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审计收费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已有文献大多围绕审计业务和审计对象本身研究财务信息的生产过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较少探讨非财务信息与审计收费的关系。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大量类型各异的数据进入决策过程，数据处理能力从KB级跨越至PB级，人类社会正在迈入一个以“数字（数据）”为核心特征的全新时代（吴非等，2021）。信息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以高质量的信息内容作为基础，除了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也是信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Beyer等，2010），因此非财务信息如何影响审计收费的问题值得关注。然而，公司的大部分非财务信息披露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缺乏统一的规范及格式，这导致非财务信息在不同公司之间的可比性较差。同时，已有的大量非财务信息披露与审计活动之间存在较强的内生性，因此已有研究较少直接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往往没有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非财务信息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需要更为有效的研究场景进行经验研究。

本文关注到中国资本市场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从2013年12月至2016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陆续颁布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这些指引（除了医药制造行业外）强制要求相关行业上市公司按季度或按月度披露公司业务层面的经营信息（大多数行业按季度披露，以下统称为按季度）。这些信息均未经过应计制的会计系统加工，属于经营层面的数据，这就为审计师带来了有别于以往的增量非财务信息。本文的理论分析认为，季度经营信息的披露对审计收费存在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季度经营信息的披露内容、披露形式和披露频率均能节约审计师的直接投入，同时该信息披露能够倒逼公司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刘珍瑜和刘浩，2021），公司会进行内部管理调整来应对会计信息质量提升的需求，审计师观察到管理调整后降低对公司审计风险的判断，以上审计直接投入成本与审计风险的“双降”导致审计收费下降。另一方面，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可能提高监管关注和监管风险，同时额外的信息披露可能使公司存在更大的媒体曝光或诉讼发生的可能性，这些因素能够提升审计风险，从而导致审计收费提高。

在同一时期，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出台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文件，但是对于季度经营信息披露没有强制要求，使得实际披露季度经营信息的深市公司数量非常少。由于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上市公司相似且共处同一个审计市场，这就为本文检验非财务信息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提供了进行双重差分（DID）分析的自然实验的机会。

本文利用上交所2013—2016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规范经营信息披露作为外生事件，利用前后三年的数据（样本覆盖了2011—2019年）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影响。本文发现：季度经营信息的披露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机制检验表明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较高的公司更可能出现审计收费下降。进一步的截面研究中，本文基于季度经营信息和审计业务双方在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方面的差异化特征，分别从信息内容特征、事务所类型特征及客户特征三个方面分析并检验了季度经营信息影响审计收费的异质性程度。从信息内容而言，当季度经营信息披露更为详细（内容包含产销量指标）时，审计收费降低的现象更为显著。从事务所类型而言，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对于能力较弱的会计师事务所作用更加明显，实证结果发现由非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的审计收费下降程度更大。从客户特征而言，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后，风险更高的民营上市公司样本的审计收费下降更为显著。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本文所研究的季度经营信息披露本身未直接介入审计业务，没有对审计师和企业配合的审计活动进行约束，但这一政策在审计市场中却获得了正面的溢出影响，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成本，对审计收费的文献进行了补充。第二，强制披露的季度经营信息有别于以往披露的非财务信息，它是财务信息所反映的基础交易数据，且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高频且格式化的非财务信息，无论从可理解性还是可对比性来讲，都有别于以往的非财务信息，本文努力开拓这一领域的研究，丰富了非财务信息的文献。第三，本文从审计收费的视角为监管创新提供了思路和证据，从更广阔的视角支持了监管部门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这一市场化改革方向，拓展了资本市场监管制度创新的相关文献。

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第一，财务造假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证监会、财政部、中注协等监管机构为此进行了多种努力，本文从信息披露的角度为监管部门提供了思路，即要求上市公司公开经营信息，可能更有利于发挥包括审计师在内的社会监督作用，从而约束公司财务造假。第二，当下依法行政的任务要求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监管机制和能力的提升需要寻找低成本的监督方式，本文为低成本的会计监督探索了一些新思路，即监管部门不一定要对资本市场中的交易及其成本进行直接约束，帮助市场建立有用的信息环境本身可能会使资本市场监管效率得到改善。第三，审计师是会计监督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但是当前审计师除了信息有限之外，参与审计的时间和场景也有限，本文有助于发掘审计师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和更广阔的工作场景，有利于审计师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第四，披露季度经营信息改变了企业的信息环境，是非财务信息披露的监管创新，对于这样一个中国资本市场的新鲜事物，其多样性的经济后果尚待充分挖掘，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监管创新的溢出效应，并为理解类似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价值提供依据，从而更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信息监管措施的不断创新和监管效果的有效倍增。

后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和假说提出，第四部分是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描述性统计和实证检验，第六部分是进一步研究，第七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八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关注到非财务信息逐渐成为信息环境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并对非财务信息影响审计收费的话题进行了一定探索，这些探索主要集中于信息披露整体质量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以及特定类别的信息披露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这些特定类别的信息披露包括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行业性信息披露等。

从信息披露整体质量来看，朱春艳等（2017）研究了弹性信息披露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认为弹性信息披露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年报质量，对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起到改善作用，因此审计风险及审计收费会降低。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来看，朱敏等（2015）认为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会增加审计收费，因为审计师在年审过程中测试内部控制有效性时，需增加工作量来防止社会责任报告中可能存在的过度报告的风险。这两类研究初步证明信息披露行为的差异能够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但这些信息本身与企业财务数据关联较为间接，且属于自愿披露的范畴，因此对审计师理解财务数据帮助有限的同时还存在披露自选择的内生性问题。

强制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信息披露的自选择问题，但是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如何影响审计收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认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收费没有影响（Gutierrez等，2018；Reid等，2019），而另一些研究认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使审计收费显著增加（周中胜等，2020）。这些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内生性，帮助我们进一步探索信息披露差异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但由于关键审计事项是审计师本身披露的信息，审计师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行为中并未获得有助于其理解财务报表数据的增量信息，因此这类信息披露从信息内容而言并未对审计师带来帮助。

我国特有的行业性信息披露规范为审计师理解公司行业特有信息提供了便利，能够在缓解披露自选择问题的同时，为审计师提供方便其理解公司财务数据的信息，从而为非财务信息披露影响审计收费的研究带来了机会。李晓等（2022）以深交所发布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这一背景进行准自然实验进行研究，发现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发布后公司的监管风险提高，从而导致受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管制的公司审计收费显著提高。赵玲和黄昊（2022）同样以交易所发布行业信息披露指引为背景进行研究，发现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发布后，审计师的行业专长导致审计投入减少，从而审计收费下降。这些研究初步证明，为审计师提供能够改变审计风险和审计投入的信息，可能对审计收费产生显著影响，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行业性信息与审计师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之间的关联仍然较为间接，对审计师的直接投入影响较弱，且现有研究并未将审计收费、审计风险及审计投入的关系置于同一个模型框架中进行检验，这就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机会。

如果出现外生的信息披露变化，既能够改变非财务信息披露的自选择问题，又能提供与财务信息高度相关的非财务信息，就会对审计师的审计工作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对非财务信息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环境更为可靠，路径也更为清晰。

三、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Simunic（1980）在讨论审计收费模型时提出，审计师的审计成本受到直接投入成本和审计风险的影响，同时审计成本大小又决定了审计收费的多少。本文从直接投入成本和审计风险两个角度，分别对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季度经营信息披露降低审计收费

1.季度经营信息披露通过降低审计师直接投入降低审计收费

从直接投入成本的角度而言，当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等成本时，为了使这些成本得到合理补偿，审计收费也会相应提高（李伟等，2018）。上交所要求披露的季度经营信息中包含了真实的销售数据，这些数据无论是从信息披露内容、信息披露形式还是信息披露频率来看，均能够为审计师节约审计投入成本。

从信息披露内容来看，这些实际销售数据相当于从业务层面为审计师提供了新的信息来源，这些信息与会计信息相关性较高，但由于其属于业务数据，审计师在执行审计程序时更容易验证其准确性，因此可以适当优化审计的人员安排和审计流程，减少审计师获取辅助性信息及执行职业判断的成本，节约审计师工作时间。从信息披露形式来看，同一行业的季度经营信息披露指标和格式一致，为审计师了解该行业并进行行业数据对比提供了便利，尤其当审计师对行业更为熟悉时，可以用相对较少的直接投入做出职业判断（Francis等，2005；Fung等，2012；周楷唐等，2020）。从信息披露频率来看，季度经营信息每季度披露一次，为审计师及时且高频地获取企业实时经营状态创造了条件，使审计师往往未到审计现场，就已经能够持续获取企业经营资料，这种信息获取的及时性有助于审计师减少信息获取成本，减少审计师直接投入（Choi等，2012；梁上坤等，2021）。

2.季度经营信息披露通过降低审计风险降低审计收费

季度经营信息的强制披露促使公司通过内部管理调整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这种内部管理调整能够进而被审计师识别，由此降低审计师对审计风险的判断与评估。具体来讲，对公司而言，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倒逼公司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刘珍瑜和刘浩，2021），公司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做出的内部管理调整可能包括：对舞弊风险和成本的判断，以及改善与会计数据生产相关的内部控制（Doyle等，2007；刘启亮等，2013）等。

进一步，公司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所做的内部管理调整可以被审计师在初步业务活动中观察到。当审计师观察到公司的调整时，会相应修改对公司重大错报风险的判断（陈毓圭，2004），从而改变对审计风险的判断。此外，季度经营信息是高频披露的格式化信息，格式化的特点有助于审计师了解行业产能等经营现状并进行同行对比，高频的特点有助于审计师提前评估可能发生的错报，这些都进一步促使审计师调整对审计风险的判断。当审计师调整对审计风险的判断后，审计师为了对财务报表进行合理保证所需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及所需收集的审计证据减少（Lyon和Maher，2005；邱学文和吴群，2010），从而导致审计师需要获取的补偿随之减少，最终体现为审计收费的下降。

（二）季度经营信息披露提高审计收费

然而，季度经营信息披露还存提高审计风险从而提高审计收费的可能性。一方面，新信息披露政策的发布可能会增强监管方对公司的监管力度，监管力度的提高会增加审计师面临的监管风险（李晓等，2022）。当上交所发布强制披露季度经营信息的政策后，受管制的公司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监管关注，公司的监管风险随之提高。监管风险的提高可能使审计师进行更多的审计投入来避免审计失败的发生，因此审计师可能会提高审计收费来弥补额外投入，应对监管风险。另一方面，当上交所强制公司披露季度经营信息后，公司为了配合自身的财务造假行为，可能会对季度经营信息进行篡改，最终将虚假的季度经营信息向外界传递。季度经营信息的额外披露可能使公司的信息披露中存在更多假信息，给公司带来更大的媒体曝光或诉讼发生的可能性。审计师为了规避此类风险需要增加审计投入来更严格地甄别公司信息，此时审计收费也会随之提高。

上述季度经营信息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分析如图1所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季度经营信息的披露一方面可能导致审计师直接投入和审计风险的“双降”，从而降低审计收费，另一方面可能导致监管风险等审计风险的提升，从而提升审计收费，因此提出正反假说：

假说H1a：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后，公司的审计收费显著降低。

假说H1b：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后，公司的审计收费显著增加。

四、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为了进行DID研究，本文需要将上交所作为处理组，对比上交所相关上市公司在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发布前后的数据，同时需要将深交所对应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控制组。由于上交所不同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发布和生效的时间不同，因此相应不同行业的数据前后对比的年份也有差异，具体的样本选择如表1所示。

本文将每个行业分别取不受政策影响的之前3（整）年和受政策影响的之后3（整）年进行比较，例如，对于2015年10月1日施行指引的行业，本文取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为处理前，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为处理后；对于2017年1月1日施行指引的行业，本文取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为处理前，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为处理后。

需要说明的是，2013—2016年上交所共发布了19个行业信息披露指引，我们这里只包括14个行业，剔除了医药制造、光伏、环保服务、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建筑等5个行业。医药制造行业剔除的原因是上交所指引中本身未要求披露季度经营信息。光伏和环保服务这两个行业被剔除是因为这两个行业并不属于证监会行业分类中的特定细分，而是根据相关业务利润占比来划分，难以进行准确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判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剔除的原因是该行业大部分公司更早些年就开始披露开采信息，不符合本文进行样本对比的要求。建筑行业剔除的原因是深交所要求该行业的部分公司披露季度经营信息，不符合本文样本对比要求。我们还剔除了农林牧渔行业中的畜牧业子行业，因为深交所要求主营业务为畜类养殖业务的需要每月披露产销量，这样上交所和深交所在畜牧业的经营信息披露上没有实质性差异。

本文在行业分类过程中，比照证监会2012版行业分类进行整理，所有行业均追踪至二级行业分类。在本文的数据处理过程中，将首先剔除非正常类别的ST公司，再将规定发布前后行业发生改变的公司删除，然后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发布之前自愿按季度或月度披露经营数据的公司删除，再将指引发布之后深交所自愿披露季度经营数据的公司删除，最后将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删除。

（二）研究设计

我们构建OLS回归模型来分别对两种方式计算的审计收费进行检验：

$ {lnafee}_{it} $是公司i在t年的审计收费，$ treat $是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指示变量，$ after $是政策出台前和出台后的时间指示变量，本文关注$ {\beta }_{3} $的符号及显著性。如果假说H1a成立，预计$ {\beta }_{3} $显著为负；如果假说H1b成立，预计$ {\beta }_{3} $显著为正。

关于审计收费的衡量，本文分别采用两种方式度量，第一种方式为上市公司年审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用lnafee表示；第二种方式为年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的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用lnafee_adj表示。参照周中胜等（2020）及李璇和刘浩（2021）的研究，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客户层面的控制变量和会计师事务所层面的控制变量。客户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公司资产负债率lev、资产回报率roa、增长率growth、市账比bm、是否亏损loss、流动比例current、审计意见ao、应收账款占比rec、存货占比inventory、无形资产占比intangible、子公司数seg、产权性质soe，这些控制变量用来度量审计风险和审计复杂性等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此外还加入了上市年限age以控制上市年限差异导致的审计收费差异。会计师事务所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是否为八大会计师事务所big8和审计任期aftenure两个指标，这两个指标用来度量事务所差异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详细的变量定义见表2。

五、描述性统计与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3提供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均值为13.720，方差为0.579，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均值为13.4，方差为0.575。样本内公司的平均规模为22.560，资产负债率均值为50%左右。从股权性质来看，样本中45.4%的公司为民营企业，说明样本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数量较为接近。总体来说，本文的样本特征与以往的文献较为一致。

（二）实证检验

本文意图检验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后，公司的审计收费变化情况。我们分别使用上市公司年审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和年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的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两个指标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第（1）（2）列报告了以公司年审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的DID回归，结果显示不控制年度和行业时，treat×after的系数为−0.06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控制年度和行业后，treat×after的系数为−0.052，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第（3）（4）列报告了以年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的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的DID回归，不控制年度和行业时，treat×after的系数为−0.064，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控制年度和行业后，treat×after的系数为−0.052，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以上结果说明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后，公司的审计收费显著降低，这支持了本文的假说H1a。

（三）机制检验

前述检验证明，季度经营信息的披露同时导致审计师直接投入和审计风险的“双降”，由此降低审计收费，本部分分别从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两方面进行机制检验。

借鉴王艳艳等（2018）的研究，本文以资产负债表日与审计报告日之间的天数加1取对数来度量审计投入，并根据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三年公司平均审计投入的中位数将总样本分为两组。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三年公司平均审计投入位于中位数以下的公司为审计投入较低的公司样本，以input取0表示；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三年公司平均审计投入位于中位数及以上的公司为审计投入较高的公司样本，以input取1表示。

本文分别对不同审计投入水平的两组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表5中报告了以公司年审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的DID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审计投入较低的公司样本回归中treat×after的系数不显著，说明该样本中审计收费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审计投入较高的公司样本回归中treat×after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该样本中审计收费显著降低。该检验结果表明，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导致审计收费降低的现象更可能出现在原本审计投入较高的公司中，因此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导致审计投入下降从而导致审计收费下降的路径成立，符合本文理论分析。

参考以往研究，本文以三种方式度量审计风险：（1）公司在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的年份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李爽和吴溪，2004），若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的年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则认为审计风险较高，risk_ao取1，反之则认为审计风险较低，risk_ao取0；（2）公司在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的年份是否发生财务重述（宋衍蘅，2011），若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的年份发生财务重述，则认为审计风险较高，risk_re取1，反之则认为审计风险较低，risk_re取0；（3）公司在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的年份平均应计盈余管理水平（Ghosh和Tang，2015；翟胜宝等，2017），若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的年份平均应计盈余管理位于中位数以上，则认为审计风险较高，risk_em取1，反之则认为审计风险较低，risk_em取0。

本文分别对各审计风险分组标准下的两组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表6中报告了三种审计风险分组标准下，以公司年审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的DID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度量审计风险，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审计风险较低的公司样本中treat×after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该样本的审计收费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审计风险较高的公司样本中treat×after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该样本的审计收费显著降低。这个检验结果表明，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导致审计收费降低的现象更可能出现在原本审计风险较高的公司中，因此季度经营信息导致审计风险下降从而导致审计收费下降的路径也成立，符合本文理论分析。

六、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假说检验和路径检验证明季度经营信息的披露能够引起审计直接投入成本和审计风险的“双降”，从而最终降低审计收费。由于审计业务所涉及的关键因素是信息、审计方和被审计方，因此本部分基于季度经营信息和审计业务双方在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方面的差异，分别从信息内容特征、事务所类型特征和客户特征三个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一）信息内容特征

不同行业要求披露不同的季度经营信息，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是有些行业的季度经营信息中要求披露具体的产销量信息，但是有些行业的季度经营信息中不要求披露产销量信息，这就造成不同行业的季度经营信息内容具有明显的差异。销售收入是会计利润的核心要素之一，它的核心因素是销量和售价，但是由于产品售价信息相对透明，因此经营数据中的产销量与利润的计算关系最为直接。季度经营信息披露降低审计直接投入成本的途径之一就是其内容更易于被审计师理解和验证，一方面，产销量与利润关联更为紧密，另一方面，数量信息更易于被验证，这导致季度经营信息中披露产销量指标的公司能够相对直接地帮助审计师达到减少投入的效果，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更大。因此，我们预期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对审计收费降低的影响效应在披露产销量指标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我们对此进行分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中第（1）（2）列报告了以公司年审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的DID回归，结果显示季度经营信息中不披露产销量的公司样本中treat×after的系数不显著，说明该样本的审计收费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季度经营信息中披露产销量的公司样本中treat×after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该样本的审计收费显著降低。第（3）（4）列报告了以年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的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的DID回归，结果显示季度经营信息中不披露产销量的公司样本中treat×after的系数不显著，说明该样本的审计收费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季度经营信息中披露产销量的公司样本中treat×after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该样本的审计收费显著降低。

以上结果表明，在上交所强制披露季度经营信息之后，审计收费降低的现象在披露产销量指标的公司中更显著，符合我们的预期。这一结果对于细化季度经营信息披露的监管举措具有指导意义，为审计师提供更易于被理解和验证的信息，更有利于审计师减少直接投入，降低审计收费，有效减少资本市场的交易成本。

（二）事务所类型特征

现有文献表明，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其拥有较多审计资源导致其审计质量较高，从而具有更高的审计收费（DeAngelo，1981），说明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能够获取更多资源来帮助自己理解和验证公司财务数据。强制披露的季度经营信息使审计师能够获取外部的增量信息，这种增量信息恰恰有助于其理解和验证公司财务数据。由于规模较大的事务所本身资源较多，因此这样的增量信息能够为规模较小的事务所带来更大帮助，能够有效减少小规模事务所的资源获取成本，减少小规模事务所的直接审计投入，从而降低小规模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因此，我们预期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对审计收费降低的影响效应在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非八大会计师事务所 ¹）审计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我们对此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表8中第（1）（2）列报告了以公司年审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的DID回归，结果显示八大审计的公司样本中treat×after的系数不显著，说明该样本的审计收费没有发生显著变化；非八大审计的公司样本中treat×after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该样本的审计收费显著降低。第（3）（4）列报告了以年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的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的DID回归，结果显示八大审计的公司样本中treat×after的系数不显著，说明该样本的审计收费没有发生显著变化；非八大审计的公司样本中treat×after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该样本的审计收费显著降低。

以上结果表明，在上交所强制披露季度经营信息之后，审计收费降低的现象在非八大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更显著，这一结论从信息披露视角为提高事务所质量提供思路，有助于中小事务所服务能力的提升。

（三）客户特征

本文的假说检验及路径检验证明了季度经营信息的强制披露能够降低审计风险，从而降低审计收费。齐鲁光和韩传模（2016）的研究发现，我国的民营企业财务报表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高于国有企业，因而民营企业面临的审计收费也会较高。当民营企业披露季度经营信息后，为了应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高要求需要对自身做出更大的调整，从而使审计师识别到的审计风险降低更多，最终更可能出现审计收费下降的情况。因此，我们预期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对审计收费降低的影响效应在民营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我们对此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表9中第（1）（2）列报告了以公司年审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的DID回归，结果显示国企样本中treat×after的系数不显著，说明该样本的审计收费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民企样本中treat×after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该样本的审计收费显著降低。第（3）（4）列报告了以年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的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的DID回归，结果显示国企样本中treat×after的系数不显著，说明该样本的审计收费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民企样本中treat×after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该样本的审计收费显著降低。

以上结果表明，在上交所强制披露季度经营信息之后，审计收费降低的现象在民企中更显著，这一结论为强化民营企业的会计监督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控制民企风险，维护市场稳定。

七、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改变样本选择（具体包括将样本的检验时间从上交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发布前后三年改为前后两年；删除政策前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化的公司；删除深交所中较为特殊的创业板公司样本）。第二，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对上交所和深交所的样本配对。第三，控制公司固定效应。第四，控制会计师事务所固定效应。第五，平行趋势检验。第六，安慰剂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由于篇幅限制，具体表格从略）。

八、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审计活动在公司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有别于以往审计收费问题的研究视角，从非财务信息披露影响审计收费的角度，拓展了审计收费决定因素的研究。本文利用上交所2013—2016年发布的行业信息披露指引中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季度经营信息这一政策进行自然实验，对非财务信息披露如何影响审计收费的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

检验结果发现季度经营信息披露能够显著降低审计收费，表现为上市公司年审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和年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的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显著下降。同时机制检验表明，季度经营信息披露通过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双降”的路径引起审计收费的下降，表现为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前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较高的公司的审计收费下降更显著。进一步的截面研究发现，审计收费的下降因经营信息本身特征、事务所特征和客户特征的差异存在不同。从信息本身特征来看，季度经营信息中披露产销量指标的公司的审计收费下降更显著；从事务所特征来看，审计成本受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影响较大的非八大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下降更显著；从客户特征来看，原本审计风险较高的民营企业的审计收费降低更显著。

（二）政策启示

从上交所发布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的初衷来看，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季度经营信息主要是为了便于投资者充分获得公司信息，准确把握行业价值，审计成本或审计收费并不是其首要考虑因素，但是该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却获得了溢出效果，有效降低了审计收费。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监管创新提供了思路，监管部门不一定要对资本市场中的交易及其成本进行直接约束，帮助市场建立有用的信息环境可能会使资本市场的成本和效率得到自发的改善，该思路有利于监管方发掘更多低成本的治理与监督方式，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此外，在国家日益关注财务造假的背景下，本文还为审计师更好地发挥会计监督作用提供了建议，拓展审计师的有用信息集、拓宽审计师可选择的工作时间以及扩大审计师的工作场景可能更有利于审计师的工作，从而有助于强化审计师的社会监督职能。这些思路为更好地发挥信息披露的作用及治理审计师的行为提供了新视角，对监管方和实务界可能有重要的价值。

（三）不足与未来展望

首先，由于不同行业的业务存在较大差异，上交所要求披露的季度经营信息内容不同，因此这种行业披露差异导致季度经营信息在全行业层面缺乏一致性，很难形成统一的可比指标，这就为我们在不同行业之间进行指标对比构成困难。其次，市场对一项新政策的理解和响应过程可能是渐进式发生的，因此季度经营信息从第一次披露到数次披露之后，市场对该信息的理解与反应可能有所差别，本文还未涉及这个动态过程的展示。最后，本文目前尚无法清晰区分出季度经营信息披露对审计直接投入和审计风险的影响比重，未来可基于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本文采用的八大事务所是指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示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排名》中的前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