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俗话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表现与男性相比普遍存在明显的差距。例如，全球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略高于50%，远低于男性80%的参与率（世界银行，2022）；从事同样的工作时女性收入通常低于男性23%至35%（《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此外，女性的职业晋升空间常常存在所谓的“玻璃天花板”限制，公司管理层中女性占比也远低于男性。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为何如此普遍？为什么即使在有同工同酬立法的国家依然存在收入性别差距？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距常常被视为性别歧视的证据。那么，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是不是性别歧视导致的，抑或还有其他原因？这些问题事关女性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又涉及性别歧视等敏感话题，因而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著名女性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将经济史与经济分析方法相结合，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运行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她从尘封的历史档案中整理挖掘并构建了1790年以来美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和收入时间序列数据，全面勾勒了200多年来美国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发展演变历程，厘清了女性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典型特征事实；同时通过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发展演变原因的深入分析，阐明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为什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如此变化，揭示了驱动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主要因素，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史文森在评奖公告中称，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使我们对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潜在因素以及未来需要解决的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

戈尔丁的工作引领了女性经济学和女性经济史领域的研究，同时也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如下贡献：第一，她秉承了其导师福格尔计量经济史学的精神（Fogel，1964），查阅了汗牛充栋的历史档案，重新挖掘并拼接了1790年以来美国女性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时间序列数据，厘清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200多年发展演变的关键事实，驳斥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的传统看法（Goldin，1990）。同时采用现代因果关系计量方法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驱动因素进行更可信的实证研究，例如通过双重差分法证明了避孕药对女性职业投资增加和婚姻推迟的影响（Goldin和Katz，2002）。这是对福格尔计量经济史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戈尔丁在贝克尔家庭经济学（贝克尔，2011）的基础上发展了女性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分析框架，将各种影响女性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因素纳入其中给予连贯的分析。戈尔丁突破了“性别歧视”的固有思维（贝克尔，2022），探讨了家庭、孩子、工作组织等因素对女性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进而更多地从经济利益考量的角度分析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发展演变。这是对贝克尔家庭论和歧视经济学的补充和发展。

第三，戈尔丁提出了队列分析法探讨了女性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演变，她将1866—1965年期间出生的女性以10年为界分成10个连续的队列，通过这10个连续队列的分析证明了预期变化以及避孕药问世对20世纪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的推波助澜作用（Goldin，2006；Gold和Katz，2008）；将1878—1978年出生的女性分成5个队列，清楚地展现了5组女性队列在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平衡的百年历程（戈尔丁，2023）。这是戈尔丁对经济研究方法的独创性贡献。

戈尔丁的主要贡献以实证分析为主，但是缺乏规范分析，且涉及的是变动缓慢的长期因素，这对亟待出台迅速见效政策的政策制定者是一种挑战。此外，戈尔丁对当今职业内收入性别差距的解决方案，主要是通过工作设计使工作更具灵活性从而使员工更具有可替代性，虽然可以减少为人父母效应 ¹ （parenthood effect）对女性的影响（Bertrand等，2010；Goldin，2014）。但是，这个解决方案也值得商榷，原因在于工作更灵活从而员工更具有可替代性，它很有可能会使员工在跟雇主的谈判中处于弱势，而且面临随时被替代的风险。然而，戈尔丁的研究指向了“机会平等”这一现代社会发展原则和理念，对政策制定具有更为普遍的导向价值。如果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或条件不平等，则不仅劳动力资源难以得到有效的配置，而且性别差距也难以解决。可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制定应以机会平等为导向。

二、戈尔丁的经济学之路及其主要著作

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1946年出生于纽约市。她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现任哈佛大学亨利·李（Henry Lee）经济学教授，兼任李和埃兹佩莱塔（Lee & Ezpeleta）艺术与科学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经济中的性别”小组的联合主任、副研究员和国际顶级智库IZA研究员。戈尔丁1967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69年和1972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1973—1979）、宾夕法尼亚大学（1979—1990）等著名高校，在布鲁金斯学会（1993—1994）和罗素塞奇基金会（1997—1998）任访问学者，曾当选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1999）、美国经济学会主席（2013）、国家经济研究所美国经济发展项目主任（1989—2017），还担任《经济史期刊》（1984—1988）及《经济学季刊》（1991年至今）等学术期刊的主编或编委。

戈尔丁是一位经济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擅长通过历史大视角来解读和探索当前的问题及其历史根源，其研究涵盖了女性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教育和技术变革等领域，尤其以美国女性经济史研究著称于学术界。戈尔丁的经济学之路充满了机缘巧合（Goldin，1998）。她从小就有着强烈探索欲，梦想着成为一名侦探，最初想要当考古学家探索木乃伊的秘密，而后又着迷于细菌学想要探索显微镜下的世界。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生物学的第一年，戈尔丁发现了更广阔的社会科学世界有着更多的谜团，因此选修了许多政府与历史方面的课程。大二时，美国航空业放松管制之父阿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成了戈尔丁大学时代的指路明灯。卡恩以管制（regulation）理论和实践研究著称于经济学界，他喜欢用经济学来揭示隐藏的真相，对戈尔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戈尔丁的经济学侦探之旅由此开始。

从康奈尔大学毕业之后，戈尔丁来到芝加哥大学打算继续从事工业组织与监管的研究。然而，由于数理统计方面的准备不足，戈尔丁又回到了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当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大师云集，其中将经济分析拓展到家庭和歧视等社会科学问题研究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以及用计量经济方法重新诠释了经济发展而创立计量经济史的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与戈尔丁的兴趣最为相投。戈尔丁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发展演变的研究师承了福格尔的计量经济史的研究精神，而分析框架则脱胎于贝克尔家庭经济分析框架。

戈尔丁在福格尔的指导下开始了经济史领域的研究，福格尔鼓励她将其奴隶制在南北战争前南方城市和工业发展中的作用的学期论文扩展成博士论文。博士毕业后，戈尔丁继续从事南方经济史的研究，同时参与了家庭经济领域的研究。对南北战争后黑人已婚妇女状况的研究，以及作为女性的亲身经历，使她敏锐地意识到当时的家庭经济学研究有许多的疏漏之处。最大的问题是，女性在结婚前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已婚妇女的生产和服务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范围之内，这样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往往被家庭经济学所忽视。

自此，戈尔丁专注于美国女性经济史领域的研究。1990年，戈尔丁在前期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该领域的开创性著作《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一书（Goldin，1990）。其后，戈尔丁一方面深化并丰富了前期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对1980年以来女性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新问题展开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通俗读物《职业与家庭：女性迈向公平的百年之旅》（戈尔丁，2023）和学术著作《一股演化的力量：女性经济史》（Goldin，2023）。在研究女性经济史的过程中，教育在女性劳动力市场演变中所发挥的作用引起了戈尔丁的关注。她和卡茨（Lawrence Katz）研究了20世纪美国教育史，出版了《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竞赛》（Goldin和Katz，2008），将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视为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竞赛，对教育回报率的变化给予了解释 ² 。

戈尔丁的研究尤其是女性经济史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获得了许多奖项，如表彰她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终身贡献的明瑟奖（Mincer Prize，2009）、IZA劳动经济学奖（2016）、BBVA知识前沿奖（2019）以及2020年获得奈默斯奖经济学奖（Nemmers Prize）、“因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对女性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分析”荣获2020年度“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入选了诸如计量经济学协会（1991）、美国艺术与科学院（1992）、劳工经济学家协会（2005）、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2006）、美国国家科学院（2006）和美国哲学学会（2015）等著名组织会员。

三、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演变经济分析

戈尔丁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以其1990年开创性著作《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Goldin，1990）为标志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研究 ，戈尔丁的主要贡献是从历史档案中挖掘1790—1980年期间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厘清女性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发展演变的关键事实，将历史和家庭经济学结合起来探讨性别差距演变背后的驱动力量；后一阶段的研究 ，戈尔丁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对1930—1980年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驱动的研究，另一方面探讨了1980年以来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新特征。本部分阐述对1790—1980年期间美国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发展演变及其背后驱动因素的研究，以及她对1930—1980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长期上升背后驱动因素的深化研究。

（一）1790—1980年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演变分析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和收入性别差距是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两个最重要的维度，对应着市场供求模型的数量和价格维度。戈尔丁的研究主要围绕这两个维度展开。确定劳动力参与率和收入性别差距的关键事实是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前提。然而，在戈尔丁开展研究之时，作为了解女性劳动力市场主要渠道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是数据缺失，美国的人口普查始于1890年，1890年之前和二战期间的数据付诸阙如；而且缺乏详细的信息，无法区分诸如20%的劳动力参与率是一年中有20%的女性参与抑或是全部女性一年中有20%的时间参与等问题；更麻烦的是，1940年前后衡量指标缺乏可比性，1940年以前已婚女性通常被人口普查列为“妻子”而被排除在外（Goldin，1990）。

戈尔丁从历史档案中挖掘了相关的数据。针对已婚女性列为“妻子”而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问题，戈尔丁对劳动力衡量指标进行了修正和调整。根据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挖掘的资料，戈尔丁发现农业和制造业等部门存在着明显低估和遗漏女性劳动力的情况，例如经她调整1890年所有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从19%提高到了26%（Goldin，1990）。戈尔丁还采取了巧妙的方式补充了19世纪女性劳动力市场数据的缺失，她将人口普查和城市和商业目录档案结合起来，根据妻子在丈夫去世后的工作轨迹，估计已婚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情况（Goldin，1986）。戈尔丁还从制造业调查中拼凑了1820年以来女性相对男性收入比率的时间序列数据（Goldin，1990）。这项耗时且繁重工作体现了戈尔丁扎实的经济史学家功底和坚毅的治学精神。

在数据挖掘工作的基础上，戈尔丁厘清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发展演变的关键事实（Goldin，1990）。关于数量方面的典型特征事实是，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随时间推移和经济发展变化呈现U型曲线特征，如图1所示。戈尔丁按照美国历史上的结构性变迁和技术进步的重大事件，将美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工业革命阶段（1790—1890）、白领扩张第一阶段（1890—1930）和白领扩张的第二阶段（1930—1980）。工业革命阶段伴随着美国由农业向以轻工业为主的制造业的转型，白领转型的第一阶段伴随着打字机等技术创新以及美国高中教育的扩展，白领扩展第二阶段则伴随着婚姻禁令的废除、高等教育的普及等重要社会变迁事件。图1显示，虽然20世纪随着白领就业的扩张，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显著增长态势，但是19世纪美国工业革命期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实际上是下降的。

关于价格方面的典型特征事实是，自1820年美国工业革命以来，收入性别差距都显著缩小，而且收入性别差距的缩小发生在同工同酬社会运动之前；然而，20世纪以来，虽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大幅增加，但是收入性别差距渐趋稳定。以制造业收入性别差距为例，尽管1880年之前女性相对收入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自1880年至1960年女性相对男性收入比率停滞在55%左右，持续了大约80年之久；而从所有职业的平均收入来看，收入性别差距在1930年以前有所缩小，但是其后直到1980年基本保持稳定。戈尔丁还发现，19世纪女性主要在纺织鞋服等缺乏职业资格限制和晋升机会的行业工作，收入性别差距与制造业的性别分割密不可分。戈尔丁根据生产力性别差异对调整了收入性别差距以准确地反应对女性工作的歧视，戈尔丁称之为“工资歧视”。结果发现，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工资歧视相对较低，然而到了1940年工资歧视反而加剧了，白领工作中有超过50%的收入性别差距无法用生产力性别差异来解释。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发展演变的关键事实，有力驳斥了女性劳动力增长是经济发展结果的传统看法。在戈尔丁之前，人们从1890年以来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发现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呈现长期增长态势，这与美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不谋而合，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增长视为经济发展结果的传统认知由此形成。然而，当将数据追溯到1790年，戈尔丁发现19世纪美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美国工业革命期间是下降的。显然，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此外，收入性别差距收敛趋势的停滞，以及白领就业扩张阶段工资歧视的加剧也令人费解。

如何解释以上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和收入性别差距的发展演变？供求模型分析表明，均衡数量和均衡价格的变动来自供给和需求曲线的相对变化。戈尔丁指出，美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从根本上影响了19世纪及以后女性的经济角色。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不仅直接影响了女性劳动力的需求，而且还改变了女性在进行劳动力供给决策时面临的约束条件。女性劳动力供给决策面临的最重要的限制来自家庭，女性通常要承担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而这些责任又受到社会规范约束，而避孕药等技术进步则提高了女性择时生育的能力而提高了女性选择的空间；女性的劳动供给决策还受教育机会和影响家务所需时间的技术创新、工作环境等的影响等等。这些约束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而变化，进而影响女性劳动力的供给。

她按照上述对1790—1980年期间美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分别探讨了工业革命阶段、白领扩张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演变（Goldin，1990）。

1.工业革命阶段（1790—1890）

在工业革命阶段，女性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变化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以及女性相对收入的显著提高。始于19世纪初工业革命使美国社会从农业向以轻工业为主的制造业转型，制造业以工厂的方式组织生产，提高了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然而，这种需求却是异质性的，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社会耻辱感贯穿工业革命始终。因此，工业革命显著增加了未婚女性的需求，戈尔丁提供的证据表明，在工业化早期的马萨诸塞州，到1850年有三分之一的年轻妇女和女孩受雇于制造业；随着制造业的扩张，收入性别差距显著缩小，截至女性相对男性的收入比率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50%（Goldin和Sokoloff，1982）。

但是，工业革命对已婚女性几乎没有影响。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社会耻辱感导致进入制造业的单身女性几乎总是在结婚后就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且，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以工厂方式组织生产导致了家庭和工作的逐步分离，降低了将市场工作与家庭责任相结合的可能性。因此，与工业革命之前相比，已婚女性劳动力的供给下降了，这就是19世纪美国工业革命期间已婚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长期下降主要原因（Goldin，1986）。

2.白领扩张的第一阶段（1890—1930）

在白领扩张的第一阶段，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有所提高，但是变化幅度不大；而收入性别差距大幅缩小，而且工资歧视反而加剧了。戈尔丁发现，20世纪初女性劳动力大都由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未婚女性组成，以从事轻工业和家政服务为主。但是，20世纪初诸如打字机等技术创新日益普及，以及企业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文职工作岗位剧增。另一方面，自1910年起美国掀起了高中运动浪潮，使得中学学历快速增长，美国年轻女性高中毕业的程度高于男性（Goldin和Katz，2008）。女性高中教育的普及加上文职部门更宜人的工作条件，吸引了大量女性进入文职部门工作，文职部门相对较高的收入则使得收入性别差距大幅缩小（Goldin，1984）。

然而，这些进入文职部门的女性主要是从轻工业和家政服务转变而来。而且，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社会耻辱感依然存在，甚至被明令禁止，戈尔丁在历史档案中发现了两种婚姻禁令（Goldin，1988）：一种是“雇佣禁令”，雇佣禁令禁止雇佣已婚女性，但允许公司留住结婚时已在工作的女性，另一种是“保留禁令”，保留禁令的限制性更强，要求女性在结婚后被解雇。婚姻禁令的存在导致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有所提高，但是变化幅度不大。

制造业向白领工作的转变也解释了工资歧视的加剧。根据戈尔丁的分析（Goldin，1990），19世纪工资歧视相对较低主要是因为当时制造业普遍流行计件工资，使得工资能够根据生产力的差异自动进行调整，难以实行工资歧视；但是，20世纪白领工作的扩张，使得计件工资被长期劳务合同所取代，这些劳务合同通常将职业晋升和薪酬与工作任期挂钩起来。一般而言，女性的平均工作任期低于男性，这使得根据生产力性别差异进行调整后的工资歧视反而加剧。

3.白领扩张的第二阶段（1930—1980）

在白领扩张的第二阶段，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呈现长期上升态势，而且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增加主要由已婚女性推动；然而，从1930年到1980年左右，收入性别差距基本保持稳定。在这一阶段，文职部门的持续增长使得对女性劳动力需求也持续增长。在女性劳动力供给方面，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生人群规模数量减少，进而使得受过高中教育的未婚女性劳动力大幅减少，限制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婚姻禁令在20世纪40年代被彻底废除（Goldin，1988）。与此同时，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技术日趋成熟加之其他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创新，使得已婚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繁重的家务劳动。因此，这些因素导致有相当一批年纪较大且拥有从事文职工作的经验的已婚女性，在孩子长大以后有重返劳动力市场的意愿。而且，劳动力市场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诸如零售业公司开始提供有计划的兼职工作，兼职工作时间安排相对灵活，对需要兼顾家务的已婚妇女尤其有吸引力，女性劳动力从事兼职工作的比例从1940年的18%提高到了1960年的28%（Goldin，1990）。以上这些结构性变化推动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长期上升。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主要由已婚妇女重返劳动力推动的事实也解释了为什么收入性别差距基本保持稳定。这些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已婚女性通常年龄比较大，而且因为生育和抚养孩子导致了职业中断相当一段时间，而且由于预期到婚后职业中断且对重返劳动力市场的预期偏差，使得这些已婚妇女在年轻时的教育投资相对较少。因此，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群体教育程度和平均技能相对较低，她们通常在常规的文职岗位工作，职业晋升空间有限。

（二）1930—1980年白领扩张第二阶段深化研究

在白领扩张第二阶段，已婚女性重返劳动力市场在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长期上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引起了戈尔丁的特别关注。她将1866—1965年出生的已婚白人女性根据出生年份划分为10个队列（Cohorts），分别计算了这10个连续的女性队列在不同年龄时的劳动参与率。图2展示了10个连续的女性队列在不同年龄时的劳动参与率，可以看出，20世纪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源于女性在生育子女之后重返劳动力市场的比例较高；10个连续女性队列的劳动力参与率不断提高。以1886—1895年、1896—1905年和1906—1915年出生年龄段的已婚白人女性的连续队列为例，这些女性队列在1940年、1950年和1960年的年龄中位数都是50岁，1940年50岁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约为10%，1950年50岁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约为20%，1960年50岁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约为40%。戈尔丁将这一现象称为队列效应（Goldin，1990）。

戈尔丁在随后的一系列研究（Goldin，2006；Gold和Katz，2008）中表明，预期的变化在这一阶段驱动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长期上升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正是队列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预期在人们的各种决策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教育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工作前景的预期。而预期的形成深受决策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例如年轻人通常会观察上一代人的情况形成对未来的预期；预期的形成还受到技术创新的影响等等。对于女性劳动力而言，她们年轻时的各种决策选择深受何时结婚、婚后是否外出工作、何时生育、如何抚养子女等方面预期的影响。她们通过观察上一代女性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形成了预期。

20世纪初，结婚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预期导致了女性年轻时教育投入相对较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人们也不断修正其对未来工作的预期，年轻女性在教育方面投入也越来越多。戈尔丁利用国家纵向调查数据证实了以上的推测，出生于1947—1948年的群体预期他们在35岁（1967年）时的就业比例为35%，这个预期接近她们母亲约为30%的实际就业率，但是远远低于她们1967年35岁时65%左右的实际就业率；而出生于1958—1959年的女性群体预期他们在35岁（1979年）时的就业比例为80%，与全国纵向调查数据中的75%就业率接近。

随着对未来职业前景预期的提高，年轻女性的教育投资也随之增长，年轻女性进入大学的人数急剧增加，进入职业项目的女性人数也大幅增加（Goldin和Katz，2008）。戈尔丁将这些变化称为“安静的革命”（Goldin，2006）。这场安静的革命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持续增加；同时也进一步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

除了预期改变之外，戈尔丁探讨了避孕药的引入在推动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上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生育决策是女性面临重大决策之一，但是在避孕药出现之前，生育决策很大程度上并不在女性的掌控之中，女性在怀孕后就要结婚，而社会规范则使得抚养子女的责任大都落在女性身上，这通常意味着教育中断或者职业中断。这样的预期反过来又影响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准备。20世纪60年代末，避孕药的问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使得女性可以主动选择生育时机，可以推迟结婚和分娩，女性能够更好地规划未来，改变了她们对未来的预期，激励他们进行更多的教育和职业投资。

戈尔丁与其丈夫卡茨合作探讨了避孕药的问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深远影响（Goldin和Katz，2002）。避孕药在1960年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并在已婚女性中迅速传播，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州法律改革降低了多数年龄和延长了“成熟未成年”决定后，它才在年轻单身女性中传播。这提供了一个识别避孕药因果效应的自然实验。戈尔丁和卡茨基于自然实验设计了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了避孕药对结婚年龄的影响。而且，他们利用1970年、1980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的不同年龄组的职业和婚姻结果数据，研究了不同群体婚姻和职业选择的差异是否与群体获得避孕药和堕胎的差异有关。他们的实证结果证明了，避孕药的获得导致女性结婚年龄的提高，并激励了女性教育投入。

避孕药的问世推动了女性教育投入的增加，使得队列效应进一步加强。1980年以来，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进一步上升到与男性接近的水平；然而，避孕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避孕药的问世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的职业规划，拓展了女性职业选择的空间。这项研究充分体现了她在继承福格尔计量经济史学的研究精神基础上，援用了更多现代计量方法从而推动了计量经济史学的发展。

四、性别大融合和家庭与事业平衡

1980年以来，预期的改变和避孕药的问世使得女性的教育投入大幅增加，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美国女性的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超过了男性，劳动力参与率性别差距日渐消失，女性和男性的职业选择日益相似，她将这一趋势称为性别大融合；但是，收入性别差距依然存在，而且收入性别差距收敛的趋势已经停滞。戈尔丁在2014年 《性别大融合最终篇》一文，探讨了当今仍然存在且停滞的收入性别差距的来源及其解决方案（Goldin，2014）。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戈尔丁出版了《家庭还是事业：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戈尔丁，2023）一书，深入剖析了百多年来这五组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平衡的艰难历程。本部分阐述戈尔丁对1980年至今仍然残存的收入性别差距研究和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平衡的百年历程。

（一）1980年至今性别大融合与收入性别差距

随着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与男性逐渐趋同，在性别大融合趋势下，为何收入性别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停滞不再收敛？戈尔丁从女性的劳动力供给决策的约束条件中找到了一个关键解释。尽管女性可以通过避孕药选择生育的时机，但是大多数女性最终要生儿育女，而且由于女性在抚养子女方面往往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这影响了女性的职业发展，这导致了收入性别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停滞不再缩小。戈尔丁将这一影响收入性别差距的因素称为为人父母效应。

为了挖掘为人父母效应对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戈尔丁与其合作者以美国顶尖商学院（MBA）——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Booth school of business）毕业生的职业生涯结果作为样本，探讨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女性生命周期中的变化（Bertrand等，2010）。他们将1990年至2006年毕业学生的回顾性调查与课程、学业表现和入学前特征方面的学校记录相匹配，发现男性和女性MBA在职业生涯开始时的收入几乎相同，但他们的收入很快就出现分歧；到第10年，女性的累计休假时间平均在1年左右（而男性为0.12年）。这些相对较少的休假时间转化为巨大的性别差距，在保持群体和年份不变条件下，事业中断6个月或以上的女性（占41%）和男性（占10%）毕业时11%的收入性别差距10年时扩大到了60%。

他们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MBA毕业前培训的差异、职业中断的差异以及每周工作时间的差异这三个因素可以解释所有年份汇总的总收入性别差距的84%；而且，毕业后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随时间变化，职业中断时间的处罚较大，而且呈现非线性的特征。女性的更大的职业中断和更短的工作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与做母亲有关。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为人父母是女性和男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时刻，女性在刚毕业时收入与男性相比差异不大；然而，随着第一个孩子一出生，收入差距就发生了变化，有孩子的女性的收入立即下降，收入的增长速度与男性不同，即使她们受过相同的专业教育。为人父母对收入的负面影响落在母亲身上，而父亲的收入甚至可能会增加。

然而，为人父母为什么会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这样的负面影响？为人父母来自女性的家庭劳动力供给决策，而对职业中断的惩罚则来自劳动力市场。因此，戈尔丁从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入手，探讨了当代劳动力市场为何会对职业中断施加非线性的惩罚。戈尔丁（2014）提出了一个工作灵活性惩罚差异的分析框架，通过工作灵活性来解释为人父母效应。在这一框架中，女性为了应对子女随叫随到的需要而要求工作时间安排足够灵活，由此受到工资处罚；相反男性则因在工作上可以随时待命而获得额外报酬。劳动力市场的许多工作要求员工能够长时间在工作岗位上随时待命，这要求对能够长时间在工作岗位上随时待命的员工给与额外的补偿，这相当于对无法长时间在工作岗位上随时待命的员工施加了非线性惩罚，这是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的必然结果。虽然劳动力市场这种非线性惩罚并非单独针对女性，但是女性在为人父母方面往往比男性承担更大的责任，为人父母使得女性更难以兼顾工作，这导致了女性工作时间减少和职业生涯的中断。戈尔丁通过比较了每个职业的收入按性别均衡与每个职业的男女比例均衡两种情况收入性别差距的变化，将收入性别差距分解为职业内性别收入差距和职业间性别收入差距。利用2010年的美国数据计算的结果发现，剩余的收入性别差距有三分之二来自职业内性别差距，只有三分之一来自职业间性别差距（Goldin，2014）。她还观察了不同行业和职业的工作需求，发现在时间压力较大、与他人接触较多、人际关系较多、决策自由度较高的职业中，员工之间难以相互替代，兼职工作难以实施，收入性别差距较大。

戈尔丁认为可以通过工作设计，提高工作时间安排灵活性以及员工之间的替代性来缩小或消除收入性别差距。戈尔丁和卡茨以药剂师为例，突出了工作灵活性的问题（Goldin和Katz，2016）。在美国，随着医药行业结构的转变——从20世纪60年代一个拥有多家独立零售商、药剂师直接混合药物、药剂师密切了解客户个人细节的行业，转变为现如今一个拥有几家大型连锁店、预混合药物、电脑化处方和保险记录的行业。药剂师职业的可替代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该行业的收入性别差距出现了预料中的变化。1960年药剂师未经调整的女性相对男性收入比例（全职、全年）为0.60；在所有这些制度性变化的影响下，如今已升至0.85。现如今，尽管有孩子的人在收入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但这完全可以用每周工作小时数的差异来解释，总之，药剂师收入是时间的线性函数，减少工作时间没有额外的惩罚。

至此，戈尔丁追溯并分析了1790年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发展演变的全部历程。表1总结了美国不同发展阶段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演变趋势与主要驱动因素。戈尔丁提供了美国不同发展阶段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演变的完整案例。她的研究突破了“性别歧视”的固有思维（格尼茨和李斯特，2015；Goldin和Rouse，2000），更多地从女性对家庭、孩子和工作等各种因素经济考量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发展演变，这是对贝克尔家庭论和歧视经济学的拓展和完善。许多研究证实了戈尔丁的研究结论具有普遍性，例如，女性劳动力参与率U型曲线已被其他工业化国家数据所证实（Olivetti，2014；Goldin，1995）；而使用其他国家的数据对为人父母效应的研究发现，结果发现，尽管影响的程度不同，但是收入性别差距随着孩子的出生而扩大这一模式是一样的（例如，Kleven等，2019）。

（二）家庭与事业平衡百年旅程

回顾戈尔丁的研究可以看出，女性劳动供给决策的最核心问题是要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2021年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戈尔丁综合其数十年对女性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出版了《家庭还是事业：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一书，书中延续了戈尔丁开创的队列分析方法，戈尔丁将19世纪末以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划分为五组（如图3所示），深入剖析了百多年来这五组女性群体在事业与家庭之间的艰难平衡及其代际演变过程（戈尔丁，2023）。

比较这五组女性群体在婚姻、家庭以及子女等方面有着不同的际遇，有助于看清楚当前依然存在的问题。先来看看戈尔丁对这五组女性群体情况的回顾。

第一组：成家或者立业

第一组女性群体出生于1878—1897年，毕业于1900—1920年。这一组女性群体的内部差异是五组群体中是最大的。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规范，这组女性群体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使得她们必须在事业与家庭之间两者选择一个，要么组建了家庭，要么成就了事业。其中有将近一半的女性从未生育过孩子，这些女性中的大部分在某个阶段工作过；另外一半人则生育了孩子，这些女性通常困于家务，很少有人外出就业；只有一小部分女性成就了事业，同时结了婚并生了孩子。

第二组：先工作再成家

第二组女性群体出生于1898—1923年，毕业于1921—1945年。这组女性处在过渡阶段，这组女性开头的部分很像第一组，结婚率低，但是后面的部分却像第三组，结婚率高、孩子多。由于结婚年龄相对较晚，戈尔丁将其归为“先有工作，后有家庭”。这个女性群体经过高中和大学教育，具备一定的劳动技能，而文职部门的扩张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个女性群体中的大部分人结婚前都会工作一段时间，由于当时的社会规范以及大萧条爆发以后限制女性就业的婚姻禁令的出台，女性在婚后通常不再外出工作。

第三组：先成家再工作

第三组女性群体出生于1924—1943年，毕业于1946—1965年。这一组女性的相似度在五种女性中最高，他们有着类似的抱负和成就，结婚早，有孩子的比例高。这种相似性来自某些就业障碍被解除，如婚姻禁令被彻底废除。这组女性群体通常先有家庭，然后才考虑工作。受当时生育浪潮的影响，这一组女性群体中有90%以上都很早就结了婚，而且生育了更多的孩子。她们通常在孩子出生后离开了劳动力市场而专注于家庭事务。而在孩子长大以后，这些已婚妇女重返劳动力市场重返职场，但是因为脱离劳动力市场相当一段时间，缺乏职场所需的相关技能，通常从事兼职或相对简单的工作。这一组女性群体婚姻出现危机的比例也大幅上升，这是由于专门从事家务因而缺乏工作经验，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讨价还价能力。

第四组：先立业再成家

第四组女性群体出生于1944—1957年，毕业于1966—1979年。如前所述，这个女性群体的预期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前一组的女性群体在婚姻、子女以及职业方面的经历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例如前一组女性群体的婚姻危机使得她们明白放弃自己的事业专于家庭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参与劳动力市场预期的提高增加了她们的教育投入，同时避孕药的问题也使得女性可以控制生育的时机，进一步催化了她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并攀登自己选择的职业阶梯。因此，这一代女性群体拥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她们更渴望在经济上更富裕、获得同事的尊重，在工作领域达到更高的职位，许多女性选择了诸如企业高管、医生、律师等报酬和威望较高职业作为其终生事业，而非简单寻找一份工作。

第五组：事业与家庭兼顾

第五组女性群体出生于1958—1978年，毕业于1980—2000年。她们延续了前一组女性群体晚婚晚育的模式，但是与前一组女性群体相比，这一组女性的生育率却出现了大幅的提高。这一组女性群体有着更高的教育程度，其中许多人的教育程度甚至超过了男性的平均教育水平，她们更加渴望兼顾事业与家庭，总体而言她们的事业成功率也有所提高。然而，即便她们的劳动力参与率与男性差不多，职业选择也与男性相似，但这组女性群体在实现事业和家庭兼顾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前面所述的为人父母带来的挑战，她们中的许多人出于照顾年幼子女不得不放弃全职工作转而从事兼职工作。在大学毕业15年后，这个女性群体中约有50%的有孩子的女性仍在从事全职工作；而且即使从事全职工作，她们与男性相比在收入上依然存在着差距。

从以上五组女性群体看，她们在寻求事业与家庭之间平衡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转变。一百多年前，女性必须在事业与家庭之间两者选择其一，无法同时兼顾事业与家庭；现如今，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通常拥有更多的选择，也有更大的机会同时拥有家庭和事业。这个重大的转变折射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女性争取参与劳动力市场和获得收入平等机会的艰难历程。

如今，事业和家庭的兼顾依然是女性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问题来自事业和家庭两端，劳动力市场中许多工作岗位缺乏灵活性，戈尔丁称之为“贪婪的工作”，贪婪的工作要求员工能够长时间在工作岗位上随时待命，同时也给予了额外的补偿；然而，为人父母则要求父母双方有一方需要在家随时待命，在家随时待命的一方只能选择工作时间安排相对灵活的工作，接受相对较低的工资。要兼顾家庭收入和家庭事务，夫妻双方必须进行分工，一方选择工作时间安排灵活性低的工作在工作上随时待命，另一方选择灵活高的工作在家随时待命。在家随时待命的一方在婚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通常而言，社会规范通常将在家待命的责任分配给女性。贪婪的工作也意味着，女性要在更公平的婚姻和更宽裕的婚姻之间进行选择。

问题来自事业和家庭两端，戈尔丁也从这两端下手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戈尔丁提出通过工作结构的设计提供工作时间安排的灵活性，或者说降低灵活性的成本。戈尔丁引用药剂师的例子并与律师的工作进行对比说明了这个问题。与律师相比，药剂师的工作时间更有弹性，药剂师之间具有更强的替代性，药剂师行业的收入性别差距也更小（Goldin和Katz，2016）。另一方面，戈尔丁认为，可以通过社会规范的改变以及减少照料家庭孩子和老人的成本。总而言之，通过这些方式提高女性选择的空间，使得女性能够更好地在事业与家庭、工作与生活之间寻求平衡。

五、总　结

克劳迪娅·戈尔丁挖掘大量历史档案资料，追溯了1790年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距的发展演变历程，厘清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演变的关键事实，揭示了女性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她将严谨的历史叙事和严格的经济分析结合起来，为女性劳动力市场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这有助于人们理解性别差距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以及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平衡所面临的各种障碍。她的学术研究不仅引领了女性经济学和女性经济史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推进和补充了计量经济史、家庭经济学和歧视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她提出的“队列分析法”对劳动力市场代际演进研究方法做出了贡献。

戈尔丁的研究提供了女性劳动力市场问题研究可资借鉴的分析框架。国内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和收入性别差距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戈尔丁发展的分析框架（詹鹏等，2021；孔令文，2018）。她的研究对国内当前许多女性劳动力市场问题也有着直接的启示。例如，随着女大学生比例的提高 ³ ，女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当前我国女性劳动力市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研究者将女大学生就业难归因于性别刻板印象或者性别歧视等因素（徐阳晨，2023）。性别刻板印象或者性别歧视等因素固然存在，但正如戈尔丁有关对家庭和为人父母对女性影响的研究表明的，或许更根本的原因是企业出于对女大学生未来生育的预期的考量而不愿意聘请女大学生，因而政策制定者若想要改善女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应该考虑如何降低或者分担女性生育给企业带来的成本。

此外，戈尔丁的研究突显了经济史的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正如戈尔丁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结果的传统观点的驳斥表明的，许多传统观点揭示了某个历史时段的事实，但是或许囿于狭隘的历史视角，研究的结论可能是某个历史时期的独特条件导致的结果。事实上，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某个独特的样本，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检验（李宝良和郭其友，2019）。许多研究使用横向数据如跨国数据来验证结论的外部有效性，但是，同期的横向数据可能具有相同的独特条件。经济史研究提供了验证结论的外部有效性的纵向数据，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现象的表现。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但是，戈尔丁的研究也并非完美无瑕。首先，戈尔丁的研究缺乏政策制定所需的规范分析，而且她的实证分析涉及的大多是社会结构性变化等变动缓慢的长期因素，例如她关于预期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影响的研究所发现的，预期的改变不会立刻产生整体性影响，只有当改变预期的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变化才会发生，这对亟待出台迅速见效政策的决策者是一个挑战。其次，戈尔丁针对当前仍然存在的性别收入差距的建议也有待商榷。戈尔丁建议通过工作设计使工作时间安排更加灵活、让员工之间更具替代性来解决收入性别差距。但是，可替代性的提高可能导致女性员工在和雇主谈判时处于弱势地位，而且面临随时被替代的风险，其效果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女性劳动力市场的许多问题单凭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和改革是无法解决的，事实上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涉及性别平等以及妇女解放等宏大问题，需要社会改革和制度建设等的配套发展。在这方面，戈尔丁研究的意义在于，她指向了“机会平等”这一现代社会发展原则和理念，未来相关社会改革和制度建设等的配套发展应以“机会平等”为导向。

1这里的“为人父母效应”指的是生育和抚养孩子给父亲、母亲的工作和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通常对母亲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也有文献将parenthood effect翻译为母职效应。

2劳伦斯·卡茨是戈尔丁的丈夫，卡茨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权威之一，曾任克林顿时期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

3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中女性比例超过50%，其中女研究生占全部研究生的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