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活动虽然包括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其核心问题却始终是旨在生产决策的资源配置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物质财富的性质和生产问题，其探讨虽然涉及了财富的分配问题，但其最大成就却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市场体制理论：只要政府能够通过法治消除市场欺诈和垄断，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市场价格体系就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至于财富的分配，那是由投入的生产要素决定的。亚当·斯密等人承认，尽管由资本带来的利润和土地带来的地租来自劳动创造的财富，属于不劳而获，但只要不妨碍经济发展，由生产要素决定的财富分配状况就是理所当然的。^①(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3-45、47页。)李嘉图等人虽然担心，由于人口和产出的稳步增长会使得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进而导致地租的上涨和财富分配的失衡，危及社会稳定，但由于这种担心脱离了工业化大生产的本质而陷于空想，并未使财富分配问题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②(②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财富的分配仅仅是物质生产活动中资源配置的一个环节。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次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存在着生产过剩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加重乃至社会崩溃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由市场竞争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和资本不断集中的趋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由此，财富分配问题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由于马克思的深刻批判，20世纪20-30年代席卷欧美的经济大危机迫使欧美相继实施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二战后英国等欧洲国家又开始推行福利国家政策。这样的变革使得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度盛行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政府干预性的市场经济，并使得它们进入了消费社会，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悬殊在二战后一度得到缓和。

市场经济社会的这种演变和社会贫富分化得到缓和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得出了乐观的结论。库兹涅茨于二战之后第一次系统地运用历史数据和统计工具，发现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于1913-1948年期间突然减少，由此提出了一个乐观的理论：他提到，虽然这种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是由于“大萧条”时期和二战后的多重外部冲击造成的，但却认为，撇开任何政策干预和外部冲击不谈，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产生同样的结果，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由于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分享经济增长的丰硕成果，收入不平等会自动减缓。^①(①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5页。)这种乐观倾向，使得自20世纪以来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虽然经历了边际革命和数学化，但其市场理论与斯密等人的古典经济学却并无根本区别，重视贫富两极分化而忽视财富分配问题。

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悬殊、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虽然在二战后一度得到缓和，但并没有解决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和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扩大，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问题、财富分配问题已成为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热门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经过艰苦的资料收集和数据分析，于2013年发表了《21世纪资本论》一书。此书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数据，探讨了18世纪以来300年间全世界特别是欧美各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走向，揭示出贫富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社会内在固有的趋势，对主流经济学忽视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认为财富分配才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引起了经济学界和学术界的震动。

一、贫富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

《21世纪资本论》的核心问题是财富分配问题，其基本观点是：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发展自身能够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理论是全然错误的，就决定财富分配的经济运行机制而言，市场经济的固有趋势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日益扩大。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在收入、资本、人口、增长率等方面的历史数据分析表明，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300余年的贫富差距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8世纪初至一战前，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并达到历史高点；自一战到二战后的30多年时间里，贫富差距有所下降并以下降后的差距水平维持到20世纪70-80年代；而自那时以来，贫富差距则重新出现扩大趋势并于本次金融危机爆发期间达到高点。尽管库兹涅茨关于1913-1948年期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下降的说明大体是正确的，但他关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产生同样的结果的预测显然是错了，因为，导致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在一战到二战后的30多年时间里有所下降的原因是“源于战争以及为应对战争冲击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②(②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参阅第279-280页。)与市场经济本身的运作无关。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等政治伦理因素，市场经济的运行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运行在当前的社会生产中起着主导作用，西方发达国家于21世纪的今天正在重复19世纪那种会产生严重经济社会问题的不可持续的收入不平等，这就必须重视财富分配问题，将财富分配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寻找可能的解决问题之道。

在皮凯蒂的财富分配分析框架中，财富可分为作为存量的财产和作为流量的收入两个部分。就财产与收入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财产是指“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含居民住宅)，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①(①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6-47页。皮凯蒂将财富分配分为两个方面：作为存量的资本(即财产)分配和作为流量的收入分配，作为流量的收入又包括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工资)。但在《21世纪资本论》的中文版中，“财富”一词的主要含义是指资本，这样“财富”就有了两种含义，一种含义只是指资本，另一种含义还包括收入。为了避免误解，除引文外，本文所说的“财富”包括资本和收入，而将资本称为“财产”或“资产”，不称为“财富”。)简而言之，主要包括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两部分，它们能够带来收入，因此皮凯蒂把财产等同于资本，其带来的收入就是资本收入，包括全部不动产的收入(主要是房租)和金融资产的收入(例如体现了企业利润的股权红利、债权和银行利息，也包括知识产权收入)；另一方面，财产又来源于收入，除了财产本身带来的包括遗产在内的资本收入外，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即“工资收入”，扣除遗产之后的资本收入加上劳动收入，大致相当于国民经济的净产出。这样来定义资本和劳动收入虽然与传统的看法不太一致，容易引起质疑，却由于资本分配蕴含着资本收入的分配，我们便能够将财富分配简化为资本的分配和劳动收入的分配。按照这样的概念分析框架，皮凯蒂运用数据分析，对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状况及其演变得出了三个具体论点。

首先，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看，欧美发达社会中的财富分配都是高度不平等的，而这种财富的高度不平等分配，主要体现在资本或财产及其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之上。

尽管财富分配可分为资本分配和劳动收入分配两个方面，但是，“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劳动收入分配中收入最高的10%的人一般拿到总劳动收入的25%-30%，而资本收入分配前10%的人总是占有所有财富的50%还多(在有些社会高达90%)。……工资分配底层的50%总能占到总劳动收入的相当比例(一般为1/4-1/3，与最上层10%的人大体一样多)，而资本收入分配底层50%的人一无所获(总是低于总财富的10%，一般低于5%。或者相当于最富有10%的人1/10)。劳动方面的不平等一般较为轻微或者比较适度，甚至是合情合理的……。相比而言，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则总是很极端”^②(②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

具体而言，在1910年，欧洲最上层统治阶级1%的人占有社会总资产的50%，其后9%的富裕阶层占有40%，两者合计最上层10%的人占有社会总资产的90%；中间的40%中产阶层占有社会总资产的5%；而最下层50%的人也占有社会总资产的5%；所谓的中间阶层与最下层人民贫富相差不大；整个社会是一个少数人极富裕而大多数人极贫困的贫富悬殊的社会。到了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人群所有。在此10%人群之下的40%人群，即中产阶级，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25%(其中很大部分为房产)，全部人口中剩下的50%几乎一无所有，只拥有总财富的5%；同时期典型的欧洲国家稍微平均一些：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25%的总资本，中产阶级拥有35%，其余阶层与美国相同。相对于1910年欧洲中产阶级不拥有任何财富的极其不平等的“承袭制社会”，2010年的欧美社会虽然多出了中产阶级这个规模的财产所有权，但这样的财富分配仍然是极其不平衡的。^③(③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因此，资本及其收入的不平等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因素；即便20-21世纪之交工资收入的不平等也是造成晚近欧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工资收入的不平等迟早会通过储蓄和承袭转化为资本及其收入的不平等，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因素。^①(①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40、391页。)

其次，造成欧美发达社会这种财富高度不平等分配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运行，而其具体机制则在于，“r＞g(资本收益率＞经济增长率)”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皮凯蒂认为，历史数据表明，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含有r＞g，即资本收益率始终大于经济增长率的规律。^②(②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90、362-367页。)由于资本收益率等同于资本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又等同于国民收入增长率，因此r＞g意味着，如果没有政治和社会的外部力量冲击，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必然会导致资本或财产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增长，长期以往又会导致资本/收入比与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不断上升。^③(③“资本/收入比”是“某个时点上的财产总额”与“某段时间内(一般为一年)生产与分配的产品数量”之比，皮凯蒂发现，当今发达国家的“资本/收入比”大约为5-6，即人均私人财富大约是15万-20万欧元，而人均国民收入大约是3-3.5万欧元。由此可导出：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资本收益率(r)×资本/收入比。上述论证也可以表述如下：由于资本/收入比=储蓄率/经济增长率(s/g)，当r=g时，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储蓄率(s)，这意味着，唯有资本收入全部变为储蓄或投资时，才能保持“资本/收入比”的长期稳定；因此，当r＞g，使得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储蓄率时，就会导致储蓄率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收入比上升，随之又会导致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而由于初始资本分配的不平等，资本收入越来越高于劳动收入的趋势就必然会使资本或财产越来越集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用皮凯蒂本人的话来说，“如果g=1%，r=5%，节约下1/5的资本收入(消费掉剩下的4/5)就已足够保证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资本可以与经济增速保持一致。如果财富足够多，不必消耗完每年的租金就可以过得很好，从而有更多的储蓄，那么财富的增长将快于经济的增长，即使没有从劳动中得到收入，财富的不平等也会有扩大的倾向。”^④(④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60-361页。)

当然，皮凯蒂并不否认20世纪末以来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也是造成欧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法国从1982年至2010年，“国民收入中的利润比重飞速上涨”，“资本/收入比几乎回到了一战前夕的水平”，与此同时，“工资不平等再次上升”，“尤其是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高管们的报酬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两者共同使得收入不平等上升。美国在这一时期的财富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则更为明显，从1980年到2010年，前10%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不足35%上升至近50%，其中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上升得最快最大；而在这样的贫富差距扩大中，工资收入不平等所起的作用更甚于欧洲：工资收入最高的1%人群在全部工资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为12%，其下的9%人群占23%，中产阶级的份额大约为40%，剩余的50%人群拥有1/4左右；相对而言，欧洲的工资收入不平等要小一些：最高10%人群的份额略低，另两个群体的份额略高。^⑤(⑤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300、251页。)与20世纪初的贫富差距几乎全是由资本及其收入的差距所决定不同，欧美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贫富差距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工资收入的不平等造成的，从而使皮凯蒂将前者称为“食利者社会”，而将后者称为“经理人社会”。

但皮凯蒂强调，高工资收入并不能被消费掉而总是会转化为财产或资本及其收入。因此，“发挥决定作用的还是不平等规律r＞g，大部分财富集中都可用该规律解释。不论一个50-60岁年龄段的人的财富是挣来的还是继承来的，只要财富超过了相应的界限，那么资本就会不断自我复制并开始加速累积。r＞g这一规律意味着，每个创业者最终都会变成食利者。”^⑥(⑥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06页。)总而言之，即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造成的过高资本收益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

其三，虽然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运行，但决定财富分配状况的因素还有社会和政治等各种其他因素。为了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主要应当依靠资本税等政治伦理因素。

皮凯蒂认为，就市场社会而言，有两种主要力量推动着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推动财富分配趋同或差距缩小的主要力量是“知识的扩散以及对培训和技能的资金投入”，因为它能“使整个社会群体从经济增长中受益”，而推动财富分配分化或差距扩大的主要力量是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所导致的过高资本收入以及劳动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这两种力量的较量中，“无论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它都可能被强大的敌对力量阻扰和击溃，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①(①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4页。)。不过，除了对知识和技能的投资之外，还有政府政策等其他因素也能够缩小财富的不平等分配。

例如，19世纪欧美发达国家极为悬殊的财富分配差距在20世纪发生了显著的缩小，就不是由于经济体制本身运行的结果，而是源于一系列外在的政治等因素的冲击。以法国为例，法国20世纪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显著缩小，完全来自上层人群资本收入的减少：自1910年以来，法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一战前的45%-50%下降为今天的30%-35%。这种不平等程度的缩小主要是因为资本及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缩小，与劳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无关，因为从1910年至2010年期间，法国工资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没有变化，工资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始终保持在总工资收入的25%，而工资收入最低的50%人口的收入也始终保持在25%-30%之间。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法国收入不平等的这种缩小很大程度上集中于1914-1945年期间，在这一时期，前10%和前1%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跌至谷底并延续至今，这就说明，这些人群资本收入的坍塌式下降，是因为这一时期两次大战、经济大萧条以及高额累进税等各种公共政策对私有资本或财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②(②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280页。)

基于以上的数据分析和理论解读，皮凯蒂最后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财富不平等分配趋势做了悲观的预测，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他看来，一方面，21世纪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资本收益将维持在4%-5%左右；另一方面，无论采取何种经济政策，无论怎样通过投资教育、知识和无污染技术来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在21世纪的经济增长率都不大可能提高到4%-5%，而大致会保持在1%-1.5%。于是，“r＞g可能将再度成为21世纪的准则，就像它曾经贯穿历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一样。”这是一个令人可怕的前景，而要避免这样的前景，“正确的解决方案是征收年度累进资本税。……100万欧元以下的财富的税率为0.1%-0.5%，100万到500万欧元之间为1%，500万-1000万欧元之间为2%，几千万或数十亿欧元的税率高达5%或10%”^③(③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90-591页，参阅第225页。)。

二、按劳分配的救治方案

皮凯蒂为了遏制贫富差距扩大而提出征收财产税或资本税的主张，实质上乃基于按劳分配的价值观念。

显然，除非基于某种目的或价值追求，单凭事实是无法提出任何政策建议的。同样，关于财富分配的政策建议需要基于公平合理的价值追求之上：除非认为贫富悬殊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否则就没有理由提出任何建议去遏制贫富悬殊。因此，关于财富分配的政策建议是否合理的关键问题之一便在于，什么样的财富分配状况和分配原则是公平合理的？但对这一问题，《21世纪资本论》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证，也没有给出十分清晰的答案，而只是提出了两个皮凯蒂所说的价值共识。

其一，贫富悬殊之所以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并非因为完全平等或均等的财富分配才公平合理：“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判断它是否为正当的，是否有存在的理由”，而是因为，唯有公共福祉，即“有利于全体公众特别是有利于最弱势的社会群体，……将基本权利和物质福利尽可能覆盖每一个人”，才是衡量财富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的标准，“因为这最有利于那些权利最小和机会最少的弱势群体”；“在权利方面，人人与生俱来而且始终自由平等，非基于公共福祉不得建立社会差异”。^①(①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第494、第1页。)

其二，贫富悬殊之所以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是因为贫富悬殊是极少数人凭借不劳而获的资本收入或高额工资收入占据大部分社会财富形成的“承袭制社会”和“食利者社会”。

皮凯蒂根据数据分析强调，“1900-1910年资本收入在最高1%人群的收入中占据了绝大部分比重。1932年，尽管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资本收入仍然是收入分布中最高的0.5%人群的主要收入来源。”今天的情况虽然有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即社会已“从‘食利者社会’走向了‘经理人社会’，也就是说，从一个由食利者占最高1%的社会，转向一个最高收入层级主要由那些靠劳动收入为主的高薪个体构成的社会”，但与此同时，和过去一样，“随着收入阶层的逐步提升，劳动收入的地位逐步消弱，而在收入分布最高的1%和0.1%中，资本收入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这一结构性特征并没有改变”，^②(②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283页，参阅第284-286、300-302页。)另一方面，这些人数极少的高薪阶层迟早也会变成食利者。

针对有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高级经理人的超高收入是对他们的劳动成果即个人才能和成就的物质回报的看法，皮凯蒂进行了驳斥。皮凯蒂认为，“从个体‘生产率’角度为这部分人的高薪寻求客观依据是十分天真的。当工作是重复性劳动时，我们可以估计每增加一个工人或服务生带来的‘边际产出’的增加。而当个体的工作职能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时，这一误差幅度将大得多。实际上，一旦我们在标准经济模型中引入信息不对称假设，则‘个人边际生产率’这一概念将变得很难定义。……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那些有权决定薪酬的人天然拥有对自己慷慨的动机，或至少会对自己的边际生产率给出过度乐观的估计。”^③(③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38-339页。)换言之，皮凯蒂并不认为那些高级经理人的超高薪酬其实属于劳动收入，因而一旦它们转化为资本时，也应该征收高额累进税。

总之，贫富悬殊之所以不合理的价值观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不利于公共福祉以及不劳而获。但这两个方面是可以通过按劳分配加以克服而关联在一起的：一方面，贫富悬殊有利于少数不劳而获的富人而不利于广大辛勤劳动的平民，不符合民主社会的平等价值观，会导致社会危机乃至战争，因此是不可控和不可持续的；^④(④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5-486页。)另一方面，按劳分配不仅能够消除不劳而获，而且不会产生贫富悬殊而有利于每一个人。换言之，唯有按劳分配才能达到公平的财富分配。

不可否认，按劳分配大概是西方经济伦理中争议最小的财富公平原则，无论是古典正义理论的代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原则、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的经济分配理论、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是当代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都蕴含着按劳分配的原则。然而，按劳分配又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要具体贯彻这一原则，还会遇到许多复杂的问题。就它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第一层含义来说，会涉及这样的问题：资本收益是否涉及劳动呢？而就它的“按劳动份额进行分配”的第二层含义来说，则又会涉及：如何衡量劳动份额？是仅仅考虑劳动时间？抑或还要考虑到劳动成果、进而涉及与劳动成果有关的其他因素如人的能力、市场风险等？于是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按劳分配方案，例如只考虑劳动时间的计时工资制、考虑到劳动能力的计件工资制、综合考虑劳动时间和劳动能力的底薪加奖金制、乃至包括市场风险在内的个人边际生产率工资制，等等。具体的按劳分配方案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模式。

那么皮凯蒂提出的资本税救治方案体现了哪一种具体的按劳分配原则呢？

如前所述，在皮凯蒂看来，20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缩小的因素，除了战争等外部冲击之外，主要的途径有两条：政府干预性质的税收政策和对教育的投资。遗产税和房产税等财产累进税能够遏制资本或财产的集中度，所得累进税能够遏制不劳而获性质的资本收益和高额工资收入的增长，对教育的投资能够普遍提高大众的劳动能力从而平抑劳动收入的差距；而20世纪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差距重新扩大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而导致的遗产税和房产税等财产累进税以及所得累进税税率的倒退。^①(①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22-523页。)因此，要避免21世纪重复19世纪的社会因贫富悬殊而走向危机乃至战争的覆辙，救治的办法除了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之外，主要的途径是调整政府税收政策：除了保留原有的所得(包括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累进税和财产累进税并加以调整之外，还要增加一个新的税种即资本累进税。这一资本税不同于原有财产税的地方在于，原有的财产累进税不计入金融资产，而资本累进税除了要计入房地产之外，还要计入全部金融资产。^②(②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316-317、533-534页。)

就体现按劳分配原则而言，皮凯蒂遏制贫富悬殊的方案主要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第一层含义，即不劳而获是不正当的或“不劳动者不得食”：由于资本收益和超高工资收入属于不劳而获，食利和承袭制是不正当的，所以应当通过保留原有的所得(包括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累进税和财产累进税并加以调整，来遏制资本收益、超高工资收入和财产的不合理增长，并通过增加新的资本累进税来进一步遏制财产及其资本收益的不合理增长。至于按劳分配的第二层含义，即财富应当“按劳动份额进行分配”，由于皮凯蒂觉得劳动份额难以计量而将劳动收入等同于合理的工资收入，于是只能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来提高底层人群的劳动能力，从而缩小工资收入的不合理差距，不过这一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在皮凯蒂的政策建议中不占主导地位。

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角度看，皮凯蒂政策方案是否合理的关键在于区分正当的劳动收入和不正当的不劳而获：工资收入作为劳动收入是正当的，应当通过各种办法提高它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而基于房地产等的租金收入和基于金融资产的股权红利、债权利息和知识产权则属于不劳而获的不正当资本收入，应当通过资本累进税降低它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这样来区分正当的劳动收入和不正当的不劳而获，的确有其合理性。其一，将劳动收入归结为工资收入，包括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奖金和股票期权，^③(③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309页。)这就考虑到了，影响劳动收入分配差距的要素不仅有劳动时间，也包括劳动能力，虽然不符合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却避免了传统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即忽视劳动能力的差异而仅仅以体力劳动时间来衡量劳动，由此仅把工人的工资视为劳动收入，而不加区分地把企业家的劳动收入与资本家的利润一概归入剩余价值和不劳而获，不仅抹杀了能力的价值，甚至会将脑力劳动归之于不劳而获。其二，将资本归结为财产，将资本收入归结为包括知识产权收益在内的基于不动产的租金以及基于金融资产的股权和债权收入，虽然也不太符合传统的资本定义，拓宽了资本的外延，但也并没有违反资本的本质，反倒简化了财富分配问题。

但这样来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争议性问题。根据皮凯蒂的资本定义，他提出的新增资本累进税的财产计税范围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来源：(1) 遗产、无风险的不动产租金和国债利息等资本收入；(2) 含有风险的股权债权利息和知识产权等资本收入；(3) 企业家的奖金、股票期权等高额工资收入。问题在于：(1) 遗产、无风险的不动产租金和国债利息等资本收入尽管属于非劳动收入，应当通过税收加以遏制，但对于已存在遗产税和所得税的地区来说，新增的资本累进税明显属于重复征税；(2) 含有风险的股权债权利息和知识产权等资本收入大多属于风险投资收入，是要劳心劳力的，因此也包含着劳动与承担风险的收入，不应划入纯资本收益；(3) 激励性股权价值和奖金既然含有劳动所得，就不应划入纯资本收益。

三、按劳分配与创新和风险

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说，合理的财富分配状况和分配原则不仅应当有利于公平正义，还应当有利于经济效率或经济发展。由于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公平正义，当有利于公平正义的财富分配不利于经济发展时，我们便应当调整公平的财富分配，使之也有利于经济效率。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财富分配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财富的分配“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①(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但从生产方式是否合理的角度来看，现实的财富分配方式是否公平正义，归根结底要看决定它的生产方式及其包含的产权制度是否适应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多半已经过时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②(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因此，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否归根结底要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就此而言，皮凯蒂的资本累进税建议蕴含着一个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它尽管能够消除不公平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能够消除有效需求的不足而防止经济危机，但也有可能阻碍各种创新而阻碍经济发展。由于按劳分配的原则并没有唯一的实施标准，因此在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实施资本累进税时，我们还应当考虑到财富分配的效率原则，即按劳分配的具体方案与创新和风险的关系。

具体地说，皮凯蒂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提出的资本累进税政策，是建立在r>g即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这一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会扩大贫富差距的理论之上的，但这种理论和政策主张却蕴含着一种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一方面，r>g会扩大贫富差距，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设法遏制r>g，皮凯蒂的办法是增设资本累进税；但另一方面，r从理论上说完全有可能因“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律”而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不断下降至小于g，那么现实中r为什么会大于g呢？原因就在于人们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打破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律”，由于风险资本在创新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运用风险资本进行创新以谋取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是风险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不加区别地征收资本累进税以遏制r>g，就可能阻碍创新和科技进步，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历史经验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各种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和人类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但这种动力的背后是为了牟利引发的激烈竞争，需要资本的参与或运用资本的劳动。因此，运用风险资本进行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却能够加剧贫富分化。这是皮凯蒂的新增资本累进税一方面能够遏制贫富分化、另一方面也会阻碍创新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根源。

从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看，科技创新不仅是以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社会形成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且是克服因竞争而生产过剩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市场社会保持经济增长活力的根本要素之一。为了克服生产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除了设法缩小贫富差距来提高有效需求之外，根本的途径是创新和技术进步，用新产品来取代旧产品，例如用各种高产优质的农产品新品种取代传统的低产劣质的农产品品种，用数码相机取代光学相机，用激光光盘取代录音带，用液晶显示取代显像管，乃至用智能手机将传统的电话机与电脑合二为一，如此等等。为了应对国际竞争、产能过剩和发展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不专注于科技创新战略，美国近年来制定了在清洁能源、注重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先进制造业、空间技术、卫生医疗领域和教育水平等五个方面做出突破性创新的战略计划；英国制定了在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清洁能源、航空和海洋风电等方面大力创新的战略计划；而德国则提出了旨在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生产模式、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都要继续处于领先地位的《德国工业4.0战略》，以区别于用机器替代人工的工业1.0、大规模零件制造和流水线整机生产的工业2.0、运用电子和信息化技术的机器人生产的工业3.0，其战略内容涉及互联网、物联网、供应链、信息安全、智能工厂、云计算等领域。^①(①黄海霞、陈劲：《主要发达国家创新战略最新动态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年第7期。)

然而，基于牟利和竞争的科技创新也造就了不同于小规模的传统农业生产和商业经营模式的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模式，从而使得创新性劳动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竞争中胜出的创新性劳动能够获得巨大财富，而在竞争中失败的创新性劳动则一无所有。传统社会的贫富悬殊是由权力和财产的世袭造成的，小规模经营的农业和商业劳动不可能产生巨大的收入差异，现代社会的贫富悬殊则往往出于科技进步和规模经营导致的巨大劳动收入差异、然后通过财富的继承造成的。如同皮凯蒂所强调的，尽管资本往往会进行有风险的投资，资本也伴随着开拓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但是，资本“总是在积累到够大的数额后向租金的形式转化，那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逻辑终点”。^②(②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

传统农业和商业的产出与投入之间有极强的线性关系，例如粮食生产所需要投入的种子、肥料和劳动的边际成本难以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这就使农业生产难有规模效应，限制了农民创收空间。但现代制造业的产出和投入之间不完全是线性关系，它们可以通过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并减少人工成本占比，还可以利用生产规模优势迫使供应商降低价格，使生产资料和劳动投入的边际成本能够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形成规模效应，即便每件产品的边际成本降到一定水平后其产出和投入之间依然会趋向于一种线性关系，但其收入仍然远高于传统农业。至于腾讯和微软这样的新兴信息产业，其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则完全是非线性的，只要投入一定的创新性劳动开发出一款新产品后，厂商卖一万份还是卖十亿份，总体成本差别很小，因为每一份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就造成了其收入和成本投入之间的关系非常弱，赚钱能力空前提高。

皮凯蒂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会扩大贫富差距这一矛盾。他尽管也认识到，持久的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与平衡私人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并指责马克思忽视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却认为，“历史经验表明，财富的这种巨大不平等与企业家精神没有任何关系，也对提高增长也毫无益处，……它也和任何‘公共福祉’无关。”^③(③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第591页。)正因为如此，他提出的资本累进税方案对财产征税对象的来源不加区别。

如上所说，皮凯蒂将资本或财产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以房地产为主的不动产，二是体现了生产资料、以股权和债权为主的金融资产；由于贫富悬殊表现为这些资本或资产主要集中在前10%尤其是前1%的富裕人群之中，新增资本累进税便能够遏制贫富悬殊。问题在于，这些资本或财产既可以来自遗产、房租和国债利息等资本收入，也可以来自含有风险的股权债权利息和知识产权等资本收入，以及企业家的奖金、股票期权等高额工资收入，而后两者其实都源于运用资本的创新性劳动。皮凯蒂的资本税方案对此不加区分，因此在遏制贫富悬殊的同时也完全可能阻碍创新和技术进步。由于资本税的双重作用，为了尽量缓和资本税的不利后果，必须区分资产的来源。

首先，遗产、房租和国债利息等纯资本收益属于不劳而获，产生“腐朽”的“寄生”的食利阶层，食利和不劳而获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对它们征收高额累进税符合公平原则。据皮凯蒂的数据，遗产可能占到整个国民收入的5%-20%；20世纪初，英、法、德三国每年的新继承遗产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0%，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降到20世纪60年代的5%左右，然后稳步上升到2010年的约15%^①(①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38页，图 11.12。)。因此，仅累进遗产税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贫富两极分化。但对遗产税的幅度也要考虑到对创新激励的影响，若征收100%的遗产税，即禁止财富的继承，也会抑制创造财富的动力。

其次，除去遗产之外，剩下的资本税征税对象还包括含有风险的股权债权利息和知识产权等资本收入以及企业家的奖金、股票期权等高额工资收入，它们也是皮凯蒂所说的资本即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主要来源。对遗产等纯资本收益征税，对创新激励没有直接影响，但对债息、红利等金融资产征收重税，不免会妨碍资本的利用，而资本对于现代经济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是，诸如乔布斯和马云等人所展现的创新性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最稀缺和最宝贵的资源，其亿万身价主要来自知识产权和激励性股权，对知识产权和激励性股权征收重税，其实是对创新性劳动所得征收重税，不仅不符合公平原则，而且会沉重打击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创新性劳动，最终影响全社会包括低收入群体的绝对收入的增加。

四、结 语

《21世纪资本论》一书揭示了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其主要贡献有三：首先，花大力气收集和梳理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300年来的财富分配数据；其次，运用经验不等式r>g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趋势分析：由于经济增长等于工资增长与资本收益增长的加权平均和，r>g意味着劳动收入增长落后于资本收益的增长，由于市场经济中没有自然的力量可以遏制这种趋势，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贫富差距将日益扩大；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用新增资本累进税来对冲r，降低资本收益的份额，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比例。根据索洛的看法，这一资本税或财产税也许能将资本回报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额压缩1.5%，从而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②(②索洛：《托马斯·皮凯蒂是对的：关于〈21世纪资本论〉一书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比较》2014年第4期。)

然而皮凯蒂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可争议的问题。

其一，皮凯蒂以“资本/收入比”和r＞g等概念，对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运行必然会产生贫富差距扩大的机制进行了解读，却并没有说明r＞g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在机理。其实这种内在机理早就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深刻地揭示出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内含的生产无计划或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和企业的优胜劣败，进而导致资本的高度集中和贫富两极分化。马克思没有明确说明的仅仅是，导致优胜劣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人的能力不同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

其二，皮凯蒂论证贫富悬殊不合理的价值观依据是，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在于不劳而获的资本收益过高，需要用“按劳分配”的伦理原则来加以克服。但是，他对资本收益的界定没有区分基本不涉及劳动的纯资本收益与涉及劳动的资本收益。如果劳动意味着时间和能力的运用，那么资本收益至少可以区分为：(1) 遗产、房租和国债利息等纯资本收入；(2) 含有劳动的知识产权与股权债权利息等风险资本收入；(3) 被他纳入劳动收入而又不认为真正属于劳动收入的企业家奖金、股票期权等高额工资收入。后两者不仅与资本有关，而且与劳动能力有关，包括资本运作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等等。“按劳分配”应当考虑到，由于个人能力的不同，不同的劳动具有不同的价值，同等劳动时间的所得就会有很大差异，这就会导致明显的财富收入差别；即便这种收入差别也会造成贫富悬殊，但社会精英的贡献对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的确起着很大的作用，不仅会惠及弱者，而且不至于引起大的嫉妒心而导致社会不稳；至于如何确定其边际收益或贡献，除了市场定价之外似乎并无更好的方法。

其三，就“按劳分配”与创新的关系来说，皮凯蒂没有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性劳动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也能够扩大贫富差距的双重效应，导致他的资本累进税建议不仅没有区分财产征税对象中来源于不劳而获的部分与来源于含有劳动的风险资本收入，也没有看到这种区分对创新激励的影响，因此虽然能够遏制贫富分化，却也会阻碍创新乃至经济发展。合理的资本累进税应当充分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遗产、房租和国债利息等纯资本收入既不公平，也不利于财富创造，应当利用累进遗产税和所得税加以抑制，但对于含有劳动的风险资本收入特别是知识产权和激励性股权征收重税，就需要考虑高额累进税税率对创新积极性的影响，因为任何市场创新都不仅需要能力，而且必然要冒一定的风险，劳动收入的差异除了受能力影响之外，还受到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过分的累进税税率会打击市场创新的积极性。

最后，皮凯蒂理论的主要分析对象是法制比较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涉及权力腐败、违法乱纪和经济垄断等不法行为对于贫富悬殊的影响。而造成中国贫富悬殊的原因要比皮凯蒂的分析复杂得多。因此，皮凯蒂的理论对分析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作用有限。

毋庸讳言，中国自改革开放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以来，市场经济内在的竞争和优胜劣汰所产生的资本集中和两极分化趋势的确是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之一，就此而言，皮凯蒂基于市场经济财富分配状况的分析提出的资本税“二次分配”方案，对我们克服贫富悬殊问题无疑具有启示和参考价值。然而，中国的改革蕴含着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时期，法治的不健全所产生的权力腐败、违法乱纪和经济垄断等不法行为可能是贫富悬殊形成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此而言，皮凯蒂的分析和对策便毫无启示作用。因此，在分析和克服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时，除了关注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领域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关注市场经济运行产生的“初次分配”领域，即通过法治形成公平竞争，从根本上遏制各种不法行为，消除既不靠办企业，也不靠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运作”，更不靠科学技术的“农村圈地运动的腐败”、“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金融领域中的腐败”等各种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的腐败行为，消除不是凭借技术、管理和创新，而是依靠行政权力，包括行政许可权、行业准入权、资源占有权、价格制定权、行政执法权等，对生产、市场和经营管理等进行高度控制，凭借对政策、资源、审批等的高度垄断谋取高额利润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此等等。当然，不可以忽视的还有，一定要设法遏制房地产投机和金融投机产生的巨大贫富差距。^①(①徐大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富分配原则》，《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