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当前，大学生创业激励政策不断出台，创业环境也日益完善，但麦可思数据显示，2020年本科生创业率仍旧仅为1.6％，比2017年下滑1.4%。相比之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情调查问卷显示本科生考研比从2017的39%升至2019年的53.7%、出国比也从5.1%升至7.2%。二者对比反映出的问题是，同样是就业替代形式，为何创业与考研呈现出了截然相反的趋势？趋势背离与近年来就业压力攀升是否存在联系？解读上述理论设问是揭示大学生创业内生动力缺失的关键，也对构建新时期下大学生创业动机驱动模型及解读就业压力对创业的影响具有理论参考价值。

有关大学生创业动力缺失的研究大多从外部因素（陈文娟，2015；潘炳超和陆根书，2021）、个体特质（郭志芳等，2013；郭润萍等，2021）及认知调节（李敏和董正英，2014；李爱国和曾宪军，2018）等方面展开。从外部因素看，伴随近年来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情境变化与情景认知调节日益得到学界关注，商业情境（汪昕宇等，2020）、制度情境（韩璐和鲍海君，2021）及文化情境（Bogatyreva等，2019）对个体创业决策的影响均被研究证实。然而，就业市场竞争作为与大学生紧密相关的情境因素，其变化水平对创业决策的冲击作用以及冲击路径至今仍不清晰。生存型创业动机理论认为高就业压力会倒逼创业意愿上升，但是，大量研究证实了这种倒逼效应只反映在教育回报率较低的农村学生或专科生上（靳振忠等，2021），即多数大学生对就业情境变化的应对方式并非转向创业。由于应对方式与个体认知模式（李秀玫等，2021）有关，而个体认知又是社会认知的产物，所以，亟需从社会认知视角重构创业动机模型。但遗憾的是，社会群体性认知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似乎被排除在了现有文献的研究视野之外。然而，近年来考公潮、考研潮的日益热化，无不反映出群体认知正在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社会对教育功能的认知异化在个体决策方面的影响越发突出。为此，本文结合教育场域下社会认知异化来分析认知趋同是如何使“考研”成为大学生应对就业压力的首选，进而挤出创业倾向的。这有助于探索构建社会认知因素整合个体因素和创业情境因素共同作用于创业意愿的分析框架，为近年来大学生创业意愿持续下滑提供了来自社会群体性认知视角的全新解释。

大量文献发现社会实践等外部成长经历有助于塑造自主决策能力和自我意识，进而提升个体创业意愿（李爱国和曾宪军，2018），但对同样能提升自主意识的科研活动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却较少。本文将探索二者联系以引导高校创业教育在课程建设之外实现焦点切换——以科研为抓手实现创业“软”激励，丰富高校创业激励政策工具箱。此外，尽管自我效能感作为重要认知调节因素能使个体产生更积极的情绪反馈和身份认同（Cardon等，2013），从而提高个体创业意愿。但鲜有研究反过来考察高创业倾向能否带来积极的心理溢出效应，即高创业倾向者是否会在其它领域（如学习）产生积极的心理体验。为此，本文以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帮扶度为媒介，检验了高创业意愿与高学习满意度之间的联系，从而将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人格特征、心理韧性等内因及社会支持、社交方式等外因（曲苒和倪晓莉，2020）拓展至创业行为与创业心理层面，从而丰富了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

本文的研究贡献：（1）利用跨年度、跨区域问卷数据刻画了近年来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时间演进图谱，并以弗洛姆的社会认知异化理论为入口，结合教育场域下的社会认知异化——增负式教育竞赛，证明了内部认知趋同与外部就业压力引发的考公、考研潮是挤出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关键驱动力，进而构建了社会认知因素整合个体认知与就业情境因素共同作用于创业意愿的分析框架。（2）高科研参与度带来的隐性知识以及自主决策水平的提升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激励效应，这为改革高校创业教育模式提供了路径参考——未来创业教育在紧抓创业课建设的同时应着重开发以隐性知识培育为主的科研实践训练项目，本结论对丰富高校创业教育工具箱具有政策参考意义。（3）具有高创业意愿的个体会产生更积极的情绪输出——对自我学习状态的满意度更高。由于学习满意度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上述发现丰富了创业教育在大学生心理健康养成中的理论意涵，也拓展了学习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大学生创业意愿演变趋势及预期分析

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高校创业教育资源的配套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何淑贞和龚英翔，2022）。但在政策扶持下，大学生创业意愿近年来却呈现出下行趋势。然而，围绕大学生真实创业意愿的趋势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却非常鲜见。这与缺乏跨年度、跨地域毕业生就业与创业调查数据有关，且现有样本规模较小，对创业者特质的刻画精度往往不足。

现有非横截面调研数据主要涉及以下三类问卷：第一，各高校上报教育部的毕业生初次就业数据，但鲜有文献利用该数据对2015年后的毕业生创业情况展开实证分析。第二，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的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数据库（李秀玫等，2021）。该数据显示：与2015年相比，2020年大学生创业意愿下降幅度达54%，而选择公务员等体制内就业的比例却比2015年上升1.3倍。第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库（祝军和岳昌君，2021）。该数据显示：2021年具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占比从4.6%降至2.8%。上述统计数据与本文使用的“教育部学情问卷数据”非常接近。学情数据表明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占比从2017年的3.6%降低到2019年的2.2%，降幅40%。这也与麦可思《中国大学生就业调查蓝皮书（2021）》发现2020年本科生创业率仅1.6％，比2017年下滑1.4个百分点相一致。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情研究与教学发展协作组”针对三年级本科生发起的“学情问卷”结果显示，无论是按文理分组、性别分组还是城市特征分组，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年度均值和中值均保持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地方类高校2017年度大学生创业意最高，每百人有4.38人倾向创业，而到2019年，人数降至每百人仅有2.44人倾向创业，创业意愿降幅达44%^①。综上可知 , 近年来大学生创业意愿在年度上存在持续性衰减过程，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尽管双创政策不断推进，但大学生创业意愿在年度上却存在显著的衰减趋势。

（二）社会认知趋同、就业压力与大学生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持续下行意味着存在一个与政策动员相反的力量，但究竟是何种力量在发挥作用？现有文献注意到认知因素在创业意愿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李爱国和曾宪军，2018），但对认知的分析多侧重个体层面，缺乏对群体认知，尤其是对群体认知“趋同”的关注，即缺少对同一族群下多数成员共同意识、知觉及性格特征的考察。群体认知在社会维度上的延伸构成了弗洛姆笔下的社会性格^②。社会性格的功能是在特定的社会中锻塑及引导人的能量以保证社会的持续运行，不同的社会结构及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决定着社会性格的内容（艾里希•弗洛姆，2018）。弗洛姆指出社会结构变迁使人在生产和消费中不断异化，自我感的缺失使人选择逃避自由，通过与他人保持一致来重获安全感。这种趋同性在当下中国教育场域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家庭教育目标日渐趋同——继“考大学”后，“考公考研”等趋同性行为近年来日益加强。然而，认知趋同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却鲜有文献探究。

中国早期的社会分层是以政治成分为主（1978—1995），但1995年以后，不同社会人群的收入差距、财产差距、消费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形态逐渐从生产者社会步入消费者社会，此后人们融入社会秩序并获取一席之地的模式是凭借消费能力，而非像生产者社会那样凭借工作身份，“消费选择”代替“工作身份”成为刻画人所在社会阶层的尺度。不断产生消费欲望并快速兑现这些欲望成为消费者社会的固有特征，并带来了社会性格的异化——不妥协原则。人们的欲望被点燃，并总是希望被立即满足。这种立即满足原则也会表现在对教育投入的回报上，并催生家庭教育竞赛。

家庭教育竞赛下，对子女而言，体验到的则是自身的努力作为商品被购买了，自己不再是“努力”这一力量的持有者，而是与这一力量逐渐“疏离”。努力的目的与自身的本性（兴趣、需要）相分离，并被一种交易倾向（回报补偿）所决定，价值感也取决于他能否创造更好的回报——使自己不断胜出并最终获得一份好工作。上述过程导致：（1）子女自我价值感的获得总是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因素，如反复无常的竞争标准和不断升级的竞争对手，这会降低子女的“安全感”。（2） 产生“待价而沽”的异化人格，这会降低子女尊严感。于是，与周围保持一致便成为重启安全感和尊严感的关键，即“求同”是重获归属感、对抗安全感缺失的良药。这一“趋同”原则的重要后果是导致“趣味”和“判断”的齐一化。当下考公考研浪潮、争进体制内等行为决策的齐一化特征恰恰验证了机械趋同的存在^③。而机械趋同对自主意识的弱化会妨碍创业者特质的养成。尤其是当就业压力来临时，安全感的缺失会导致趋同水平上升，考研考公等趋同性选择会更加被普遍采纳，从而挤出了创业倾向。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就业市场竞争压力的上升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具有挤出效应、对考研具有挤入效应。

（三）科研参与度与大学生创业意愿

社会嵌入理论等认为成长经历对个体创业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李卫宁等，2021）。成长经历越丰富，个体成就需要就越高，从而引发更高的创业预期和创业行动。长期的应试教育经历会压制自主性决策的形成，从而对创业产生抑制（李爱国和曾宪军，2018）。缺少社会实践带来的低嵌入会导致大学生因缺乏社会互动而降低独立人格的养成水平（胡娜等，2020），进而影响个体行为决策。同时，低社会嵌入还会降低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潘炳超和陆根书，2021）和社会资本的形成（魏巍和李强，2013），不利于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创业资源的整合。

尽管上述文献分析了参与社会实践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但鲜有文献从科研实践出发考察“科研参与度”对创业意愿养成的作用。科研训练大多以问题为导向，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自主判断能力和自主决策能力为目标。自主性是创业者不可或缺的心理特质，是个体自主抉择、自主设定目标并自主制定执行策略的能力。因此，高科研参与度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存在激发效应：第一，提升自我意识和自主决策能力。科研活动本身是一种创意训练。为发现新问题，参与者需在海量信息和方法中进行筛选和自主学习，并在控制搜寻成本条件下发现新问题、学习新方法和定位新策略。这种探索性学习需要学生自主设定目标、自主计划研究方案、自主实施研究策略并实现学习进程的自我管理与评估。若参与社会或企业实践是通过提高个体信息捕获和信息学习能力来提高个体创业机会敏感性并增强个体自信、自立、创造性和思想自由度的话，那么参与科研实践则是通过自主学习、自主策划及自主实现过程来提升个体自信、自立、创造性思维。第二，促进学习导向型心理特质的形成。高强度和高难度的科研训练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学习导向特质，对个体未来克服创业恐惧将产生积极影响。强学习导向的大学生更愿意持续获取和整合新的知识从而更快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发现新机会进而形成更高的创业意愿（郭润萍等，2021）。第三，通过情境感知促进心理韧性的形成。初次尝试科研的学生，会面临和创业者相似的角色模糊、角色超载和角色不适等“角色压力”问题。科研训练不仅是参与者提升知识储备的过程，也是参与者进行压力管理和压力应对的过程。每次战胜压力都会给参与者获得感，而身心获得感的提升会产生更多的成就意识、帮助参与者提升心理韧性（辛杰和吴创，2015）并提高尝试新事物、从事新职业甚至创业的意愿，即存在如下假设。

假设3：科研参与度对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正影响。

（四）创业意愿与学习满意度

尽管现有文献发现创业意愿能借助自我效能感（李爱国和曾宪军，2018）和身份认同感（谢雅萍和陈小燕，2014）来产生积极情绪，但鲜有文献关注高创业意愿下的积极情绪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如呈现出更高的学习满意度。

第一，情绪调节。高创业意愿个体通常敢于尝试失败，并将失败作为经验。当其暴露于外部环境变化或行动不及预期所产生的负面情境时，会积极地通过情绪调节来应对情境变化引发的心理波动、如通过情境修正、注意力分配、认知重评等情绪调节策略（Gross，2015）而这种锻炼而成的情绪调节能力会使其更容易产生较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Webb等，2012）。第二，创业激情。创业意愿越高，越会激发具有创业意愿的个体产生创业激情（Cardon等，2013），而富有创业激情的人通常具有更积极的情绪体验，这种积极情绪体验来源于创业激情中蕴含的高成就预期和身份认同（Vallerand等，2010），且这一积极情绪对高学习导向群体还具有传染效应，从而加速积极情绪的外化，导致创业者对外部世界的满意度更高。第三，自我效能感。一方面，高自我效能感往往伴随更高的幸福感，因为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意味着在面对困难时更不容易退缩、更加自信，这种情绪唤醒能通过增强学生在挫折中的自信心和意志力使学生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时更容易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创业实践中获得经验感知会提升自我效能、产生的同伴效应会强化身份认同，而高身份认同能降低负面情绪、化解焦虑，从而提高自我效能感（陈建安等，2019）。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创业意愿越强的个体，对学校、专业及整体受教育经历的满意度越高。

除“心理传导”因素外，来自真实世界的社交互动、创业学习等真实行动也会借助“帮扶过程”间接提高学习满意度。换言之，本文预期：那些具有高创业意愿的个体之所以有更高的学习满意度，并非仅仅源于高创业倾向会推进认知重评、身份认同及自我效能感，而是由于具有高创业意愿的群体会更多参与社会学习并接受“帮扶”，从而获得能力提升，该过程会引发积极的心理反馈和情绪外化，从而导致更高的学习满意度。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b。

假设4b：创业意愿的提升会借助外部实践过程所获得的“帮扶”间接推动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和积极性情绪的外化，从而带来更高的学习满意度。

三、实证设计

（一）模型设计

1.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年度演变趋势检验

为检验2017—2019年大学生创业意愿是否在年度层面呈现出持续下滑趋势。本文借助混合截面回归构建了模型（1），考察重点是两个年度虚拟变量（Year₂₀₁₈和Year₂₀₁₉）对创业意愿的影响。

模型（1）中，因变量BV_Ratio_i,t代表大学生创业意愿。核心观测变量为Year₂₀₁₈和Year₂₀₁₉，若样本问卷年度为2018年，则Year₂₀₁₈=1，若问卷年度为2019年，则Year₂₀₁₉=1。控制变量引入了与创业倾向有关的个体心理及行为特征因素，如：专业满意度（Prof_Satis）、专业指导质量（Prof_Help）、专业认知度（Prof_Recog）、在校教育经历满意度（Process_Satis）、团队协作能力（Cooperation）、自主学习策略（Autognosis）及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引入依据如下：（1）专业满意度和在校受教育经历满意度能反映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水平，而高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愿具有正影响（方卓和张秀娥，2016）。（2）由师生互动水平所刻画的专业指导质量越高，越能使学生产生“经验感知”和“隐性知识”，从而提升个体创业能力（许昆鹏，2019）。（3）团队协作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社会支持能力，良好的沟通有助于改善个体人际关系，这些都将正向影响创业意愿（胡娜等，2020）。（4）专业认知度对大学生是否读研存在显著影响（章志敏和王雪梅，2014），因此会加大对创业意愿的“挤出”。（5）自主学习策略能刻画个体自主性强弱，而创业正是自主性目标设定、价值探寻和策略实施的过程（Garcia和Pintrich，1996）。

2. 就业压力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挤出效应检验

模型（2）和（3）验证假设2。若H2成立，预期（2）中就业压力（EMP_Press）的回归系数α₁为负，即就业压力对创业意愿存在挤出，而模型（3）中就业压力（EMP_Press）对考研（Domes）和出国（Abroad）意愿的回归系数α₁为正，即就业压力上升会挤入考研或出国意愿。

考研、出国倾向与学习能力及教学质量有关，故模型2和3除了控制模型1中的专业满意度（Prof_Sat）、专业指导质量（Prof_Help）、专业认知度（Prof_Recog）、在校教育经历满意度（Process_Sat）、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外，还控制了与学习能力和教学质量评价有关的因素，如：专业知识获取度（Knowledge）、课程设置认可度（Course）、深入分析能力（Deep_Analysis）、教师教学质量评价（Teaching）、教学反馈认可度（Feedback）、对在校期间专业学术支持评价度（Paper_Supp）、学校满意度（College_Sat）。上述变量具体定义可参见变量定义表（表1）。

3. 科研参与度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检验

为检验科研参与度与创业意愿的关系，本文构建了模型（4），并预期ɑ₁显著为正。

模型（4）中，Exam_Champ为“是否积极参与科研与学科竞赛”这一问卷项的打分值。 $\displaystyle\sum Controls$ 包括Emp_Press、Knowledge、Course、Prof_Help、College_Sat、Process_Sat等。

4. 创业意愿与学习满意度的关系和传导机制检验

模型（5）用于验证假设4a。出于对比目的，构建了模型（6）来考察了“无明确发展目标”（No_Idea）对学习满意度的影响。鉴于因变量为满意度，故模型（5）和（6）控制了与个体学习能力、认知能力及教学质量评价有关的主观性因素。预期创业意愿（BV_Ratio）对学习满意度应有正影响（ɑ₁>0），无明确发展目标（No_Idea）对学习满意度应有显著负影响（β₁<0）。

为验证高创业意愿个体会因获得更多的外部“帮扶”而外化出更高的满意度（H4b），本文构建了模型（7）—（9）。其中，Channel代表两个中介变量——专业指导质量（Prof_Help）和学术学术支持水平（Paper_Supp），控制变量同模型（5）。若H4b成立，则系数ɑ₁、β₁、γ₁、γ₂应满足中介效应检验条件——β₁和γ₂应显著为正，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或部分中介。

（二）样本来源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财经教育分会“学情调查协作组”于2017年发起了一项针对财经类院校的本科生“学情”调查活动。学情问卷旨在了解学生大学期间对学校教育环境感知、受到的挑战与激励、个体的努力程度以及成长与收获，其中有关毕业生毕业选择的问卷项涉及个体创业意愿。问卷覆盖29所院校、60个专业的10.83万个有效被访者，本文涉及的样本周期为2017—2019年。

（三）描述性统计

表2是以专业为单位对各主要变量进行平均化处理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1）专业学术支持评价度、课程设置认可度较低，表明大学课程改革仍有较大空间。（2）深入分析能力自评得分较低，说明强化独立分析能力仍是教育改革的关键。（3）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活动的平均倾向并不低，46%的学生参与各类竞赛，这为以科研训练为导向改革创业教育模式提供路径支持。

其次，本文统计了各年度大学生毕业选择倾向的占比结构。结果显示：（1）2017至2019年，大学生自主创业意愿确实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从3.6%降至2.2%。（2）同期国内读研倾向显著上升，从39%升至53.7%，升幅接近40%。国外深造倾向也明显呈现上升态势，从5.1%升至7.2%。这为假设2出国和读研倾向对创业意愿可能存在挤出提供了统计支持。最后，本文还在统计层面分年度比较了不同毕业选择倾向下大学生在学习满意度方面的差异。因篇幅限制，不再对具体满意度选项及其数值分布特征进行表格式列示（但留存备索），现仅对主要比较性结论总结如下：（1）更具创业意愿的个体（自主创业类），对大学阶段受教育经历的整体评价度在每个年度下均高于直接工作及目标缺失类群体。（2）创业意愿越高，持“很好”评价的比例在四类分组中始终是最高的（各年度均如此）。这为文章假设4，即高创业意愿群体往往具有更高的外部评价满意度，提供了统计支持。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年度演变趋势检验

表3中，重点观察对象是Year₂₀₁₉和Year₂₀₁₉的系数，二者代表了以2017年为基准年度时，2018年和2019年作为年度时点冲击对大学生创业意愿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牵引作用，换言之，尽管伴随了双创政策的推进，但大学生创业意愿反而在年度上呈现下降趋势，这与表1在统计层面得到的下降结论相吻合，也证明了近年来大学生创业意愿在年度演变上确实存在与政策动员方向相背离的趋势特征（假设1成立）。

（二）就业压力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挤出效应检验

表4列（1）和（2）表明：就业压力的提升确实对创业意愿构成“挤出”，而对考研构成“挤入”，从而验证了假设2的预期。同时，列（3）表明：尽管就业压力对国内深造构成挤入，但对出国深造倾向却没有产生显著挤入，这与出国深造决策大多在很早阶段便已完成规划，受毕业阶段就业市场冲击较少有关。以上结果说明：研究生教育越来越得到社会认可和追捧，而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对经济增长也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在国家推进“双创”政策的同时，教育部门也应辩证地认识大学生通过“非创业渠道”（国内深造、海外留学）来应对就业市场压力的理性和必然性，适当引导而不是盲目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是当前大学及教育管理部门应达成的共识。

（三）科研参与度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检验

表5表明：科研参与倾向每提升10%，大学生创业意愿会提升1.3%。这与假设3预期一致，说明科研训练在启发自主性思维决策、提高个体学习导向和不惧风险的心理特质方面与参与创业实践活动的功能相似，意味着激励大学生创业的形式可以更加多元化，创业教育应更侧重个体心理特质的培育和情境应对能力的提升方面，而不是形式化的创业课程。

（四）创业意愿与学习满意度的关系和传导机制检验

表6表明：创业意愿越高，对大学受教育经历的满意度（第1列）和对学校的满意度（第3列）越上升。相反，无明确目标的倾向性越高，对上述两类评价的满意度（第2/4列）则会越低。这与假设4a预期完全一致。假设4b力争证明高创业意愿对满意度的提升机制并非仅仅源于心理因素，还会源于非心理性因素（如行动上的帮扶）。于是，在以专业指导质量（ Prof_Help）或学术支持度（Paper_Supp ）作为帮扶的代理变量后，构建了以帮扶为中介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证明了假设4b的合理性，即无论是以专业辅导（Panel A）还是以学术支持（Panel B）为中介，中介效应均显著成立。Sobel检验显示：前者为部分中介，后者为完全中介。综合表6和表7结果可知，假设4a与4b成立。

五、稳健性检验

学情问卷以学习投入和学习效果评价问卷重点，缺少对家庭特征、心理特征、社交特征的关注。但创业意愿恰恰与个体心理、行为及家庭特征紧密相连。为弥补这一不足，作者重新设计针对本科生的访谈问卷，投放512份，最终得到有效样本485份，用其进行小样本下的稳健性检验，观察研究结论在控制学习投入之外的心理及家庭特征后是否依然成立。

（一）就业压力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挤出效应检验

多元Logit模型（10）意在考察就业压力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读研或出国”相对“创业”是胜算比会提高多少？胜算比越高，说明“挤出”效应越大，从而为假设2提供更好的稳健性。

上式中，因变量为毕业选择Choice，包括体制内就业、体制外就业、读研或出国、创业、不确定五个选项，其中“创业”被设定为基线选择；自变量为就业压力Emp，其系数γ₁刻画的是就业压力每上升一个单位，各毕业选择相对“创业”的胜算比将增加exp(γ₁)个单位。由于胜算比不易被解释，故表8系数栏报告的是“相对风险比”（relative-risk ratios, rrr），即倾向于其它就业出路的概率与基准选择（创业）的概率的比值。若某个选择对创业的概率比大于1，说明伴随就业压力上升学生会更偏好该选择。实证结果方面，预期出国和读研的胜算比大于1，从而说明挤出效应成立。控制变量上，模型（10）依次加入了性别、政治面貌、成绩压力、努力程度、社会资本、家庭经济状况、职业发展焦虑、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是否体制内、创业竞赛经历、情感支持等因素。由于篇幅限制，表8仅列示了显著度高于10%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完整结果留存备索。

根据表8列（3）可知，就业压力每上升一个等级（1级：无压力；2级：压力较小；3级：有压力但可以调节；4级：压力较大难以自我调节），选择考研或出国的相对风险比（和选择创业相比）提升2.03倍，说明就业压力的提高会导致更多的学生选择考研和出国，而不是去选择创业，这一结果证明了挤出效应成立，即假设2具有一定稳健性。

（二）创业意愿对学习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检验

为验证创业意愿对个体内在和外在满意度的影响（假设4a），本文进一步构建了模型（11）。

上式中，因变量Selfconf| Selfvalue | SchoolSat分别代表个体自信水平、自我评价满意度及对学校的满意度。核心解释变量为创业意愿（Inno），以“是否参与过创业实践”来代理。控制变量方面，模型（11）较模型（10）增加了年级（Grade）、自制力（ Selfcont）、信息焦虑度（Drift）。因为：主动性人格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影响（蔡地等，2020），而年龄增长会提升个体主动性人格；自制力越高的个体越能发挥自我效能感在降低焦虑情绪方面的积极作用（张文娜等，2021）；课堂行为偏移（刷微博、刷抖音）是信息焦虑的表现，会加重个体抑郁水平从而降低积极情绪的外化（袁静和李柯，2020）。预期假设4若成立则 γ₁应为正。模型（11）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表9结果表明：创业意愿越高的个体，其自信水平、自我评价满意度以及对学校的满意度都比低创业意愿个体呈现出更高的水平，这再次与假设4a的逻辑预期吻合。

为证明假设4b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构建了因果中介效应检验模型（12），具体如下所示。

模型（12-a）中，Enthelp为代表“帮扶水平”，即学生是否在创业实践中得到外界帮助（虚拟变量），对应问卷中“是否在创业实践中获得有效帮助”问卷项，若选“是”，则Enthelp=1，否则为0。模型（12-b）中，Selfvalue为自我评价满意度，Inno和Enthelp分别代表解释变量创业意愿和中介变量帮扶水平。若假设4b成立，则ψ₁和γ₂均应为正，即具有更高创业意愿的个体会更有可能得到来自创业实践过程的帮扶，并借助这一积极互动过程外显出更高的满意度水平。模型（12-a）和模型（12-b）控制变量同模型（11），不再赘述。具体估计结果如表10所示。

其中，列（1）表明创业意愿越高的个体，外部帮扶水平（Enthelp）越高。列（2）表明得到帮扶越多的个体，自我评价满意度也越高（假设4b成立）。平均因果中介效应（ACME）为0.048，即参与创业实践能带来约5%的自我满意度提升，中介效应占比为11.96%。

（三）科研参与度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检验

前文证明了科研参与度对创业意愿存在显著影响，然而这一影响是否“重要”？若是重要因素，则假设3将得到支持。为此，本节将根据BIC准则，对影响创业意愿的众多影响因素进行“BIC过滤”，以识别科研参与度是否是“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识别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表明：核心因素（Core Factors）包括7项，专业指导质量、就业压力、专业知识获取度位列重要因素的前三，而科研参与度（Exam_Champ）也被保留在核心因素中。这不仅再次证明假设3成立，还说明科研参与度在激励创业意愿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不可忽视。

六、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大学生是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然而，其创业意愿在时间维度上的演变趋势却因缺乏跨年度、跨区域样本数据而难以被准确观察，尤其是2016年后的演变趋势至今未见文献加以刻画。为此，本文首先借助教育部学情问卷补充了相关特征事实分析，并结合面板数据年度效应检验刻画了近年来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时变趋势，弥补了上述研究不足。其次，借鉴弗洛姆对社会性格异化的分析，在“个体认知”因素之外探索了“社会认知”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即从社会认知异化出发，分析了创业意愿持续下滑背后的“社会性”成因，并以教育场域下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是如何在欲望即时满足原则下异化为增负式家庭教育竞赛的为例，分析了社会认知异化对大学生考公、考研等趋同性行为的加剧作用，从而以社会认知异化为视角解释了创业意愿快速下滑背后的动因。上述将社会认知异化纳入创业动机分析过程并构建社会认知因素整合个体因素和创业情境因素共同作用于创业意愿的分析框架是本文创新所在。最后，文章进一步探索了科研参与度与创业意愿之间的联系，发现高科研参与度不仅有利于学习能力的提升，还会通过强化自主性决策和学习导向特质激励大学生创业意愿，而创业意愿的提升又会通过改善自我效能推动了个体积极情绪的外显，从而使个体呈现出更高的学习满意度。前者丰富了高校创业激励政策工具箱——从单一的创业课程建设过渡到通过科研激励提高学生自主意识和自我决策力等创业者特质，后者挖掘了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养成的理论意涵。

（二）政策启示

第一，由于科研训练能通过提升自主决策和压力管理能力来激发创业意愿，因此对高校而言，意味着激励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形式未来应更加多元化，创业教育的核心应是更关注个体社会认知和心理韧性的养成，而非快速上线形式化的创业课程，即教育导向应在厚积薄发，不可一蹴而就。第二，创业意愿的提升以及在创业实践中得到的帮扶水平的上升都会提升个体认知及情绪的外显水平。因此，在评价高校大创教育的效果方面，应对学生认知调节能力、情境管理能力和自主决策能力进行提升效果评估。换言之，创业本身的成败是第二性的，而通过参与过程提升经验感知和帮扶过程提升自我效能，让学生形成完善的人格和更高的效能感，才是当下创业教育的“锚”之所在，以此为导向改革创业教育的评价机制，也是未来完善高校创业教育导向的关键。第三，在增负式家庭教育竞赛下，考公、考研等替代性选择作为社会浪潮有其深厚的社会学内涵并难以短期扭转，因此激励大学生创业应首先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完善高等教育结构（补齐职业教育短板），合理构建舆论导向，避免社会认知异化引发的成绩攀比和教育内卷。第四，由于成绩压力、努力程度和自制力对自我效能感都有显著影响，而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又是创业意愿持续存在的重要动力。因此，推进创业教育应考虑出台一系列以“合理减负、兴趣式学习、自制力培养”为目标的配套性改革政策，即通过强调协调发展提升大学生创业意愿。

（三）不足与展望

学情调查以学生主观打分的形式进行，因此在创业倾向等指标的度量上，不排除存在主观偏差，这也是为何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重新通过访谈来确认数据真实性的原因，也是稳健性估计中利用专业“均值”进行BIC过滤的原因。完善研究数据的客观性、真实性是今后可改进之处。在评价创业实践对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方面，由于被访谈的对象均是在校学生，因此，大部分是没有真实进行脱产创业的，故访谈内容只能针对“是否参与创业实践”（包括创业竞赛）展开。然而，参与创业“实践”和真实创业之间仍有一定距离，所以，完善后续跟踪性调研，并进一步考察真实创业行为对创业者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是未来重要拓展方向。

① 后文表2给出了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因篇幅限制，分类别统计数据留存备索。

② 社会性格是某一文化中，大多数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结构的核心。社会性格依附于群体生活，是在群体生活中形成并在多数群体成员那里得到体现的性格特点，它作为一种共性隐藏在个人人格深处，成为对人格起作用的深层力量。

③ 毕业生考研人数占比从2017的39%升至2019年的53.7%、出国比例也从5.1%升至7.2%。

④ 问卷题项为“你是否会在上课时关注微博、抖音、朋友圈等媒体类信息？”，对应选项包括：1.非常频繁；2. 一般关注；3. 偶尔关注；4. 从不关注。各选项所对应的变量取值分别为1-4。本变量主要刻画课堂学习偏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