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俯瞰当今世界，富国与贫国之间经济差距悬殊。按世界银行2023年的划分标准，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3845美元，而低收入国家不足1145美元。同属地球村，为什么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根源何在？长久以来，这一问题成为社会经济研究的核心议题，观点纷繁，代表性的流派观点有制度决定论、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制度决定论以道格拉斯·诺斯1973年的经典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为代表，认为有效的经济组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的兴起并非单纯由技术进步驱动，而是制度变迁的结果（诺斯和托马斯，2017）。地理决定论 ¹以贾雷德·戴蒙德1997年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为代表，认为欧亚大陆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农业及动植物驯化率先发展，进而发展了更先进的技术、更强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结构，最终产生了欧亚大陆文明（戴蒙德，2022）。文化决定论 ²以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韦伯探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的非经济因素，最早从文化角度系统地探讨了经济发展问题，认为新教伦理造就了现代资本主义信仰，而财富则是这种信仰的产物（韦伯，2017）。

可信的实证证据是厘清和辨别这些决定论是非对错的关键。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要可信地评估制度、地理、文化以及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易事。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借助殖民地发展的自然实验，对制度如何影响繁荣的实证研究做准实验研究设计，提供了制度影响繁荣的因果性实证的证据。他们的实证研究引发其对制度变迁的进一步探究：既然制度对繁荣如此至关重要，那么为什么穷国会维持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为此，他们进而在一系列论文中构建了动态博弈分析框架探讨制度变迁问题。他们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国家经济发展差距根源的理解。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称，缩小国家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而获奖者们已经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归纳起来，他们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贡献：第一，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利用殖民地的历史自然实验，对制度影响繁荣进行了两项经典的实证研究。一是巧妙地选取了殖民定居者死亡率这一工具变量，解决了实证研究中的制度内生性难题，从而对制度影响繁荣进行了具有可信性的因果评估实证研究（Acemoglu等，2001）；二是他们对现代世界财富格局逆转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了公元1500年相对富裕的国家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被贫穷国家所超越这一逆转现象是如何发生的（阿西莫格鲁等，2007）。这两项实证研究从殖民地不同特征出发，探讨殖民者在包容性（inclusive）与攫取性（extractive）殖民策略之间的选择，如何塑造殖民地国家的当今制度，进而影响其经济发展。他们从宏观和长期的视角评估了制度对繁荣的因果性影响，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微观研究一同深化了制度作用的阐释，也推动了实证经济学可信性革命在计量史学领域的发展。

第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构建动态博弈分析框架，对制度变迁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如果制度变迁能给各方带来收益，那么为什么利益各方无法以科斯定理的方式通过交易来实现制度变迁？为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进一步将制度分解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认为这种有益制度之所以未能实现变迁，是因为政治上不可行。他们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理论分析框架对制度变迁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Acemoglu和Robinson，2001），其中承诺在解决社会冲突中起着关键作用，这样就解答了政治科斯定理在制度变迁中为何不成立的问题（阿西莫格鲁，2016），也对国家兴衰和纷繁复杂的制度变迁现象做出了理论阐释（Acemoglu等，2005；Acemoglu和Robinson，2008等），同时他们将社会冲突与制度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为制度改革策略与时机选择提供了分析框架（Acemoglu和Robinson，2000a）。

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首先，他们回应了对制度影响繁荣实证研究中工具变量排他性假设（Glaser等，2004）和数据可靠性（Albouy，2012）的质疑。尽管如此，定居者死亡率这一工具变量是否满足排他性假设依然存有争议，即它无法彻底排除殖民者自身人力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对现代世界财富格局逆转的研究，间接地揭示了殖民地的悲惨历史。财富格局逆转或许与殖民者大量定居从而建立的包容性制度有关，但这是以原住民的消失或者边缘化为代价的。而且，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他们的研究对地缘政治格局因素也缺乏控制（Góes和Bekkers，202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殖民者面对原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浪潮，有意或无意地在原殖民地制造分裂，分而治之，使得这些国家长期陷入国内冲突或地区冲突，这种地缘政治格局极大地制约了殖民地国家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其次，他们对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隐含这样的假设，即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进而到经济结果存在着单向层级结构。这个隐含假设对于简化复杂的现实情况从而进行理论建模有其必要性。但是，制度变迁是在经济、政治和观念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演化的，不同的制度之间也可能存在着耦合结构（许小年，2017）。

最后，尽管他们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在保持地理、文化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的制度影响繁荣的因果性证据，但是它并不能否定地理和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事实上，也有许多文献是在保持制度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提供了地理和文化等因素影响发展的证据，这些文献证实了地理（Fujita和Krugman，2004；陆铭，2016）和文化观念因素（Guiso等，2006；陆铭，2024）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制度决定论与地理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争议仍未终结，社会各界特别是政策制定者必须避免以单一的因素解释复杂经济系统的所有现象的误区。

二、诺奖得主学术经历及主要论著作

本届获奖的理论贡献是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通力合作的结晶。他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密切合作，是现代经济学研究分工与合作的典范。除了合作研究之外，在其他各自擅长的领域，他们也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本节简要介绍三位得主的学术研究经历与主要论著 ³。

（一）学术经历

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目前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艺术与科学院、土耳其科学院院士。阿西莫格鲁1989年在约克大学攻读经济学学士学位，并获得亚当·斯密纪念奖和系主任特别奖；1990年获霍布森奖学金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1992年以《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论文集：契约与经济绩效》为题完成博士学业，获得罗伯特·麦肯齐奖。之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经济学讲师一年，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至今，2000年获得经济学教授终身教职。

阿西莫格鲁的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理论、收入和工资不平等、人力资本和培训、劳动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领域。他早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劳动经济学，之后转向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他又转回劳动经济学领域，主要探讨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⁴。阿西莫格鲁荣获了众多重量级的奖项。2005年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此外还包括芝加哥大学首届T.W.舒尔茨奖和首届舍温-罗森劳动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004）、约翰·冯·诺伊曼奖（2007）、BBVA知识前沿奖（2016）、让-雅克·拉丰奖（2018）等等，并被乌得勒支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还担任过Econometrica等顶级经济学期刊的主编。

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1963年出生于英国谢菲尔德，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罗纳德·A_·库尔茨创业学教授，全球经济与管理小组的负责人、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联席主席。1984年从牛津大学获经济学和政治学一等荣誉学士，1986年获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杰出硕士，1989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经济学博士。约翰逊先后任职于哈佛大学、杜克大学，1997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2002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职。

约翰逊的研究专长是行为和政策科学，涉及经济发展、公司财务、政治经济学和公共卫生等领域。他早期的研究兴趣是制度和经济增长，后来逐渐转向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等问题。约翰逊的社会活动广泛，曾担任华盛顿特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顾问小组成员、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系统解决咨询委员会成员。2007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任。从2014年7月到2017年初，约翰逊是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OFR）金融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并担任全球脆弱性工作组主席。2021年起，兼任房利美董事会成员，协助监督房利美在美国住房市场的金融政策和风险管理。2013年，约翰逊因对全球金融政策和危机应对实践做出的巨大贡献，被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ICBA）评为“街头英雄”。

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1960年出生于英国，现任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政治学教授、皮尔逊全球冲突问题与解决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世界计量经济学会成员等。罗宾逊1982年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得华威大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罗宾逊曾任教于墨尔本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2015年至今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

罗宾逊的研究兴趣是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发展，以及政治权力与制度和繁荣之间的关系领域。罗宾逊是著名的非洲与拉丁美洲问题专家，为了探究历史和当今经济和政治分歧的根源，他特别重视历史和实地调研相结合，常年周游于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并在这些国家的大学展开教学科研、实地考察并收集数据。他任尼日利亚大学恩苏卡分校非洲研究所的研究员、波哥大安第斯大学暑期学校讲授。罗宾逊以第一视角观察其研究对象国的具体制度状况，综合采用了经济学的数学和定量方法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使用的案例研究、定性和实地考察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获得威廉·H.赖克政治学奖（2017）等奖项，并被多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二）主要论著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撰写了大量的论文、研究报告和著作，堪称高产经济学家，特别是阿西莫格鲁，至今已发表了170多篇论文并出版了6本著作和教材。他们三人还通力合作出版了多部著作。例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了《独裁与民主的经济起源》《国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和《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其中《国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已成为经典之作。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还将其对制度的研究延伸到技术进步领域，合著了《权力与进步：我们在技术和繁荣方面的千年斗争》，探讨重大技术变革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和应用。

此外，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独自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了许多著作。阿西莫格鲁出版《现代经济增长导论》《经济学原理》等教科书。约翰逊与他人合作探讨金融危机和相关政策，出版《跳跃式启动美国：突破性科学如何重振经济增长和美国梦》《13位银行家：华尔街接管和下一次金融崩溃》《白宫燃烧：开国元勋、我们的国债和为什么它对你很重要》等著作。罗宾逊与他人合作编辑了《历史视角下的非洲发展》《20世纪的哥伦比亚经济：定量分析》等重要著作。

三、制度影响繁荣的因果评估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发展，制度和产权对各国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受到经济学家的普遍关注。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拥有更好的制度、更安全的产权和更少的扭曲性政策将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将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从而实现更高的收入（诺斯和托马斯，2017等）。虽然这一观点在理论上没有多大争议，但是在实证上估计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尚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持。要做到这一点面临诸多挑战。挑战之一是如何保持其他影响因素不变，即必须保持地理和文化等其他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不变，才能将经济绩效的差异归因于制度。另一个更大挑战是制度的内生性难题，制度是经济当事人为取得某些经济成果而选择的结果，因而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事实上，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何保持其他影响因素不变与解决内生性都是实证研究的难题。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可以通过随机化将实验对象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来保证实验组除了接受处理不同之外，其他影响因素与对照组保持不变，同时排除内生性的影响，由此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归因于处理效应。近年来，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实证研究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所谓的实证经济学的可信性革命，这场革命借助社会、经济或历史的自然实验，模拟自然科学中的随机控制实验对样本进行随机分组，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下，同时排除内生性的影响，从而推断因果关系（李宝良和郭其友，2021）。

接下来阐述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是如何通过选择某些场景排除了地理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并借助了殖民地历史的自然实验巧妙地选择工具变量排除内生性的影响，从而实证评估制度对繁荣影响的贡献。

（一）殖民地的历史自然实验

面对地理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质疑，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选择了一些具有基本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地区进行比较。诺加利斯区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情况（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5）。诺加利斯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界，被一道围墙分成两半，北部归属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归属墨西哥索诺拉州。这两个诺加利斯市在地理、气候和文化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但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相距甚远，墨西哥诺加利斯市的家庭年平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居民普遍生活贫困，经济机会相对匮乏。

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差异无法解释两个诺加利斯市的经济发展差异。但诸如此类的案例也不是制度影响繁荣的有力证据，因为这些精选的案例并未解决制度内生性的问题，也没有排除其他维度上可能还存在差异。要解决制度的内生性问题，需要找到一个类似自然科学随机控制实验的情况，将研究对象进行分组。他们选择欧洲的殖民扩张史这样的自然实验。

欧洲殖民者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殖民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殖民策略并建立了不同的制度。在殖民地适合生存的地方，殖民者大量进入并定居，并建立了符合殖民者利益的包容性制度；当环境不适合殖民者定居时，殖民者则维持或者建立尽可能掠夺当地资源的攫取性制度。而殖民者最初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根据殖民地的条件具有随机性。因此，欧洲殖民者进入时殖民地的条件提供了准实验的变化，可以破解内生性的难题。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利用殖民地历史的自然实验对制度影响繁荣进行了两项经典的研究。

（二）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

2001年，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在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的实证研究中，采用殖民地疾病环境的准实验变化来解决制度的内生性问题（Acemoglu等，2001）。具体来说，疾病环境是影响殖民者定居的一个重要条件。例如，南美洲的热带地区，殖民者因为疟疾和黄热病等疾病死亡率很高，欧洲殖民者难以大量定居，于是就有强烈的动机采取掠夺资源的殖民策略，并建立攫取性制度；而在北美洲的温带地区，疟疾和黄热病等并不常发生，死亡率也较低，吸引了更多的殖民者进入和定居，这些殖民定居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则建立了包容性制度。他们认为，殖民时期的疾病环境影响了殖民者对定居点的选择，导致殖民者在不同的殖民地建立了不同的制度，这些制度在殖民地独立之后延续下来，影响了当今的制度，最终影响经济发展。由此，他们形成了这样的因果逻辑链条：

（潜在）定居者死亡率 → 定居点 → 早期制度 → 当前制度 → 当前经济绩效

基于上述的因果链条，他们巧妙地选择了殖民定居者死亡率作为解决制度内生性难题的工具变量。换句话说，不同的殖民地因其疾病环境的差异被随机分为两组，殖民者在不同殖民地采取不同的殖民策略具有随机性，这解决了制度内生性的问题。他们基于历史资料构建了17世纪至19世纪期间驻扎在殖民地的士兵、主教和水手的死亡率数据；采用1975年和1995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1988年的人均工人产出衡量当代经济绩效；用政治风险服务机构提供的征收风险保护指数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衡量了各个国家及其政策在包容性和攫取性方面的制度差异。他们首先绘制了75个国家的当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数与每千名定居者死亡率对数的分布图，显示了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负面关系，表明定居者死亡率更高的殖民地如今相对要穷得多。

为了证实定居者死亡率通过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制度产生的影响，他们使用定居者死亡率作为当前制度的工具变量，对当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当前制度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分析。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定居者死亡率与当前制度有显著的关系，定居者死亡率解释了超过25%的当前制度变化。他们还通过各种资料记录详细论证了这种关系是通过他们假设的因果链条发挥作用的，因此定居者死亡率是定居点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例如，最初打算送往非洲冈比亚地区的英国罪犯，因死亡率太高而被送往北美洲。定居点选择是早期制度的主要决定因素。例如，在定居较多的北美洲等地，欧洲殖民者模仿宗主国的制度建立了包容性制度，而在定居者少的拉丁美洲，殖民者则实行了攫取性制度。他们通过制度路径依赖特征解释了不同制度为何能延续。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与预期的一致，制度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影响的系数更大。

以上分析的可靠性依赖于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关键假设。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排他性假设。以殖民定居者死亡率这个工具变量为例，它意味着给定回归中包含的控制变量，100多年前欧洲定居者的死亡率除了通过制度发展产生的影响之外，对今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影响。对工具变量排他性的论证是他们论文的关键部分。他们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定居者的死亡率可能与当前的疾病环境有关，这可能会对经济表现产生直接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工变量估计可能将疾病对收入的影响归因于制度，导致无法准确评估制度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他们认为可以排除这种情况，因为殖民地的欧洲人死亡绝大多数是由疟疾和黄热病引起的。尽管这些疾病对没有免疫力的欧洲人来说是致命的，但对已经发展出各种免疫力的土著成年人的影响有限。因此，这些疾病不太可能是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今天非常贫穷的原因。

他们历史资料为其论证提供支持。例如，在孟加拉国和马德拉斯为英国服役的当地部队的年死亡率分别为11‰和13‰，略低于在英国本土服役的当地部队年15‰的死亡率。相比之下，因缺乏免疫力，在这些殖民地服役的英国军队死亡率要高得多，在孟加拉国和马德拉斯，英国军队的死亡率在70‰到170‰之间。土著成年人的疾病负担在非洲或印度等地并不罕见，欧洲人抵达之前这些地方相对较高的人口密度的支持这一观点。

此外，他们还从异常值（outliers）样本和遗漏变量两个方面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详尽的稳健性检验。首先，他们排除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等新欧洲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等异常值，发现制度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影响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而且一旦制度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得到控制，与赤道的距离以及是否非洲国家的虚拟距离都不显著，表明非洲之所以比其他地区更穷，不是因为纯粹的地理或文化因素，而是因为制度更差。

其次，如果与定居者死亡率估计相关的其他遗漏因素会影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他性假设的有效性就不再成立。他们采用两种策略来证实他们的结果不是由遗漏的因素驱动的。一个策略是通过控制可能与定居者死亡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关的一些变量如主要殖民者身份、法律渊源、气候、宗教、地理、自然资源、土壤质量和种族语言分裂程度等，检验制度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当然，也不可能控制所有可能与定居者死亡率和经济结果相关的变量。为此，他们使用了另外一个策略——过度识别检验来处理遗漏变量的影响。他们使用欧洲移民到殖民地和早期制度的指标作为额外的工具变量，然后使用过度识别检验来检测定居者死亡率是否对当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直接影响。

稳健性检验与他们研究预期的一致，没有证据支持定居者死亡率对经济结果有直接影响，由此他们认为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假设。他们的实证研究给出了制度影响繁荣的因果评估，表明包容性制度是影响当今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同时表明殖民者实施的制度类型是推动当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殖民定居者死亡率之间关系的关键机制。

（三）现代世界财富逆转分析

除了殖民地的疾病环境，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欧洲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策略选择，其中殖民地人口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殖民地的人口规模大小影响殖民策略的选择。一是如果殖民地人口规模比较大，则殖民者进入时面临更大的阻力和冲突，这也会导致殖民定居者更高的死亡率，这样殖民者进入定居的会较少；二是殖民地的人口规模比较大，意味着殖民地的经济相对繁荣，也意味着有可供殖民者攫取的丰富资源。这两个方式都意味着如果殖民地人口规模较大，殖民者更可能维持或者建立攫取性的制度，来剥削殖民地的土著人口，掠夺当地的资源。

以上的推理结合殖民地起源的因果链条，使得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给出一个现代世界财富格局逆转的惊人推测：即欧洲殖民者进入之前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地区，殖民者建立攫取性经济制度符合其自身的利益，这导致先前繁荣的地区相对衰败下降；殖民者进入之前人口密度低、相对贫困的地区，缺乏可供掠夺的资源但是殖民者容易定居下来，建立包容性的制度符合殖民者的利益，包容性制度最终导致了先前相对贫困的地区繁荣起来（阿西莫格鲁等，2007）。

在实证分析中，他们使用公元1500年左右欧洲殖民者进入时不同区域的城市化率、人口密度作为当地经济繁荣的指标，并探讨这两个繁荣指标对这些国家20世纪末人均GDP的影响，实证结果与财富格局逆转的推测一致，数据还表明，逆转程度之大令人惊讶。例如，他们的回归结果表明，公元1500年左右城市化率增加5个百分点，它使得20世纪末人均GDP减少32.3%，而对数人口密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则使得人均GDP下降44%。类似使用殖民定居者死亡率的研究，他们控制了诸如宗教、气温、是否内陆国家、殖民者身份等影响经济繁荣的因素，将“新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排除在回归之外，发现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他们还提供了证据，表明财富格局逆转与欧洲殖民者的殖民策略存在因果关系。首先，在殖民者进入之前的500年里，并没有发生财富格局逆转的情况。即公元1000年左右相对繁荣的地区，在公元1500年仍然保持相对繁荣；而殖民者进入之后的500年里，财富格局逆转并不是世界的普遍模式，财富格局逆转主要发生在殖民地国家，非殖民地国家并未发生财富格局逆转现象。其次，他们使用前述研究中1985—1995年对征用风险的平均保护指数衡量的制度质量数据，发现公元1500年左右城市化率更高和人口密度大的富裕殖民地国家制度质量更差，这表明殖民者实施的制度类型是导致财富逆转的关键机制。最后，他们研究了财富格局逆转的时机，发现财富格局逆转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相吻合，这与他们的预期一致：经济制度随着新技术和机会的出现将变得更重要。

（四）后续研究与简要评论

事实上，在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之前，也有不少研究者关注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发展。例如兰德斯则认为，相对于其他殖民地，英国殖民地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们从英国继承了良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兰德斯，2010）。诸如此类的研究从殖民者身份出发，难以区分殖民地的制度能否实施随机化处理，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强调殖民地的条件则提供了准实验设计所需的外生变化。此外，也有两篇论文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来处理制度的内生性，一个使用民族语言碎片化作为腐败的工具变量（Mauro，1995），另一个将与赤道的距离作为社会制度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Hall和Jones，1999）。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指出，难以论证这些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假设，特别是这些变量可能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是无效的工具变量，无法评估制度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他们认为，他们所选取定居者死亡率工具变量优点在于，根据他们已经控制的变量，100多年前的定居者死亡率除了对制度产生影响外，对今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其他影响。

在他们的引领下，许多研究者深度挖掘殖民地历史资料对实证研究进行准实验设计，涌现了许多经典的实证研究，例如非洲奴隶贸易（Nunn，2008）以及Mita制度（Dell，2011）长期影响的实证研究，都表明过去的历史和制度对当今各国的发展有着长期的影响。这些研究提高了人们对经济繁荣的因素特别是制度因素的理论，也极大地推动了实证经济学可信性革命和计量史学研究的进展。

但是，他们的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也受到质疑。例如，Glaeser等人指出，移民不仅带来了制度，随着殖民定居者一起到来的，还有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这是文化因素）以及人力资本等影响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Glaeser等，2004）。针对Glaeser等人的质疑，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反驳认为，欧洲殖民者在定居的国家也建立了支持大部分人口教育的制度（Acemoglu等，2014）。然而，无论如何论证，都很难分离制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有学者对他们使用的数据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数据非常粗略（Albouy，2012）。对此，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排除了有争议的非洲国家以及控制定居者死亡率上限来减少死亡率高估的影响，发现他们的基本结论依然稳健（Acemoglu等，2012）。另外，他们对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也缺乏控制。地缘政治格局对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Góes和Bekkers，202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浪潮，殖民者转而有意或者无意制造他们的分裂，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使得殖民地国家在独立之后，纷纷陷入国内分裂或者地区冲突的复杂地缘政治格局之中，极大阻碍了经济发展繁荣。此外，殖民地发展史的研究也揭示了殖民地的悲惨历史，所谓财富格局逆转客观上是以原住民的消失或者边缘化作为代价，富裕的是那些定居下来的殖民者。

四、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两个经典实证研究，从不同侧面对制度影响繁荣的因果链条做了逻辑一致的缜密论证，通过准实验设计实证研究提供了包容性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可信证据。他们的研究引发了人们对制度变迁的思考：如果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那么贫穷国家为什么不主动进行改革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从政治制度即精英权势集团入手探讨了这一问题。正如他们的实证研究所揭示的，历史在塑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固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经济和政治制度也是精英权势集团深思熟虑选择的结果。精英权势集团选择了能够最大化其自身利益的策略和政治制度，并建立了相应的经济制度，最终影响了经济结果，因而一国的贫富最终由其政治制度决定。

为了解释为什么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却不能实现，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承袭了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将精英权势集团作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当事人，构建精英权势集团与大众集团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框架，对精英权势集团所面临的策略选择是如何影响制度变迁的问题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动态分析，从而对国家兴衰和纷繁复杂的制度变迁现象做出了理论阐释（Acemoglu等，2005；Acemoglu和Robinson，2008等），同时也为制度改革策略与时机选择提供了分析框架（Acemoglu和Robinson，2001）。

（一）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

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之前，有许多学者对制度变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关的理论非常丰富。然而，这些制度变迁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些制度变迁研究主要探讨的是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问题，将制度变迁视为经济当事人对相对价格变化或者响应获利机会 ⁵的反应（诺思 ⁶，2012；林毅夫，1995）。第二，这些制度变迁研究大多延续了亚当·斯密对制度变迁的看法。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以农地使用制度安排为例，阐述制度总是从无效率向有效率的方向演进 ⁷。科斯定理可以说是斯密这一思想的现代表述。按科斯定理，如果权利被清楚地界定且没有交易成本，那么经济当事人将通过订立契约来达成有效率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许多制度变迁的结果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是阻碍了经济繁荣。即使社会各方能够从制度变迁中受益，但是一些无效率的制度也会长期存在（Acemoglu，2006；Acemoglu和Robinson，2006），某些对社会有益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甚至会被阻止（Acemoglu和Robinson，2000b；Acemoglu等，2005）。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制度变迁的研究扩展到政治领域，侧重探讨政治制度的变迁，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为何不能实现的问题。阿西莫格鲁综合了经济与政治领域的相关研究，将各种现有制度变迁理论归纳为三种类型：政治科斯定理、信念差异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政治科斯定理是科斯定理在政治制度变迁中的延伸。按照科斯定理，无论精英权势集团还是大众掌握权力，只要权力被清楚地界定且没有交易成本，社会总会根据经济环境选择有效率的制度。信念差异理论是一种改进版的政治科斯定理，这个理论认为参与者无法对什么是有效率的制度达成一致，使得不同的社会选择不同的制度，但是经济发展的差异会阻止选择有害制度。社会冲突理论则认为，精英权势集团关注的是最大化其自身利益，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社会内部冲突导致了无效率制度被选择。

阿西莫格鲁认为，在这三种分类中，政治科斯定理提供了一个分析基准，但是即使是改进版的政治科斯定理都不是分析制度变迁的恰当框架，因为它们都无法解释无效率制度长期存在的现实。而社会冲突理论在解释制度变迁时也面临挑战。按照科斯定理，在权利清楚界定的情况下，如果存在无效率的情况，新制度经济学就在交易成本上面寻找答案。社会冲突理论要解释制度变迁，必须确定社会冲突导致了哪些交易成本，致使政治科斯定理及其改进版都无法成立（阿西莫格鲁，2016）。阿西莫格鲁认为问题出在科斯定理的基础。科斯定理的基础是交易双方具备签订可实施契约的能力。但是现实中无法满足这一条件。因为精英权势集团与大众之间就制度变迁的承诺进行签订契约具有与生俱来的实施困难。正是这一实施的难题，导致了制度变迁的科斯定理无法成立。也就是说，大众无法保证在实现了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变迁之后，精英权势集团不会利用其权势以对其有利的方式行事；而精英权势集团一旦放弃其权势，就缺乏保障其从制度变迁帕累托改进中分享收益的能力。正是这种承诺的双重不可置信性阻碍了制度朝有效率的方向演进。

基于以上的分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构建了一个精英权势集团与大众之间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框架（Acemoglu和Robinson，2001），该框架综合了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把制度变迁作为精英权势集团与大众集团这两个社会力量在面对社会冲突时的动态博弈的结果。该框架建立在两个模块的基础上：一个模块是存在着权势集团最大化其自身利益与制度变迁帕累托改进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模块是存在着一个内在的承诺问题，使得双方通过转移支付补偿制度变迁过程中利益损失的承诺缺乏可信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分析了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而策略的选择决定了制度的变迁。博弈双方都旨在最大化其自身的利益，双方的利益由支付函数给出，而支付函数依赖于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为了简化动态博弈，他们考虑了博弈双方通过对彼此过去行动的观察形成的子博弈完美均衡的情况，精英权势集团和大众的策略选择都是对彼此的最优反应函数。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使用逆向归纳法对动态博弈进行求解，推导了不同情况下该动态博弈模型的解：博弈双方未就制度变迁达成合作的不合作解，并以此作为比较的基准；精英集团完全承诺和大众完全承诺的政治科斯定理解，以及有限承诺的社会冲突解。与预期的情况一致，不合作解的均衡缺乏效率，它存在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进空间；如果博弈一方能够做出完全承诺，签订可实施的契约，那么制度变迁的科斯定理成立；但是，有限承诺由于存在可置信性问题，使得博弈双方都不相信彼此的承诺，而承诺的缺失使得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变迁无法实现，博弈又回到不合作的情况，原有的无效率制度得以维持。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的动态博弈分析框架，是将制度变迁整合到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模型中，将制度变迁视为理性参与者战略选择的结果，为制度变迁、经济政策以及内生制度理论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复杂、更精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对理解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是有裨益的。后续的许多研究文献，是在他们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的扩展，如探讨无限期动态重复博弈中的承诺问题（Powell，2024）以及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双向互动分析（Persson和Tabellini，2009）等等；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最近的一个研究是扩展基础模型，以便探讨政府执行规则有效性和国家能力建设的问题（Acemoglu和Robinson，2023）。

（二）制度变迁现象的阐释

与他们的殖民地实证研究中殖民者有时会在建立攫取性制度从殖民地掠夺资源一脉相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对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制度有时会被精英权势集团选择用于从社会中攫取资源。他们进一步拓展了该动态博弈分析框架，深入挖掘该分析框架的含义，对制度变迁中无效率制度为何长期存在、对社会有益的技术进步为何被采纳，以及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等纷繁复杂的现象做出了政治经济学解释。

对无效率制度为何会长期存在的问题，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给出了两种解释。早期的解释延续其殖民地研究的精神，正如殖民者建立阻碍殖民地发展的攫取性制度是从殖民地攫取资源一样，如果殖民者拥有强大的力量维持攫取性的制度，或者被殖民者缺乏组织难以反抗，或者殖民者能够通过调整临时政策来维持攫取性制度，那么无效率的制度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存在（Acemoglu和Robinson，2001）。然而，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着许多无效率制度。面对这些现象，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进一步区分了法律上的政治权力和事实上的政治权力，为无效率的经济制度为何能够持续存在提供了另一种解释（Acemoglu和Robinson，2008）。法律上的政治权力源于社会内部的正式制度，但无论正式制度如何，总有一些人群可以施加重大的事实上的政治影响力。社会中的群体会通过投资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权力，而事实上的政治权力会部分抵消法律上的权力变化。因此，尽管正式制度发生了变迁，但无效率的制度却可能持续存在。以美国南部的历史为例，美国内战废除了奴隶制并扩大了选举权，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美国南部仍然保持了大型种植园为主要特征的农业体系，劳动压迫和低工资问题并没有消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美国南部这种无效率的制度的持续存在现象，是政治制度的变化被事实上的政治权力的行使所抵消的结果，即奴隶制被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政治剥夺以及恐吓和暴力行为等安排所取代。

关于对社会有益的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变迁为何不被采纳的问题，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了所谓的政治替代效应予以解释（Acemoglu和Robinson，2006）。简而言之，如果技术进步可能削弱精英权势集团拥有的优势和地位，那么这种被取代的潜在风险就会使精英权势集团阻止有益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他们以19世纪的工业化为例阐释了他们的分析。尽管在1830—1913年期间全球制造业产出增加了5倍，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产出增幅却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英国和美国迅速接受新技术并实现工业化，而俄罗斯和奥匈帝国则明显落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后者之所以落后，正是因为精英权势集团担心工业化可能会破坏现有秩序的稳定性，并潜在地威胁他们未来从社会攫取资源的优势地位。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也对西方社会的变化做了一些分析。他们观察到，许多西方国家在20世纪初扩大了投票权，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改革之后引入了前所未有的福利计划（Acemoglu和Robinson，2000a）。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们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将这些改革看作是精英权势集团为了防止社会冲突最终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损害而做出的战略决策。在模型中，精英权势集团应对社会冲突有两种方式：一是扩大选举权，并改变原有的制度；二是保持原有的制度，通过再分配计划消除社会冲突。不同国家解决社会冲突的承诺的可置信性决定了哪种应对冲突的方式会被选择。例如，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就在没有扩大选举权的情况下建立了福利国家，这是因为德国的穷人组织力量强大，能够保证未来再分配承诺的可置信性；而北欧国家之所以扩大投票权，而不是在现有制度下进行再分配，也正是因为承诺的可置信问题，当前的转移支付无法保证未来的转移支付，而扩大投票权会改变未来的均衡选择，使得持续再分配的承诺具有可置信。各国解决承诺可置信的社会条件差异解释了制度改革和福利计划引入顺序的差异。

（三）简要评论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通过构建动态博弈理论模型，对制度变迁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把社会冲突和承诺放在分析的中心，突出了承诺在解决社会冲突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对国家的兴衰以及纷繁复杂的制度变迁现象做出了阐释，同时将社会冲突与制度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为制度改革策略及其时机选择提供了分析框架。他们对制度变迁的阐释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既有承袭关系，也有明显的差异。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包含了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三块基石。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既是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思, 2012）。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一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影响经济结果。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对制度变迁的分析是对诺斯国家理论的承袭，但又是对诺斯国家理论的发挥。在他们视野中，社会矛盾主要存在于精英权势集团和大众之间，两者的博弈主导了国家权力的配置，从而影响制度变迁的进程。因此，相比起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更为具体地考虑了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权力配置的问题。

他们对国家兴衰的阐释，与奥尔森的分析侧重点有所不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国家兴衰分析的侧重点在于精英权势集团与大众之间的博弈，关键是建立包容性还是攫取性制度，如果建立的是攫取性制度特别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即使短期能够取得经济增长，最终也会导致国家衰落。奥尔森对国家兴衰的分析侧重于利益集团的消长，认为社会的长期稳定会促成分利集团的形成和繁衍，这些集团通过降低社会效率妨碍了技术进步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因而阻碍了经济增长，最终导致国家衰落，而打破分利集团则有助于经济增长（奥尔森，2005）。当然，这两种看法并不矛盾，甚至具有互补性。以英国为例，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关注的是大英帝国早期的崛起，在他们眼中，英国是一个因建立包容性制度获得成功的典型；奥尔森关注的则是大英帝国后期的衰弱：在他眼里，英国是一个因分利集团导致帝国衰落的典型（李增刚，2013）；因而，综合这两种看法，可以对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弱给出互补和完整的解释。

英国崛起与衰弱的例子进一步说明，包容性制度并非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他们的动态博弈模型基于潜在的假设，即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到经济结果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层级结构。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已揭示这一发展规律，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观念之间存在错综复杂关系，它们是在相互影响中演化的，或者说它们可能存在耦合结构（许小年，2017）。过于强调某一方面制度变迁的理论观点，反而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此外，尽管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供了一些案例支撑其制度变迁分析，尽管近年来有一些实证研究试图验证他们的理论分析，以期弥补他们的研究缺乏实证证据支持的缺陷（例如，Acemoglu等，2019）。但是，要对他们的制度变迁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还有诸多困难。总体而言，目前他们对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仍然缺乏坚实的实证证据支持。

五、总结与启示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借助殖民地历史的自然实验对其实证研究进行准实验设计，为制度如何影响繁荣的因果评估提供了实证证据；同时，精心构建了动态博弈理论对制度变迁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国家兴衰和纷繁复杂的制度变迁现象提出了一种阐释。他们的研究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制度效率和制度设计的微观研究一道，深化了人们对制度作用的认识，也推动了计量史学、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研究的发展。

可以肯定，他们的学术贡献提供了理解国富国穷问题的新思维‌，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实现全球减贫目标的政策措施具有一定的启示。2013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扛鼎之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⁸一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5），归纳总结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特征。他们认为包容性制度具有广泛的产权保护、法治、权力分散、开放市场、教育普及和人力资本积累、透明度和问责制、参与式决策过程等‌特点，攫取性制度则具有资源集中、权力集中、腐败、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特点‌。其中，产权保护、法治、开放市场、教育普及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因此，他们的研究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然，他们的研究并不是这一问题的终结。一是，他们的理论及方法还存在诸多局限性。他们对殖民地发展比较的实证研究中，选取殖民定居者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虽然巧妙，但是该工具变量是否满足排他性的假设依然存有疑问；他们的研究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因素也缺乏控制。二是，他们对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中隐含地假设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影响经济结果这样一个逻辑前提，虽然对理论建模而言有其必要性，但是这种简化对政治、经济与观念等因素之间的耦合缺乏探讨。三是，他们的模型目前还缺乏充分的实证证据的支持。

此外还必须注意，从因果关系实证研究的角度看，他们的实证研究在保持地理和文化等其他因素相同不变的情况下，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有因果性的影响；但是，地理和文化等其他因素相同情况下，制度对经济增长有因果性影响的证据，并不能说明地理和文化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就没有影响。事实上，他们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将尼日利亚的制度提高到智利的水平，虽然可以使尼日利亚的收入增加7倍，但是智利的富裕程度实际上是尼日利亚的11倍多（Acemoglu等，2001）。这表明，还有其他因素也对经济绩效产生了影响。新地理经济学的发展表明，地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影响（Fujita和Krugman，2004）；有关社会观念和文化对经济增长的文献也证实了文化、社会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Guiso等，2006；陆铭，2024）。

因此，他们的研究并非制度决定论、地理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研究争议的终结。在解释复杂社会经济系统时，不能以单一的制度因素来解释全部现象。例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深化体制改革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制度因素在充分激发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勇于拼搏与创造的精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离不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等社会文化观念因素以及构建对外开放格局、优化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等地理因素的作用（陆铭，2016）。总之，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相关政策以及深化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这样才能使政策和制度得到更好的协调，增进国家的可持续繁荣。

1地理决定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他在1748年《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讨论了气候如何影响生活方式和性格，进而塑造法律，最终影响发展。地理决定论还进一步分为地理直接决定论和地理间接决定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戴蒙德的经典著作。

2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一些学者关注儒家文化的作用，例如余英时2004出版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讨论了传统宗教伦理特别是新儒学对商人的影响，可算是文化决定论的延续。

3这部分的资料主要来自三位获奖者个人主页，三位获奖者都有着丰富的学术经历和趣闻轶事，论文和著作等身，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进行介绍。

4想了解阿西莫格鲁对人工智能研究的贡献，可以参考Autor2022年的文献综述《技术变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肆无忌惮的热情到有条件的乐观再到巨大的不确定性》，http://www.nber.org/papers/w30074。

5林毅夫教授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而强制性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

6North的中文译名以诺斯为主，但是也有翻译为诺思，这里并非错字。

7参见张五常《经济解释》（中信出版社，2014）第四卷《制度选择》第一章第二节。

8该书自2013年出版以来已被翻译成41种语言，并荣获了2013年度最佳政治书籍奖等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