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社会创业是以商业化形式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的创业活动，其“以创新的、可持续的方式探索和开发满足社会需求的机会”（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彭伟等，2022a）。全球实践表明，社会创业在减少贫困、降低不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Haugh等，2022）。在我国，社会创业也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生态文明等重大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徐虹等，2020）。然而，我国社会创业活跃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例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总量增速逐年下降，社会创业活跃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21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有90.2万个，相比2020年仅增长0.9%，而同年市场主体增速为15.4%。因此，如何提升我国社会创业活跃度，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彭伟等，2022a）。

国际创业比较研究（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通过关注导致各国创业活动存在差异的原因（Terjesen等，2016；马鸿佳等，2016），发现制度要素（如政府政策、政府行动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信任、创业教育等）及企业家特征（如亲社会动机、自我效能、可持续性导向、失败恐惧等）都对社会创业有重要的影响（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胡望斌等，2020）。现有研究丰富了对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因素的认识，但仍存在拓展空间。第一，现有研究或关注制度要素的影响，或关注企业家特征的影响，少有研究将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放到统一的框架中开展分析（彭伟等，2022b）。社会创业是受制度和企业家特征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仅关注制度要素或企业家特征的独立作用，无法深入认识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多重因素和路径。此外，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Boudreaux等，2019）。一方面，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家会对相同的制度要素产生不同的认知、理解和应对，导致制度要素所发挥的作用（如对社会创业的影响）可能因企业家特征而异；另一方面，当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时，具有相同或类似特征的企业家制定的决策和采取的行动（如社会创业相关决策和行动）也常大相径庭（Hörisch等，2017；Ye等，2022）。因此，必须将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分析两者对社会创业的联动影响。第二，现有研究产生了制度缺失观（institutional void）和制度支持观（institutional support），分别认为制度不完善会鼓励社会创业以及完善的制度可以支持社会创业的开展，进而对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的影响存在不同解释并得出对立结论（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企业家特征会影响两种观点的有效性和解释力度，是两种观点的边界条件，必须加以考虑（Hörisch等，2017）。第三，国际创业比较研究指出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对各国社会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但鲜有研究识别两者具体驱动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导致无法厘清各国社会创业活跃度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彭伟等，2022b）。综上所述，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对社会创业活动的复杂影响仍有待深入探讨（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彭伟等，2022b）。

本文采用组态思维和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探究制度与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的联动影响，力求发现提升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具体而言，本文采用Scott（2001）的规制（regulatory）、规范（normative）和认知（cognitive）三维框架，参考Stephan等（2015）和彭伟等（2022b）的研究，关注政府行动主义（规制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规范维）和创业教育（认知维）三个对社会创业有重要影响的制度要素。同时，参考Hockerts（2017）和Ye等（2022）的研究，本文重点关注自我效能和失败恐惧这两个企业家特征，因为两者不仅与社会创业高度相关，并且和制度要素产生互动影响（Saebi等，2019；Boudreaux等，2019）。基于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等数据库，本文构建40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分析发现：社会创业需要上述五个前因条件的联动匹配，五者无法独立成为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本文进一步识别出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三种驱动路径：规制缺乏下的规范——自我效能驱动型、规制缺乏下的认知——自我效能驱动型和规制支持下的认知——失败恐惧驱动型。

本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本文突破了以往研究仅关注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独立影响的局限，分析两者对社会创业的联动影响，响应对社会创业前因开展“整合性研究”的呼吁（彭伟等，2022b），有助于深入认识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要素和路径。第二，通过分析重要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的联动影响，本文有助于调和制度缺失观和制度支持观关于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影响存在的对立结论（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本文发现两种观点的有效性依赖于企业家特征，并识别出两种观点的边界条件，为两种观点和研究结论不一致提供了解释。第三，国际创业比较研究关注导致各国创业存在差异的原因（Terjesen等，2016）。本文发现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创业活跃度驱动路径，有助于厘清各国社会创业活跃度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丰富了国际创业比较研究。最后，本文发现有助于政府部门认清驱动社会创业的路径，为其有效提升社会创业活跃度提供参考。因此，本文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文献综述与模型构建

（一）社会创业活跃度

社会创业是以商业化形式解决社会问题及创造社会价值的创业活动（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彭伟等，2022a）。其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在减少贫困人口、降低不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徐虹等，2020）。然而，世界各国的社会创业发展状况却差异很大（Haugh等，2022）。例如，在秘鲁等国家，社会创业高度活跃，在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波兰、摩洛哥等国家，社会创业活跃度很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杨英等，2021）。因此，如何有效地提升社会创业活跃度就成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彭伟等，2022a）。

国际创业比较研究关注导致各国创业活动存在差异的原因（Terjesen等，2016；马鸿佳等，2016），发现制度要素及企业家特征是导致各国创业活动（包括社会创业活动）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Canestrino等，2020）。因此，大量学者开始关注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在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的影响方面，目前衍生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制度缺失观和制度支持观（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其中，制度缺失观认为，当缺乏相关制度或者制度不完善导致政府解决社会问题能力有限时，亟待满足的社会问题与需求会激发社会创业活动，提升社会创业活跃度（Hoogendoorn，2016）。相反，制度支持观认为完善的制度环境能为社会创业活动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进而促进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彭伟等，2022b）。两种观点都得到了研究的支持，进而产生了不一致的研究结论。例如，Estrin等（2013）学者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制度缺失观，显示政府行动主义对参与社会创业产生负向影响；而Stephan等（2015）学者的研究则指出，当政府行动主义较高时社会创业活跃度一般较高，实证结果与制度支持观一致。导致两种观点对立和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种观点的有效性依赖于企业家特征，因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家可能对制度环境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要求（如有些企业家关注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对社会创业的需求，而有些企业家强调制度不完善会增加社会创业的风险），进而在社会创业活动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为深入认识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的影响，必须将企业家特征考虑进来，明晰制度缺失观或制度支持观的适用边界（彭伟等，2022b）。

另一方面，企业家特征也会对社会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部分学者从人口统计学特点出发，分析创业者的年龄、性别、经历等对社会创业的影响（Estrin等，2016）。还有学者关注创业者的心理特征和人格特点，发现自我效能、可持续性导向、亲社会动机、失败恐惧、同情等因素也是影响社会创业的重要因素（Hockerts，2017；Sahasranamam等，2021）。同时，学者们还将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通过分析整个群体的特征来发现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如张坤和张秀娥（2023）研究了群体的机会感知和失败恐惧与社会创业的关系。这些研究深入了对企业家特征与社会创业关系的认识，但也都指出：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的影响具有情境依赖的特点，如高度依赖企业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因此，研究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的影响作用时，必须考虑制度要素可能的调节作用（Boudreaux等，2019）。

基于现有研究可以发现：社会创业是一个多元复杂的过程，是制度和企业家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家会对相同的制度要素产生不同的认知、理解和应对，导致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的影响可能因企业家特征而异。另一方面，由于面临制度环境的不同，具有相同或类似特征的企业家在社会创业相关决策和行动上也常大相径庭（Hörisch等，2017；Ye等，2022）。因此，提升社会创业活跃度必须考虑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的联动影响。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地分析制度要素或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的独立影响（Hockerts，2017；彭伟等，2022b），很少将两者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不利于深入挖掘其中的因果关系。鉴于此，为深入探究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本文响应“社会创业前因整合性研究”的呼吁，对制度和企业家特征如何共同驱动社会创业活动开展研究，发现导致社会创业活跃度差异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关系，进而识别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

（二）模型构建

本文关注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共同影响，力求从组态视角构建多重因素并发驱动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复杂机制。在具体变量选择方面，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和现有研究，选择重要的并具有代表性且对社会创业有显著影响的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开展分析。在制度要素方面，本文基于Scott（2001）的规制、规范和认知三维制度框架，借鉴Stephan等（2015）和彭伟等（2022b）的研究，选取政府行动主义（规制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规范维）和创业教育（认知维）三个对社会创业有重要影响的制度要素。在企业家特征方面，参考Hockerts（2017）和Ye等（2022）的研究，本文将自我效能和失败恐惧这两个与社会创业高度相关并会和制度要素产生互动的企业家特征纳入模型。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整合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的社会创业活跃度驱动模型，具体要素的详细阐述如下。

1.制度要素

（1）规制：政府行动主义

规制制度主要指促进或抑制特定行为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等（Busenitz等，2000）。在社会创业背景下，政府行动主义是最受关注的规制制度要素之一（Estrin等，2013；Hörisch等，2017）。政府行动主义指政府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方式重新分配经济财富，进而向公民提供公共福利，反映了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Stephan等，2015）。关于政府行动主义和社会创业的关系，制度缺失观认为有限的政府支持会促使人们通过社会创业对各种社会问题提供补充性解决方案；而积极的政府参与则会减少社会问题进而降低社会企业需求，导致参与社会创业的人减少从而降低社会创业活跃度（Estrin等，2013）。相反，制度支持观认为政府行动主义可以为社会创业活动提供有形和无形的支持，对社会创业有促进作用，可以提升社会创业的活跃度（Stephan等，2015）。目前，学者们对政府行动主义对社会创业活跃度起促进还是抑制作用仍存在争议，导致这个争议的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其他因素可能会和政府行动主义共同发挥作用。因此，本文将对政府行动主义与其他因素形成的组态进行研究，探究其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

（2）规范：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规范制度主要指群体持有的信念、价值观等存在于社会中的惯例性、义务性的标准（孙永波等，2020），会对社会发展起指导作用。其中，价值观常被用来解释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动机，是个人进行决策和行动选择（如社会创业决策与行动）的关键决定因素（杨英等，2021）。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由政治学家Inglehart（1997）提出，认为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群强调人权、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后物质主义价值”，对物质条件未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水平。一个国家中持与社会创业一致价值观的人越多，就会有更越多的人参与社会创业活动，表现出高社会创业活跃度（Stephan等，2015）。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社会创业有着亲社会性、包容性等共同倾向，具有该价值观的人更容易被社会创业所吸引（Hechavarría，2016）。因此，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社会创业活跃度之间存在正向的联系。但是，价值观作用的发挥也依赖于其他的因素（Stephan等，2015）。为了深入地认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关系，也必须考虑其他因素（如其他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的作用。

（3）认知：创业教育

认知制度指一个群体所广泛共享的知识和认知类型（Stephan等，2015）。与社会创业相关的认知因素，主要反映在社会创业相关知识的普及程度上（程建青等，2019）。例如，在某些国家，关于创建新企业的知识在公众中广泛传播，在另一些国家，公众甚至不知晓开办和管理一家企业所需的基本步骤（Busenitz等，2000）。这就导致创业教育对社会创业活动有重要且显著的影响（杨英等，2021）。高质量的创业教育体系有助于创业者更好地识别和利用社会创业机会，增强创业信心，从而激发社会创业活力（Lim等，2016）。同样，商业模式设计和精益创业等创业技能培训对激发社会创业也有显著影响（Åstebro和Hoos，2021）。因此，创业教育可能对社会创业活跃度有重要作用，需要重点关注。

2.企业家特征

（1）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个人对自己成功完成预期行为能力的评价，企业家自我效能是企业家对其实现创业成功能力的信念（Boudreaux等，2019）。为了确保创业成功，企业家需要具备实现目标的能力和信念，因此自我效能被广泛认为是创业意向和行为的重要先决条件（Wilson等，2007）。社会创业相较商业创业蕴含着更高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性，因此社会创业者更加需要具备自我效能，使得自我效能对社会创业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Gupta等，2020；徐虹等，2020）。相应的，在国家层面，企业家群体中具有自我效能者的比例越高，该群体开展社会创业的比例也会越高，进而产生更高的社会创业活跃度（Hockerts，2017）。同时，现有研究发现自我效能会影响创业者对制度环境的感知和反应，会与制度要素产生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创业活动（Ye等，2022）。因此，在分析自我效能与社会创业的关系时，需要考虑制度要素可能的影响作用。

（2）失败恐惧

创业活动与不确定性、风险承担密切相关，而且具有高失败率特征（Ye等，2022），使得失败恐惧也是企业家的一个关键特征。企业家的失败恐惧被定义为其在从事创业活动时感知的失败风险（Wyrwich等，2016）。当企业家认为创业失败可能性较高时，采取创业行动的可能性较低，使得失败恐惧成为社会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Morgan和Sisak，2016）。在国家层面，企业家群体中具有失败恐惧特征的企业家比例越低，该群体开展社会创业的比例会越高，进而产生更高的社会创业活跃度（张坤和张秀娥，2023）。同时，失败恐惧对社会创业的影响与企业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高度相关，因为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导致企业家对社会创业失败的可能和后果产生不同的评价，进而调节失败恐惧与社会创业的关系（Boudreaux等，2019）。因此，本文将失败恐惧作为重要的企业家特征，探究不同条件组合中失败恐惧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QCA方法

QCA方法以集合论和布尔运算为基础，包含“并发因果关系”“等效性”和“非对称性”三个假设，在管理学领域分析复杂因果关系时被广泛使用（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本文选择该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QCA方法可以探索多个前因条件的互动关系及联合效应，能够识别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多条等效路径。另一方面，本文样本规模与QCA方法匹配，可以保留案例的独特性与深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外部效度（程建青等，2019）。在具体分析方法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可以比其他QCA方法更完整地捕捉不同水平前因条件变化的微妙影响（张明等，2019）。因此，本文采用fsQCA方法，探究多个前因条件如何相互作用、联动匹配，共同激活社会创业。

（二）样本与数据

本文数据源于全球创业观察2013—2015年调查报告、全球创业观察2015年社会创业专题报告、美国传统基金会2014年报告和世界价值观调查等数据库。本文以全球创业观察2015年社会创业专题报告为基础，结合全球创业观察数据、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剔除数据缺失样本，最终样本数量为40个。样本中既有社会创业活跃度高的国家（如秘鲁、哥伦比亚等），也有社会创业活跃度低的国家（如波兰、韩国、巴西等），有较大异质性，有利于得到不同路径组合，挖掘有推广性结论。全球创业观察社会创业专题报告目前只有2009年和2015年数据。我们选择2015年社会创业数据作为结果测量。参照以往研究（Stephan等，2015；杨英等，2021），我们选取2014年美国传统基金会报告数据、第五次（2005—2009年）和第六次（2010—2014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平均值、全球创业观察2013—2015年数据均值来构建其他变量的度量数据。

（三）测量与校准

1.结果测量

社会创业活跃度采用全球创业观察中社会创业活动的广义衡量标准，广义的社会创业活动是指具有特定社会、环境或社区目标的任何活动、组织或倡议。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处于初创阶段的社会创业活动，因此本文采用目前正试图启动社会创业活动的人群占调查人口的比例衡量社会创业活跃度。变量数据来源于全球创业观察2015年社会创业专题报告。

2.前因条件测量

政府行动主义采用政府活动规模衡量，并遵循已有研究将美国传统基金会原有指标转换为政府支出与GDP比率（Estrin等，2013）。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用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群的比例测量，采用Inglehart（1997）后物质主义指数，数据从世界价值观调查获取。创业教育包括创业基础教育和创业高等教育，数据源于全球创业观察报告。自我效能和失败恐惧采用指标所占百分比测量，分别为具备创业所需知识技能人群比例和害怕失败从而阻碍创业人群的比例，数据均源于全球创业观察报告。

3.变量校准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选取样本数据的上、下四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的锚点（杨英等，2021），交叉点用样本中位数（孙永波等，2020）。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校准规则取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非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校准锚点见表1。

四、结果分析

（一）必要条件分析

在组态分析前，需要对单个条件进行必要性检验。当某个条件总在结果发生时出现，该条件就是结果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通过一致性是否高于0.9判断，若高于0.9则认定为必要条件（Ragin，2008）。表2展示了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检验结果，发现：影响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或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各前因条件一致性均低于0.9，都不构成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单个前因条件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解释力较弱。因此，本文将各前因条件纳入组态分析，探索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和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条件组合。

（二）组态分析

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样本数量，本文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PRI一致性阈值为0.75，案例频数阈值为1（Fiss，2011；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fsQCA分析会得出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三类。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的条件为核心条件，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只出现在中间解的是边缘条件，起辅助贡献。呈现结果时，表示条件存在，表示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前因条件对结果无关紧要；大圆表示核心条件，小圆表示辅助条件。

组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有三种，无论单个解还是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都远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75，说明三种组态均为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充分条件组合。组态的总体解覆盖度为0.513，解释了半数以上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的原因。造成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有两种，均有良好的一致性与覆盖度，两种组态构成了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充分条件，解释了约35%的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的原因。

本文结果显示，激发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有三种路径：规制缺乏下的规范—自我效能驱动型、规制缺乏下的认知—自我效能驱动型和规制支持下的认知—失败恐惧驱动型。同时，结果表明，有两种组态会引致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具体组态结果阐述如下。

1.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

（1）规制缺乏下的规范——自我效能驱动型路径。组态H1指出：以非高政府行动主义、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高自我效能为核心条件，互补非高失败恐惧为边缘条件的组合可以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此路径表明：在政府较少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方式重新分配经济财富向公民提供公共福利而导致规制缺乏的情况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一规范制度会营造良好社会创业氛围。当企业家群体在具备较强的自我效能而且较少恐惧失败时，该群体中会有较高比例的人员开展社会创业活动，进而形成较高的社会创业活跃度。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秘鲁。秘鲁人追求工作中的独立、认同和支持，与强调自由、自立、自我实现而非生存和物质条件满足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相一致。同时，该国企业家群体具备较高的自我效能和较低的失败恐惧。但是，该国政府在提供公共福利方面相对较弱（低政府行动主义）。在该国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烈的规范环境中，该国有较高比例的企业家积极进行社会创业，来解决政府没有或无力解决的社会问题。相应的，在全球创业观察2015年社会创业专题报告的58个经济体中，秘鲁初创期社会创业活跃度得分最高。

（2）规制缺乏下的认知——自我效能驱动型路径。组态H2指出：以非高政府行动主义、高创业教育、高自我效能和非高失败恐惧为核心条件的组合，也可以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此路径表明：当一个国家政府行动主义水平较低导致规制制度缺乏，但是开展了良好的创业教育，并且企业家群体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又不存在失败恐惧时，该国也会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拥有较为完善的创业教育体系。例如，在创业基础教育方面，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省设立了80个创新教育园区，以提高青少年自主创业能力；创业高等教育方面，2021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收录的556所商科顶尖高等院校中，哥伦比亚占11所，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拉美国家。哥伦比亚良好的创业教育，结合具有较高自我效能又不存在失败恐惧的企业家群体，使得社会创业活动积极展开来解决社会问题与需求，弥补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与需求方面的不足，进而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通过组态H1和H2可以发现，自我效能在两组态中均出现且发挥核心作用，失败恐惧在两组态中均未出现，说明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活跃度有重要影响。同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一规范制度与创业教育这一认知制度都可以对社会创业产生支持作用，支持企业家群体积极地进行社会创业来解决政府没有或无力解决的社会问题。该结论说明：当一国政府解决社会问题能力有限时，如果规范或认知制度能营造支持社会创业活动的良好氛围，结合具备较高自我效能以及较低失败恐惧的企业家群体，该国就可以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因此，组态H1和H2不仅支持了制度缺失观，更发现该观点的边界条件：当社会氛围支持且具备开展社会创业能力时，制度缺失会引致更多的社会创业活动，进而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3）规制支持下的认知——失败恐惧驱动型路径。H3a和H3b路径表明：以高政府行动主义、高创业教育、高失败恐惧为核心条件，互补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或非高自我效能为边缘条件的组合，也可以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该路径说明：无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自我效能是否强烈，在良好的规制和认知制度条件下，即在政府努力解决社会问题、创业教育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企业家存在失败恐惧也会激发活跃的社会创业活动。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爱沙尼亚。爱沙尼亚全名是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该国政府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在政府行动主义方面有较高的得分。同时，爱沙尼亚是全球对初创企业最友好的国家之一，重视开展创业教育。此外，爱沙尼亚历史上多次被他国吞并，使得人民悲观情绪较为强烈，也导致该国年轻人希望通过创业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以上各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爱沙尼亚成为全球企业家活跃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社会创业活跃度方面也有较高的得分。

通过规制支持下的认知——失败恐惧驱动型路径可以发现：在政府大力支持及提供良好创业教育条件下，即使企业家群体具有较高的失败恐惧特征，该群体中也会有较高比例的人投身社会创业。该发现符合制度支持观的看法，也就是完善的制度环境能为社会创业活动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进而促进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为制度支持观提供了支持（Stephan等，2015）。同时，该发现识别了制度支持观的边界条件：在企业家群体存在较高的失败恐惧等特征时，政府不仅要积极对社会创业提供直接支持，更需要为社会创业活动提供间接支持（如提供创业教育），这样才能保证制度支持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比较上述激发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三种路径我们还发现：路径H1的覆盖度最高，说明较多案例通过该路径引发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同时，无论政府行动主义这一规制制度存在与否，都需要有规范制度、认知制度和企业家特征进行匹配，形成整体组合来促进社会创业。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在形成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中不可或缺，说明对社会创业活动而言，群体的知识文化和价值观极为重要，能够产生深层次、强有力的影响。

2.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

组态NH1表明：无论企业家群体的自我效能高不高，当政府没有或没能力有所作为、创业教育不完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不存在且企业家群体对失败存在恐惧时，社会创业活动会受到抑制。该组态容易理解，即当制度要素不支持社会创业，企业家群体也相对消极时，该国家很难激活社会创业活动。此组态典型案例有越南、韩国、保加利亚等国。

组态NH2的核心条件是高政府行动主义、非高创业教育和高自我效能，表明认知制度不完善对社会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在创业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即使政府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企业家群体也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该国也不能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这一方面由于积极的政府参与会减少社会问题和需求，降低社会创业的动机；另一方面，创业教育缺乏导致人们无法获得创业所需的知识技能，不利于识别创业机会和实施创业活动，更反映了该国的认知制度对社会创业的支持较弱。因此，即使企业家群体存在较高的自我效能，参与社会创业的比例也会较低。具体而言，组态NH2包含两个子组态。子组态NH2a代表案例有波兰、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子组态NH2b的代表案例有巴西、斯洛文尼亚等国。比较两个子组态可以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缺乏与失败恐惧在解释非高创业活跃度时存在替代关系。

比较NH1、NH2a、NH2b路径的覆盖度，我们发现上述路径覆盖度相差不大，说明抑制社会创业的路径较为多样化。路径NH1有较高的唯一覆盖度，说明可以由NH1路径进行唯一解释的案例数最多。对比上述路径我们发现创业教育均未出现且都发挥核心作用，说明只要缺乏创业教育就有可能会抑制社会创业活动。这表明国家想要激活社会创业活动，首先要提升人们对社会创业的认知，为社会创业营造良好的认知环境。

最后，我们通过比较产生高与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所有组态发现：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原因具有非对称性，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并不是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路径的对立面，制度条件与企业家特征的不同组合会带来多种结果。同时，无论政府行动主义存在与否，都有可能导致高或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因此规制制度与社会创业活动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需要与规范、认知制度及企业家特征相匹配，形成组态共同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此外，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对社会创业活跃度有重要影响，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都包含良好的规范或认知制度；相反，如果缺乏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社会创业。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40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应用fsQCA方法，整合制度与企业家特征相关的五个前因条件，识别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得出以下结论：

1.单个前因条件无法成为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社会创业需要制度要素与企业家特征两个方面前因条件的联动匹配。该结论说明规制制度并非具有特定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而是需要与其他条件匹配形成组态，才能共同激发社会创业活跃度。

2.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有三种驱动路径，即规制缺乏下的规范——自我效能驱动型、规制缺乏下的认知——自我效能驱动型和规制支持下的认知——失败恐惧驱动型。这些路径反映了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产生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点。

3.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有两种，且与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存在因果非对称关系。其中，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缺失会抑制社会创业活动，说明人们的价值观和知识文化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深远且有利的影响，在社会创业过程中不可或缺。

（二）理论贡献

本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具体说明如下：

1.本文突破了以往研究仅关注制度要素或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独立影响的局限，分析两者对社会创业的联动影响，响应对社会创业前因开展“整合性研究”的呼吁（彭伟等，2022b），有助于深入认识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要素和路径。由于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两者必然会共同作用影响社会创业，需要将两者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本文通过构建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共同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的模型，探究相关因素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联动影响。研究发现制度要素会与企业家特征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揭示了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要素和驱动路径，有助于深入理解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的条件。同时，本文的组态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侧重分析单个要素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净效应的局限，考察制度要素与企业家特征耦合关系对社会创业的塑造作用，识别了影响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复杂因果机制和条件间的替代关系，加深对“制度—企业家特征组态”与社会创业间“殊途同归”“多重并发”和“非对称性”等复杂关系的认识，为分析和理解社会创业问题提供更细粒度的指导。

2.本文分析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对社会创业的联动影响，有助于调和制度缺失观和制度支持观关于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影响存在的对立结论（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具体而言，本文发现的组态H1和H2不仅支持了制度缺失观，更发现该观点的边界条件：当社会氛围支持且具备开展社会创业能力时，制度缺失会引致更多的社会创业活动，进而产生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本文发现的组态H3也有助于识别制度支持观的边界条件。同时，本文的发现也可以解释现有研究结论的不一致问题。例如，Estrin等（2013）和Stephan等（2015）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出政府行动主义对社会创业的相反影响，本文发现表明这是因为政府行动主义与社会创业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并非具有特定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而需要与其他条件匹配形成组态共同激发社会创业。总之，本文的发现指出制度缺失观和制度支持观的有效性依赖于企业家特征，并识别出两种观点的边界条件，为两种观点和研究结论不一致提供了解释，更为后续分析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的影响提供有益的理论认识。

3.本文发现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创业活跃度驱动路径，有助于厘清各国社会创业活跃度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丰富了国际创业比较研究。本文发现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有三种驱动路径，每种路径都有典型的国家案例。同时，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路径有两种，也都有典型的国家案例。这些路径为不同国家所具有的不同社会创业活跃度提出了明确解释，有助于说明这些国家社会创业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而回答国际创业比较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各国创业活动存在显著差异（Terjesen等，2016）。同时，相对于目前国际创业比较研究更多的是独立分析制度要素或企业家特征导致的各国创业活动差异，本文识别了关键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的联动效应，识别了两者形成的可以激发或者抑制社会创业活跃度的组态，可以更好地解释各国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差异。因此，本文研究对国际创业比较研究也有贡献。

（三）管理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部门认清驱动社会创业的路径，为其有效提升社会创业活跃度提供参考。具体的建议如下：

1.不同国家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寻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创业驱动路径。本文发现，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是制度要素和企业家特征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以我国为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减少贫困、生态保护等社会问题，制定了很多有利的政策措施，为社会创业提供机会与支持。为了使这些政策措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国还应该完善创业教育体系建设，同时激发企业家群体的积极作用，形成合力，更好地提升我国社会创业的活跃度。

2.政府部门要重视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在激发社会创业中的作用。本文表明，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会对社会创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政府部门不仅要提倡亲社会的企业家精神，倡导自我实现、生态保护等后物质价值观念；还要增强对社会创业的认知，建立健全创业教育体系，普及创新创业知识、教授创业技能，增加人们参与社会创业的意愿与能力，进而更好地提升社会创业的活跃度。同样，为了更好地提升我国社会创业的活跃度，我国政府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创业教育体系，也应当注重营造创业环境与氛围，使得更广大的群体认识社会创业的价值、识别社会创业的机会、具备开展社会创业的能力，进而投身到社会创业活动中，提升我国整体的社会创业活跃度。

（四）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以及相关拓展方向。

首先，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采用的2015年社会创业数据是目前可获得的最新数据。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对社会创业开展新的调查或者开发新的数据，以更好地反映最新的社会创业状况。同时，本研究受数据所限尚未考虑各因素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未来随着数据的丰富可通过时序QCA等方法探讨多重因素联动影响社会创业的动态演化机制。

其次，由于案例数量的限制，本文采用五个前因条件。除了这五个前因条件，还有其他条件也会对社会创业产生影响，例如正式制度方面的市场化指数、营商环境等，非正式制度方面的集体主义、传统文化、未来导向等，外部环境方面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经济要素方面的市场规模、经济发展程度等，企业家特征方面的亲社会动机、先前经验等多种要素。后续研究可基于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高阶理论、注意力基础观等多种理论视角将更多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尤其是通过多种理论的融合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作用，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创业驱动要素和路径的认识。

最后，本文在国家层面开展分析，对企业家特征的研究也是在国家层面分析该群体的特征。后续研究可以采用跨层分析等方法在国家、区域、个体等多个层面开展，把制度要素与企业家特征更好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