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创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是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Chowdhury等，2019；杜运周等，2020），然而并非所有创业活动都对经济有同等的推动作用（Chowdhury等，2019），追求成长和创新的高成长创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Stenholm等，2013；Torres和Godinho，2022）。随着“双创”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独角兽”“潜在独角兽”为代表的高成长创业企业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余维臻等，2021）。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1全球独角兽榜》显示，中国“独角兽”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并不断激增，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加速涌现，是城市经济活力和高质量发展潜力的体现。江苏省、河北省、福建省、广东省等多个省市地区纷纷开展“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培育入库工作，以发挥它们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创新引领作用。然而，“独角兽”“潜在独角兽”大量涌现背后的理论研究尚处在大量空白阶段（Acs等，2017；余维臻等，2021），对如何有效地培育和激发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发展知之甚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和微观主体活力具有促进作用（杜运周等，2020），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张三保等，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政策制定者们纷纷通过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培育“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以促进高成长创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Jinzhi和Carrick，2019）。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指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通过营商环境优化加速“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这些高成长创业企业的涌现，进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增长？该问题引发了学界、政界和业界的极大关注。探寻营商环境影响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关键路径，不仅有助于构建新时代创业企业成长的相关理论，更能为营商环境政策制定和创业实践提供新的洞见与参考（余维臻等，2021）。

作为区域内市场主体赖以生存的综合生境，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降低市场主体的商业和制度成本（“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增强创业企业的信息可得性和环境感知能力（黄永春等，2021），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潜在的机会主义（Marquis和Raynard，2015），平衡市场和环境的不确定性（Dencker等，2021），促进市场主体平等获得关键性资源和社会合法性（Greenwood等，2011），推动数字创新（Hinings等，2018），积极影响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张慧等，2021）。城市营商环境与创业资源获取（De Clercq等，2013）、机会开发（Urbano等，2020）、团队建设（Chemmanur等，2022）等息息相关，现有研究主要从微观视角研究创业企业如何通过自身战略调整、模式创新及有效决策融入所处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环境，促进创业发展（Greenwood等，2011；De Clercq等，2013；Marquis和Raynard，2015；Dencker等，2021）；或从宏观视角解读营商环境的不同维度或整体对创业的影响，如Chowdhury等（2019）研究了金融发展、破产监管、政府规模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创业的影响；杜运周等（2020）研究了营商环境对创业活跃度的组态效应；Estevão等（2020）基于世界银行的数据研究了营商环境指数对非洲地区人均GDP的影响；Xie等（2021）基于生态视角探索了创新能力、创业资本、基础设施等对区域创业的作用。

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仍存在拓展空间。从研究主体看，已有研究对创业质量展开了初步探索（孙永波等，2020；Xie等，2021；张慧等，2021），但对于高增长、高创新、高质量的“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的关注较少（Jinzhi和Carrick，2019）。实践中，它们已经成为后发情境下的新经济增长点（余维臻等，2021），正日益成为解决“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整体创新实力的主力军。理论上，目前学界对“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爆发式涌现背后的影响因素和关键路径还知之甚少（余维臻等，2021），理论明显滞后于实践，缺乏对中国“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迅速崛起这一现象的深入解读（Acs等，2017）。从研究对象看，高成长创业企业是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城市间分布不均衡，亟须探索影响中国城市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关键因素及路径，加速城市高成长创业企业孵化，缩小城市差距（张慧等，2021）。已有研究大多数从国家或区域层面开展研究（孙永波等，2020；Torres和Godinho，2022），缺乏对中国情境和城市差异的关注，需要进一步聚焦中国实情并细化研究粒度，为实践提供深刻细致的洞见。从研究方法看，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通常受多重制度逻辑的共同驱使或制约，传统回归分析方法多用于探讨变量间的净效应关系，忽略了营商环境多维要素间的交互和潜在强化作用，无法解释条件变量聚合产生的“化学反应”（De Clercq等，2013；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张明和杜运周，2019），难以全面描述现象本质。关于营商环境的多重维度如何共生互耦问题尚不明晰，需要从整体视角揭示城市营商环境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复杂影响机制。

本文将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分别基于中国拥有“独角兽”的23个城市案例样本和拥有“潜在独角兽”的29个城市案例样本，全面分析中国城市营商环境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探索有助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多元路径，以帮助政策制定者设计和实施更有助于推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制度、政策及法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单个营商环境要素是否是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必要条件？（2）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组态有利于产生高成长创业企业？驱动不同程度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营商环境组态分别有哪些？（3）哪些营商环境组态会制约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首先，聚焦于“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两类高成长创业企业，基于fsQCA方法，厘清城市营商环境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之间的复杂因果机制，拓展了制度理论和创业领域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现有理论成果。其次，以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下的不同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不仅能够揭示利于中国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多元营商环境组态，丰富现有研究成果，而且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孵化“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提供了实践参考。最后，推动营商环境与“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等高成长创业企业之间的研究进展，为后续研究提供新思路。如探索营商环境优化轨迹与高成长创业企业发展轨迹之间的动态匹配机制；加强营商环境影响高成长创业企业的案例及实证研究等。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独角兽”“潜在独角兽”这些高成长创业企业利用独特的市场和技术机会为新业态、新模式、新市场提供例证和示范，在创业领域和商业版图中留下重要印记，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Kotha等，2022）。制度理论认为，营商环境作为创业赖以生存的宏观生境能够与创业企业进行资源和机会互动，加速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Jinzhi和Carrick，2019）。良好的营商环境具有人才、资本等集聚效应，能够提供充裕的创业资源，培育企业家精神，提升创业企业的合法性地位（van Stel 等，2007；Meek 等，2010；Stenholm等，2013；Geissinger等，2019；孙永波等，2020；张慧等，2021；朱秀梅等，2021），在创业机会识别创造与开发、资源获取开发与编排、创业团队建设方面为高成长创业企业赋能（朱秀梅等，2020）。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探究城市营商环境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影响。

目前关于营商环境的维度尚未统一，有多种划分标准，如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包括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产权登记、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合同执行、破产办理、雇佣工人、与政府签订合同；中国省份营商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张三保等，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包括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法治环境、政务环境（“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或软环境、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商务成本和生态环境。本文综合运用问题导向法、文献归纳法和现象总结法（张明和杜运周，2019），选取影响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条件变量。首先，问题导向法。本文聚焦于“营商环境如何影响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这一研究问题，以鲜有研究的“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作为高成长创业企业的代表进行研究。鉴于并非中国所有省份都有上述两类企业，且要细化研究粒度，关注城市差异（张慧等，2021），基于对数据可得性和样本量的考虑，最终以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因此选取城市营商环境要素作为前因变量。其次，文献归纳法。良好的营商软环境能够为创业创意提供更多的实现机会和激励机制，通过“创造性破坏”促进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挑选出具有发展潜力的创业企业，加速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孵化（董志强等，2012）。充分完善发达的通信、商业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创业企业成长的重要营商环境要素之一（Marquis和Raynard，2015）。社会服务能够为创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有力支持，影响创业投资区位选择，从而加速区域内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杜运周等，2020）。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对创业机会、资源等产生重要影响，如高市场容量意味着能够涌现出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更大的环境承载力对颠覆式创新的接纳度更大（杜运周等，2020；Dencker等，2021），更易于“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的大量涌现（余维臻等，2021）。最后，现象总结法。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新基建对于创业成长至关重要，数字技术作为数字创业、数字创新、技术创业的源头活水（Nambisan，2017；Nambisan等，2017；2019），能够彻底激活创业机会、资源和团队（朱秀梅等，2020），利于“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的涌现，互联网作为数字技术的基础，是数字时代城市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赋能型政府通常以降低创新创业成本、建立激励机制、发布税收普惠政策等方式降低商务成本，激发市场主体的创业活力、创业激情和市场竞争能力，通过主体间竞争筛选出具有高成长潜力的创业企业（黄先海和宋学印，2021）。“双碳”目标和全球绿色发展趋势对生态保护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生态环境成为城市营商环境的新焦点，对于催生绿色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绿色创业、探索高成长潜力的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作用（Ardito等，2021）。因此，本文最终选取软环境、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商务成本、生态环境6大城市营商环境要素共同作为影响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前因条件进行研究。

（一）营商环境各要素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影响

营商环境决定了创业企业是否有机会与其他市场主体共享异质性资源或获得资源倾斜，如政策优惠、技术支持、市场机会等，是创业“箭筒中有什么箭”的关键支撑，不同城市的营商环境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创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De Clercq等，2013；Marquis和Raynard，2015；Dencker等，2021）。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支持性制度杠杆为创业提供各种援助与支持（Dencker等，2021），通过积极减轻不确定性、消除突发障碍、推动创业努力（De Clercq等，2013）、促进创新（Dencker等，2021）等加速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

软环境代表了城市创业发展的软实力，是吸引创业企业落地并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中人才吸引、投资吸引和创业活跃度对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具有重要作用。首先，高才能的人更能识别并参与具有发展前景的创业机会（Torres和Godinho，2022），通过人才引进提高人力资本供给水平，可以有效提升创业团队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激发强个体的创造力，引发鲶鱼效应，推动团队创造力涌现，促进创业提升（Dencker等，2021）。其次，投资吸引力是城市发展潜力的体现，是有新颖创业想法的创业者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参考。投资增加可以缓解创业资金压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通过技术转移及投资促进企业创新。最后，创业活跃度是城市创业积极程度的体现（杜运周等，2020），高创业活跃度为企业构建创业网络提供了便利，帮助企业在“巨人的肩膀”上总结经验、获取资源、预测市场、检验创业创意，加速组织间知识溢出与知识转移（Stenholm等，2013；朱秀梅等，2021），这是成为“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的关键（余维臻等，2021）。企业不仅可以争夺既有生态位，还可以开拓生态位和新机会（杜运周等，2020），更易于激发创业激情和颠覆式创新（余维臻等，2021）。

基础设施是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的硬指标，通过提升城市承载力和综合运行效能，降低创业成本（杜运周等，2020），提高经济互动（Torres和Godinho，2022），促进创新型创业发展（Nambisan等，2017），有助于“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的涌现。不充分的通信、商业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创业需要考虑和克服的关键挑战之一（Marquis和Raynard，2015），数字新基建为创业活动带来红利（Nambisan等，2019），推进了市场主体数字接入机会的均等化（黄先海和宋学印，2021），通过提供通信、协作和计算能力，使部门边界、组织边界、机会空间边界变得更加多孔和流动（Nambisan，2017），为创业企业加强内部一体化、促进利益相关者互动、组建高质量团队、开发创业机会、获取资源等提供了渠道（Ardito等，2021），为创新产品和服务、推动数字化创新和转型提供了契机（Hinings等，2018）。数据要素市场畅通了企业内外部实体间的信息交流、知识传递、资源和数据共享，为实现协同共生、价值共创提供便利。互联网削弱了创业的物理壁垒，基于线上办公软件可以组建跨区域高质量团队，高阶团队更易感知新市场、洞察新机会，并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优化战略战术，推动新价值创造（Dencker等，2021）。同时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打通了市场壁垒，受众客户不再受限于物理距离，企业更愿意不断创新，提供新服务、新产品、新价值，提高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

社会服务是政府赋能创业的重要行为体现（黄先海和宋学印，2021）。社会服务以提升市场主体活力和竞争力为核心，对企业进行中立普惠的要素、创新和信息赋能，通过乘数效应提高企业的市场机会感知和资源配置功能（杜运周等，2020；黄先海和宋学印，2021），加速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主要体现在通过大学和金融、科技研发等中介机构提供公共创新资源和信息、咨询、培训等软支持方面（van Stel等，2007；Armanios等，2017）。首先，教育与创新创业孵化具有较大关联。国内外独角兽企业分布报告显示，大学聚集的城市和高学历创业者更容易创建“独角兽”或“潜在独角兽”。高质量创业者或创业团队能够雇佣更高质量的员工，提高团队质量，促进创新型机会开发和探索式创新（Chemmanur等，2022）。其次，城市融资服务水平越高，企业的融资约束和金融风险越小，为企业扩大规模和开发新产品、新服务提供资金支持（黄永春等，2021）的同时，间接增加创业投入时间和创新创业机会类型（Dencker等，2021），从而有效激活高成长性、高影响力的创业活动（Stenholm等，2013；Marquis和Raynard，2015；杜运周等，2020）。再次，数字技术为创新创业带来新机会（Nambisan，2017；Nambisan等，2017），科技服务环境促进和推动技术溢出和研发成果转化扩散，有助于企业挖掘创业机会、开展二次创新，实现技术赶超，提升整体生产力（Krammer，2015；黄永春等，2021）。创业企业通过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打入利基市场，创造新利润机会，实现快速增长（Xie等，2021）。最后，众创空间、孵化器、科技园等孵化服务机构能够为企业提供低成本基础设施、咨询服务、投融资机会和技术支持，推动企业扩张和创新开发（Armanios等，2017；黄永春等，2021）。

市场容量决定了市场潜力，其中蕴藏的独特市场机会是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核心驱动要素之一（Kotha等，2022）。容量大的市场能产生规模经济，为创业带来低成本和高回报，受到创业者和投资者的青睐（Xie等，2021）。在大市场容量城市，创新机会的数量和潜在价值更大，采取模仿型创业难以获得竞争优势，企业更愿意不断地提高创新能力，开发新市场、新机会，促进创新型创业及企业成长（Dencker等，2021）。高收入特点使消费者产生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消费机会（Marquis和Raynard，2015），多样化和专业化用户需求演变为商业机会供创业企业开发，并鼓励创业派生（Xie等，2021）。有高成长预期的创业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成长壁垒低、扩张障碍小的大市场开展创新创业活动（van Stel等，2007）。

商务成本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起间接作用。良好的成本优势可以间接消除创业资金短缺问题，节省的成本资金可用于技术突破、产品创新和机会开发（Geissinger等，2019；Dencker等，2021）。成本优势还有助于企业扩大经营自主权，提高企业扩张和创新开发的积极性（黄永春等，2021）。赋能型政府通过降低商务成本，减少企业的潜在创新成本，有效提高企业资源分配及重组的效率和质量（Geissinger等，2019），鼓励创业企业充分开展创新竞争活动（黄先海和宋学印，2021）。同时，商务成本水平较低的城市可能更易吸引外资，增加潜在的资本溢出效应，是创业企业成为“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的关键（Krammer，2015；余维臻等，2021）。

生态环境在机会开发、资源利用等方面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起积极作用。随着新发展理念和两山理论深入人心，为实现“双碳”目标，科技创新引领的绿色创业实践逐渐成为创新创业的新风向，创业企业首先担任绿色转型的执行者和革新者（Ardito等，2021）。研究表明，通过识别并开发对环境负责的创业机会，将生态环境纳入新产品开发过程，可以提高创新绩效，在减轻市场失灵、促进社会福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Meek等，2010；Ardito等，2021）。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在探索新兴产业、绿色科技等跨越式发展方面具有较大潜力，对创业具有更高要求，倒逼企业通过快速配置有价值的资源，探索新绿色知识和技术，开发新商业解决方案，及时响应新绿色市场机会（Ardito等，2021）。因此，生态环境水平高的城市往往会孵化更多的新兴高科技创业企业，是成就“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的起点（Meek等，2010）。

（二）组态视角下城市营商环境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影响

营商环境良好的城市通常具有知识、资源、人力和市场集聚效应（Acs等，2017），各营商环境要素能够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提供机会、资源、人才等创业要素，促进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营商环境要素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之间的关系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然而，营商环境作为一种复杂的环境生态，要素间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杜运周等，2021），需要通过要素间的聚合效应提高区域环境承载力，进而协同影响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杜运周等，2020）。营商环境要素及其聚合效应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不一，如软环境和金融、教育等支持性社会服务的协同效应对创业成长的促进作用高于单一要素（Marquis和Raynard，2015）；不同的营商环境生态下的制度杠杆存在差异，会导致企业在开发创业机会、获取资源和塑造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创业企业成长（Dencker等，2021）。目前，城市层面的研究不足（张慧等，2021），缺少对以“独角兽”“潜在独角兽”为代表的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关注，且已有研究尚未厘清营商环境生态驱动或制约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多元复杂路径，亟须进一步挖掘二者间的复杂因果关系（Guo和Zhang，2021），以破解研究难题。鉴于此，城市营商环境如何复杂地影响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三）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若想通过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加速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需要关注软环境、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商务成本、生态环境的协同作用。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重点关注城市营商环境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之间的两种因果关系：（1）单个营商环境要素是否是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必要条件；（2）怎样的营商环境组态构成驱动或制约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充分条件。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系统揭示城市营商环境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影响，并深入解读驱动和制约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营商环境组态。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原因如下：第一，QCA方法遵循“案例导向”，既可以分析小样本数据，又可以分析大样本数据（张明和杜运周，2019）。第二，驱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原因是复杂的，优化单个营商环境要素对其作用有限，需要从整体视角分析多维要素间的交互效应（杜运周等，2020；Xie等，2021；Torres和Godinho，2022）。QCA方法首先对单个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检验，定性描述某一条件对于结果必要与否。继而开展跨案例比较分析，通过条件组态回答“哪些组态可以导致预期结果存在或缺失”这类问题（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适用于“怎样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会驱动或制约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这一研究问题。第三，本研究数据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

（二）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的不同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并利用公开数据库进行样本案例选择及分析。遵循“评价科学、数据可得”的原则，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第一，城市营商环境数据来源于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和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0年中国296个城市营商环境报告》，该报告通过在线数据监测、实地调研等方式，结合使用各类统计年鉴数据、行政记录以及启信宝等多个大数据公司的数据，对296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测算。第二，高成长创业企业的数据分别来源于由长城战略咨询（GEI）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1》 ¹（2020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排行榜，共计251家企业上榜，分布于29座城市）和《2021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 ²（2020年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名单，上榜企业425家，分布于39座城市）。以城市为交叉点将上述数据库配对并进行数据提取，经匹配及剔除缺乏数据的城市，最终将数据完整的两组城市案例作为研究样本。其中，样本1包括拥有独角兽企业的23个城市（见表1），样本2包括拥有潜在独角兽企业的29个城市（见表2）。

（三）变量测量与校准

1.前因变量。结合研究需要和中国城市的具体情况，选取《2020年中国296个城市营商环境报告》中各城市软环境、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商务成本、生态环境的具体得分作为条件变量的测量指标，各变量依据多项基础指标采用国际上常用的“前沿距离法”进行测算，值域均为[0，1]。其中，软环境由人才吸引力、投资吸引力、创新活跃度和市场监管4个方面指标等权重加权计算得到。基础设施包括综合运输能力和互联网水平2个方面，由路网密度、公路货运、水路货运、民航运输、供气、供水、地铁长度、出租车数量、互联网水平9个指标等权重加权计算得出。社会服务由融资、科技、医疗、养老、教育、人才和研发服务7个方面指标等权重加权计算得到。市场容量包括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两方面，由常住人口、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预算收入、进出口额、贷款额、人均可支配收入7个指标等权重加权计算得出。商务成本由水电气成本指数、工资成本和土地成本等权重测算。生态环境由空气、水、绿地3个方面指标等权重测算得到，包括细颗粒物年均浓度、地表水的水质、单位面积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面积水资源量、建成区绿地覆盖率5个指标。

2.结果变量。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加速涌现与城市经济繁荣高度相关，研究表明，“独角兽”是高成长创业企业的主要代表（Acs等，2017；Xie等，2021；余维臻等，2021；Torres和Godinho，2022 ）。“独角兽”通常是科技型创新创业，是新业态、新模式的先锋，如果在城市中发现了“独角兽”，即可推断该城市具有良好的营商环境（Acs等，2017）。然而，由于“独角兽”很罕见，可能存在衡量不充分的问题（Torres和Godinho，2022）。因此，本文选取“潜在独角兽”作为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另一代表。这两类企业是新经济中的“凤毛麟角”，具有高成长、高质量、高影响力、高收益的特点，代表了城市创新与发展水平，企业数量适用于反映城市高成长创业企业的涌现水平（Torres和Godinho，2022）。由于城市规模既不是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Acs等，2017），且本文采用的评判标准一致，没有必要将数量相对化（Xie等，2021）。因此，直接采用独角兽企业数量和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作为结果变量，用于反映城市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水平。

3.变量校准。参考先前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将条件和结果变量校准为模糊集（Fiss，2011；杜运周等，2020）。使用SPSS 21软件得到两组案例样本描述统计的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50%）和下四分位数（25%），将其分别设定为各变量的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3个校准锚点，具体如表3所示。

（四）分析步骤

首先，进行条件的必要性分析，检验是否存在产生结果的必要条件。其次，基于样本1对驱动或制约“独角兽”涌现的城市营商环境进行组态分析，并依据组态理论化过程对各组态进行解读，揭示“独角兽”涌现的多元路径。再次，基于样本2对驱动或制约“潜在独角兽”涌现的城市营商环境进行组态分析，并依据组态理论化过程对各组态进行解读。一方面揭示“潜在独角兽”的多元涌现路径，另一方面与“独角兽”的多元涌现路径进行对比分析，通过三角检验互相印证，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最后，采取其他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必要性分析

使用fsQCA3.0软件分别对两组案例样本进行必要条件检验。当一致性大于0.9时，变量被认定为结果的必要条件。在变量通过一致性检验后，使用覆盖度对必要条件经验相关性进行衡量，通常大于0.5（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张明和杜运周，2019）。研究结果（见表4）显示，虽然随着将结果由高独角兽企业数量转为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软环境、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市场容量的一致性提高，商务成本和生态环境的一致性降低，但单个条件必要性的一致性普遍较低，均小于0.9，不存在驱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必要条件。

（二）充分性分析

借鉴Fiss（2011）和杜运周等（2020）的研究，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考虑到复杂因果的非对称性，采用 fsQCA3.0 软件对产生高独角兽企业、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和非高独角兽企业、非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表6），深入探析城市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驱动和制约机制，析出的多元组态表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殊途同归”。根据组态理论化过程，对发现的组态命名并分析，其中既在中间解也在简约解中出现的条件为核心条件，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为边缘条件（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分析结果如下。

1.产生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

如表5所示，产生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营商环境组态有5个，其中S1a和S1b为等效组态，S3a和S3b为等效组态。（1）市场—服务驱动型。组态S1a表现为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存在，商务成本、生态环境缺失。该组态表明，完善的基础和服务保障会激发创业导向（黄永春等，2021），城市可以首先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水平和促进消费提高市场潜力，构建有利于培育高成长创业企业的营商环境。代表城市 ³有常州、镇江、长春。以长春为例，长春作为汽车工业领域的“共和国长子”，虽然地处东北，相较于南方城市具有较高的运输、采暖等商务成本，但其在基础设施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并具有汽车、轨道交通、卫星等方面的重要产业基础，近年来长春不断在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万亿“新基建”、加大招商引资和人才吸引政策等方面发力，凭借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坚实基础，推动创业企业高水平发展。（2）服务驱动下的市场—生态创新型。组态S1b表现为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商务成本、生态环境五要素同时存在。与S1a相比，该组态表明多要素相辅相成产生的聚合效应对于高成长创业企业具有积极作用，多维平衡的营商环境会带来丰富的创新创业机会，同时良好的生态环境会催生更多的以新兴产业为驱动的高成长创业企业（Guo和Zhang，2021）。代表城市有上饶、绍兴。以绍兴为例，自2016年以来，绍兴市就坚持创新驱动，遵循一线建设标准，不惜成本引入新产业、新技术、新人才，搭建劳动力调剂服务平台，坚持靠前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得到创业者和投资者的青睐。且“十三五”以来，不断构建绿色高端产业体系、打造新兴产业集群。经过多年建设与沉淀，与营商环境同期成长的天际汽车已成为“独角兽”。（3）资源—成本驱动型。组态S2表现为基础设施、软环境、社会服务、商务成本存在，市场容量、生态环境缺失。该组态表明当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如果软环境和社会服务能够为创业活动提供充裕的创新创业资源，且商务成本优势突出，市场对于“独角兽”而言并不必要，良好的创业软环境是高成长创业的沃土（董志强等，2012）。代表城市有重庆、长沙、西安、成都。以西安为例，西安的软环境指数位居全国前五，社会服务位居前十，基础设施位居前十五，具有较高的市场活跃度、社会服务水平、市场监管能力和基本保障能力，商务成本相较其他省会及中心城市具有明显优势，能够提供较全面的创业资源，有效规范创业活动，促进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4）市场—资源驱动型。组态S3a表现为基础设施、软环境、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存在，商务成本缺失。该组态表明当城市基础设施、软环境和社会服务能够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足够的人力、技术、资金等关键性资源时，只要该城市具有市场发展空间，就会促进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Dencker等，2021），商务成本不会对此产生消极影响。代表城市有苏州、东莞、青岛、合肥、无锡。以苏州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苏州努力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营商环境优化成果丰硕，位居全国前列，“同样成本服务最好、同样服务市场机会更多”成为苏州营商环境的代名词。自2018年起，每年出台一版营商环境优化文件以来，苏州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营商环境体系，在基础设施、软环境、社会服务、市场容量等方面形成了整体营商环境优势，成为最具吸引力的“独角兽”孵化地之一。（5）资源驱动下的市场—生态创新型。组态S3b表现为基础设施、软环境、社会服务、市场容量、生态环境五要素同时存在。该组态是孵化“独角兽”的又一种多维协同共建组态，具有此类特征的城市要么总体优势明显，要么即使整体优势不明显，也平衡发展多种要素，单要素侧重并不显著。与S1b不同，此类营商环境模式没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但基于高水平的基础设施、软环境和社会服务，企业可以享有更多、更优质的异质性资源，通过资源赋能推动基于市场和绿色生态的创新创业，呈现出要素驱动、知识密集、创新驱动的特征（Stenholm等，2013）。此类城市一般为都市圈中的核心城市，代表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珠海、贵阳。以珠海为例，珠海人口增速指数位居全国第一，软环境指数位居第八，生态环境指数位居第四。自2019年起，珠海市着力推动实施多项重点项目，涉及机场和综合服务中心等交通基础设施、商务中心、科创中心及学校等，在教育、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持续发力，不断优化多维营商环境要素，为创业企业成长为“独角兽”提供重要支撑。

2.产生非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

表5报告了产生非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3个城市营商环境组态。（1）市场—创新限制型。组态NS1显示，在缺乏基础设施、软环境、社会服务和市场容量的营商环境中，即使城市商务成本优势明显，也不利于产出独角兽企业。由于市场规模小，加之基础设施不够便利，无法扩大外部市场，极大地抑制了企业成长。同时，基础设施、软环境和社会服务水平不高，导致企业人力和金融资本不足，难以支撑企业创新。该路径呈现出市场小、创新性弱的特点，代表城市有石嘴山、吐鲁番等。（2）生态—成本限制型。组态NS2显示，在缺乏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和商务成本优势的城市中，即使生态环境优质，也难以孵化独角兽企业。与NS1相似，此类城市的市场需求也不足以支撑创业成长，基础设施限制了企业向外扩张的步伐。同时，生态保护要求较高，需要企业加强绿色创新，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商务成本更加剧了成本投入，较弱的社会服务不足以提供足够的金融资本，进而共同限制了创业企业爆发式成长。该路径呈现出生态优质、成本高的特点，代表城市有景德镇、江门、丽水等。（3）基础设施约束型。组态NS3表明，基础设施是“独角兽”涌现的重要支撑，即使软环境、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商务成本和生态环境都具有比较优势，受制于基础设施不完善，此类城市也很难有独角兽企业，代表城市有中山等。

3.产生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

如表6所示，产生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仅有2个。（1）市场—资源驱动型。与S3a基本相似，组态S1’的核心条件为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存在，边缘条件是软环境和市场容量存在、商务成本缺失。此时，营商环境提供的人力资本、融资、创业网络、基础设施等能够为创业高成长提供重要支持（Torres和Godinho，2022）。代表城市有宁波、温州、福州、厦门、南通、大连、南昌。以厦门为例，厦门自2015年起，在全国率先探索提升营商环境建设以来，持续聚焦多维营商环境要素优化，为全方位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多项营商环境指标获评“全国标杆”，在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软环境和市场容量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促进创业企业成长为“潜在独角兽”方面已见成效。但其商务成本可与北京、上海等重点一线城市比肩，因此尚未达成超级营商生态。（2）服务供给下的成本驱动型。组态S2’表现为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商务成本存在，软环境、市场容量、生态环境缺失。该组态表明，当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足以为企业提供充裕的人力、资金和技术资源时，基于节约商务成本和外部市场可得性的考虑，企业倾向于在此开展高成长性的创新型创业（Dencker等，2021）。代表城市有宣城、湘潭、九江、泰州、徐州、衢州。以九江为例，九江市营商环境水平位居全省首列，在降成本、提效能、强监管、优服务方面打出“组合拳”，推行“妈妈式”服务机制，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是该市促进创业企业成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密钥”。

4.产生非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

表6报告了产生非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3个城市营商环境组态。（1）市场—创新限制型。组态NS1’的核心条件是软环境和社会服务缺失，边缘条件为基础设施和市场容量缺失、商务成本优势存在，与NS1基本一致，代表城市有石嘴山、吐鲁番等。（2）市场—成本约束型。组态NS2’的核心条件为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和生态环境缺失，边缘条件为软环境存在、商务成本缺失。该路径下高水平的软环境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充分的资源获取渠道，但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潜力和成本的缺失增加了机会开发难度，使创业成长寸步难行，代表城市有拉萨、十堰等。（3）高新需求型。组态NS3’的核心条件是软环境和社会服务缺失，边缘条件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存在、市场容量和商务成本缺失。该路径表明，即使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良好，具有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创业活动的先天优势，受限于人力、金融、资源、成本等因素，创业企业难以取得技术突破，创新性和高成长性被客观条件抑制，代表城市有海口、台州、赣州、惠州等。

5.对比分析

通过对比上述结果可以发现：（1）驱动或制约不同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存在异同。首先，驱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市场—资源驱动型组态和抑制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市场—创新限制型组态为通用路径。产生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专有路径有4条，产生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专有路径有1条。驱动“潜在独角兽”涌现的组态在一定程度上构成驱动“独角兽”涌现组态的子集，这表明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其次，驱动“潜在独角兽”涌现的营商环境组态配置相对简单，在少量要素具有相对优势的情况下即可产生，没有超级营商组态。反之，“独角兽”涌现对营商环境的要求更高也更复杂，如即使其他营商环境要素均存在，基础设施的缺失也会导致非高独角兽企业数量。这说明高成长创业企业的成长性、创新性、潜力性越高，对营商环境的需求也越高，间接验证了研究结果的有效性。（2）驱动和制约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营商环境组态并非完全相反，二者间存在非对称性，这说明驱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营商环境组态具有独特性。在优化城市营商环境以加速不同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时，仅关注单方面影响或一种方案，不足以实现预期结果，需要全面统筹，这证明了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影响因素及其组合的复杂性，也证实了本文采用fsQCA方法的必要性。

（三）稳健性检验

基于样本1和样本2建立三角检验，析出的驱动或制约“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涌现的组态结果具有一定相似性，三角验证结果证实本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可靠性和有效性。继而，采用集合论特定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分别对产生高独角兽企业数量和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进行进一步稳健性检验（张明和杜运周，2019）。首先，改变案例频数，将案例数阈值提高至2。其次，变动一致性门槛值，将PRI一致性提高至0.8。最后，剔除案例，考虑到一线城市可能存在明显的资源优势，选择剔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案例进行稳健性检验（张明和杜运周，2019；杜运周等，2020），结果如表7所示。上述三种检验方法得到的组态与原组态之间具有清晰的子集关系，本研究结果稳健。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中国的不同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组态视角分析城市营商环境对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影响，揭示了加速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多元路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不构成产生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必要条件。但基础设施是所有组态中的核心条件，提升基础设施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具有普适作用，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新基建提供的技术支撑对于跨区域高质量创业团队建设、高质量数字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数据要素共建共享、创业资源获取、技术互联等具有重要作用（Nambisan等，2019；Dencker等，2021）。另一方面交通等基础设施对于打破市场壁垒、扩大市场规模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能够从机会、资源、团队方面为创业提供保障，共同促进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第二，产生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路径有5条，产生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路径有2条，其中市场—资源驱动型为通用路径。政策制定者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设定阶梯式城市高成长创业企业培育目标，并制定适当的城市营商环境优化方案，以达到最优效果，包括通过优化配置向相似的营商组态靠拢和通过颠覆性改革构建不相似的营商组态两种途径。第三，导致非高独角兽企业数量和非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路径各有3条，其中市场—创新限制型为通用路径，政策制定者在优化营商环境结构时还应注意避免掉入营商环境“陷阱”，以退为进推动城市高成长创业企业培育。

（二）理论贡献

从实践上看，近年来以“独角兽”“潜在独角兽”为代表的高成长创业企业不断涌现，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各省市纷纷加快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并着力开展“独角兽”“潜在独角兽”培育及入库工作，以抢占发展制高点。从理论上，现有研究对高成长创业企业的成长路径和机理揭示不足，对实践的指导有限。本文结合实践发展和理论空白，基于制度理论和组态视角，探索了城市营商环境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影响，主要理论贡献如下：

第一，聚焦于“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两类高成长创业企业，揭示了中国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多元路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高成长创业企业的理论研究。首先，回应了Acs等（2017）更全面广泛地解释“独角兽在中国异军突起”这一现象的研究呼吁，在丰富现有研究成果、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参考方面具有重要贡献。其次，国外学者已对“独角兽”“数字独角兽”等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展开了研究，而国内鲜少关注。本文研究以“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为代表的高成长创业企业的涌现路径，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较少的不足，同时回应了Torres和Godinho（2022）用除“独角兽”以外的其他产出衡量高成长创业企业的研究呼吁，深化了现有研究。

第二，构建城市营商环境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之间的理论模型，丰富和细化了营商环境的现有研究成果。首先，基于制度理论，深入解读了城市营商环境要素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影响，拓展了营商环境的研究领域，回应了Kotha等（2022）加强制度变量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研究呼吁。其次，与以往研究分析国家间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不同，本文以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为研究情境，以不同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更细粒度地分析了营商环境的作用，细化了现有研究成果。

第三，探究中国城市营商环境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之间的必要与充分双重因果关系，揭示了城市营商环境促进和制约不同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多元组态路径，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首先，不同于以往研究探讨营商环境的净效应，本文采取fsQCA研究方法，成功识别了实现高独角兽企业、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营商环境组态和导致非高独角兽企业、非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营商环境组态，证实了营商环境要素之间的协同联动作用，为现有研究提供了新见解。其次，研究结果显示驱动不同层次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组态之间具有一定差异，为推动营商环境优化轨迹影响创业企业成长轨迹的动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实践启示

本文探究了城市营商环境组态和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关系，可以启发政策制定者根据当地营商环境现状，调整营商环境要素的优化配置方案，结合对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孵化培育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创新创业沃土，不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研究结果带来的实践启示包括：第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要抓手，拉动创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是所有驱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组态中的核心条件，是确保创业企业高成长的关键要素，组态NS3显示，即使其他要素足够完善，也难以弥补基础设施不全对高成长创业的消极作用。因此，各城市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以改革创新的方式系统优化布局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依托新基建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以抢占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高地。第二，以阶梯渐进式培育城市高成长创业企业为目标，构建城市营商环境创新实施方案。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市场容量的良性耦合是产生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最简单组态，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商务成本的良性耦合是产生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最简单组态，处于营商环境优化初期的城市可以优先从这两种组态入手制定城市营商环境优化方案。S1a和S1b、S3a和S3b两组等效组态表明，当城市营商环境可以稳定支撑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时，可以考虑深入优化其他要素以达到超级营商生态。因此，政策制定者应以构建“小而精”的营商环境为导向，避免因追求“大而全”而限制城市经济发展，且在过程中应依据城市发展现状动态更新优化重点和具体实施办法，选择恰当的营商环境优化路径，减少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通过渐进式创新优化推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数量呈阶梯式增长。同时，构建潜在独角兽企业发现机制，搭建过渡服务中心或孵化机构，优化独角兽企业培育体系，推动“潜在独角兽”向“独角兽”发展。第三，注重多营商环境要素之间的平衡发展与共同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不足以支撑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政策制定者需要重视营商环境要素之间的组态问题，从整体视角统筹城市营商环境优化。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存在一定局限与不足，未来可以深入研究。第一，案例样本局限性。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最终仅分别对中国拥有“独角兽”的23个城市和拥有“潜在独角兽”的29个城市进行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未来随着“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在其他城市的兴起，可以收集更多城市的数据，进一步分析加速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营商环境组态，或基于不同视角和指标对高成长或高质量创业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也可开展跨地区或国际研究，以探索区域或国家差异对本研究结论的影响。第二，数据属性及研究方法局限性。受数据和方法的双重限制，本文仅对静态数据进行了分析，而持续的动态跟踪更有助于揭示营商环境对不同类型高成长创业企业的作用路径及变化机理，未来可以通过纵向案例跟踪或时序QCA方法展开深入研究。第三，变量选取局限性。本文选取了6个条件变量（软环境、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商务成本、生态环境），以“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作为高成长创业企业的代表，对城市营商环境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索，未来可以深入挖掘。例如，实践表明，在数字经济成为全球发展主旋律的当下，如何构建有助于数字经济腾飞的营商环境是发展的关键，未来可以将更多的数字化相关指标纳入营商环境评价体系进行研究，进一步挖掘其他营商环境要素对创业的影响。或关注不确定情境下营商环境与其他外部情境的多重作用，如文化情境或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事件等，抑或探索瞪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等其他典型企业的成长路径和机制。

1GEI中国独角兽企业标准：（1）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2）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3）获得过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4）符合条件（1）（2）（3），且企业估值超过（含）10亿美元的称为独角兽企业；（5）符合条件（1）（2）（3），且企业估值超过（含）100亿美元的称为超级独角兽企业。

2GEI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标准：结合GEI中国独角兽企业标准及潜在独角兽企业发展规律与特征，长城战略咨询提出GEI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标准：（1）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2）成立5年之内最新一轮融资的投后估值达到1亿美元或成立5～9年最新一轮融资的投后估值达到5亿美元；（3）获得过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入选GEI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需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

3本文对代表城市的判定标准是相对的，即代表城市的各营商环境要素水平并非均处于绝对高/低水平，举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