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央提出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进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但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强化，作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越发滞后(孙中华，2015)。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为强化集体所有权的权能，二轮承包以来各地依然存在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相悖的土地行政性调整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不到位的情况(Holden和Yohannes，2002；Deininger等，2009；Yi，2011)。叶剑平等(2006)、Wang等(2011)、李尚蒲和罗必良(2015)和马贤磊等(2015)的研究表明第二轮承包期内全国仍有大量村庄进行了土地行政性调整，且仅有30%左右的农户拥有符合规范的土地法律文书。现实中土地产权的不安全不仅弱化了农户的土地产权安全性感知(马贤磊等，2015；Ma等，2015)，还导致了农户对承包地权能稳定性的恐慌。据我们对苏、赣、辽三省的调研资料分析，由于不合理的土地行政性调整和村委会强制干预农户的土地行为决策，导致了农户对未来土地被征收和承包期内土地权利稳定性持悲观态度。姚洋(2000)、钱忠好(2002)、Van Gelder(2010)和Ma等(2013)的研究表明，不安全的土地产权和农户较低的土地产权稳定性感知不仅会抑制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性投资和土地流转行为，还可能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进一步阻碍土地要素市场的发育(de La Rupelle等，2010；Mullan等，2011)。Sjaastat和Bromley(2000)、Broegaard(2005)和Van Gelder(2007)发现土地产权的影响是基于农户主观的安全感知发挥作用的，并成为比法律和现实层面的土地产权更具说服力的产权安全表征形式。Kahneman和Tversky(1990，1992)的研究也证实了行为人的风险偏好和主观预期是构成他们行为取向的关键，而且通过关注主体的行为态度和行为意愿能够更好地预测行为的发生(Ajzen和Fishbein，1980)。

关于事物、认知与主体行为的研究方面，Thaler(1980)的研究表明人们对于成为自己的物品往往给予更高的评价，而这往往发生在主观上对物品归属的知觉，Rachlinski和Jourden(1998)、Mandel(2002)则认为主体对于物品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是产生这种禀赋效应的重要原因。同时借鉴Broegaard(2005)和Van(2007)关于土地产权安全性是通过农户的产权安全感知发挥作用的结论，可以认为农户对土地的知觉控制^①(①知觉控制理论起源于计划行为理论，创始人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Ajzen和Fishbein(1980)，该理论作为一种成功地预测和解释认知、态度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模型，已被广泛地应用到人类生活的众多领域。已有研究表明，该理论能更好地了解和预测个体的行为意图及其自我效能和控制感，并显著地提高人们的认知、态度对行为的解释力。)是形成他们对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和土地行为决策的重要机制。Duval等(2002)和Marquardt等(2002)发现主体对外界事物的知觉控制感越强，其行为发生和主导性也越强。而且随着知觉控制的增强，主体对于环境的满意度和对标的物的情绪也越积极(Hedge等，1989；Brager等，2004)。North(1994)、Aoki(2001)的研究则表明制度建构的可感知的现实是通过主体的主观意向性和偏好发挥作用的，制度绩效的发挥则取决于制度目的与参与主体认知的一致性程度。因此，农户对土地的知觉控制是形塑农户土地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土地产权的安全性将影响农户对土地的控制感和权利稳定性感知。换言之，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绩效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农户对土地权利的知觉控制和进行土地生产性投资及参与土地要素市场的积极性(仇童伟等，2016)。但现实情况是农户对土地的知觉控制普遍较弱，村庄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形式也越发滞后，这一方面弱化了农户产权安全感知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因此，从农户对土地知觉控制的维度探讨土地制度改革在农户微观认知层面的实际表征，是考察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性质强化是否激励农户生产性行为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拓宽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在设计和绩效考核层面的新视野。

为此，本文将利用苏、鄂、桂、黑四省份111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经验分析土地产权实施状况^②(②本文中采用了土地产权安全性表征土地产权实施状况，这是因为产权安全性体现了“国家赋权——产权实施”这一土地产权从法律到现实的执行逻辑，从实际情景层面表征了土地产权的实施状况。)对农户第一轮土地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向当前土地知觉控制转变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方面探讨了农地制度的改革和实施绩效，并从第一轮承包期与当前农户知觉控制时序变化的过程中考察了产权改革的作用。

二、产权安全性与农户土地知觉控制的历史嬗变

知觉控制理论认为，主体在特定的时间能否执行某一特定行为，仅存在理性权衡是不完全的，还有赖于此时拥有的资源与机会，预期的阻碍越少则行为的知觉控制感越强，因此知觉控制反映了主体对于事物和行为的自我效能和控制感(Ajzen和Fishbein，1980)。目前该理论被广泛运用的领域包括环境行为倾向(Bamberg等，2003；Bamberg等，2007；Chen和Tung，2010)、消费者行为(Han和Kim，2010；Han等，2010)、患者药物服用(Godin和Kok，1996)、酒精消费(Armitage等，1999；Conner等，1999)等，并在近1000项独立的研究中证实了知觉控制理论的有效性(Ajzen，2011)。理论延伸方面，Donald等(2014)通过引入环境关怀和惯习，分析了受访者在自驾出行和乘公共汽车出行的行为决策。Lucy和Brian(2013)则发现道德规范不仅与行为人行为态度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同时道德规范取代行为态度时依然能够有效解释自行车骑行替代机动车出行的行为决策。借助已有研究，农户对土地的知觉控制可以界定为他们对土地经营、收益和处置自主权的主观认知，反映了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性的预期和主观控制感。但在现实情景中，农村地区存在的土地法律执行不到位、差异性的社区传统习俗和强权政治等造成了部分农户的承包地被非法调整、征收或“以租代征”(马贤磊，2013)，导致农户产权安全感知和土地知觉控制的下降(Lohmar等，2001，2003；Deininger和Jin，2009；Wang等，2011)。本文采用了农户对土地的归属认知表征他们对土地的知觉控制，这是因为调研中农户对“你认为你家承包地归谁所有”问题的直观认识是他们对土地的实际控制权，而非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因此，农户的土地归属认知可较好地表征他们对土地的主观控制感。借鉴钱忠好(2014)在农户土地产权认知度的研究中将国家和集体所有界定为本质属性一致的土地所有形式的做法，本文识别了承包地归属国家或集体所有和归属自己所有两种类型，农户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和当前的土地归属认知均采用该方法进行处理，并将认为土地归自己所有界定为土地知觉控制较强，反之则认为土地知觉控制较弱；土地产权安全性方面，借鉴Van Gelder(2010)和Ma等(2013)的做法，采用农户第二轮承包期内是否经历土地调整和是否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来表征农户的土地产权安全性，这是基于目前造成农户产权不安全的两个主要来源——村庄土地调整和地方政府土地行政性征收进行选择的(马贤磊等，2015；仇童伟等，2016)。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目前部分地区仍存在依据乡俗民规或村民自发组织的土地调整，但这部分农户面临的土地调整并不能表征土地产权不安全。已有研究指出，土地调整会降低土地生成效率(Zhang等，2003)、弱化农户的土地投入(黄季琨等，2008)、抑制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钱忠好，2002)等，因此土地调整总体上仍是刻画土地产权安全性的有效指标(Brandt等，2002；Ma等，2013)。

认知平衡理论认为如果人们的认知已经一致，当他们面临一个与先验认知不一致的认知时，他们会努力最小化这种不一致性(Heider，1958)。而且这种不平衡的认知配置往往会倾向于朝向平衡的配置变化，这是因为不平衡的系统产生了改变态度的压力，并且压力会持续到它们变得平衡(von Hecher，1993)。认知变化与情景的关系表现为：当情景压力较小时，主体倾向于保持认知的前后一致性。而当先验认知与情景意义出现背离时，较强的情景压力将迫使主体认知偏离先验认知，此时的认知失调表现出情景依赖特征(谢利·泰勒等，2010)。

产权安全性对农户土地知觉控制的影响方面，首先，在排除产权情景的影响时，农户第一轮承包期先验形成的土地知觉控制将诱使当前的土地知觉控制与之类似，表现为认知一致性特征，McGuire(1964)、McGuire和Papageorgis(1961)的研究就发现抵制认知变化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对议题的过去经验，先验认知的形成有助于弱化与之不同信息的影响。其次，当引入产权安全性的影响后，如果农户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先验形成了较弱的土地知觉控制，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未经历土地调整表征出来的安全的土地产权特征建构了农户认知一致性的平衡系统，在稳定的产权环境中农户对土地的知觉控制面临的情景压力较小，因此他们倾向于改变尽量少的情感关系以产生平衡的认知体系，即农户先验的土地知觉控制与当前的土地知觉控制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这一逻辑与von Hecher(1993)的分析一致。而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经历土地调整虽然建构了不安全的产权情景，但由于农户的先验认知是较弱的土地知觉控制，因此不安全的土地产权形成的情景压力实际上与先验的土地知觉控制具有一致性。依据情景因素采取最小的努力建构当前的认知，导致农户先验土地知觉控制与不安全产权情景间的差异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唤起农户认知失调的紧张感，因此不安全的土地产权并不会导致农户第一轮土地承包期较弱的土地知觉控制与当前的土地知觉控制出现明显偏离。最后，如果农户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先验形成了较强的土地知觉控制，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未经历土地调整表征出来的较高的土地产权安全性弱化了农户认知转变的情景压力，使得农户倾向于保持先验形成的较强的土地知觉控制。如果农户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经历土地调整，先验形成的较强的土地知觉控制与政府行政性干预存在明显对立，易造成农户的认知失调。Stone和Cooper(2001)、谢利·泰勒等(2010)就认为当失调的态度对主体很重要时，易唤起主体更高程度的认知失调。这也表明在农户先验形成较强的土地知觉控制后，该认知已经先验建构了土地的人格化特征，形成了农户对土地情感层面的依赖。产权不安全表征的情景压力(表现为失地的风险增加)将强化不安全土地产权对农户当前土地知觉控制的影响，进而导致农户先验形成的较强的土地知觉控制变为当前较弱的土地知觉控制。总之，农户的认知是依赖于他们关于不同态度对象的信息和事实而形成的(Hovland等，1953)，但同时还受到他们所处社会情景的影响(Markus，2004)。

综上所述，当农户所处的产权环境安全性较高时，较低的情景压力将使得农户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形成的土地知觉控制与当前的土地知觉控制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当土地产权安全性较低时，先验土地知觉控制较强的农户更有可能改变自己当前的土地知觉控制，以降低因产权情景与先验认知不一致而形成的心理紧张。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介绍 (一) 数据来源

2014年1月到2月，课题组组织了对江苏、湖北、广西和黑龙江4省份围绕农地产权安全性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农户参与这一主题的实地调查。为保证调查质量，调查的主要步骤如下：其一，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选择不同生源地的学生作为调查员，从而保证了调查样本具有代表性；其二，在正式调查开始之前，对调查员进行了统一的调查培训，对调查问卷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解释，明确相关问题的内含；其三，调查员利用寒假回乡调查，不仅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由于调查员对家乡情况较为了解，最大程度地保证调查内容的真实可靠性。经过对缺失数据和不符合研究需求样本的处理，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包括四省份的1114户农户，其中包括了111户对土地归属“不清楚”的农户，这部分样本仅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使用。

为考察土地产权安全性对农户土地知觉控制时序变化的影响，调研中设计了“你现在认为你承包的土地归谁所有”、“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你认为土地归谁所有”、“你家承包地是否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及“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你家承包地是否进行了土地行政性调整”等问题，实证部分检验了土地调整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持有状况对第一轮土地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不同的农户当前土地知觉控制的影响。

(二) 样本描述

表 1和表 2分别汇报了四省份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和土地产权的一般情况及第一轮承包期以来农户土地知觉控制的变化特征。由表 1可知，第一轮承包期和现在，土地知觉控制较弱的农户均达到50%以上。但从第一轮承包期到现在，土地控制感较强的农户的比重逐渐提高，其中广西和黑龙江分别以16.61%和8.37%的增长率居首。样本的分布情况表明，黑龙江和湖北土地知觉控制较强农户的比重最高，第一轮承包期的情况与之类似；土地产权安全性方面，广西和江苏的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持有率分别为81.40%和68.30%，其余两省份的农户持有率均在50%左右。此外，江苏和湖北分别有14.55%和8.96%的农户经历了土地调整。

表 2的结果表明，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具有较强的时序稳定性，其中保持较弱和较强的土地知觉控制的农户分别占样本总数的57.83%和20.24%。而在认知发生转变的农户中，15.25%的农户的认知由较弱的知觉控制转变为较强的知觉控制，仅有6.68%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由较强转变为较弱。这表明，农户对土地的知觉控制具有较强的时序稳定性，且目前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正在逐渐增强。

(三) 描述性证据：产权安全性与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

表 3给出了不同产权安全状况下农户土地知觉控制的变化特征。初步的发现是：(1) 当土地产权安全时，农户倾向于保持先验的土地知觉控制。具体来说，当农户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未经历土地调整时，他们第一轮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与现在的土地知觉控制具有较高的一致性；(2) 当土地产权不安全时，农户虽然存在保持前后认知一致性的倾向，但仍呈现出认知转变的特征。例如，当农户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样本中分别有7.78%和2.89%的农户由第一轮承包期的较弱或较强的土地知觉控制转变为现在较强或较弱的土地知觉控制，而土地调整导致的农户土地知觉控制的时序变化与之类似。

四、实证结果 (一) 模型选择

为考察土地产权安全性如何影响农户第一轮土地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向现在土地知觉控制的转变，本文识别了引入土地产权安全性与农户知觉控制交叉项的模型，一方面是因为土地产权安全和农户知觉控制之间如理论部分所述存在内在关联性，即引入两个独立变量无法捕捉联合效应；另一方面，参照马贤磊等(2015)的研究，引入交叉项也可以识别不同先验知觉控制下土地产权安全对当前知觉控制的偏效应。模型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Y_i} = {a_0} + {a_1}{X_i} + {a_2}{Z_i} + {a_3}{N_i} + {a_4}{X_i} \times {N_i} + {a_5}{Z_i} \times {N_i} + \sum {_{n = 1}{a_6}{D_{in}} + {\varepsilon _i}} $

(1)

其中，Y_i表示第i个农户现在的土地知觉控制，1表示较强的知觉控制，0表示较弱的知觉控制；X_i表示第i个农户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持有情况，1表示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0表示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Z_i表示第i个农户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土地调整经历，1表示经历土地调整，0表示未经历土地调整；N_i表示第i个农户第一轮土地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1表示较强的知觉控制，0表示较弱的知觉控制；X_i×N_i和Z_i×N_i表示交叉项，D_in表示农户的家庭、土地等特征变量，a₀为常数项，a₁、a₂、…、a₆为待估计系数，ε_i为随机误差项，符合正态分布。考虑到本文的因变量——农户现在的土地归属认知为二元选择变量，我们采用二元选择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分别对其进行估计。

(二) 变量选择及定义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户现在的土地知觉控制，主要的目的是考察从第一轮承包期以来到现在，我国农村地区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是否发生明显转变。尤其是在国家强化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础的土地用益物权的背景下，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逐渐弱化和消退时，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是否发生实质性转变关系到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的方向和实施方案的选择。

2.主要自变量。本文的主要自变量包括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持有状况、土地调整经历和第一轮土地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根据理论部分的分析，当农户所处的产权环境安全时，他们倾向于保持与先验土地知觉控制一致的认知，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土地调整对农户现在的土地知觉控制的影响不确定。但依据认知平衡理论，农户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先验形成的土地知觉控制将使得农户倾向于保持前后一致性的认知平衡体系，即农户第一轮土地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与现在的知觉控制正相关。

3.户主特征变量。本文的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和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越大，对土地依赖度越大，其对土地私有的认知倾向也越强；但年龄越大也意味着农户对于土地的保护越弱，因此户主年龄与土地知觉控制的相关性不确定。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他们对于土地法律层面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认知越强，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对土地实际上由农户占有和处置的认知更清晰，即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土地知觉控制的相关性仍不确定。

4.家庭特征变量。本文的家庭特征包括家庭非农就业劳动力数、家庭农业劳动力数和家庭农业固定资产。家庭非农就业劳动力数越多，意味着土地的重要性和家庭对于土地的保护力下降；而家庭农业劳动力数越多，农户对于土地的依赖度也越大，失地风险带来的损失可能使农户将政府对于土地的行政干预视为土地的所有权行使。家庭农业固定资产的影响同样如此，固定资产越多，意味着家庭在农业中的“沉没成本”越高，失地后的专业性投资损失也越大，可能弱化农户对土地的知觉控制。

5.土地特征变量。本文的土地特征变量包括家庭承包地面积和家庭承包地地块数。承包地面积越大，一方面意味着农户家庭的收入更多和对于土地的保护力度更大，有助于强化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但马贤磊(2013)的研究表明农村社会传统的土地均分和公平思想可能导致农户担心土地的重新划分，从而将弱化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家庭承包地地块数越多，则意味着农户家庭的土地经营难度和土地规整化的需求越大，依据Lang等(2014)的研究，土地需求效应将强化农户的产权安全认知，有助于稳定农户对土地的知觉控制。

6.区域虚拟变量。为捕捉区域未观察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因素对农户当前土地知觉控制的影响，本文也设置了湖北、广西和黑龙江的区域虚拟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4。

(三) 产权安全性对农户土地知觉控制的影响

表 5汇报了引入交叉项的土地产权安全性对农户现在土地知觉控制的影响，但引入交叉项的模型并不能识别产权安全性和先验知觉控制的边际影响。为此，表 6给出了土地产权安全性对第一轮土地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不同的农户现在的土地知觉控制的边际影响，识别了农户土地知觉控制时序变化中土地产权安全性的偏效应。分别比较表 5和表 6中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除个别变量的显著性存在差异外，其余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保持一致，表明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由表 6可知，农户第一轮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与现在的土地知觉控制正相关，这是因为农户第一轮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先验建构了他们对土地实际控制权的心理认知，为保持认知的平衡和降低前后认知不一致所引起的心理紧张和消极情感，农户倾向于保持土地知觉控制的时序一致性。

此外，表 6的结果也表明，安全的土地产权性使得农户第一轮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与现在的土地知觉控制正相关，不安全的土地产权则导致先验土地知觉控制较强的农户第一轮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与现在的土地知觉控制发生偏离。具体来说，当农户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未经历土地调整时，如果他们第一轮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较强(较弱)，那么当前他们倾向于知觉到较强(较弱)的土地控制感。当农户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经历土地调整时，如果他们第一轮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较强，那么现在他们的土地知觉控制将弱化。而第一轮承包期先验形成的较弱的知觉控制与不安全的产权情景由于具有指向一致性，因此不安全的土地产权并不会对该类型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的时序变化产生影响。现实情景中，目前仍存在不安全土地产权主要体现在村庄内部不合法的经常性土地调整和政府行政征收，这表明法律层面土地产权虽然得到了明确的界定，但由于区域法律执行的差异、地方的风俗习惯差异和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农户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总体偏低(Ma等，2013)，这也导致农户对土地的知觉控制较弱。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如表 1所示，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这表明，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落实，土地调整的次数和规模均呈下降趋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比率则呈上升趋势(冀县卿等，2014)，农户面临的产权安全性和对土地的知觉控制也逐渐增强。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除少数控制变量的影响与预期不符，其他变量的方向与预期基本保持一致。户主特征方面，户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年龄表征的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和保护能力、受教育程度表征的法律识别和现实认知的正负效应互相抵消；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农业固定资产强化了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与预期影响不符。这是因为，家庭农业固定资产越多，虽然增加了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沉没成本”和失去土地的可能损失，但农业固定资产的投入也可能强化了农户对于土地的依赖度，有助于提高农户对土地的控制感(Ma等，2013)。家庭非农劳动力引致的资金效应和农业劳动力引致的投资效应有助于强化农户的产权安全感知(马贤磊，2013)，即提高他们的土地知觉控制；土地特征方面，承包地面积的影响不显著，承包地地块数则提高了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这与表 4的预期一致。扣除其他变量的影响，与江苏的农户相比，湖北、广西和黑龙江的农户对土地的知觉控制更强。可能的原因是，江苏比其他三省份二轮承包以来土地产权实施受到的干预更大，尤其是其近年的快速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江苏农户土地被征收的风险，降低了该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

(四) 稳健性检验

虽然上文模型估计中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农户当前土地知觉控制的因素，但主观评价中往往存在被访者不诚实报告预期的情况(Duncombe等，2003)，Lewis和Pattinasarany(2009)、高琳(2012)认为受访者会出于对采访者来意的推测提高其回答的正面性。为此，本文也将样本中那些对土地归属认知不清楚的农户进行了如下处理：首先将对现在和第一轮承包期时的土地归属持“不清楚”态度的农户归为认为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一类，其次将对现在和第一轮承包期时的土地归属持“不清楚”态度的农户归为认为土地归自己所有一类。然后分别采用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进行估计并与表 5中的估计结果对比。结果表明，除少数变量的显著性存在差异外，其余变量的影响均保持一致，这说明受访者拒绝回答和不诚实回答并不是本文面临的主要问题。

本文也面临内生性的挑战。第一，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为控制区域未观测到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上文估计已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可一定程度上克服遗漏变量的风险。为进一步缩小控制范围，我们还引入了75个乡(镇)的区域虚拟变量，结果表明估计结果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引入数量众多的区域虚拟变量易造成模型较为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此文章最终仍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第二，先验知觉控制与当前的知觉控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由于农户两期的知觉控制均为当前回答的，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为克服因果关系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作者依据知觉控制表征为农户对土地实际和认知双重控制感的增加，采用了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和土地投资行为作为第一轮承包期知觉控制的工具变量。结果表明，并不能拒绝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

五、结论与思考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从认知平衡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土地产权安全性对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时序变化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苏、鄂、桂、黑四省份111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上述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具有时序一致性，安全的土地产权使得农户倾向于保持两期的土地知觉控制的一致，不安全的土地产权则使得先验土地知觉控制较强的农户的先验认知发生转变。经验结果表明，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具有明显增强的倾向，且第一轮土地承包期的土地知觉控制与当前的土地知觉控制具有内在一致性；如果农户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未经历过土地调整，他们倾向于保持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和当前的土地知觉控制的一致；如果农户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经历过土地调整，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较强的土地知觉控制将逐渐弱化，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较弱的土地知觉控制则不受影响。

(二) 思考与展望

农户对土地知觉控制的逐渐增强表明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和法律逐渐赋予农户更为全面的土地财产权益，农户对土地的“绝对”收益、处分等权利已经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主观上对土地的控制感。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阐述的农户对土地知觉控制的增强，实际上是在国家不断强化土地产权物权性质的背景下发生的。随着以承包经营权为主的土地物权的强化，土地所有权的效力正在逐渐弱化。按照目前中央推动农村土地产权三权分置的政策，农户的土地财产权利不断显化，其中土地的抵押担保功能的提出意义尤为重大。在此背景下，农户对土地的知觉控制并非意味着土地的所有权将被赋予农户或剥离村集体的土地所有者身份，而是通过引入农户的土地知觉控制表明在土地产权物权属性不断强化的情形下农户对土地的实际控制越来越强。这不仅有助于强化农户对土地的生产性投资，也会激发他们对土地的主人翁意识，激励土地的保护性投资，同时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至于未来如何处置集体所有权，既然农户目前的认知已经朝着土地知觉控制和实际控制不断增强的方向发展，而且这一转变实际上满足了农户和国家的双重利益。因此，可一定程度上尊重农户的这一认知转变，剥离土地所有权的权能而重点强化土地产权的用益物权属性，即仅将土地所有权作为稳定农村承包关系的纽带而赋予农户法律层面除土地所有权自由买卖外的更为全面的用益物权。土地产权安全性方面，安全的产权环境有利于农户保持先验的土地知觉控制，但不安全的土地产权则弱化了农户对土地的控制感。因此，需加强农村土地产权安全性构建和对农户土地用益物权的保护。对于目前大部分农户认为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情况，虽然符合政策法规，但仍需要通过禁止地方政府或基层自治组织对农村土地的经常性调整、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完善农户土地纠纷协调办法等途径强化土地产权安全性，保障农户的土地用益物权。进一步的做法是结合法律和政策层面的相关措施，从基层宣传和村级治理模式的“合作共治”的农户参与等层面鼓励农户对维护土地权益过程的参与，从认知层面强化他们对土地的知觉控制和责任感。

^*感谢扬州大学钱忠好教授对本文数据资料的支持，感谢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和山东大学黄少安教授在2015年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上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作者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