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驱动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力^①

蔡　莉

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2022）。从企业层面来理解，高质量发展是企业追求高水平、高层次、高效率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创造，以及塑造卓越的企业持续成长和持续价值创造素质能力的目标状态或发展范式（黄速建等，2018）。那么，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全国具备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50个，重点平台工业设备连接数超过7 900万台（套），服务的工业企业超过160万家，帮助制造业企业降本增效。例如，美的集团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打造美擎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企业研发、生产、供应链等全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并将自身沉淀的数字能力对外赋能，已助力汽车汽配、电子半导体等40多个细分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三一集团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钢铁冶金、装备制造等48个工业细分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并基于商业模式创新建立孵化器，与在孵企业相互赋能，实现集团全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同时，孵化器还提供了1 200 余个就业岗位。这些案例显示，创新驱动创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力。所谓“创新驱动创业”，是指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的触发下，通过多要素迭代互动，实现多主体共同开发机会、创造价值的过程（蔡莉等，2021）。下面主要分析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驱动创业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以揭示企业数字赋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驱动创业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逻辑

创新驱动创业是一个复杂动态过程。从过程研究视角展开分析有利于揭示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驱动创业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过程研究关注演化的现象，解决事情如何以及为什么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发展、成长或终止的问题（Langley等，2013）。基于过程研究的思想，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驱动创业的动态过程可以分为触发、催化和聚变三个阶段。

触发阶段，即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等作用于某一要素（如创业者、资源、机会），带来创业机会开发的可能性。与机会、资源等要素相比，创业者要素在创新驱动创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更为重要。首先，机会、资源等要素具有客观性，而创业者要素具有主观性和主动性。在数字技术创新的驱动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可以前瞻性地认知数字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机会，并且敢于承担风险，超前行动，合理地配置资源以利用机会，进而引领整个行业的发展。其次，数字技术创新引发软件系统、应用程序和算法等“数字实体”出现，这类实体与创业者在机会和资源识别、分析等方面各具优势和劣势，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可以相互学习，使创业者的机会开发和资源开发等决策更为理性。最后，数字技术赋能便于创业者与其他主体通过相互学习来提升自身的认知和知识基础，进一步激发其创新驱动创业活动的创造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催化阶段，即被创新驱动的某一要素进一步激发一个或多个要素并迭代互动，带来创业机会数量、频次、范围等的增加。在该阶段，数字技术与机会、资源等要素的作用使数据资源不断积累，算法模型不断优化，促进创新驱动创业主体更加高效、理性地开发新的机会和资源。因此，数据资源作为使要素间作用发生化学变化的催化剂，能够促进发现型机会和创造型机会的快速开发以及两种类型机会的转化。具体地，在发现型机会开发过程中，主体借助数字实体对数据资源进行分析，可以不断拓展其知识边界，跨地域、跨行业快速精准地识别机会并配置资源，实现发现型机会的利用。在创造型机会开发过程中，对数据资源的加工和分析使主体的创造性得到提升，产生机会创意，导致高创新性机会大量涌现。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多个主体在互动中促进了机会的概念化、客观化，并通过资源编排付诸实施。同时，多个主体基于数据资源进行知识、信息等的频繁互动，有利于知识的快速整合，实现两种机会的高质量转化。

聚变阶段，即创业主体基于催化过程形成的机会与多主体互动，并反作用于创新，提升多主体的系统能力进而实现机会利用的过程，最终带来高质量产出。在该阶段，机会集的构建、共生关系的形成、价值的传递与转化是创新驱动创业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首先，多主体所形成的数字能力，有助于不同类型机会的开发及转化，使具有横向和纵向关联特征的机会形成机会集。横向关联的机会是指同一技术在不同市场应用的机会，纵向关联的机会是指属于产业链上下游关系的机会。由横向关联和纵向关联形成机会的有机集合称为机会集。机会集的关联性有利于创新驱动创业系统内知识的不断溢出与重组，衍生更多的关联创新机会及创业机会，使主体更好地捕捉和利用相关机会，进而在降低系统运作成本的同时提升系统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机会集的构建有利于吸引更多主体加入到创新驱动创业活动中，促进共生关系的形成。在正式治理机制与非正式治理机制（包括信任和共同愿景）的作用下，共生主体基于数字技术进行互补性资源的高效协调与配置，实现能力的共演及利益的共享，促进价值共创。最后，共生关系的形成有利于价值理念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在主体间传递，并促进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转化，最终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如美的集团通过数字平台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主体进行数字化转型，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促使集团将其绿色发展理念传递到价值链合作伙伴中，形成共同愿景，一起推进产品的绿色转型，创造社会价值。

复杂系统理论认为，系统具有迭代性特征，构成要素间相互作用并产生大量反馈关系，有利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Schindehutte和Morris，2009）。数字经济背景下，在创新驱动创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多种迭代关系：从过程视角看，创新驱动创业在带来高质量产出的同时，会进一步反哺创新；从发展阶段看，触发、催化和聚变三个阶段之间也是不断迭代的；从主体视角看，创新驱动创业主体在互动过程中，能够不断修正自身行为并提升能力，新能力的聚合促进了多主体构成的小生态的跃迁，并实现价值共创。通过不断迭代，有利于创新驱动创业主体在不断适应与塑造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可持续价值，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驱动创业助推高质量发展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第一，要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提出，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诚信守约、艰苦奋斗、爱国敬业、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企业家精神能够为创新驱动创业主体创造可持续价值、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其中，创新发展体现了一种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敢于承担风险的价值观，有利于在数字技术创新的驱动下，充分激发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不断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专注品质、追求卓越、服务社会等体现了长期导向的价值观。长期导向指组织对决策和行动的长期意义和影响进行优先考虑的倾向，此类决策或行动往往在一段时间后才能产生结果，是一种强调未来回报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Lumpkin和Brigham，2011）。数字经济下，由于数字技术的颠覆性等特征，拥有长期导向的创新驱动创业主体需要在前期进行大量投资，延时获得回报，且具有系统思维，联合其他主体共同开发机会集，以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

第二，要加强能力建设。能力指在一个特定领域与行为相关的天赋、技能或熟练程度（Turner和Pennington，2015），是创新驱动创业主体开发机会、配置资源，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核。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由于环境的高不确定性，创新驱动创业主体需要提升对关联性机会感知与识别的能力和高效编排多主体资源对关联性机会进行利用的能力，以及对多主体资源进行重构的能力等。只有具备这些能力，创新驱动创业主体才能够开发机会集，实现对环境的不断适应与创造，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创业主体借助数字技术可以进行认知学习、实践学习，并基于主体与AI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进行交互式学习等，以便提升创新驱动创业的能力。

第三，要重视治理机制设计。治理机制是主体间互动的规则和规范，是保证创新驱动创业的多主体进行高效互动的重要手段，可以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针对正式治理机制，采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等契约形式，可以为创新驱动创业主体提供智能化的协调方式，从而降低机会主义风险，调动多主体参与创新驱动创业活动的积极性。针对非正式治理机制，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工具培养创新驱动创业主体间的信任关系，促进信息、知识等资源的深度整合，实现机会集的开发和利用。此外，可以基于主体互动等培养主体间的共同愿景，实现认知匹配，为创新驱动创业多主体间的协调行动奠定基础。

大企业创新创业与中国式现代化^②

张玉利

一、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企业在创新中的角色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激励全国人民奋力向前的动力，也是人民渴望达到的状态。二十大报告中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等。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有经济、科技、国防、军队，也有国家和社会治理，还有文化软实力。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振奋人心的蓝图，展现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并不是新的部署。党的十八大就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二十大继续强调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但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对企业的定位前所未有：“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企业主导、主体地位、引领支撑、科技领军企业与国家科研机构以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并列，这些论述是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的经验总结，也反映了新时代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特点。

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提法首次出现于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2017年7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大企业创新引领作用，实现创新带动创业、创业促进创新的良性循环。从创新主体到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到支撑创新型国家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企业群体中的大企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技术创新到创新驱动到基础研究和原创再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层层推进。那么，科研院所创新企业转化和应用的模式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创新与创业领域乃至工商管理学科如何更有价值地发展？这些是值得关注的重大课题。

二、大企业创新不局限于改进性创新

尽管二十大报告中并没有明确强调大企业，但主导、主体、引领支撑还是要靠大企业、头部企业或领军企业，而且也不局限于技术创新，更不局限于改进性创新。2021年1月，国资委将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突破列入央企业绩考核范围，把央企的科研投入视同利润进行考核；对重大项目、创新项目、创新团队给予工资总额单列；推动央企落实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加大对科研人员的中长期激励力度；进一步加大力度，把大部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投入到科技创新方面。2022年3月，为切实推动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和社会责任工作，经中央编委批准，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了科技创新局、社会责任局。

很多人都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大企业更加擅长开展改进性的创新，不擅长颠覆性、破坏性、不连续的创新。大企业容易成为被颠覆的对象。哈默和普拉哈拉德（2020）在《竞争大未来》以及克莱顿·克里斯坦森（2014）在《创新者的窘境》等著作中都论述了这样的事实，倾听消费者的要求实际上可能会扼杀技术创新且不利于长期经营的成功，企业需要进行当前消费者不需要的创新。市场营销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从客户那里获得关于新产品的创新性信息，特别是不连续的新产品的宝贵见解是极其困难的，有时会产生误导信息。事实上，消费者的频繁反应是“我想要更便宜、更好的相同产品”。

在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大企业正在颠覆别人，积极开展创业，赋能别的企业和产业，变身平台、生态，成为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的先锋和主力军。大企业动辄投入几百亿、上千亿元用于研发，如此巨额的投入也只有大公司才能做得到，而且不少大公司认同一定量的时间和资金必须用于科学探索，给予技术专家和科学家发挥探索精神的自由和空间，吸引和留住最好的科学家。

把泛泛的研究与开发细化分解为科学、技术、工程、工艺等是重大的进步。对数字化来说，科学是算法等数学和统计理论，技术是人脸识别、机器学习等，工程是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近年来，新型举国体制和有组织的创新得到重视，在技术和工程方面，显然大企业在有组织的创新方面更有优势，在解决卡脖子技术和产业链安全等方面显示出成效。创新既包括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也包括管理创新、观念创新和社会创新，大企业拓展创新范围也值得关注。数字化的核心是联结，大企业因为客户数量、资金实力、人才积累等方面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被联结，由此带来了组织、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创新。

中国企业长期处于产业链附加价值的低端，以OEM为主。微笑曲线所揭示的附加价值规律更加促使企业向ODM（自主设计制造）、OBM（自主品牌制造）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涌现了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不仅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在基础研究、科学探索方面也投入巨大。基础研究是重大科技创新的源头，从理论上讲，完整的产业链是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规模化发展的全过程。美国的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占全社会的28%，我国仅占2.9%（吕薇，2021）。中国企业整体基础研究水平很弱，李敏等（2022）利用OECD的数据分析了2019年主要经济体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及其在全社会基础研究支出中的占比，中国企业在总量和占比上都最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对正在建设和运行的177个设有重点实验室的企业开展问卷调查，收到154家企业的有效答复，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18家，民营及民营控股企业27家，其他企业9家，企业基础研究支出约为0.77亿元，占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5.98%。尽管总量不大，但89.47%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基础研究工作，而且认为基础研究是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吕薇，2021）。企业是否应该投入基础研究一直有不同的观点，事实上一些头部企业为了寻找未来发展方向、解决技术瓶颈、为未来储备技术，正在积极开展基础研究。

三、大企业创新创业相互驱动有助于探索新的创新路径

大企业的创新实践仍侧重于应用性，其创新活动更接近用户和市场，并能激发创业，大企业积极投身创业实践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层面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数字经济时代的大型企业创业，既不同于传统的公司创业研究中泛指的以在位企业为主体的创业活动，与过去二十多年蓬勃发展的以个体或团队为创业主体的独立新创企业也没有可比性（张玉利等，2022）。大企业很少像个体独立创业那样直接创业，更多的是提供平台和资源。大企业的数字化实践有一条清晰的链条，即“联结—集聚—平台—赋能—加速—扩散—生态”（刘刚等，2022），数字化带来的是平台化、生态化、个性化。在学术界，为了区别于个体创业，称既有企业以及大企业开展的创业相关活动为公司创业，如公司风险投资、内创业、公司孵化器等，这些活动经常在公司组织内完成或由公司主导。目前很多创业活动与公司有直接关联但并不在组织内也不由公司主导，如小米的供应链企业，腾讯系、阿里系创业群体。创业孵化、内创业也不需要在组织内开辟一个“特区”，避免与主业冲突和文化不兼容。这些活动与研发、战略投资、合作等一样，很自然地成为开发新事业的手段和路径。创业活动与大企业联系紧密但又不属于以前在公司的组织内部利用公司资源创业，产生了大量在理论上介于“独立新创企业”与“公司新事业开发”之间的中间体。如平台赋能型的创业、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产业链生态链的企业创业、公司支持的独立创业、联合创业等。创新创业融为一个整体，表现为多要素迭代互动，实现多主体共同开发机会、创造价值的过程（蔡莉等，2021）。创新与创业变得更紧密甚至彼此重叠，这在大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德鲁克（2018）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提出创新机会的七种来源，从创新转化的距离来看，从新知识的出现到它成为可应用的技术需要很长时间，从新技术转变为上市的产品、程序或服务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二者相加的时间大约为25—50年。相比之下，意想不到的事件比新知识能更快地转化为创新创业机会。此外，创新与创业不是单向的过程，创新能够驱动创业，创业也能够驱动创新，而且创新也需要创业的驱动。近年来，迭代、精益、试错、最小可行产品等一系列可操作又能契合创业本质的方法论在各类组织中被大力推广就是例证。

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将一个东方人口大国带上共同富裕之路，不仅要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而且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显然，这背后需要创新创业的强力推动，大企业、头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央企将在其中担负着更大的责任。笔者在走访大企业时发现，研发全球化布局，大量投入于基础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积极投入新基建，已经成为大企业的共同选择。总而言之，大型企业的创新创业实践有助于落实和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让管理创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陈　劲

二十大报告强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为此，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思想的内涵和本质。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强化管理创新，以助力我国企业形成更明确的科技创新愿景、使命和战略，更完善的组织体系，更高的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水平，使其在形成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等方面发挥优势。在加强企业创新能力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发挥科技创新的优势，更要在管理创新方面积极探索，以更好地解决我国企业的创新动力问题。

一、深刻理解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自出现人类群体的组织活动以来，管理就产生了，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化。传统的管理学体系专注于效率的提升、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这些确实曾为组织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造就了福特、沃尔玛这样的传奇。但是，随着员工知识水平的提升，知识工作者在获得报酬的同时，更关注尊重、谏言、民主参与、职业发展等需求。而传统的管理学体系热衷于“控制”，专注于组织内部的协调控制，忽视了利益相关者和价值网络对组织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传统管理体系的运营效率已接近阈值，难以维系过去骄人的竞争优势。究其根本，管理学的理论范式基础还没有实现从牛顿物理学范式向生物学进化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范式的有效变革。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知识与创新将成为组织的核心和重点，创造新的知识和实现新的创新与突破是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应对这种变化，一方面，我们要关注万物互联下的管理范式变革；另一方面，我们要探寻管理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即管理要塑造新文明，文明要孕生新管理。管理范式应该实现从封闭到开放、从强调运营到强调创新、从聚焦控制到聚焦赋能、从关注资源到关注知识、从经济导向到关爱导向的转变和更迭。

人性假设是“基于某种价值判断，而对大多数人在某一领域中所具有的状态和资质的一种设定”。在管理范式演化的过程中，随着人性假设经由“经济人”“社会人”到“知识人”“伦理人”的演进，管理范式实现了从理性规范、动机需求、知识创新到幸福意义的转变（陈劲和魏巍，2022）。企业管理实践应该更强调“人”的核心价值，关注人的尊严和幸福，不断激发员工的意义感。我们需要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化，倡导企业更关注社会价值和人类福祉，更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增益。

在这种情境下，企业应该以“信任与协同”为原则，进一步开放组织边界，以更和谐、更经济、更环保的方式获取资源。企业管理者应以追求“愿景”为组织管理的出发点，追求组织的伦理化生存与发展，更多地在组织内外表达“关爱”与“尊重”，以“仁爱之心”和同理心促进员工与组织的协同发展，通过创造优渥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机会，让员工产生意义感和幸福感，产生攻坚克难的勇气，充分释放潜质和创造力。

与此同时，人类已迈入万物互联时代，并倒逼重构组织与组织的关系，使之由层级关系转变为价值创造；重构客户与组织的关系，使之由市场关系转变为共创共生；重构环境与组织的关系，让组织内部形态和主体从单一变为多元。因此，组织环境的变化迫切要求企业管理范式的转型。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这个系统中的各种复杂结构都是从简单的形式不断进化发展出来的，体现一种越来越复杂混沌的演化趋势。采用互补观、整体观、因果观和动态观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一系列研究进展，及其给管理学观念变革、范式变革带来的重要启示。

二、新发展阶段管理创新的三大重点

在新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管理创新要把握好三方面的内容：

（一）对劳动和工作意义的再思考

苏兹曼在《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 一书中介绍了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地区的原始部落。部落中的人直到20世纪还过着平均主义的狩猎和采集生活。他们敬畏自然，不关心财富和地位，只为满足短期的物质需求而劳动，大部分闲暇时光都用在我们认为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散步、聊天、唱歌、跳舞、讲故事。原始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并没有让他们生活在恐惧和饥饿的边缘，他们营养良好，甚至大多数比工业社会的人寿命还长，被称为“富足的部落”（詹姆斯·苏兹曼，2021）。这不禁让人重新审视工作和劳动对于人的意义：当世界从“物质时代”向“心灵时代”转变时，人与工作的关系究竟是人被工作剥夺能量，还是人从工作中获取能量？在我们伟大的技术飞跃中，我们把传统文化以及深藏于其中的价值观念撇在了身后。我们的智力已经导致了劳作的减少，增进了健康并延长了寿命，但是生命的意义和工作的意义成为了很多人终其一生的追寻。

稻盛和夫在《干法》中明确指出：“理解工作的意义，全身心投入工作，你就能拥有幸福的人生”“工作中隐藏着伟大的力量，能够帮助你战胜命运中的苦难，给人生带来光明和希望”（稻盛和夫，2015）。动机至善，无私于心；每日反省，直面内心；埋头苦干，获得身心的成长：这才是工作的意义。“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心志”，工作意义正在于此。日复一日勤奋地工作，可以锻炼心志、提升人性、塑造灵魂。“劳动的意义不仅在于追求业绩，更在于完善人的内心”。为社会为员工为他人的幸福而辛劳奔波，那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就与价值体现。更重要的是，人生的意义也因此得到了实现。

（二）对企业理论的再思考

罗纳德·科斯于《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若市场是有效的，为何存在企业”的思考，开启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广泛探索与发展。基于科斯对交易成本的论证，现代契约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以契约方式确定不同资源要素的报酬，通过有计划的资源配置节约交易成本（秦志华和刘传友，2012)，现代企业就是“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契约所组成的一种市场性联结组织”（张维迎，2014）。纵观我国学者关于企业理论的研究，大多沿袭西方企业理论思想，特别是强化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尔普斯则指出：“如果人类拥有非凡的天赋，即可建立一个允许和鼓励新想法产生的经济”（费尔普斯等，2021），科学社会主义观点亦强调创造价值的主体是劳动者，而这些理念都与现代契约理论相矛盾。当创新成为关系企业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时，仅靠少数企业家或研发人员的创新是远远不够的，推动全员创新将更好地激活企业拥有的巨大创新潜能。熊彼特（Schumpeter，1934）视企业家为创新者，认为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但是，根据奈特的不确定性理论，随着市场不确定性和创新需求的大幅增加，仅依靠企业家“决定干什么和如何去干”是不现实的，且事实证明，员工的创新能力是企业形成持续创新的巨大动力。新熊彼特理论、后熊彼特理论的演化发展已经表明，创新的主体正在从企业家向国家系统、社会大众两方面转移，特别是后熊彼特经济学（费尔普斯等, 2021）正积极推动企业创新主体从企业家向全体员工转变。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以劳动者为中心的契约理论，亦即以企业员工为中心的契约理论，为突破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瓶颈提供了创新性的思维路径（陈劲和李根祎，2022）。

（三）对中国式管理的再思考

管理学起源于西方，无论是科学管理还是行为管理都以西方理论为主。近年来，知识管理的理论体系逐步融入了日本哲学的思想，具有东方色彩，但很少被中国企业家所关注。随着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文化自信的逐渐增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东方哲学因其有机整合、动态发展的整体思想观，显示出卓越的优势。儒家思想中的“仁爱之德”和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理念，道家哲学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动态演变的思想，老子关于宇宙本质的阐述和人类领导者与“天”“人”和谐相处的自然之道，庄子《逍遥游》中对自由和幸福的领悟，都堪称人类智慧的精华。新时代的管理应积极吸收中国哲学的整体观、统筹观和中华文化的仁爱观，在此之上对管理理论进行创新性的转化。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担此大任。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的管理学者肩负着解读“中国模式”、升华“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的使命。中国企业除了要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形成未来技术和未来产业外，推动管理范式的变革也势在必行。我国的优秀企业方太“中西合璧，以道驭术”，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企业文化，通过“五个一幸福法则”打造幸福生态；海尔通过以人为本、数字赋能、动态寻优的内部创业机制“链群合约”赋能员工，“活而不乱，高度协同”，实现了人的价值的最大化；中铁装备的“三个转变”+“同心圆”的质量管理模式，实现了大国重器的温情管理；中国中车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驱动、以硬科技为基础的自主创新、以人为本的人与工程和谐共处之道；中国商飞的以航空梦使命驱动发展，打造航空产业集群；等等。这些管理实践与以效率为导向、强调理性与规范的科学管理，与关注人的动机与需求的行为管理，抑或与关注知识和创新的知识管理都有很大的不同。基于中国优秀企业在管理创新方面的新探索，逐步形成了更关注人性回归、意义感知和幸福追寻的“有意义的管理”。

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动力^③

魏　江

创新在现代化国家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让创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第一动力是新时代的要求。本文试图回答为什么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如何建立科技创新体系以落实创新是第一动力，如何发挥我国独特的制度、市场与技术体制优势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创新追赶等问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从理论上回答好为什么创新是第一动力。

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要依靠创新来实现。具体地说，一是人口规模巨大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巨大的人口规模形成了巨大的国内市场，为企业和产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为多样性创新和多层次创新提供了空间，尤其是为企业持续创新提供了稳定的市场保障。二是人口规模巨大给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口规模巨大说明资源消耗巨大、环境保护压力巨大，迫切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来解决节能降耗、污染排放、碳达峰等问题。三是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呈现市场需求、发展空间的阶梯式、差序化格局，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对创新提出了多样性要求，需要深入研究创新能力、创新水平、创新服务的多样性格局，以适应多类型人口需求特征的要求，还需要研究不同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对创新体系建设的要求，通过创新来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需求均衡发展等问题。

第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需要创新。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没有达到富裕的程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因此，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建立在创新创业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二次、三次分配的基础上。共同富裕首先是财富创造的共同富裕，创新创业是创造财富的不二法则，如何通过创新来实现共同富裕是未来10年、20年的根本性问题，我国已经走过了依靠资源要素驱动、低成本劳动力驱动、资本驱动的发展历程，正进入依靠创新来创造财富的阶段，非常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探索出通过创新驱动创业实现共同富裕，防止因为共同富裕而削弱组织和个体的创新创业动力，这其实是个世界性难题。

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需要创新。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重点是要关注精神文明建设，大力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首先，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要求文化的发展模式与传承机制有所创新，要利用科技手段丰富古代典籍的保护形式，发展新型数字文化。其次，要凝聚多种社会力量，鼓励文化类的创新创业活动，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化，有序引导影视、动漫等数字文化产业建设。最后，在全社会发扬创新创业精神，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创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要求大力发展绿色创新。首先，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需要绿色技术创新和生态技术创新，需要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需要绿色产业和服务创新，推动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其次，如期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需要科技创新，通过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来推进能源革命，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依靠新型能源体系创新，开发新能源，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最后，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要求创新管理方式，既要贯彻落实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要求，又要充分释放绿水青山的经济价值，创造更多财富，让当地人民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

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需要创新。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我国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要稳步推进规制、规则、管理和标准的制度型开放，构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生态，通过全球化协同创新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同时，我们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通过国防科技创新与军民融合创新，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二、落实创新第一动力需要以科技创新体系为支撑

教育、科技和人才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性、基础性支撑。其中，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是落实创新的第一动力职能的战略支撑。科技创新体系包括企业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等，所有这些子系统在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形态各不相同。在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发展阶段，要把科教兴国战略确立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根本性基础，建设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激活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第一，落实科教兴国战略，需要把科教融合培养人才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为此，要解决两个战略性问题：（1）如何科教融合培养创新人才？长期以来，科教融合培养人才不属于创新管理领域的课题，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是脱节的，导致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创新能力和活力严重不足，大学教育与创新实践成为“两张皮”。建议尽快把科教融合作为科教兴国的主线贯穿到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全过程，让国家创新体系成为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系统性、基础性支撑的保障。（2）如何培养适应未来战略科技力量的创新型人才？创新研究不能局限在科技研发、产品化和市场化等传统创新链环节，要特别关注以科教融合激发学生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上的兴趣，变革教育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源源不断输送后备人才。

第二，要把建设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关键。在美国对核心技术采取“小院垒高墙”策略的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卡脖子”技术突破，就必须建设强大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就要求我们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纳入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如何建设好战略科技力量，如何运行好这样的力量，如何把这样的力量转化为国家实力等问题，尤其要探索出市场经济背景下新型举国体制的形成和运作机制，比如，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如何建设？如何布局战略性、全局性国家重大项目？如何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这些都是全世界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第三，把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要求。经济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开放创新生态的建设，要坚定不移地走开放科技创新道路。我国经济经历了从机会驱动、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过程，一旦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就出现了中美之间的激烈冲突。在这样的时期，我们不但要继续开放，还是加大国际合作步伐，稳步推进规制、规则、管理和标准的制度型开放，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开放创新生态建设，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型开放。我们既要充分赋予和保障外资合法性，又要引导本土企业遵守国际规制与标准，在全球竞争中具备合法性。

第四，把激活科技创新人才作为国家创新体制机制建设的根本主线。人才是第一资源，激活人才是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根本，为此，要把激发科技人才的活力作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出发点。从体制机制角度看，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需要在破“五唯”上探索出有效的体制机制，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创新型企业家是关键之一，要发扬企业家精神，培育创新驱动创业人才，为创新型企业家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战略科学家也是关键，要把战略科学家作为重中之重给予重视和激活，由此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第五，构筑多层次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要从国家、区域、产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多层面、多主体协同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国家层面，关键是构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区域层面，要凝聚区域内企业、科研院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生态，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在产业层面，要完善产业创新体系，加速创新链、价值链、产业链的融合，构筑新型产业集群；在企业层面，坚持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突破高端制造壁垒，打造国际品牌。

三、实施非对称创新战略，在高水平开放中实现创新追赶

封闭意味着落后，强国必须开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要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质量创新链供应链融合来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就要发挥我国在制度、市场和科技体制等方面的非对称优势，支持企业构筑开放创新生态，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又保持我国快速追赶的独特性，在高水平开放中实现创新追赶。

一是发挥非对称制度优势，实现产业创新追赶。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制度优越性方面，研究新型举国体制与创新追赶的内在逻辑，处理好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全球开放创新之间的关系；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通过设计制度型市场，引导企业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来揭榜挂帅，设立重大产业专项基金，建设好国家级高水平开发区，有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关键技术攻关。在制度型开放上，要构建面向开放环境的企业创新体系，建立兼容全球市场环境的制度和组织管理体系，引导企业增强全球合规意识和社会责任，化解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合规风险，引导企业融入全球化，提高全球竞争力。

二是发挥非对称市场体制优势，赋能产业创新追赶。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以发挥巨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全球流动中推动创新追赶。首先，要利用巨大的市场需求来探寻“市场换技术”的新范式，利用我国的市场机会开展国际合作，特别要利用好国际规则来开放市场，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其次，要引导我国企业遵守国际规则，尊重全球知识产权和国际科技合作规则，正确发挥好内循环市场（如芯片市场、极端制造、高端材料等）和外循环市场（如绿色低碳产业、能源产业、智能汽车、轻工产业等）的功能，探索内外部市场平衡发展与转化模式。再次，消除区域间藩篱和地方保护，提高区域创新要素的一体化，在分层差序格局下完善政策性补偿机制，有序推进产品服务、生产要素的开放，逐步释放我国的市场潜力，持续吸引高技术企业来我国设立研发机构。最后，把握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市场形态，用好政策对市场的创造与激发功能，倒逼科技创新，支持企业最大限度发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互补效应，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有效联动。

三是发挥非对称技术体制优势，赋能产业创新追赶。技术体制包括技术基础条件、知识产权基础和研发机构布局，我国的技术体制优势在于知识产权的高效扩散和科技成果市场化环境，要发挥科技体制的非对称优势。首先，建设好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将开放式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构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向全球开放科研基础设施，让全球科学家一道服务于人类共性问题的解决。其次，完善产学研融通机制，发展技术科学，打通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环节。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构建数字经济创新体系，鼓励建设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提高全球开放创新体系，接受全球技术标准，融入创新开源社区。最后，建立国企与民企的创新互补体系，发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的技术体制优势，通过互补创新，既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驱动作用，又能让民企担任创新供给者，在多元投资主体中走出协同创新的新路子。

以复杂系统思维应对新形势下的创新创业环境^④

井润田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正在侵蚀现有的国际秩序，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同时，数字经济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工作模式。面对此形势，中国企业的创新创业实践很难沿袭以往的理论指示或者自身的既有经验。如何抓住关键的历史机遇和时代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给出了明确方向。本文将结合以上形势下的重点问题，总结其中的创新创业理论特征，提出复杂系统思维在辨识和应对这些问题中的重要性。

一、新形势下的创新创业环境

首先，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年间我国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面向未来，我们还需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摆脱“卡脖子”问题，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其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的“逆全球化”格局导致全球市场面临日趋分隔化的风险；加之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环境不确定性大大提升，许多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企业面临严重的冲击与挑战。面对这些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以上新发展格局要求企业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最后，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当前，数字经济在全球社会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各种数字和智能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物联网、区块链、智能机器人、3D打印、虚拟现实等）发展迅猛，正在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模式和人们的生活观念，而且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方面体现巨大潜力。展望未来，我国政府出台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

二、新形势下复杂系统思维的重要性

总结以上形势变化的具体现象和问题，我们会看到未来环境中影响企业创新创业活动的一些深层逻辑。

首先，环境变化的非线性。如同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战略管理学者建立了资源基础观、知识基础观、核心能力观等理论，用以解释内部要素在企业创新创业活动中的重要性；与之相应，大多数研究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引入模型中，分析内部能力要素在不同环境下的影响作用。然而，当前环境力量（如“卡脖子”风险、突发疫情事件）体现出的是环境的非线性变化，它们在很多方面成为企业发展的支配性要素，企业无法抵御这些环境非线性变化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组织停滞或瘫痪，我们必须反思前期理论关于环境变化假设的局限性。

其次，创新创业活动目标设定的矛盾性。前期组织与战略领域理论大多是建立在以效率作为核心目标的假设基础上，而当前形势下企业必须接受目标设定的矛盾性。例如，上述逆全球化趋势使得企业创新创业活动越来越受到所嵌入的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成为影响企业经营的典型特征。以往全球化理论主要关注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这无法涵盖国际秩序演化所带来的新的成本和风险（如政治成本和国家干预风险）。在实践中，中国企业大多还是在采用“效率优先”原则构建其合作网络。例如，华为公司虽然在5G芯片设计领域有所突破，但还必须在美国企业控制的ARM架构上定制开发，并且在芯片封测、制造等领域并未形成稳定的生态联盟。因此，处于追赶期的中国企业必须将新的国际秩序演化所导致的政治和制度风险纳入创新体系构建的考虑范围。同样，我们对组织成长的研究发现，在所有产业中，企业很难在短期内同时把三件事做好：一是追求规模上的高成长，二是追求收益上的高利润，三是在质量和财务等方面维持高水平的风险控制（井润田，2022）。对管理者而言，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在短期内解决好一两个关键的目标问题，然后在长期维持好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最后，创新创业推广活动的涌现性机制。前期关于企业创新创业活动的推动机制存在两种争议性的观点：主导设计学派认为，企业创新创业活动是一种在领导者的前瞻性设计和推动之下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过程；创新自治学派则认为，这类活动应该是由最接近市场前沿的一线员工或基层管理者发起的自下而上的涌现式过程。近年来，伴随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境的深化，以上创新自治学派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人们认识到：由于数字化转型涉及要素的多样性及其相互关联的复杂性，企业很难一开始就将所有目标和路径规划清楚，现实中的数字化转型总会经历一个持续变革过程，这样的涌现性创新活动也可能带来彻底性的变革结果。

总体而言，环境变化的非线性、目标设定的矛盾性、推广机制的涌现性特征反映出复杂系统思维对于辨析和应对当前创新创业形势的重要性（杨晓光等，2022）。因此，二十大报告也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

三、对未来创新创业研究和实践的建议

第一，从环境入手，强调企业的外部适应性。数智技术所提供的及时、连续和细化的信息结构使得实时决策成为可能，使得企业可以与员工、用户、供应商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帮助企业打破内外部壁垒进而创建更快捷和更多样的交互渠道。数智化使得环境变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日益明显和迅猛，企业需要实时、敏捷地监控环境并做出反应，它们不能再等到变化完全显现之后再适应，而只能在变化开始浮现之际就学会通过“创造变化”来适应变化。例如，雷军提出“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的经验认识，认为在当前互联网环境下企业能否顺利成长的关键法则，不仅是天道酬勤，更重要的是顺势而为。上述外部环境或机会驱使的组织成长问题向创新创业研究领域强调内部资源和能力的理论观点提出了进一步开发和完善的迫切需要。

第二，认识创新创业活动的复杂性，避免“走极端”。企业创新创业活动的实质在于平衡好各种矛盾需求，而非单纯追求技术效率或领先性。March（1991）就提出，组织创新包括利用和探索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活动：利用即短期之内将既有的想法、技术、战略或知识常规化、完善化、精细化，利用它们来努力提高效率；探索则是指尝试新事物，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可以替代旧事物的新事物。如前所述，除了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创新目标的设定上也存在规模、利润、风险三者之间的矛盾性，由以上矛盾力量所导致的平衡策略和组织成长阶段是未来研究亟待关注的重要问题。

第三，培养批判性思维、打破路径依赖性。认知局限是管理者始终面临的根本挑战，他们容易陷入前期成功导致的伊卡洛斯悖论，而由此指导的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会进一步强化认知局限带来的路径依赖。在非线性变化环境下，上述路径依赖性带来的是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快速衰落现象，很多企业的衰退是在刚刚达到成长高点后迅速出现的（Olson等，2009）。要克服这种路径依赖性，管理者需要培养自身的批判性思维，学会通过反思和复盘不断探究变化环境下支撑企业创新创业活动的底层逻辑。这也是战略领导力领域研究和教学的新课题。

第四，以动态演化视角破除“卡脖子”悖论。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企业创新活动一定需要其他企业的合作，呈现出相互依赖的特点。而处于技术追赶期的中国企业，通常相对缺乏核心资源和技术，呈现出对外部企业更强的依赖性。这种现实存在的依赖性关系和打破不对等依赖性的诉求，就是众多中国企业面临的“卡脖子”悖论。为此，企业需要以“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竞争智慧进行长远规划和布局，在融入当前创新网络的同时深入思考国际秩序演化带来的全球化风险与机遇，制定更有效的全球化布局战略，不断突围和打破西方国家设定的制度约束与技术瓶颈，在保持合作网络开放性的同时不断提升对于核心技术的严格控制，在更宽广的国际和国内市场的连接中构建全球化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第五，加强创新创业研究的本土理论开发。学术研究是否具有价值中立性是当前全球化格局给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学者带来的重要反思。不管答案如何，回应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本土管理学者肩负的历史使命。为此，研究者需要深入企业实地调研，总结和提炼中国企业创新创业活动所面临的独特制度环境和行为特征，进而建构符合本土情境的原创性理论，这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十四五”战略规划提出的“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重点解决的核心任务（井润田等，2021）。

从中国化时代化谈新时代企业家精神^⑤

路江涌

一、引　言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2022）。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这句话，呼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道理：学而时习之。“学”通“觉”，是觉悟的意思；“而”是能够的意思；“时”是因时因地的意思；“习”是践行的意思；“之”指代觉悟的和践行的对象。“学而时习之”，就是“觉悟之后能够因时因地践行理念”的意思。

结合传统智慧和现实实践，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觉悟”之后，能够因时因地践行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本文拟在此语境下探讨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独特内涵。

二、中国化时代化下的企业家精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从理论创新角度，“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从实践创新角度，“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对企业家而言，意义十分重大。“中国式现代化”是实践，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指导这场实践的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释是：“人口规模巨大”“人民共同富裕”“物质精神文明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除此之外，企业家还可以从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层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化”意味着“因地制宜”，是空间维度；“时代化”意味着“因时而变”，是时间维度。用“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意味着理论与实践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结合。

对于企业家而言，“空间和时间”维度构成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实践结合的基础框架。以空间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我们可以得到图1中的框架。空间维度可以分为局部和总体，时间维度可以分为现在和未来。新时代要求企业家既要有空间维度上宏大的格局，也要有时间维度上深远的视野。新时代的企业家要能够做到见终局、揽全局、知时局和应变局。

“见终局”意味着心中要有方向，有未来总体的图景。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谈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时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使命任务，就是中国在新时代的一百年要达到的“终局”，而“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就是达到目标的必由之路。

同样，见终局要求企业家以初心和使命引领企业发展，以远大的愿景为目标，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与国家的发展相对应，企业要想长期稳定发展，必须坚持使命引领、愿景驱动。华为提倡的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保持艰苦奋斗”与“坚持人民至上”和“坚持自信自立”大体一致。

“揽全局”意味着眼界要广，胸怀要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通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二十大报告还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

对于企业家而言，揽全局至关重要。企业家既要有系统观念，也要能胸怀天下；不仅要精通自身业务，也要了解行业趋势，洞悉宏观形势变化，关注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为解决社会的共同问题贡献才智。例如，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强调“商业向善”。好企业在追求创造用户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同时，日益注重社会价值的创造，以及多重价值之间的平衡。

“知时局”意味着要能够抓住当前的关键问题。如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企业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解决问题，优秀的企业家强调行动力，关注在问题发生的现场解决问题。华为强调“让听得见枪声的人呼唤炮火”，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只有听得见枪声的人，才真正了解实际发生的问题，而只有真正了解问题的人，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优秀的企业总能把使命、愿景、价值观等精神力量，转化为强大的行动力和执行力，成为一支敢作战、能作战、善作战的商业军团。

“应变局”意味着要能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如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国际力量对比调整等问题，不仅影响国家的发展道路，更决定企业的成长轨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企业家需要响应科技革命进行创新，顺应产业变革进行创业，适应国际力量对比调整进行国际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下，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企业家守正创新，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知的广度和深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与之相应，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体现为：对人用户至上，对己自信自立；对外能胸怀天下，对内有系统观念；立足当下以问题为导向，面向未来守正创新。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应是能够“学而时习之”的企业家精神，能够“见终局、揽全局、知时局、应变局”的企业家精神，能够因时因地制宜的企业家精神，能够适应中国化时代化要求的企业家精神。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⑥

刘志阳

一、引　言

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和实现路径，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艰辛的历史探索中，企业家是一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力量。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回望了近代以来张謇、荣毅仁、王光英等爱国企业家典范，强调企业家要以史为鉴，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把企业打造成强大的创新主体。上述论述彰显了弘扬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重要性。在理解企业家精神时，历史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卡尔·施拉姆，2016）。透过历史，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企业家精神随时间推移而千变万化的特性；把握环境和制度的复杂架构对其流变的深刻影响；更广泛地认识到企业家创新精神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普遍影响。基于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精神研究脉络和演进现实的历史考察，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科学体系（魏江等，2022）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企业家精神百年研究脉络

中国企业家精神研究是一个贯穿近现代和当代的学术命题。早在20世纪初叶至中叶，国内学术界就开始了对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初步探索。例如丁文江（1928）的《中国官办矿业史略》、龚骏（1933）的《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都讨论了机械使用改进问题和企业家革新思想。但相关研究在建国以前非常零碎，被包裹在本就不成体系的企业史研究中。新中国成立后，有关研究才真正起步，并逐渐形成了四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50—60年代，国内外学者聚焦于分析近代企业家的创新阻力，以印证其在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改造之后获得的新生。例如，吴承明（1955）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分析了近代企业家如何通过官督商办这种组织形式创新在清政府和外资双重压力下的艰难求生。费维恺（Feuerwerker，1958）的《中国早期工业化》认为，中国企业资本不足、技术落后以及缺乏动力，使得官督商办企业未能引发真正的工业革命，需要中国企业家在传统社会的框架及其价值体系内实现创新突破。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1958）编著的《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等书浓缩了对旧中国企业在改造后的组织变革记录。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70—80年代，体制改革催生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紧迫需求，部分企业史学者开始尝试从回溯民族企业（家）或行业史的角度寻找制度创新的方向。如赵靖（1988）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经营管理思想》总结了张謇、张元济、穆藕初、卢作孚、荣宗敬、刘鸿生等中国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在企业投资、开拓市场、财务管理、成本控制、人才任用等方面的经验。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随着哈佛《企业史丛书》掀起的全球企业史研究热潮和改革开放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中国企业活动历史的探索。例如，钟祥财（1992）通过梳理近代企业家关于上海及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主张，总结了中国企业家在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的思想。徐鼎新（1995）在《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中论述了中国近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科技力量对企业经济效益的促进等。张仲礼（1998）在《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中探讨了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演变逻辑，以及行业管理组织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吴敬琏（1999）等从制度视角认为，只有建立充满活力的新体制，才能真正做到自主创新。第四次浪潮是党的十八大迄今，企业家科技创新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蔡莉等，2021；张玉利等，2022），除了企业史研究者，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加入研究队伍。例如，路风（2016）从技术进步视角，以京东方科技创新为例讲述了这个企业和中国电子工业六十多年的技术追赶过程。马敏（2018）等从儒家文化视角，提出近代儒商伦理道德观对企业家精神重建的重要历史意义。

与实践需要相比，国内学界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历史研究仍然明显不足。现有研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大多数文献未能将中国企业家精神看作一项渐进且具有跨时段意义的课题，进而将近当代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的研究割断开来分别考察，一定程度上遗失了历次探索之间的关联与推进（程霖，2017）。第二，缺乏对不同时期中国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全球比较分析。如果不将中西方制度差别与企业家创新精神演化相关联及比较，将无法揭示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演化的内在机理。第三，缺乏对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驱动创新创业行为的系统化总结。综上，对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精神流变与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将为构建中国自主创业学知识体系（刘志阳等，2021）提供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可以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弘扬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充分挖掘中国企业家精神演进的历史文化基因，总结历史上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持续性影响，有助于从历史经验中获取推动当代创新创业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规律，为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首先，需要系统地总结企业家精神演进历史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进程中的独特作用。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和外来思潮的间断冲击，中国企业家精神也随之发生变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1949年。这一时期，面对帝国资本主义对旧中国资源掠夺和主权侵犯，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企业家尝试通过引进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实行官商合营等新管理模式来满足当时民众急迫的现实需求，试图以经济独立谋求民族独立。在争取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这一时期的企业家精神为之标注了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第二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新中国建成之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民营企业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但国有企业家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走出了一条奋勇争先之路。大庆油田的技术工艺创新、《鞍钢宪法》的管理模式创新都是这个阶段企业家的创新尝试。国有企业实践为构建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中共十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隐藏在社会不同群体中的企业家精神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被逐渐激发出来。早期有吴仁宝等乡镇企业家和张瑞敏等工业企业家。1992年一批知识分子离开体制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批试水者，被称为“92派”。1999年以后，又有大批企业家抓住了互联网革命的契机，创造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奇迹。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家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展现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优秀品质，在党的领导下成功推动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四个阶段，党的十八大至今。这一阶段科技创新成为企业家获得竞争优势的主动追求。一些企业家也积极通过社会创新创业方式参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双碳事业，成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帮手。中国创业活动摆脱单纯的冒险驱动或机会驱动，逐步转向新发展理念驱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可见，企业家精神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漫长道路探索中的历史产物，其发展演进也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行进。

其次，应该积极弘扬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将其有益经验转化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宝贵指南。企业家精神贯穿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史。陈锦江（2016）认为“从中国企业家的特点看，他们并未迥异于熊彼特所定义的西方企业家，他们一样胆识过人，目光远大，创造性强，且善于重组各种生产要素。”在创新方面，中国企业家并没有什么特殊性。但相比于西方，爱国敬业、守信经营却是中国企业家的独特气质，这也是当前弘扬企业家精神尤其应该重视的内容。弘扬企业家精神，就是应该以史为鉴，充分引导当代优秀企业家始终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此外，应该讲好历史上的企业家拼搏奋进故事，提升广大企业家群体战胜疫情和克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诸多不确定性的信心，更好激发当代企业家从事更高水平创新创业创造的动力。

再次，需要全面厘清企业家精神历史演进的制度和文化变量，进一步优化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全方位营商环境。中国企业家精神孕育尽管也受到专利制度、反垄断法、金融制度和破产保护法等全球共同因素制约，但其缓慢发展也有着儒家文化、政商关系、宗族网络等我国特殊的制度成因（陈锦江，2016），更和我国近现代以来科学发展缓慢和科学素养缺乏息息相关。将近现代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行国际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探讨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破解所谓的“儒家文化圈”与经济增长奇迹之间的关系。陈锦江认为，由于中国人深受有关组织及个体和群体间关系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其管理风格和组织架构与西方仍有很大差别。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家“尤为注重建立人脉关系”。事实上，政商关系不清，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发育，只有更好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持续优化全方位营商环境，才能更好助力中国企业家健康成长。

最后，需要深入挖掘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和企业成长的历史数据，更好推动世界一流企业创建。历史长周期的研究可为当下提供宝贵的思想积淀与现实借鉴（Cheng等，2017）。随着文本挖掘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更多年谱资料和音像材料的挖掘，这几年来企业史研究有了很多的进展，一些较为知名的企业家的历史活动轨迹和社会网络也能够得以清晰刻画，随着同时代更多的制度变量的可量化描述，这些都使得历史上的企业和企业家成长规律逐步趋向可测化。上述企业和企业家成长规律的历史研究，有助于形成涵盖制度文化成因、技术进步因素、个体认知方式、创新行为和绩效、政策干预在内的完整的中国企业家成长历史模型，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企业家和一流企业的成长路径。

① 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驱动创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72091310）课题一“数字经济下的创新驱动创业的基础理论”（72091315）资助。

② 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驱动创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72091310）课题三“大型企业创新驱动的创业研究”（72091311）资助。

③ 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驱动下平台企业主导的创业生态系统研究”（7209131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71821002）资助。

④ 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2113）和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1100033）资助。

⑤ 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驱动创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72091310）课题五“创新驱动的国际创业理论与战略研究”（72091314）资助。

⑥ 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字技术驱动的社会创业行为与过程管理研究”（20AGL008）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劳动力返乡创业问题研究”（22AZD144）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