从而出现经济波动式增长。这一新的生产模式继而影响交换活动，使原有的交换方式上升到新的发展水平，并改变原有交换关系使之适应新的交换方式。

第二，人类掌握科学技术的能力是其劳动力的核心内容。人的能力的提高扩大了生产对象，为交换关系的发展提供可能性。人的能力，尤其是提高的劳动能力扩大了生产客观对象的范围，使人们交换方式转变，可交换的对象得到扩大。同时，人们消费需求以物质消费为主转向以服务消费为主，交换作为中间环节必须转变以适应这一需求变化。

第三，新的社会分工促使科学技术的进一步转化。协作分工的出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使交换关系随之演变。协作分工不仅实现了行动的同时性，而且将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造就一种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使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在协作劳动下，分工更细，交换活动越加频繁，交换数量也越大，因此交换关系不断演变以适应生产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时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和战略，当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创新驱动战略。这一切使我国科技不断进步，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由此带来了我国交换关系主体、交换关系客体、交换关系载体的演变。就交换关系主体来说，交换关系的主体既是交换者又是劳动者，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使作为劳动者的交换关系的主体掌握了日益更新的科技，提高了其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又使作为交换者的交换关系主体产生了对作为科技创新成果新产品的需求偏好，提高了其对新产品的消费能力，进而提高了其交换水平。就交换关系客体来说，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直接带来作为交换关系客体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种类的不断增多及其总量的不断扩大。就交换关系载体来说，交换关系载体虚拟化正是芯片技术、互联网技术等信息技术不断创新的结果。

(二) 生产关系演变决定和体现交换关系演变

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里一个重要的范畴，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正如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里将利益关系贯穿于生产关系之中，认为社会中每一种既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一定的利益关系。在对生产关系体系的论述中，马克思明确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互相矛盾的社会阶级在一定时代相互斗争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丧失和资本对劳动的占有，体现了资本对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关于生产关系的内容，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物质利益作为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直接动因，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下引导人们从事一切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保护或反对当下所有制的社会活动。在这一社会活动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直接影响个人利益得失，而生产资料的分配则通过产品生产来间接影响个人利益，即分配的变化会导致所有制的改变。

在一切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对其他关系具有推动作用，尤其是直接推动了交换关系的演变。

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交换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不仅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使得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交换关系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所有者和被剥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劳资交换关系是由生产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这种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下产生的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交换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关系。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经过4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由单一的公有制逐渐演变为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使我国的交换关系趋向于复杂化。虽然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也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劳资交换关系，但这种劳资交换关系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资交换关系要平等得多，与马克思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者是无产者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者是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在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资本所有者建立劳资交换关系时拥有相对较多的话语权，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他们谈判的筹码。

其次，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反映交换关系，也会再生产出后续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是在资本家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劳动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的决策权全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这反映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交换关系的不平等，“劳动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⑮。这种不平等交换关系存在的现实前提是：生产力水平不高，工人的劳动以体力劳动为主，这样的劳动要素不具有稀缺性，而资本要素具有稀缺性，导致劳资交换关系被掌握稀缺要素的资本家掌控。这种不平等的劳资交换关系导致生产中地位的不平等会再生产出后续的不平等的劳资交换关系和不平等的消费资料交换关系。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掌握现代科技的具有稀缺性的科技型知识型（创新型）劳动在生产中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使科技型知识型（创新型）劳动者在生产中的话语权和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的企业让工人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在其再生产出后续的劳资交换关系和消费资料交换关系中，劳动者掌控力不断提高，使劳资交换关系趋向于平等与和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非公有制领域的劳资交换关系和消费资料交换关系的演变也是沿着类似的轨迹前进。在改革开放前期，出去打工的农民工劳动的科技知识含量不高，使他们在劳资交换关系中和在生产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由生产中的弱势地位再生产出后续的劳资交换关系和消费资料交换关系中，农民工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当下，企业发展对科技的依赖性大大增强，劳资交换关系中劳方的科技知识水平大大提高，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整体上也大大提高了，由此再生产出后续的劳资交换关系和消费资料交换关系朝着平等的方向迈进了。

最后，产品分配形式决定消费资料交换关系的和谐程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品分配权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是商品经济，产品分配转化为工人活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的分配，分配的方式是资本家将新增价值分为工人所得的劳动力价值和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这种分配方式带来消费资料交换关系的不公平，即需要消费资料的工人不具有足够的购买力，拥有消费资料购买力的资本家不需要对应的全部消费资料，从而产生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分配制度由完全的按劳分配演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让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实现了由单一的分配方式向多样化的分配方式的转变，这种演变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收入差距悬殊化，进而导致交换关系复杂化，消费资料交换关系不公平化。从2012年至2016年，以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衡量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之所以得到了快速提升，使交换关系利益的悬殊程度得以降低，是因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此作出了很好的总结：“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年均一千三百万人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⑯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应在遵循我国交换关系演变规律的前提下，让我国今后的交换关系朝着服务于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方向发展。

第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挥科学技术的引领作用。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新产品、新技术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市场的创新活动不断加快，信息和知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为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国家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科技创新改造传统产业，消除过剩产能，提升产品质量；通过科技创新开发出新产业、新投资领域，生产出新产品，促进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产品结构优化和升级，使社会总产品都能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从而提高交换关系的效率。

第二，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科技文化水平。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会越来越高，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相对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必须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科技文化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有能力参与科技不断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过程。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在劳资交换中的话语权和谈判力，从而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好处，进而提高人民群众对消费资料的购买力；另一方面能够提高人民群众对作为科技创新成果的新产品的偏好和消费力，最终使劳资交换关系和全社会消费资料交换关系都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第三，构建新时代和谐劳资关系。在经济转型期，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缓慢，市场机制对劳资关系的调节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为了弥补现有劳资关系利益协调机制的不足，要利用政府宏观调控机制来对劳资利益分配关系进行调节。一方面，以劳资关系为重点建立全方位的法律保障体系，健全劳资关系立法体系，完善劳资冲突协调途径，构建劳资冲突预警系统；另一方面，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提高劳动力和岗位的匹配满意度，采用员工持股计划等形式进一步缩小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差距。

第四，加强虚拟经济领域的监管和立法。交换关系载体虚拟化会派生出交换关系主体的履约问题、信誉问题、利益维护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秩序问题、道德问题、法律问题等一系列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必须加强虚拟经济领域的监管和立法，要针对交换关系载体虚拟化的特殊性，既要研究解决谁来监管、怎样监管、发现问题后的处理及追责问题，又要研究解决虚拟经济领域立什么法、如何立法、谁来立法、谁来执法、如何执法等问题。

第五，坚持改革开放信念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各地区进行物质、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流，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中，担负起自身的责任，构建更高层次的全面开放格局，以实际行动让开放成果惠及全世界人民。坚持对内改革，基于我国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的现状相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要不断推进制度改革，为构建和谐的交换关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六，发挥“两个作用”，解决“两个失灵”。要努力把发挥市场在调节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落到实处，为此要找到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把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益大于由政府配置资源效益的领域交给市场，把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益小于由政府配置资源效益的领域交给政府。这里的效益不仅仅是指经济效益，还包括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上，西方古典经济学过分看重市场的积极作用，忽视市场的消极作用，提出了经济自由的政策主张，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性地付出了经济危机的代价；凯恩斯主义过分看重政府的作用，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付出了“滞胀局面”的代价。我国学术界也存在类似的两类学术观点和相应的不同的政策主张，在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上存在长期的争论，在争论中出现了走极端的观点和主张，即出现了市场极端和政府极端两种极端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既离不开市场的作用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我们要充分认识市场和政府各自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要充分认识到市场和政府都存在失灵。在此基础上，找到一种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又能规避市场和政府各自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既能有效解决市场失灵，又能有效解决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只有这样，才能构建高效和谐的交换关系。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741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④ [英]大卫•休谟：《人性论》，张晖译，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⑤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谢宗林、李华夏译，中共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3页。

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页。

⑦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⑧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⑨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⑩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页。

⑪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7页。

⑫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⑬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⑭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⑮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页。

⑯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