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触发了国人知识体系的丕变，其中关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及认识，无论在改良、革命还是改革开放的语境中，都对人们思考社会变革、探索发展路径扮演着重要角色。德利克指出，资本主义的概念涉及在近代欧洲形成中的特定社会形态^①(①德利克、卢野鹤：《中国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5年第2期。)，近年来张一兵、马克垚、何顺果等国内学者对其起源和概念做了细致的梳理。^②(②张一兵：《资本主义理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马克垚：《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何顺果：《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张卫良、周东华：《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概念的再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李宏图：《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考察》,《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1期。)然而关于近代资本主义思想的已有研究，要么诉诸宏大的意识形态和笼统的道路讨论，要么基于敌友关系争取政治支持的视角，着重展现对资产阶级的认识。^③(③如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策略》,《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杨宏雨：《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人认识资本主义的历程及其启示》,《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吴序光：《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认识与处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的历史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青：《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和政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而对于资本主义的本土认知，除了卜正民、张锡勤等作过以思想家为重点的论述^①(①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张锡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是怎样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求是学刊》1986年第2期。)，其内涵和演变尚缺乏全面细致的分析，尤其是基于经济学范畴的阐释更少。因此，我们将围绕资本这一核心要素^②(②某种程度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就是他关于整个“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其核心乃是他对于“资本”本质的独到见解。见何顺果：《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梳理资本主义的认识取向，资本之概念生成，资本与劳动的价值认同，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的关联。本文注意从经济学理论展开辨析，并力图在以下方面做出创新：对认识主体和历史资料的丰富和扩展；对资本概念、资本与劳动、资本主义等讨论的细化和深入；置于“西学东渐”的思想背景下，反思概念理解的差异。通过揭示“资本主义”这一话语传播的社会背景，以展现本土观念和现实政治影响下资本主义认知的复杂面相，有助于了解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改造的理念与路径。

一、进步维度中的资本主义叙述

资本主义是个历史现象，它在15、16世纪的西欧即已兴起，而“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则在19世纪下半叶，在1902年桑巴特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发表后才开始广泛使用。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扩张下呈现的“进步”性和弊病并存，使资本主义成为“聚讼纷纭的名词”^③(③王国斌指出了这一问题，并认为在可能是最无争议的定义中，资本主义指的是20世纪全球经济体系中遍及全球的种种促使资本、劳动力与产品流动的复杂组织和运动过程。见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254页。)，其解释大致可概括为三类：(1)马克思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基本特征是拥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从事价值生产并攫取剩余价值。^④(④国内的权威观点即认为“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见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6页。)(2)“资本主义源于商业的运动和扩张，是建立在经济自由和私人财产基础上的“个人主义”，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就是通常为着利己的目的把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的方式^⑤(⑤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民主制度则是自由原则在政治领域的体现。(3)以韦伯为代表，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理性的“企业精神”和“以合理而系统的方式追求利润的态度”^⑥(⑥韦伯抓住用“资本会计制度”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这一核心因素，将资本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制度区分开来，并“将资本主义经济行动定义为：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的行动，却依赖（形式上）和平的营利机会而采取的行动”。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6页。)，新教伦理为企业家提供了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

中国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侧重于上述第一、第二种解释，并在不同时期呈现了各自的特点。从19世纪中期国门打开至20世纪初，国人急切地从器物、制度等层面学习西方，掀起了西学的高潮。一方面，受西方的坚船利炮和资本力量深深的触动，益加感到追求富强的紧迫性。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变化和思想流派的差异，国人基于不同视角和立场的解读，具有模糊性和多变性。20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世界大战暴露的深层次危机，则令其普适性遭到质疑，逐渐染上贬义色彩。同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入，十月革命的胜利示范了另一条独立道路，国人目光开始转向俄国。在苏俄的帮助下，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却因阵营分裂很快失败，中国共产党亟须判明形势确定革命路向，于是在二三十年代展开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批驳中国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论点，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基础。至20世纪40年代，新民主主义理论承认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但是5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消灭资本主义又成为国家目标。

总的来看，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视域下的发展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标志性的理论探讨是中国社会史论战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围绕中国社会历史分期的论争由此开始，尤其是历史阶段的划分分歧很大。^①(①其中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流传甚广，而商品经济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如汪水滔的划分：原始的家长制的自给自足经济、小规模的单纯商品经济、私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见汪水滔：《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新兴文化》创刊号，1929年。)李季和陶希圣判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王宜昌认为1900年以后进入资本主义，陶希圣更是将秦汉至清划为商业资本主义。^②(②参见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上海神州国光社1934年版，第268页；王宜昌：《中国奴隶社会史——附论》，《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陶希圣：《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新生命》杂志第1卷第10期，1928年。)他们的观点与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判断不相一致，与后来的对资本主义的萌芽研究却有共通之处。这种批判资本主义与主张资本主义内生的悖论，相当程度上源于对西方坚船利炮背后现代性的期待，邓拓、吕振羽、毛泽东也都曾强调过鸦片战争前中国内部已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③(③邓拓：《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吕振羽：《中国历史研究提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上海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毋庸讳言，在应对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冲击中，存在着中国落后对比西方先进的焦虑^④(④1942年张闻天提到，“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达，工人生活比今天中国小地主好得多，可见落后国家的地主，日子过得不如先进国家的工人”。“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参见《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186页。)，以及发展道路被纳入西方体系而失去话语权的担心。通过研究资本主义萌芽，强调资本主义的内生性，凸显中国发展道路的谱系和逻辑，可以追索现代化的内部动力。将历史发展阶段简化为社会形态，固然为遭受资本冲击的国家判别路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反映了线形史观的简约化取向。

二、从生产要素到社会关系：近代中国资本概念的考察

资本在中国古籍中的常见含义是资金或本钱，明清市井小说许多涉及商人生活及货币观念的描述中便有资本一词，作为经济学范畴的资本概念则是19世纪末从西方论著￸译而来。资本知识深刻反映了人们从农耕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认知，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国人急切地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试图用以分析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

(一) 生产与利润：资本的概念分析

资本最初的定义，是资金或取得利息的本金。近代学者已认识到西文中资本词源经历了caput-capitale-capital的演变。朱通九、陶因等指出，资本capital一字是从拉丁文capitale翻译而来，其原意只限于“支付利息的息金”或收取利息的借款（capitalis pars debiti），这里资本实际上是指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生利货财，其收益就是利息。^①(①朱通九：《资本主义新论》，《商学期刊》第5期，复旦大学商学会出版部发行，1931年1月1日。)徐宗泽认为，capitale又来源于caput。“caput，首也，故capitale本是原本之意，今通称曰资本。”通俗而言，即任何本钱，用以经营一事业者也；依科学意言，谓一财产所备以生产一新财产者也。^②(②徐宗泽：《资本概论》，《圣教杂志》第21卷第12期，1932年12月。)于树德、诸青来进一步指出，caput来源于家畜，即家畜若干头之类字。古代以家畜为主要财产，其所有家畜若干头者即资本家，其家畜即资本，家畜所生之子即为利息。总之caput即“母金”、“本钱”之意。^③(③于树德：《资本之研究》，《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20号。诸青来：《资本之真意义》，《银行月报》1924年第4卷第1号。)这里货币资本是表现形式。

资本进而被引申为直接或间接地满足将来需要的财富，即土地以外的财富用之于获利而非享乐。尽管仍有人直观地把资本当作“吃不完用不完所余剩的供给生活的必需的食物与货品”。^④(④周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为知识妇女作》，《妇女杂志》第16卷10号，1930年10月1日。)但1893年艾约瑟已在《万国公报》中指出，资本“即余等人用已得之财，赖以多生财则也”，“资本固尽为财，而财要不得尽为资本。如人家积有菽粟或蓄有银，止知家中坐食，不思复行操作，伊之财即不得谓为资本，缘其不用之生财利也”。^⑤(⑤艾约瑟：《富国养民策 第五章资本》，《万国公报》，光绪十九年第50期，1893年3月，第4页。)陶因也提出：“凡劳动的生产物用去营利的都是资本。”^⑥(⑥陶因：《资本的意义》，《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1933年6月。)他不同意重农学派稠尔古（杜尔阁）的观点：“每年收进来的价值如消费不了而有剩余时，则蓄积之。这种蓄积之价值便是资本”。认为把积累的财富毫无区别地都视为资本，没有关注生利和增值的特征。

与生产相联系，资本还被视作人类的生产工具，是劳力的结果。林艺伟提出资本是人类谋生的工具，而资本主义就是“集多数的资本，行大量的生产”，获得利润。^⑦(⑦林艺伟：《资本主义的研究》，《民钟季刊》第1卷第2期，1935年6月。)朱通九认为，凡财物不论有形无形，而于生产上所必需，且能充作生产工具者，一概名曰资本，包括一切生财机器、土地、房屋、原料、金钱、货物等。^⑧(⑧朱通九：《资本主义新论》，《商学期刊》第5期，复旦大学商学会出版部发行，1931年1月1日。陶因：《资本的意义》，《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1933年6月。)蔚溪也认为资本是人造的生产工具，能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⑨(⑨蔚溪：《资本——正名与诞生》，《交通职工月报》第2卷第11期，1935年1月。)滕茂桐指出狭义的资本就是生产工具，是劳力所储藏的自然力量，广义则为收入的源泉。^⑩(⑩滕茂桐：《资本问题引论》，《中农月刊》第6卷第9期，1945年9月30日。)以过去之劳力助未来之生产者，谓之资本。^⑪(⑪汪荣宝、叶澜：《新尔雅》，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版，第40页。)庐振英认为，资本就是用于生产的一种生产物，并不是某一种财产之形状与性质。如果用于生产，就是资本。譬如有谷一斗，拿来做种子，就是资本，拿来供自己之食料，就非资本。^⑫(⑫庐振英：《资本与资本主义》，《留京潮州学会年刊》1926年第2期。)这样就把资本的外延从货币资本扩大到了生产资料。

进一步从经济学范畴分析，资本被视作生产要素之一。从梁启超、孙中山到马寅初、李权时等，相当多的政治家和学者都持这一看法。梁启超指出生产三要素为自然、资本和劳力，“三者本分离不相属，有企业家，然后结合之，罗集资本，驱役劳力，以利用自然，而从事生产，企业家之职也”。^①(①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7页。郑里镇引用日本学者山崎的《经济原论》观点，提出自然、劳动、资本是生产三要素，见《资本之社会的性质》，《新声》1930年第10期。)孙中山认为：“凡物产或金钱以之生产者，可皆谓之资本”。^②(②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0页。)如果物产不用于生产事业，似与残物无异，则不得谓为资本。例如，“租人以屋，而收其租金。雇人以车，而受其雇资。此屋此车，皆为资本。”如果自居自乘，不能生利则不算资本。所以资本要用于生产，也要能带来利润。^③(③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1页。但他将鲁滨逊漂流海岛谋生用的斧与粮都当做资本，“供其生产之费用，其作用与资本同”。)还有学者注意到美国资本丰富，广有自然之利，然独乏劳动之要素。^④(④云卿：《论资本之重要与近世资本制度形成之原因》，《钱业月报》第8卷特刊号，1928年4月5日。)经济学家杨端六将土地、资本、劳力、企业（生产要素中之最重要者也）视为基本生产要素。^⑤(⑤杨端六：《生产要素之科学的分析》，《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4号。)他还指出雇主与资本家有区别，例如经理、工程师与劳力阶级对抗，但并非资本家。

从亚当·斯密到庞巴卫克的视野中，获利和再生产是资本的重要特征，这在上述国内学者观点中也有相当反映。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⑥(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5页。)萨孟武据马克思之意，认为资本利润之发生，无不源于产业资本之循环。是故利润之生，非在前半及后半之交换行程，乃在于中间之生产行程，即最初所买之商品，加以劳动者之工作，而生别种商品者，实利润发生之根本原因也。^⑦(⑦萨孟武：《马克思之资本复生产论》，《学艺》1923年第5卷第8号。)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把资本理解为“那些能够生出使用费的东西”^⑧(⑧《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它的来源不是资本家的劳动而是他人的辛苦。不少学者也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超越货币或生产资料的层面，进一步将资本视为一种社会关系。如王亚南指出资本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下，使其价值增值的物质手段。^⑨(⑨王亚南：《中国资本总论》，《广东省银行季刊》第3卷第2期，1943年6月30日。)哥昌素之认为资本是一种用于收获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则是欲藉资本私有以获得剩余价值的“经济欲望”，以生产机关的私有，生产物与劳力的商品化为前提。^⑩(⑩哥昌素之：《资本主义的利弊论》，岚楠译，《汉口商业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2月10日。)

由是观之，中西在资本的初始含义上有相通之处，均与货币、获利紧密相关，一方面经历了货币或财货向生产工具、机器、资料多样化的形式，另一方面越来越强调现代生产的特征及其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与西方经济学背景的学者相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关注资本运动的社会性，从财富来源、剥削和不平等社会关系着眼，有更多的传统思想资源作为理解基础。

(二) 积累还是掠夺：资本的来源和性质

从资本的来源来看，它涉及资本增值及资本家发家的正当性。资本不是与生俱来，也并非孙中山所说“多由于文明祖传，以供吾人今日之生产，欲穷其始，则未易知”。^①(①孙中山：《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1页。)其突出积累，注意的是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强调掠夺，更多关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究其来源，可作如下划分：

一是储蓄说与忍欲说，认为资本为储蓄或忍欲的结果，强调资本由勤俭节约而来。此说流行甚广，如艾约瑟提出，资财节用即资本之原。“野地贫民无何资本，深恐饮食匮乏，每日殷勤操作，俟食物充足时造成弓箭，便于猎取禽兽，伊等造之弓箭即其出放资本处也，是节用以生财之道。”^②(②艾约瑟：《富国养民策 第五章资本 第六章财分于各主》，《万国公报》第51期，1893年4月。)马寅初认为，资本由生产者忍欲节省而来，变换者为资本物，流动者为资本，若资本停滞而不流动，必逐渐减少乃至于完全消灭。^③(③马寅初：《读徐青甫先生〈国难期间经济之设计〉书后》，《银行周报》第16卷第12期，1932年4月。)王克宥也认为，资本之构成归因于忍欲，即牺牲现在欲望之满足，以图将来更多欲望之满足，自以生产为前提。^④(④王克宥：《与薛遗先生再论资本问题》，《银行周报》1932年第16卷第32号。)

二是劳力说与掠夺说。即资本系劳力的结果，劳动创造了价值，也为资本家牟取剩余价值提供了条件。蔚溪指出，资本是利用人工与自然而构成的，不像土地与劳工是固有的（original）东西。剩余劳力就是每人利用除吃饭的等必要生活之外的余时，所花的有用的智力和体力。^⑤(⑤蔚溪：《资本——正名与诞生》，《交通职工月报》第2卷第11期，1935年1月。)丘咸指出，资本的发生在于一方是专门制造商品的资本家，他方是能延长工作时间的劳动者，被资本家用来生产支付劳力价值商品以上的商品价值。^⑥(⑥丘咸：《资本浅说3续》，《晨报副刊》第214号，1924年9月9日。)朱通九提到了普鲁东的论点，即资本家付出了工人个别的报酬，对于多数工人合力工作而增加生产效能的报酬，则留在资本手中，注入私囊。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集大成者。^⑦(⑦朱通九：《资本主义新论》，《商学期刊》第5期，复旦大学商学会出版部发行，1931年1月1日。)

严复在《原富》按语中指出：“民前施筋力而积其收成之实，斯为积蓄。斥此以养后来之力役，则号母财。母财者，前积之力役也。”又引穆勒·约翰之述，“凡母财，非节用，其物不生，非斥之以规后利，其母不著，故其界说曰，母财者，节用成积，而用之以规后利者也”。^⑧(⑧侯厚吉、吴其俊：《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二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4页。)认为资本（母财）是通过以前的劳动积累了收成，用于雇佣后来之劳动力。谷荣章也认为资本是被积蓄的劳动，所以在成为新生产的手段的时候，被积蓄了的劳动，就是资本。^⑨(⑨谷荣章：《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概念及关联》，《清华周刊》第42卷第5期，1934年11月19日。)因此资本具有资产与劳动的双重属性，隐含着资本持有者和劳动者相互转换的可能性，从而构成其身份流动的社会基础。

不少论者反对资本来自节用或劳动，不同意扩展资本的来源。周宪文批驳了“资本是积蓄的劳力”观点，认为如此则蜂巢蚁穴都成了资本。^⑩(⑩周宪文：《资本本质论》，《暨南学报》1936年第2卷第1期。)郑里镇指出并非一切生产手段皆为资本，否则“乞丐以火烧水为汤，亦不得不谓为资本制生产，资本家的生产及资本主义的生产了”。资本以货币、劳动力这两个特种商品的产生为前提，“资本云者，乃同一定的社会关系，而欲增大其自己的价值之谓”。^①(①郑里镇：《资本之社会的性质》，《新声》1930年第10期。)丘咸也反对把劳动器具当资本，如果这样“石器时代，已经有拥着资本的资本家了”。劳动器具尽其量也不过是获得资本的工具，而非资本自身。资本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②(②丘咸：《资本浅说2》，《晨报副刊》第211号，1924年9月6日。)他更不同意将资本泛化为促进人的劳动、有益于助长生产力的东西，并列举权力、知识、灵魂不是资本。陶因认为马克思把“资本概念”和“技术的生产手段”截然分开，在发现资本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上“超人一等”。^③(③陶因：《资本的意义》，《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1933年6月。)诸青来也指出：“唯有马克斯，快刀斩乱麻地做了总结，资本者仅一社会和历史的生产关系而已。”^④(④诸青来：《资本之真意义》，《银行月报》1924年第4卷第1号。)总之，资本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物得到高度认同。

三、资本与劳动：价值创造视阈下的社会建构

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⑤(⑤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3页。)近代随着沿海地区工商企业的举办、产业工人的集聚和工商业城市的兴起，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在中国成为现实，引起了时人对二者的价值创造及社会地位的关注、思考与论争。

(一) 价值之源：劳动神圣与资本神圣的争论

1911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即提出“劳动者，神圣也”^⑥(⑥李怡：《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劳工神圣观与中外文化——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劳动观的功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1918年蔡元培在演讲中强调：“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⑦(⑦蔡元培：《劳工神圣》，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9页。)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也在报刊上公开宣示，社会上的东西都是劳动做出来，“没有劳动，便没有现在的社会。”^⑧(⑧震瀛：《无工无食》，《劳动界》1920年11月14日。)有人专门指出劳动在生产要素中最为重要，“盖土地不能自生谷也，资本不能自获利也。惟勤劳焉，则可以化无为有，化少为多。”^⑨(⑨陈固：《土地资本勤劳三者为生财之本究以何者为最要试申言之》，《学生文艺丛刊》第2卷第3集，1925年1月。)“人工费得越多的东西，价值就越贵；人工少费点，价值就便宜些。”^⑩(⑩玄庐：《价值和公道》，《劳动界》1920年9月26日。)林云陔指出，资本家购买的是工人的工作能力，然后产生了比工作能力更高的价值，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⑪(⑪林云陔：《劳力与资本制之关系》，《建设》第二卷影印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2页。)戴季陶提出，资本家因占有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而致富，因为金钱没有男女性别，不会交配生子。^⑫(⑫季陶：《劳动者应该如何努力?》，《劳动界》1920年10月17日。)孙中山也认为“世界一切之物产，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⑬(⑬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9页。)，并提出“货物又是人工的结果，货物价值的高低，又是报酬人工之多少的”。^①(①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297页。)由此阐释产品耗费的劳动多寡决定其价值量，显然这是受劳动价值论影响的一种解释。

与此相对的观点则强调资本的重要性，提出了“资本神圣”。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社会分配相对平均，不像西方那样贫富悬殊，“吾以为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②(②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期，1906年9月3日。)马寅初认为，人工的功能随着资本变大而递增，薪水增多，而国家财政也就越充足，因而“资本神圣”。^③(③马寅初：《中国的经济问题——评“资本万恶，劳动神圣”说》，1921年8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暑期国语讲习所演讲词，见《马寅初全集》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505页。)1933年7月唐庆增在《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一文中提出：“我国现今所缺乏者，厥为资本而非人工及土地，故增加资本，为今后之要图。”^④(④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4页。)云卿赞同马寅初的观点，并认为资本充裕以后“劳动更神圣”。^⑤(⑤云卿：《论资本之重要与近世资本制度形成之原因》，《钱业月报》第8卷特刊号，1928年4月5日。)陈茹玄提出：“资本与劳工，对于国家经济，同负直接建设之责任者也。”资本制度在工业幼稚之国，实为促进物质文明之利器。^⑥(⑥陈茹玄：《资本与劳工》，《东南论衡》1926年第10期。)其后有人强调，要使中国的生产力增加，必先使资本与人力同时增加，“不然若资本毫不增加，而人力递增，则生产之总额，虽可以增加，但每人所分得之数必递减少”。^⑦(⑦《资本问题略谈》，《北辰杂志》第2卷第9期，1930年8月25日。)这或可视为后来过密化生产理论的一个早期论述。

然而正如何浩若指出，无论资本主义辩护者怎样引申劳动价值的观念，扩充成本的范围，如穆勒·约翰(John Stuart Mill)将利润视为资本家忍欲牺牲、行险侥幸、经营管理三个方面的报酬，^⑧(⑧何浩若：《资本主义与价值论》，《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0年12月15日。)以解释其所得剩余，都无法充分回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

(二) 相辅相成：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社会构建

资本的存在是以其对劳动的支配为根本特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⑨(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这一特征在时人的表述中已非常明白，如徐宗泽指出：“当今工业时代，在生活界上，有分疆划界之二阶级：一即资本家，一即劳动家。”他认识到马克思《资本论》学术总纲是剩余价值，以及“价值之多寡，应视劳力而定”的劳动价值论。^⑩(⑩徐宗泽：《资本概论》，《圣教杂志》第21卷第12期，1932年12月。不过他认为马克思没有区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主观价值、客观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是把社会分为“资本”、“劳动”两种阶级。^⑪(⑪庐振英：《资本与资本主义》，《留京潮州学会年刊》1926年第2期。)而在许涤新看来，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家所给予工人的是劳动力的价格而不是工人劳动的代价。他援引马克思的观点，指出利润与工资“二者站在相反的关系上，资本的所得部分即利润与劳动所得的部分即工资之下落，以同一比例增加”。^⑫(⑫许涤新：《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群众》第4卷第12期，1940年4月30日。)

因此，从资本和劳动对抗的角度，时人普遍对资本家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如朱执信在1906年《民报》撰文指出：“资本家靠剥削工人劳动发财致富，乘时射利，不耕不织，坐致巨万。为细析其资本所由来，恐自贮蓄者无纤毫也，而其岁入大半为赢利，小半为庸钱，虽欲不谓之掠夺盗窃，乌可得哉？”^①(①《朱执信集》上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页。)李大钊认为：“资本家得了劳动结果，劳动者仅仅得了他们劳动结果的一部分!”^②(②《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8页。)生产的价值主要归资本家所有，工资仅能支付工人生产期间所消费的食品。胡汉民也认为资本家剥削劳动者是犯罪。^③(③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第5号，1919年12月。)

从分配过程看，资本与劳动二者是对抗的关系，但从生产过程看，二者又是合作的关系，二者的有机结合决定了分配对象的多少和有无。所以，二者对抗的前提本身就是合作的结果。^④(④宋圭武：《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3期。)给予二者关系积极评价的学者也正是从这一角度阐释的。在梁启超看来，资本和劳力是相辅相成的，“今以富者之财，贫者之力，合而用之，以取无量之财于地，故两有所益，而财亦不见其损也”。^⑤(⑤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文集》卷一，页八。转引自侯厚吉、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页。)合作是两有所益。他在《新民说·论生利分利》中提到：“顾同一土地也，在野蛮民族之手，则为石田；在文明民族之手，则为奇货。其故何也？文明人能利用资本劳力以扩充之，而野蛮人不能也。”^⑥(⑥梁启超：《新民说·论生利分利》，《饮冰室文集》卷十三，页四十六。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资本劳力相结合，可以不断循环，达到获取利润、资本增值。梁启超还指出资本投入生产，大致一半准备材料，一半用于雇佣劳动力，资本丰厚，则雇佣的劳动力多，更多劳动力发挥作用，则资本又增值。^⑦(⑦梁启超：《新民说·论生利分利》，《饮冰室文集》卷十三，页四十七。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页。)苹之认为，劳动不藉资本，则不能生产。因为“徒有手工之劳力，固难以生产，即有管理之人才，与劳心之能力，苟无资本家出其过去劳力之结果（即资本），现在大规模之生产制度，仍无自进行。盖劳动者，若舍去资本，仅用其十指之手，则欲求一饱且不可得。非特其所得少于工资而已。资本家之得利息或利润，其一部分为负担危险之酬报，所侵蚀劳动者所应享之部分也。故其所得之大小，恒与其所负之危险为比例。”^⑧(⑧苹之：《资本主义之骨髓及中国采用之之理由》，《太平导报》第一卷第八期，1926年3月2日。)他还批评资本家不增加工人工资“实为大愚”，认为增加工资可以提高劳工之效率和劳动界之购买力。

其实，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发达的产物，而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相当有限。但在陈独秀看来，中国资本家不如欧美日发达，并不能否认中国产业界的资本作用和中国社会经济的资本制度，也不能否认财产工商阶级、大地主与多数无产劳苦不堪的人的存在。^⑨(⑨陈独秀：《告劳动界》，《晨报》1919年12月1日。)显然类似论点并非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出发，而是一种基于贫富分化的传统思维。

以此思维为基础，社会阶层按价值创造分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两大阵营，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发展为谁养活谁的阶级分析。一方面，重视工人农民等劳动者，具有劳动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正当性，但对小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等阶层有所排斥；另一方面，将资本家扩展到帝国主义、官僚、大地主等，可以化繁为简，快刀斩乱麻地展开革命动员。二者兼顾的妥协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别说同时得到二者的拥护，这一点国民党也有人意识到了。^①(①萨孟武：《如何增厚党的力量》，《时代公论》第4号，1932年4月。)

1949年革命胜利，后来又展开资本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强调劳动地位与动员劳动力的同时，高度重视企业投资，两者在政府的作用下强力结合。延至改革开放以来，劳资关系的处理再次为舆论所关注，不仅涉及社会剩余价值的贡献和分配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合理分配，以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劳动力的效率。^②(②劳动资本化已有广泛论述。如林南援引舒尔茨和约翰逊的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既然劳动者可以通过获得人力资本成为资本家，或者至少可以认为资本家与劳动者在生产和交换时可以共同拥有资本（虽然不相等），那么劳动者获得人力资本就符合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共同利益。见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正是在推动企业市场化、适应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中共十五大提出了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并把这两者的结合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③(③蔡继明：《论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四、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

在近代中国，与资本家身份、资本主义弊端相比较，资本的内涵更具有弹性。蔚溪指出资本是好东西，只是资本的所有者不同才产生或好或坏的经济制度。^④(④蔚溪：《资本——正名与诞生》，《交通职工月报》第2卷第11期，1935年1月。)丘咸也提出，资本家是杀人的人，而资本不过是杀人的利器。同样资本本身并没什么罪恶，罪恶在于资本家。况且劳动虽是富之父，土地虽是富之母，然而光有父与母还不能产生富，必须有父与母生殖上的一种有机组织，才能产生子——富，资本也就是这种有机组织。^⑤(⑤丘咸：《资本浅说1》，《晨报副刊》1924年第210至220期。)

因此，资本虽与资本主义紧密相连，但在时人的论述中，它具有相当的独立特性。陈独秀即认为，资本是社会的劳动力所积而成，没有人能反对，“我们所反对的乃是个人占有这资本利用这资本增强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⑥(⑥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页。)同样，庐振英指出，有许多不明经济组织的人，以为人类生活不平等，完全由于“资本”不好，而不知“资本”这个东西，无论何种经济制度的社会都是必要的。其所以被人视为罪恶，是“资本家”直接造成的，并不是“资本”本身的罪过，资本主义是在于财产私有之下，把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里的一种经济制度。这些少数人，就是资本家。^⑦(⑦庐振英：《资本与资本主义》，《留京潮州学会年刊》1926年第2期。)马寅初指出中国煤矿业、茶业、纱厂、丝厂经营缺乏资本，不能发达。由此认为“吾国现在之大患，不在产业之不共，乃在资本之缺乏。吾国无真正资本家，现在所得移为资本家者，寥寥无几”。^⑧(⑧马寅初：《共产主义与中国资本》，《马寅初全集》第3卷，385页。原载《上海总商会月报》第6卷第9期，1926年9月。)恰恰是资本之缺乏，不能使生产事业发展得发展之机会，此诚为一种致命伤。徒见资本之为害，而昧于资本之功用。至考近世分配不均之症结，非在于资本之本身，而实在于社会上经济组织之不良，法章防范之失当所使然耳。^①(①云卿：《论资本之重要与近世资本制度形成之原因》，《钱业月报》1928年第8卷特刊号，1928年4月5日。)李大钊认为，掠夺工人的是资本主义而非资本家，“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②(②《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9页。)

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被视为劳动者贫困的根源。生产机关归资本家所有，使资本家得以掠夺工人越发发财，工人越穷以致不能受教育获得相当能力。^③(③怪君：《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劳动界》1921年1月23日。)陈振汉指出：“从所得在各个人之间平等说，资本主义一开头便有这个缺陷。私有财产的本身便包括不平均的财产的存在。”而且，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完全，财产不平均的程度也愈深。“国民所得分配不均，乃是资本主义一个很显著的弊端。”^④(④陈振汉：《资本主义制度之得失与中国经济制度之选择》，《社会评论》半月刊1948年第65期。)即陈独秀所谓“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⑤(⑤《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而在曹任远看来，现代社会组织之不良，其根本错误在于经济组织。“一部分人，得因偶然之机会，成为资本家，垄断社会之生产器具。而其他一部分人，因生产器具为他人所占去，无处可用其劳力，以给生活上之需要，即为资本家工作。而生产之结果，大部分为资本家所吞没。社会上扰乱悲惨之现象，此实为其发生之总原因。”^⑥(⑥曹任远：《资本与工资》，《新群》第1卷第4期，上海中国公学出版，1920年2月。)因此他主张废除私有资本制，改造社会经济组织。

随着资本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入，在此基础上表达的价值判断也逐渐明确，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造方案。1920年11月陈独秀指出：生产方法只有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倾向于崩坏，在中国才开始发达，其罪恶也会照例出现。代之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⑦(⑦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他认为要克服资本私有、生产过剩的两大缺点，一是通过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机会；二是由公的机关负责产品产量和交换，达到供求一致。^⑧(⑧《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李大钊也提倡用社会主义发展实业，这样可以使资本集中，劳力普及。^⑨(⑨杜全忠：《李大钊研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页。)并建议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资本主义，并按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⑩(⑩《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9页。)1921年4月8日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中认为生产工具要集中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采用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开发中国实业，可以避免欧美资本制产业社会的恶果。^⑪(⑪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1号。)这里转换资本支配权成为改造资本主义的重要路径。不过也有人担心政府未必比私有的资本家可靠。蓝公彦认为私有资本家无论如何会受到一定限制，而把私有资本送到无限制的政府手里，政府就可以凭武力和权势随意处置。^⑫(⑫蓝公彦：《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改造》第3卷6号，1921年2月15日。)

总之，资本是发展生产的工具，资本的所有者才是经济制度好坏的关键因素，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则被视为劳动者贫困和两极分化的根源。在强化中央权威恢复统一以解决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国家富强的目标远远超越了私人资本发展的诉求。

五、结 语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语义的复杂性，与急速的社会转型紧密相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流是重义轻利、重农抑商，道德教化优先于物质利益。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中国面临着经济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推动着国人价值观念的改变。自晚清以来的工商业发展和启蒙，部分打破了过去的偏见，强调利和私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①(①马敏：《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尤其是资本与劳动现代性的思考，有利于符合工商业社会的新规范新秩序的逐步建立。在追求富强的声浪中，无论是褒扬或批判，资本主义都成为社会利益结构认识和道路选择的重要媒介。正如卜正民所言，知识分子当然会抗拒资本主义，但绝不是抗拒其文化结构，亦即现代性。^②(②卜正民：《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载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同时，由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外源而非内生，因而在缺乏充分实践检验的情况下，易受救亡的现实任务牵制，将社会形态与发展阶段简单对应，对某些因素（如市场）产生归属差错，往往以简单化、绝对化压倒复杂性、包容性。

资本积累是现代化进程中极为关键的步骤，增加资本供给、提高人均资本是改良生产方法的重要途径。^③(③参见吴景超：《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与人口》，《观察》1947年第3卷第3期。他提出了节制生育的建议，认为通过节育降低人口至2亿人，要比增加8280亿美元的资本容易。)而采用政府主导来达成这一目标，涉及原有的政治社会基础。在中国长期形成的农业文明和大一统格局中，政府在经济运行和社会剩余利用中担任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后也学习苏联的积累办法。^④(④吴景超指出苏联储蓄主要有提取农业剩余、提取工业利润、发行公债三类，采取提高积累、压低消费的办法。参见吴景超：《资本形成的途径》，《新路周刊》1948年第2卷第2期。)政府主导型资本积累正是为了去除“把极其零碎散漫的资财变成大规模的产业资金”的障碍。^⑤(⑤这一用语引自汪馥荪（汪敬虞）：《中国的资本与资本蓄积》，《新中华》第12卷第19期，1949年10月1日。他认为中国农民在生活和经营方式上的保守性格，形成了这一障碍。)今天要理顺市场化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同样需要政府的用力。然而西方舆论给中国加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延续了冷战格局下批判异己的思维。此外，厘清价值创造的来源，政府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尊重劳动创造价值但不能教条化，并允许其他要素参与分配。既要防止出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破坏城市工商业的行为，又须重视保障劳动的要素所得。这需要以辩证思维分析问题，避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才能为处理当今的劳资关系及社会矛盾提供理论思路。

对于中国而言，同样要警惕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影响理性思考。由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长时间和西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紧密结合，常常被连带否定了。^⑥(⑥姜义华：《挑战中国：现代性三重奏》，《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创刊号。)对资本现代性的否定、劳动要素的单向度强调，在纳入国家意志改造中导致了公私界限的模糊。^⑦(⑦张一平：《新区土改中的村庄动员与社会分层——以建国初期的苏南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列宁曾指出: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⑧(⑧《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西学东渐”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叙述与阐释，蕴含着化解内部危机与道路探索的焦虑。当下的西方舆论要么视中国为资本主义普适道路的异类，要么将中国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严重影响着对中国道路独特性和独创性的理解。其中辨析资本主义的“发明”和人类发展的一般要素，审察欧洲史观与中国道路的关系，成为我们考量资本主义“普适性”的重要维度。因此厘清名实，避免资本主义认识固化和教条化带来的对社会变革的误判误导，消除认识上的误区和不必要的障碍，才能真正回应资本主义“普适性”话语的挑战，构建中国特色的道路阐释和发展理论。当然，也要防止概念的泛化和滥用，避免权力资本、知识资本、道德资本等庸俗化的解释。事实上，中华民族是最善于吸收各种文明成果的民族，其独特的生命力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支撑，我们应该在开放的心态下博采众长。回溯历史，回归现实，中国的发展应当是自觉立足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底，不断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自我更新的历程，是要通过理论反思、理性选择，在实践中探索并在实践中检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