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有了巨大进步，人均收入水平目前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同时也形成了差距明显的经济结构，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区域经济之间。过大的结构性差距影响了生产要素效率的提升，为此，在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指出要加强结构性调整，并重点对推进结构性改革进行了部署。中央提出“十三五”时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经济要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就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方效率和生产能力。应该说，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来自结构方面，与需求总量问题相比，结构性问题尤其突出。结构性问题若不能有效解决，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会很高。张立群（2015）也指出需求侧政府的刺激政策，虽然对于短期抑制经济下滑可以产生较好效果，但如果长期过度使用，则会带来不良后果，诸如产能过剩加重、生产要素错配、投资回报递减、企业活力下降等，最终给经济结构带来破坏性后果。^①

①2016年中国经济展望：多重困难挑战下如何“突围”，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2/15/c_1117469687.htm，2015年12月15日。

众所周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是效率驱动阶段。都阳等（2014）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后期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从推动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看，两个阶段有明显差异，低收入阶段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积累实现，而中等收入阶段则必须依赖经济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此看来，“十三五”时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历史性任务紧密相连，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生产效率。理论界基于供求平衡、供给能力提升、过剩产能化解等经济的现实需求论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和推进方法（胡鞍钢等，2016；沈坤荣，2016）。但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现阶段我国实现生产效率提升的唯一出路的深层次原因，目前理论界仍缺乏深入研究。

基于此，本文通过引入收入势能概念并构建模型，认为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过大，过大的收入差距形成了收入势能，导致劳动者动机和行为不一致，致使政府的宏观政策无法有效激励，劳动者积极性降低，损害了劳动生产率。因此要降低收入势能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需要借助结构优化和调整，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重新组成新的生产群体，从而在新生产群体范围内提高劳动者动机和行为的一致性，从而改进劳动生产率，最终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因此，本文通过构建收入增长势能模型来解释收入差距过大如何造成了效率损失，并按照最小收入势能原理解释世界经济范围内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论述劳动力合理流动，通过组建新的生产团队推动结构调整和优化，激励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提升。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中等收入陷阱背景相关文献进行简述，并把势能概念引入收入增长范畴，构建收入增长势能模型。第三部分在收入势能模型的基础上，借助数据对我国收入势能情况进行计算与说明，并利用最小收入势能原理对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原因进行解释。第四部分基于收入势能理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次原因进行解析，在此基础上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寻找突破口。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文献简述与模型构建 (一) 中等收入陷阱文献简述

在很多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文献中，多数学者的研究把部分中等收入国家较长时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例如，到2011年为止，部分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为37年，其中乌拉圭、智利、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分别为38年、40年、36年、37年和32年，阿根廷更是长达49年。在为什么这些国家会长时期陷于这一陷阱问题的回答中，答案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阻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贺大兴和姚洋，2014；郑秉文，2011；楼继伟，2010；Vandenberg和Zhuang，2011）。第二，城市化进程缓慢会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刘伟，2011；楼继伟，2010；Felipe等，2012；Jankowska等，2012；田雪原，2006）。第三，人口结构变化限制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楼继伟，2010；蔡昉，2010、2012；Vandenberg和Zhuang，2011）。第四，经济结构不合理让一个国家锁定在“中等收入陷阱”（刘伟，2011；Jankowska等，2012；马晓河，2010；Ohno，2009）。

实际上，上述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确实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所存在的一些很显性的表象，但这些文献并没有在形成机制上最终解释收入差距等因素为什么会导致这些国家长时间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张德荣（2013）在论述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机理时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激励，他认为现代社会分工日益深化，一个市场经济有效率的基础是政府善治，政府制度转型是现代市场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关键，因此，从交易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来看，一国是否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的决定因素很可能就是政府治理水平。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镇化进程偏慢、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问题也较为严重，如果不去讨论这些因素是如何导致陷阱的深层次形成机制的，仅仅从这些表象来看，我国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将会很大。实质上，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拉大、产业差距拉大等结构性问题。伴随着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出现，原来行为和动机等具有同一性的群体，会因为收入等差距拉大而变得不同，群体协调性降低，这些变化会影响个体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最终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实质上，经济中各种差距的拉大都首先集中表现为收入差距的变化，而收入层次高低变化会带来人们心理预期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最终因为收入差距变大形成了收入势差和收入势能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因此，本文从收入势能角度探讨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收入增长长期停滞的原因，我们认为收入势能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要破解收入势能的制约作用，关键在于劳动力要素流动，而结构性改革所推动的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实现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途径和有效途径。

(二) 收入势能模型

有关势能的概念，在物理学力学理论中，势能（potential energy）是指物体之间由于具有做功的形势而具有的能，作为储存于一个系统内的能量可以转化或者释放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势能的本质是由于不同物体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而具有的、由各个物体之间相对位置决定的能量，也可以称作位能。势能是存在于相互作用的不同物体之间共同的能量，而不是存在于单独某个物体内的。

有关势能的经济学文献很少，除了余泳泽和武鹏（2010）提出“技术势能”假说，刘小梅和刘裕（2004）分析经济发展中的城乡势能等少数文献涉及势能概念之外，还有部分文献是从地区之间或交通方面提出势能问题（张文标，2011），在经济学相关领域把势能理论引入经济学研究范畴的文献极少。本文基于力学理论中的势能概念和最小势能原理，把势能理论应用到个人收入增长中，利用收入势能来解释收入变化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进而分析收入差距导致的收入势能对于生产效率和收入增长的影响。

最小势能原理是指当某个体系的势能最小时，系统会处于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假设对于一个指定的研究区域，总有可以达到的期望状态。可以想象，当发生随机干扰时，对应于一个势能参量的某种状态发生改变时，势能参量也会发生变化，但最终还是要回到期望状态。假定将对应于期望状态的势能参量定义为零，则最小势能原理得到满足。这一最小势能原理在收入增长势能中同样存在。

收入势能大小与工作积极性之间存在相关性。本文视个体的收入为一个刚体，对单个个体而言，其收入增长按照物理学力学理论中能量理论，具有动能和势能。根据力学理论可知，如果个人收入增长的速度较快，那么个体具有的动能较大，同时个人收入偏离正常期望运行水平的概率会增大。对于任意两个个体而言，如果起初的收入差距越小，则个体行为方式和工作积极性等相对较为接近，可以看作两人之间的吸引势能越大。如果期望的运行状态下每个人收入增长所对应的势能为期望参考值0，在增长加速度干扰的基本原理基础上，可以得出，当收入增长流的势能之和接近于0时，收入增长越稳定，个体行为方式和工作积极性的边际差异越小，群体工作协调性系数越高。

个人收入在某基期收入水平以上如果没有外力的向上作用，个人收入水平会回落到原始水平，假设导致个体收入自由下落的原因是个体收入刚体的收入量m，第i个个体收入与最邻近的另一个个体收入的差距为d_i，第i个个体收入的增速为v_i，个体收入之间的弹性势能的弹性系数为e，引力常数为G，产生引力场个体收入刚体的收入总量为M，则有：

个体收入增长流中收入个体具有的动能为：

$ E_p^i = \frac{1}{2}m{v_i}^2 $

(1)

个体收入与个体收入增长流中距离最近的收入个体之间所具有的弹性势能为：

$ E_c^i = \frac{1}{2}e{d_i}^2 $

(2)

个体收入与个体收入增长流中相邻收入个体之间所具有的引力势能为：

$ E_r^i = GMm/{d_i}^2 $

(3)

任意一个个体收入的势能大小应该等于式（1）至式（3）三个部分之和。由于一定条件下动能和势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且个体收入增长速度对个体收入变化影响较大，这里假设运动势能全部由个体收入变化的动能转化而来。假定个体收入增长流为单向单一线路，而距离最近的相邻个体收入状态对个体收入增长变化的影响是主要的，假定以收入向上方向为正，则在个体收入变化流中，任意一个个体收入的势能和应该为：

$ {E_i} = \frac{1}{2}m{v_i}^2-\frac{1}{2}e{d_i}^2 + GMm/{d_i}^2 $

(4)

在这个收入增长势能和公式中，式（1）所表示的运动势能大小主要受基期原始财富和收入增长速度的影响，式（2）所表示的弹性势能主要受个体之间收入差距和弹性系数的影响，式（3）所表示的引力势能主要受两个个体收入总量趋同趋势的影响。由式（4）表示的势能和公式直观地可以看出，收入增长势能随着收入增长速度、个体收入总量及它们之间的趋同趋势变化而变化。

本文假定个体收入微观增长势能，就是引起个体收入增长变动流中个体收入间所具有的、由于个体收入间距和增长速度使个体感受到的、收入变动影响的群体工作协调性系数，其表达式借用势能和表达式，于是，一般地，个体收入微观增长势能表示为：

$ {E_i} = \alpha {v_i}^2 + \beta {d_i}^2 + \gamma \frac{1}{{{d_i}^2}} $

(5)

其中，α、β、γ为系数；d_i为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对于个体收入增长流来说，一般地，当不存在随机干扰情况时，收入增长流假定是相对稳定的一个自由变动流，标准个体收入微观增长势能可以定义为收入变动过程中收入增长的平均增长速度和平均收入之间差距对应的收入增长势能，即：

$ \bar E = \alpha {V_E}^2 + \beta \;{\bar d^2} + \gamma \frac{1}{{{{\bar d}^2}}} $

(6)

其中，V_E为期望个体收入增长速度；d为个体收入之间平均差距。如果定义每个个体收入的相对势能为$ E^\prime_i={E_i} -\overline E$，则通常情况下的个体收入增长流相对收入增长势能和应满足：

$ E = \sum\limits_i {{E_i}^\prime } = \sum\limits_i^n {{E_i}}-n\bar E $

(7)

对于某个时间段内个体收入增长稳定变动流来说，根据统计学基本原理有$\overline V=\dfrac{1}{n}\sum\limits_{i=1}^n {{V_i}} $，代入$ \overline E$的表达式中，可以得到个体收入增长流相对收入变动势能和，即：

$ E = \sum\limits_{i = 1}^n {\left[{\alpha \left( {{V_i}^2-{V_E}^2} \right) + \beta \left( {{d_i}^2-{{\bar d}^2}} \right) + \gamma \left( {\frac{1}{{{d_i}^2}}-\frac{1}{{{{\bar d}^2}}}} \right)} \right]} $

(8)

理想情况下，个体收入增长速度和个体收入之间差距分布如果均衡，个体收入增长流的相对收入增长势能和则为0。一般地说，收入增长流的理想情况应该是个体收入符合泊松分布、收入增长速度期望值为拟定增长速度的稳定收入增长流。因此，按照最小收入势能原理，个体收入增长势能E越大，其重回期望参量0的过程就越长，收入增长重新回到原有的增长状态所对应的增长速度和效率水平需要的时间也越长。决定参数α、β、γ值大小的各因素，同时也决定了个体收入增长的微观势能大小，收入增长速度、收入之间差距分布、个体数量多少等都成为影响势能大小的因素。假定参数α、β、γ值给定，其他条件不变时收入增长速度越快，收入增长势能的期望值E会越大；高收入群体成员数量越多，收入增速越快，同时低收入群体成员数量越多，收入增速越慢，则收入增长势能的期望值E越大；如果把收入阶层分成不同层次，各个层次群体收入分布密度、更低收入群体进入更高收入群体的概率、分阶层劳动者数量大小等因素会影响收入势能的大小。

三、最小收入势能原理对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原因的解释 (一) 中国中等收入阶段的收入增长势能计算与潜在风险

为了直观地看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收入增长势能的变化，以下选取2005年与2015年相关数据根据式（1）至式（4）进行计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人均GDP为52 000元，GDP增长速度为6.9%，GDP总量为67.67万亿元。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2。根据上述数据，按照上述式（1）到式（4）及其各变量的含义，假定某个个体收入量m等于52 000，个体收入之间的差距d_i等于基尼系数0.462，个体收入的增速v_i为6.9%，以潜在人均收入替代产生引力场个体收入刚体的收入总量M，因为相对于潜在产出，某些条件不变时实际产出本身具有接近于潜在产出的自然趋势，有经济学家预测2005-2015年间潜在增长率为8%-10%，这里以潜在增长率为8%计算，可近似估算得到M等于52 535，于是，可以计算收入增长势能为E_i=123.786-0.106 7e+12 798 770 000G，其中e为弹性系数，G为引力常数。如果参照物理学中G值^①，可得E_i=124.65-0.106 7e。综合收入增长变动的情况可以认为弹性系数e取值处在（0，1）区间内，于是2015年个体收入增长势能约为124。

①物理学界通常取值G=6.672 59×10^-11 N•m²/kg²。

为了比较不同年份的势能大小，从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选取2005年相应数据计算。2005年GDP总量18.59万亿元，人均GDP为14 259元，GDP增长速度为10.9%，基尼系数为0.485，按照上述相同方法近似得到M等于13 886元，根据式（1）到式（4），计算可得E_i=84.705 6-0.117 6e+841 749 278G，同上取G值与e值，可得2005年E_i=84.762 5-0.117 6e，于是2005年个体收入增长势能约为84.6。以上计算结果大体可以反映收入增长势能的变化情况。由此可见，经过10年快速增长，2015年GDP总量和人均GDP相对于2005年均增长了3.6倍，收入增长势能也增长了39个单位。计算结果表明，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伴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收入势能有加大趋势。收入势能越大，劳动者积极性越低，劳动生产率增长会受到严重影响，一定程度上会加大我国陷入增长陷阱的风险。为此，借助最小收入势能原理探讨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有助于认清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二) 中等收入陷阱缘于收入势能重回最小期望参量的过程太长

随着收入增长，收入差距拉大后形成的收入势能重新回到最小期望参量过程的长短，决定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大小。

首先，最小收入势能原理表明，对应于一个收入势能参量的某种状态发生改变时，收入势能参量也会发生变化而偏离期望参量，但最终还是要回到期望状态，这个收入势能重回期望参量过程的长短，决定了经济体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上述收入增长势能理论，最小收入势能原理是指，如果把收入增长看作一个刚体运动，这个收入增长的运动过程同样遵守能量守恒定律，即动能和势能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当收入从低水平高速增长到中等收入或高收入水平，收入增长的动能会逐渐转变成收入势能，如果收入势能大于期望势能参量，即大于0，违背最小势能原理，收入势能会转化为降低收入增长的负动能，会绝对地减小增长速度。因此，当收入增长到某个水平或阶段后，应该通过某种方式在这个平台上做出合理的调整，使收入势能尽可能等于期望参量0。在收入势能达到这个期望参量后，个体行为方式和工作积极性的边际差异再次变小，群体工作协调性系数变得更高，个体生产效率提高，收入增长会重新回到一个快速增长的通道。因此，在收入增长由低水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收入势能重回期望参量（0）的过程长短决定了经济体在这个阶段停留的时间长短。

其次，部分拉美国家的典型事实证明了最小收入势能原理在起作用。随着收入增长过程中部分因素的变化，对收入增长势能形成随机扰动，使得收入增长势能偏离最小收入势能，特别是低收入国家随着经济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收入增长拉大的收入差距形成了较大的收入势能，违背了最小收入势能原理。众所周知，部分拉美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且这些国家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增长过程始终伴随着收入差距拉大，国家各项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有效缩小收入势能，社会经常处于各群体矛盾和冲突不断的状态，长时间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而且“高福利病”导致社会流动性无法提高。从世界各国基尼系数调查中也可看出，基尼系数较高的国家一般都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基尼系数较低的国家一般都是处于高收入阶段的发达国家，除了个别资源型国家之外，一般基尼系数不超过0.4，中等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较高，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是拉美国家，巴西等国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收入势能始终无法缩小，也就更不可能达到最小势能理论所指的期望参量（0）的水平，人们的行为方式非常散乱，无法得到一致性的激励，造成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不高，以致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长期偏低，从而长时间陷于某个收入增长水平上，因为增长速度过低而无法跨越到更高的收入增长阶段，从而表现为收入增长陷阱。

再次，收入势能过大会导致收入增长失去激励功能，损害劳动生产积极性，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按照收入增长势能模型分析，从理论上看，收入增长应该是一个整体向上的过程，收入报酬的增长可以激励劳动者个体积极性，激发他们充分发挥劳动潜能。如果收入增长过程中出现明显分化，个体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低收入劳动者丧失生产积极性，而高收入劳动者也会满足于已有的收入，形成“福利病”。收入增长就像一个漫长的爬坡运动过程。个体收入在由低水平增长到更高的收入水平后，“福利病”使得人们满足于已有的高福利，人们变得相对懒惰，劳动积极性不高。一旦收入差距过大，低收入群体难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他们普遍教育水平偏低，导致就业选择机会和就业层次降低，造成社会劳动和时间资源的浪费，阻碍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个体收入差距拉大也会使个体收入增长流的势能偏离最小势能，个体行为出现偏差，群体行为协调性降低，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

最后，我国劳动者的特质和政策激励优势的有效发挥，可以克服最小收入势能原理的作用，从而最大可能地避免陷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实质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质，面对收入增长变化，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具有某些方面的特有优势，通过国家的政策激励，较容易形成一致性。例如，东亚国家或地区劳动力普遍勤劳努力，劳动努力供给程度高；而拉美国家劳动力比较懒惰懈怠，劳动努力供给程度较低。作为东亚国家，我国劳动者具有勤劳传统，劳动者生产积极性高。我国可以充分利用数量众多的人口优势，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和技能技术培训力度，通过经济结构的合理优化和调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劳动者可以在效率不同的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充分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挖掘劳动者的生产潜能，因此尽可能快速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有效避免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实际上，当前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呈下降的趋势，我国仍然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为了应对这一风险，以下部分对我国为什么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展开分析，并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寻找突破口。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原因与突破口选择 (一) 收入差距过大阻碍劳动生产率增长

首先，数据表明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按照收入增长势能理论模型的分析，本文认为经济快速增长拉大了收入差距，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势差过大形成的收入势能影响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从而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借助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差距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等经验数据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选择GDP增长率、基尼系数、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等变量数据，其中，收入差距用基尼系数表示，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03年至2015年各年度的中国基尼系数，参照基尼系数这一计算方法，本文计算了1981年以来的基尼系数。同时用GDP增长率反映经济增长速度，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全员劳动生产率用GDP除以全部从业人员得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历年统计年鉴。样本数据为中国1981-2014年间的数据。

图 1为中国1981-2014年历年基尼系数数值。从图 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2001年以来基尼系数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区间，近年有下降趋势，但下降并不明显。这说明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

图 2为中国1981-2014年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数据。图 2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有下降趋势。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收入差距变大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经过序列的平稳性检验，使用一阶差分后的三个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基尼系数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即基尼系数所代表的收入差距是劳动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原因。

其次，结构性变动是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有效措施。实际上，很多证据都表明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是收入差距变大，而过大收入差距会阻碍劳动生产率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又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当收入增长到中等收入水平时，经济增速放缓导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大的原因就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要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所提出的收入势能理论无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正是因为经济快速增长，拉大了收入差距，形成了收入势能，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因此一切促使劳动力流动，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措施都可以降低收入势能的影响，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其中结构调整和优化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二)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原因解析

首先，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结构性变动，重组生产群体，重新塑造最小收入势能所对应的群体行为状态。很多研究也把不平等的扩大看作是增长减速的可能诱因之一，因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会造成对平等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为此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来缩小不平等。在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引发危机，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Benabou，2005）。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收入差距拉大形成的收入势能会降低群体行为协调性的论断，如果收入不平等程度过高而引发了社会危机，这就意味着群体行为出现了绝对分化，因此必须在群体大分化之前减小收入差距，重新塑造最小收入势能所对应的群体行为状态。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差距过大会阻碍效率提升，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也形成了差距明显的经济结构。这些过大差距影响了生产要素效率的提升，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认为，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通过阻碍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转化影响了整体经济的产出效率。特别是对于具有激励功能的劳动要素来说，个体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对劳动者形成一致性激励，劳动者积极性会受到损害。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结果是严重损害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劳动者积极性不高，劳动努力程度供给不足，会导致劳动效率过低，因此这种收入的增长是暂时的，人为地提高工资而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个体收入增长，最终会因为给劳动者支付过多的报酬而形成社会或政府沉重的负担，例如拉美民粹主义的劳工立法虽然保障了劳动者的收入权益，可是社会经济并没有实现劳动生产率实质性的增长。因此，必须以供给侧生产效率提升为最终目的，通过生产群体重组、劳动力流动、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劳动者动机和行为的一致性，从而提高劳动者生产积极性。

其次，在存在过大收入差距的条件下，可以通过有效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来降低收入势能，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在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方面，特殊的情况是美国的基尼系数很高，而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很低，为此，有学者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收入差距本身，重要的是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劳动努力来弥补，而劳动努力需要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来保证。对于一个基尼系数很低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的社会与基尼系数很高但社会流动性很高的社会而言，哪一种社会更有活力呢？显然是第二种社会。^①

①参见蔡洪斌：《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流动》，载于《比较》2011年第2期第7页。

中国基尼系数低于拉美的部分中等收入国家，高于很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且呈逐渐攀升的趋势，在近十几年处于一个较高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公认，但收入差距始终是当前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并且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区域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存在扩大趋势。按照收入势能模型，这显然有违最小收入势能理论，不利于群体行为的一致性。因此，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需要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断进行结构调整，让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从而可以组成合适的生产群体，调动劳动者群体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积极性，依靠我国人口数量多、劳动者具有勤劳传统的实际优势，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努力程度，使劳动生产率达到最优生产能力边界。

总之，基于收入势能模型，本文认为我国结构性问题的症结在于各种经济差距过大，形成了收入势能并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收入快速增长加大了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势差，不断变大的收入势能偏离原有的收入势能期望参量，导致劳动者个体乃至群体动机和行为不一致，使国家的制度或宏观政策由于不能有效激励而无法实现效率提升。所以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破解已经形成的收入势能，通过结构性变动和优化，带动各种要素流动，通过重组新的生产群体实现劳动者团队内行为和动机的一致性，不断降低收入势差，激发劳动者积极性，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最终提高供给侧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

(三)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选择

首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提高劳动力流动性。按照势能理论，物体间相对位置差距越大，势能也会越大，而一旦这种势能转化为运动的动能，势能会绝对地减小。这一规律同样存在于收入增长势能。对于存在严重收入差距的城乡、产业、区域和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各部门、各主体来说，收入差距变大会加大收入势能，导致劳动者动机和行为的一致性降低，从而影响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而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是影响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收入势能越大，劳动者积极性越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就越慢。理论研究也表明劳动力流动性越高，劳动生产率也越高。因此，基于收入势能理论，提高劳动力流动性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选择的突破口。通过提高劳动力流动性，降低收入势能，提高劳动者积极性，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

当前资源和要素的结构性错配问题严重，有必要通过结构性变动带来劳动力更高的流动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劳动力流动、劳动生产率提升一定程度上具有逻辑一致性。实质上，劳动力从低效率向高效率部门的充分合理流动，会使得低效率、无效率且存在过剩产能的部门或产业减少生产甚至停止生产，高效率部门因为劳动力等要素流入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获得整体效率的提升，由此可以逐渐化解过剩产能，甚至可以达到去库存、降成本、去杠杆、补短板的作用。

其次，提高劳动力和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拥有量可以提高劳动力流动性。人力资本一方面是收入高低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同时也是提高劳动力流动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了达到提高劳动力流动性的目的，有必要增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一般地，在没有其他约束的条件下，劳动力所拥有的人力资本量越多，其本身就越容易流动。因此，应该加大劳动者受教育和培训的力度。此外，特别重要的是提高企业家人力资本拥有量，企业家人力资本拥有量越多，企业家重新组织生产群体的作用就更容易充分发挥，从而带动劳动力流动并降低收入势能。当然，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都会对提高劳动力流动性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为了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劳动力流动性的促进作用，有必要进一步放开户籍管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五、主要结论

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形成了差距明显的经济结构，随着收入增长，不断变大的收入差距因为形成收入势能而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我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此要打破收入势能对效率增长的阻碍作用，需要通过结构优化和调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目的。

首先，本文构建收入增长势能模型，并利用最小收入势能原理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收入势能重回期望参量（0）的过程太长。构建的收入增长势能模型论述了收入增长势能和的大小受收入增长速度、个体收入差距、基期财富大小等因素影响。而按照最小收入势能原理，当收入增长到某个水平或阶段如中等收入阶段后，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在这个平台上做出合理的调整，使收入势能尽可能接近或等于期望参量0。在收入势能达到或接近这个期望参量后，个体行为方式和工作积极性的边际差异再次变小，群体工作协调性系数变得更高，促使劳动要素的单位效率提高，收入增长会重新回到一个快速增长的通道。因此，在收入增长由低水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收入势能重回期望参量（0）的过程长短决定了经济体在这个阶段停留的时间长短，这就构成了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其次，在上述收入势能模型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主要解释了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认为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提高劳动力流动性。根据最小收入势能原理，收入差距拉大会使个体收入增长的势能加大，从而偏离最小势能，导致劳动者动机和行为不一致，使国家的制度或宏观政策由于不能有效激励而无法实现效率增进，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而且像我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必然会存在，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在一个最小势能范围。因此，收入势能因为影响劳动者积极性而对劳动生产效率增长的阻碍作用必然存在，为了破解这种收入势能的阻碍作用，有必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从理论分析过程来看，利用收入势能理论可以非常合乎逻辑地解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由此也为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思路和突破口，即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当前我国提高劳动力流动性最主要的措施在于进行结构变动、调整和优化，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可以自由流动，从而可以重新组成合适的生产群体，最终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要素和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劳动力流动带动各种要素和资源流动，切实解决部分领域生产效率低下的要素和资源“结构性错配”问题，最终提高供给方生产能力，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

最后，本文构建收入势能模型的目的在于，明确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通过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重新组成新的生产群体，降低因为收入增长拉大差距所导致的群体非协调性，从而大大改进劳动生产率。为了提高劳动力流动性，有必要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量和企业家的人力资本量，放松户籍管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同时通过劳动力流动促进社会流动性提升，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基于本文首次提出的收入势能概念及其模型，收入势能作为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制约因素，一定意义上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促进因素即劳动力流动性是相对应的，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从收入之间的差距分布、分阶层劳动者数量多少以及低收入者进入更高收入群体的可能性等影响收入势能大小的因素来分析劳动力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