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中国历史具有“悠久、无间断及详密”的特点。^①中国悠久的历史，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瑰宝，同时也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材料。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为数众多的封建王朝，如秦、汉、隋、唐、明、清等，它们均于某一历史时间点上忽然建立起来，又于随后的某个时间点上轰然倒地，起起落落，短约几十载，长至上百年，无论其辉煌成就可达何等的高度，但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走向衰亡，化作历史的尘埃，成为历史前进的基石。正如黄炎培先生于1945年所说的那样，“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这大概是王朝兴衰周期律问题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指明的是封建王朝的界限，本文中提到的封建并非“封邦建国”之意，而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标准划分的，这也是目前被普遍接受和使用的划分标准——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大一统开始，至1912年清朝最后一任皇帝宣统帝宣布退位的这段历史区间。所谓王朝兴衰周期律就是指，历代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即兴起——鼎盛——衰亡——灭亡，循环往复，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现象。

①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页。

自王朝兴衰周期律问题被提出以来，不断地吸引着各领域学者们投身到这一问题的研究当中，试图揭示出中国封建王朝表现出兴衰周期演变规律现象的原因。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演化路径的认识，而且对现代中国的治理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对于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周期律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到中国封建王朝兴起和衰亡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出一个王朝为何会从盛世走向衰落。同样，对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无疑会为正处于不断繁荣与高速发展中的现代中国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以期使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不忘时刻审视自己是否陷入“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陷阱，进而使中国实现更加平稳、可持续发展，早日实现民族复兴。所以，本文的研究期望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揭示王朝兴衰现象背后的原因，并尝试建立一个关于王朝兴衰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二是希望本文研究所得到的结论能为当代中国的治理、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关于王朝兴衰周期律的原因，有些学者从人口规模角度进行解释。葛剑雄（1982）通过大量的史料研究，得出社会各阶级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地主阶级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农民阶级的人口增长率是导致王朝周期性兴衰的原因。^①吴洁生（2002）通过大量的史料阅读发现，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一种因人口过度增加，造成物质资料极度匮乏，而产生社会大动荡，并最终导致封建王朝兴衰和更替的关系。因而其认为国家的兴亡、更替及分裂、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口增减这一无形的手所控制，这一关系也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②

还有一些学者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尝试性地对封建王朝兴衰问题进行了研究。吴锐（1991）认为秦王朝虽然确立了封建社会形态，但是它的上层建筑领域还十分单薄，尤其是一些零碎的思想未能整合为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系统，这也正是秦王朝早亡的症结所在。^③杨培景（1998）认为秦王朝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主要是归功于其所采用的法家的法治主义思想；然而法家的法治主义不适应国家统一后的新形势，只重严刑，缺乏道德教化，带有严重的片面性，最终使得秦王朝短命而亡。^④

一些学者从气候因素出发对封建王朝兴衰问题进行解释。陈强（2014）在传统史学分析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将气候因素纳入王朝兴衰的分析过程当中。该文认为，气候冲击对于游牧民族征服有显著影响，即降雨越稀少，则中原王朝被征服的概率越高；中原王朝被征服的概率与中原王朝早于游牧政权建立的年数显著正相关，这与王朝周期假说相一致。^⑤赵红军（2012）同样是运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考察气候与古代封建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作者运用古气候重建数据、中国历史上的米价、自然灾害、人口等具有一定间隔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温度的升高（降低）倾向于减少（增加）社会不稳定程度，降雪异常对社会不稳定的作用是结构性的，且两者对社会不稳定均具有较长期的影响。^⑥

①葛剑雄：《略论我国封建社会各阶级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②吴洁生：《中国20世纪以前人口资源环境思想探要——兼论中国古代人口增减与王朝兴衰规律及启示》，《探索》2002年第3期。

③吴锐：《儒家思想与秦王朝的兴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④杨培景：《法家法治主义与秦王朝之兴衰》，《黄淮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⑤陈强：《气候冲击、王朝周期与游牧民族的征服》，《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1期。

⑥赵红军：《气候变化是否影响了我国过去两千年间的农业社会稳定？——一个基于气候变化重建数据及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2期。

中国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因而对于封建王朝兴衰的研究不可能不涉及人（统治者和官僚）的问题。李成远（1999）认为如果封建王朝统治者“为政以德”，则政治会比较清明，社会经济也能得到较快发展，推动王朝兴起；反之，如果封建君主及其统治集团“为政失德”，不仅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而且还往往加速封建王朝的衰亡。^①黄冬云（2004）以隋炀帝和隋朝为例进行研究，并认为在封建社会君主专制体制下，帝王个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他的决策，影响着他怎么治理国家，而其所作所为又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盛或衰亡。^②

除了上面提到的分析角度外，还有一些在学术界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如金观涛和刘青峰（1980）提出的超稳定结构说。^③他们“从分别寻找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终极原因的传统方法中摆脱出来，而从三者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角度，从社会结构的特点来理解历史的进程”，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地主经济”、“统一的封建官僚政治”以及“以儒家经典为正统的社会思想和文化传统”这三方面构成了一个相互抑制的超稳定结构，而朝代更替中出现的大动乱则是消除三者偏离的手段，也就是维持中国封建社会这个超稳定系统的必要方式。在大动乱的过程中，不仅消除了使原有系统偏离的无组织力量，同时也消除了可能产生新的稳定系统的潜在力量，因而也就形成了他们所谓的“永恒的萌芽”，这也就产生了王朝兴衰的周期性更迭现象。

另外，也有一些国外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力的观点。Elvin（1973）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④Elvin认为中国的人口过多，导致封建王朝必须全力发展农业，但农业发展的成果却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这样封建王朝就陷入了“人口增长→大力发展农业→新一轮人口增长……”的循环之中，进入到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⑤虽然这个假说主要是针对“李约瑟之谜”提出的，但是这个观点说明了为什么王朝的更迭看起来更像是“新瓶装旧酒”，而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同时也说明了王朝的兴衰主要取决于资源约束，即当供给人口所需要的资源没有达到资源边界时，王朝就会沿着上面提到的循环发展，一旦达到或超过封建王朝所能够提供的资源边界时，封建王朝便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表现为封建王朝的由盛而衰。但这种假说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资源和技术决定论，忽视了中国问题的制度重要性以及与技术、资源之间的复杂性和互相交织的特征。^⑥

卡尔•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提出了水利工程，特别是政府兴修的水利工程是推动王朝统一和维持王朝稳定的主要因素。我们认为，虽然水利工程对于王朝稳定和发展肯定会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但是“东方专制主义”过分强调水利的作用，似有“得水利者得天下”的意味，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影响，如制度安排、技术水平等。正如葛剑雄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丝毫无意贬低秦汉时期的水利成就，但水利、特别是由政府兴办的水利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不能随意夸大，更不能把治水作为秦朝实现统一和汉朝能维持的主要因素。”^⑦

关于王朝兴衰的研究可谓卷帙浩繁，然而至今尚未有定论。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制度效率角度出发，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探寻王朝兴衰周期律背后的经济学动因。本文的创新在于突破单一学科的分析框架，将中国经济史研究与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运用有机地结合起来，着重提出了制度效率、制度变迁等要素在王朝兴衰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王朝兴衰周期律进行探索性研究。

①李成远：《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与“为政以德”的积极作用》，《社会科学家》1999年第6期。

②黄冬云：《炀帝性格特征与隋王朝的兴衰》，《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③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④Elvin M.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⑤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

⑥赵红军：《李约瑟之谜：经济学家应接受旧解还是新解？》，《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4期。

⑦葛剑雄：《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兼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二、制度效率、经济绩效与王朝兴衰

谈到制度效率，首先应该明确何为制度。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开篇写到：“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①诺斯的这句话已经给出了关于制度的较为规范的定义。那么所谓制度效率就是制度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适应性，适应性越强则制度效率越高；反之，适应性越差，则制度效率就越低。这种适应性效率对于制度框架内的人来说是可以感受到的，而对于制度框架外的人来说则既不可感受，也无法观测，那么也就无法衡量。但这种制度效率往往可以通过资源配置效率体现出来，并与资源配置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因而也就可以通过观察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来判断其制度效率的高低与否。^②“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里交换的激励。”^③较好的制度或者说效率较高的制度会降低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个人行为方式的成本及收益的外部性较低，也就是说使个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使个人成本接近社会成本。在这样的制度下，交易费用较低，同时对个人行为的激励比较明确。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制度效率的高低影响着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不确定性及交易费用的多寡。而不确定性及交易费用的多寡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或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在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社会中，人们不会投资周期较长的生产性活动；因为不确定性很高，所以理性的个人通常会选择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交易费用越高，则理性的个人就越加倾向于自给自足，这样必然抑制社会分工及专业化的发展。因而在制度效率越低的社会中，有效运作的经济组织就越少；反之，则有效的经济组织就越多。诺斯认为：“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④一个不确定性很高、交易费用很高的社会，也就是一个制度效率很低的社会。而不确定性的高低及交易费用的多寡会直接影响生产活动，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高低。因此，也就是说，制度效率的高低影响着一个国家或社会经济绩效的高低。很难想象会存在一个制度效率很低（不确定性很强、交易费用很高）的社会，会在长期中有着很高的经济绩效。

经济绩效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及发展水平，而经济发展速度及经济发展水平对一个国家或王朝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由于普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因而经济主要就是指农业。众所周知，任何国家或王朝的运作都离不开税收。而在封建时期的中国，王朝的税收主要来源于农业。在税率一定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绩效越高，则王朝的税收越多；农业经济绩效越低，则王朝的税收就越低。较高的税收可以支撑王朝较多的军事给养及较多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水渠、驿站等。而农业经济绩效越高，农户逃税、迁移、犯罪等不利于王朝稳定的活动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因而从事类似活动的概率就越小，进而王朝也就愈发稳定。假定王朝的外部条件不变，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加上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必然会产生一个兴盛的王朝。因而经济绩效的高低决定着王朝兴衰，也就是说经济绩效越高，则王朝越兴盛；经济绩效越低，则王朝越衰落。

①③④[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版，第3、3、127页。

②李怀：《制度生命周期与制度效率递减——一个从制度经济学文献中读出来的故事》，《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

通过上面的分析得到两个观点：

观点1：制度效率与长期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制度效率高低决定王朝长期经济绩效的高低。

观点2：长期经济绩效与王朝兴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长期经济绩效的高低决定王朝的兴衰治乱。

根据观点1和观点2中存在的逻辑关系，得到本文的核心观点：制度效率与王朝兴衰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王朝制度效率的高低决定着王朝的兴衰。制度效率越高，则王朝越兴盛；制度效率越低，则王朝越衰落。

三、制度生命周期

微若朝菌，宏如宇宙，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制度也不例外。生物的生命周期表现为活力的增减变化，而制度的生命周期则表现为效率的涨跌轨迹。根据李怀（1999）^①的相关研究，结合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实，我们绘制了如图 1所示的制度生命周期示意图。

图 1中纵轴U表示制度效率，横轴t代表时间。如图 1所示，当t=0时，王朝处于A点，此时王朝的制度效率为u_A；当t=t₀时，王朝处于B点，此时王朝的制度效率达到顶点（最高点），为u_B，王朝达到鼎盛；当t=t₁时，王朝处于C点，此时王朝的制度效率为u₀ ，王朝衰亡；在0到t₀这一时间段，王朝的制度效率单调递增，王朝处在兴起阶段；而在t₀到t₁这一时间段，王朝的制度效率单调递减，王朝处在衰退阶段。

为何t=0时刻，制度效率处在相对较高的A点？我们认为有如下三点原因：第一，当一个王朝刚刚建立，无论这个王朝开明与否，这都意味着结束了一个混乱的无政府时代。相较于无政府状态下的社会，新建立的王朝所推行的制度多多少少都会起到降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的作用。第二，战乱打破了土地高度集中的局面，使土地资源重新分配成为可能，同时常年的战乱使得大量土地成为荒地，而新王朝的建立有利于荒地的重新耕种，并且王朝初期土地的分配相对较为合理，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就相对较高。第三，王朝的更迭打破了旧有的利益集团，破除封建官僚集团内部以及封建官僚集团与封建地主集团之间的联合，打破了门阀等垄断行政权力的局面，同时官僚机构得以精简，政治资源重新分配，开国皇帝又都较为勤政，因而整体行政效率较高，政治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高。

为何制度效率（U）会由A点上升至t₀时刻的B点（也是最高点）？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第一，王朝建立初期，开国国君知道政权的取得十分困难，并且也深知农民起义的威力，同时由于经历了长时间战火的洗礼，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为了恢复生产以增加税收，因而通常会设计出有利于提高长期经济绩效的制度框架，并实行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如“战国以来租额无考，惟孟子屡言什一之税，知战国租额决不止什一。汉制则什五税一，又时减半征收，则为三十税一”，“唐制四十税一”等^①，这样的制度有利于促进当时农业的恢复。第二，在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存在学习效应，随着制度实行的时间的延长，人民会形成适合该制度的意识形态，并形成合乎制度约束的行为规范，因而会使得制度运行成本逐渐降低，从而使制度运行效率逐渐提高。第三，由于各个制度之间存在协调效应——运作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制度与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关系。第四，个人、组织对现行制度框架都会产生适应性预期——由于组织和个人的适应性预期，在现行制度框架下，组织和个人行动的不确定性将相对下降。在以上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封建王朝制度框架的效率应该会逐渐提高。当这个趋势达到顶点（B）时，就会出现历史上所谓的盛世或治世，如文景之治、明章之治、天宝之治、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等。

①李怀：《制度生命周期与制度效率递减——一个从制度经济学文献中读出来的故事》，《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

如果这一趋势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封建王朝就可以真正地实现千秋万代的伟业。然而，事与愿违。一方面，由于制度的供给者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在制度设计时难以穷尽所有信息（否则，仅仅信息搜罗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就会趋于无穷大），因而不论一个王朝的初始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终归还是会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缺陷，同时外部环境又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而制度效率是制度与外部环境相结合而体现出来的，那么静态的制度终有一日会难以适应改变了的外部环境，导致制度效率逐渐耗损。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的供给者（皇帝）也会因为承平日久而逐渐丧失忧患意识，导致行政效率逐渐下降；并且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兼并的规模会逐渐加大^②，导致长期经济绩效受损。这些更加剧了封建王朝制度效率的下降趋势和速度。因而在到达t₀时刻后，制度效率开始下降，但这个下降过程也不会无限期的进行下去。

由于农民集团人数过多，且过于分散，因而集体行动的困难较大，加之反抗现行制度的成本太高，因而只有在反抗和不反抗都难以生存下去的时候，也就是“等死，死国可乎？”的时候^③，农民才会奋起反抗，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农民起义，如陈胜吴广起义、黄巢起义等。所以可以认为，农民集团对于制度的效率是有一个容忍程度的，假设这个容忍程度为常数u₀，当u≥u₀，农民集团可以维持生存，那么就不会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起义，因而此时我们认为农民集团的暴力潜能为零；一旦u<u₀，生存将难以维持，则农民集团就会揭竿而起，并且我们认为农民集团此时的暴力潜能为无穷大，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甚至汉、明等朝代都是通过农民起义的方式建立的，可见农民集团的暴力潜能之大。也就是说，农民集团的暴力潜能类似一种触发脉冲函数，也即：

$\Phi u = \left\{ {\begin{array}{*{20}{c}} {0,\;u{u_0}}\\ { + \infty ,\;u{\mkern 1mu} ＜ {\mkern 1mu} {u_0}} \end{array}} \right.$

①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33、407页。

②阎万英：《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

③《史记•陈涉世家》。

因而，到t₁时刻之后，也就是当u<u₀时，农民集团就会揭竿而起，反抗没落的封建王朝，通过这种暴力的方式，以期打破现存制度，维持自身生存。

反过来说，如何才能保持制度长期的有效性？如何才能使一个王朝实现经久不衰呢？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认为保持制度的长期有效性的方法就是要对制度进行连续的制度变迁，但这种制度变迁不是盲目的，而是要结合外部条件进行。由于外部条件是在变化的，因而为了保持较高的制度效率，那么只有对制度进行变革，提高制度与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才能有效地提高制度效率，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一个国家或王朝经久不衰。

根据上面的论述，结合之前得到的本文的核心观点，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由于制度效率决定王朝兴衰，那么由于制度效率存在的这种上升——顶峰——下降的趋势，就决定了新的王朝建立之后一般会经历兴起——鼎盛——衰退——灭亡的过程。

四、利益集团、信息失真与制度僵化

上文解释了为何王朝总会表现为先兴起、再衰落、直至灭亡的变化过程。由此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朝君主怎么会漠视自己的王朝走向灭亡？为何不进行制度改革，以使王朝存续？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建立了如下一个简单的模型：

${U_s} = T' + ET$

(1)

$ET = P\left( {\Delta T - C{\beta ^k}} \right) + \left( {1 - P} \right)\left( { - C{\beta ^k}} \right)\beta \in \left[ {0,1} \right],\;k > 1$

(2)

$T' = \frac{{1 - {\delta ^n}}}{{1 - \delta }}T$

(3)

$\Delta T = \frac{{1 - {\delta ^{\left( {\frac{\lambda }{n}} \right)}}}}{{1 - \delta }}T$

(4)

${\rm{参与约束:}}\;ET = P\left( {\Delta T - C{\beta ^k}} \right) + \left( {1 - P} \right)\left( { - C{\beta ^k}} \right) > 0$

(5)

在式（1）中，U_S表示君主的效用，$ T ^\prime$表示君主改革前的收益，ET表示君主预期的改革净收益。《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到：“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②。类似的史料记载还有很多，如“尽收威柄，一总事权，视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细”^③；史载汉光武“总揽权纲”，“政不任下”；明帝“总揽威柄，权不借下”^④；康熙皇帝曾明确提出：“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⑤也正如宁可教授所说：“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始于战国，成于秦汉，一直延续到清，历时两千多年，大体上与中国封建社会相终始……它是把国家一切政治权力，诸如行政权、军权、司法权、立法权、财政权、监察权、选拔用人权等，高度集中到中央政府，最后集中到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代表——皇帝的手里，形成最高的、唯一的、绝对的政治权力即皇权。”^①因此我们这里也认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制度供给市场是封闭的，并且制度供给权力高度地垄断于君主手中，即使有官员参与到制度供给过程当中，但制度推行与否最终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封建王朝的君主手中。因而封建王朝制度改革与否，主要取决于统治者（君主）效用的变化。U_S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效用，也就是封建王朝君主的总收益；税收$ T ^\prime$是君主改革前的收益，因此，不论改革成功与否，君主都会获得$ T ^\prime$收益。

①此处假定k>1代表君主为风险偏好型。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水心别集•应诏条奏六事》。转引自郭厚安：《论明清之际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④转引自祝总斌：《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⑤张姣婧：《从宋徽宗的专制行为看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兰台世界》2013年第6期。

在式（2）中，ET表示君主预期的改革净收益，其中∆T表示君主预期改革后增加的收益，β表示君主进行改革的意愿和改革的行动，C表示君主进行全面改革所需要的成本，P表示君主进行制度改革成功的概率。∆T为改革成功之后，君主预期会增加的收益，因为君主进行的改革如果成功，则会延长王朝的存续时间，也就是说可以征收更长一段时间的税。β为王朝君主进行改革的意愿和改革的行动，并且β为模型中君主唯一的可控变量。君主进行改革的意愿越强烈、改革行动力度越大，则β越大；反之，则β越小。当β=1时，表明君主会进行彻底的、全面的改革；当β=0时，则表明君主不进行改革。C为君主进行全面改革所需要的成本（C > 0）（包括官僚机构的重设、全面建立新制度的固定成本和维持其运作的成本、人民重新建立意识形态的时间成本等），并且假设C=C（t），且$\dfrac{dc}{dt}>0$，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全面改革的成本越来越高。从而Cβ^k就是不同改革力度下所需支付的成本。当β=1时，会进行全面改革，此时要支付全面改革的成本；当β=0时，不会进行改革，因而此时不必支付改革成本；当0＜β＜1时，只进行局部或部分改革，比如只改革吏制或税制，因而不必支付全面改革的成本。P为进行制度改革成功的概率（P∈[0, 1]），并假定改革成功的概率取决于两部分，即P=p₀β，一方面取决于王朝改革时利益集团的阻力p₀（p₀∈[0, 1]），阻力越强则改革成功的概率越小。由于改革需要官僚、地主、皇室等利益集团的配合，而又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改革只能是“非帕累托改革”（樊纲，1993）^②，因而必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利益集团合谋程度越高，则利益集团行动的可能性越大，则改革的阻力越强。而利益集团合谋程度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Tirole，1986）^③，因而利益集团的阻力会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强，即p₀=p₀（t），且$\dfrac{d{{p}_{0}}}{dt}>0$；另一方面取决于王朝君主进行改革的意愿和改革的行动（β），改革的意愿和行动越强，则改革成功的概率越高。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君主改革的预期净收益ET=${{p}_{0}}\beta \left( \Delta T-C{{\beta }^{k}} \right)+\left( 1-P \right)\left( -C{{\beta }^{k}} \right)$。

①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文史哲》2009年第1期。

②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③Tirole J. Hierarchies and Bureaucracies： On the Role of Collusion in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86， 2（ 2） .转引自刘伟：《中国专制王朝衰亡的经济学分析》，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毕业论文。

在式（3）和式（4）中，T表示每期的定额税收，δ表示贴现因子（δ∈（0，1）），n表示君主预期的王朝存续期限。T作为王朝每期的定额税收是建立在本文假定王朝采取定额税制的基础之上的，如康熙时期宣布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等。n为君主预期的王朝存续期限，假定君主的预期属于适应性预期，也就是说，君主对王朝寿命的预期取决于其获得的社会信息，倘若他获得的信息使其认为整个王朝歌舞升平，一派祥和，则君主一般认为这样的局面会持续下去，也就是说预期n→+∞；但是如果他获得的信息使他认为国家存在潜在的战乱，并且王朝有被推翻的可能，则此时君主预期的王朝寿命n就会是一个有限值，动乱越频繁、越严重，则n就越小。当君主预期王朝寿命n越大时，那么他会认为现有制度效率越高，因而进行变革后获得的收益就越小，甚至会削弱现有的制度效率，也就是说，君主预期到改革成功后王朝延长的存续时间就越短；反之，当君主预期王朝寿命n越小，则他会认为王朝现行制度效率问题越大，因而其预期到的改革收益就越高，也就是说君主预期改革成功后王朝延长的存续时间就越长，即君主预期的王朝寿命n与君主预期的改革成功后王朝存续延长的寿命∆n之间呈反向相关关系。因而本文假设，$\Delta n=\dfrac{\lambda }{n}$为改革成功后，君主预期王朝存续延长的期限（其中λ为外生变量，且λ＞0）。根据贴现公式，可以得出，君主改革前的收益${T}'=\dfrac{1-{{\delta }^{n}}}{1-\delta }T$，君主预期改革后增加的收益$\Delta T=\dfrac{1-{{\delta }^{\left( \frac{\lambda }{n} \right)}}}{1-\delta }T$。

式（5）为参与约束，该式表明，只有当改革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零时，君主才有进行改革的可能；反之，则君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进行改革。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该模型进行求解，过程如下：

$\mathop {\max }\limits_\beta {\mkern 1mu} {U_s} = T' + {p_0}\beta \left( {\Delta T - C{\beta ^k}} \right) + \left( {1 - {p_0}\beta } \right)\left( { - C{\beta ^k}} \right)$

(6)

${\rm{s}}.{\rm{t}}.\;\;{p_0}\beta (\Delta T - C{\beta ^k}) + (1 - {p_0}\beta )( - C{\beta ^k}) > 0$

(7)

通过解参与约束可得，$\beta <\sqrt[k-1]{\dfrac{{{p}_{0}}\Delta T}{C}}$

对（6）式中β求导，可得一阶条件：

$U_s^\prime = {p_0}\Delta T - kC{\beta ^{k - 1}} = 0$

(8)

化简可得：

$ ＜ {\beta ^*} = \sqrt[{k - 1}]{{\frac{{{p_0}\Delta T}}{{kC}}}} ＜ \sqrt[{k - 1}]{{\frac{{{p_0}\Delta T}}{C}}}$

(9)

所以，β^*满足参与约束条件。

又因为$U_{s}^{''}=-k\left( k-1 \right)C{{\beta }^{k-2}}<0$，所以只要∆T＞0，${{\beta }^{*}}=\sqrt[k-1]{\dfrac{{{p}_{0}}\Delta T}{kC}}$就为君主应采取的最优改革行动。

根据上面假设和分析可知，β是关于外生变量时间（t）的函数，由于$\dfrac{dc}{dt}>0$，$\dfrac{d{{p}_{0}}}{dt}>0$，因而可得$\dfrac{\partial \beta }{\partial t}<0$。所以，当β^*＞1时，根据单调性可知，此时君主的最优抉择β=1，也就是说，当预期改革成功后增加的收益∆T足够大时，君主不但会参与改革，并且会进行全面改革；而当β^*＜1时，君主的最优行为就是β=β^*。

命题1：当预期改革增加的收益（∆T）不变时，随着封建王朝存续时间的延长，改革成本会逐渐提高且改革阻力也会逐渐增强，故君主的改革意愿和改革动力会逐渐减小。因此，如果发生制度改革，也多会发生在某一君主在位的早期；同一君主在位时间越长，则其改革意愿越低。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君主对于王朝寿命的预期n是根据他所接收到的有关社会情况的信息决定的。由于君主，特别是非开国君主，常年生活在远离社会生活的深宫大院之中，难以直接获得社会信息，而只能接收官僚等人员传递的关于社会生活情况的信息。而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信息总是掌握在扎根于社会之中的人民手中，但由于信息传递技术水平以及严密的科层制的制约，人民要将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信息R传递给君主，只能通过官僚机构之间逐层传递。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由于官僚考核等方面的原因，官员经常会掩盖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而夸大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经过官僚机构层层的筛选和加工，最初传递的信息R到达君主时，可能已经面目全非，导致了君主与人民之间高度的信息不对称。^①因此，君主听到的信息会以歌功颂德为主，而反映社会疾苦的较少，承平日久，君主自然而然会认为王朝一派祥和，四海升平，那么此时君主就会预期王朝寿命n→+∞。由于$\Delta T=\dfrac{1-{{\delta }^{\left( \frac{\lambda }{n} \right)}}}{1-\delta }T$，当n→+∞时，∆T→0，根据公式（8）可知，此时β→0，因而此时君主没有进行制度改革的意愿和行动。

①[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107页。

命题2：封建王朝的官僚机构中层级越多，则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的扭曲就越大，制度供给者与制度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就越强，制度变革发生的可能性就越低。

由于封建王朝建立初期，君主选择了这样的专制政体，并建立了等级制度森严的科层制，由于信息传递困难，制度供给者与制度需求者之间就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自强化机制的作用下，制度的改革成本会随封建王朝存续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君主与人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会逐渐增强。因而王朝制度会趋于僵化，进入锁入状态，并陷入路径依赖。从长期看，外部环境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而僵化的制度与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会逐渐下降，导致制度效率不断下降。最终当封建王朝的制度效率下降至u₀以下时，农民就可能揭竿而起，发动农民起义。

同样的，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如因制度效率损耗引发暴乱，或拥兵自重的军阀叛乱，或外部入侵等，由于这些信息传递的强度很高，很难被官僚机构屏蔽，因而大多数情况下会传递给君主，并可能使封建君主改变其对于王朝寿命的预期，使得n不再是趋近于无穷大，而是一个有限数，有限数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信息传递的强度和君主接收到的信息的强度。这样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封建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总会出现支持制度改革或带领制度改革的君主，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革、明末崇祯改革、清末新政等。但是由于王朝这时的既得利益集团过于强大，因而导致改革难以成功，大多功亏一篑，如“戊戌变法”仅仅存在了103天，就以“戊戌六君子”的陨落而告终。

那么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何会出现王朝中兴。很多王朝中期之所以进行制度改革，大多也是由于出现了强烈的刺激信息，使得王朝君主对于王朝寿命的预期n很小，使∆T较大，导致君主改革的意愿和动力β较强，并且由于此时的利益集团阻力（p₀）和改革成本（C）相对较小，因而此时君主不仅有较强的意愿进行改革，并且由于满足参与约束，因而也确实会发动制度改革。比如明孝宗时期的制度改革，就是因为“成化年间，先后爆发了刘通、石龙和李原领导的荆襄流民大起义，给明朝廷统治以沉重打击”^①，从而实现了弘治中兴；再比如唐宪宗时期的制度变革，是由于天宝年间爆发了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进而出现了元和中兴。王朝中期的制度改革得以成功，而王朝末期的制度改革却难以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王朝中期的利益集团的合谋程度相对还不是很强，还不足以阻止制度改革，因而制度改革存在成功的可能性。然而这时的制度改革虽然能够起到提升制度效率，进而实现王朝中兴的作用，但是这些制度改革并没有改变封建王朝制度框架的根本缺陷——制度供给权高度垄断，信息高度不对称，利益集团利益与封建君主利益不相容等问题，因而只能是昙花一现，依然难以改变制度效率不断下降，封建王朝不断衰落，直至灭亡的趋势。另外，我们认为光武中兴、南宋中兴与上述的王朝中兴有所不同，这些中兴更像是一个朝代刚建立时期的王朝兴起，而不是王朝运行至中期通过制度改革而实现的中兴。也就是说，光武中兴和南宋中兴不是由于当朝统治者预期到了统治危机而主动实行制度改革的结果，而是由于农民起义等长期的暴动，涤清了前朝的沉疴，才有了新朝的兴起。

①朱子彦：《论明孝宗与“弘治中兴”》，《求是学刊》1989年第6期。

现在我们来回答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王朝君主怎么会漠视自己的王朝走向灭亡？为何不进行制度改革，以使王朝存续？根据我们的分析可知，中国封建王朝，就像是一个神经系统有些麻木（信息传递会失真）的人。而封建王朝的君主就好比是这个人的大脑（负责接收信息，并根据所接收的信息采取相应的行动），科层制中的官员就是传导感受的神经系统（负责传递信息）。由于神经系统有些麻木，所以会过滤掉某一阈值以下的痛苦感觉。当身体某一部位存在问题，但是痛苦的感受小于神经系统过滤的阈值时，大脑根本接收不到这样的信息，因而也就自然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某一部位出现了问题，那么自然也就不会针对这一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当然这不表示不存在问题，只是由于信息传递存在失真，使得真实的信息被屏蔽掉了）。只有当这个部位的问题持续恶化，痛苦感超过了特定阈值时，大脑才能接受到某一部位出现了问题的信号，才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这就是说，并不是封建王朝的君主漠视自己的王朝走向灭亡，而是因为存在信息高度的不对称问题，使得君主难以认识到王朝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君主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王朝正在走向灭亡，因而也就不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只有当问题严重到难以隐瞒时，君主认识到王朝出现了问题，进而才能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或防止问题继续恶化。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链条：制度效率决定王朝兴衰，而制度本身存在生命周期；由于封建王朝制度及其变迁存在与生俱有的缺陷，从而必将导致王朝制度僵化，致使封建王朝难以跳出制度的生命周期，直至最终走向灭亡。又因为各朝各代基本上如出一辙，因而，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就呈现出了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的现象。在这里，我们可以按照时间演进的次序将本文的核心研究结论用图 2来表示：

从本文的主要结论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的重要性。封建王朝由于将制度供给权力高度垄断到君主一人手中，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封建君主是不太可能供给出与需求相匹配的制度，那么必然会导致要么一部分制度供给不足，要么一部分制度供给过剩，这些都会影响一个王朝的制度效率，进而影响王朝的兴衰。封建王朝中期的君主（制度供给者），基本生长于深宫大院之中，与百姓的交集较少，信息不对称程度本身就较高，如果此时王朝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那么必然会加剧制度供给者与制度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但是如果一个王朝能够广开言路，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的话，则必然有利于缓和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制度供给尽量满足制度需求，以保持或提高制度效率，维持王朝兴盛。

第二，忧患意识的作用。忧患意识是指人们对所处现实进行否定性、批判性思维基础上所产生的对危机的一种自觉感受和预知能力。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封建王朝初期的君主，大多都经历过艰苦卓绝的“创业”过程，知道王朝的建立来之不易，因而大多具有忧患意识，故而会较为勤政。然而封建王朝中后期君主养尊处优，加之社会承平日久，导致其缺乏忧患意识、懒政、不作为。缺乏忧患意识，使得他们只有在接收到强烈的外部信号时，才会意识到王朝需要变革，才有可能进行王朝制度变革。一旦没有接收到这样的信号时，必然会导致王朝的制度僵化，最终引起王朝灭亡。

第三，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由于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如果王朝进行制度变革，也不会使生产力水平发生飞跃，因而改革不太可能产生剩余，故也就没有盈余来补偿改革中受损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中国封建王朝的制度改革必然要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必然是“非帕累托”性质的，所以制度改革必然会招致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根据奥尔森（2014）等人的研究，既得利益集团会随着王朝（国家）存续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增强。因而随着王朝存续时间的不断延长，王朝进行制度变革的阻力会越来越大。即使进行制度变革，变革成功的可能性也会逐渐降低。

第四，不断进行制度变革的必要性。根据分析可知，如果一项制度不进行变革，而外部条件是在不停地变化的，那必然会导致王朝的制度效率逐渐下降，最终导致王朝灭亡。因而只有不断进行制度改革，才能使制度不断地适应外部条件，以保持制度的效率，进而使得王朝不断发展，不至于因制度效率过低而导致王朝灭亡。

第五，建立开放型制度供给市场的必要性。制度的供给是一项融科学性、系统性、价值性为一体的系统工程^①。封闭的制度供给市场，使得制度的供给取决于封建君主的偏好和其所获得的信息，难以防止君主“拍脑门”的决策行为。而建立开放型制度供给市场，则制度的供给即使会偶尔偏离制度需求，也不会导致长期的系统性偏差。同时制度供给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如信息搜索成本等，当建立的开放型制度供给市场时，可以大大降低制度供给的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王朝的制度变革，有利于王朝制度效率的维持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