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名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经济思想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被命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从研究主体来看，十九大报告中的经济新思想应属于官方经济学^①范畴，是学界经济学^②研究与官方经济学的辩证关系走向符合历史与逻辑统一关系的阶段性成果。而要将这些经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并作为未来工作的行动指南，要求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对学界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

①官方经济学指一定时期内，基于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执政党的价值取向，由官方认可并获得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它是一定时期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并为最高决策集团提供理论和舆论支持。

②学界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探索和发现经济运行中的规律与矛盾，并利用经济规律以适应和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主要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相对稳定的对策体系。学界经济学一般具有思想上的多流派、研究上的多层面、看待问题的多视角等特征。

我们认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应在十九大报告的指引下，以学界研究为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来源。为此应首先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哪些与经济有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二是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历史与逻辑是什么？重点在于弄清这一过程中官方经济学与学界经济学研究的对立统一关系。三是在弄清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如何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即如何实现学界研究与官方指导的良性互动，并辨明实现这一基本原则的评判标准和具体实施路径。为此，本文将依次解答上述三个问题，在阐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路径的同时，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提供建议。

二、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框架，整体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内容。经济思想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被梳理归纳为五大方面。

第一，阐明了中国继续进行经济建设的历史新方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③。

第二，指明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与学界研究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特别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④

第三，在新时代和新矛盾论断的基础上阐明了新时代经济工作的奋斗新目标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⑤。

第四，指明了支撑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五大基本经济方略。基本经济方略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⑥

第五，首次提出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六大战略举措。^⑦同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在经济建设具体工作方面提出了数十条新措施。

③④⑤⑥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上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中央在选择和提炼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方向性判断，是官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范畴。其重要来源是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理论创新。

三、学界的研究创新是官方新思想新理论的重要来源

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创新土壤。纵观官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每一次理论飞跃，都以学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支撑。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重大战略思想，无不建立在学界积极探索的基础上。十九大报告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来源仍然是学界的研究工作和理论创新。本文将从中国跨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论断，新时代“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略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举措的选择等方面加以论述。

(一) 学界“社会主义阶段论”是新时代论断及“两步走”战略安排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分阶段进行。这一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相一致，学界在此总体方略下进行了具体研究。程恩富（1993）曾论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胡连生（2012）进一步指出，有必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细分为前期与后期。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文化显示出新的特征，说明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流派之一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A）”学派将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将这一理论中国化后，用于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SSA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大卫•科茨（2015）指出，未来中国发展有三个可能的方向，即“延续的SSA”、“资本主义SSA”或“社会主义SSA”。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CSSA）的代表性学者马艳等（2016）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走向，是由“混合所有制”中哪一种资本占主导地位决定的：如果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则CSSA极大可能走向资本主义方向；如果公有资本占主导地位，则仍将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的中高级阶段。马艳等的最新研究，进一步将社会主义走向明确为“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CSSA”。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的论断，并提出了新时代的分阶段战略目标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同时，为保证前进道路的正确方向，十九大报告多次强调了走社会主义道路^②，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做大做强国有资本等^③观点。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②“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③“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二) 学界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总过程的矛盾分析是新矛盾变化论断的理论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第二，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在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维持在高位；科技不断发展，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但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和矛盾，学界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活动总过程中对新矛盾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从直接生产领域来看，学者从生产力发展的外延和内涵的角度、生产部门的结构性失衡角度等，阐明了中国经济在生产效率、发展方式和创新力等方面的新矛盾。在生产力发展的外延和内涵问题上，学界指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进行科技创新，推动“内涵式经济增长”。马艳（2009）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创新发展了“内涵式经济增长”的定义，即科技进步条件下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劳动的复杂程度的提高，会带来内涵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从而带动经济“内涵式”的增长。同时多数学者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是打破传统的主要由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逐步迈入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提出市场、政府和第三种力量（非正式关系）同时推动创新，即创新既要有市场创新，又要有政府创新，创造激励创新的环境（张来武，2011；洪银兴，2011；任保平和郭晗，2013；等等）。在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学界特别重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的自然条件”，即经济建设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21世纪以来，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验证研究十分丰富，众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基本验证了EKC在我国的存在性（陈华文和刘康兵，2004；穆红莉，2008；符淼，2008；等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生态矛盾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刘明远（2006）指出应结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生态政治经济学，以解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环境问题。陈学明（2012）指出，资本由于其“增殖原则”，决定了它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是无止境的。我们必须在充分认识资本与生态的矛盾对立的同时，分析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基于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等角度对经济与生态的具体矛盾成因与解决方式进行了研究（杨志和王梦友，2010；谢富胜等，2014）。此外，学界还考察了生产的中观和宏观领域的结构性矛盾。部分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整体上存在“脱实向虚”、区域上存在“东快西慢”的问题（鲁保林和易淼，2014；孙龙建，2015；安树伟，2015；等等）。黄晖（2013）认为，制度因素在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虚拟经济发展如何更好地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矛盾关系上，何玉长（2013）谈到，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之后的增速递减并不意味着经济走向衰退，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克服了虚拟经济的风险，当前我们要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夯实实体经济，促进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

从收入分配领域来看，学界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分配到的经济成果不断增长的同时，仍然存在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尤其表现在普通劳动者收入长期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我国当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财产性收入差距而非劳动收入差距（张宇，2011；卫兴华，2012；刘国光，2012；等等）。关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及解决方案选取等问题，大量学者认为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程恩富，2012），具体原因是在国民产出的最终使用过程中投资比重过大、消费比重过低，劳动收入在功能性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并呈现下降趋势（程恩富，2014；贾康和苏京春，2015）。在解决途径上，程恩富和刘伟（2012）特别强调，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在重视初次分配领域存在的根源性问题的同时，合理发挥政府再分配调节手段的作用。

从交换领域或资源配置手段的选取方面来看，学界关于政府与市场手段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当前，学界大致有三类观点。一类是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强调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邱海平（2015）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低效率，甚至会出现无效的一面，因此，政府必须发挥重要作用。第二类观点是西方新自由主张的市场决定论，认为只有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问题（张维迎，2015；吴敬琏，2015；等等）。第三类观点是主张政府与市场可以共同作用于资源配置。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认为在公有制为基础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就不发挥作用（胡钧，2014；程恩富，2014；黎宏，2016；等等）。西方经济学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普遍开始反思“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重提“政府干预”的作用（罗伯特•希勒，2008；方兴起和保罗•克鲁格曼，2009；迈克尔•舒曼，2009）。当然学者们在政府作用的认识上存在根本性分歧，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政府宏观调控应基于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导作用，西方经济学者更多强调政府干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

从消费领域来看，学界普遍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生产性消费占比过大、供给结构性不足和过剩并存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消费不足具有显著的特异性，既体现出与别国相似的消费不足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消费不足在中国的特殊规律，以及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洪银兴，2011；温立武和谭顺，2013；逄锦聚，2016；等等）。关于用何种理论来指导和解决当前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学界认为应选用马克思的消费力理论而非经典经济危机理论。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着力培育广大居民的消费力，同时关注人的发展（洪银兴，2011；逄锦聚，2016；谭顺和郭乾，2017；等等）。近期，学界主要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消费需求扩张的问题，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效释放技术进步与消费需求互动效应的重要手段，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促进消费需求扩张（汤向俊和马光辉，2016；朱富强和朱鹏扬，2016；金晓彤和黄蕊，2017；等等）。

正是基于学界丰富的现实分析与理论探索，十九大报告指明了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特征，即“我国经济已经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①，并基于我国总体上已经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和消费需求升级的角度论述了人民需要的维度变化，着重阐明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范围“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②。指明了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在经济总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包括“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③，从而得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

此外，学界研究阐明经济过程中的新矛盾的同时，也从多角度多方面指出了解决矛盾的对策思路，十九大报告将其提炼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④。

①②③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三) 学界理论争鸣为新时代经济建设的基本方略和具体举措提供丰富营养

在应对和解决新矛盾的具体思路与对策方面，学界着力于从促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变革两方面着手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与官方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论断相互联系，进行了积极有效的辩论与争鸣，从而为新时代经济建设基本方略的制定以及具体实施措施的选取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首先，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和举措问题。2015年11月，习近平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同年12月指明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①。自这一概念提出后，学界首先对改革的指导思想进行深刻研究。一种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采用供给学派的相关理论来指导改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来实施改革（邱海平，2016；逄锦聚，2016；裴小革，2017；等等）。在学界争鸣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非西方供给学派，更非新自由主义^②。

①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见2015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②“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在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后，学界有的放矢地提出了改革的具体举措。一是分析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在于供需不平衡，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供需错配，传统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较低，相关结构性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裴长洪，2016；邱海平，2016；洪银兴，2016；等等）。二是阐明了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思路，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切实抓好“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持续不断增加经济的创新力（张晨，2016；邱海平，2016；洪银兴，2016）。三是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具体举措。自供给侧改革提出后，学界开始对不同领域的具体改革措施展开分析，如能源领域、农业、体育产业等（梁晓菲，2016；韩长赋，2016；李博，2016；梁枢和王益民，2016；等等）。

其次，关于如何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促进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即认识到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无法回避产权制度改革问题（董辅礽，1987；童大林，1986；等等）。至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学界关于混合所有制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公有制经济的模式选择（周新城，1990；姚迈，1992；蒋一苇，1992；等等）。到1993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片课题组第一次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认为非公有经济在改革中表现出很强的活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多种所有权相互渗透，界限越来越模糊，很难再按所有制形式来划分，更多的混合型产权结构将出现，并明确提出了要调整和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此基础上，厉以宁（1994）提出并积极倡导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具体思路，其后更多学者认为，混合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兼容性要高于传统的国有企业，也更有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许小年，1999）。

近年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呈现加速态势，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学界研究也进一步推进，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能够且必须更好地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以及促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更好融合（周新城，2014；程恩富，2014；卫兴华，2016；刘凤义等，2016；等等）。然而，在改革的具体方向上，学界有两类不同的观点。一类持“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因此认为应在改革过程中弱化国有经济地位。有学者片面地将“去产能”理解为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肆宣扬“国有企业低效论”。刘瑞明和石磊（2010）甚至宣称“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以此为基础论证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并拖累经济增长。另一类坚决反对“国有企业低效率论”，认为应当在改革过程中强化国有经济地位。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完全忽视了我国的现实情况，基于国有企业的特质论证了“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并非一个不争的事实”（刘国光，2007；左大培，2006；程恩富，2012；等等）。程恩富（2012）指出，国有经济的整体高效已得到历史的检验，重视经济效率或绩效不能限于局部效率和经济效益，对国有经济的局部低效和阶段性亏损应作具体分析。张宇和张晨（2012）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明显提高，国有资产和企业利润均实现了较快增长，并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是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朱安东（2016）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不仅是宪法规定的，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针对上述学界讨论，习近平（2016）强调了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是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①。

①“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4日。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的论断，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举措等，均建立在学界丰富研究的基础之上。可见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是官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的土壤，没有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官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四、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原则和路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基本方略，为我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指引与方向，如何进一步采取举措以应对和解决新矛盾，要求系统的经济理论价值加以指导。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思想也是如此。从“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到实现“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的目标，需要全面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要求我们正确把握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官方经济学的辩证关系。下文将从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评判标准和具体实施路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 基本原则是坚持官方指引与学界创新的良性互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与官方经济学的辩证统一，二者具有共同的思想来源，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均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特征。学界“解放思想，百花齐放”的研究争鸣与理论创新为官方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理论源泉；官方经济学在秉承自身价值观和执政理念的基础上对学界的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抽象和凝练，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引与治国方略，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官方指引与学界创新的良性互动。

首先，学界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应以官方的正确价值导向为指引。经济学研究暗含一定经济集团的利益取向，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特征。研究中必须把握为谁的利益研究、为谁的利益创新的问题。为此，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从理论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时刻牢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始终是人民的经济学，研究中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研究的目标是通过揭示和利用经济规律，为“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出谋献策。如果学界片面强调“研究独立性”，偏离正确的价值取向盲目追求“创新”，则将导致方向性偏差。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要求批判地吸收各流派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将其纳入自身的有机理论体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有了一定的渗入，一些经济学研究者出现了认识偏差，在具体经济实践中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例如，前文阐述的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经济地位的正确认识上，对产权制度改革方向的选择上等。出现这些偏差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是改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必须付出的成本。只要牢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价值取向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发现和利用经济规律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新矛盾必须坚持以有利于人民的方向，“不忘初心”，则上述偏差可以及时得到发现和修正。十九大报告中“新思想和基本方略”的出台也证实了这一点。

其次，在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的基础上，学界研究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鼓励争鸣，勇于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丰富的营养来源。如果学界研究一味强调“解释”官方经济思想和政策，则无法为官方经济学提供丰富的思想来源和恰当的理论支持。这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不“跟风”，不“唯上”，不只对官方经济思想和对策作辩护性的解释，更应对经济矛盾和经济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勇于指出官方经济学在提炼学界观点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判断和不足，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二) 官方与学界良性互动的评判标准为是否与新时代基本方略保持一致

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其对经济过程中矛盾的认识和作用将与其他立场的经济学必然不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阐述具有新时代的历史性特征，在利用经济规律解决经济矛盾的方向上也将有所变化。在评判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方向是否恰当时，应注意是否与新时代的基本方略保持一致，具体标准是，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否有利于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强国”^①。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加强对基本假定与研究范围的分析与完善。

例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行为模式的假定上，应强化对“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②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人性认识。认识到经济活动中的人不仅仅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更有可能是“利己利他经济人”或者“制度人”。如果秉承“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则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模式仅仅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建设不可能做到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中心。重视历史和逻辑均证明的经济活动中的人更可能是“利己利他经济人”或者“制度人”这一结论和研究出发点，研究通过怎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促使人的行为动机从个人利益考虑转向集体利益考虑，这样才能解决现行经济中的某些矛盾，真正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

②林岗、张宇：《〈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当代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又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在研究范围上应明确经济规律的作用界限，反对和批判运用经济规律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指出，经济规律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特定经济规律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同一经济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的作用和结果均不同；经济规律只有在经济领域中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如果侵入不应由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领域，则会导致“异化”，产生不利于人民的后果，这要求我们在研究中明确经济规律的作用界限。例如，有人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法则来分析犯罪现象，得出犯罪是“经济人”理性选择的结论，提出由于打击某些犯罪行为的成本高于收益，因此可以在一定界限范围内容忍这些犯罪。鉴于此，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明确指出，对腐败“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这一论断暗含了对某些学者利用经济规律分析腐败现象的批判。事实上，上述构建“经济学帝国”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仅考虑了经济成本，对社会成本的考虑严重不足，这是因为这些研究未能注意到经济与社会的有机联系，没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科学研究方法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不仅不能构建“经济学帝国”，还要对类似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作科学而严肃的批判。

第二，更好地实现“两步走”的阶段性目标，要求研究时着力把握建立在中国历史与文化基础上的中国现实。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阶段性目标是为“两步走”的具体经济工作和具体制度改革献计献策，从而缓和并解决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一项制度是否能有效发挥作用，受到社会整体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结构的制约，只有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变革。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即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相一致，这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世界经济理论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三) 具体实施路径是着力研究解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新矛盾与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始终是开放和发展的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是如此。这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在基础理论创新上，坚持“真理越辩越明”；在具体问题研究上，坚持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为更好地落实十九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五大战略举措献言献策。具体实施路径上应着重分析和处理好以下五大矛盾：

一是着力研究和解决产权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包括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制度的矛盾，以及公有产权及其具体实现制度的矛盾。认识到我国虽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但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仍然不充分不平衡。因此，在基本产权制度的选择上，要在“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的同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重点放在“引导”上，引导创新，引导竞争，为实现中国复兴而服务。同时，不容回避我国公有资本产权实现制度本身也有内在矛盾，例如国有经济在运营过程中的效率低下问题，着重分析问题的具体成因和解决方式。

二是着力研究和解决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并以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的矛盾为前提。在新时代新矛盾的背景下，贯彻新发展理念，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是在继续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特别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等具体目标。这要求我们在研究中首先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矛盾关系，研究如何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加强政府的作用”。在明确二者职能分工的基础上，遏制市场力量的不当扩张，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同步平衡发展，“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升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对人口老龄化特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实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方略。

三是着力研究和解决经济发展与自然的矛盾。应按照不同群体的利益损益进行多角度研究，加强研究生态环境破坏对不同群体利益的不同影响，重视环境规制政策的“分配效应”，在政策分析上以有利于劳动者利益提升为主要导向。同时，推动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问题，不仅要坚持未来的绿色发展，还要解决历史生态“欠账”问题，不仅要利用市场化手段，还要加强行政监管。在研究中秉承为实现建设美丽中国服务的具体思路。

四是处理好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环境之间的矛盾，构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命运共同体。基本思想是既要主动承担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作为整体上的大国强国的责任与义务；又要认识到我国从人均收入和区域发展不平衡角度上来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着力于研究如何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更好地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一方面使世界发展环境更有利于我国自身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引导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解决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挑战，并为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样板。

五是着力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利益提升的矛盾。发展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最重要的是促进人民利益的提升。之所以将这一实施路径放在最后，是因为在前述四大实施路径中，均须强调矛盾解决过程中的劳动者利益提升方向。在此前提下解决好前述四大矛盾，第五大矛盾将迎刃而解。

五、结 语

中共十九大报告阐明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基本方略、发展战略和举措为我们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进取，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通过梳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是十九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来源。在这一前进方向下进行具体的经济建设，要求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因此必须处理好学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与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的内在联系。总体来看，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即学界理论证明与理论创新是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来源，学界研究为官方理论提炼和提供现实依据、理论来源与对策建议，官方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抽象和提炼，并为学界指明研究立场与价值导向。在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道路上，应坚持官方指引与学界创新的良性互动的基本原则，即学界研究在坚持价值观取向正确，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创新，为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丰富的思想来源与创新土壤；在创新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前进方向上，应注意是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略保持一致，具体标准是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否有利于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强国”。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任务和具体实施路径是继续为推动生产力发展与制度变革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集中力量研究和解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新矛盾与新问题。从而实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要求，“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切服从于能否真正实现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为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持与建设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