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深入推进基层党建“提质增效”、不断开创新时代基层党建新局面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建工作的新任务和新要求，而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更是推动基层党建的关键领域和重要阵地。“党建强，企业兴”，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不仅有利于培育企业竞争优势，更是打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一直以来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在国企党建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要在国有企业落实落地，必须从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制度严起”，“坚持抓基层打基础，突出党支部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生机活力”，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提供坚实的政治和组织保证。在非公企业党建方面，《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公司法》中明确规定党组织应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进入民营企业。《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更是突出了加强和改进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实践价值。截至2021年6月，党内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企业基层党组织151.3万个，占现有全部基层党组织的31.1%，基本实现应建尽建。基层党组织已然成为我国企业不可或缺且极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机构，深刻影响着企业行为决策。

然而，以往学者在研究政企关系时多从政府支持、行政干预等政府行为以及高管的政治关联入手（王文甫等，2014；An等，2016；周开国等，2016），对党组织的影响关注不足。与政府从外部发挥治理作用不同，党组织扎根企业内部，嵌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不仅是落实党政决策的基层组织，更是参与企业治理的内部机构，其对企业的影响是由内而生的。近年来，随着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长足进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党组织的微观经济后果，探究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绩效、企业融资、风险承担、盈余管理、董事会决策等因素的影响（李明辉和程海艳，2021；柳学信等，2020；郑登津等，2020；陈其安和唐书香，2022）。但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则鲜少有人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作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动力引擎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与首要抓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因此成为学术界历久弥新、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探究了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外部因素，但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否影响企业创新尚不明确。从理论上说，一方面，作为企业的政治核心和内部人的重要制衡力量，党组织能够通过发挥政治引领、沟通交流和监督建议等职能抑制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改善内部治理，推动企业创新；作为人民利益的守护者，党组织能够向市场传递企业经营更加规范、决策更加合理的利好信号，缓解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吸引外部关注推动企业创新。另一方面，党组织建设能否发挥实质性的创新推动作用还要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限制。研究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否推动企业创新，不仅有利于补充已有研究的不足，还将对深入理解党组织在企业中的作用机制和角色定位，探寻企业创新激励渠道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选取2008—2020年全部A股市场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公司主页、百度网页和百度指数中与党组织活动有关的新闻信息，采用文本挖掘和手工整理相结合的方式获取党组织建设数据，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创新，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改善内部治理和吸引外部关注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在非国有企业中，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加强烈。进一步研究发现，更小的财政压力、更低的融资约束和更高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有利于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推动作用的发挥。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基层党组织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构作为研究切入点，构建基层党组织建设影响企业创新的系统逻辑框架，丰富并拓展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二，不同于已有文献从治理嵌入的传统视角展开研究，本文立足内部治理嵌入和外部投资者关注双重视角，聚焦基层党组织的信号传递功能，考察基层党组织建设影响企业创新的机理和路径，为洞悉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基于外部投资者关注视角的经验证据。第三，随着当前基层党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基层党建步伐的不断加快，已有的党组织治理嵌入相关代理变量在捕捉基层党组织建设活跃度和积极性方面略显不足。本文进一步基于Python网页和文本分析技术获取百度搜索指数，构建企业党组织影响力指标，对已有的党组织嵌入治理度量方式进行了扩展和补充，为从党组织吸引力视角验证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提供数理支持。第四，在现实意义上，本文肯定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积极效果，不仅为基层党组织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等职责的充分发挥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为企业利用党建红利充分挖掘创新潜力提供了启示，还对党建部门进行前瞻性的党建规划、进一步推动基层党建提质增效、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政企关系作为深入了解政府经济职能发挥、精准解读企业行为选择的重要切入点，一直以来吸引着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对政企关系的研究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政府视角出发，探讨政治关联、行政介入、政府激励以及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周开国等，2016；Chen等，2020；罗连发等，2021）。另一类则是聚焦于政党层面，探索其对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Bhandari和Golden，2021）。在我国的政治制度背景之下，党对企业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刻。已有文献重点关注了党组织嵌入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且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一方面，部分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有利于抑制高管攫取超额薪酬、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减少企业违规行为、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等（马连福等，2013；郑登津等，2020；王元芳和马连福，2021），为肯定党组织治理参与成效提供了证据支持。另一方面，部分研究也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将提高企业政治成本、增加冗余雇员规模、影响企业运营效率、抑制企业风险承担等（雷海民等，2012；Chang和Wong，2014；李明辉和程海艳，2021），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经济后果值得进一步探究。

如何推动企业创新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创新固有的资金投入大、回收周期长、风险高和信息不对称等特点，直接决定了融资和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关键性作用（张璇等，2017；卢现祥和李磊，2021）。在此基础上，已有文献进一步从高管特质、市场环境、政府扶持等角度探究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虞义华等，2018；张栋等，2021；Contreras等，2021）。然而，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尚未被充分讨论。相比政府从外部进行治理和干预，企业党组织扎根企业内部，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紧密融合。一方面，其作为基层党组织的基本形式，能够利用天然的组织优势架起政府、上级党组织与企业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帮助企业争取政策优惠、解决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党组织嵌入有利于激活和调动组织能动性，通过宣传党的重要理念和精神潜移默化地提高企业高管和员工的责任意识、规则意识、服务意识，并通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等方式优化企业治理。那么，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分别从内部治理和外部关注视角论证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一）内部治理嵌入视角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代理理论，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和“目标偏差”，管理者往往出于提升职业威望和地位、获取公司权力、构建个人帝国等利己主义动机，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从事种种自利行为和非理性行为（Richardson，2006；胡楠等，2021），深刻制约着企业创新。首先，在创新决策上，过度风险规避和短视的管理者缺乏承担创新战略的内在积极性，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和潜在损失，保持较高的投资成功率和短期回报率，更倾向于放弃净现值大于零的高风险创新投资（冯根福和温军，2008；胡楠等，2021），从而导致创新动力不足、创新项目较少和创新投入偏低等问题。其次，在创新过程中，利己主义的管理者更倾向于将精力放在能为自身获取更高收益的投资项目上，在管理创新项目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惰怠心理，不愿意学习和掌握开发新产品所需的新管理技术和能力（Wright等，1996），甚至利用其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缺陷，占用项目资金或提高在职消费，从而影响企业创新效率，降低创新产出。再次，在创新资源上，非理性的管理者可能会为了获得市场认同而盲目追捧热门项目，进行过度投资，或者通过资金占用、在职消费、关联交易等方式攫取企业资源，最大化自身收益（Richardson，2006），导致企业内部资源的浪费和损耗，从而挤出企业创新。内部人利己主义和非理性行为无疑是阻碍企业创新的重要“门槛”和“瓶颈”。

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助于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沟通交流和监督规范作用，强化其治理效能，促使其更为有效的抑制管理者利己主义动机，减少其自利和非理性行为，激发和提高其创新积极性，进而推动企业创新。首先，从政治引领作用看，通过搭建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建设和交流平台、开展多样化的党员活动，基层党组织不断发挥组织宣传、教育培训、联系服务和协调指导等职能，积极引导内部人员提升自身政治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呼吁企业塑造创新驱动价值观，构建积极向上的企业创新文化氛围。根据交互心理学和特质激活理论的观点，潜藏于个体内部的特质在合适的情境下将被激活（Tett和Guterman，2000）。已有研究也发现，政治环境和政治自觉将激活个体的印象管理动机，促使其积极营造好印象，避免坏印象（Halbesleben等，2010）。同时，根据高阶梯队理论，高管的认知基础、价值观和洞察力对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党组织的影响下，管理者的认知结构将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一方面，管理者的规范意识、责任意识和对党员身份的认同感得到强化，利己主义和非理性行为倾向得到缓解和抑制，从而减少企业内部有限资源的浪费和损耗，增加企业可用于技术创新活动的资源。另一方面，管理者将更深入地了解创新对于推进企业自身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其创新意愿和内在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从而缓解因过度规避风险和短视主义而导致的创新投入不足等问题。

其次，从沟通交流作用看，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宗旨之一便是维护股东、管理层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均衡。《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规定，非公企业中的党组织要“畅通和拓展表达渠道，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基层党组织能够通过召开党员座谈会、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充当企业股东和管理层的沟通中介，在存在利益争议和冲突时承担平衡者和调和者的角色，提升两者目标函数的一致性，缓解两者之间的代理冲突，从而减少管理者在创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自利和非理性行为倾向，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的改善，提高企业创新产出。

最后，从监督规范作用看，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和人事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赋予公司党组织的重要职责。企业在执行包括创新投资在内的重大决策时，需在党组织的参与下进行集中讨论和民主决策，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积极听取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此外，《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通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发挥监督和建议职能，基层党组织充分融入公司治理环节，成为扎根企业内部的一股强大纪检监察力量，及时识别、引导、规范和抑制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柳学信等，2020；郑登津等，2020），从而减少因管理层自由裁量权过大和追求私有收益而进行的过度投资、高额在职消费等攫取企业资源的行为（陈其安和唐书香，2022），减少其对企业创新资源的挤占，推动企业创新。

（二）外部投资者关注视角

积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发挥信号传递作用吸引外部投资者关注，进而促进企业创新。信号传递理论指出，向外界传递信号是缓解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且利好信号的传递将导致正面的市场反应。从工作目标上看，党组织作为党在企业中的战斗堡垒，有着非常严格的组织规范和纪律要求，更能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出发监督企业合理、合法、合规经营，保障股东、职工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被侵害（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从声誉上看，优秀党员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广为报道、口耳相传，民众对共产党员有着深刻的认识、坚定的信任和崇高的期待。根据声誉理论，集体声誉是一种稀缺的、不可模仿的资源，在市场中可以作为一种明确的信号，来影响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公众对公司的态度和行为（Fombrun，1996）。因此，企业党组织建设能够向外界传递出企业经营更加规范、内部治理更为完善、决策制定更加合理、社会责任承担更加积极的信号，发挥“广告效应”，改善企业的形象和声誉，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关注。

进一步地，投资者关注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激励企业创新。一方面，外源融资困难是当前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则是导致企业外部融资成本高的重要原因。投资者对企业关注度的提高是降低投资者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方式。更高的投资者关注能够为企业带来潜在的经营机会和融资机会，帮助打开企业销售渠道和外源融资渠道，提高其短期市场收益并降低融资成本（Lou，2014；邱静和杨妮，2021），通过增加企业收入和扩充外源融资的方式，为具有高度资源依赖性的创新活动提供更为充裕的资金储备，推动企业创新。另一方面，投资者关注作为上市公司的一种外部治理机制, 已被学术界广泛讨论（余威和宁博，2018）。更高的投资者关注有助于强化投资者的外部治理作用，提高管理者以损害企业利益为代价的利己主义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和犯错成本（张淑惠等，2020），从而迫使公司管理层谨慎进行决策，抑制其非理性行为倾向，缓解其因过度规避风险导致的创新投资不足，以及为了获取私有收益而进行的过度投资或资金占用行为，通过改善企业资源配置推动企业创新。此外，关注企业党建的投资者往往对企业遵守法律法规、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行为具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这种外部压力有助于抑制企业内部人员角色内工作中存在的消极、懈怠和非理性现象，提高其创新意愿和创新的内在积极性，通过完善创新流程、改善创新效率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孔东民等，2013）。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企业党组织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旧处于在探索中前进的阶段，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否从实质上推动企业创新还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思想认识的限制。首先，由于非公企业党建起步相对较晚，在无法得到出资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的情况下，党建的经费筹集和保障仍存在困难（郑登津等，2020）。其次，企业员工对党组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尚缺乏认知，对党组织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足。最后，部分企业只是为了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设立了党组织，仅仅把党组织作为获取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手段（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导致党组织建设成为“面子工程”和“形式主义”。这些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双重缺位使得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进而无法从实质上推动企业创新。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待验证假设如下：

假设：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推动企业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1.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度量

借鉴郑登津等（2020）的研究，本文采用党组织活动情况，从活跃度和积极性视角度量基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具体方式如下：（1）从过程上看，企业党组织建设越积极，越倾向于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活动，因此采用企业当年党组织活动次数加1的自然对数度量（PartyAC1）。（2）从效果上看，更加活跃和积极的党组织更具影响力和吸引力，因此采用党组织影响力加1的自然对数进行度量（PartyAC2）。其中，党组织影响力采用该公司党员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年度日均值度量，反映了互联网用户对该公司党组织信息的搜索关注程度及持续变化情况。

2.企业创新的度量

借鉴张栋等（2021）的研究，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度量企业创新（INN）：（1）创新投入强度（INNI），采用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值度量。（2）创新产出（INNO），采用当年申请的三种类型的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数量之和加1取自然对数度量。本文采用申请的专利数量而非实际授权的专利数量度量创新产出，其合理性在于虽然专利尚未被授权，但专利申请意味着研发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且这一成果的取得与前期的研发投入息息相关。

3.控制变量的选取

借鉴已有研究（Chang等，2015；张栋等，2021），选取如下控制变量：（1）成长能力（GRO），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度量；（2）经营能力（OPE），采用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与总资产的比值）度量；（3）公司规模（SIZE），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度量；（4）偿债能力（LEV），采用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度量；（5）盈利能力（ROA），采用总资产净收益率（净利润与期初总资产的比值）度量；（6）产权性质（SOE），采用虚拟变量度量，国有企业取值为1，反之为0；（7）企业年龄（AGE），采用企业的上市年龄度量；（8）股权集中度（OWN），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度量；（9）独立董事占比（DDR），采用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总人数的比例度量；（10）兼任状况（DUA），采用虚拟变量度量，如果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则取值为1，否则为0；（11）董事会规模（BSIZE），采用董事总人数的自然对数度量；（12）高管激励（ESR），采用高管持股比例度量。此外，控制行业和年度因素。

4.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模型

借鉴Chang等（2015）、郑登津等（2019）、张栋等（2021）的研究，构建模型（1）检验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INN），包括创新投入（INNI）和创新产出（INNO）两种度量。由于本文采用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创新产出的度量，不存在因为授权过程导致的延期和时滞，因此并未对专利申请数量做滞后几期处理。解释变量为基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包括党组织活动次数（PartyAC1）和党组织影响力（PartyAC2）两种度量。ε为随机扰动项；i表示公司，t表示年度。α₁为基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1和PartyAC2）的回归系数，如果α₁显著为正，则表明积极的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假设得到验证。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选取2008—2020年全部A股市场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基层党组织活动数据采用文本挖掘和手工整理相结合的方式获取，具体步骤如下：（1）确定与党组织活动有关的检索词，包括党、党员、党组、党支部、党建、党委；（2）在公司主页、新闻中心和百度网页中爬取包含上述检索词的全部新闻信息，并通过手工筛选取得党组织活动数据；（3）以“公司简称+检索词”的方式在百度搜索指数中检索，爬取每个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年度均值作为党组织活动影响力的度量。其他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万得数据库（WIND）和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RESSET）。本文按照如下程序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主营业务收入为负或者为零、所有者权益为负的样本；（3）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3138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实证分析软件是STATA15。对所有的连续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四、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创新投入（INNI）的均值和最大值表明，平均而言样本公司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662%，但是不同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创新产出（INNO）的均值表明平均而言样本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少，但是存在部分企业研发积极性较高，专利申请数量大。党组织活动数量（PartyAC1）的均值 ²和最大值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党组织活跃度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企业党组织积极性较高。党组织影响力（PartyAC2）的均值和标准差表明，样本公司的党组织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部分企业党组织关注度和影响力较高，但不同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他控制变量统计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郑登津等，2020；李明辉和程海艳，2021）。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显著正相关，且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基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对企业创新（INN）的影响分析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采用模型（1）检验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否推动企业创新。为了提高模型稳健性，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第（1）列和第（2）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创新投入（INNI），基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1和PartyAC2）的回归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党组织建设越积极，越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第（3）列和第（4）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创新产出（INNO），PartyAC的回归系数均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创新产出。以上结果从经济意义角度来看仍然成立。以第（1）列和第（2）列为例，党组织活动数量（PartyAC1）每增加一个单位，研发投入占比则增加0.115，相对于INNI的均值增加了4.32%（0.115/2.662），解释了3.78%（0.115/3.042）的标准差；党组织影响力（PartyAC2）每增加一个单位，研发投入占比则增加0.096，相对于均值增加了3.61%，解释了3.16%的标准差。以上结果共同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创新，假设H得到验证。

（三）内生性检验

1.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

考虑到党组织建设更加积极的企业可能本身具有更加活跃的文化氛围和更加激进的战略决策，从而更倾向于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本部分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上述内生性隐患。借鉴郑登津等（2019）的研究，采用（子公司+母公司所在地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总数）/（子公司数+母公司数）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建立能够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提高当地企业党组织建设的积极性，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爱国主义示范基地的建立是一个外生事件，并不受个别企业决策的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和第（2）列（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母子公司所在地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数量（IV）与基层党组织建设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第一阶段回归F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最小特征统计量均远大于临界值，表明工具变量选取有效。第（3）列到第（6）列（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与主回归结论一致。

2.基于IV-GMM方法的检验

为了进一步缓解内生性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Meng等，2020），采用IV-GMM估计方法，选取基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以及全部控制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再检验。回归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基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的回归系数均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使用滞后一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后，基层党组织建设仍然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

3.混淆变量的影响

遗漏变量偏差是影响因果推断的关键问题。参考已有研究（Larcker和Rusticus，2010），本文计算了被遗漏混淆变量的影响阈值（ITCV），即要使得因果推断无效，被遗漏的混淆变量对解释变量（PartyAC）和被解释变量（INN）的影响需要达到的阈值。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被遗漏混淆变量的影响阈值为0.0151，意味着要使得因果推断无效，混淆变量对解释变量（PartyAC1）和被解释变量（INNI）的影响需分别达到0.123。另外，可观测控制变量的影响最大值为0.0041，明显小于被遗漏混淆变量的影响阈值0.0151，即相对于这些可观测变量，被遗漏的混淆变量必须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有更强的相关性才能使因果推断无效。鉴于我们已经在模型中尽可能加入了对企业创新有较强影响的变量，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使推断无效的被遗漏的混淆变量。上述结果表明本文的因果推断具有稳健性。

（四）稳健性检验

1.更换回归模型

（1）Tobit回归分析。考虑到企业创新为受限变量，本文进一步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在公司层面进行聚类处理。回归结果再次支持了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创新推动效应。（2）Fama-Macbeth回归分析。在静态面板环境下，OLS估计方法在处理误差项截面相关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借鉴已有研究（Khedmati等，2020），使用Fama-Macbeth两步法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再估计，其回归结果与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³。

2.基于Bootstrap抽样的回归分析

为了缓解党组织活动数量（PartyAC1）零值较多对实证结果稳健性的影响，本部分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抽样方法，分别在有放回随机抽样500次、1000次和2000次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再次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显著的创新推动效应。

3.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企业创新的替代度量

借鉴郑登津等（2020）的研究，分别采用如下虚拟变量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替代度量：（1）如果企业当年党组织活动次数大于1，则DPartyAC1取值为1，否则为0；（2）如果党组织影响力大于1，则DPartyAC2取值为1，否则为0。

此外，考虑到党组织的引导、治理和信号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时间，且从研发成果完成到专利申请也可能存在时滞，进一步采用t+1期的企业创新投入（FINNI）和创新产出（FINNO）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还选取其他企业创新的替代度量如下：（1）分别采用研发人员数量占比、研发投入金额占总资产的比值重新度量企业创新投入（INNI2和INNI3）；（2）采用当年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度量企业创新产出（INNO2）；（3）进一步采用t+1期的研发人员占比（FINNI2）、研发投入金额占总资产的比值（FINNI3）和专利授权数量（FINNO2）作为企业创新的替代度量进行重新回归。上述回归结果均与主回归结果一致，再次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4.剔除央企和集团企业样本

本部分进一步考虑央企和集团企业的影响。首先，与一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央企往往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企业内不仅设有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基层党组织，还可能设有党组织派出的领导机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其次，相比非集团企业 ⁴，集团企业往往拥有多个控股子公司和更大的经营规模，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更易受到集团层面党组织和集团内其他上市公司党组织的影响。因此，为了避免央企和集团企业对回归结果准确性的影响，进一步剔除央企和属于同一集团企业的上市公司样本，基于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再次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五、机制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1.基层党组织建设与非理性行为

立足内部治理嵌入视角，本文在理论分析中指出，积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抑制管理者的自利和非理性行为，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我们采用非效率投资（AINE）作为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代理变量（Richardson，2006；李永壮，2014），其估计模型如下：

其中，INV为企业投资，采用资本性支出、并购支出和研发支出之和减去资产清理收益度量；TQ是投资机会，用托宾Q值度量；LEV为资本结构，采用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度量；CASH为现金持有，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与期初总资产的比值度量；EPS为每股收益。本文对模型（2）进行OLS回归，用回归残差的绝对值衡量企业投资非效率程度（AINE），更低的投资非效率程度意味着管理者具有更低的非理性行为倾向。

其次，我们按照以下步骤对非理性行为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第一，检验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主回归）；第二，基于模型（3）检验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中介变量的关系；第三，基于模型（4）检验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介变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若系数γ₁和λ₂均显著，表明非理性行为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其中，INN为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PartyAC为解释变量基层党组织建设，AINE为中介变量投资非效率程度，Control为控制变量。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与投资非效率程度（AINE）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第（3）列至第（6）列报告了基于模型（4）的回归结果。其中，中介变量投资非效率程度（AINE）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投资非效率程度越低越有利于企业创新。以上结果共同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抑制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促进企业创新。此外，第（3）列到第（6）列中Sobel Z统计量基本在10%或1%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表明非理性行为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2.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投资者关注

立足外部投资者关注视角，本文在理论分析中指出，积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向外界传递出更多企业相关的正面信息，从而吸引投资者的关注，推动企业创新。为了验证这一影响机制，本文采用分析师跟踪数量（Analyst）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 ⁵，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模型（3）和模型（4））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PartyAC）能够显著提高分析师关注（Analyst）。第（3）列至第（6）列报告了企业创新（INN）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分析师关注的回归结果。其中，Analyst的回归系数均在1%或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更高的分析师关注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以上回归结果共同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提高投资者关注促进企业创新。第（3）列至第（6）列的Sobel Z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表明投资者关注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二）异质性分析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党组织治理强度和资源获取等方面存在差异。首先，在党组织治理强度上，党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任免具有最终控制权，且国有企业高管同时担任党内职位，更容易受到党组织的制衡和约束（钱颖一，1995）。为了争取政治晋升或者避免惩罚性免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更能够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约束自身利己主义和非理性倾向。其次，在资源获取上，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政治关联，更容易凭借其规模优势、垄断优势和政策优势获取充足的资源用于企业创新。因此，相比本身具有党组织治理和资源获取优势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加强烈。我们采用分样本回归验证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在非国有企业中，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强烈。党组织影响力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强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国家信誉的担保和支持下，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大的期望和声誉压力（王元芳和马连福，2021）。相比非国有企业，更高的党组织影响力和投资者关注将促使国有企业出于维护国家声誉、展现自身经济优势等动机，更加积极地提高创新产出。

（三）进一步分析

1.财政压力的影响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和政治资源观，政府支持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而基层党组织可以凭借自身天然的组织优势、信息优势和经验优势，提高企业获取政治资源的能力（何轩和马骏，2018）。但是，企业所在地政府的财政压力限制了其能够获得的补贴和优惠的数量。在财政压力较小的情况下，企业党组织更易帮助企业争取政治资源，从而对企业创新发挥明显的推动作用。反之，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政府亟须增加财政收入、消减财政支出，企业党组织获取政治资源的难度增加，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减弱。因此，本文将财政压力（FP）、财政压力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交乘项（FP×PartyAC）引入模型（1），考察财政压力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影响。其中，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省的财政压力（FP）为一般预算支出与一般预算收入的差值比上一般预算收入。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第（1）列到第（4）列中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交乘项（FP×PartyAC）的回归系数均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减弱，该结论也为证明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政治资源获取效应提供了间接证据。

2.融资约束的影响

无论是企业研发投入还是创新产出，均高度依赖于充足的资金支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高融资约束的企业而言，即使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发挥引领和治理作用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但有限的内外源融资仍可能弱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推动作用。反之，在低融资约束的企业中，基层党组织建设更易通过改善内部治理、吸引外部关注推动企业创新。因此，我们预期融资约束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本文将融资约束（KZ）以及融资约束和党组织建设的交乘项（KZ×PartyAC）引入模型（1）。融资约束采用KZ指数度量（Meng等，2020） ⁶，KZ指数越大，表明企业融资约束越强。回归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融资约束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交乘项（KZ×PartyAC）均显著为负，表明融资约束负向调节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3.金融科技发展的影响

企业研发投入需要有效的融资体系支持。金融科技通过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和丰裕的可融资金有效推进了企业研发创新（李春涛等，2020）。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环境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信号传递作用得到强化，更易向外界传递出企业发展利好的信息，从而吸引大量投资者的关注和支持；相反，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积极的党组织建设对外部投资者的影响有限，无法充分借助金融科技将潜在机会转化为外部支持。因此，我们预期金融科技发展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借鉴宋敏等（2021）的研究，采用上市公司所在地级市金融科技公司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度量金融科技发展（FIN），并将金融科技发展（FIN）以及金融科技发展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交乘项（FIN×PartyAC）引入模型（1）进行估计。回归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金融科技发展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交乘项（FIN×PartyAC）大部分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本文预期一致，总体上支持了金融科技发展的正向调节效应。

六、结论及启示

随着十九大以来基层党建工作的快速开展和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已然成为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企业党组织肩负着贯彻落实党的决策部署、引领政治方向、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重任务，深刻影响着企业行为决策，而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尚未得到学者的充分关注。本文采用2008年至2020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治理嵌入和外部关注双重视角考察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推动企业创新，且这一关系在控制内生性后依然显著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强化内部治理和吸引外部关注推动企业创新。我们还发现，更低的财政压力、更小的融资约束和更高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有利于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推动作用。

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提出以下启示和建议：（1）对于企业决策者而言，应充分认识到基层党组织建设对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基层党建工作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应主动强化基层党建的保障工作，推进基层党组织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的深入互动和紧密融合，在党组织的参与和支持下进一步挖掘创新潜能。（2）对于企业基层党组织而言，应当不断增强自身建设的积极性和活跃性，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党建活动塑造企业“创新为先、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以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党务管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此外，应当不断畅通和拓宽表达渠道，强化企业高管、内部人员、外部投资者、政府和上级党组织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多维联系，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及时化解矛盾纠纷。（3）对于规划全局的党建工作部门而言，应在认识和把握基层党组织创新推动作用的基础上，做好系统梳理和总体谋篇，通过多种激励手段充分调动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积极性，落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断提高和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社会认可度，巩固和夯实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基础，进一步激活基层党组织的信号传递功能，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外部吸引力。（4）对于政府而言，应进一步强化市场融资体系和融资平台建设，利用金融科技发展红利和多种智慧手段解决企业融资难题，保障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推动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应利用企业党组织这一沟通“桥梁”，充分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痛点难点，结合本地区方针政策积极及时地给予政策扶持和帮助，推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落实政府服务职能，激发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活力和热情。

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性：（1）鉴于党组织组织严密、有机统一的特性以及数据获取的困难，本文尚未单独考察企业内部某一特定级别党组织建设（党委、党总支或党支部）的经济后果。（2）即使已经采用了多种替代度量对党组织建设和企业创新展开测度，但由于爬取和手工筛选党组织活动数据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变量测度误差仍不可避免。（3）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强化内部治理和吸引外部关注均是党组织建设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但并非全部渠道，其他影响机制仍有待探究。我们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1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的相关规定，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企业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包括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在企业中设立的党的基层委员会（党委）、总支部委员会（党总支）和支部委员会（党支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本研究中的基层党组织，既包括国有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也包括非公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外部关注”一词含义较为宽泛，本文中的“外部关注”特指外部投资者关注。

2本文党组织活动数量（PartyAC1）的均值为0.211，小于郑登津等（2020）的统计结果（0.453），其主要原因在于本文对党组织活动的界定更为严格，一方面未将共青团和工会活动包含在内，另一方面仅包含企业自身党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企业外党组织开展的活动并未包含在内。此外，由于数据收集方法的特殊性，本文中党组织活动尤指在上市公司主页、新闻中心和百度网页中公开发布和报道的企业党组织活动，线下开展的且未被公开报道的党组织活动由于数据获取限制，暂未包含在内。

3由于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部分的回归结果均未在文中呈现，留存备索。

4由于学术界尚未对集团的定义达成一致，参考已有文献（李彬等，2022），本文将集团企业定义为有两家以上上市公司被同一主体控制的企业。

5证券分析师作为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的信息中介，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一定的权威性，其搜集整合的资料是投资者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在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引导非专业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6KZ=−1.002×CF−39.368×DIV−1.315×CASH+3.139×LEV。其中，CF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DIV为股利支付水平与总资产的比值，CASH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LEV为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