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第45卷第5期
2.中山大学 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2.Family Business Research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融入全球价值链为我国家族企业提供了获取知识、市场和其他具有竞争性价值资源的机会（李新春等，2020）。然而，国际经济形式的复杂多变和新冠疫情的反复加速了全球价值链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重新分工和布局调整，无形之中对我国家族企业形成了“双向挤压”。由于我国家族企业往往是以“中低端嵌入”的形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中，更容易受到价值链主导企业（发达经济体企业）权力地位和技术的制约，陷入“中低端锁定”的困境。如何突破“低端锁定”，降低对价值链上发达经济体主导企业的依赖从而掌握主动权，这可能是我国家族企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突破口。为此，我国提出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战略，这就要求我国家族企业需要有更高且长远的战略眼光，既要注重国内市场需求驱动自主创新，更要重视以国际市场驱动价值创造的全球战略（林东云和叶洁纯，2022）。正如陈晓红等（2022）、蔡莉等（2021）认为，企业只有依靠创新驱动的国际创业战略实现全球资源的整合和配置，才能重塑全新的竞争力与竞争优势。因此，研究我国家族企业如何借助国际创业战略突破价值链“中低端锁定”困境对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虽然家族企业国际化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也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侧重于从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集中关注了家族企业国际化，并过分强调了家族企业的保守性和传统性，对国际创业的关注相对不足（Arregle等，2021）。国际创业指的是通过跨国界活动来发现、创造、评估和探索机会，并创造未来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过程（Oviatt和McDougall，2005）。不容忽视的是，家族企业作为逐利的经济人，也会以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作为决策参考点，其战略选择具有长期导向和风险承担性，有着为利益相关者实现新价值创造的可能性（Zahra，2003）。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正在经历适应、成功、成长，不断地更新创造价值重大战略，这些都是企业愿意承担风险的重要标志（De Massis等，2015；Zahra，2022）。因此，国际创业，作为一种积极的国际化战略，意味着家族企业能够主动承担创业风险，以更多的耐心资本去识别和利用更广泛的新机会，从现有资源中创造性地创造出更多新的技术和市场替代品，增强合作伙伴间的信任并深度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建构自主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以期重塑新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Zahra，2003）。
第二，现有研究普遍基于制度理论或资源依赖理论集中关注了家族企业通过出口的国际化方式获取关键资源实现创新追赶的作用，并认为通过制度逃离或适应等战略能够增强或减弱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却忽视了家族企业国际创业对降低价值链依赖可能存在的作用（Hafner，2021；肖宵等，2021)。家族企业将国际化扩张作为跳板的真实动机在于：在全球范围实施前瞻性的创业布局，主动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机会并快速整合战略资源，建构自主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以期突破单一市场或技术的依赖。因此，研究家族企业国际创业并探讨其突破全球价值链依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Arregle等，2021；Riar等，2022；Zahra，2022）。与此同时，家族企业的所有权以及国内市场竞争力对国际创业与价值链依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对此仍然知之甚少。家族企业的管理者普遍重视家族化管理和控制，家族所有权能够确保资源的配置，并在战略制定和执行过程带来最小的代理问题，而国内市场竞争力则为家族企业从事国际创业活动提供了资源储备和管理能力的保障。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揭示家族企业国际创业突破价值链依赖的作用机理。主要围绕以下三个议题展开：首先，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剖析了我国家族企业的价值链依赖结构，并将价值链依赖结构解构为技术资源依赖和市场资源依赖。其次，探明家族企业国际创业突破价值链依赖的作用机理。最后，从家族所有权和国内市场竞争力等因素探讨国际创业对降低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所产生的边界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家族企业价值链依赖结构与国际化
1. 家族企业价值链依赖结构
资源依赖理论阐述了组织与外部环境的重要关系。该理论指出，任何组织的生存，均需要想方设法从外部环境中获取所需的资源，但这些资源可能被外部环境的其他组织所掌握。当交易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依赖时，权力也随之产生，依赖程度越高，被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强，反之亦然（Pfeffer和Salancik，1978）。当新兴经济体被纳入到发达经济体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时，由于发达国家主导企业凭借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管理经验、品牌优势、信息渠道、市场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把持着价值链中的价值增值分配，新兴经济体企业与这些主导企业存在较大的差距，只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并对其产生了较强的依赖（徐奇渊和东艳，2022）。这种依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创新能力较弱，新兴经济体在价值链体系中不得不在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产品上依赖这些主导企业，形成较强的技术依赖。第二，由于新兴经济体缺乏强大的品牌、先发制人的分销渠道和有关最终用户的市场信息，迫使其不得不在市场和渠道上依赖这些主导企业，形成市场依赖（Christensen和 Bower，1996；谢瑜等，2017）。
家族企业作为我国“走出去”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力量（张瑾华等，2014；王扬眉等，2019；李新春等，2020），对全球价值链更容易产生依赖。这是因为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相比处于不对称的弱势地位，资源匮乏、资源控制权和合法性的缺失使得他们需要依赖与外部组织进行交换，获取所需的资源（张瑾华等，2014；李新春等，2020）。虽然我国家族企业积极地加入到了全球价值链，成功突破国内市场的资源和制度约束，并依赖比较优势获得了快速成长和发展。但是，在参与国际分工时，在全球价值链又面临着权力优势严重失衡的情况，家族企业与主导企业之间的不对称依赖关系，无形之中制约了家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国内很多家族企业大而不强，还没有突破价值链上弱势定位的桎梏。他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缺乏产业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话语权，同时与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间存在着严重的权力地位不对称。因此，如何打破这种权力地位的不平等性，降低对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的依赖成为家族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
家族企业国际化问题一直是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国际化经营是企业获取关键资源以减少竞争劣势和实现创新追赶的重要途径（De-Massis等，2018）。现有研究集中关注了家族企业通过出口的国际化方式获取关键资源实现创新追赶的作用，忽视了家族企业国际创业对降低价值链依赖可能存在的作用（李新春和肖宵，2017；Hafner，2021）。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可以主动采取策略来管理他们的相互依赖性关系。正如Pfeffer和Salancik（1978）指出，企业要采取有效战略行动对这些资源提供者进行管理和约束，提升自身控制权力以摆脱外部依赖，如可以采取产品或功能升级、企业间联盟合作、国际并购等行动，通过聚焦研发管理和市场服务来帮助企业增加竞争力，增强企业在价值链的控制力从而缓解自身对外部资源的依赖（Xing等，2019）。因此，本文认为国际创业是家族企业打破这种权力地位的不平等性，降低对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依赖的重要途径和战略，原因在于：一是，国际创业作为家族企业的一项积极的国际活动，在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让家族企业能够发现并寻求更广泛的机会，从现有资源中创造性地创造新的技术和市场替代品并发现高效的资源整合方式（Sciascia等，2015；Zahra，2022）。二是，通过国际创业活动，家族企业进入到更多的东道国市场，更能深度嵌入到某一个东道国市场，与更多合作伙伴建立深度嵌入的合作关系（Zahra，2018；Debellis等，2021)），进而克服了政治力量造成的进入障碍（Colli等，2013；Zahra，2020），有效降低对单一市场或合作伙伴的依赖。总的来说，通过国际创业，国内家族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和整合更多互补性技术、知识、资源，实现从引进学习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从而实现全球资源有效配置以减少对单一技术资源的集中型依赖，加速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增强自身相对权力（Pfeffer和Salancik，1978；Birnbaum，1985；Ji等，2019）。
（二）假设提出
1. 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价值链“双依赖”降低
国际创业指的是通过跨国界活动来发现、创造、评估和探索机会，并创造未来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过程（Oviatt和McDougall，2005）。现有关于国际创业的定量研究中，大多是从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范围和程度三个维度分别进行的（Zahra和George，2002；Zahra，2003；Sciascia等，2015；Schwens等，2018），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国际化程度、范围和速度出发在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价值链“双依赖”降低的逻辑视角进行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国际化程度与价值链依赖性降低。Teng（2007）、Xia和Liu（2017）指出，从事国际创业的公司大多重视外部知识的获取，因为这有助于填补其技术创新的资源缺口，并通过自身创新能力提升来减少其与价值链主导企业的技术距离，克服或避免外部约束，降低对外部的技术依赖性。一般而言，在国际创业过程中，企业国际化程度越高，对价值链主导企业的资源依赖程度就越低。其原因在于：（1）国际化作为知识学习和积累的过程，知识程度的增加不仅可以帮助家族企业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技术（Xu等，2017），而且还能帮助家族企业学习并获取许多难以模仿的隐性知识，增加企业技术与知识存量，实现从引入学习到自主创新的转变。（2）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家族企业与东道国客户、供应商、研发机构能够开展更为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互信，建立持久稳定的联系（Schwens等，2018）。Buciuni和Mola（2014）指出，深化与当地企业之间的互动、建立基于互信的稳定联系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创新体系对外封闭和技术对外限制等歧视待遇，从而提高知识与技术信息的学习和利用效率。（3）通过国际化方式进入其他市场有助于缓解当前市场主导企业的限制。McDougall和Oviatt （2000）认为，通过国际化渠道寻求新的市场平台，并将内部资源和核心竞争力转移到国际市场，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额外收入。（4）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增加，家族企业更便于获取东道国市场上需求、竞争和政策方面的信息，以降低自身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Xiao等，2021），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经营成本来获得更大规模的客户基础以突破价值链主导企业对市场权力和信息的垄断（Fernhaber，2013）。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家族企业可以将国际创业当作是破除市场依赖的重要手段和策略（Park等，2002）。
国际化范围与价值链依赖性降低。国际化范围的扩大可以为家族企业带来经济规模效应和多样化效应以降低自身对价值链上主导企业的技术和市场依赖。国际化范围的扩大能够帮助家族企业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上获得更多技术知识学习渠道。这些渠道或广泛的国际经营网络有助于家族企业了解和掌握行业前沿的创新信息，及时跟踪行业内领先技术领域的关键信息和研发进展情况，并对未来技术市场需求形成科学预判（Wu等，2016），增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局部领域的技术突破和超越。家族企业还可以根据有关信息开展探索性创新活动，拓展现有产品能力，加强对关键资源和能力的控制，增强自身在价值链中的相对权力地位（Voss等，2008），从而减缓对现有主导企业的技术依赖，实现产业的快速升级和转型。与此同时，国际经营范围的拓展有助于家族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和使用多样化的异质性创新资源，重构全球价值链。如家族企业可以利用自身比较优势或异质性创新资源在不同的东道国开展国际创业活动，在资源互补基础上，降低自身研发成本，提升对东道国技术学习的效率（Wen和Zheng，2020），不断获得有价值的、罕见的、不可替代的技术知识控制权，减少对价值链上主导企业的技术依赖（Nair等，2011）。此外，国际化范围的扩大为家族企业提供了从多个市场获得新的、多样化的思想和外部知识库的机会，激发自身更多的创新产出（Du等，2020），从而抵消价值链上主导企业的权力优势（Tao等，2022）。当然，国际化范围的扩大还可以帮助家族企业获得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既能够分散国际化的风险，改善其成本结构，获得稳定的公司收入流（Xiao等，2021），又能够帮助其融入更大的价值链网络，获得更多的市场群体，以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降低了他们对单一价值链主导企业的市场依赖（Zorzini等，2015）。
国际化速度与价值链依赖性降低。国际化的快慢直接影响到新兴经济体家族企业获取和利用更广泛的资源知识池的速度，进而更快地克服创新资源和知识稀缺的限制，降低依赖性。较高的国际化速度，意味着家族企业在海外市场能够快速且有效地实施投资并购，在前沿技术和市场进行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产业布局，更及时地把握东道国的新兴市场机会，利用东道国新创企业“天生弱性”所赋予的机会克服外来者劣势，快速吸收新的知识和技能及关键的信息和市场情报（Criaco 等, 2021），实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建构自主全球价值链的转变。其次，国际化速度越快，家族企业在单位时间内可以进入更多的外国市场，可以在更广范围内了解外国市场的技术、文化和商业环境，从而在较短时间内提高自身的知识基础和能力（Sapienza等，2006），实现自主创新。因此，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和竞争对手，家族企业通过主动且快速地搜索、获取及掌握行业内国际技术创新的发展动态，依靠学习引进到自身学习能力提高填补技术空缺、提升技术优势，缩小与国际同行的技术差距，从而降低对价值链上主导企业的技术依赖。此外，国际化速度的提升要求企业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如何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来灵活地调整适应国际市场要求的惯例和程序，以更快的速度识别和开发出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扩大企业经营市场（Zahra，2020）。这对于家族企业降低现有价值链主导企业的市场依赖是大有裨益的。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家族企业能够通过国际创业的方式来降低其对价值链中主导企业的市场依赖程度。
H1b：家族企业能够通过国际创业的方式来降低其对价值链中主导企业的技术依赖程度。
2. 家族所有权的调节
由于国际创业本身是一项风险很大的战略举措，在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收益，甚至会造成社会情感财富的短期流失。在家族企业国际创业的过程中，家族所有权则在其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Sciascia等（2015）的研究表明，在所有权较高的家族企业中，由于利他主义行为的存在，如果家族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创业来扩大市场基础，创造增长动力，即使在感知到风险很高的情况下，家族企业也会采用此策略。其次，在家族所有权较高的企业里，追求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会驱使家族更愿意着眼于家业长青、家族声誉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发展来思考家族企业的长期成长，更容易理解国际创业的重要性，从而提升国际创业的意愿（Carnes和Ireland，2013；De Massis等，2016；Chirico等，2022)。最后，较高的家族所有权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和资源分配投机性，实现快速决策，确保企业有充足资源投入到国际创业之中（Lodh等，2014；Ashwin等，2015）。因此，家族企业为了实现可持续成长的愿景和使命，他们会倾向选择承担风险，采取国际创业活动，积极地在海外开展前沿技术和进行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产业布局，建构自主的全球价值链。此时，高家族所有权反而更能有利于价值的创造，即家族所有权可能会强化家族企业国际创业对降低价值链主导企业市场和技术依赖的影响，理由如下：
第一，国际市场的创业机会通常转瞬即逝，往往需要企业具备快速响应能力和决策流程对国际机会进行识别与开发。高水平的家族所有权，意味着家族对企业运营和战略选择具有强有力的控制，集中的所有权使得决策更具有一致性并能够以更有效和迅速的速度进行，更有利于家族企业在国际创业过程中整合资源以便开发转瞬即逝的机会（Dou等，2019）。第二，高水平的家族所有权更能触发家族管理者趋向长期导向开展国际创业，实现家族全新价值的创造。具有长期导向的家族管理者通常能以管家身份且以包容且积极的态度参与企业管理（Uhlaner等，2015），雇佣海外市场掌握先进技术的高素质人才，与海外市场的供应商、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形成持久稳定的联系，推动企业快速获取目前急需的技术，为国际市场的长足发展提供动力支持（Zellweger等，2019）；第三，具有高水平家族所有权的企业，通常意味着在资源供应方面具有相对优势，高水平家族所有权的企业，自身较为充足的资金或通过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的多样化关系获得决策所需信息和知识资源（Miller等，2007）。也就是说，家族所有权赋能的资源供给使得企业管理者能够快速地识别和利用可促进企业成长的机会，为家族企业突破对发达经济体主导的价值链依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更有利于家族企业打开范围更广的国际市场和提升技术优势以缩小与国际同行的技术差距。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家族所有权会强化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市场依赖程度之间的负向关系。
H2b：家族所有权会强化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技术依赖程度之间的负向关系。
3. 市场竞争力的调节
市场竞争力是指企业所面临行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Kale和Loon，2011），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资源可获取性和受到竞争者约束的程度。尽管单纯地以OEM代工模式能够加入由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主导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但是在技术和市场的后发劣势使得家族企业面临着许多制度/资源约束和制度障碍，生存和发展空间有限，导致了他们缺乏了与跨国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为此，新兴经济体家族企业通常会将国际扩张作为跳板，通过国际创业的方式，充分利用当前过剩的资源并搜寻到新的资源来确保关键资源、先进技术、管理知识的获取应对当前市场上所面临的挑战进而降低对跨国企业价值链的依赖（Xu等，2020）。
首先，在国际创业过程中，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企业在国内市场具有较高的议价能力使得预期的现金流和回报变得更加确定，为家族企业国际创业活动的开展建立了必要的资源储备（Fernhaber，2013）。这些来自国内的市场容量和资源储备能够反哺家族企业专注于从多个分散的国际市场或地区搜索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市场知识，使得家族企业更有可能提升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在国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推动了价值链升级，有利于破除对发达经济体价值链的依赖。其次，当家族企业在国内市场具有较高的竞争力时，这也意味着其在行业内相对成熟度较高，管理、制造和营销知识和技能相对完善，在国内市场价值链管理方面具有较高的建构经验和管理水平。因此，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家族企业能够有较高的管理经验把握机会创新求变，助推家族企业尝试从OEM向OBM转型，有能力构建以自身为主的全球化价值链体系，通过全球布局，把更多自有品牌销售到更多的海外市场从而降低对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的价值链依赖。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国内市场竞争力会强化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市场依赖程度的负向关系。
H3b：国内市场竞争力会强化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技术依赖程度的负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以沪深A股家族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家族企业的界定方面，主要从家族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出发（Anderson和Reeb,2003），满足以下两个标准：（1）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最终控制人是单一家族中的某个自然人或多个自然人；（2）实际控制人所在家族中有两人及以上持有股份或担任董监高等职位。数据来源以国泰安（CSMAR）和万得（WIND）数据库为主，同时使用了中国海关数据库、上市公司海外投资数据库以及WIOD数据库中历年测算的中国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上游度指数”数据。在数据合并过程中，参照唐宜红和张鹏杨（2018）的做法采用企业的中文名称对中国海关数据和家族企业数据进行了匹配，WIOD数据库的匹配主要基于行业的匹配，而上市企业海外投资数据、家族企业数据库的匹配主要基于证券代码的匹配。在样本筛选过程中，本文遵循以下准则：（1） 剔除ST、*ST的公司以及存在较多缺失值或明显不合理的观测值，包括主营业务收入、流动资产合计、资产总计等变量为零或为负值，从业人数小于8人等指标；（2） 本文将家族企业视为创业企业，在主效应模型回归中使用的是成立年限至报告期为10年以内的家族企业，而在稳健性分析中则选取的是企业年龄在8年内的家族企业（Arregle等，2015；Sciascia等，2015，2012）。选取时间跨度为2007—2014年，由108家家族企业组成的样本，共260个非平衡的面板数据。数据的处理和检验采用了STATA 13软件进行分析。
（二）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价值链依赖的降低。本文从市场依赖的降低和技术依赖的降低两方面来衡量价值链依赖的降低。在市场依赖（RDMit）的降低方面，本文采用家族企业出口所处的价值链位置来度量市场依赖的降低。Antràs等（2012）将价值链位置描述为组成最终产品的各中间品与这种最终产品间的加权平均距离。企业间的相互依赖通常可以表示为相互依存和权力的不平衡（Gulati 和 Sytch，2007），对于受到外部约束的企业来说通常会触发减少约束的策略，例如A和B两个企业相互依赖，且B比A有更多的权力，有两种方法可以使权力不平衡的情况向A倾斜: （1）A主动减少对B的依赖；（2）增加A相对于B的权力。企业出口所处价值链的位置越高，对依存企业的权力越大，因此对依存企业产生的依赖性会就越降低。因此，借鉴了Antràs等（2012）的研究，本文提出了价值链位置的测算方法。具体如下：
| $ {U}_{j}=1\times \frac{{F}_{j}}{{Y}_{j}}+2\times \frac{{\sum }_{k=1}^{N}{d}_{jk}{F}_{k}}{{Y}_{j}}+3\times \frac{{\sum }_{l=1}^{N}{\sum }_{k=1}^{N}{d}_{jl}{d}_{kl}{F}_{k}}{{Y}_{j}} + 4\times \frac{{\sum }_{l=1}^{N}{\sum }_{k=1}^{N}{{\sum }_{O=1}^{N}{d}_{jo}d}_{ol}{d}_{lk}{F}_{k}}{{Y}_{j}}+\cdots $ | (1) |
| $ {RDM}_{it}=\sum _{j=1}^{N}\frac{{X}_{ijt}}{{X}_{it}}{U}_{ijt} $ | (2) |
式（1） 测算的是，中国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上游度指数。其中，djk代表生产一单位最终品k所需用到的j行业的产出，Fk代表k行业产出中被用作最终消费的部分，Yj代表j行业的总产出。等式右侧每一项前乘的1、2、3、4等代表权重，表示距最终产品的“距离”，每增加一个环节则代表其距最终产品的距离增加1。等式右侧各项加总实际上表示了构成最终产品的各中间品离最终产品的加权距离，换句话说，也就是通过多少环节，生产才能够最终达到最终产品消费。当Uj越大，也就意味着该生产距离最终消费品的“加权距离”越远，因此，越接近于上游，相反Uj越小则越接近于下游。式（2）是测算企业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表达式，也是本文市场依赖降低的替代变量。其中RDMit表示企业出口在生产链上的位置，Xijt代表企业i第t年在j行业上的出口规模，Xit代表企业i在第t年的总出口，而Ujt则表示一国j行业在第t年的上游度指数。RDMit值越大其实意味着企业所处的价值链位置越高，其对价值链上主导企业价值链的市场依赖性就会越低。
在技术依赖降低（RDTit）方面，借鉴孙浦阳和刘伊黎（2020）研究，本文采用企业间技术距离来衡量技术依赖降低。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 $ {RDT}_{i,t}=\frac{{LP\_TFP}_{ijt}}{{LP\_IndTFP}_{jt}} $ | (3) |
在式（3）中，RDT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技术距离；LP_TFPijt为企业i在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LP_IndTFPjt为企业i所在行业j所对应的该行业t年95%分位数的全要素生产率。RDTit值越大，表示企业i与行业内领先企业的技术水平差距越小，即企业越来越接近前沿技术水平，也就意味着其对价值链主导企业的技术依赖水平在不断的降低。LP_TFPijt主要参考了Levinsohn 和Petrin （2003）的做法，选取企业中间投入作为代理变量计算得出，在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选取上，参考赵健宇和陆正飞（2018）的做法，产出采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资本投入采用固定资产净值的自然对数衡量；员工投入采用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投资采用固定资产净增加值的自然对数衡量。同时借鉴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研究的做法，产出使用企业所在地区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资本投入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
2. 解释变量
国际创业（IE）。借鉴Zahra和George （2002）和Schwens 等（2018）的研究，本文从国际化程度、国际化速度、国际化范围三个维度来衡量国际创业。在具体衡量方面，国际化程度是以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百分比来衡量（Oviatt和McDougall，1995；Sciascia等，2015）；国际化速度定义为企业海外子公司数量与国际化时长(年数)之比，其中，企业国际化时长是企业首次对外直接投资当年至报告期的年份之差（Vermeulen and Barkema，2002）；国际化范围是以国际创业企业活跃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数量来衡量（Fernhaber等，2008）。通过对这三个维度标准化后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Cronbach α为0.719。由于这三个维度的拟合度较高，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采用对上述三个维度标准化后取均值的方法来测量国际创业。
3. 调节变量
家族所有权（FO）。本文参照Gomez-Mejia等（2010）的做法，以控制家族持有股权的比例来衡量。市场竞争力（PC），借鉴了Kale和Loon （2011）的做法，采用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同行业整体主营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市场竞争力。
4. 控制变量
家族企业降低价值链主导企业依赖的活动通常会受到组织特征和组织经营情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为此，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如下：企业规模（Size），本文将企业规模定义为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Xia等，2014）；企业年龄（Age），定义为公司成立至今时间的自然对数（Fernhaber等，2008）；研发投入（RD）定义为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Graves和Shan，2014）。资产负债率（Lev），定义为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Chang和Rhee，2011）。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总资产收益率（ROA）。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价值链主导企业依赖性降低的关系，本文构建计量模型（4）、（5)：
| $ \begin{aligned} {RDM}_{i,t}=&{\alpha }_{0}+{\beta }_{1}{IE}_{i,t}+{\beta }_{2}{FC}_{i,t}+{\beta }_{3}{CP}_{i,t}+{\beta }_{4}{IE}_{i,t}\times {FC}_{i,t}+{\beta }_{5}{IE}_{i,t}\times {CP}_{i,t}+\\ &\sum {\gamma }_{j}{x}_{ijt}+{u}_{i}+{\rho }_{t}+{\varepsilon }_{i,t} \end{aligned} $ | (4) |
| $ \begin{aligned} {RDT}_{i,t}= & {\alpha }_{0}+{\beta }_{1}{IE}_{i,t}{+\beta }_{2}{FC}_{i,t}+{\beta }_{3}{CP}_{i,t}+{\beta }_{4}{IE}_{i,t}\times {FC}_{i,t}+{\beta }_{5}{IE}_{i,t}\times {CP}_{i,t}+ \\ & \sum {\gamma }_{j}{x}_{ijt}+{u}_{i}+{\rho }_{t}+{\epsilon }_{i,t} \end{aligned}$ | (5) |
其中，下标i表示各个企业，下标t表示年份。RDMit和RDTit分别表示企业的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IEit表示国际创业水平；FCit代表家族所有权水平，CPit代表市场竞争力，Xijt代表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ui表示不可观测的企业层面的相关因素，ρt表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服从正态分布，且u与εit不相关。
四、实证分析（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本文所涉及相关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1。从表1可知，价值链依赖中市场依赖降低的均值为3.157，技术依赖降低的平均值为0.761。表明了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样本家族企业整体处于中等的位置，家族企业在同行业的技术水平处于中等上游的位置。家族企业国际创业的均值为3.97e-09，表明家族企业的国际创业整体上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跳跃性”，企业之间国际创业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从相关系数来看，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价值链主导企业“双依赖”（市场依赖、技术依赖）的降低均显著正相关，初步支持了假设H1a和假设H2a。此外，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不超过多重共线性判定的临界值0.5。进一步地，本文对进入回归分析的所有解释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分析（VIF），结果表明，模型整体的VIF均值低于阈值2，并且各解释变量的VIF值远远低于阈值10，进一步表明本文的变量设定较为合理，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适合进一步回归分析。
| 变量名称 | Mean | SD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 1.RDM | 3.156 | 0.577 | 1 | ||||||||||
| 2.RDT | 0.759 | 0.093 | 0.242*** | 1 | |||||||||
| 3.IE | 3.97e-09 | 0.696 | 0.323*** | 0.398*** | 1 | ||||||||
| 4.FC | 0.449 | 0.146 | 0.023 | 0.137*** | −0.057 | 1 | |||||||
| 5.PC | 0.010 | 0.030 | 0.107* | 0.020 | −0.021 | 0.271*** | 1 | ||||||
| 6.Size | 21.237 | 0.686 | 0.176*** | 0.391*** | 0.092 | 0.163*** | 0.414*** | 1 | |||||
| 7.age | 1.826 | 0.355 | 0.089 | −0.128* | 0.034 | −0.123 | −0.092 | 0.208*** | 1 | ||||
| 8.Lev | 0.299 | 0.167 | 0.066 | 0.253*** | 0.099 | −0.029 | 0.172*** | 0.321*** | 0.043 | 1 | |||
| 9.ROE | 0.101 | 0.071 | −0.111* | 0.199** | −0.204*** | 0.097 | −0.064 | 0.079 | −0.264*** | −0.050 | 1 | ||
| 10.RD | 0.004 | 0.026 | 0.004 | −0.133* | 0.048 | 0.155** | −0.056 | 0.031 | 0.162*** | −0.158 | −0.078 | 1 | |
| 11.ROA | 0.070 | 0.053 | −0.081 | 0.137 | −0.213*** | 0.125** | −0.088 | 0.015 | −0.251*** | −0.314 | 0.938*** | −0.043 | 1 |
|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以下同此）。 | |||||||||||||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为了保证回归估计的一致性与有效性，考虑到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以及截面相关等问题，使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进行了修正；在构建乘积项之前，对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从表2来看，模型（2）结果显示，家族企业国际创业方式与市场依赖降低存在显著正相关（β=0.147，p<0.01），假设H1a得到了支持。在模型（3）中，家族所有权与国际创业的交互项对市场依赖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β=0.663，p<0.1），假设H2a得到支持；在模型（4）中，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国内市场竞争力对市场依赖的影响是正向但不显著的（β=3.929，p>0.1），假设H3a没有得到支持；在模型（6）中，家族企业国际创业对技术依赖降低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β=0.048，p<0.01），假设H1b得到支持；在模型（7）中，家族所有权与国际创业的交互项对技术依赖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β=0.162，p<0.01），假设H2b得到支持；在模型（8）中，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国内市场竞争力的交互项对技术依赖的降低影响也是正向显著的（β=0.651，p<0.05），假设H3b得到支持。
| 变量 | RDMt,i | RDTi,t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
| Size | 0.034 （0.51） | 0.037 （0.58） | 0.023 （0.39） | 0.017 （0.33） | 0.060***（4.31） | 0.060***（4.35） | 0.057***（3.87） | 0.078***（7.58） |
| Age | −0.378 （−1.62） | −0.239 （−0.99） | −0.309 （−1.50） | −0.237 （−1.03） | −0.068*（−2.05） | −0.034 （−0.91） | −0.051 （−1.30） | −0.049 （−1.22） |
| Lev | 0.557***（6.03） | 0.452***（4.63） | 0.377***（3.72） | 0.420***（4.46） | 0.052*（2.25） | 0.021 （0.78） | 0.006 （0.25） | 0.025 （0.36） |
| RD | 0.913**（3.31） | 0.921**（3.19） | 0.981**（3.00） | 0.817**（3.26） | −0.281*（−2.17） | −0.328**（−2.70） | −0.363***（−4.52） | −0.371**（−3.25） |
| ROE | −0.907 （−0.92） | −0.913 （−0.86） | −0.287 （−0.23） | −0.782 （−0.66） | −0.160*（−0.37） | −0.092 （−0.91） | 0.020 （0.16） | −0.134 （−1.26） |
| ROA | 0.707 （0.49） | 0.924 （0.59） | 0.134 （0.08） | 0.793 （0.46） | 0.262 （1.52） | 0.233 （0.24） | 0.077**（0.42） | 0.219 （1.22） |
| IE | 0.147***（7.55） | 0.154***（8.50） | 0.160***（8.76） | 0.048***（8.63） | 0.050***（12.55） | 0.049***（7.86） | ||
| FC | 0.039 （0.20） | 0.002 （0.09） | ||||||
| FC*IE | 0.663*（1.89） | 0.162***（5.08） | ||||||
| CP | 0.846 （1.04） | −0.899**（−2.96） | ||||||
| CP*IE | 3.929 （1.49） | 0.651**（2.41） | ||||||
| 常数项 | 1.898 （1.36） | 1.836 （1.41） | −1.009 （−0.80） | −0.913 （−0.80） | −0.401 （−1.53） | −0.397* （−1.45） | −1.071***（−3.70） | −1.492***（−6.97） |
| Year/Firm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R2 | 0.050 | 0.113 | 0.118 | 0.137 | 0.233 | 0.378 | 0.397 | 0.372 |
| N | 259 | 259 | 259 | 259 | 208 | 208 | 208 | 208 |
（三）内生性检验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国际创业对价值链主导企业“双依赖”（市场依赖、技术依赖）减少的关系。然而，这二者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内生性，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了两步系统GMM的估计方法来进行验证，两步系统GMM的估计方法使用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的合适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滞后期合适的评判标准主要为：（1）要求计量方程的差分残差序列仅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二阶不存在序列相关；（2）要求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即Sargan-Test对应的P值大于等于5%。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表3所示：
| 变量名称 | RDMi,t | RDTi,t | ||||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
| L. RDMit | 0.012 （0.37） | 0.058 （1.44） | 0.199***（4.80） | |||
| L. RDTi | −0.044**（−2.13） | −0.023**（−0.72） | 0.011 （0.38） | |||
| IE | 0.284***（8.66） | 0.209***（3.55） | 0.157**（2.57） | 0.026**（2.16） | 0.022***（2.96） | 0.016**（2.00） |
| Size | 0.229***（4.69） | 0.398***（5.16） | 0.407***（5.42） | 0.059***（4.75） | 0.060***（6.96） | 0.067***（9.28） |
| age | 0.333***（5.83） | −0.002 （−0.02） | −0.367***（−3.16） | −0.021 （−0.68） | 0.012 （0.34） | −0.074***（−5.28） |
| Lev | 1.825***（17.65） | 0.947**（2.51） | 1.410***（5.15） | 0.080 （2.71） | 0.085***（3.12） | 0.121***（8.18） |
| ROA | 3.485***（4.45） | −1.462 （−0.52） | 1.520***（2.87） | −0.651**（−2.30） | −0.672***（−3.42） | −0.962***（−5.31） |
| ROE | −2.143***（−5.47） | 1.598 （0.86） | −0.698*（−1.81） | 0.251 （1.40） | 0.235*（1.92） | 0.415***（3.21） |
| RD | 5.106**（2.42） | 4.241**（2.14） | 2.856 （1.26） | −0.731***（−3.95） | −1.027***（−8.57） | −0.914***（−16.65） |
| FC | −2.017***（5.22） | −0.130**（−2.25） | ||||
| FC*IE | 2.323***（4.34） | 0.004**（2.10） | ||||
| CP | 0.688 （0.06） | −1.673**（−2.40） | ||||
| CP*IE | 6.166 （1.13） | 0.222**（2.35） | ||||
| _Cons | 198.239**（11.43） | 124.541**（2.49） | 45.704 （1.17） | 11.901 （0.81） | 33.446***（3.62） | 0.000 （0.80） |
| Sargan−Test | 26.159 | 24.473 | 21.252 | 15.194 | 16.403 | 19.069 |
| S−Test P−value | 0.564 | 0.656 | 0.814 | 0.976 | 0.959 | 0.965 |
| AR (1) | 0.132 | 0.095 | 0.077 | 0.394 | 0.403 | 0.403 |
| AR (2) | 0.741 | 0.889 | 0.486 | 0.555 | 0.942 | 0.327 |
| Oberverse | 128 | 128 | 128 | 98 | 98 | 98 |
| 注：括号中为Z值。 | ||||||
从表3的实证结果来看，在模型（9）、（12）中，家族企业国际创业对价值链“双向依赖”（市场依赖、技术依赖）降低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β=0.284，p<0.01；β=0.026，p<0.05），假设H1a和H1b得到支持。在模型（10）、（13）中，家族所有权与国际创业的交互项对价值链“双向依赖”（市场依赖、技术依赖）降低的影响也是正向显著的（β=2.323，p<0.01；β=0.004，p<0.05），假设H2a、H2b得到支持。在模型（11）、（14）中，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国内市场竞争力交互项对价值链市场依赖降低的影响是正向的但不显著（β=6.166，p>0.1），而对技术依赖的影响也是正向显著的（β=0.222，p<0.05）,假设H3a没有得到支持，假设H3b得到支持。此结果与上述结果存在一致性，这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研究的可靠性，本文通过改变样本大小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选取家族企业成立时间为8年内的上市企业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表4所示。
| 变量名称 | RDMi,t | RDTi,t | ||||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
| Size | 0.142 （1.28） | 0.130 （1.44） | 0.173 （1.76） | 0.048***（4.90） | 0.042**（3.51） | 0.054***（5.43） |
| Age | −0.862 （−1.29） | −1.047 （−1.57） | −0.909 （−1.24） | −0.243**（−3.10） | −0.298**（−3.18） | −0.232**（−3.24） |
| Lev | 0.739*（2.08） | 0.685 （1.81） | 0.761 （2.32） | −0.095 （−1.24） | −0.077 （−0.91） | −0.080 （−1.21） |
| RD | 45.898***（4.78） | 40.278***（3.77） | 46.188***（4.56） | −1.061 （−0.47） | −1.510 （−0.67） | 0.069 （0.02） |
| ROE | 0.690 （0.55） | 0.534 （0.42） | 0.652 （0.54） | 0.394 （1.69） | 0.350 （1.66） | 0.330 （1.41） |
| ROA | −2.302 （−1.24） | −2.254 （−1.14） | −2.220 （−1.23） | −0.997**（−3.41） | −0.991**（−3.54） | −0.853**（−3.24） |
| IE | 0.060*（1.95） | 0.032 （1.30） | 0.066*（2.10） | 0.072***（11.31） | 0.067***（11.72） | 0.072***（8.54） |
| FC | 0.543 （1.47） | −0.009 （−0.08） | ||||
| FC*IE | 0.908*（2.10） | 0.102***（4.60） | ||||
| CP | −4.276 （−1.95） | −2.605***（−3.12） | ||||
| CP*IE | 1.058 （0.27） | 1.534**（2.47） | ||||
| 常数项 | 0.490 （0.26） | −2.246 （−1.57） | −3.265*（−2.04） | 0.050 （0.25） | −0.524*（−2.05） | −0.854**（−3.89） |
| Year/Firm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R2 | 0.377 | 0.411 | 0.383 | 0.479 | 0.488 | 0.544 |
| N | 166 | 166 | 166 | 134 | 134 | 134 |
从表4稳健性回归的结果来看，通过改变样本大小重新回归的结果与正文中的结果是保持一致的，研究结论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表明本文所得研究结果是稳健的。也进一步说明了本文前面所得结论的可靠性。
（五）进一步分析：机制检验
在前文理论分析部分，本文提出了家族企业通过开展国际创业（国际化程度、国际化范围、国际化速度）的方式能够降低对价值链主导企业的双重依赖。尽管前文实证结果证实了国际创业确实能够降低对价值链主导企业的技术和市场依赖，但这种机制仍不明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双依赖”的降低是否由国际创业的三个维度：国际化程度、国际化范围、国际化速度产生的结果。为此，本文分别从国际创业的三个维度（国际化程度、国际化范围、国际化速度）来剖析其对价值链主导企业“双依赖”（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降低的影响机理。机制分析结果如表5的（21）—（24）模型所示，其中（22）、（24）分别为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滞后一期的变量。
| 变量名称 | RDMi,t | RDTi,t | ||
| （21） | （22） | （23） | （24） | |
| Size | 0.038 （0.63） | 0.164*（2.43） | 0.071***（7.93） | 0.036**（9.98） |
| Age | −0.216 （−0.94） | −0.237 （−1.12） | −0.036 （−1.08） | −0.046 （−0.89） |
| Lev | 0.452 （6.86） | −0.354 （−1.69） | 0.041 （1.65） | 0.047 （2.15） |
| RD | 0.899 （2.67） | −0.140 （−0.42） | −0.367 （−3.25） | −0.292 （−2.78） |
| ROE | −0.924 （−1.05） | −3.350 （−0.82） | −0.220 （−1.82） | −0.596 （1.31） |
| ROA | 0.926 （0.70） | 4.269 （0.67） | 0.356 （2.11） | 0.902 （1.20） |
| Int_Deep | 0.081**（2.73） | 0.153***（5.44） | 0.008 （1.60） | −0.014 （−0.99） |
| Int_Scope | 0.073**（1.98） | 0.113*（4.01） | 0.014**（1.77） | 0.026***（7.26） |
| Int_Speed | 0.018 （0.91） | 0.038 （1.36） | 0.019***（4.66） | 0.016*（2.26） |
| 常数项 | 1.823 （1.46） | 0.000 （0.00） | −0.616***（−2.89） | 0.000 （0.00） |
| Year/Firm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R2 | 0.119 | 0.194 | 0.474 | 0.459 |
| N | 259 | 128 | 208 | 102 |
从表53中模型（21）—（22）的结果来看，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国际化范围的扩大能够显著地降低对市场依赖的影响（β=0.081，p<0.05；β=0.153，p<0.001；β=0.073，p<0.05
（一）研究结论
发达国家价值链高端回流、新兴经济体国家中低端分流已成为全球价值链演变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市场和技术上对我国家族企业形成了“双向挤压”。如何在新趋势中识别和利用机会，降低对全球价值链上主导企业的技术和市场依赖，并在新的分工格局中掌握主动权？这是我国家族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以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作为研究切入点，考察家族企业通过国际创业的战略方式降低其对价值链上主导企业市场和技术依赖作用机制，希望以此为“双向挤压”下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寻找值得借鉴的新成长路径。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实施国际创业更有利于降低他们对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的技术依赖和市场依赖。在家族企业所有权的影响下，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且正向调节作用。在国内市场竞争力的影响下，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技术依赖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且正向调节作用，但是与市场依赖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但不显著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创新性地将价值链视角引入国际化领域，探讨家族企业国际创业问题。目前，关于国际创业的研究多是基于市场视角、资源视角、企业家视角来探究国际创业活动的前置因素，如企业家的态度、机会识别、创业导向、资源冗余、社会网络、国际商业经验、制度距离等（Ahsan等，2020；Dung等，2020；Criaco等，2021），以及财务、创新绩效等后置因素之间的关系（Schwens等，2018），而没有关注全球价值链重构动态情境下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价值链主导企业之间依赖关系的研究，缺乏对面临“双向挤压”下家族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理论研究。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本文分析家族企业开展国际创业活动对破除价值链依赖的作用机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和拓展了现有国际创业的研究成果。
2. 不拘泥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研究思路，从资源依赖理论角度开启新的理论研究，深化了家族企业研究。传统的国际化理论主要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吴先明，2019），然而，很多家族企业在技术、品牌和国际化方面并不占优势，却实现了国际化扩张（王扬眉等，2019）。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提出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是由企业受到市场和技术的外部依赖关系驱动的，也就是说，中国家族企业希望通过国际创业的方式在国际市场中布局和建构创新和创业生态系统来实现资源更好地配置和可持续成长。
3. 实证检验了家族所有权和国内市场竞争力对国际创业和价值链依赖降低产生的边界影响。目前，家族企业研究基本上只关注了家族企业所有权对财富的保护作用，忽略了家族企业长期导向下家族所有权能够创造财富的效应（Dou等，2019）。与此同时，逆向全球化、新冠病毒（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危机对家族企业在国际市场生存和战略转型形成的全新挑战（Ahsan等，2020；Zahra，2020）。如何利用国内产品市场的竞争优势为家族企业国际创业提供资源支持进而保障国际创业的顺利推进也是至关重要。
本文对家族企业开展国际化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启示：（1）对于家族企业而言，通过国际创业建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提高了企业在价值链内的自主可控性以及打造立足于建构完整的产业链，能够有效的提升其面临复杂多元的资源依赖压力，更好地应对跨国企业在价值链上的权力不平衡性。（2）家族企业在开展国际创业的过程中，在家族所有权较高的企业里，追求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会驱使家族更愿意着眼于家业长青、家族声誉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发展来思考家族企业的长期成长，提升国际创业的意愿，从而降低对价值链的依赖。另外，较高的家族所有权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和资源分配投机性，实现快速决策，确保企业有充足资源投入到国际创业之中，从而降低对价值链的依赖。（3）在开展国际创业时，家族企业应该加强对本地市场知识和海外市场知识的双向学习，熟悉以及了解母国消费者需求的适应能力能够帮助家族企业在海外相似经营环境开展国际创业时转化为竞争优势，缩短国内外市场的知识差距。其次，国内市场具有较高的国内市场竞争力赋予了其重要的市场势力与议价能力。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本文选取的是成立10年以内的家族企业，未能涵盖所有国际创业企业的类型，未来可以丰富创业企业类型，以弥补本文的不足。如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寻求通过跨境数字平台开展国际创业活动，其能否对降低价值链依赖的路径和机制尚未清晰，值得探讨。其次，现有研究侧重于从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集中关注了家族企业国际化，不可忽略的是家族企业作为逐利的经济人，战略选择也具有长期导向和风险承担性有着为利益相关者实现新价值创造的可能性（Zahra，2003）。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从约束型和延伸型两个视角来剖析国际创业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最后，由于本文主要关注家族企业的国际创业活动，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多考虑家族性的因素，如家族控制、家族治理结构、代际传承的视角来探讨其对价值链主导企业价值链依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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