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活动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让大多数创业者,尤其是创新驱动的高风险型创业者不可避免地经历失败(Ucbasaran等,2010;于晓宇和蒲馨莲,2018;Lafuente等,2019)。2023年4月20日,SpaceX公司发射的星舰在升空4分钟后爆炸解体,但马斯克仍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祝贺SpaceX团队对星舰进行了激动人心的测试发射!为几个月后的下一次测试发射学到了很多东西。”创业本就是“九败一胜”,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难免犯错误、吃败仗,而“不畏失败”并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反思调整,是其走向成功与卓越的关键。例如,GoPro的创始人尼克·伍德曼(Nick Woodman)在选择做运动相机之前创建过游戏营销公司Funbug,这段失败的创业经历让其投资人损失了数百万美元的流动资金,一度让他陷入极度痛苦中,但这段经历却为GoPro前期成长中借助销售印尼进口皮带和用户直营模式(DTC)支撑企业跨越生存期提供了策略经验。雷军亦在早年经历过卓越网由于运营成本过高无法盈利、融资受困等引发的失败,然而雷军并未因此退却,后续通过不断的反思学习和创业策略调整,将成本压缩到极致,并在2010年小米成立之初便获得1家机构和83个自然人的6700万元融资,之后才有了小米的“逆袭”。
作为连续创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失败再创业构成了创业活动独特的研究情境(Dabic等,2021),已有研究探讨了先前成功或失败经历对后续创业行为及绩效产生的差异化影响(Eggers和Song,2015;Nielsen和Sarasvathy,2016;Peterson和Wu,2021)。从研究内容的时间节点来看,失败再创业研究囊括了从经历失败到再创业的阶段过程,区别于以失败原因、失败修复、失败学习为主题的停留在创业失败及恢复阶段的研究(Ucbasaran等,2013;林嵩,2016),更多地关注先前创业失败经历及其联动后果对后续再创业行为意愿、行为策略及创业绩效的影响(窦军生和包佳,2016;Tipu,2020)。近年来,学者们对失败再创业行为意愿的前因变量等展开较为丰富的探索,涉及创业者个体特征(Baù等,2017;Hsu等,2017)、失败经历特征(郑馨等,2022)、创业失败修复(Saylors等,2023)、创业失败学习(赵富强等,2022)、制度文化环境(Simmons等,2014,2019;杨学儒等,2019;郑馨等,2019)等,但对于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及绩效表现的影响机制研究还较为缺乏(Tipu, 2020)。根据Nielsen和Sarasvathy(2016)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连续创业市场呈现“柠檬市场”“优汰劣胜”的特性,即经历失败的创业者比获得成功的创业者更有可能再次创业,但其在后续创业活动中的绩效表现通常更差。因此,失败再创业相关研究不应仅停留在失败再创业意愿或行为发生与否上,应更多地关注失败再创业者如何有效提升后续创业绩效的行为策略调整,以促进失败后再创业行为产生更为积极、正向的影响。
目前,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所运用的理论视角相对单一,而且不同研究成果之间存在较大分歧。根据主流的经验学习理论观点,创业失败学习包括创业者如何利用从过往失败经历中形成的新知识来指导当下创业活动的完整过程(Lattacher和Wdowiak,2020)。有效的创业失败学习意味着失败再创业者在后续创业活动中会开展较大幅度的行为策略改变(Cope,2011;Amankwah-Amoah等,2018),通过对行业选择、竞争战略、商业模式、团队创建、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修正和调整实现新创立企业的成功(Lin等,2019;陈寒松等,2020;Amankwah-Amoah等,2022a,2022b;Eftekhari和Timmermans,2022)。然而,经验证据表明,失败再创业者在后续创业过程倾向于维持原来的行为策略,即使这些策略极有可能会不利于重新创立企业的经营成长(Tihula和Huovinen,2010;Lee和Chiravuri,2019)。此外,同样的行为策略调整对后续绩效表现产生不同或截然相反的影响效果,这在失败再创业的行业改变与绩效表现关系研究中尤其明显(Eggers和Song,2015;Lee和Chiravuri,2019;武氏玄绒和张文松,2020;Sewaid等,2022)。针对上述研究结果存在的分歧,已有文献提供的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非常有限,学者们仍主要围绕创业失败学习的阻碍或促进因素展开分析(Williams等,2019),忽视了其他相关理论视角的潜在解释力。例如,考虑到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可能是创业者自身承诺升级的结果(窦军生和包佳,2016;薛继东和王娜,2021),承诺升级理论视角或许能够作为补充以更好地了解创业者为何陷入习惯性创业失败的恶性循环(Yamakawa等,2015)。
据此,本文通过对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及其绩效结果研究的主题聚焦,强调行为策略的调整是直接影响创业失败者在后续创业活动中能否获取成功的重要因素,围绕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展开系统性文献综述,梳理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概念化、前因变量、影响结果及边界条件相关研究成果,重点通过识别、区分、比较和连接相关理论视角分析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作用机理,以期为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及其绩效的研究提供综合性的理论解释框架,推动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领域的理论发展,为失败后再次启动创业的创业者提供更为明确清晰的实践借鉴,助力国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二、研究设计(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分别对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相关的中英文文献展开全面的系统检索。在英文文献检索中,以创业(“entrepreneur” OR “self-employ” OR “founder” OR “business owner” OR “small business” OR “new venture” OR “new firm” OR “small firm” OR “start*up” OR “business creation” OR “venture creation”)、失败(“fail*” OR “exit” OR “clos*” OR “loss*” OR “bankrupt*” OR “insolven*” OR “liquidat*” OR “dissolut*” OR “death” OR “demise”)、再创业(“re*entry” OR “re*enter” OR “re*start” OR “re*venture” OR “renascen*” OR “re*engage” OR “resilien*” OR “rebound” OR “repeat” OR “successive” OR “subsequent” OR “serial” OR “sequential” OR “habitual”)相关替代词汇组合为检索词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核心合集SSCI来源期刊进行主题检索。在中文文献检索中,以“创业”“失败”以及“再创业”“再次”“连续”“后续”“习惯”“韧性”“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新创企业”“新企业”等再创业相关替代词汇为组合检索词,通过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主题检索。中英文文献的检索截止时间均限定为2023年4月25日,起始年份不进行限制。
本研究设置了纳入回顾范围的三个标准以筛除无关文献:第一,本研究关注失败再创业的特殊连续创业形式,而广义上不区分先前创业成功或失败的连续创业研究文献不被纳入本研究综述范围内。第二,先前创业失败是指创业者所创立企业因破产清算或未达到预期目标而退出经营,研究内容仅涉及创业过程中的产品开发、项目、融资失败但创业企业持续运营等文章被排除在外。第三,本研究关注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研究内容仅涉及失败再创业行为意愿或绩效结果的文章被排除在外。失败再创业行为意愿研究侧重分析先前创业失败者选择重新创业的主观意愿,以及失败再创业行为真实发生与否的影响因素。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是指先前创业失败者重新开始创业时采取的具体行为模式或策略,例如行业变换、战略调整、企业创新、所有权分配、融资渠道等。失败再创业绩效结果包括失败后新创企业的生存情况、财务绩效、成长绩效、创新绩效等。以上筛选工作由两名研究成员分别单独展开后汇总讨论,以确保所选择相关文献的完备性与一致性。
表1记录了本研究的文献搜索和筛选过程。首先,通过电子数据库检索分别得到197篇英文文献与119篇中文文献。接下来,研究成员逐一快速查阅这些文献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根据上述第一、第二纳入标准进行筛查,识别失败再创业情境相关研究文献78篇,英文文献和中文文献分别为46篇、32篇;进一步地,通过仔细阅读这篇文章的引言、结论等核心部分(在必要时参阅全文)筛查出涉及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研究文献,根据第三纳入标准移除不属于本研究范畴的文献47篇(其中,失败再创业行为意愿、绩效结果相关文献分别为47篇、21篇),保留主题相关文献31篇,英文文献和中文文献分别为19篇、12篇。另外,为避免一些重要文献被遗漏,通过对精选获得的31篇文献进行全文仔细阅读,进一步延伸补充其所引用的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相关代表性参考文献。此步骤额外识别及添加了3篇文献,英文文献和中文文献分别为2篇、1篇。最终,本研究获取相关文献条目共计34篇,英文文献和中文文献分别为21篇、13篇。
实施步骤 | 英文文献数目 | 中文文献数目 | 文献数目总计 |
1.电子数据库检索 | 197 | 119 | 316 |
2.文献阅读与筛查 | |||
(1)失败再创业相关 | 46 | 32 | 78 |
(2)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相关 | 19 | 12 | 31 |
3.延伸引文补充 | 2 | 1 | 3 |
4.关键文献汇总 | 21 | 13 | 34 |
(二)数据分析
依据上述文献搜索与筛选步骤,确定符合本研究范围要求的样本文献共计34篇。研究成员对最终保留的34篇文献的全文内容逐一展开详细阅读,围绕本文拟解决的核心研究问题(即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概念内涵与特性、前置因素、影响结果及边界条件等内容)进行手工编码整理。为保证编码的信度与效度,参考已有文献回顾基于扎根思想的编码与提炼方法(蔡莉等,2011;马鸿佳等,2021),首先由两名研究成员分别独立地对34篇文献内容依次进行初级编码和聚焦编码:初级编码严格遵循文献中涉及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概念化、前因、结果及边界条件等内容相关语句或段落的原意,利用词语或短语进行高度概况;聚焦编码是在初级编码的基础上进行归类处理,以及明确各个类属之间的从属关系。然后对两名成员的单独编码结果进行汇总与比较,在存在争议的部分通过反复多次的讨论、修改达成一致的编码结果,以避免编码过程中主观意见造成的影响。最后,提炼编码结果并提出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整合性研究框架。
三、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研究回顾(一)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维度与特性
本研究所关注的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是相对于失败再创业行为意愿与绩效结果而言的,泛指创业者在经历失败后的再创业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创业相关行为活动。基于此,我们首先对每篇文献中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分析维度进行梳理,再通过初级编码与聚焦编码方法对现有研究中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特性进行归纳分析。
1.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维度
现有文献对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探讨涵盖了机会识别、机会利用等创业过程的关键活动环节,广泛涉及行业选择(Eggers和Song,2015)、公司战略(Eggers和Song,2015;Lafuente等,2019;Lin等,2019;陈寒松等,2020)、创新水平(Eesley和Roberts,2006;Ucbasaran等,2009;于晓宇和陶向明,2015;Vaillant和Lafuente,2019;徐幸子等,2019;周雪等,2019)、所有权分配(Tihula和Huovinen,2010;Espinoza-Benavides和Díaz,2019)、团队合作(郝喜玲和朱兆珍,2016;郝喜玲等,2017)、融资方式(Nahata,2019)、现金流管理(Wakkee和Moser,2016)等方面。
2.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特性
失败再创业行为变化是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的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特征,即创业者在先前创业失败活动与当下创业活动中创业行为策略的变化,根据不同理论视角可进一步划分为蜕变性、权变性与风险承担性三个方面特征(如表2所示)。
初级编码 | 聚焦编码 | 代表性文献 |
战略调整 商业模式完善 管理模式 | 蜕变性:创业失败学习促进后续创业行为策略调整 | Eggers和Song(2015);Dias和Teixeira(2017);Amankwah-Amoah等(2018);Lin等(2019);陈寒松等(2020);魏娟等(2020);Williams等(2019);Saylors等(2023) |
风险偏好 创新型创业 现金流管理 | 风险承担性:创业失败的损失框架效应影响后续创业行为策略 | Wakkee和Moser(2016);徐幸子等(2019); 杨小娜等(2019);杨隽萍等(2020, 2021) |
(非)注册经营 行业改变 合作创业 | 权变性:失败污名与资源依赖影响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选择 | Simmons等(2014); Amankwah-Amoah等(2019, 2022a, b) |
首先,根据目前占据失败再创业研究主流地位的创业失败学习理论视角,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具有蜕变性。根据Kolb(1984)的经典经验学习理论,个体经验学习过程包括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接触到具体的经历、随后通过反思观察分析、抽象概念形成新的知识、利用新知识开展实践与试验。在创业失败学习情境下,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代表了创业失败者的最后学习阶段,体现在他们如何利用从过往创业失败经历中形成的新知识来指导当下的创业行动(Cope, 2011;Lattacher和Wdowiak,2020)。遵循这一基本理论观点,现有文献主要通过比较分析失败再创业者在先后创业活动中具体行为策略的差异来检验是否有效地进行了创业失败学习,而且倾向于认为如果失败再创业者在后续创业活动中实施较大程度的行为策略改变,则意味着在先前失败经历中获取的经验教训能够有效地避免导致先前创业失败的因素再次出现或利用获取的创业知识技能积极进行新的尝试(Eggers和Song,2015;Amankwah-Amoah等,2018;Dias和Teixeira,2017;Lin等,2019)。Cope(2011)研究指出,创业失败学习的本质是变革性而不是渐进性的,在连续创业情境下先前创业失败是一种“再生型失败”(regenerative failures),失败再创业者通过积极地重新参与新企业的创建来应用所学到的经验教训。Williams等(2019)提出的“蜕变”(metamorphosis)概念与之类似,作者在一项针对创业失败者的纵向多案例调查研究中指出,那些从失败中崛起的创业者在后续创业过程中会应用学习到的经验教训对先前创业策略进行重大调整,以此开展有效的再创业活动与确保新创立企业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
其次,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呈现风险承担性。创业失败必然伴随着创业失败成本的发生,对创业者财产、情绪、社会关系等方面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创业者的失败成本感知及其他情绪认知反应会影响其在后续再创业决策中的风险感知(李雪灵等,2014)。一方面,由于创业效能受到负面影响,创业失败经历可能会降低再创业的风险偏好。例如,杨隽萍等(2021)研究发现,失败预感能够促进再创业风险决策,而失败成本会抑制再创业风险决策。失败成本、自我效能感分别在失败预感与再创业风险决策间起中介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损失框架效应的影响,创业失败经历可能会增强再创业的风险偏好。例如,杨小娜等(2019)实证研究发现,创业失败经历会推动创业者在后续创业中选择创新型创业,作者基于前景理论分析认为这是他们风险偏好程度提高的表现,因为相对于模仿型创业,创新型创业虽然可能会因差异化的新产品服务而实现更大的创业收入,但它同时也相对具备更大的未来收益不确定性。
最后,随着创业环境中的失败污名程度差异,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具有权变性。纵向数据研究发现,连续创业绩效具有路径依赖性或持续性(Gompers等,2010),先前创业成功者更有可能取得后续创业成功,而先前创业失败者在后续创业活动中也大概率再次经历失败。关于连续创业绩效持续性的根源,创业环境中外界资源获取支持分别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地,创业成功经历带来的信誉能够帮助创业者吸引外部资源投入和支持,但失败再创业者却通常会因先前创业失败带来的财务损失和社会污名无法从商业银行机构、风险投资者等正式融资渠道获取充足的创业资金,并且在供应商、客户等商业网络嵌入方面也可能会遭遇瓶颈,因此其后续创业活动往往难以积极开展(Amankwah-Amoah, 2018)。因此,创业失败者为应对社会污名对后续再创业活动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特定的行为策略,如通过改变创业行业、更换商业合作伙伴、改变创业所在城市、以团队成员形式创业等失败再创业策略掩盖创业失败记录(Simmons等,2014;Gnanakumar,2015;Amankwah-Amoah等,2022b;Saylors等,2023)。
(二)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前因
通过对34篇文献的全文内容阅读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从失败经历、创业者和创业环境三个层面探索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前置影响因素,表3呈现了针对这三个方面的编码结果,我们将结合相应理论视角分别对这三个方面影响因素展开归纳分析。
研究层次 | 初级编码 | 聚焦编码 | 代表性文献 |
失败经历 | 是否经历失败 创业失败次数 | 失败次数 | 于晓宇和陶向明(2015);Amankwah-Amoah等(2022a); Teran-Yepez等(2022);Fuentelsaz等(2023) |
创业失败程度 创业失败成本 | 失败成本 | 魏娟等(2020);杨隽萍等(2020) | |
创业者 | 自恋人格 自我效能感 过度自信 乐观偏见 元认知监控 | 人格特质 | 郝喜玲和朱兆珍(2016);刘依冉等(2020); 杨隽萍等(2020,2021) |
消极情绪 失败归因 | 情绪认知 | Williams等(2019) | |
创业失败学习 观察学习 | 创业学习 | Lin等(2019);周雪等(2019); 陈寒松等(2020);魏娟等(2020) | |
创业环境 | 创业失败率 资源获取支持 | 失败污名 | Amankwah-Amoah等(2019);Fuentelsaz等(2023) |
商业制度完备性 | 商业制度 | Amankwah-Amoah等(2019) |
1.失败经历
根据主流的经验学习理论,创业活动被看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McGrath,1999),通过学习相关经验教训,创业者可以从创业失败经历中提升创业知识技能,包括如何识别和评估创业机会、管理和加快创业进程等,进而在后续新的创业活动中获取好的绩效表现。更进一步,相较于先前创业成功,创业失败经历对后续创业绩效有更加深刻、积极的影响(Minniti和Bygrave,2001;Politis,2005;Cope,2011)。因为失败的经历会促使创业者进行战略反思,思考在后续创业活动中如何调整以实现生存与成长,避免重蹈覆辙和再次陷入令人痛苦的失败之中(Angus,2019;Piening等,2021;Peterson和Wu,2021)。那些只体验过成功而没有经历过失败的创业者则容易成为能力陷阱或傲慢的牺牲品(Parker,2013;Martignoni和Keil,2021)。
据此,失败经历被认为是失败再创业行为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失败经历特征主要通过创业失败次数 (Eesley和Roberts,2006;Ucbasaran等,2009)与创业失败成本来表征。已有研究分别通过横向比较与纵向追踪分析二者之间关系。在横向比较方面,通过对比有无创业失败经历对创业行为策略选择的影响差异,已有文献发现创业失败经历导致创业者采取与其他创业者不同的创业行为策略,例如为了降低再创业失败的风险,失败再创业者倾向于采用合作创业方式再创业(Amankwah-Amoah等,2022a),分享创立企业所有权(Espinoza-Benavides和Díaz,2019)。在纵向追踪方面,Amankwah-Amoah等(2018)指出创业失败经历影响创业者在后续创立企业中采用的战略及资源能力配置流程和惯例,短期集中在日常运营流程和惯例上,长期聚焦于从失败中吸取的战略性举措(如商业网络嵌入)。Dias和Teixeira(2017)发现先前创业失败者倾向于在后续创业活动中对许多商业行为和实践做出改变,包括行业领域、法律程序、管理团队、合作伙伴、战略方向等。
2.创业者
创业者特征也是影响其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选择的因素之一,已有研究主要探讨情绪认知、人格特征以及创业学习三方面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创业失败学习带来的再创业行为调整与绩效提升效应并非总是伴随创业失败经历自然产生。相反地,许多创业者在失败再创业活动中仍然保持与先前失败经历一致的行为或进行微调。因此,除了传统的经验学习效应,学者们也开始逐渐结合其他理论视角对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影响机制展开研究。主要地,学者们对这种失败再创业行为坚持或僵化原因的解释集中归结于创业失败者情绪认知反应对其从失败中学习效果的干扰,例如简单地对创业失败进行外部归因、完全将情绪与创业失败分开或过度陷入创业失败的负面情绪等(Eggers和Song,2015;Williams等,2019;于晓宇和陶向明,2015)。
Williams等(2019)基于归因理论和情绪理论指出失败归因(内部与外部、可控与不可控)和情绪(效价与强度)的动态相互作用导致三种再创业路径:强化负面情绪而不再创业;从失败中脱离出来并以较小幅度策略调整进行再创业;通过平衡认知与情绪反应从失败中有效学习,进而在再创业时进行重大调整并实现再创业成功。Saylos等(2021)指出创业者经历失败后对创业身份与创业企业的公开叙事会影响后续创业行业选择,拥护自身的创业身份并修正失败的商业想法得以弥补创业概念或执行错误(相较于肯定或防御性辩护失败的商业概念和执行)倾向于在同一行业连续创业。此外,一些文献尝试分析创业者在经历失败后风险偏好变化对他们后续创业活动的影响(于晓宇和陶向明,2015;徐幸子等,2019)。例如,杨小娜等(2019)研究指出,创业失败经历会提高创业者在后续创业中的风险偏好程度,相对于模仿型创业,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不确定性更高的创新型创业。
在人格特质方面,Wakkee和Moser(2016)在针对一些预期之外实证结果的解释中引入了积极选择效应,作者调查发现失败再创业者创立的企业在参与合作协议或商业联盟方面与其他创业企业没有显著差异,反而有些失败再创业者新创立的企业更具创新性,表现出更好的业绩水平,考虑到他们面临的资源获取困境与潜在的风险规避影响,作者推测这可能是创业者积极自我选择的结果,因为只有专注于创新且具备较高能力的创业者才会在经历破产后再创办一家新企业,也因此在后续创业过程中克服阻碍并获取相较其他创业者的更好绩效表现。类似地,刘依冉等(2020)认为在连续创业情境下创业者的某些特定人格特质是其行为变化的内驱力和根本原因,从创业者的自恋人格切入构建“自恋水平—行为变化—绩效”的理论模型,以及结合创业者认知、环境特性提出了如何强化行为变化积极绩效结果的假设命题,但作者未能提供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证据。
3.创业环境
少数文献讨论外部环境因素对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影响,从资源获取局限、社会失败污名等角度出发解释创业失败者在后续创业过程中采取特定行为策略的原因,包括融资渠道选择(Metzger,2007)、商业网络嵌入(Amankwah-Amoah等,2018)、创业团队组建(Simmons等,2014)、正式商业注册(Amankwah-Amoah等,2019)等。一般而言,先前创业失败会导致创业者在后续创业过程中缺乏外部环境支持,因而他们通常依赖自有资本或强关系社会资本来创建和发展新企业,以及采取特定方式以避开潜在的不利影响(如以团队成员而非独立创始人身份进行创业)。例如,Amankwah-Amoah等(2019)基于制度理论发现在新兴经济体中由于失败污名与完备商业法律制度缺失的影响,创业失败者在后续创业活动中选择过渡到正式/坚持正式商业注册经营,或者转变为/坚持非正式商业注册经营。
(三)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结果
已有研究关于失败再创业结果的讨论集中于创业企业层面,并从不同维度衡量失败再创业企业的绩效表现,包括企业生存、财务绩效、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等。从企业生存角度,武氏玄绒和张文松(2020)基于创业成功持久性视角,通过对案例进行纵向追踪发现,无论在相同还是不同行业进行创业,先前成功的创业者更有可能再次成功,先前失败的创业者更容易再次失败。从财务绩效角度,Eggers和Song(2015)发现先前失败使创业者在后续创业中倾向于改变行业,而不是改变战略、决策和规划风格,后续创业绩效没有得到提升。Tihula和Huovinen(2010)认为失败经历会降低创业者独立创业的可能性,拥有团队管理的公司的业绩要比没有团队管理的公司表现更好。从成长绩效角度,Wakkee和Moser(2016)强调失败再创业者创新性更高、财政纪律更弱,网络嵌入度及成长期望与其他创业者无明显差异;其表现出更好的业绩水平,但业绩增长率为负。从创新绩效角度,Vaillant和Lafuente(2019)认为创业失败者在后续创业活动的创新性水平明显高于新生创业者。与之相反,Lahir和Wadhwa(2021)基于双元创新理论发现,经历过失败的创业者更有可能在后续创业时改变行业,行业相关性与后续创业的创新绩效负相关。
(四)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边界条件
已有研究主要从创业者与创业环境两个层面探讨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调节变量(如表4所示)。第一,创业者个体层面涉及创业者性格特征与创业禀赋两方面。例如,Fuentelsaz等(2023)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发现个人创业失败经历、社会层面创业失败率会导致创业者对后续创立企业的成长期望更高,受教育水平和创业经验对以上关系具有增强作用。杨隽萍等(2021)强调失败成本、自我效能感会调节失败预感与再创业风险决策之间的关系。第二,环境层面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支持、国家文化等。例如,魏娟和刘天军(2020)认为创业失败程度对创业拼凑、创业拼凑对失败再创业绩效具有积极作用,社会支持正向调节创业失败对创业拼凑的积极作用。杨小娜等(2019)基于前景理论发现创业失败经历会推动创业者选择创新型创业,紧文化和个人创业失败恐惧强化二者关系。刘依冉等(2020)强调环境充裕度反映环境对企业成长的支持程度,会影响创业者行为变化产生的绩效结果。
研究层次 | 初级编码 | 聚焦编码 | 代表性文献 |
创业者 | 元认知监控 创业失败恐惧 宗教信仰 | 人格特质 | 杨小娜等(2019);刘依冉等(2020); Amankwah-Amoah等(2022a) |
受教育水平 创业经验 家族企业传承 | 创业资本禀赋 | Amankwah-Amoah等(2022a); Fuentelsaz等(2023) | |
创业环境 | 社会支持 环境充裕性 松-紧文化 | 创业支持 | 徐幸子等(2019);杨小娜等(2019); 魏娟和刘天军(2020) |
环境动态性 | 环境动态性 | 周雪等(2019);刘依冉等(2020) |
(五)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研究框架
综合上述,通过对34篇相关文献的编码分析,本研究提出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整合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围绕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不同维度及其特性,该框架从前因、结果、边界条件三方面汇总了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领域研究。首先,在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前因方面,学者们从失败经历、创业者、创业环境三个层面展开了研究,失败经历关注了失败次数与失败成本两方面特征,创业者特征涉及人格特质、情绪认知反应与创业学习三个类别,创业环境包括商业制度完备性与失败污名两类影响因素。其次,在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结果方面,现有研究只对创业企业层面展开分析,涉及失败再创业企业的生存情况以及财务、成长、创新绩效。最后,在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边界条件方面,编码结果显示创业个体与创业环境两大层面因素,前者包括创业者人格特质与创业资本禀赋,后者包括创业支持与环境动荡性。
四、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综合上述对已有文献关于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特性、前因、结果及边界条件研究成果的归纳分析,本研究提出已有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现有研究主要依赖经验学习理论解释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蜕变性,相对忽视了其他相关理论视角的潜在解释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分歧以及理论研究与现实情况的脱节,尤其是创业失败经历对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调整与后续再创业绩效的积极经验学习效应与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僵化与创业失败持续性之间的冲突。对此,考虑到失败再创业行为可能是创业者自身承诺升级的结果(窦军生和包佳,2016;薛继东和王娜,2021),承诺升级理论视角或许能够作为补充以更好地了解创业者为何陷入习惯性创业失败的恶性循环方面。目前,创业失败领域研究发现了承诺升级机制相关的延迟破产(Shepherd等,2009;Yamakawa和Cardon,2017)、风险承担(Hsu等,2017;杨小娜等,2019)、机会主义行动(Jiang等,2018)行为现象。在失败再创业行为意愿与绩效结果研究情境下,有学者提及承诺升级的潜在适用性(Yamakawa等,2015),但是已有研究尚未对这一作用机制展开详细分析与检验,而且该理论视角在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方面尚未得到运用。据此,未来研究可以借鉴承诺升级理论及其在创业失败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创业者人格特质、情绪认知反应、失败事件特征以及内外部条件等因素如何通过承诺升级机制影响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例如,通过自我辩解作用机制,创业动机、创业激情、创业效能感等促进失败再创业的个体层面因素可能会带来承诺升级与行为僵化,尤其在比较严苛或消极看待创业失败的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中,由于想要证明自己、挽回面子、渴望成功的动机非常强烈,创业失败者可能更加倾向于在后续创业过程中维持或强化先前的行动策略。
第二,相对于创业者个体层面因素,现有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研究较少关注外部情境因素影响。经历失败的创业者会在不同程度上遭受社会污名的影响,例如新闻媒体负面报道、市场排挤或边缘化等(Wiesenfeld等,2008;Cardon等,2011;Soublière和Gehman,2020),这反过来会对其后续创业行为决策发挥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Singh等,2015)。然而,在目前关注外部情境因素的少量研究中,学者们以被动的视角分析社会制度文化环境对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影响,鲜少从创业者角度出发分析其在失败再创业过程中是否以及如何主动地采取措施来应对创业失败污名以顺利开展后续创业活动。已有学者提出印象管理是应对创业失败污名的重要手段,创业失败者会通过建立特定的印象来获取心理幸福感、创业合法性与社会支持等(Shepherd和Haynie,2011;Kibler等,2017;于晓宇和陈依,2019)。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印象管理理论探讨创业者在失败再创业过程的心理与行为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当下经验学习流派研究结果分歧与现实解释力度不足的问题。根据Leary和Kowalski(1990)的研究,印象管理由印象动机(impression motivation)与印象建构(impression construction)共同组成,前者是指驱动个体控制他人对自己看法的激励因素,后者涉及个体试图创建怎样的形象以及如何实现的过程。由于创业企业经营失败往往会带来创业者的个人耻辱,以及造成后续再创业在资源获取支持、社会网络搭建等方面的困境,因此在失败再创业情境下创业者极有可能会有意识地主动采取一些措施来维护或重建自己的形象(于晓宇和陈依,2019),包括是否向外界披露失败信息以及如何解释失败原因等(Walsh,2017;Kibler等,2021),而创业失败者所采取的具体印象管理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影响其后续创业行为策略,如通过改变创业行业、更换商业合作伙伴、改变创业所在城市、以团队成员形式创业等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掩盖创业失败记录(Simmons等,2014;Gnanakumar,2015;Amankwah-Amoah等,2022b;Saylors等,2023)。
第三,现有研究关于创业失败经历特征的分析相对单一。根据事件系统理论,事件与实体之间的动态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件的本质属性,这些属性主要包括时间、空间与强度三方面,时间属性涉及时机、时长与强度变化,空间属性与事件起源、扩散范围、发生距离相关,强度属性包括新颖性、颠覆性与关键性(张默和任声策,2018)。然而,关于创业失败经历的异质性,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失败成本、失败次数以及连续失败时间间隔或速度。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结合事件系统理论进一步探索创业失败事件的其他属性特征,例如失败原因、存续时间、企业规模、团队特征等,分析它们对创业失败学习过程及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影响作用。
第四,相对于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前置因素,现有研究对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绩效结果的关注比较有限,而且现有文献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形成机制与绩效结果得出相互冲突的研究结论,但缺乏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绩效结果边界条件的探讨。例如,Eggers和Song(2015)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先前创业失败者在后续创业中改变行业的决策行为负向影响失败再创业绩效,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创业失败者倾向于对失败进行外部归因造成的,他们通常简单地改变行业而不对战略或管理模式进行调整,而且由于行业变换降低了他们先前所积累的行业特定知识的潜在收益,最终使得他们后续再创业绩效的失败概率也提高了。然而,武氏玄绒和张文松(2020)基于中国互联网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连续创业过程中创业失败或失败的持续性不受行业变化行为的影响,针对这些现象作者一方面质疑创业失败学习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从创业绩效持久性的理论视角提供解释。失败再创业蜕变与有效的创业失败学习直接相关,虽然现有文献围绕经验学习理论视角已经对创业失败学习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目前学者们侧重分析创业者如何能够从先前失败经历中获取正确的经验教训,忽略了分析和检验这些经验教训在后续创业活动中的适用性或有效性。例如,根据连续创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发现,连续创业者过往与当下创立企业之间的情境相似性(包括行业、地理、时间等方面的相似程度)会增加先前创业经历对后续创业绩效的积极影响(Parker,2013;Toft-Kehler等,2014;Peterson和Wu,2021)。据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情境相似问题纳入对创业失败学习成果有效性的分析,检验失败再创业时间间隔、环境变化动荡性等因素对创业失败学习与失败再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同样地,虽然印象管理理论已经比较广泛地被应用于不同研究领域,但是相对于印象管理动机与策略的细分类别及其前置影响因素,现有文献较少涉及对不同印象管理策略结果有效性的分析,而失败再创业绩效研究则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在识别和梳理失败再创业者所采取印象管理策略的基础上,未来研究可以重点围绕失败再创业绩效表现检验不同策略的有效性,以及进一步分析其在什么情境下对后续创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效应最大化。例如,信息不对称可能是影响印象管理策略有效性的重要边界条件,如果政府部门或社会媒体对企业失败信息披露的深度和广度较大(Simmons等,2014),创业失败者所采取的基于失败信息控制的印象管理策略的有效性则可能比较有限。另外,创业者实施印象管理的目标受众(如风险投资者、商业交易方、社会公众等)及其特征、信息沟通或社会互动方式等也可能是影响其有效性的潜在因素。Kibler等(2017)研究发现,在目标受众多样化且互动机会有限的公共环境中,一些让创业者远离失败的印象管理策略(如将失败归咎于外部、偶然因素)在获取公众合法性评价上最有效,而且这种积极影响效应在亲和性高、自我效能感低的目标受众群体中更加显著。
第五,在研究方法上,在已有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学者们所采取的测量方式可以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纵向比较创业者在先前创业失败活动与当下创业活动中创业行为策略的变化。例如,Eggers和Song(2015)从行业、战略与管理模式等方面解构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分析失败再创业者相较于先前创业在当下创业活动中这三方面行为策略变化。横向比较具有失败经历的创业者与其他创业者在当下创业活动中创业行为策略的差异(Tihula和Huovinen,2010;Wakkee和Moser,2016;Espinoza-Benavides和Díaz,2019),成长预期、风险承担、企业创新、所有权分配、网络嵌入、管理团队等相对得到较多关注。由于数据来源局限,现有文献主要采取针对具备创业失败经历的横截面数据展开分析或通过对创业失败者与其他新生创业者或创业成功者进行比较,在实证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推测可能是某些作用机制带来的行为与绩效结果,而仅有少数文献通过深度案例调查分析这些作用机制的动态规律(Williams等,2019;陈寒松等,2020),以及基于大规模纵向数据追踪失败再创业的过程与结果(Nielsen和Sarasvathy,2016;武氏玄绒和张文松,2020)。由于失败再创业行为变化是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的主要概念化方式,现有研究发现的冲突很大程度上还可能是因为失败再创业行为策略概念操作化差异,未来研究可考虑更多采用纵向比较方式衡量失败再创业行为变化,利用纵向追踪大规模数据、深度案例提供更加具备说服力的证据和更加充分的解释。
[1] | 蔡莉, 单标安, 朱秀梅, 等. 创业研究回顾与资源视角下的研究框架构建——基于扎根思想的编码与提炼[J]. 管理世界, 2011(12): 160–169. |
[2] | 陈寒松, 贾竣云, 王成铖, 等. 创业失败何以东山再起?——观察学习视角的农业创业多案例研究[J]. 管理评论, 2020, 32(5): 305–320. |
[3] | 窦军生, 包佳. 连续创业: 文献评介、整合与新解读[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6, 38(4): 90–103. |
[4] | 郝喜玲, 张玉利, 刘依冉. 创业失败学习对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J]. 科研管理, 2017, 38(10): 94–101. |
[5] | 郝喜玲, 朱兆珍. 创业者元认知监控、失败学习与团队创业精神关系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 33(12): 16–22. |
[6] | 马鸿佳, 吴娟, 郭海, 等. 创业领域即兴行为研究: 前因、结果及边界条件[J]. 管理世界, 2021, 37(5): 211–229. |
[7] | 徐幸子, 陈聪, 李纪珍, 等. 创业失败经历影响新创企业创业导向的实证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9, 31(4): 51–63. |
[8] | 杨隽萍, 肖梦云, 于青青. 创业失败是否影响再创业的风险感知行为?——基于认知偏差的研究[J]. 管理评论, 2020, 32(2): 115–126. |
[9] | 杨隽萍, 张梦杰, 包诗芸. 基于串联中介模型的创业失败对再创业风险决策的影响[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1, 38(2): 29–37. |
[10] | 杨小娜, 苏晓华, 万赫. 失败经历会促进创业者的创新型创业吗?——基于前景理论的视角[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9, 31(4): 64–75. |
[11] | 杨学儒, 叶文平, 于晓宇, 等. 哪些创业失败者更可能卷土重来?——基于松-紧文化与制度环境的跨国比较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19, 22(11): 1–18. |
[12] | 于晓宇, 陈依. 创业中的印象管理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J]. 管理学报, 2019, 16(8): 1255–1264. |
[13] | 于晓宇, 蒲馨莲. 中国式创业失败: 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J]. 管理科学, 2018, 31(4): 103–119. |
[14] | 于晓宇, 陶向明. 创业失败经验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倒U形关系: 创业导向的多重中介作用[J]. 管理科学, 2015, 28(5): 1–14. |
[15] | 张默, 任声策. 创业者如何从事件中塑造创业能力?——基于事件系统理论的连续创业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 34(11): 134–149. |
[16] | 赵富强, 胡思源, 陈耘, 等. 创业韧性对再创意愿的影响: 双元学习与反事实思维的作用[J]. 科学学研究, 2022, 40(3): 505–515. |
[17] | 郑馨, 陈芸, 陆思茗, 等. 首次创业失败的烙印效应与消退机制[J]. 科学学研究, 2022, 40(5): 885–895,926. |
[18] | 郑馨, 周先波, 陈宏辉, 等. 东山再起: 怎样的国家制度设计能够促进失败再创业?——基于56个国家7年混合数据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9, 35(7): 136–151,181. |
[19] | 周雪, 李翔龙, 孟晓娜. 失败学习与商业模式创新——创业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9, 36(24): 90–99. |
[20] | Amankwah-Amoah J. Revitalising se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sub-Saharan Africa: Insights from a newly emerging economy[J].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2018, 30(5): 499–511. |
[21] | Amankwah-Amoah J, Adomako S, Berko D O. Once bitten, twice sh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failure experi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collabor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2a, 139: 983–992. |
[22] | Amankwah-Amoah J, Boso N, Antwi-Agyei I. The effects of business failure experience on successive entrepreneurial engagements: An evolutionary phase model[J].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18, 43(4): 648–682. |
[23] | Amankwah-Amoah J, Hinson R E, Honyenuga B, et al. Accounting for the transitions after entrepreneurial business failure: An emerging market perspective[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19, 50: 148–158. |
[24] | Amankwah-Amoah J, Khan Z, Ifere S E, et al. Entrepreneurs’ learning from business failures: An emerging market perspective[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2, b,33(4): 1735–1756. |
[25] | Angus R W. Problemistic search distance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9, 40(12): 2011–2023. |
[26] | Baù M, Sieger P, Eddleston K A, et al. Fail but try again? The effects of age, gender, and multiple-owner experience on failed entrepreneurs' reentry[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7, 41(6): 909–941. |
[27] | Cardon M S, Stevens C E, Potter D R. Misfortunes or mistakes?: Cultural sensemaking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26(1): 79–92. |
[28] | Cope J.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rom failure: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26(6): 604–623. |
[29] | Dias A, Teixeira A A C. The anatomy of business failure: A qualitative account of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business success[J]. Europe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Economics, 2017, 26(1): 2–20. |
[30] | Eftekhari N, Timmermans B. New venture dissolution and the comobility of new venture team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2, 59(1): 279–298. |
[31] | Espinoza-Benavides J, Díaz D. The entrepreneurial profile after fail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2019, 25(8): 1634–1651. |
[32] | Hsu D K, Wiklund J, Cotton R D. Success, failure, and entrepreneurial reentry: An experimental assessment of the veracity of self-efficacy and prospect theory[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7, 41(1): 19–47. |
[33] | Jiang H, Cannella A A, Jiao J. Does desperation breed deceiver? A behavioral model of new venture opportunism[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8, 42(5): 769–796. |
[34] | Kibler E, Mandl C, Farny S, et al. Post-failure impression management: A typology of entrepreneurs' public narratives after business closure[J]. Human Relations, 2021, 74(2): 286–318. |
[35] | Kibler E, Mandl C, Kautonen T, et al. Attributes of legitimate venture failure impress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7, 32(2): 145–161. |
[36] | Lafuente E, Vaillant Y, Vendrell-Herrero F, et al. Bouncing back from failure: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subsequent ventures created by serial entrepreneurs[J]. Applied Psychology, 2019, 68(4): 658–694. |
[37] | Lattacher W, Wdowiak M A.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rom failure. A systematic revie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2020, 26(5): 1093–1131. |
[38] | Lee C H, Chiravuri A. Dealing with initial success versus failure in crowdfunding market: Serial crowdfunding, changing strategies, and funding performance[J]. Internet Research, 2019, 29(5): 1190–1212. |
[39] | Lin S, Yamakawa Y, Li J. Emergent learning and change in strategy: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serial entrepreneurs with failure experience[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9, 15(3): 773–792. |
[40] | Martignoni D, Keil T. It did not work? Unlearn and try again—Unlearning success and failure beliefs in changing environment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1, 42(6): 1057–1082. |
[41] | Nielsen K, Sarasvathy S D. A market for lemons in serial entrepreneurship? Exploring type I and type II errors in the restart decis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Discoveries, 2016, 2(3): 247–271. |
[42] | Parker S C. Do serial entrepreneurs run successively better-performing businesse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8(5): 652–666. |
[43] | Peterson A, Wu A.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strategic foresigh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1, 42(13): 2357–2388. |
[44] | Piening E P, Thies F, Wessel M, et al. Searching for success—entrepreneurs’ responses to crowdfunding failure[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21, 45(3): 626–657. |
[45] | Saylors R, Lahiri A, Warnick B, et al. Looking back to venture forward: Exploring idea and identity work in public failure narrative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23, 47(2): 398–429. |
[46] | Sewaid A, Garcia-Cestona M, Silaghi F. Do learning benefits accrue equally over successive fundraising attempts? Strategic chang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xperience[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2, 33(4): 1710–1734. |
[47] | Simmons S A, Wiklund J, Levie J. Stigma and business failure: Implications for entrepreneurs’ career choice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4, 42(3): 485–505. |
[48] | Simmons S A, Wiklund J, Levie J, et al. Gender gaps and reentry into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after business failure[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9, 53(2): 517–531. |
[49] | Soublière J F, Gehman J. The legitimacy threshold revisited: How prio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pill over to other endeavors on kickstarter[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20, 63(2): 472–502. |
[50] | Terán-Yépez E, Jiménez-Castillo D, Sánchez-Pérez M.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processes on problem-solving competence: How does past negativ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matter[J]. Oeconomia Copernicana, 2022, 13(2): 541–579. |
[51] | Tipu S A A. Entrepreneurial reentry after failure: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2020, 13(2): 198–220. |
[52] | Ucbasaran D, Shepherd D A, Lockett A, et al. Life after business failure: The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of business failure for entrepreneur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3, 39(1): 163–202. |
[53] | Vaillant Y, Lafuente 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and the innovativeness of serial entrepreneurs[J]. Management Decision, 2019, 57(11): 2869–2889. |
[54] | Wakkee I, Moser C. Enduring effects or business as usual? Entrepreneurship after bankrupt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2016, 8(3): 217–241. |
[55] | Williams T A, Thorgren S, Lindh I. Rising from failure, staying down, or more of the same? An inductive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reent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Discoveries, 2019, 6(4): 631–662. |
[56] | Yamakawa Y, Cardon M S. How prior investments of time, money, and employee hires influence time to exit a distressed venture,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contingency planning help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7, 32(1): 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