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怎么看待我国正在进行的城乡一体化？学界对此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厉以宁（2009）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直接指出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问题,认为当时中国农业非均衡状态主要表现为资源的自由转移受到体制上的限制,即农业内部资源的自由转移受限制,农业与非农业、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资源自由转移受限制^①；他（2008）还从体制角度对我国城乡二元现象作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中国城镇化的具体运行模式,其突破性学术成果是把“城乡二元体制”概念与“城乡二元结构”概念区分开来^②.吴垠（2010）探索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渊源即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模型之间的差别,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同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充裕劳动力的来源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差异的维持等因素高度相关^③.李冰（2014）进一步指出,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二元并立现象,而这些国家的落后主要在于其农业部门存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大量劳动力^④.迟福林（2013）认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实质上是实现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使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和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生力量^①.童星提出我国城镇产业结构布局应“主业独大”与“四面开花”并举,城镇发展 “综合全能型”城镇与“人居人文型”城镇兼顾,城镇化归根结底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即依靠技术、创新拉动这一途径来跨越我国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②蔡昉（2015）认为,我国传统农业生产将“以劳动替代资本的组织方式逐步为资本替代劳动所取代”,而目前我国农业生产规模过小的状况制约着先进技术的应用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结构老年化与低技能化,应适度扩大农业生产规模.^③宗庆后（2016）认为我国城镇化的关键是稳定就业,应将传统产业从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到中西部,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政策优惠鼓励传统产业到中西部县镇发展,使就业主体移向中西部县城.^④这些宝贵的学术探索成果,或者基于社会体制,或者基于西方经济学,或者基于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考量,或者基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具体产业结构,或者侧重于农业自身的产业方式,或者侧重于地区布局,都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实践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角度或侧重点,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实践提供了独到的学术资源与实践对策.但这些学术探索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都限于经济视角来破解“三农”或“城镇化”之困.

①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192页.

②厉以宁:《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③吴垠:《刘易斯拐点——基于马克思产业后备军模型的解析与现实意义》,《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0期.

④李冰:《城乡一体化: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中国的延续》,《人文杂志》2014年第2期.

如何根本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即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这一历史伟业,离不开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直接指人类“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⑤,“劳动资料”才是生产方式的载体；生产方式主要包括生产活动的技术条件与生产活动的社会形式；人类历史各个社会形态都存在着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必然引起一定社会形态的改变或阶段性变动,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挥过革命性的历史作用.^⑥在马克思这一宏观历史眼光下,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使我国“三农”问题获得根本性解决的必由之路,也是事关补齐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根本战略之短板的一项历史性“工程”,其最终成功必将因其在中国现代史上所掀起的“第三次革命”而载入史册.在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视野下,这个城乡一体化实践过程应看作是中国社会横向发展层面整体兑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具体实践过程,是当前具体推进“共享发展”理念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具体形式,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横向裂变”的必然现象.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三农”问题上缺失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这一宏观历史眼光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只能是“缓解”而不是在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之困.

本文的创新在于,从梳理本论题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这一新视野统领全文.一方面,对目前中国社会急遽分化的现象予以经济学分析而得出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回顾了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下所进行的城乡一体化历史性成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城乡一体化作哲学分析与前景展望.

二、社会急遽分化的现实要求实现城乡一体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不仅阐述了资本及其作为独立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巨大贡献,批判了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引起的负效应；并且直接阐述了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普及化过程,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过程.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母国和国外普及、扩张的趋势表明,它比封建生产方式以及其他旧的生产方式拥有明显的优越性与繁殖力.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还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随着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而消失,从事农业劳动的主体与从事工业劳动的主体同一而不是两个不同阶级,通过消除旧式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让所有人共同享受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福利并实现城乡融合, 这样社会全体成员才能得到全面发展^①.当然,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扩张过程时,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把这个生产方式视为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侧重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英国模式”如何给其母国农村居民（主要是流入城市的自由民）带来苦难,侧重于批判这个“模式”如何给海外地区（包括印度、美洲、非洲、中国）人民带来灾难性变故与痛苦,侧重于批判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如何破坏农村的生态环境与土壤肥力的永续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国策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先是于1984年在我国经济领域坚定不移地推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八年后进一步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商品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形式使我国社会本身所蕴藏的资本力量极大地发挥出来了.

①迟福林:《收入翻番的核心: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光明日报》2013年3月8日.

②童星:《拓宽新型城镇化研究思路》,《人民日报》2015年5月11日.

③蔡昉:《农业生产进入适度扩大规模阶段》,《人民日报》2015年8月13日.

④宗庆后:《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先制定优惠政策》,《中国合作经济》2016年第3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⑥张定鑫:《重思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979–2016年间年均增长9.6%,经济总量在1978年仅居世界第十,而在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也从1978年的1.8%提升至2015年的15.5%.我国“十二五”期间科技创新实现了重大突破,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先后问鼎诺贝尔奖.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9岁增加到2015年的76.34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或文明成果表明,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社会扮演了主要角色.

不过,资本力量目前在中国各区域或社会阶层中的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发展条件是不平衡的.总体上,东部沿海地区强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则强于西部地区.在2013年末的全国企业法人单位中,东部地区占比达55.4%,中部地区占比为19.7%,西部地区占比为18.2%；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东部地区占比达54%,中部地区占比为20.9%,西部地区占比为18.4%；在2013年末的全国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中,东部地区占比达40%,中部地区占比为23.3%,西部地区占比为27.9%；在2013年末的全国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东部地区占比达43.6%,中部地区占比为23.3%,西部地区占比为25.6%.^②中国目前这种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尤其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比改革开放之初更为明显,由此带来人们之间财富差异甚至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如《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在2012年达到0.73,其中1%的家庭占全国财产1/3强,25%的家庭仅占全国财产约1%.^③甚至还存在这样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既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也有破败低矮的城中村；既有在儿童游乐场快乐玩耍的“中产阶层小花朵”,也有跟随父母卖菜、蹬三轮的孩子.^④这样,中国多年来在享受资本带来的甜头的同时也感受到资本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急遽分化之痛.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经济领域存在的这些社会急遽分化所放大的公平问题都莫过于城乡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莫过于中国目前6.4亿农村常住人口和2.7亿农民工^①尚未享有名正言顺的市民待遇或名副其实的市民待遇.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来看,当前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方面存在的这种富裕差异乃至贫富悬殊现象总体上植根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事实.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页.

②《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7日.

③冯蕾、邱玥:《基尼系数的警示》,《光明日报》2014年7月31日.

④冯华:《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人民日报》2015年1月23日.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解决尽管对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来说都不是一朝一夕或一帆风顺的事,如英国的城镇化大约用了100年,美国大约用了80年,日本则大约用了40年,但在历史驶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半段节点,注定了已实行60多年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政府要迈过这个“坎”.否则,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目标在30多年之后,就可能只是“建成”中国城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可能只是“建成”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或中国少数发达地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可能只是“建成”少数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在客观上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目标出现“打折”现象,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共享”或“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显然,通过“城乡发展一体化”、“城镇化”等具体形式,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从社会体制机制到生产方式的城乡一体化,让目前中国（按户籍）约8亿农民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脱“农”入“市”,让他们与中国其他公民（市民）共享现代文明的果实,这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经之道,而且是在社会横向发展层面整体兑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承诺而最终破解目前存在的社会急遽分化现象之直接要求,符合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向.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之一”.若不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城乡一体化,那么,以各种“发展”蓝图形式呈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硬道理”对于那些不能与城市市民一同享有改革开放成果的传统乡村农民来说,等于“无道理”.

三、我国城乡一体化历史性成就

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来看,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实践隶属于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或乡村城市化这一世界现代史进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的政治较量中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小胜大,就在于它顺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主要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要求,通过土地改革形式把蕴藏在当时中国人口主体——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出来,通过政治革命形式推翻了那些阻碍中国人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取得成功的经济根源.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所搞的那套建制在形式上酷似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但实质上是在维护那个将“资产阶级、劳动阶级都在他们压迫之下”^②的中国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来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终溃败不能仅仅归结为军事（战略）上的失败,归根到底在于他们没有适应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国]民党的罪恶,还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反而正是它投降帝国主义,镇压农民的土地斗争和军阀官僚之横行……阻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③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方向的改造,使新中国在经济、社会等领域取得了开门红,尽管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着急于求成的现象.应该说,这同样体现了世界近现代以来资本积累与发展所要求的社会化、规模化趋势.然而,应当看到,那场社会主义革命的当务之急是使代表工农利益的人民民主专政获得确立与巩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因而不能不带上政治色彩或附上了直接的政治需要,当年农村大规模的集体经济形式包括人民公社把原先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于集体经营,一个根本原因是使之适应中国重工业建设积累基金的需要,而重工业的发展又主要是服从国家的国防（军事）事业需要,因为“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①.与之相适应,中国经济重心从乡村向城市转移, 我国农村生产要素直接由政府配置,组织生产合作社对土地和人口的流动予以限制.如1958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曾经规定,公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得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迁出手续,在办理手续时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迁证明^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的说明》进一步将那些不经公安机关批准的“由农村迁往城市”的行为归为“盲目外流”而予以“制止”^③.1964年8月公布的《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进一步规定:“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对“从城市、集镇迁往农村的”、“从城市迁往集镇的”、“从大城市迁往小城市的”则“一律不要限制”.^④这些“规定”有效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 但其构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赖以确立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制度,由此固化了我国历史上原本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现象.

①韩长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吉林调研时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 2015年8月13日.

②《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页.

③《陈独秀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8-469页.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侧重在体制机制层面推动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现象的根本性改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决定在我国农村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我国农村地区的劳动生产力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的释放与自由.六年之后,中共中央鼓励全国各地农民和集体的资金有组织地自由流动,不受地区限制,让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国家制度层面为我国直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开辟了通道.中共十五大以来着眼于提升农村区域生产方式的水平,推出了“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的思路,推出了“建设小城镇”方针,通过发展小城镇、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以更大的规模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

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在社会体制层面加大了城乡一体化改革步骤.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推出了推进我国城镇化的新举措,包括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允许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在就业地或居住地按当地规定登记户籍并依法同享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与义务.2003年底,中国政府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身份明确改为“产业工人”,把它列入“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在政治上肯定了作为“工人阶级”范畴的“农民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拥有主人地位.2005年10月,中共中央推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把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之中.接着,我国《农业税条例》在同年年底被废止,延续2 600多年的农业税历史在我国终结.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加大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力度,第一次提出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把它提升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这一原则高度.中共十七大着眼于构建城乡一体化“长效机制”,提出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尽快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并确定了我国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目标.在这一系列社会经济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共十六大以来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功绩是,以社会体制机制改革为杠杆大力推进了我国城乡一体化改革,使我国传统农业、传统乡村和传统农民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值得载入中国现代史史册.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8年第2期.

③罗瑞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的说明》,《江西政报》1958年第2期.

④《江西省人民委员会转发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江西政报》1964年第8期.

我国在中共十八大以来总结以往城乡一体化的实践经验,继续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把进城务工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把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作了系统的筹划,将它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之中,明确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大举措,其中包括城乡人口流动方面的进城落户政策、国家财政方面政策、土地财产政策、社会公共治理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公共医疗政策^①.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力争使中国现有农村7 000多万贫困人口在2020年脱贫.所有这些都侧重在社会体制层面使我国现有农民或农民工不仅名义上“市民化”,而且在生产方式或生活质量上“市民化”,同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幸福与自由.

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下的我国城乡一体化过程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外围到核心的逐步展开过程.它在改革开放时期主要呈现为“自上而下”形式,越来越直接向社会主义本质聚焦,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属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贡献.尽管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实践过程远未完成,但是对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信心与意志已经坚定不移,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实践理念也成竹在胸,正在有序而大踏步地创造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性条件.

四、我国城乡一体化的价值目标

我国城乡一体化成就在世界文明史中并非先例,对于中国这个后发国家而言属于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革命.如果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政治革命属于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革命”范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环节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奔向富强、民主、文明目标而属于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范畴,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实践是对这个“第二次革命”的强劲推进,因其着力于中国社会中的贫困群体或薄弱地域内实现意义深远的社会革命与文明变革而可以视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三次革命”.换言之,中国城乡一体化实践过程实际上正在有力地生成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对象化”.

具体而言,我国城乡一体化在体制机制层面的直接目标就是,我国的整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具体体制、法律、规定在城市和乡村都同等地获得实施,既不能有什么“国中之国”,更不能有什么“城中村”,作为中国的公民无论在城市区域还是在乡村地区都享有同等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我国的具体体制、法律、规定及其所内含的公民权利与义务应不分城乡而有序地得到“一元化”实施,通过这种“规则公平”在体制机制层面消除城乡分立或城乡二元现象,所有中国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不分城乡而同等程度地享有市民待遇,“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①.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执政党正是要通过这种城乡一体化体制来逐步改变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事实,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目标在社会横向发展层面的兑现过程,属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目标的一个硬任务与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阐明的共产主义社会题中应有之义,用恩格斯的话说即消除“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②.所以,在我国正在进行的城乡一体化所要达到的这种境界属于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范畴,而现有关于“三农”或“城镇化”的具体政策或措施仅仅属于从根本上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一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策略范畴.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第20、35、37页.

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过程的最终目标在生产方式上就是,要在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使我国现有的乡村地区产业方式、劳动生产率达到现代商品化、市场化水准,缩小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生产效益或产值水平上的差距,让城市区域的先进生产力、产业方式向乡村地区延伸、渗透——“技术下乡”,最终使城乡融为一体.这样,我国生产力、产业方式发展的前景将是在文化特色、产品特色方面有差异而无城乡区域之分.这一前景的实现将构成衡量我国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整体富裕程度或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程度的“显示器”.就此而言,我国正在实施的侧重于社会经济领域的城乡一体化是,为最终消除我国农村区域或薄弱地域残存的贫困现象、整体实现我国人民的平等要求而扫清体制障碍,也是最终消除我国社会残存的“贫困化”现象、社会腐蚀现象的“兜底”行动.不过,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人返祖到那种“抽肥补瘦”时代或“去文明”时代.相反,为了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最终目标,还有必要继续充分发挥我国现有城市区域先进生产力、产业方式的优势,充分发挥现有城市区域的资本优势、市场优势,以此作为优先在体制上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物质基础或“硬实力”.列宁在1921年3月谈到无产阶级怎样对待小业主的问题时就这样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③.换言之,“农业革命应当是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和制造业不断成长所引发的结果,而不应是后者的起因”^④,“一个社会越是富裕,这个社会里的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就越多；相反,一个社会越是贫困,其成员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也就越有限”^⑤.

城乡一体化过程必然伴随着“资本下乡”,即引发农村区域的社会分化现象.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分化或社会财富拥有量上的差异现象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反应,本不可怕.可怕的是“两极分化”这一极端现象必须予以防范.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的驾驭下,资本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这种负效应会得到抑制,使之处于合理区间,即让这种社会分化现象处于一定的幅度内,而不至于发生那种极端现象.

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将在社会身份、文化形式上消除传统“农民”这一社会角色,使所有中国公民同为市民、同为同工同酬的劳动者,没有社会身份上的歧视现象,在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上不存在政治鸿沟,在现代文化教育权利上没有地区差异现象,从而最终铲除困难群体特别是传统乡村区域的居民在政治上、精神文化上的“穷根”.不过,他们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存在着职业区别、专业技术高下、产业形式不同,存在着财富拥有量的差别、文化层次的分别、文化风格的不同.这种城乡一体化过程给中国社会不仅带来经济层面的内容变化,还带来政治层面的内容变化和文化层面的内容即人的素养变化.

①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页.

③《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④[英]R.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的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毛立坤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⑤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在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既不要以“工业文明”去贬抑“农耕文明”,也不要以后者去责备前者,它们在人类文明的具体方式上存在着互补互鉴的关系.一名美国医生曾经这样说过,“我几乎羡慕中国,因为它仍然处于汽车出现前的走路、骑自行车和呼吸新鲜空气的阶段”^①.所以,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不要抹灭农耕文明对自然界作保护性开发这一文明长处,在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②由于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 000余年文明史、56个民族,实现这么一个意味着我国现代史“第三次革命”的人间巨变绝不是一个简单或短暂的社会过程,更不会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上确保什么“万无一失”或“十全十美”,必将会遭遇多种意料不到的困难、挑战甚至难以预料的负效应.因而,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态度坚信这场城乡一体化过程必胜.

由于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人们既往实践能力的结果,而这种能力本身又决定于人们既有的生产力或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我国城乡一体化“善举”要防范急于求成心理或简单行政化现象,在“自上而下”形式的“有为”中给现有农民留置顺其自然的“无为”空间,“应当保证他们有经营的自由”^③.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资本推动科学发展等历史作用的问题上持辩证的态度”^④那样,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对待这场城乡一体化过程.

当代中国人不能因为中国这种社会生产力积累的历史性即“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而不去勇敢迈过这个历史“坎”,听凭那种“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现象存在.“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中国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主要原因,它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拖累不亚于印度种姓制度对印度现代化的掣肘”^⑤.不难想象,中国若不抓住国家今天资本充裕、国民扬起理性的头颅、整个国家持续的和平崛起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来实现我国的城乡一体化,根本改变那种城乡二元结构现象,就难以在中国社会横向发展层面整体兑现“共享”、“共富”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或“全面小康”目标.可以这么设想,如果19世纪60年代初以阿伯拉罕•林肯为总统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没有在南北战争中把联邦军队变成让南方奴隶获得自由平等的“解放军”,没有把保卫美国联邦与废除美国南部奴隶制融为一体,毅然决然地摧毁南方种植园主的奴隶制,便可能让美国拖累于“木桶效应”而不可能实现其后来在国际上的整体强国地位.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就是有眼光,尽管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但他当年钦佩这个代表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林肯总统,称赞其为“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⑥,并认为那场南北战争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断定它以“胜利而结束”^①.就整个世界城乡一体化实践过程的艰巨性、复杂性而言,我国城乡一体化过程需要这种林肯精神.

从社会横向发展层面来看,我国当前紧锣密鼓地实施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脱贫攻坚战”,正体现了一种“林肯精神”.这就是让中国社会依然残存的传统农村、传统农民同现代城市“一体化”发展,同质地享受社会主义本质所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

①[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 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0页.

②③《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358、198页.

④张定鑫:《资本对科学的驱动作用——重思马克思科技哲学思想》,《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⑤柴野:《全会为中国未来规划宏伟蓝图——访德国波恩大学教授辜学武》,《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5日.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109页.

五、结 论

首先,我国城乡一体化过程的最终格局体现在:不再是重新建立一个与现代城市有鸿沟、有体制隔层的新“农村”形式,而是在社会体制上、文化上使现有的传统乡村城市化；不再是让现有乡村与现代都市二元并立,而是让现代都市覆盖现有乡村,使之融入现代都市范畴；不再是让传统农业驻足于手工“精益生产方式”,而是融入现代生产方式,从而使中国的农业发生专业效应、市场效应而在经济全球化舞台扮演重要角色；不再是驻足于维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利益或小农生产方式下的“农民”角色,而是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升华为现代生产力即现代产业劳动者或现代农业生产者——从经济上铲除中国社会急遽分化与残存的“贫困化”现象赖以生存的旧生产方式.一句话,应该超越传统“三农”的“框子”而确立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一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治本之道.

其次,我国城乡一体化过程要充分借鉴国外“乡村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遵循乡村城市化这一世界历史发展大道,坚信现代文明发展的科学性或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法则.不要因为历史上这方面的挫折而驻足于小生产（小农经济）文化视野,不自觉地充当旧生产方式守护神；不要像以往笼统地在资本（现代文明）与“两极分化”、“生态危机”之间画等号那样,在当下的城乡一体化与“资本下乡”（即“两极分化”）、“生态危机”之间画等号.同时要充分照顾到中国两千多年农耕文明、小农经济所积淀的传统因素,紧紧结合中国各地区多样的地理环境、多民族、多文化、多产业样式的特点,汲取历史上操之过急等教训,让拥有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在现代化浪潮中自主、自愿地对他们自己的产业方式予以改善、更新,作出自己的选择,在自己的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把现代文明与绿色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