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空间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①是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现象形态批判的一个新视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科技革命、网络通信技术和便利交通条件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由原先的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集中展示为城市化运动的突飞猛进。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生产也引发了一些政治、文化和生态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用社会批判的视角对城市空间生产的形成机制和运作过程作了阐释，促成了社会批判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因此，“空间生产”绝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经济学的研究专利，而是与政治批判理论、城市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生态伦理学、符号文化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①空间生产有两方面涵义：“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和“空间自身的生产”。其一，“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也多有涉及，包含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等；其二，“空间本身的生产”由列斐伏尔最先提出，是随着城市化才兴起的。列斐伏尔详细论述了“空间中的生产”和“空间的生产”两个范畴的区别，一定意义上，空间生产仍遵循着商品生产的逻辑，只是把空间当作商品来生产。“空间生产”是列斐伏尔关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形成和演化过程的理论。在本文中，笔者用加引号的“空间生产”特指理论意义上的空间生产。

亨利·列斐伏尔^②不仅是城市空间生产理论的发起人，而且是西方空间政治批判理论的开拓者。他研究了空间范畴的演化逻辑，并扬弃了把空间当作场所或容器的僵化观点，提出了空间的社会辩证法，以此建构起“空间生产”理论体系。除了《空间的生产》，他还在《空间与政治》中探讨了无产阶级在空间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城市空间生产是资本运作模式转变的必然逻辑。资本运作模式已经由生产空间中的事物变成生产空间本身，具体的体现就是资本主导的都市化运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影响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等人的空间批判思想。“空间生产”作为一种从批判视角呈现出来的关于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形态，展示了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凭借空间扩张而实现全球霸权的过程。列斐伏尔的理论切入现实的城市空间生产现象，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空间意识和促进空间生产模式的转变。

②列斐伏尔是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学者之一。他在早期出版了三卷本的《日常生活批判》，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被开除出党后，他转向了空间生产考察，并出版《空间的生产》一书，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列斐伏尔沿袭马克思社会空间批判思路，开启了“空间生产”批判思潮。列斐伏尔的主要著作包括《辩证唯物主义》（1938）、《日常生活批判》（1947、1961、1981）、《马克思主义与城市》（1972）、《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和《空间的生产》（1974）等。

列斐伏尔针对传统哲学对空间社会意义的忽视，集中考察了空间生产的社会实践性。他的空间生产考察始终以政治实践为立足点，实现了空间研究范式的政治经济学转向，这一转向对西方空间理论研究有重要影响，推动了当代空间研究呈现多元化并向深度迈进。例如，大卫·哈维在《社会公正与城市》中，从历史辩证法的视角指出，公平、正义等范畴随着社会空间形态演化已经改变了涵义；^①在《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他以巴黎这个城市为个案，探讨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运动的成就和弊端^②。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中，则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视角，考察了资本主义地理空间对阶层结构形成的重要性。除了从理论方面拓展“空间生产”理论，西方学者还将“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带入了后现代语境，竭力促进人们反思空间在晚期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空间中的意义。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发展出新经济地理模型，在《地理和贸易》中，分析了地理区位对贸易的影响，认为需求的区位决定了生产的区位，生产的区位又影响了需求的区位。^③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也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分离，让空间与场所发生“脱域”现象，由此，社会关系被空间位置和空间关系单纯呈现出来，并在对空间形态的不断建构中被重塑。空间被从传统的时间、场所中抽离出来，变成飘忽不定的东西。这种对空间的后现代论述方式是纯理论的，并带有浓厚的个性化色彩。因此，城市空间生产批判尽管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城市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道路依然曲折，完整空间学科的形成也任重道远。

①Harvey 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7.

②[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制度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③[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张兆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它以空间生产批判的角度阐述了当代城市化的问题及对策，揭示了“空间生产”的时代价值和对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启示。“空间生产”在西方一直是城市社会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中心话题。国内地理学家也已经开始对这个话题作深入的理论研究，这不仅包括对空间概念的重新认识和有关理论的深化总结，还包括对重要的作品及其作者的介绍和空间生产案例研究的初步尝试。然而，空间生产理论源于哲学视角，虽然列斐伏尔和其他地理学家通过引用其他视角充实了空间理论，但在应用分析上仍然较难操作。在现实价值上，城市空间生产既推动了经济发展，又在社会生活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城市空间生产需要规范化，需要采用合理的空间生产运作模式。

二、多重视角中的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理论

随着《空间的生产》在20世纪90年代被翻译为英文，并经过哈维、苏贾等人的大力拓展，“空间生产”思想日益为人们所熟知。^①列斐伏尔的研究推动了人们对城市空间的关注，并影响了哈维、苏贾、卡斯特等学者的城市化思想，形成了城市空间生产批判思潮。他们的研究既延伸了城市社会学和建筑规划学的视域，又推动了人文地理学和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这些学者注重从地理学、建筑学、文化学、城市学、社会学等多种视角阐释城市空间生产，促进了这些学科在城市化领域的融合交流。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已经暗含了对“城市空间生产”的不同理解。

①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西方学者对列斐伏尔及其空间批判思想做了专门研究，如哈德的《战争、列斐伏尔及哲学之中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波斯特的《战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的思想》、谢尔兹的《列斐伏尔、爱和斗争：空间辩证法》、埃尔登的《解读列斐伏尔：理论和可能》等。

(一) 运用城市学视角考察“城市空间生产”

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苏贾（Edward ·W·Soja）、马克·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斯图亚特·埃尔登（Stuart Elden）、包亚明、何雪松、车玉玲等。哈维（Harvey，1985、1989）很早就开始了城市化研究^②，他不仅拓展了“空间生产”的内涵，而且探究了城市空间生产背后的资本力量，认为由于资本的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在全球呈现出不平衡发展，加剧了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城市空间生产不仅是资本增殖的必要条件，而且制造了适合资本运作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系统。苏贾提出了“第三空间”范畴，论述了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在城市空间生产中的作用，批判了技术理性对城市规划的破坏性，试图建构后现代的城市批判学^③。他看到大都市在资本运作中的核心作用，指出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后现代性大都市已经成为时代危机转换的主要场景。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Castells，1977、1993）在列斐伏尔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出集体消费范畴，指出城市空间生产让工人的个人消费演化为国家形式的集体消费^④。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戈特迪纳和雷·哈奇森在列斐伏尔“社会空间”范畴的基础上，提出社会空间模型理论，并试图用社会空间模型理论反思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历史进程，从而为城市社会学带来了新的理论范式，其理论有着马克思物质生产历史理论的痕迹^⑤。法国学者安迪·梅里菲尔德（Merrifield，1989）用“空间生产”解读城市化问题，希望凭借城市化模式的转变来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英国学者德雷克·格利高里和迈克·迪尔则利用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辩证法解读后现代城市空间的消费现象，他们认为，“空间生产”具有后现代主义特质，开启了后现代的都市空间整治批判。^⑥英国学者斯图亚特·埃尔登（Elden，2007）对包括“空间生产”理论在内的列斐伏尔思想作了详尽介绍和评析。^⑦包亚明（2003）除了编译了关于“空间生产”的读本，还从都市生活的语境研究了“空间生产”。他考察了都市生活中消费空间和商业品牌的关系：商业品牌促进了消费空间权力的构建，消费空间权力制约着商业品牌的形成。何雪松（2007）注重从城市学演化的角度考察“空间生产”的理论意义。^⑧他从社会批判的空间转向入手，指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批判理论拓展了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有助于人们对当代消费社会和城市经济的反思，促进城市化研究向着多元方向发展。车玉玲（2010）也注重从都市生活的变化解读空间生产的消极影响。他指出，空间生产不仅导致了都市空间的同质化和碎片化，而且引起消费的异化，造成了高度重复的城市空间形态。^⑨

②Harvey 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

③[美]爱德华·苏贾：《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④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77, p.461.

⑤[美]马克·戈特迪纳、雷·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黄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⑥Smith N., Keefe P.Geography, Marx and the Concept of Nature. Antipode, 1989(01). pp.30-39.

⑦Stuart E.,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 New York：Continuum, 2001, p.1.

⑧何雪松：《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

⑨车玉玲：《对空间生产的抵抗》，《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从城市学的视角研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过程，是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等人的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他们既拓展了马克思社会空间批判的视域，又扩大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阐释思路。如何在新世纪推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课题。虽然许多“空间生产”的主要著作已经被翻译过来，为研究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提供了文献支持，但国内学界很少论述其价值意蕴，结合理论形态考察“空间生产”的就更少。而无论从深化空间社会学研究，还是拓展空间政治学视域，亟须从理论形态角度考察“空间生产”，以增进对城市化及其问题的了解。

(二) 运用文化学视角考察“城市空间生产”

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迈克·布朗（Mike Crang）、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莎朗·佐京（Sharon Zukin）、冯雷、陆扬等。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出“时-空边缘”范畴，指出，“时-空边缘”充满不安定因素，涉及军事、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他指出，空间结构和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不断互动的：空间结构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又受空间结构的制约。英国学者迈克·布朗努力把文化学和地理学结合起来，认为城市空间生产中文化起着重要作用，需要用文化消解空间生产的资本化。^①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侧重从文化史的角度审视城市空间生产问题，并注重考察空间、文化、政治权力的辩证关系。^②他关于空间生产与政治权力关系的考察参考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分析方法和批判思路。他提出了“异质空间”范畴，并阐释了异质空间所呈现出的六个特征，指出空间生产的不断推进开创了空间新纪元，让人类处于空间交错并置的年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受到了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推崇，他认为，列斐伏尔是当代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学者之一，其“空间生产”推动了后现代空间文化批判理论的生发。他指出，后现代主义空间既表明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的出现，又体现了“我们目前正经历着一个文化的转变”。^③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有着多元的运行机制，其运行逻辑是技术理性的，是网络信息符号制造的景观，需要用认知测绘美学方法把握后现代城市空间文化，利用艺术美学让城市文化变得灵动。大卫·哈维（Harvey，1985）则考察了空间和文化观念的紧密联系。他指出，空间范畴来自人的生产经验，而后逐步形成具体的空间观念。空间观念的形成过程中，人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都参与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④美国学者莎朗·佐京则考察了后现代境遇下城市空间生产的文化意义。^⑤她指出，后现代文化让城市空间充满符号和景观，用象征意义引导公民崇拜都市生活。都市的象征意义是公民的空间实践赋予的，体现着社会文化在都市变迁中的作用。德国学者海德格尔（Heidegger，1952）则从人的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考察了空间。他阐释了筑居和栖居的差别，并指出一个居所要能让人安居，就必须具有家园之感。^⑥冯雷（2008）注重用现代和后现代的分析方法考察空间思想。他考察了空间批判各个主题之间的关联，并对后现代空间思想作了构建。他指出，空间批判理论关注时间、场所、超空间、地理等，显示了现代性理论、后现代理论对空间批判的渗透，体现了全球化、信息技术化和消费符号化的巨大影响。^①陆扬（2004）较早从事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他指出，当代空间转向已经进入文学空间，体现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对文学领域的广泛渗透，“20世纪末，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领域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②

①[英]迈克•布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6页。

③[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

④Harvey 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

⑤[美]莎朗•佐京：《购买点》，梁文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⑥Heidegger M., Bauen. Wohnen, Denken in: Mensch and Raum. Darmstadt: hrsg. V.0. Bartning, 1952, p.1.

①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陆扬：《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

结合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状况，吉登斯、布朗、福柯等人对晚期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文化的运行逻辑作了探讨，批判了后现代城市空间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国内外学者对“空间生产”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视域，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在不断深入，研究的立场和结论也越来越公正客观。早期的空间研究从城市学开始，随后社会学参与到空间研究，最后各社会科学都进入对“空间生产”的关注，“空间生产”研究方法也日益变得多元化。

(三) 运用地理学视角考察“空间生产”

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段义孚（Yi-Fu Tuan）、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居伊·德波（Guy Debord）、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李春敏、蔡运龙等。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1974）探讨了人的主观情感和城市地理环境的联系，他的城市地理学带有心理学色彩。他认为，爱与怕是人的基本情感，并体现在对地理的依恋和恐惧中。^③法国学者傅蓟塔（Fujital，2004）则考察了经济地理学的演化历程，认为空间生产批判推动了经济地理学的进步，为经济地理学补充了空间视角。^④美国学者尼尔·布伦纳和斯图亚特·埃尔登在为列斐伏尔“国家空间理论”英文版选集所做的序言中，介绍了列斐伏尔的全球化地理空间思想，并指出国家空间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幸存的条件。^⑤美国学者尼尔·史密斯（Smith，2004）考察了空间生产和政治地理失衡的关系。他指出，空间生产打破了资本主义政治的平衡，引起政治矛盾，造成了全球经济地理上的不平衡，导致了自然生态、资本运作、政治权力运行的地理失衡。^⑥法国学者居伊·德波（Debord，2006）作为情境主义国际的鸣锣开道者和鼓手，通过对景观的考察拓展了“空间生产”的研究视野。^⑦他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日益呈现出景观化趋势，这是网络信息技术运用于日常生活才呈现出的现象。德波研究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中的具体景观的生成机制。他指出，虚拟的景观取代了真实的现实，支撑起资本运作过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景观进一步弥散，形成铺天盖地的符号罗网。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源自对城市通信技术及其问题的阐述。^⑧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用“实践空间感”范畴来表示个人观念的呈现方式，并着重考察了媒介的生产。^⑨李春敏（2012）对当代“空间生产”理论的发展趋势作了阐述，力求在当代消费社会情境下构建出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空间批判维度。她指出，当代空间生产展示为微观生活空间、中观城市空间和宏观全球空间三个层面。^①蔡运龙（2002）考察了空间地理学，并把哈维的城市空间文化理论当作地理学现实主义的集大成和终结。^②

③Yi-Fu T.,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

④Fujital M.,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Papers Reg. Sci. 83. DOI: 2004, p.139.

⑤Brenner N, Elden S.,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2.

⑥Smith N, . E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84, pp.7-9.

⑦[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⑧[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⑨[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①李春敏：《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②蔡运龙：《大卫•哈维：地理实证派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

总之，国内外学者从地理学、建筑学、城市学等分析方法考察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并运用该理论做实证分析。城市规划学者和建筑学家利用“空间生产”理论拓展研究方法。地理学者利用“空间生产”理论强化理论视野，扩展批判分析范围。一些学者对新城市社会学和后现代地理学等流派的观点作了介绍和概括。目前国内空间生产的研究只是对空间生产的某一方面（如城市社会学、空间政治、空间生态等）的研究，仍然缺乏一个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考察。国内的空间生产研究集中于理论介绍和使用国外分析方法阐释具体城市空间中的矛盾，既没有对农村空间权力结构做宏观背景的考察，也没有从城市化角度对空间批判理论、空间政策出台和空间伦理评价进行审思。国内亟需相关的实证研究。

三、城市空间生产批判关注城市化及其问题

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体现着国家权力对经济运行模式、思想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的控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不仅制造了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抽象空间，而且消解着真实的日常生活空间；不仅制造了公民所需的物质资料，而且制造了社会关系；不仅维护着对地方的控制，而且管理着公民的日常生活和阶级关系；不仅侵占着乡村空间和公民空间权益，而且导致了空间符号意识形态，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由此，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带来了国家范围内经济政治的空间风险系统，既带来了日益突出的空间问题，又引起了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

(一) 城市空间生产导致社会异化

首先，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引起社会符号化。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城市空间生产，让空间生产的主体由“自然人”变为“资本人”，让城市空间生产追求最大利润，而不是人的自由发展，导致社会的同质性和碎片化。城市空间生产更突出生产的经济效益，而不是为人提供更好的空间生存和发展条件。资本增殖逻辑让城市空间生产在终极价值目标上背离人的发展需求，让空间摆脱了物质资料生产对象的地位，直接与资本增殖挂钩，与资本存在方式直接相连，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模式。城市空间生产仍然存在阶级剥削，引起了空间的等级化和碎片化，导致生产模式僵化。资本主义私有制加剧了空间矛盾，让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空间生产制造了等级性警察空间。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生产是商业化、警察化的，消除了一切地域和民族特色。空间生产是集约化的逻辑过程，是资本逻辑在社会空间的拓展，既存在农业、工业、后工业三种等级性空间系统，表征着农业、工业、后工业三种生产形态；又存在城市、乡村二元化空间等级体系。列斐伏尔的研究重点就是日常生活空间，“事实上，日常生活的概念几乎内存于他的全部著述当中。”^③他要求让日常生活空间在瞬间中呈现总体性。

③Elden S.,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Theory and the Possible., New York：Continuum Press，2004, pp.78-79.

列斐伏尔从符号学的角度界定了城市空间生产，并批判了城市空间生产的符号化。空间生产让符号消费变成普遍现象，让社会变动不居，通过符号消费导致伦理主体缺场。空间符号消费有模仿和系列两种类型，而模仿是系列的榜样。“媒介作为产生符号的载体，引导了城市空间生产机制。”^①城市空间生产不仅是消费主义的必然结果，而且造就了单调平庸的城市空间形态，消解了地域性的历史文化。城市空间既是地理性的，又是社会历史性的，承载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展现着整个资本运作方式。后现代都市既是领土化过程，个人被城市权力阻隔在城市孤岛，被监督和管辖，反映了地方空间权利的加强和社区自主意识的弱化，又是拟像化过程，导致千篇一律的城市建筑，引起空间认同危机，带来心理对空间的不适感。人是空间生产的主体，空间生产无疑表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人的主体性不等于人性，也不等于人的主观愿望。因此，空间生产不全是人的主观愿望的呈现，单纯从主观愿望是无法阐释空间生产过程的。空间生产无处不在，改造着历史，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让人们无处藏身，只能与之同流合污。空间生产完成了消费的现代性，实现了商品对社会的全面统治，让文化发生了质的断裂，把我们推入无知麻木的暗域。空间生产凭借媒介生产了符号世界，凭借虚拟的符号占据生活舞台，让人们的需求从实物转向符号意义。

①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85页。

其次，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导致社会生活异化。城市空间生产让伦理机制失去作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是凭借消费操控整个日常生活空间的。资本的政治统治与城市空间生产紧密结合，导致泛政治化。资本主义表面宣扬民主、自由、善良，实则推崇垄断和霸权。资本流动到哪里，空间危机就在哪里爆发。资本流动让强势空间变成榜样和先进模式，引导人们投入消费主义生活模式，让人们自觉接受资本主义价值观，自觉破坏掉民族特色。资本主义霸权秩序入侵了落后国家空间。资本主义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强制构建有利于资本增殖的空间秩序，强制推行不平衡的空间关系，这些是资本霸权的基本手段。资本善于隐藏其扩张企图，背后却操作空间和市场获取霸权。资本主义借助私有化、市场化、城市化缓解自己的经济危机，用金融资本瓦解不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并凭借全球化建立起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空间体系。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被迫向发达国家开放，形成不平等的经济格局。城市空间生产带来的平等和民主只是形式和表面的，而没有实质内容。这种形式的民主将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隐藏了起来。这种隐藏与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镇压不同，但仍是隐秘的专制手段。资本主义社会进步了，民主观念却停滞不前。空间生产过度追求国民生产总值，而不计其他后果，造成唯经济论的神话。空间生产还导致了浪费。传统社会对浪费是持道德批评态度的，并与浪费现象展开了斗争。而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传统道德不起监督作用了，浪费反而被当成了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被认为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价值。

最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加剧了社会矛盾。机械化的工业生产打破了空间中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资本显然站到了个人财团一边。“它们转移和回避了包含的问题（即空间的问题），并且事实上掩盖了实现它们的矛盾”。^②资本输出的已经不是实体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虚拟资本。金融虚拟资本的频繁流动，既为资本主义掠夺创造了条件，又导致各类社会危机。随着城市空间生产的加快进行，都市规划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资本增殖使都市规划走向视觉化和生殖化。城市空间的统治重点已经不是工业生产领域，而是消费活动领域。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空间生产变作了符号操控的工具，成了一种自恋的意识形态。城市空间成了资本剥削的首要地理位置，资本利用集体消费控制了城市生活，监视了公民生活，让政治权力渗透进城市空间的每个角落。“围绕空间使用和日常生活控制的斗争是资本利益与社会需要之间冲突的焦点”。^③在反资本主义中必须团结一切联盟，联合性别、种族、宗教等权利运动，发掘城市生产者的革命意识，让社区组织、行业协会、工会组织也发挥作用，依靠集体消费和都市社会运动获得空间权利。城市空间生产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制造了恐怖氛围，让人们处于茫然无知的境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②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New Jersey：Wiley-Blackwell，1991, pp.320-326.

③Lefebvre H. Rhythmanalysis, London：Continuum，2004, pp.93-97.

(二) 城市空间生产导致日常生活异化

首先，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导致日常生活消费化。符号能够控制日常生活，并引导欲望，从而实现对消费的掌控。交际、文化、生态等空间也起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生产是地方政府控制消费的等级式体制性生产。地方政府通过控制消费，控制了居民生活，消解着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性。资本主义早期，消费文化是上层文化的对立面；如今，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利用消费文化加强了统治，加重了大众文化的技术化、商业化和全球化。消费文化的理性已不是能够判断客观真理的理性，也不是启蒙运动依赖的主张人的解放的功利化理性，而是技术支配的工具化理性。人在消费文化中陷入了高度的游戏中，成了资本运作的工具，被动地承担责任。消费社会消解了艺术性，让符号的作用凸显，让生活更加抽象。消费社会凭借享乐原则占有了人的身体，迷失了人的自主意识。“由于革命的可能受挫与拙劣赝品，现代性将是投射在资产阶级社会上的一块阴影”。^①消费文化具有垄断和强制推销性，明显的追求商业利润，让消费者被动接受、无从选择。消费文化让人们无法认清真实的生活世界，注定无法获取自由，只感到现实的无奈、生命的无常。

①Lefebvre H.,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rans, Job moore. London, Verso，l995, p.23.

其次，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导致日常生活景观化。城市空间生产展示出景观化趋势，让消费、娱乐等一切社会活动都呈现为符号。城市空间生产的景观化让真实生活退场，让虚假情景浮现，形成了空间异化生活。景观文化是现代性的，与传统文化断裂，是英雄情结的瞬间化。一切都是瞬间，只注重当下享受，没有永恒，瞬间成了时间最重要的节点。都市空间已经远离工业生产而转向消费文化，成为享乐主义的梦乡，构成复杂的空间结构和符号编码。人们在消费之时，也玩弄符号游戏，追求个人娱乐，追求美的享受，形成多元的都市文化体系。城市空间生产把真实的世界变成影像，把影像伪造成真实的世界，将原本统一的日常生活分裂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部分，造成了日常生活的断裂，“也将日常生活（私人生活）分离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②景观文化作为品牌，是媒介文化传播的工具，是生活生命力的体现，是神秘的符号体系，是连接供求和市场、生产和消费、经济和大众生活、理想和现实的中介。景观文化作为流行的品牌，是抽象化、精致化、具体化、多样化、层次性、中介性的复杂系统。景观文化作为奢侈文化的时候，是历史的记录，是管理和竞争的缩影，是创造发明、内涵价值的见证，是商标和符号、意义的综合体。“在当代消费社会中，欲望无处不在，享乐天天进行，闹剧时时上演。”^③景观文化的政治权力性质，并非蛮横的专制暴力，而是象征符号凭借消费品体现出来的，是在资本运作中扮演的象征意义，表达了消费者的心态、意图、身份、气质、地位、爱好、品位、名誉等。人们在市场上购买消费品时，不是考虑其商品价值，并非为了使用和交换，而是为了在游戏符号中获得象征性权力，人们只是将消费品当作个人身份、地位、气质的展示。

②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③段吉方：《文化消费时代的审美实践与艺术悖论》，《文艺评论》2009年第2期。

最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导致日常生活颠倒化。随着城市空间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扩张方式由早期肆无忌惮的殖民掠夺变为潜移默化的思想控制，让人们堕入物欲横流的欲望泥潭中，不是为了真实的日常生活，而是为了“伪需要的满足”，这导致消费成了幻觉。在这种景观造成的幻觉中，人成了景观继续运行下去的工具。消费主义和集权专制把居民逼到只能服从的境地。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资本生产剩下的琐碎的废弃物，必须对其进行总体性考察。日常生活在虚假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发生错乱和断裂，让人们肆无忌惮地放纵欲望。景观生产是资本新的运作方式，资本通过生产景观推行着自己的法则。传统和现实被隔离，自由和民主被压制，让人文价值毁于资本增殖逻辑中。人们在消费社会中看到的影像都是颠倒的。消费社会是符号生产的社会，物品的丰富只是让人停留在物的解放阶段，遮蔽了本真的生活状态。消费文化也造成了危机，让人试图打破符号意义的二元辩证法。但是，打破二元辩证法也会造成对意义的否定，让符号没有意义的约束，加剧了人的娱乐化和游戏化。符号拜物教不是人的心理关系，而是人与物的交换关系。空间符号的抽象化强化了拜物教过程，让一切空间都成了抽象的符号体系，也形成了空间拜物教。空间符号信息是强加给世界的，这种符号信息在掩饰真实世界中重新诠释了世界。由此，日常生活现实颠倒成了空间景观。

四、城市空间生产批判对中国城市化的启示

列斐伏尔对城市空间生产问题的分析和批判，表明了他对城市生活和居民空间利益的深切关注。城市空间生产批判对中国城市化建设也有参考价值，能激起人们对和谐城市空间和合理空间生产模式的追求。

(一) 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首先，粗放式的空间生产方式。在城市空间生产进程中，自然资源被掠夺，生态环境被破坏。而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无以为继，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减弱，就要求我们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科学发展需要先进技术的支撑，而目前，中国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国当然不能再走西方那种圈地运动和海外殖民的方式，而要吸取资本主义的教训，走科学发展道路。低端的城市化水平，引起了一系列伦理问题，其中，生态伦理问题较突出。“中国的能源过度依赖煤炭，导致排放了大量NO、SO₂、CO₂等有毒废弃物，让空气失去透明，让河流变得污浊。”^①城市环境问题主要在于城市空间的无限膨胀和城市人口的爆炸，而根源是低端的空间生产模式。在城市空间生产中，人们追求低投资、高回报的技术工艺，而不管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采用机械化设备大肆掠夺空间资源和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使用粗鲁的方式对待城市旧建筑。这种空间生产模式排放了大量污染物到城市空间中，破坏了城市环境。我们必须大力进行技术革新，抛弃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低端的经济增长方式，负起环境保护的责任，发展低碳经济，建立节约、高效的城市生活方式，让经济增长限定在自然的承受范围内，达到城市空间生产的低耗、高效、生态。因此，生态的空间生产模式是城市空间资源的再生和循环利用，是将自然、生物、城市空间当成有机的生命存在整体来看待。

①孙全胜：《城市空间生产：性质、逻辑和意义》，《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5期。

其次，城乡矛盾与二元对立空间结构仍然存在。工业化是城市空间生产的主要助推器，但是，现代工业化生产将社会空间分离为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也存在空间不平衡发展，导致城乡地区二元对立空间结构。城市和乡村被看成先进和落后、社会分工模式、生产力水平高低的不同空间形态，让城市比乡村更具有空间优势。“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的发展态势，都同大规模促进农民转变为市民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悖论”。^②随着城市空间生产的推进，部分地区的城乡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可以说，某些地区的城市空间生产是靠掠夺农村资源进行的。城市空间生产不仅掠夺了农村的自然资源，如矿产、土地、森林等，而且掠夺了农村的劳动力资源，用低廉的成本雇佣了大量农民工，进行粗放的产品制造，还掠夺了农村的人才资源，导致大量的农村人才奔向城市，农村被掏空，只剩下老弱病残守护家园。“城乡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现象使大量人口涌入城市”。^①在此过程中，城市在膨胀，农村在衰落。这虽然是城市空间生产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城乡差距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才能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城市空间生产不应靠推倒农村来实现，而应该以加快农村发展为基础。新农村建设要建构和谐的城乡关系，就必须顺应城乡居民的合理需求。

②韩康：《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最大风险：城乡矛盾内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①江莉莉：《21世纪的中国与中国地理学：一场文化（地理）革命？》，《人文地理》2013年第1期。

再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待理清。城市化主要不是靠市场驱动的，而是靠政府调控推动的。例如，房地产业获益最大的不是房地产商，而是各级地方政府。房地产业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今后，政府应该合理调控城市空间生产，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空间资源的积极作用，以实现城市空间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最后，中国城市化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的城市化率远低于发达工业国家的水平，仅和世界平均水平持平。而城市化率低的国家，大多都是非洲小国。因此，中国城市化仍任重道远。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层次较低，而且地区发展差异大。“如果分地区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为56.96%，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为44.68%，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为38.44%”。^②西方国家通过开拓海外市场，发展了资本主义，促进了城市化。全球化是由发达工业国家担当主角的，中国处于劣势。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劳动制造业一直处于全球化的产业末端，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一些劳动加工企业只能依靠粗放的生产方式获得较低的报酬。全球化让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让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民营经济，造成失业率增加。因此，中国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必须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让民间资本充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②李强、陈宇琳、刘精明等：《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4页。

全球空间生产中核心和边缘的空间结构、资本增殖逻辑都深刻影响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国既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又要避免走西方殖民的道路，我们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国情，力主建立和谐、公正的城市空间。中国城市空间生产需要提高技术，跃升到全球产业链的顶端，积极打破资本主义的空间霸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消解空间异化，不断创新空间生产方式，努力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中国空间生产必须打破中心和边缘对立的全球空间等级体系，促进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空间地位上的平等，合理布局中国在全球的空间生产格局。

(二) 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之道

首先，要转变城市空间生产方式。中国的城市空间生产要靠技术革新。城市化的发展要改变策略，从过去的优先发展大型城市，改为重点发展中小城镇。中国的城市化不能重复资本主义运作模式，遵循旧的空间生产方式。长期以来，我国技术水平较低，但凭借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发展成果。早期资本主义凭借圈地运动，获得了工业化生产需要的土地。这种道路，我们不能再走。城市化是按照等级秩序进行的，造成了地区的严重分化。投资环境恶化，让投资商只能把资本投到城市建设，尤其是房地产业。当房地产业无法获利，而风险加大时，大量民营资本会撤走。于是，通过超发货币、银行贷款等，形成大量虚拟资本，虚拟资本不便于监管、控制，导致城市空间生产失序。一些地方的城市建设在政绩工程的驱使下，大肆破坏生态环境，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

政府要完善体制环境，让资本持有者能够进行长期投资，安心进行技术革新，从而提高城市空间生产的质量。中国首要的任务仍是大力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尽快实现现代化。社会由生产转向消费是大趋势，要建立与消费配套的社会机制，教育、医疗、卫生等都要转型。社会机制的建立需要扩大消费市场。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社会重建和经济转型需要启动内需。拉动内需不是简单地让老百姓花钱消费，而是调节社会关系利益，建立社会合理机制和公平的社会秩序；不是扶持大型金融产业和企业，而要关注民生，努力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城市空间规划要以市民利益为准绳，彰显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城市空间规划要从商业空间转变为艺术空间，从经济空间转变为个体生活空间，促进低碳城市生活，推动社会转型，提高市民生活水平。因此，城市空间规划必须要有计划性和整体性，用小尺度的空间规划进行空间优化，建立更多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市民日常生活质量。城市空间生产要转变理念，以社区为建设重点，努力以市民空间利益为政策依归，推动空间生产方式转型。

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有为市场运作提供服务的职责，但如果政府对城市化进程过度干预，也会使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政府要发挥协调功能，在城市空间生产上，调节不同生产主体的关系，以促进空间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平等分配。从现实上看，中国仍是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乡村基础建设落后，适度的政府调控是必要的。“权责明确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前提”。^①因此，中国城市化要正常发展，必须让市场起主导作用，改变“脚痛医脚、头疼医头”的片面短视的行政干预。

①樊丽明、郭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际比较：进程与经验》，《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7期。

城市空间生产中包含一些公共消费，如交通、住房、医疗、休闲等。公共消费品由于关系市民的切身利益，不能完全由市场定价。于是，政府对公共消费品价格实行调控。政府对公共消费品的配置已经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资本流通速度加快，政府的干预行为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空间生产，因此，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对空间生产的调节功能，把政府对空间生产的调节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如果失去法律限制，政府的一些城市空间政策和规划，可能只是为了提高政绩，而不是为了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中国的城市空间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政府动员式的短期行为是不行的。中国城市空间生产要限制政府的短期计划行为，建立长效的运行模式和机制。动员式的城市空间生产，有可能导致片面追求政绩和GDP增长效应，是应该摒弃的。必须让城市空间生产回到市场化的模式，限制政府过度干预，建立法治、理性的治理模式。城市空间生产应杜绝盲目地追求修高楼、卖土地，而以居民的利益需求为准绳，让城市空间生产在市场和法制的约束下有效进行。

最后，要制定科学的城市空间规划。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曾经下放给地方政府一些财政预算权力。下放财政预算权力，让地方政府独立决策力增强，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主力，并努力吸引外资，以拉动GDP增长，而房地产业也由此成了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因此，占有和使用土地成了各方博弈的焦点。土地规划和资本投资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核心思路，并大力推进各类开发区建设，造成环境破坏、社会矛盾增多。城市空间聚集了大量人口、资源和技术，既是市民生产和生活的地理空间，又是市民精神文化交往的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城市化具有多重维度：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核心，经济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推动力量，地理空间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基础条件，文化城市化是城市化追求的目标。城市化应当是城市空间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必然到自由的可持续过程，应当节制人类对自然空间的开发、利用，让空间资源能够可持续利用。

城市空间规划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必须在法治体系和制度框架内进行，以保证居民的空间权利。在城市规划过程中，既要保证市民的空间权益，又要关注农民的空间利益，努力协调城乡关系。城市空间生产是各种空间利益纠缠在一起的过程。“中国的城市空间规划大多是政府主导的，市民很少参与，即使参与也只是被动参与，也只是初级的征询意见”。^①城市空间规划制定、许可、评估不仅缺乏公众监督，更缺乏公众参与。城市空间规划有时处于不透明、不民主、不平等的状态。城市空间规划的市民参与，就是切实让市民参与到城市空间规划的制度设计和有效运行当中。因此，城市空间规划应加强科学性、应用性和整体性，有效合理地布局城市各个区域的发展规模，统筹各项城市建设。

①孙全胜：《论马克思社会空间批判理论的三重主题》，《天府新论》2016年第8期。

五、结语

列斐伏尔是“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者，理智上的悲观主义者”。^②他详细阐述了三个问题：第一，是从空间生产与资本增殖关系的角度说明了城市空间生产的实质。第二，开启了城市空间生产批判伦理，有重要启示作用。可以说，在后现代社会来临后，城市化就是空间生产力的呈现。城市化作为最主要的空间生产，延续了资本主义的寿命。第三，他论述了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尤其是阐释了城市空间生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从而构建了空间生产的社会分析学。

②Burkhard B.French Marxism between the Wars，Henri Lefebvre and the Philosophies.Humanity Books，2000, p.223.

从理论特质上看，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补充了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将人们从历史维度中超越出来，并建立了空间三元辩证法，具有鲜明的思辨性。从现实价值上看，“空间生产”作为马克思资本批判思想的当代出场，既为我们考察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现象提供了新的思路，又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因此，城市空间生产批判既继承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原则和方法，又充分发挥了思辨哲学对当代城市化现实的反思作用。由此，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得到了空间维度上的延伸。列斐伏尔在空间政治、空间意识、空间拜物教、都市革命等方面的阐述，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当然，城市空间生产批判也存在局限性，尤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的分析带有浓重的“结构决定论”色彩。列斐伏尔在理论阐释中“把空间生产等同于资本的权利后果加以批判”，^③并将资本运作过程混同于空间生产逻辑，既没有确定空间革命的具体方法，又忽视了从实践角度分析空间生产。他的批判缺少历史的维度，过分强调经验直观，因此，他在试图超越马克思的商品批判时，却走入了思辨的迷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局限性并不能遮蔽“空间生产”批判理论的深刻性和宝贵价值。

③[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7-88页。

中国的城市空间生产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时代挑战。全球化仍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趋势，并制造了不平衡的地理格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化格局的边缘地位，一直受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霸权的制约，需要突破资本主义围堵，实施“走出去”战略。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是工业化大生产的集合范畴，既是机械化生产实践的产物，又是一个不断复制的过程。融入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发达工业国家榨取落后地区剩余价值的工具。当前，空间生产已经变成发达工业国家主要的政治工具，已经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主导模式，带动了很多产业；空间生产已经承担了资本运作和向外拓展的任务，变成经济支柱；是提高城市化水平、扩大市场需求、增加居民投资、推动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空间生产是调动劳动力积极性，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增加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依靠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需要实现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中国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要规定政府的空间生产调控行为，充分发挥市场对空间资源的调配作用，让市民能平等参与空间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