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提出，不仅揭示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本质，而且提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正是民生、人民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没有被纳入当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正是本文思考这一问题的初衷。

研究社会问题有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一种是市民社会立场，或市场经济立场，即只从经济上看问题，维护市民社会利益；另一种是人类社会立场，即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马克思坚持后一立场而批判前一立场。

传统经济学或西方量化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从市民社会立场出发的经济理论。它从理性经济人出发，不是把经济放在社会生活中，而是把经济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排除一切政治、社会、文化的非经济影响，单纯研究经济过程和规律，虽然达到了一定的科学，但本质上是知性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它的方法是工具理性的，而不是实践理性的，因而当党的中心工作从经济转向民生时，其内在的局限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从市民社会立场出发，必然会忽视民生，忽视社会和谐和共存，只有站在人类社会的立场，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才可能产生真正的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把社会作为最高利益的经济学，因而它不仅要研究市场经济的必然性，研究两极分化的必然性，而且要研究克服两极分化的方法和途经，因而必然要研究国家，研究资本、国家、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单纯的经济学必然要上升为政治经济学，并进一步上升为社会经济学。由于以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为目标，因此这种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条道路就是马克思设计的道路，马克思《资本论》本来计划有六卷，即“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改革开放40年后，走市场经济道路已成为人民的共识，此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如何坚持社会主义。传统经济学或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质上为市场经济服务，当我们把主要的任务转向坚持社会主义，即实现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

本文首先描述传统经济学弊端的现实表现：从目标上讲，它只关注财富或资本的增长，不关注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共生；从方法上讲，传统经济学或西方量化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证的知性科学，它不研究社会生活的总体，只研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总之，传统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不是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其次，本文从哲学的立场分析了导致传统经济学弊端的理论根源。自近代以来，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有两种基本哲学立场，一种是市民社会立场（即经济社会立场），另一种是人类社会立场。由此人文社会科学被劈分为两类：一类从市民社会出发并维护市民社会利益，另一类则从人类社会立场出发并维护人类社会的利益。由此国家治理也被劈分为两类：一类按经济原则、财富原则治理国家，从而导致财富极大地向有产者手里集中，进而加剧两极分化；另一类则把人本原则、社会原则看作国家治理的最高原则，发展资本是为了让资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再次，在揭示传统经济学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是纯粹经济学，而必然是在资本、国家、人民三者关系中，把人民、社会当作最高原则和最终目的的政治经济学。最后，本文从马克思的文本和当代问题出发分析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本文从问题的提出、哲学立场的分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坚持马克思的研究思路、直面时代问题六个方面探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形态和哲学形态。我们认为立场问题是决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人类社会总体的立场出发，因此，它不仅要关心经济指标的提高，而且要关心人民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和谐。正是这一立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取得与时俱进的新形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模式才能真正走向全世界。

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号召，这是十九大前夕，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深层次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西方纯粹的或量化的经济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全面推进社会发展的今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的总体任务发生了变化。目前坚持市场经济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在取得经济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却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社会两极分化；二是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三是非常严重的官场腐败。这虽然是前进中的问题，但如果不能圆满解决，中国的模式就不可能被世界接受。而要解决这三大问题，单靠西方经济学是不够的，这正是重提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的产生有它的必然性，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往往是家庭生活的一个部分，并且在本质上从属于政治。近代以来，随着以资本为代表的市场的诞生，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并转化为独立的科学。“一开始经济学的含义都是政治经济学，意即与城邦、共同体、国家相关的经济活动。19世纪30年代后，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两条路，一条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研究来揭露社会生活的本质；另一条是以马歇尔为代表，开启了量化经济学的理路。沿着第二条路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即追求量化，排除一切非经济因素。”^①

虽然，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向表明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成熟。“一门科学只有能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②但是，经济学的这种成熟也导致不可避免的缺陷。一方面，经济学的实证化表明其越来越脱离社会生活的现实。因为它不是研究社会生活的全体，而是经济生活这一个侧面，它研究的对象不是全面的人，而是把财富作为唯一目的的“理性经济人”，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在本质上是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而非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另一方面，就经济学量化的程度来说也是片面的。因为现代经济学只研究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不研究贫困的积累。也就是说，工人的贫困、消灭社会的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不在它的视野之内，因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途经也不在它的思考范围。显然，为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必然呼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分歧是哲学立场的分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说到：“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市民社会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③它遵循利益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而人类社会则是人类生活的总体，包括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主流经济学从市民社会立场出发，本质上关心的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所有人的幸福，于是财富向资本集中，贫困向民众集中就成为社会的正常现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人类社会总体的立场出发，思考的是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它不仅要关心经济指标的提高，而且要关心人民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现实的人，而不单纯是经济人，因而除了经济的需要，还有其他各种需要，社会也不能归结为经济社会，而是有全面需求的社会，因此不仅要研究经济，而且要研究政治和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的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④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全面思考社会进步的哲学立场。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我们坚持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因而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必然由此延伸的生态破坏和政治腐败。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后三大问题不是经济学研究范围，因而止步于关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三大最关键领域。因此，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要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以社会发展为总目标的政治经济学，它与主流经济学一样，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因而必然包含对市场经济最本质内容的研究，包括市场经济的产生、运作及矛盾的全部内容。除此之外，作为人类社会立场，又包含着对民生和社会总体的思考，因而又必须包含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包含马克思现代史观的洞见，包括劳动与人类历史的发生、分工交换与所有制的生存论意义等深层次理论问题。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人类社会立场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比主流经济学更宽更高更深的内涵、视野和抱负。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同时又要以社会发展为目标，基于传统经济学又高于传统经济学，其性质和内涵是由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决定的。过去我们把苏联模式，即计划经济加全民所有或国家所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模式和理念由于超越了市场经济这一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在实践中导致挫折和失败。改革开放使我们走上了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由于在经济上肯定了市场原则和财富原则，有些人又以为我们放弃了社会主义。从今天的实践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市场，也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市场经济，而在于以什么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原则。在资本主义看来，资本是最高原则，社会是从属于资本并为资本服务的；而在社会主义看来，社会是最高原则，市场和资本最终是为了社会。因此我们既要在经济上承认资本、发展资本，又要在社会层面上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最终是为了社会的共同富裕，正像马克思所说，未来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⑤。也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⑥这样的任务，主流经济学是不能完成的，因为改善民生、共同富裕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停留于一般经济学，也不是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而是结合中国特点进一步推进和发展。这里唯一能借鉴的是马克思的研究思路。马克思《资本论》本来计划有六卷，即“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⑦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资本论》只是总计划的一小部分。由于多种原因，马克思并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全部创作，但是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当代社会的总体思路。过去，我们只重视《资本论》第一卷，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第一卷仅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最本质关系，至于剩余价值如何在全社会分配则是第三卷的任务。恩格斯认为第三卷的学术价值高于第一卷，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正在搞第三册。它是卓越的，出色的。这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⑧“这是圆满完成全著的结束部分，甚至使第一卷相形见绌。”“这个第三卷是我所读过的著作中最惊人的著作。”“第三卷……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⑨当然，仅仅研究《资本论》三卷也是不够的，因为马克思思考得更远。《资本论》总计划中的第四卷是国家问题，这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国家不属于经济问题，而马克思认为是核心问题。“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⑩在现代社会，个人无法与资本对抗，只有人民国家才能真正引导和驾驭资本。面对21世纪金融危机，我们更觉得研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资本的当代发展已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离开马克思的，我们只有站在马克思的肩上，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在实践中解决好中国和世界面临的三大问题：两极分化、生态破坏和政治腐败，我们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模式才能真正被世界所接受，中国的道路才是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历史道路。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使命，其实质是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现代史观的结合。

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在于直面时代问题。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人类第二大社会形态，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也决定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必然性，因而既要坚持市场经济，又要共同富裕，成为全世界面对的共同问题。政治经济学则以独特的方式切入社会生活。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它要求我们用精确的数量关系表达世界，由于我们分析思考问题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我们的视域和眼光必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即由单纯的财富增长理论转向社会发展理论，由立足于市民社会转向立足于人类社会，由关心财富的增长转向关心人类的发展。由于新的领域不断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因而新政治经济学必将无与伦比地发挥它的优越性而登上社会科学的皇冠，成为推进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科学。

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提出分析社会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⑪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前者的科学，因而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不同，它需要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说话。

既然传统经济学与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要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说话，那么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们的立场和服务方向。传统经济学的立场是市民社会，它关心的是财富的增长，而不关心贫困的增长，关心的是GDP，而不是人民的幸福度，因而虽然量化精确，但是人民的疾苦和社会的和谐不在它的思考范围。因此我们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除了要量化资本，是否也要量化贫困？除了要关心财富，是否也要关心民生？如果一种理论只考虑经济的发展，而不关注民生，只关注资本的增长，而无视社会的两极分化，其结果不仅背离社会主义，破坏社会和谐，而且最终也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呢？

改革开放已经近40年了，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初的3 645亿元猛增到2016年的76万亿元，增长了208倍，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市场经济激发了所有人的积极性，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但从社会总体角度进行思考，我们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一是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二是前所未有的生态破坏，三是非常严重的官场腐败。站在经济或市民社会立场上，这些问题都在传统经济学视野之外，它们是排除一切政治、社会、文化干扰而抽象地研究经济过程，而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它却是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因为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民生，为了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了，工人下岗了，生态破坏了，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政治经济学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与社会、民生是什么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无法与资本抗衡，只有组成真正的人民国家才可能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人民和社会服务，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研究国家的原因，然而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我们并没有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国家与人民、国家与民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但是如果站在人类社会立场思考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思考是很狭隘的，因为它只从市民社会立场看问题，而没有从人类社会立场看问题，或者说人类社会在它的视野之外，这是背离社会主义研究方向的。

如果从结构上思考，现代社会好比三个同心圆，最小的圆是政治上层建筑，中间这个圆是市民社会或经济社会，最大的圆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不仅包括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或经济社会，而且包括所有人的私人生活和共同生活，用哲学的语言表达，就是包括所有人的生活世界。在这里，人类社会是总体，而政治和经济只是社会生活的一小部分。我们不能仅仅在经济、政治两层结构中理解社会，而必须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人类社会三层结构中理解社会。由于人类社会包括生活世界，因此人类社会既是政治、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活动围绕的本体，更是社会生活的总体，而离开了社会生活的基础、本体和总体，政治、经济就是无本之木。马克思曾从方法论上指出社会总体的至上性：“这种有机体自身，作为整个来看，有它的各种前提，而它之所以能够发展为一个整体，恰恰就在于所有的种种因素都从属于社会，或把它还缺少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样，它就在历史上发展为一个整体了。向整体的转化构成了这种有机体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发展中的一个环节。”^⑫由于“种种因素都从属于社会”，“向整体的转化”并构成“有机体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整体是高于部分的，而政治、经济归根结底是从属于社会并为社会服务的。立足于市民社会，本质上就是否定了社会本体的总体性和至上性。

在马克思看来，不是市民社会高于人类社会，而是人类社会高于市民社会，只有人类社会构成国家治理的最高原则，构成一切政治、经济行为的本体论基础。正是人类社会构成马克思思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基本哲学立场。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局限就在于离开了人类社会思考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因而是很片面的。

人类社会是以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为基础的社会。“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由于人是现实的人，而不单纯是经济人，因而人不仅要劳动，以满足吃、穿、住的需要，而且要生儿育女，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不仅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最佳关系，而且要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追求人的精神自主和独立。社会，则是人为满足自身各种需要而实行的一种联合，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即联合起来的单个人”。^⑬ “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⑭因而人与社会本质上是一体的，它以社会人为基础并包括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坚持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就是站在人与社会的立场上看问题，并谋求人与社会的最大利益。

因而新政治经济学的新生就在于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全面地思考社会问题。这里包含以下几个基本层面：第一，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为经济服务，还是经济为社会服务？谁是最终目的和最高原则？长期以来，我们是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层楼的角度理解社会的，因而政治国家是为经济服务而不是为社会服务。由于它所理解的社会只是小社会，而不是大社会，其缺失的正是社会对经济与政治的制约与决定作用。第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服务，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社会服务，国家是社会的代表，国家起源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只有社会才是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长期以来，我们理论的最大失误就是忽视了对国家与社会基本关系的研究，这是非常危险的。真正的国家必然肩负双重任务，一要发展经济，二要发展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终目的和最高任务是发展社会，发展资本目的是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离开社会，单纯思考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不全面的、脱离根本的。第三，在政治、经济与社会三者关系中，社会是本体、基础和总体，政治、经济本质上是为社会服务的。但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两种明显的异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异化，资本、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唯一原则，国家、社会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人民群众普遍地被边缘化和殖民化；另一种是极权主义的异化，政治权力异化为整个社会的唯一主宰，财富既不流向资本，也不流向人民，而是为官僚鲸吞，官僚利益成为社会的最高利益，人民和资本成为维护权力的工具。这种异化的极端形式就是法西斯主义，苏联政权最后解体本质上也与政治权力长期脱离人民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追求的社会，不是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也不是政治权力异化为主宰的社会，而是人民共同幸福的社会。因此，在社会三层结构中，国家实际上可以有三种立场，只有真正以社会为最高目的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从数量上搞清楚每年创造的财富最终是如何分配的，人民是否共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要幸福是无法离开国家的，但国家是有立场的，正是这个立场，决定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如果国家为资本服务，其性质就是资本主义；为官僚服务，其性质就是官僚主义；为人民服务，才是真正的人民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人民和社会放在中心，就不仅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且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研究资本、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局限于传统的以资本为中心的量化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的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⑮。政治经济学才能新生，而这个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综上所述，哲学立场问题本质上就是国家治理原则问题，站在市民社会立场，维护市民社会利益，必然把社会当作经济社会，把人当作经济人，把资本原则当作社会的根本原则，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两极分化，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人民群众被边缘化，这是一切资本主义的建国原则。在社会主义看来，不是资本原则高于社会原则，而是社会原则高于资本原则，政治、经济本质上是为社会服务的。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社会，在于人民的拥护，经济的合理性基础也在于社会，在于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并源源不断地为人民幸福提供财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两极分化，它不可能自动地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国家就成为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但国家的立场有三种，它可以为资本服务，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为官僚服务，走官僚国家的发展道路；但我们企盼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只有这一方向才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是纯粹经济学，而必然是在资本、国家、人民三者关系中，把人民、社会当作最高原则和最终目的的政治经济学。由此也必然要拓展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人类社会不等于市民社会（经济社会），而是包括人们生活世界在内的生活总体，政治、经济本质上是为社会总体服务的。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最大缺陷就是缺少完整的人类社会理论，它认为地理环境不重要，人口也不重要，只有生产方式最重要，因而把物质生产看作人类社会的唯一基础，其结果是退回到市民社会，而不是马克思所坚持的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高于政治、经济的最高存在，是社会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正是这一最高存在的缺失，社会就失去了评判政治和经济的最高标准。由于政治与经济缺失了服务社会这一目标，在客观上也就导致了政治或经济片面发展，或经济驾驭政治，导致资本主义；或政治驾驭经济，导致法西斯主义或集权主义。因此从理论展望而言，由马克思的哲学立场理论开启的另一重要启示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完整的人类社会？是把社会看作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层结构，还是应该把社会整体看作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人类社会（包括生活世界）三层结构的统一？政治国家的职能是否仅仅为经济基础服务？国家与社会是一个什么关系？经济基础是否是独立存在的？它与社会是什么关系？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是否也应知识更新，重建社会存在本体论？时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理论也必须发展，这就是坚持马克思哲学立场给我们的基本启示，既是经济学的，也是哲学的。

① 参见孙承叔：《资本逻辑下的经济学与经济哲学》，《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12期。

② [苏]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

③ 市民社会有广义、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市民社会是指16世纪以来以资本与劳动关系为基础、以市场交换为内核的资本主义全部经济活动，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广义的市民社会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研究方法的创造性应用，从而发现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这里指的是“一切时代”，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时代，在同一著作中，马克思还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因而无论广义或狭义，市民社会都是指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领域。

④ 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⑥ 习近平：《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干》，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8日。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292–293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299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3页。

⑪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⑫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0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6页。

⑮ 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人民日报》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