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自古以来，“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说法，就表达了父母对子女在学业和事业上能够有所成就的美好愿景。正如清代文康在《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六回中所述：“父母先辈，无如望子成名，比自己功名念切，还加几倍。”中华传统观念中，“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出自孔子《孝经》）这一类光耀门楣、福荫后人的家庭价值观，不但驱策着父辈对家庭地位和幸福的不懈追求，也寄托着他们对下一代的殷切厚望（张龙耀等，2013）。相比逐步接受市场经济的父辈，年轻一代更加熟悉市场规则，也更倾向于开展自雇等多种类型的职业活动（Hundley，2006）。传统儒家文化给予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的教育心态，不仅对子代成长阶段的行为起到关键的塑造作用，还将与其未来的生活和职业抉择紧密交织（杨春华，2006）。父辈教育期望将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子代的创业抉择？代际影响又将如何强化这种“厚望之力”，实现子代对于创业蓝图的谱写？这是非常新兴和值得研究的议题。

纵览以往教育期望的文献，研究者主要考察了受家庭教育期望影响的子女，其心理成长（李波，2018）、学业表现（Yerkes和Dodson，1908；李佳丽和胡咏梅，2021）、社交偏向（Pearce，2004）及游戏成瘾（鲍学峰等，2016）等非经济行为倾向，缺少对经济后果的关注。学者们发现，家庭财富正向影响父辈教育期望，这种正向效果主要来自大龄子女、学习表现不佳和母亲教育水平较低等相对弱势的家庭（Elliott和Bachman，2018）。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在父辈创业的情境下，家庭中的言传身教将对子女选择创业职业产生积极影响（邢芸，2016）。具有自雇型就业背景的父母，对子女创业的约束较少。这使得子女会更敢于和乐于追求并实践父母对自己的职业期望，产生与父辈职业期望相类似的自我职业期望（Laferrère, 2001）。

以上研究从父辈的角度探究了教育期望的经济动因及对子代职业抉择的影响，但这些研究仍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即忽视了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影响（Baurmrind，1971）。父母“望子成龙”的教育期望会对子女人力资本形成产生何种影响，进而左右其职业抉择？是本文关注的问题。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由于文化、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不同的代际互动模式，也将对期望效果产生影响（Silverstein和Bengtson，1997）。此外，父辈期望效应的研究，应该结合家庭社会化中存在的代际因素来考察（阮荣平等，2015）。基于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父辈教育期望对子代创业抉择的影响，以及以父代务农职业、子代缔结婚姻和亲子离散印记为表现的家庭代际特征，如何影响上述主效应之间的关系。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首先，以往有关家庭期望影响子代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父母的社会阶层（杨春华，2006）、职业背景（马草原等，2018）、教育程度（杨习超等，2016）、工资收入（Dooley和Stewart，2007）等，本文指出子代的就业抉择还取决于父母的教育价值观，进一步拓宽了教育期望的相关研究。其次，本文把父辈期望置于父代涉农职业、子代成婚选择和亲子离散印记这三种代际情境下进行考察，探索了家庭期望效应的边界，支持了代际关系对子女经济决策、社会网络拓展和心理韧性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最后，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如何影响个体人力资本，以及亲缘关系对家庭成员经济行为的驱动作用，也为发现并汲取传统文化的积极一面，开展新时代的创业创新家庭教育提供应有借鉴。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父辈教育期望对子代创业抉择的影响

“至要莫如教子”，中国家庭父母在子女的教育上普遍存在较为强烈的投资意愿（王伟同等，2021）。家庭社会学观点认为，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会增加家庭支出。虽然这降低了当期收入，但却能够在未来产生诸多收益。在家庭中，父辈往往基于血缘关系和亲缘之情，对子代抱有“利他主义”情结。既有研究根据理性“经济人”的代际利他假设，分析了“家长式利他”对经济长期增长率的影响（杨丹妮和文雁兵，2013）。本文借鉴这一框架，提出了家庭教育期望中父母的利他倾向。利他行为者所要最大化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还有其关心的受惠人的福利（Becker，1974）。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不单单是一种亲缘选择行为，也被解释为一种利他动机（Abel和Warshawsky，1988）。家庭中的新生代在借助父母的教育支持及在双方的信息互动中，能够达到其自身人力资本的多维积累（高娟，2022）。这也为子女日后从事受雇职业或自雇创业，提供了异质型人力资本载体。

心理学理论指出，除了父辈的影响外，子代自身特质也是触发其经济决策的开关（赵浩兴和张巧文，2013b）。Bandura（1977）提出了自我效能感的概念。这一概念将创业行为所需要的人格特质，扩展到了个体合理评判自身创业能力后，所形成的信心和信念上。家庭期望的目标传达，使得子代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期望目标。而父辈“望子成龙”的希冀，则通过家庭教育投入的传递，强化了子女的感知自我效能。子女自我效能感与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能够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动态环境中充分表现（丁明磊等，2009）。创业环境本身具有的风险性，激发了潜在创业个体的高创业效能感，这也得益于家庭教育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子代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预示着该类群体对自我职业发展更具有相应规划，也对获得职业生涯的成功更有信心（赵浩兴和张巧文，2013a）。因此，人力资本对子代职业效能感具有关键影响，并将在创业情境的作用下，成为子代选择创业的“触发器”。

从教育经济学角度看，子女人力资本累积将对其创业抉择产生促进作用。首先，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效应。由家庭教育投资所生成的高水平人力资本，会带动子代自身眼界、品性等方面的发展，使其更愿意接受新生事物，与市场活动也更加接近（Fafchamps和Quisumbing，2003）。这潜移默化地使得子代市场意识增强，进而对开展创业活动有益。其次，由教育期望累积起的人力资本，会促成子代异质性社会网络不断扩大（刘琪，2019）。弱关系社会网络是获取丰裕但不重叠资源的有效工具，也提供给潜在创业人群获取初期利润的机会（Davidsson和Honing，2003）。家庭教育期望，使得子女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所接触的社会层次也得到提升，个人的社会网络将得到拓展（Paulson和Townsend，2004），这对于其获取更多的创业信息与资源有利。最后，家庭教育作为子女早期教育的一种，可以改善他们的非认知能力，使其掌握相关的实用技能，提升风险应对信心（Agarwal和Mazumder，2013）。子代成年后会对自身具备的知识充满信心（Larson等，2016），导致风险承担和不确定容忍度均较高，倾向于作出从事风险性创业活动的职业抉择。

H1：父辈教育期望越高，家庭中的子代越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

（二）代际影响及代际关系的调节作用

子代所处的家庭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或相对一成不变或发生改变，并且能够通过教育期望及人力资本效应，对其就业、生计和发展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引入父代务农、子女成婚和亲子离散三个代表代际影响与互动的情景变量，用来表征在父辈教育期望影响下成长的子代，家庭期望内容发生的变化及其在子代择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机制。

1. 父代务农职业的调节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农村劳动力开始向本地乡镇企业转移，同时兼顾农业生产。研究指出，农村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代际职业的向上流动（周兴和张鹏，2014）。父辈教育期望能够增进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促进农村子女非农就业。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黄季焜和靳少泽，2015）。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财富水平因经济发展而不断提升，充裕的家庭资源导致父母更为开明，子代的职业选择也变得更加自由。家庭生产单位中，务农意愿或兼业比例不断下降，新生劳动力逐渐向非农行业转移，出现了明显的后辈偏好创业现象（奚国茜和贺小刚，2021）。农村年轻一代普遍缺乏干体力活的经验和吃苦耐劳的能力。父辈出于增进其利益、阻断其自我损耗的情感期望（Kornai和Weibull，1983），会教导子女努力学习、强化智力资本，离开传统的农耕劳作行业。这种认知的代际传递，使得子代更不希望从事高强度的农业体力劳动，而是选择工作方式灵活的创业等就业方式。父代务农经历的职业经济属性，也给子女选择工作时提供了一种“工资参照”（钟甫宁和陈奕山，2014）。对照以往干农活时父辈的“农业工资”，子代显然会对收入更优的非农职业更加青睐。这导致农村子女更愿意投身一旦成功就具有丰厚酬劳的创业职业。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父代务农在父辈教育期望与子代创业抉择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即父代涉农职业将导致教育期望较高家庭中的子代更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

2. 子代缔结婚姻的调节作用

子代通过婚姻组建自己的家庭后，其家庭成员会自发地演化出一套决策模式，并受到原生家庭与衍生家庭的共同影响（陆方文等，2017）。在与原生家庭长期共处的生活中，子代的性格、素质与能力等条件不可避免地受父辈的影响，并逐渐发展为今后婚姻匹配中的决定因素（Tian和Davis，2019）。随着年龄的增长，脱离原生家庭独立后，婚姻选择成为子代需要面对的人生大事，影响着他们的竞争意愿、风险态度（宁博等，2020）。成婚之际，快速上升的结婚成本导致子女对父母有更深的经济依赖，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因此具有了持续的影响力（许琪和彭湃，2022）。成婚之后，子代所扮演的角色更愈加复杂，既要“顾小家”，也不能“舍大家”。父辈教育期望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人力资本，也成为农村子女改变自身命运、阻断代际贫困的重要途径，也是换取婚姻资本的重要方式（朱镕君，2019）。拥有相似社会身份或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个体，往往更有可能缔结婚姻关系。父辈高教育期望影响下的子代成婚现象，不仅是社会身份的双向结合，还将使双方嵌入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带来更高质量的社会资源。潜在创业个体将以“反哺”上一辈，提供代际支持为契机，从婚姻关系中获取创业所需的社会资本，积极投身家庭创业活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子代成婚在父辈教育期望与子代创业抉择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即子代缔结婚姻关系将导致教育期望较高家庭中的子代更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

3. 亲子离散印记的调节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家庭的现代化，由此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导致家庭内部凝聚力减弱，造成亲子关系疏离的现象（南方，2017）。农村环境中，亲子离散现状主要由父辈外出务工所致，这也降低了子女的福利水平（李云森等，2019）。子女长时期与亲生父母分离，不仅会造成其心理、经济资本的损失，还将增加其自身脆弱性，导致行为决策的偏差。长时间的亲子分离，将使子女在职业选择方面的更加自主。即使没有父母左右陪伴的谆谆教诲，他们仍然会承袭父辈以往的期望，作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职业决策。动荡的家庭结构，激励着子女寻找新的收入来源（George等，2016）。而理论研究也指出，教育期望效应可以由亲子离散家庭子女其亲生父母于其早期人生阶段镌刻下的期望“烙印”来解释（Silverstein等，1997）。该理论将家庭期望阐释为一种“定式”，这种教育心态能够因父母高期望的教养方式而生成出一种隐蔽的心理强化机制，使子女在后天自觉或自发的意识状态下受到良好激励。经由积年累月的心理反馈，促使其感受到父母早年的关心与信赖（周东明，1995）。父辈殷切的教育期望不会随着时间流逝和周遭环境的改变而轻易消逝或降低强度。这种强烈、深刻的情感，会坚定亲子离散家庭子女实现亲生父母教育厚望的信念与恒心。择业时，他们会将需要大量付出时间和精力投入的创业活动纳入优选范围。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亲子离散在父辈教育期望与子代创业抉择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即亲子离散印记将导致教育期望较高家庭中的子代更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2016年“中国千村调查”数据对研究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千村调查”是上海财经大学于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创新人才培养项目，2016年调研主题为“中国农村创业现状调查”。该项目邀请国内外顶尖学者对问卷进行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分为定点和返乡调研两类。前者由教师和学生组队完成，后者由学生于暑期返乡期间完成。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我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选取总计1500个村寨，主要以非创业者、创业者、村长/村支书、村委会与镇长为对象进行问卷调研，最终获得各类别访谈问卷共计3万余份。本文采用的非创业者调查问卷9533份，创业者问卷4600份。非创业问卷主要调查了个人基本情况（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和家庭基本情况（父母职业、子女健康状况等）。创业问卷在包含了上述调查题项的情况下，还增加了创业情况（创业行业与方式、经营模式、融资渠道等）等相关题项。这些调研题项内容全面、丰富，针对性强。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数据及港澳台样本后，共获得11363个有效样本，占总样本（非创业者和创业者问卷）的80.39%。

（二）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子代创业决策（Childentre）。本文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将填写创业者问卷个体赋值为1，即该类个体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填写非创业者问卷个体赋值为0，即此类个体没有开展创业活动。由于所有被解释变量均为0−1虚拟变量，故采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根据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做出创业决策的个体占比为30.23%。

2. 解释变量：父辈期望（Parexpec）。采用非创业者和创业者问卷中的家庭成员社会结构部分，以题项父/母“望子成龙”的心切程度衡量。按照程度的高低对每一个题项进行6点计分，“6”表示极高，“5”表示很高，“4”表示高，“3”表示一般，“2”表示低，“1”表示很低（奚国茜和贺小刚，2021）。虽然受访者在调研时可能会夸大或缩小“望子成龙”期望的水平，但因为本文关注的是“望子成龙”的相对水平，当所有被调查者的父辈期望以同样的方式打分时，依然能够通过对比来体现“望子成龙”水平的差异。为合理、准确地测度父母教育期望，本文尝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后仅得出一个主成分，这也说明了在研究样本中，父亲教育期望和母亲教育期望高度相关。这符合文献对于家庭期望中父亲与母亲期望之间具有高度相关关系的结论（李安琪和吴瑞君，2021）。本文也将这个主成分作为测度父辈期望（Parexpec）的代理变量。

3. 调节变量：（1）父代务农（Fatheragri）。父代对子代的工作期望是其教育期望的延续（Krauss，1964），也是教育期望影响子代择业的因素之一。本文采用父/母是否为农民，作为父代务农的测度变量。在项目调研阶段，千村问卷分别测量了被调查者16岁前、后父亲和母亲的职业（分为：1=农民，2=工人，3=单位办事员，4=老师，5=技术人员，6=军人，7 =公务员，8=行政领导，9=其他）。在实证分析时，发现被调查者16周岁前、后父/母的工作少有变动，因此将这两个阶段父、母的职业合并作为父、母职业的测度变量。当父/母有一方职业为农民时，即确定为父代务农，对相应变量赋值1，否则赋值0。

（2）子代成婚（Childmarri）。本文参考杨婵等（2017）的研究，认为存在以下情况即为调查者的婚姻状况反映。首先，询问调查者您的配偶是否为村里第一大姓，若回答是或不是，则可以断定被调查人属于已婚者。因为只有缔结婚姻关系，且涉及考察婚配对象的宗族情况时，才会填写此题项，对该变量赋值1，被调查者已婚。对于回答为其他的，则可能会存在已婚及未婚两类情况。当小孩数量大于0时，说明被调查者已经婚育，对拟考察变量赋值1。而问题的反面，配偶不是村里第一大姓，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配偶，即未婚；二是有配偶，但不是第一大姓，此时已婚。对于第二种情况，问卷中给出了（其他）这一选项。这说明，对应的受访者虽然已婚，但根据（其他）这一题项的含义，此类被调查者的小孩数量为0时，并非没有婚姻经历。本文在后续的回归分析将这一类数据删除。此时，对变量赋值0，即被调查者未婚。

（3）亲子离散（Interdispersion）。参照Silverstein和Bengtson（1997）、李云森等（2019）的研究，本文将父母离异、16岁之前不由父母亲自抚养、16岁之前不和父母一同居住定义为处于亲子离散家庭之中。此外，父母去世也使得子女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帮助，为今后的生活寻找出路，也是家庭亲子关系残缺的一种典型表现（Uhlenberg，1980）。本文最终将被调查者父母离异、16岁之前不由亲生父母亲自抚养，或不在一同居住，以及父母去世的情况定义为亲子离散现象。出现上述情况的任意一种赋值为1，其他情况则赋值0。

4. 控制变量：本文从子女个体、家庭背景和所处地域三个层面对回归模型进行控制。首先，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1）性别（Gender），男性赋值1，女性赋值0；（2）年龄（Age），根据问卷中前后填写的数值一致的样本进行赋值；（3）教育程度（Education），从幼儿园到博士8级分档分别赋值0 ~ 7；（4）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根据调查者手机通讯录中人数的对数赋值。其次，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1）家庭社会地位（Family Status），将问卷回答中“上层”“中上层”定义为家庭社会地位高于全村平均水平，赋值为1，否则为0；（2）父母创业（Father Entrepreneurship），父母曾经或正在创业赋值1，否则为0；（3）家庭经济状况（Family Financial Situation），以全村平均水平为基准组生成两组虚拟变量，分别为家庭经济水平低于平均组和家庭经济水平高于平均组。最后，区域层面的控制变量：所在地区（District），以东部地区为基准组，生成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显示均小于2.0，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所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做出创业决策的子代样本有3436名，占比30.24%，父辈教育期望平均值为0，最小值−2.5381，最大值为1.8341。父代务农家庭占总样本的76.49%，说明平均每100户家庭有76户父代从事涉农职业。子代成婚家庭占总样本的97.97%，说明样本中绝大多数家庭的子女都已成婚。亲子离散家庭占总样本的11.33%，说明平均每100个家庭有11户存在亲子离散现象。总样本中男性占比约68.74%，平均年龄约45.26岁，平均教育程度处于初中水平。家庭在村庄的社会地位是中上层占比约29.94%，经济水平较高的占比28.21%，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家庭占比52.62%。

（二）基本回归结果

如表2所示，模型1、模型2列示了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模型3、模型4加入解释变量父辈期望Parexpec，被解释变量为子代创业Childentre。由于Logit模型回归系数尚不能解释其经济学含义，因此将其转换为边际效应进行分析。模型4中，解释变量Parexpec的边际效应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父辈教育期望越高，子代创业可能性越大。进一步地，根据边际效应值，父辈高期望下子代创业的概率比低期望情况高1.69%（p < 0.01），该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家庭教育投资激励”假说与H1。模型4中控制变量的边际效应显示，子代年龄与子代创业正相关，教育程度与子代创业负相关，社会资本、家庭地位高对子代创业有促进作用。子代所处家庭经济水平高于平均组的，其做出创业选择的概率将高出21.39%（p < 0.01）。

（三）内生性检验

1. 工具变量回归法

由于父辈“望子成龙”的教育期望还会促进子代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如考上大学、成为科研工作者或管理人员，而不仅仅局限于成为创业者。因此，本文的实证估计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现代社会，父母希望子女“德才兼备”，不仅注重对他们学习智力、思辨能力的培养；还强调让其成为全面的人才，重视情商的开发。本文所探讨的父辈“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家庭教育期望，还将使子代呈现出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相符的性格特质（蔺楠和包颉，2020）。但这种性格特质与子代是否选择创业无直接关联（Dooley和Stewart，2007）。故将其作为解决本文内生性问题的工具变量。

依据千村调查问卷中“您的性格特点” ¹测量子代现代性格特质（蔺楠等，2020）。根据人格研究者们对现代性人格特质的分类，这7个题项涵义与大五人格特质内涵相一致（靳卫东和辛晓慧，2020），可被认作是子代现代性性格的体现。第一阶段工具变量对父辈期望的回归系数为0.1880，且显著（p < 0.01），表明子代现代性性格与父辈期望显著正相关。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值为64.25，根据大于10的经验规则，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表3后两列列示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解释变量Parexpec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父辈期望对子代创业具有正向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稳健。

2.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父辈“望子成龙”期望导致子代的成就具有差异性和多样化，而不仅仅成为创业者。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解决可能存在的变量遗漏及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具体而言，将高于父辈期望中位数的变量赋值为1，设定为实验组，而将低于父辈期望中位数的变量赋值为0，设定为控制组，采用1∶1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与核匹配对样本进行匹配。最近邻匹配获得处理组与控制组样本量共计4 797个，半径匹配与核匹配获得总样本量9 945个。相应的匹配前和匹配后核密度图如图1、图2所示。所有匹配满足支撑假设与均衡性假设，说明匹配效果较好。针对匹配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4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所示。结果表明，在运用PSM方法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主要结论保持稳健。

3. Heckman两阶段模型

一方面，当子代因创业获得的经济收入及所导致的社会地位越高时，父辈的“望子成龙”期望会相应强化；另一方面，父母殷切的期望会导致子女多方面的成就，而不仅仅是选择创业。本文的主效应估计可能会同时存在双向因果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为此，采用Heckman两步法修正以上内生性问题。在第一阶段的回归模型中，除基本回归的控制变量外，承袭前文工具变量法的思路，选择子代现代型性格特质（Childcharac）作为工具变量。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4模型4和模型5所示。回归结果表明，父辈期望与子代创业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主效应结论依然成立。

（四）调节机制检验

1. 父代务农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如表5的模型1所示。回归结果表明，Fatheragri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父代务农的家庭中子代创业的概率也更大。Fatheragri与Parexpec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如图3（a）所示的调节效应图显示，在父代务农的家庭中，父辈期望与子代创业之间的回归直线，比在父代未从事务农职业的家庭中相应的回归直线更加陡峭。据此可以判断，父代务农家庭的父母对创业活动有更为积极的认知，认为创业行为可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帮助子代实现阶层跨越。当面对子女创业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支持的。基于“为之计深远”的父辈期望驱使，子代将在认知代际传递的引导下，作出创业的职业抉择，假设H2得到支持。

2. 子代成婚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如表5的模型2所示。回归结果表明，Childmarr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子代成婚与其创业决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Childmarri与Parexpec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如图3（b）所示的调节效应图也显示，在子代成婚与组建家庭的样本中，父辈期望与子代创业之间的回归直线，比在子代未婚的家庭中相应的回归直线更加陡峭。据此可以判断，子代成婚使得无论是在自己的小家庭中，还是在上一代的原生家庭中，都产生了强烈的经济需求。子代将会选择一旦成功便能够带来颇丰经济收入的创业活动作为职业，假设H3得到支持。

3. 亲子离散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如表5的模型3所示。回归结果表明，Interdispersion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亲子离散的家庭结构与子代选择创业正相关。Interdispersion与Parexpec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如图3（c）所示的调节效应图显示，在存在亲子离散情况家庭的样本中，父辈期望与子代创业之间的回归直线，比在亲子关系健全家庭中相应的回归直线更加陡峭。由此可以判断，当子女长期与父母分离时，出于缓解生存压力等经济动机，“亲子分离之殇”会显著提升子女自立自强选择创业为职业的概率。假设H4得到支持。

（五） 稳健性检验

1. 剔除大龄未婚样本的影响

父辈对子代成婚的支出，是子代日后“反哺”父辈并提供经济互惠与支持的重要回馈部分。因此，当子代达到婚姻年龄却未成婚时，其与父辈之间的互动并不存在这一层面的关系。为避免大龄未婚样本对子代成婚调节效应造成的较大影响，本文在剔除子代大龄未婚的样本后，重新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具体地，将男性35岁以上，女性30岁以上 ²作为大龄未婚的年龄标准，删除可能造成影响的样本。一共删去37个样本。其中，男性样本25个，女性样本10个。考虑大龄未婚子代创业者影响因素重新回归后的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中Parexpec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Childmarri与Parexpec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剔除大龄未婚样本后，子代成婚的调节效应结论仍然保持稳健。

2. 敏感性分析

有关创业的文献表明，个体所处的家庭背景将对其创业决策产生关键影响。例如，在收入较高的家庭中，子代更能够摆脱创业前期的金融约束，将创业意愿变为现实决策（邢芸，2016）；此外，子代家庭规模的增加也将导致家庭总支出增加，个体可获得的资本投入减少，影响到人力资本的累积，导致出现差别化的择业表现（Becker和Lewis，1973）。为此，本文借助敏感性分析控制了子代所处家庭的年均收入（Hhinc）和家庭规模（Hhsize） ³与父辈期望的交互项（见表7）。结果显示，即使控制了上述交互项，检验结果也与前文基本一致。父辈期望对子代创业的影响作用仍然存在，且家庭收入和家庭规模与父辈期望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见表7）。

五、机制检验与进一步研究

（一）机制检验

1. 父辈“利他主义”传递

在农村社会，正式制度不完善，宗族起到了教育、社会保障与救济功能。传统宗族文化通过对教育的强调，促进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丁从明等，2018）。父辈利用村域内部的宗族网络资源，立足于鼓励子代族人接受教育，泽被乡里的动机，使得其有机会进入到“致君泽民“的事业。他们在职业考量上有更多的选择，也倾向于从事对家族意义深远的创业职业。

2. 子代“创业效能感”生成

父辈期望能够通过家庭教育使子代形成独特的人力资本，增加子女的感知自我效能（Bandura等，2001）。父母在子女成长时期的高度期望与日常培养，在增进其学业成绩的同时，还将使得其具备从事创业活动的职业效能感。在需要社交能力的商业、销售和管理的创业工作中，自我效能感转化成创业效能感，形成风险偏好的态度（Bandura等, 1997）。此时，子代将会受到具有一定风险性的创业职业的吸引。

3.“人力资本”累积

父辈的教养方式能够通过代际传递对子女的人力资本产生影响（张皓辰和秦雪征，2019），决定其成年之后的职业选择。诸多研究证实了个体学历教育程度的提高可能会对创业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蔡栋梁等，2018）。因此，专业性人力资本即职业与技能的教育，更可能在父辈期望与子代创业中充当正面角色。父母通过督促子女参与技术培训，促成了其创业。

从表8的模型2、模型5、模型8的结果可以看出，父辈期望Parexpec与父辈宗族网络Fatherclan ⁴、子代冒险精神Risktaking ⁵、培训经历Training ⁶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模型3、模型6、模型9中，对Parexpec变量进行控制后，Fatherclan对Childentre的影响，Risktaking对Childentre的影响，Training对Childentre的影响仍显著为正。与模型1相比，Parexpec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明显变小。与模型4相比，Parexpec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明显变小。与模型7相比，Parexpec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明显变小。基于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检验，证明了父辈宗族网络、子代冒险精神和培训经历在父辈教育期望与子代创业抉择中起到了中介桥梁作用。

（二）进一步研究：子代性别、区域差异的影响

1. “望子成龙”效应的性别差异：对子女创业选择的影响如何？

首先，传统农业社会中，家庭主要依靠男性获得经济来源，女儿的预期效用为“更贴心”“帮助照料家人”（陶涛，2012）。其次，儒家伦理的价值观讲究“孝”，“养儿防老”的父权制家庭结构把对儿子的教育投资视为一种未来的保障。最后，相较于女儿，儿子更加具有“传宗接代”的使命，象征着家族的形象。以上分析说明，对女儿的高教育期望既不经济，也不符合文化习俗。研究亦指出，中国农村母亲的教育期望程度也表现出明显的男孩偏好（Zhang等，2007）。承袭以上分析，本文把总样本分为男性（儿子）和女性（女儿）样本，以比较父母期望对儿子和女儿的创业选择存在的异同。如表9模型1和模型3所示，在父母期望的影响下，儿子的创业概率明显高于女儿。边际效应显示，儿子在父母期望的影响下，其创业概率比女儿高1.67%（p < 0.01）。这说明，父辈“望子成龙”的教育期望会导致儿子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但并不会对女儿创业产生促进。

2. 父辈教育期望效应的地域差异

本文分别探讨了东、中、西部三个地理区位的家庭父辈期望对子代创业行为的影响，结果如表10所示。模型1显示，在东部，家庭父辈期望对子代创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模型3、模型5显示，中西部的家庭期望对子代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4的边际效应显示，在中部地区，父辈期望高的家庭，其子代创业概率将比低期望家庭高2.83%，模型6则显示，西部地区将高出2.17%。在向上流动机会更为稀缺的中、西部，教育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对相应区域的农村家庭有更大吸引力。中、西部农村家庭在教育上的经济投入主要为强投入（杨习超等，2016），其子代的人力资本发展表现出更强的参与市场竞争、适应市场压力的意愿，在创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东部地区农村家庭相较于其他两个区域的教育投入水平属于相对低度状态。东部本就发达的就业市场，使该区域的家庭无须进行多少教育投入，也能够捕获一定就业机会（肖攀等，2020）。此时，较低的家庭教育投入弱化了下一代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也抑制了子代的创业选择行为。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村民调研数据，本文从父辈的家庭社会心理学特征和子代人力资本形成视角出发，探索了父辈教育期望对子代创业选择的影响，并综合了家庭中的代际特点，探讨了相应的调节效应。研究显示：（1）父辈教育期望将导致子代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支持了“家庭教育投资激励”的假说。本文基于父辈社会心理特质，展现出个体受父辈教育激励对其创业意愿“由虚向实”转变为创业抉择的重要性。（2）父代务农职业、子代成婚选择和亲子离散印记正向调节父辈期望与子代创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代际影响与互动情境下的家庭教育期望效应中，子代的职业选择行为将受到强化。（3）机制分析表明，父辈教育期望通过“利他主义”情结，动用了父辈的宗族网络资源，为子代提供了创业资源动员；并基于“创业效能感”生成的角度，培养了子代的冒险精神；也以“人力资本”累积为先决条件，使子代通过参与技能培训，获得创业所需的企业家才能。（4）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女儿，儿子在父辈寄予的厚望下更容易投身创业职业。中、西部地区的父辈教育期望更加促成了子代的创业抉择。但东部地区发达的就业市场弱化了该地区的家庭教育投入，此时父辈期望对子代创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二）管理启示

研究结果对阐明传统家庭价值观的重要性、培育年轻一代乡村创业人才和政府制定人才战略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本文生动地展示了我国农村地区家庭父辈的教育期望现状。这些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但他们却对子代抱有很高的教育期望。父辈的这种心态，在传递给子女“正能量”的同时，也使他们养成了坚忍不拔的个性，强化了风险意识和人力资本水平，使其更加适合从事创业职业。为此，一方面要发挥家庭、社会和学校多方的教育功能，给子代输送“激励型”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应该大力宣传教育带来人生成功的价值观，塑造全社会对教育普适价值的认同。

其次，应以良好的家庭教育输送合格人才，提高新生代创业人才质量。第一，务农经历使得现代农村父辈普遍希望子代走出“农耕劳作”的桎梏。农村新生力量返乡或定点创业也会演变成为寻常现象。要为农村父母建立专门的“家长学校”，提升其文化素质，让其更合理地确定子女成长目标。第二，父辈的高教育期望，使得子代更易寻求到高质量的婚配对象，为创业奠定代际人力资本基础。政府部门应推动实现针对年轻一辈婚姻、家庭、生育和就业帮扶的政策，打造高质量的社区交友平台，健全家庭矛盾的解决渠道，为创业提供滋生土壤。第三，农村家庭中亲子离散现象，多与父辈进城外出务工相关。为弥补子女相应的福利缺失，应推进普惠性教育和公共服务。对“留守儿童之家”等关爱机构进行顶层统筹谋划，统一建设和管理。逐步调整城市产业结构，避免农村劳动力的盲目流动。

最后，本文的进一步研究结论说明。无论是在不同性别，还是不同区域之间，我国家庭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都广泛存在。在促进实现整体教育投资效应的同时，还应更加注重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在解决家庭教育的性别不平等方面，应加强对农村女性的教育和培训，传播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观念；在解决家庭教育的区域不平等方面，应完善创新教育投资参照体系，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家庭教育互联互助。应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并建立地区间的家庭教育沟通交流机制，缩小区域教育质量之间的差距。

（三）研究局限和展望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对家庭教育期望和创业理论与实践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研究局限：首先，本研究的实证数据来自横截面调查，属于静态数据，难以实现多期滞后，在因果推断上存在一定缺陷。未来可结合纵向数据源或访谈、调研，深入地了解父母期望对子女创业影响的时间动态变化。其次，本文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农村，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城市地区的家庭数据，考察城乡二元结构中父母期望如何影响子女创业的差异化机制，以更加深入地提出理论洞见与政策指导。

1根据“千村问卷”提供的7个创业者性格题项测量，包括：“我性格细腻，注重细节”“我为人谦逊，有亲和力”“我富有同情心，对人充满关爱”“我善于协同，沟通、注重关系的建立”“我谨慎稳健，做事可靠”“我坚毅、坚强，敢于承担风险”“我做事果断，绝不犹豫”。

2参考刘爽和蔡圣晗（2015）中的划分标准。

3家庭收入采用“近三年来的家庭年均总收入（包括工作、政府补贴、退休金以及其他来源的收入）”加1取对数来测量；家庭规模则用“居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数”来测量。

4以对“您的父辈是否为村里第一大姓？”的回答作为父辈宗族网络的度量，回答是的赋值1，否赋值0。

5根据“我坚毅、坚强，敢于承担风险”题项，对子代的冒险精神进行度量。个体对该变量的回答分值越高，说明冒险精神越强。

6根据“您在创业前是否参加过相关培训活动？”题项，对培训经历进行度量。将个体参加过政策培训、投融资培训、法律培训和其他的培训内容赋值1，未参加的赋值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