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数字创新正日益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为数字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Nambisan和Luo，2021）。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的主导者多为跨国或天生数字化的国际企业，它们通常在特定区域开发数字解决方案，并将其推广至全球其他地区。尽管数字创新国际化已涌现诸多成功案例，大量跨国数字企业在本地化过程中仍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以TikTok为例，其在海外市场屡遭打压、备受争议，凸显了数字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复杂性。因此，数字企业如何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条件的国家或地区成功实现国际化，亟待学者做出理论回答。

学者将数字企业在跨境情境下，通过数字平台与全球伙伴协同创新并实现价值共创与捕获的过程定义为“数字创新国际化”（Nambisan和Luo，2021）。数字创新国际化是数字创新、国际商务、战略管理等交叉领域的研究前沿（Verbeke和Hutzschenreuter，2021；Shaheer等，2022）。学者从企业、生态系统、宏观层面对此展开研究：在企业层面，聚焦数字技术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Meyer等，2023；Monaghan等，2020；Nambisan和Luo，2021）、数字化跨国企业资产管理（Banalieva和Dhanaraj，2019）、国际化数字风险（Luo，2022a）；在生态系统层面，着重于生态系统优势对数字创新国际化的作用（Li等，2019）、数字平台与生态系统价值创造（Nambisan等，2019）、国际扩张中数字解决方案与生态系统灵活性（Tatarinov等，2023）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则从更广泛的视角审视数字创新的国际化影响，例如数字资产全球部署对世界贸易和外资的影响（Azmeh等，2020）、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未来走向（Bodrozic和Adler，2022）。这些研究集中在强调数字创新国际化的作用、探讨数字创新如何实现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数字经济时代国际商务理论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对东道国的政策、法律、文化背景等本地因素的关注有限，且忽视了数字制度的力量（Nambisan等，2019）。实际上，各国国情差异仍是数字时代国际商务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各国数字制度的独特性对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具有重要影响（Meyer等，2023）。进一步地，针对数字创新国际化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具体策略选择，以及影响策略选择的关键制度因素，现有研究尚未给出清晰的答案。因此，深入探讨数字创新国际化如何适应东道国的独特数字制度环境，对指导企业制定有针对性的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基于制度理论，创新性地引入“数字制度距离”概念，并据此建构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分析框架。首先，界定了数字创新及其国际化的概念，辨析了制度距离的内涵，梳理了制度距离和数字创新国际化的研究脉络。其次，引入了“数字制度距离”的概念，阐述了正式和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对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的影响机制。其中，正式数字制度距离影响数字创新国际化机会的识别与开发、创新路径的选择、创新模式的构建以及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塑造了数字创新国际化面临的复杂社会景观，影响数字创新合法性和接受度。最后，根据正式和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的不同组合，提出相应的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包括协作式开发策略、定制化生成策略、适应性创新策略和整合式扩散策略，并从正式数字制度差异应对策略，非正式数字制度差异应对策略，数字创新国际化过程、角色和结果等方面对四种策略进行了剖析。本文将制度理论和数字创新国际化研究相结合，既推进了对数字制度距离的理论认识，也完善了具体制度情境下数字创新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为数字创新国际化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工具，有助于提高数字创新国际化的效率。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创新与数字创新国际化

从过程角度看，数字创新是指将数字技术融入创新全过程，通过数字化变革产品、流程、组织模式及商业模式，突破时空限制，整合多元参与者创造新价值，进而提升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动态演进过程（Yoo等，2010；Nambisan等，2017；Hinings等，2018；Kohli和Melville，2019；刘洋等，2020；柳卸林等，2020；谢卫红等，2020）。数字创新呈现融合性、生成性和分散性的核心特征，并在过程中呈现跨时空整合与多元化参与、跨区域扩散与本土化嵌入、分布式创新与全球协同等特点（Yoo等，2010；Nambisan等，2017）。融合性推动不同技术、数据和平台整合，打破传统领域界限，促进数字创新的跨时空扩散；生成性源于数字技术的可重编程性和开放性，使创新过程动态演进、持续迭代（Yoo等，2010）；分散性则源于通信和存储成本的降低，使创新不受时空限制，涉及更广泛、多元的创新主体，增加创新的复杂性和动态性（Yoo等，2012；Nambisan等，2017）。数字技术的自我参照性和网络化特性促使创新资源向网络边缘聚集，形成分布式创新网络（Lyytinen等，2016）。这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创新提供了机遇，但也对企业全球协同能力和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需具备数字化动态能力，以重塑创新流程和治理机制（Yoo等，2010；Helfat和Raubitschek，2018）。

数字创新国际化是指跨国数字企业利用全球数字平台和技术，推动企业的国际扩张和跨境创新，旨在捕捉全球市场机会并解决国际社会挑战（Nambisan和Luo，2021；Meyer等，2023；Nambisan等，2024）。数字创新国际化研究涵盖以下四个方面：（1）全球数字平台与生态系统的战略利用。数字平台和生态系统成为跨国企业价值创造和捕获的新场所，为其国际化、知识和关系构建、价值交付提供新方式（Nambisan等，2019；Gong等，2024）。然而，跨国企业面临管理全球平台和生态系统伙伴关系的挑战，松散耦合视角为此提供了洞见（Nambisan和Luo，2021）。此外，全球数字平台与生态系统的利用加速了跨国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快速创新及优化，有助于提升其国际竞争力（Li等，2019）。（2）数字化驱动下的国际化策略调整。跨国企业需平衡全球化和本地化，以适应不同市场的制度环境（Meyer等，2023）。数字时代企业特定资产转变，促使企业重新评估资产的内外部化策略，采用创新网络治理模式（Banalieva和Dhanaraj，2019），并建立风险评估和管理机制，应对数字全球化风险（Luo，2022a）。（3）跨境数字创新的扩散机制。网络效应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是数字化服务跨国公司资产内外部化的核心战略资源（Hennart，2019）。数字原生企业快速国际化模式，凸显数字技术降低国际化门槛、促进全球快速扩散的作用（Monaghan等，2020）。（4）数字创新应对全球和本地社会挑战的潜力。全球数字平台通过整合创新思维和多模态技术，为复杂的全球社会挑战提供解决方案（Li等，2019）。数字化转型则推动了社会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构建开放协作的数字生态系统有助于提高全球韧性（Bodrozic和Adler，2022）。在健康、教育等领域，数字创新国际化应用促进跨学科、跨部门合作，有助于开发系统性解决方案（Aljafari等，2024；Nambisan和George，2024）。

（二）制度距离

制度距离的理论基础源于制度理论。制度理论包括制度经济学和组织制度主义两大学派。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制度是由正式制度（法律、规则、政策等）和非正式制度（社会规范、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稳定社会结构，塑造了行为主体的激励机制和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North，1990；Williamson，1985）。正式制度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明确界定财产权，减少交易不确定性，而非正式制度则填补正式制度的空隙，形成一种无须外在强制的自发秩序。在组织制度主义视角下，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通过规制性、认知性和规范性三大元素组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影响着经济活动和组织行为（Scott，2008；Selznick，1957；Powell和DiMaggio，1991）。制度超越个体设计而存在，体现为随时间演进且影响广泛的社会结构，涵盖规范、规则、惯例和价值观等（DiMaggio和Powell，1983；Scott，2008）。

基于上述两派制度理论，有学者提出“制度距离”概念，用于衡量两个国家或地区在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程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差异（Kostova，1999）。制度距离反映了不同国家的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影响着跨国经济交往中的交易成本和决策不确定性（Xu和Shenkar，2002）。正式制度距离反映不同国家在法律体系、监管强度、产权保护、合同执行等方面的差异（Xu和Shenkar，2002；Ghemawat，2001）。正式制度距离涉及影响企业战略和运营的法律规则差异（Estrin等，2009）、市场规则和执行力度的差异（Abdi和Aulakh，2012）。这些差异会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导致交易成本增加。当公司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进入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正式制度支持，面临的制度挑战更大（Khanna和Palepu，2000）。相比之下，从制度质量低的国家进入制度质量高的国家，虽然存在学习和适应挑战，但风险相对较小。因此正式制度距离对跨国经营的影响具有方向性（Trapczynski和Banalieva，2016）。非正式制度距离则反映了国家间在文化价值观、社会规范、意识形态和认知框架等方面的差异（Kostova，1999；Estrin等，2009；Abdi和Aulakh，2012）。这些差异对跨国企业的社会文化接受度和扩散速度产生影响。对跨国公司而言，东道国与母国非正式制度的差异会导致对企业行为合法性理解的差异，增加获得外部合法性的难度。非正式制度的隐含性和模糊性使外国企业更难理解和把握东道国的“社会规则”，也可能使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外资企业的行为持有更多疑虑和偏见（Eden和Miller，2004）。

（三）制度距离与数字创新国际化

制度距离对数字创新国际化具有重要影响。数字创新的跨国扩散和本地化适应过程深度嵌入东道国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之中（Garud等，2022）。国家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产业规制等法规，以及文化规范、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上的差异，构成了数字创新的制度情境，并影响其国际化进程（Donnelly等，2023）。

在正式制度距离方面，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需要兼顾用户多样性，在全球扩展和本地化进程中缩小数字鸿沟，灵活适应政策环境的变化（Garud等，2022；Koo和Eesley，2021）。不同国家数据隐私保护法律的差异直接影响数据驱动型创新项目（Garud等，2022），企业需要调整其数据治理模式以适应不同的政策环境（Garud等，2022；Koo和Eesley，2021）。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风险，影响其在特定市场投资数字创新的决策。与传统行业相比，数字创新商业模式还会与现有法规产生冲突，加剧合法性挑战（Mair和Reischauer，2017）。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数字创新企业需要从多个层面调整创新。在组织层面，调整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管控模式，以提高整合效率和适应性（Ghemawat，2001；Stallkamp和Schotter，2021）；在战略层面，评估制度环境差异，制定适应性策略，推动数字创新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渗透（Berry等，2010；van Hoorn和Maseland，2016；Kostova等，2020；Donnelly等，2023）；在制度层面，与监管机构积极沟通，参与制度建构，推动法律法规的完善与创新（Garud等，2022）。

非正式制度距离对数字创新国际化也有重要影响。在认知层面，不同国家的市场主体对新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理解和接纳程度不同，影响数字创新的推广（Burtch等，2014；Kumar等，2021）。因此，数字创新企业要在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本地化调整（Mair和Reischauer，2017），定制数字解决方案来满足本地需求（Li等，2019）。此外，引入本地合作伙伴、理解本地政策和制度环境，有助于克服文化障碍，促进技术创新的扩散（Oborn等，2019）。在规范层面，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社会期望、行为准则等差异，导致数字创新不同的社会文化接受度。例如，集体主义文化对可能破坏社会和谐的创新更谨慎，个人主义文化则更易接受促进个性化的新技术（Smith等，2013；Meyer等，2023）。为应对这些挑战，数字创新企业需要利用网络效应，鼓励用户参与社区建设，增强数字产品的吸引力和用户黏性（Koo和Eesley，2021）。社会网络有助于动员和优化资源，支持跨地域数字解决方案的本地化（Aljafari等，2024；Tatarinov等，2023）。此外，非正式制度距离通过影响跨国企业的外部交互和内部协调，影响国际化绩效。文化差异带来企业的“外国身份”劣势，阻碍母子公司间的知识传递和整合（Kostova和Roth，2002）。制度距离视角能够帮助企业评估非正式制度差异，制定本地化战略，推动数字创新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扩散和价值实现（van Hoorn和Maseland，2016；Kostova等，2020）。

三、数字制度距离的内涵与影响机制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共同推动下，创新活动日益呈现出跨区域、跨主体、数据驱动的新特点。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制度环境上存在显著差异，深刻影响了数字创新的市场进入策略、本地化措施和用户参与机制。现有研究虽然认识到制度差异的重要性，但尚未充分探讨数字情境下制度差异的特殊性，且缺乏整合性理论框架来解释数字创新在不同数字制度背景下所展现的差异化路径和绩效。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缺陷，本文结合数字创新与制度距离理论，引入“数字制度距离”概念，旨在构建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刻画数字情境下的制度差异，识别数字创新在多样化制度环境中面临的挑战。

（一）数字制度距离的内涵

数字制度距离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在数字领域制度环境的差异程度，包含数字法律、政策、治理规则等正式制度距离（Garu等，2022；Shaheer和Li，2020），以及用户参与模式、数字消费文化、数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距离（Schinoff等，2020）。数字经济的虚拟性、开放性、智能化等特征，使数字创新呈现更大的地区异质性，凸显出数字制度距离的特殊性（Schinoff等，2020）。

数字制度距离综合考虑了全球化与数字化的交互影响，以及数字技术革命对制度环境的塑造，是对传统制度距离理论的创新拓展。它与传统的制度距离概念在关系主体、权力视角、动态性、影响层次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在关系主体方面，制度距离主要聚焦母国与东道国、总部与子公司等二元关系（Kostova和Roth，2002）；数字制度距离拓展到数字生态中平台与互补者等多元主体，体现了数字经济生态化、网络化特点。而且，数字制度距离更关注跨国数字平台与不同地区的合作伙伴在数字化能力等方面的差异（Steenkamp，2020）。在权力视角方面，传统制度距离理论较少涉及权力不对称问题；数字制度距离特别关注平台生态中的权力不对称性，认为中心企业对边缘企业的数据和技术依赖塑造了生态内不同的数字距离（Steenkamp，2020）。数字平台通过技术赋能、数据共享和治理机制等方式影响生态内部主体间的数字距离，丰富了传统制度距离概念的内涵。在动态性方面，传统的制度距离相对稳定，尤其是文化规范等改变需要较长时间（Kostova，1999）；而数字制度距离的动态演变明显，数字平台和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空间距离，而各国政策分歧以及数字鸿沟又塑造新的数字距离形态。在影响层次方面，制度距离主要关注国家、地区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差异（Kostova和Roth，2002；Xu和Shenkar，2002）；数字制度距离不仅存在于宏观层面，还渗透到组织和个人微观层面（Schinoff等，2020）。例如，数字能力距离关注区域数字化转型能力差异，影响数字创新路径选择和数字颠覆适应效果；数字适应距离关注个体在数字环境中的认知、情感和行为适应差异，影响创新过程、成果转化及个体心理健康等（Schinoff等，2020）（参见表1）。

（二）数字制度距离的影响机制

1.正式数字制度距离的影响机制

正式数字制度距离包括数字法规距离和数字政策距离，影响数字创新国际化的合规成本、风险管理、资源获取与机会识别，共同塑造数字创新在全球不同市场的扩散模式与转化效率。数字法规距离反映不同国家或地区在数字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程度、法规覆盖范围和监管力度等方面的差异。数字法规距离决定了数字创新的制度约束、合规成本和法律风险（Oxley和Yeung，2001；Meyer等，2023）。较大的数字法规距离意味着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时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以满足东道国的法律要求。在数字法律环境较宽松的地区，数字创新往往能够迅速发展和传播；在数字法律环境较严格的地区，数字创新的扩散会受到更多限制，增加其进入难度。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会对跨国数字企业的风险管理和全球战略布局产生影响（Luo，2022a）。特别地，数字法规距离还体现在数字经济监管和治理的多个方面，包括数字平台治理、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数字内容审查标准等监管规定的不同。例如，数据隐私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差异可能成为数字创新在某些国家应用和推广的障碍（Bélanger和Crossler, 2011）。数字政策距离作为正式数字制度距离的另一个关键维度，涵盖了各国或地区在数字产业政策、贸易法规和创新激励措施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深刻影响着跨国数字企业感知市场机会、配置关键资源的能力（Cuervo-Cazurra等，2018）。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的多样性构成了数字政策距离的基础。部分国家通过税收优惠、资金扶持、研发奖励等手段积极培育数字创新，塑造了低成本、低门槛、高激励的创新生态，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这些措施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和市场进入壁垒，为企业的创新行动提供了助力；相较而言，数字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或缺乏连续性则可能抑制数字创新的潜力，进而影响其国际拓展进程。数字政策距离还影响企业对跨境机会的识别。数字经济加速了全球市场融合的进程，开放包容的市场政策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有利于数字企业基于数字平台和数字贸易规则捕捉全球市场机遇（Stallkamp和Schotter，2021）；反之，数字保护主义倾向则会割裂数字经济的全球链接，增加企业识别和把握机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制约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步伐（Luo，2022b）。同时，数字政策距离关乎企业跨市场关键资源的配置能力。差异性的政策环境影响企业对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战略资源的获取。优越的政策生态利于企业汇聚资源、激发创新活力，而不利的政策环境会阻碍资源获取，制约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2.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的影响机制

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是指企业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在数字文化、数字认知、数字习俗等方面的差异程度。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通过影响数字创新国际化的社会适应、商业模式本土化与创新扩散等关键过程，进而决定数字创新在东道国市场的接受度和价值实现。首先，数字文化距离体现不同国家数字化心智模式、创新文化氛围等差异，影响跨国数字企业在东道国的认知合法性和制度环境适应性。数字文化塑造了个体和组织对数字创新的态度和应用方式（Hsu等，2014）。例如，消费者对数字创新的接受度和习惯存在国别差异（Clemons等，2016），跨国数字企业需据此调整其商业模式和市场策略。同时，东道国的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等文化特征会影响消费者对数字产品的采用意愿和行为（Burtch等，2014；Kumar等，2021），这就要求企业针对不同市场调整创新设计和推广策略。并且，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信任偏好，本土企业可能在东道国享有先天优势（Kim等，2017；Gefen和Carmel，2008），跨国数字企业需要克服“国外劣势”，建立本土化形象和信任关系。此外，不同国家数字文化成熟度差异也影响跨国并购和创新合作的绩效。如果东道国文化环境有利于新技术采用，跨国数字企业的进入可能带来技术外溢；反之则可能加剧“数字鸿沟”。其次，数字认知距离反映不同国家的民众在数字化认知水平、技术接受度和隐私保护意识等方面的差异，影响数字产品的采纳与使用，以及数字商业模式的本地化适配（Huang等，2016）。为了克服这种挑战，跨国数字企业需要通过建立认知合法性，让东道国市场参与者了解和接受其商业模式（Garud等，2020）。数字认知差异不仅影响市场层面，还可能引发制度风险。新技术民族主义兴起使跨国数字企业面临更多不稳定性因素（Luo，2022a），跨国数字企业需要根据自身风险敞口和应对能力选取对策。在社会文化层面，对新技术态度的差异影响消费者采用新技术的方式和速度（Smith等，2013），跨国数字企业需要调整创新推广节奏和隐私保护措施。最后，数字习俗距离体现不同国家在数字媒体使用习惯、数字社交、数字支付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影响数字平台的本土化经营策略（Kim等，2015）。跨国数字企业需要理解并适应东道国用户的独特需求和行为偏好，调整平台治理规则和商业模式，以实现跨国价值创造。数字习俗差异不仅影响用户，还会影响企业层面的创新扩散，挑战数字企业在国外市场的扩张能力（Park和Jun，2003）。

四、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类型

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需要适应东道国制度环境，特别是注意数字制度的独特影响（Nambisan和George，2024）。在不同的东道国情境下，数字创新国际化采用不同的策略，通过“阈限运动”与监管者、市场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互动，以便在动态变化的东道国市场中建立合法性并推动数字创新本地化扩散（Garud等，2022）。基于制度理论，针对不同的正式和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情境，数字创新国际化可以采用的策略包括协作式开发策略、定制化生成策略、适应性创新策略和整合式扩散策略（参见图1和表2）。

（一）协作式开发策略

在正式数字制度距离大、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小的环境中，数字创新国际化采用协作式开发策略。这种策略通过操纵与合规方法应对正式数字制度差异，同时在非正式数字制度中强调跨文化协调原则，挖掘跨文化连接点。协作式开发策略特别强调技术平台的开放接入、协作开发及本地化适配，确保数字创新在东道国市场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在该过程中，数字创新企业扮演建设者的角色，通过与本地实践的协调轨迹形成合力，既推动东道国数字生态系统的发展，又促进数字创新的推广和实施。

在应对正式数字制度差异方面，协作式开发策略主要采用操纵与合规方法。一方面，数字创新企业积极实施操纵策略影响东道国的数字政策环境，主动参与政策讨论和倡导活动，与当地政府机构、行业组织及决策者紧密联系，为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和改善数字服务建言献策。同时，积极参与甚至主导数字创新领域的行业标准制定，以此影响目标市场政策走向和行业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企业实施合规策略，全面了解并深入理解目标市场在数据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知识产权等数字领域的法规要求，建立有效合规管理体系，确保各业务环节符合当地法律规定。为应对政策变化和市场动态，企业还应设立持续监测机制，以便灵活调整策略，维持市场合规性并把握市场机会。

在应对非正式数字制度差异方面，协作式开发策略遵循跨文化协调原则，强调基于相近数字文化、认知、习俗基础的文化共性发掘。通过深入分析目标市场数字文化特征，挖掘与本土文化在语言符号、社会习俗、商业行为和消费模式等方面的相似性与共通性，构建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桥梁。这些文化共性不仅体现在表层，更深入隐性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中。数字创新企业基于此优化产品设计和本地化服务内容，提升数字产品的文化相容性、市场接受度和用户满意度。

在数字创新国际化过程中，技术平台的开放接入、协作开发以及本地化适配是推动数字创新协作式开发策略的关键。开放接入和协作开发能够实现技术的广泛应用。开放技术平台让海外团队或本地合作伙伴通过标准化API或云服务接入母国技术资源，同时兼顾东道国数据安全和隐私要求，促进数字技术和创新方案传播，增加数字创新的深度和广度，使各方得以协作开发。对于正式数字制度和数字基础设施较弱的东道国市场，本地化适配至关重要。通过简化或调整技术解决方案，可确保其在低带宽或低性能硬件上正常运行。同时，融入当地文化元素，投入资源开展用户教育和支持，可提高技术利用率，增强用户对新技术的信任和依赖。

在东道国的数字创新生态中，数字创新扮演建设者的角色，通过协调轨迹与本地实践形成合力。尽管东道国的正式数字制度不完善，但因非正式数字制度相似，企业可参与当地数字创新生态构建，如引入新数字技术和解决方案、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培养数字人才、制定数字标准等，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这需要企业与本地政府、本地企业等利益相关者设立共同目标，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企业与本地实践的合作呈现协调轨迹，增强数字创新本地适配性，可以确保技术解决方案获当地社会支持和认可。

Shein在东南亚市场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协作式开发策略的应用逻辑和路径。在应对正式制度差异时，Shein既参与数字政策、规则和行业标准制定，影响东道国数字制度环境，又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建立完善合规管理体系，降低跨境交易制度成本。面对非正式制度差异，Shein秉持跨文化协调原则，挖掘东南亚多元文化共性，围绕快时尚进行产品设计和营销推广，与消费者密切互动以提升品牌文化亲和力。此外，Shein搭建开放数字化供应链平台，与本地社交平台、支付系统深度合作，针对东南亚网络环境优化技术，打造优质跨境购物体验。在东南亚跨境电商生态中，Shein引入数字化供应链模式，推动当地服装制造业升级，开展数字人才培养和中小企业赋能，推动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彰显生态价值。

（二）定制化生成策略

在正式和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大的环境中，数字创新国际化采用定制化生成策略，以应对东道国市场中的正式和非正式数字制度的双重差异。该策略通过操纵和防御方法应对正式数字规制的挑战，同时遵循文化包容原则，展现文化层面、技术层面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缩小数字鸿沟。此外，定制化生成策略特别强调模块化技术的应用与解决方案的定制化整合，通过本地化实验促进创新与适应性调整。在东道国的数字创新生态中，数字创新企业充当领导者角色，负责建立或重塑数字生态，与本地实践呈现分离轨迹。

在应对正式数字制度差异方面，定制化生成策略主要采用操纵和防御方法。一方面，在数字法规尚未成熟的环境中，数字创新企业应实施操纵策略。保持与东道国政策制定者、行业协会等的互动，深入参与数字政策制定，从讨论、提案到设计、修订，提供专业见解和技术支持，确保政策满足数字创新需求，减少运营障碍，为数字创新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对于严重限制或威胁到数字企业核心利益的不利政策，企业可以实施防御策略来应对严峻的制度挑战。企业需要通过法律途径予以正面应战，包括对被认为不公平或具有歧视性的规定提起诉讼，以争取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待遇。企业还可以寻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的合作，利用国际协议和规则来平衡和抵消不利的本地制度影响。通过这种国际化防御方式，企业不仅可以获得额外的支持和保护，还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创新模式，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在应对非正式数字制度差异方面，数字创新定制化生成策略遵循跨文化包容原则，在文化层面和技术层面同时展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文化层面，数字创新企业尊重东道国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和行为习惯，融合当地文化元素于数字产品设计和服务中，利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挖掘用户习惯，开发定制性数字产品。在技术层面，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教育交流计划和技术援助项目，推动东道国的数字技术培训和人才培养，通过跨文化数字教育增进对数字创新价值理念的认同。

在数字创新国际化过程中，定制化生成策略特别强调模块化技术的应用和定制化解决方案的整合，并依托本地化实验来促进创新和适应性调整。模块化技术将数字产品和服务分解为独立模块，各模块可针对市场需求予以优化，增强产品可维护性和可升级性，使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实现地域性定制。借助于模块化技术，企业针对东道国市场的具体需求定制解决方案，在技术层面调整软件界面、优化功能，在内容和数据处理上适应当地法规。例如，在数据保护法规不明确的市场，企业可自行制定数据政策。本地化实验是关键环节，企业与当地合作伙伴在特定市场做针对性实验，收集反馈信息，评估方案的有效性并加以调整，以便创造精准满足当地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在东道国数字创新生态中，数字创新企业充当领导者，承担建立或重塑数字创新生态责任，与本地原有实践呈现分离轨迹。企业引入先进技术和商业模式推动当地数字化转型，但因与本地原有实践不兼容，需要创建或调整数字生态系统，如建立本地数据中心、开发低技术门槛应用程序、创建新供应链和分销网络。在此过程中，企业需要与本地监管机构、教育机构等广泛沟通合作，推动当地数字创新生态发展，实现可持续领导地位。

传音手机在非洲市场的实践是定制化生成策略的典型。传音公司参与数字政策制定、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塑造有利的正式制度环境。采取跨文化包容策略，融入非洲文化元素，针对当地用户偏好音乐社交和电力短缺等问题，内置本地语言音乐和社交应用，配备大容量电池和省电模式。灵活运用模块化技术架构，快速调整产品配置，针对各国法规和市场特点提供本土化解决方案，提高产品开发效率和适应性。作为非洲数字创新生态领导者，传音通过人才培养、产业合作和数字赋能，加速非洲数字化进程，彰显了定制化生成策略在应对制度复杂性方面的独特价值，为数字创新国际化提供宝贵启示。

（三）适应性创新策略

在正式数字制度距离小、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大的环境中，数字创新国际化采取适应性创新策略，以应对目标市场内存在的制度和文化差异。适应性创新策略采用避免和防御方法应对规制挑战，同时利用数字技术的普适性促进文化互鉴、弥合制度差异，强化企业与东道国市场的融合。这种策略强调全球统一技术平台和本地化适应的结合，优化数字创新的推广和实施、补充东道国创新生态系统并实现市场多样化轨迹，有效支持了数字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和市场适应性。

在应对正式数字制度差异方面，适应性创新策略主要运用避免和防御方法。进入初期，数字创新企业宜采用避免策略。深入了解目标市场法律体系、产业政策和税收制度，识别制度障碍，寻找法律法规缝隙和模糊地带，利用技术手段和灵活商业模式绕开不利法规，如利用数字平台分散化规避行业准入限制。同时，采取渐进式市场进入策略，先在制度宽松地区或领域试水，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拓展，降低市场进入风险。当监管政策与核心商业模式冲突时，企业采取防御策略。通过法律诉讼和游说活动挑战制度障碍，提升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业务模式的认知与支持。企业还可利用国际影响力，动员母国政府或国际组织，通过外交谈判或贸易施压促使目标市场修改政策，借助国际法律和标准提升诉求合法性。

在应对非正式数字制度差异方面，适应性创新策略强调跨文化互鉴，利用数字技术平等性和普遍性弥合文化差异。一方面，数字创新团队借助数字化资源深入理解东道国文化价值和商业习惯，在产品设计和品牌管理中融入本地文化元素，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感，传播企业理念和价值观；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工具，如多语言社交媒体渠道和在线协作平台，促进不同制度背景团队成员的跨文化对话，实现文化知识共享与经验交流，提升团队创新能力和对文化差异的适应性。

在数字创新过程中，适应性创新策略强调全球统一技术平台与本地化适应相结合。全球统一技术平台提供共享、互操作的数字基础，支持数据和应用程序标准化，实现信息流和资源跨国共享，降低管理和维护成本，助力实施先进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业务决策效率。例如，采用统一云服务和数据管理系统，保障企业全球有序运营。在非正式制度差异显著的国家运营时，数字创新需要重视本地化。不仅包括对产品和服务的界面语言本地化，更要根据当地法律法规、文化习惯和商业环境深度调整技术和业务模式。为此需要进行架构化设计，保证核心技术全球统一，并根据东道国需求优化外围技术，实现全球统一性与本地灵活性平衡。

数字创新在东道国创新生态中扮演补充者角色，通过多样化轨迹实现差异化和市场适应。数字创新企业凭借全球视野和跨域经验，为东道国数字创新生态带来新的技术、方法和视角，填补市场空白，提高现有服务效率，促进创新生态演化。在与本地企业互动中，数字创新企业不局限于复制成功经验，而是提供独特价值主张，满足特定需求，促进创新扩散，与本地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多样化轨迹还推动数字创新企业与本地企业合作，共同开发适合当地市场的解决方案，实现共同成长。

TikTok在美国市场的发展体现了适应性创新策略。在应对正式数字制度差异时，TikTok审慎评估美国法律法规环境，采取数据存储本地化、聘请合规高管等避免策略，合规运营。面对数据安全质疑，TikTok积极防御，通过透明报告、政企沟通和司法手段维护权益。应对非正式数字制度差异，秉持文化互鉴理念，融入美国文化元素，搭建多语言社交媒体矩阵，推出迎合美国年轻人喜好的特色功能，促进文化交流。在实施过程中，坚持全球化技术平台和本地化运营结合。基于字节跳动全球化技术架构，确保核心功能一致，针对美国市场优化，细化本地语言版本，简化注册登录流程，优化搜索和推荐机制，建立本地化团队，提升本地用户体验。TikTok在美国的创新轨迹呈现差异化和生态补充效应，独特的音乐短视频模式和用户生成内容机制填补了市场空白，与现有社交平台互补竞争，推动数字创新生态繁荣。

（四）整合式扩散策略

在正式和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小的情境下，数字创新国际化采用整合式扩散策略。该策略强调合规与跨文化共享原则，通过技术和知识的无缝共享、文化融合以及创新推广来加强企业与东道国市场的融合。整合式扩散策略利用高度集成的全球战略并结合本地化微调，最大化数字创新效应并迅速响应市场变化。在此过程中，数字创新企业作为推广者与本地实践进行紧密结合，在东道国数字创新生态中形成整合轨迹，共同创造新的实践和价值，推动本地及全球市场的发展。

在应对正式数字制度差异方面，由于目标市场数字法规、政策和监管制度与母国相似，技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接近，数字创新企业主要采用合规策略。企业需深入理解目标市场法律体系，涵盖数据保护、消费者权益、电子商务和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在此基础上构建全面合规管理系统，确保业务运营和产品开发各环节符合当地法律要求。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和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要持续监控法律法规变化，具备调整合规策略的能力。同时，与当地政府和监管机构保持积极沟通，及时获取政策信息，在合规问题出现时迅速响应，甚至在政策制定中提出行业实际困难，促进合理政策出台。

在应对非正式数字制度差异方面，数字创新整合式扩散策略遵循跨文化共享原则，涵盖知识技术无缝共享、包容性文化融合创新以及持续性跨文化教育交流。知识技术无缝共享旨在促进数字文化对话交融，构建高效跨文化创新资源流动机制，推动先进理念和关键技术传播，实现协同创新。包容性文化融合创新通过营造兼容并蓄的创新氛围，利用数字工具推广和融合各地创新文化，充分考虑东道国用户认知规律和使用偏好，使数字创新成果与本土非正式数字制度深度契合。持续性跨文化教育交流注重塑造组织跨文化素养，强化文化多样性意识，引进和培养本土化人才，构建多元文化创新团队，将在地化思维融入数字创新全过程。

在数字创新过程中，数字创新企业采取高度集成的全球战略，并结合本地化微调。高度集成的全球战略让企业在母国和东道国同步推进技术开发与部署，实现标准化扩散。在技术平台、业务流程等方面保持全球一致性和兼容性，可实现资源规模化配置和标准化运营，降低成本，提升市场响应速度，快速复制成功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模型。但本地市场存在特定需求和偏好，实施本地化微调很有必要。企业需对数字产品和服务进行调整，以契合东道国消费者期望，提高产品市场接受度和用户满意度。

在东道国数字创新生态中，数字创新企业充当推广者，与本地实践紧密结合形成整合轨迹。企业利用全球资源和专业知识，在东道国推广成熟的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由于制度和技术基础一致，数字创新易被接受应用，减少市场进入障碍。整合轨迹的关键是企业与东道国本地实践通过共同目标和价值进行整合交互，将差异视为创造性的紧张关系，激发探索和实验，实现双方共同参与和利益最大化。整合不仅涉及技术融合，还包括商业模式和运营策略的本地化调整，是技术和知识的双向流动，促进全球创新网络的丰富和发展。

Alipay在日本和韩国市场的拓展体现了整合式扩散策略。在正式数字制度层面，Alipay采取合规策略，深入了解并严格遵守日韩支付相关法律，与监管机构积极沟通，赢得市场信任。在非正式数字制度层面，秉持跨文化共享原则，借助中、日、韩三国相似的数字支付习惯和移动互联网普及，传播成熟数字钱包解决方案。还吸纳本土化人才，推出符合日韩用户偏好的创新功能。Alipay基于统一技术架构实现核心功能标准化，保障跨境支付安全高效，降低成本；在用户界面、营销推广等方面进行本土化调整，提升用户接受度。作为移动支付领军者，Alipay在日韩数字支付生态中扮演推广者角色，与本土企业全方位合作，推动支付场景数字化升级，促进当地数字经济发展，同时汲取日韩先进理念反哺国内市场，实现数字创新生态良性互动。

五、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与贡献

虽然数字技术显著降低了企业国际化门槛，但数字创新的全球拓展仍面临以数字制度差异为核心的深层次障碍（Meyer等，2023）。现有研究虽然关注了制度差异对国际化的影响，却未能充分揭示各国数字制度的独特性及其对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的深刻影响，尤其缺乏对企业在不同数字制度背景下策略选择及其驱动因素的系统性剖析。本文基于制度理论视角，聚焦正式和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对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的影响机制，构建了一个结构化分析框架。首先，厘清了数字创新及其国际化的核心内涵，阐述了制度距离的理论基础，并梳理了制度距离与数字创新国际化的研究进展。其次，结合数字时代的独特性，在传统“制度距离”概念的基础上提炼“数字制度距离”概念，深入探讨了正式和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如何影响数字创新国际化过程的合法性、接受度和渗透率。最后，针对不同正式和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组合，提出四种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协作式开发策略、定制化生成策略、适应性创新策略和整合式扩散策略，并从数字制度差异应对以及国际化过程、角色和结果等维度，系统剖析了四种策略的特点和路径，为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建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创新性地引入“数字制度距离”概念，拓展了传统制度距离研究，丰富了制度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内涵。传统的制度理论主要关注不同国家或地区在法律法规、文化规范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然而，数字经济的兴起带来了新的制度环境特征，单纯依靠传统制度距离理论难以全面解释数字创新的国际化现象。本文通过引入数字制度距离的概念，为分析数字创新国际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数字制度距离包括两层内涵：一是正式数字制度距离，涵盖不同国家在数字法规、数字治理、数字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二是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涉及不同国家在数字文化规范、用户参与模式、数字信任等软环境方面的差异。通过系统梳理数字制度距离的内涵，本文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东道国数字制度环境，尤其是非正式数字制度关注不足的局限，为全面刻画数字经济时代的制度环境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本文还比较了传统制度距离与数字制度距离在内涵、关系主体、动态性和影响层次等方面的差异，凸显了数字经济时代制度环境的特殊性。例如与传统制度距离相比，数字制度距离更加关注数字生态中多元主体间的差异，体现了数字经济的网络化、生态化特点；数字制度距离呈现更强的动态演进特征，既有数字鸿沟带来的距离扩大效应，也有数字平台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的距离缩小效应；数字制度距离的影响不仅存在于国家和产业层面，还深入渗透到组织和个人层面，塑造了组织的数字化转型能力和个人的行为适应。这些独特的内涵特征拓展了传统制度距离理论的解释边界，为解析数字经济时代更复杂的制度距离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第二，本文构建了数字制度距离影响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的分析框架，系统阐述了数字制度距离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数字创新国际化，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这个整合性分析框架深化了对数字创新国际化的理论认识。具体而言，本文的分析框架包括两个核心内容：一是厘清了正式和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影响数字创新国际化的作用机制；二是基于数字制度距离的不同组合，提出了相应的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在阐述作用机制方面，本文指出正式数字制度距离主要影响数字创新国际化的机会识别和开发、路径选择、模式构建和转化效率，而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则通过塑造数字创新面临的复杂社会文化景观，影响数字创新的合法性和社会接受度。本文对数字制度距离作用机制的深入剖析，既有助于理解不同制度情境下数字创新路径和结果的差异，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在策略建议方面，本文基于正式和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的不同组合，提出了四种差异化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明确了不同策略的数字制度适用性和有效性。该整合性理论框架为数字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选择合适的国际化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策略工具，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全球增长和价值创造，深化了数字创新国际化理论。

本文的理论发现和策略建议为跨国数字企业制定国际化策略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首先，本文揭示的数字制度距离影响数字创新国际化的作用机制，有助于企业全面审视和评估不同国家的数字制度环境，从而做出精准的国际化决策。例如，企业通过评估目标市场在数字基础设施、法律法规、文化价值等方面与母国的差异，预判可能的机会和挑战，有的放矢地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创新路径和模式选择。其次，本文针对不同数字制度距离组合提出的四种创新国际化策略，为企业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土化策略提供了实践指南。跨国数字企业可以借鉴这些策略建议，根据所面临的正式和非正式数字制度距离状况，选择针对性策略。企业还可以参照本文对四种策略的比较分析，权衡自身优劣势以及外部环境特征，进行策略组合，最大化创新绩效。最后，本文对促进数字经济全球健康发展也具有启示意义。本文对数字制度距离的剖析，引导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正视不同国家在数字制度方面的客观差异，在推动数字创新国际化的过程中更加重视制度互信、政策协调和文化融合。这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达成数字治理共识，构建良性的全球数字生态，为世界各国分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创造条件。

（二）研究展望

首先，推动数字创新国际化研究的跨层次理论整合。数字创新国际化是一个多层次、动态的过程，涉及政府、企业、用户等多种行为主体的复杂互动。未来的研究应当致力于推动数字创新国际化的理论整合，以反映该领域内复杂的多主体互动和跨层次动态。研究需超越单一主体的分析局限，采纳多主体视角，深入探讨多元利益相关方在数字创新国际化过程中的角色、互动及其对理论发展的贡献。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宏观（如国家政策、国际关系）、中观（如行业标准、市场结构、生态关系）、微观（如企业战略、用户行为）多层次的分析框架，可以更全面地捕捉数字创新国际化的复杂性，包括不同主体间的角色定位、权力关系、竞合机制，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影响创新的扩散、采纳和本土化。这种跨层次的理论整合将为数字创新国际化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应用提供新的视角和深度。

其次，深化对数字制度距离概念的测量方法及其随时间演化机制的理解。数字制度距离概念为理解数字创新国际化提供了新视角，但需进一步细化其内涵和测量方式。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对数字制度距离的动态测量，并分析其演化对于揭示数字创新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复杂动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构建一个包含数字法规、数字治理、数字文化、数字认知等多个维度的测量模型，综合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识别和量化影响数字制度距离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通过定量分析和时间序列研究，揭示这些维度如何随技术进步、政策变化、市场动态等因素而演变，进而影响数字创新的国际化路径。时间序列分析将有助于识别数字制度距离各维度随时间的发展趋势和模式，这对于预测未来变化和制定前瞻性策略至关重要。同时，研究者可以利用交叉滞后分析等技术，探究不同维度间的因果关系和动态互动，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数字制度距离如何塑造数字创新国际化过程。

最后，推进全球数字创新链以及全球数字生态系统的演化研究。一方面，需要分析全球数字创新链的构建与优化，探讨如何通过跨国合作和资源共享，建立更具弹性和创新力的全球数字创新链。特别是要探讨新兴市场的数字创新与全球化，分析新兴市场如何通过数字创新融入全球创新链，为新兴市场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参与全球创新竞争的策略指导。另一方面，探讨全球数字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共创机制和数字治理机制。全球数字生态系统是由包括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用户等多元参与者组成的复杂系统。未来研究需要深入分析价值共创机制的运作逻辑，揭示不同参与者如何通过合作与协同作用最大化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