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重要使命和长期任务。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性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同时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经过党中央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2020年我国按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中国的脱贫攻坚是一种政府主导下，企业、贫困户以及社会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的扶贫模式（谢岳，2020；李小云和徐进，2020；徐凤增等，2021）。企业作为脱贫帮扶的主力军，其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可以有效发挥资源、市场及管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是现阶段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新形式（甄红线和王三法，2021）。深入探究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驱动机制对继续撬动和挖掘资本市场力量响应和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脱贫时代更好地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政策指导，并进一步夯实“中国式反贫困”的现有理论基础。

在中国，企业成立党组织是党和国家参与到企业治理中的重要方式，其嵌入到治理结构中能够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并执行监督职能，是中国特色公司治理模式的一种典型制度安排（Chang和Wong，2004；马连福等，2013；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虽然现有文献讨论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梁建等，2010；徐光伟等，2019；于连超等，2019；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程海艳和李明辉，2020；万攀兵，2020），但这些文献主要聚焦于慈善捐赠这一社会责任履行方式。企业社会责任在新发展阶段呈现新变化和新演进，参与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也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新形式。特别是，“抓好党建促扶贫”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引领作用和保障作用，能够提升扶贫政策的底层执行力（王雨磊和苏杨，2020；燕继荣，2020）。企业党组织作为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其作用机制是什么？目前，有部分文献探讨了政府层面党组织在贫困治理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汪三贵，2018；王雨磊和苏杨，2020；燕继荣，2020；谢岳，2020；韩保江和邹一南，2020；李小云和徐进，2020），以及余汉等（2021）考察了国有企业党委治理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影响，亟需在微观层面考察基层党组织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机制。

“党建入章”通过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组织的职责权限和机构设置等条款，切实增强了党组织的影响力和执行力，有助于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策渠道、战斗堡垒和决策监督的作用，促使企业在内部贯彻和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蒋建湘和李依伦，2017；吴凌畅，2019）。本文手工搜集了我国A股企业的“党建入章”数据，并结合2016—2020年企业在年报中披露的乡村振兴参与信息，运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党建入章”对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党建入章”这一制度安排在企业内部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并选择“造血式”性质的产业帮扶方式。（2）进一步分析发现，“党建入章”还提高了企业后续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意愿以及参与乡村振兴的连续性。（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产权性质为民营企业以及企业距离国家级贫困县较近的情况下，“党建入章”更能促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4）渠道检验表明，“党建入章”的企业提高了党委会成员通过“双向进入”机制设计进入到董事会任职的比例、促进党委书记与董事长“二职合一”，并且会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涉及更多企业党建与党委的相关内容，进而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1）结合我国现实制度背景，较早地研究了“党建入章”这一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性制度安排的经济后果。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是否设立党组织（何轩和马骏，2018；徐细雄等，2020）、党委会成员与董监高之间“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马连福等，2013；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柳学信等，2020；王元芳和马连福，2021；郝健等，2021）、讨论前置^①（陈艳和张武洲，2022）、党组织活动次数（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指数水平（余汉等，2021）等制度安排对企业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然而，目前企业“党建入章”的经济后果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仅有李继元等（2021）考察了“党建入章”与企业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具有促进作用，这无疑为我国企业“党建入章”的合理性和功能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证据支持。（2）本文增进了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驱动机制的相关研究。虽然现有文献讨论了党组织治理对企业履行慈善捐赠社会责任的影响（梁建等，2010；徐光伟等，2019；于连超等，2019；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程海艳和李明辉，2020；万攀兵，2020），但较少有文献考察党组织治理对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影响。本文基于“党建入章”与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双重研究视角，以乡村振兴为切入点，深入考察了“党建入章”对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力度、类型、后续意愿、连续性等方面的影响，这能够丰富一国政党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3）本文深化了“党建入章”这一党组织治理方式如何影响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与渠道机理研究。本研究探讨了产权性质、企业与国家级贫困县的近邻性等内外部因素如何影响“党建入章”与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还检验了“党建入章”与其他党组织治理方式之间的关系，如对“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在企业内的实施以及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融合程度的影响，这有助于较好地厘清和认识“党建入章”在企业实践中是如何保障党组织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进而影响到企业生产经营和重大决策。

（一）企业“党建入章”的制度背景分析

作为国有企业“党建入章”最早的一个正式纲领性文件，《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2015）》中首次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当在章程中明确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目的在于使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成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2017）》中进一步强调和明确“国有独资、全资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要带头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同年，《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2017）》中强调“要明确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在上述文件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2019）》应运而生，并规定“国有企业应当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写明党组织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基础保障等重要事项”，这一工作条例适用于国有独资、全资企业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上述文件为关于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的首个行政法规，具有权威性和法律效力。2020年12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2020）》这一部门规章，并指出，“公司章程中的公司党组织条款应当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等有关规定，写明党委（党组）或党支部（党总支）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运行机制等重要事项；明确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并明确国有独资公司、国有全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章程制定过程中的制订、修改、审核、批准等管理行为适用上述办法。通过在公司章程中清晰地界定党组织治理的边界和范围，这有利于保障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蒋建湘和李依伦，2017）。

可以看出，我国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的制度安排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积极完善的过程，从最初适用范围为“国有企业”，到“国有独资、全资企业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再到“国有独资公司、国有全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体现出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的适用主体范围从模糊到具体、从少数到多数的渐进原则。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的制度安排正进入落地实施阶段，但正如《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2020）》所指出的“对于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的党建工作，需结合企业股权结构、经营管理等实际，充分听取其他股东包括机构投资者的意见，参照有关规定和本条款的内容把党建工作基本要求写入公司章程”，这意味着对于国有相对控股企业尤其是国有相对控股的上市公司而言，这些企业“党建入章”条款的完备程度和党组织影响力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此外，结合我国民营企业“党建入章”自愿性选择的客观现实，本文认为，“党建入章”的制度安排为日后学术界深入研究基层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后果提供了一个重要制度土壤，能够为“政党与金融”这一学术领域带来崭新的研究机会。

（二）“党建入章”与企业参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指出要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乡村振兴取得重要性进展，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涓滴效应理论认为减贫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经济的高速增长（Dollar和Kraay，2002；Besley和Burgess，2003），诚然中国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脱贫成就，除了经济增长和长期的脱贫开发作为主要推动力量之外（汪三贵，2018），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优越的国家治理体制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也为实现大规模减贫奠定了制度基础（谢岳，2020；王雨磊和苏杨，2020）。我国的脱贫攻坚是一种党和国家行政主导，自上而下的行政脱贫模式，党建工作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引领作用和保障作用（王雨磊和苏杨，2020；燕继荣，2020），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各级政府层面，通过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的治理格局，来层层落实和考核各级领导干部的脱贫绩效，进而保障脱贫机制的高效运行（贾俊雪等，2017；王刚和白浩然，2018；李小云和徐进，2020；韩保江和邹一南，2020）。另一方面，在微观企业层面，以党建抓脱贫也同样深刻影响着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积极响应号召，依次形成了“部门书记抓扶贫”和“民营企业家抓扶贫”的脱贫运行体制（李小云和徐进，2020；谢岳，2020）。党中央和各级政府自2013年开展精准扶贫至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时期，我国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的制度安排也逐渐发展成熟。因此，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是，企业“党建入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本文认为“党建入章”从以下三个方面增强了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水平。

首先，企业基层党组织充当着企业与党政部门之间信息沟通和政策传达的网络节点，而“党建入章”有助于强化基层党组织贯彻和执行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的方针政策和相关决议，提升了企业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的力度。社会嵌入理论认为企业的经济决策行为会受到其所嵌入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网络的影响，如文化网络、政党网络等其他非经济因素（Granovetter，1985）。在我国，企业基层党组织作为嵌入在党组织网络中的“神经末梢”，发挥着信息传递的政策渠道功能（梁建等，2010；Lei和Nugent，2018；徐细雄等，2020），是国家治理制度优势落实的重要路径，有效地解决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最后一公里”的难题（Chang和Wong，2004；何轩和马骏，2018；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提到“党的基层组织任务包括宣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脱贫攻坚的本质是国家治理体系下的一种精准的行政扶贫（王雨磊和苏杨，2020），党中央通过采取行政统筹机制的手段将扶贫自上而下整合进各级党政部门的核心工作议程，“抓好党建促扶贫”也因此成为各级党政部门的工作核心（王刚和白浩然，2018；燕继荣，2020；徐凤增等，2021）。党中央和各级党政部门为了能实现按期脱贫的目标，会通过党组织网络向企业基层党组织传达脱贫攻坚的精神内涵和时代意义。“党建入章”明确了党组织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从根源上缓解了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被弱化和边缘化的现象，使党组织在企业内具有明确的职能地位和清晰的职责边界（李继元等，2021），有助于强化党组织的政策渠道功能（蒋建湘和李依伦，2017；吴凌畅，2019）。“党建入章”的企业通过在公司章程中进一步明确和设立党委定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条款^②，监督国家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有助于企业根据公司章程要求开展公司思想政治工作，如通过定期召开党委会、主题教育学习、党日活动等方式来传达和学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及相关决议，提升了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在企业内的执行程度。

其次，“党建入章”能够增强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提供思想保障、组织支撑、人才队伍。“党建入章”能够将党的优秀文化和价值观念融入和渗透到企业的日常经营中，增强党员的身份认同和组织归属感，提升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组织力。一方面，企业基层党组织在职工群众中发挥着思想教育和政治核心的作用。“党建入章”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以及落实“三会一课”和“两学一做”的组织生活制度，能够促进企业基层党组织积极学习党的先进思想和理论（李继元等，2021），并有效保证基层党组织在企业内部宣传和解读国家扶贫及乡村振兴政策；此外，“党建入章”还可以充分激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唤醒和强化党员以及职工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以及执政理念的认识（Marquis和Qiao，2020），认可和领会国家扶贫战略的精神内涵（连燕玲等，2021），为企业贯彻和落实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奠定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党建入章”能够加强保障基层党组织为企业对口帮扶贫困村提供优秀的党员干部和专职扶贫队伍。企业向贫困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或“驻村工作队”等基层扶贫工作团队，可以将企业自身先进的管理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融入对口帮扶的贫困村中，增强贫困村自身的“造血”功能（王雨磊和苏杨，2020；燕继荣，2020）。扶贫工作队伍还可以通过一对一的实地调研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同时也可以监督和保障扶贫政策和扶贫资金是否得到有效落实，提升对口帮扶的效果。“党建入章”的企业大部分都在公司章程中设立了“配备足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为党组织在企业开展工作提供条件”的条款，这必然增强了企业基层党组织的人才队伍建设，为企业内部落实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提供了高质量的扶贫干部管理队伍支撑。

最后，“党建入章”能够促使嵌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党组织有效地发挥重大决策与日常监督等职能，从而缓解代理冲突、抑制管理层短视决策行为，提高了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水平。我国贫困治理艰巨繁重的特点使得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需要进行大量资金、技术和项目等方面的持续性投入（燕继荣，2020）。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短期内可能会损害管理层自身利益，这使得存在业绩压力的管理当局参与扶贫的积极性不高；但从长远角度来看，积极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声誉和品牌效应，向资本市场传递出企业良好经营情况和较低风险水平（邓博夫等，2020；甄红线和王三法，2021；潘健平等，2021），从而实现承担乡村振兴社会责任和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企业基层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嵌入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了企业治理水平，具体表现为提高董事会决策和执行效率（马连福等，2012；柳学信等，2020）、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促进企业行为更自律（王元芳和马连福，2021）；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二职合一”有助于缓解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柳学信等，2020；郝健等，2021）；“讨论前置”的决策制度设计也能达到有效监督国有企业高管滥用权力行使机会主义行为的目的（柳学信等，2020；陈艳和张武洲，2022）。“党建入章”通过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组织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以及工作任务等，扩大了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和影响力，从而使党组织更有能力来开展监督工作（李继元等，2021）。一些“党建入章”企业还明确要求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以及重大事项的“讨论前置”等制度设计，进一步保障了党组织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发挥。总之，“党建入章”中涉及到的具体制度安排，借助于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有效运行，能够有效缓解代理冲突、抑制代理行为，促进管理层基于长远目标的决策行为而非短视自利行为，从而有助于提升“党建入章”的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水平。

综上所述，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1。

H1：限定其他条件，“党建入章”能够促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

（三）“党建入章”与企业参与产业帮扶

“党建入章”是否会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方式产生影响呢？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产业帮扶、生态及健康帮扶、教育帮扶、兜底保障帮扶以及转移就业帮扶等。产业帮扶主要是根据贫困地区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通过在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创建和培育一批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如农林渔业、养殖业、旅游业、电商业、光伏业等，在当地形成产业体系或产业集群，以此实现贫困户或者贫困县可持续地摆脱贫困的长远目标（刘学敏，2020；王雨磊和苏杨，2020）。产业帮扶位于“五个一批”和“五个振兴”工程之首^③，能够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发展的动力，增强贫困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是实现贫困地区稳定和可持续脱贫的根本之策，同时也是乡村未来全面实现产业振兴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谢岳，2020；刘学敏，2020）。已有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帮扶方式，产业帮扶能够显著增加县域的人均GDP（张国建等，2019），提高贫困户的劳动收入和劳动能力（李芳华等，2020）。企业参与产业帮扶还有助于提升市场价值和财务绩效，对扶贫企业自身产生较为明显的反哺作用（邓博夫等，2020；潘健平等，2021）。

“党建入章”作为加强党的领导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法定地位的重要举措，通过在公司章程中写明党组织的职责权限，有助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策桥梁、战斗堡垒和决策监督的积极作用，切实保障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以及政治引领作用，这使得党组织在企业中传达和响应国家扶贫政策号召时一定是以长远目标为导向的（王雨磊和苏杨，2020；徐凤增等，2021），而非短期利益驱动或敷衍塞责。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抓手以及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物质基础。在“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长远帮扶目标下，“党建入章”企业的党组织在敦促企业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一定会真抓实干，追求“扶真贫、真扶贫”，更可能采取长效的“造血式”的产业帮扶方式，坚持走“抓党建、强组织、兴产业、促振兴”的路子，以实现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并为未来实现产业兴旺打下坚实基础。“党建入章”的企业还可以在结对帮扶过程中积极输送优秀的专职党员扶贫干部，探索和实施“党建+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抓住产业兴旺的“牛鼻子”，充分挖掘乡村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将产业发展基础打牢，把乡村产业搞活，让广大农民通过产业兴旺致富，收获乡村振兴的发展红利，实现乡村与企业间的“合作共赢”。

综上所述，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2。

H2：限定其他条件，“党建入章”能够促进企业选择产业帮扶方式。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各上市公司自2016年起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数据，故本文选择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对样本进行以下如下筛选：（1）剔除国有控制和民营控制以外的样本观测值；（2）剔除ST、*ST的观测值；（3）剔除金融行业的观测值；（4）剔除相关变量缺失的观测值。通过在巨潮资讯网手工搜集上市企业的公司章程，并进行相关词频统计，最终构建了“党建入章”数据库；企业社会责任总得分来自于和讯网；市场化进程数据来自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王小鲁等，2019）；其他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1%和99%水平上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参与乡村振兴的投入包括资金和物资折款两部分，本文将资金和物资折款之和作为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总金额^④，并构建如下变量：（1）参与乡村振兴规模（RUR_SCL），等于企业当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总金额（资金+物资折款）乘以1000除以年末总资产。（2）产业帮扶哑变量（RUR_IND），若企业当年参与产业扶贫的总金额大于0则取值为1，否则取0。

2.解释变量。参考郝健等（2021）、李继元等（2021）、陈艳和张武洲（2022）的研究，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净效应。具体来说，若企业的公司章程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章程”或“共产党章程”或“党章”字样，则定义为“党建入章”的企业，并据此构建如下变量：（1）分组哑变量（TREAT），实验组为“党建入章”的企业，样本期间内取值为1，控制组为非“党建入章”的企业，样本期间内取值为0；（2）处理期哑变量（POST），“党建入章”的企业当年及以后年度取值为1，否则取0。本文主要通过研究二者的交乘项（TREAT×POST）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以此来探究“党建入章”的成效。

3.控制变量。相关控制变量包含：（1）公司财务特征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E）、经营净现金流（OCF）；（2）公司治理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R）、两职合一（DUAL）、董事长政治联系（CHAIRPC）、产权性质（SOE）、上市年龄（LISTAGE）、企业社会责任总得分（CSR）；（3）地区特征变量：市场化进程总指数（MKT）、经济发展水平（GDP）；（4）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YEAR）和行业固定效应（INDU）。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假设H1“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行为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与Tobit回归方法对模型（1）进行实证检验^⑤：

为了检验假设H2“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产业帮扶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与Logit回归方法对模型（2）进行实证检验：

考虑到本文实验组和控制组并非随机选择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因此，在运用双重差分法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检验之前，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寻找与“党建入章”的企业尽可能相似的非“党建入章”企业，二者构成本文的最终研究样本。由于企业将党建写入公司章程的时间并不相同，本文采用Logit回归对所有控制变量回归，逐年估计出在该年份已完成“党建入章”的企业与所有控制组企业“党建入章”的概率值，并在共同取值范围内，采用无放回的一比一最近邻匹配方法进行匹配，逐年找出与实验组企业相匹配的控制组企业，同时，剔除没有匹配成功的控制组企业和在不同年份中被重复匹配的多余的控制组企业，最终构成本文的研究样本。该研究样本中共有2010家企业，其中已实现“党建入章”的企业和未实现“党建入章”的企业各有1005家。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规模（RUR_SCL）的均值为0.113，标准差为0.449，这表明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规模还比较小，同时参与乡村振兴的相对规模在不同企业之间波动较大。产业帮扶哑变量（RUR_IND）的均值为0.141，标准差为0.348，表明大约有14.1%的观测值企业参与产业帮扶。分组哑变量（TREAT）观测值的均值为0.503，标准差为0.500，这与本文研究样本中“党建入章”的企业与非“党建入章”的企业各占50%相一致。

（二）回归结果分析

1.“党建入章”与企业参与乡村振兴

表3的第（1）列报告了本文假设H1的回归结果。由表3的第（1）列知，当被解释变量为参与乡村振兴规模（RUR_SCL），TREAT×POST的系数为0.130（T值为2.9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回归结果与假设H1的理论预测相一致，即“党建入章”能够促进企业对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响应力度，提高了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规模。“党建入章”通过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组织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和工作任务等条款保障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有利于党组织在企业内部贯彻和执行党中央的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同时，党组织的政策渠道和战斗堡垒的作用为企业落实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奠定了良好的思想氛围和组织支撑，党组织监督和决策职能的发挥也有效缓解了企业代理冲突、抑制管理层短视决策行为，有助于企业开展乡村振兴工作。

2.“党建入章”与企业参与产业帮扶

表3的第（2）列报告了本文假设H2的回归结果。由表3的第（2）列知，当被解释变量为产业帮扶哑变量（RUR_IND），TREAT×POST的系数为0.446（Z值为4.0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回归结果与假设H2的理论预测相一致，即“党建入章”确实促进了企业选择产业帮扶方式。“党建入章”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职能，在“以人民为中心”和“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工作大局和政策导向下，能促使企业选择使贫困地区长效发展的产业帮扶模式。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针对假设H1的稳健性检验，本文重新定义了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相对规模（RUR_REV），其具体定义为企业当年参与乡村振兴投入总金额（资金+物资折款）×1000/当年营业收入；针对假设H2的稳健性检验，首先，本文定义了企业参与产业帮扶的项目个数（IND_NUM），其具体定义为企业当年参与产业帮扶的项目个数加1取自然对数；其次，本文定义了企业参与产业帮扶的规模（IND_RAT），等于企业当年参与产业帮扶的总金额×1000/年末总资产。结果显示TREAT×POST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上述结果表明，在替换被解释变量之后，假设H1和H2的结论保持不变。

2.替换解释变量

针对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本文对公司章程中党建部分的内容进行了词频和篇幅统计，重新定义了“党建入章”的变量。具体来说，对于“党建入章”的企业，TREAT_SUM在整个样本期间内赋值为公司章程中共产党、党委、纪委、党风、党建、党组织、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章程、党的作风、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字样出现的词频总数加1取自然对数，TREAT_LEN在整个样本期间内赋值为公司章程中党建部分的总字符数加1取自然对数；对于非“党建入章”的企业，TREAT_SUM和TREAT_LEN均赋值为0。POST的定义保持不变，即“党建入章”的企业当年及以后年度取值为1，否则取0。结果显示TREAT_SUM×POST和TREAT_LEN×POST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上述结果表明，在替换解释变量之后，假设H1和H2的结论保持不变。

（一）“党建入章”与企业后续乡村振兴参与行为

扶贫开发和乡村振兴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一些贫困地区在脱贫后仍然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在减贫目标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变为减缓相对贫困的过程中，仍需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这均使得参与乡村振兴的对口帮扶单位需要持续投入一定规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要素，不减扶贫的工作力度和帮扶力量（王雨磊和苏杨，2020；谢岳，2020）。各级党政机关在对贫困县或贫困村进行考核和评估时，为了保证扶贫帮扶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提出了“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口号（王雨磊和苏杨，2020；燕继荣，2020）。另外，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和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也仍需要各级党组织逻辑的介入（徐凤增等，2021）。“党建入章”作为加强党的领导的生动实践和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抓手，保障了党组织能够常态化参与、监督企业的各项重大决策，使其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蒋建湘和李依伦，2017）。“党建入章”的企业在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时更有可能贯彻和执行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的各项扶贫政策号召，持续保持各项日常性的扶贫投入和帮扶力量，久久为功，将参与乡村振兴视为企业长期承担的社会责任之一，进而有着更高的后续乡村振兴参与意愿，并持续性地参与乡村振兴。为进一步考察“党建入章”是否会对企业后续乡村振兴参与行为产生影响，首先，本文构建了企业后续乡村振兴参与意愿哑变量（RUR_PLAN），当企业在年度报告披露了“后续精准扶贫计划”的内容时，RUR_PLAN则取值为1，否则取0；其次，本文构建了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连续性变量（RUR_ASS），当企业在第T年、T+1年、T+2年均参与乡村振兴时，RUR_ASS则取值为1，否则取0。由表4知，当被解释变量为RUR_PLAN、RUR_ASS时，TREAT×POST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明，“党建入章”能够提升企业后续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促进企业参与连续性的乡村振兴。

（二）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因为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一方面，“党建入章”的相关制度安排最早针对于国有企业实施，这使得大部分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在涉及党组织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条款更加完备且严格，内容更加具体深入（吴凌畅，2019），基层党组织的政策渠道功能与战斗堡垒作用也势必更强。“党建入章”的国有企业还通过在公司章程中进一步明确和设立党组织参与治理的相关条款与具体方式，强化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以及“讨论前置”等制度在国有企业内部的贯彻实施（柳学信等，2020；陈艳和张武洲，2022），有效保障了国有企业党委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使得党中央的部署要求和政策决议在本单位落到实处，因而“党建入章”的国有企业响应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力度可能更强。另一方面，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清晰的组织定位和稳固的权力结构（马连福等，2012；柳学信等，2020），“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而言更意味着党组织参与治理的“锦上添花”。另外，国有企业特殊的法人地位使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具有一定的“使命应当性”和“参与强制性”特征（张春敏和赵萌，2018；Chang等，2021），这可能会削弱“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而“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尚未构成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要求，那些主动选择“党建入章”的民营企业更加认可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在贯彻和执行国家政策方针时有更高的响应力度。最后，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还可以夯实自身的资源获取能力，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源（邓博夫等，2020；甄红线和王三法，2021；潘健平等，2021）。上述因素使得“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可能在民营企业中影响更大。由表5的第（1）（2）列可知，对于国有企业组（SOE=1）和民营企业组（SOE=0），TREAT×POST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国有企业组TREAT×POST的系数显著小于民营企业组的系数。上述结果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落实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促进作用更强。

（三）国家级贫困县的调节作用

国家级贫困县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贫困县全部摘帽的主战场，也是未来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帮扶的主体。确保国家级贫困县在限定期限内顺利脱贫被各级党政机关列为行政工作的重中之重（王雨磊和苏杨，2020；燕继荣，2020）。如果企业距离国家级贫困县较近，面临扶贫压力的党政机关更可能通过省市县级层面党组织网络向企业宣传和解读乡村振兴国家战略，鼓励企业与附近的国家级贫困县或贫困村之间构建起结对帮扶关系，进而提升这些“党建入章”的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意愿。另外，地理位置的邻近性也为“党建入章”的企业对口帮扶贫困地区提供了便利性，使得企业基层党组织可以更好地开展派驻扶贫工作队伍、输送帮扶物资、定期评估扶贫效果等工作，并通过签约结对、村企共建等形式因地制宜地开展产业帮扶与就业帮扶等。本文手工搜集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经纬度，并计算企业办公地到各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直线距离，定义了企业办公地300公里范围内是否有国家级贫困县哑变量（POVER300）^⑥，当企业办公地300公里范围内含有一个及以上的国家级贫困县，则POVER300取值为1，否则取0。由表5的第（3）（4）列可知，对于企业办公地300公里范围内有贫困县组（POVER300=1），TREAT×POS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于企业办公地300公里范围内无贫困县组（POVER300=0），TREAT×POST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企业办公地与国家级贫困县的近邻性能够增强“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

（四）渠道检验

“党建入章”基础在“写”，关键在“做”，其如何保障党组织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影响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渠道机理尚不明确。基于此，本文通过选取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之间“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程度以及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实践的融合等两个视角来考察“党建入章”影响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渠道机制。一方面，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有效保障了党组织成员参与企业经营决策，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马连福等，2013；柳学信等，2020；郝健等，2021），为党组织有效开展决策和执行工作、发挥监督作用提供制度保障（柳学信等，2020）。另一方面，“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以下简称MD&A）包含了管理层对企业当年经营实践的回顾和评价以及对企业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展望（薛爽等，2010），当MD&A中出现较多“党建”“党委”等用语时，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企业党建工作与经营实践的融合程度较好^⑦。首先，本文借鉴马连福等（2013）、柳学信等（2020）的做法，构建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之间“双向进入”的程度变量（PARTY_DIR），等于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成员之间重叠的人数除以董事会人数，同时构建“交叉任职”变量（CROSS_CHAIR），当企业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由一人担任时，CROSS_CHAIR取值为1，否则取0。其次，本文通过对年度报告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进行词频统计，构建“党建”用语变量（PARTY_BUILDING），等于企业当年MD&A中“党建”出现的总次数加1的自然对数，同时，构建“党委”用语变量（PARTY_COMMITTEE），等于企业当年MD&A中“党委”出现的总次数加1的自然对数。表6报告了渠道检验的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党建入章”的企业促进了党委会成员通过“双向进入”这一机制进入董事会任职的比例，并且使企业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由一人兼任，提升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实践的融合程度，有效保障了党组织参与到企业的重大决策，进而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在企业内部的实施。

本文通过手工搜集我国A股企业是否将党建工作要求纳入公司章程的相关数据，结合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这一社会责任的新形式以及“党建入章”的制度背景，运用PSM-DID方法，较早地检验了“党建入章”的制度安排对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党建入章”显著提升了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力度，在帮扶方式选择上，“党建入章”促使企业采用产业振兴这一长效型的帮扶方式。（2）进一步分析发现，“党建入章”的企业更愿意参与下一年度的乡村振兴，且连续性更好。（3）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产权性质为民营企业以及距离国家级贫困县较近时，“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更强。（4）渠道分析表明，“党建入章”提升了企业党委会成员进入到董事会任职的比例，使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更可能由一人担任，并促进了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实践的融合程度。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党建入章”作为加强党组织建设和明确党组织职权的正式制度安排，在贯彻和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和相关决议方面施展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能够促进企业积极响应乡村振兴国家战略。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的管理启示与政策意义：（1）“党建入章”作为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和深化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突破口，能够促使企业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因此，继续加强“党建入章”的顶层设计，扎实推进企业“党建入章”工作，对于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法定地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保障国家政策方针在企业内部的有效落实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阶段，企业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好政治核心、政策渠道以及战斗堡垒等作用，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乡村振兴政策号召，以产业振兴为重要基础，积极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并探索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支撑。（3）“党建入章”对于企业响应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力度会因产权性质和企业与国家级贫困县地理近邻性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相关党委机构和政府部门在传达政策时要结合企业的自身情况和现实条件，才能够有效推动已完成“党建入章”的企业主动响应国家战略和政策方针，提升企业的政策响应力度，这对于企业积极参与“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4）“党建入章”基础在“写”，关键在“做”，对于已经将党建写入公司章程的企业，可以通过进一步贯彻实施党委成员与董事会之间“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制度安排，以及将党建工作与企业日常经营实践相融合等方式，将党组织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融入企业决策之中，以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和执行力，切实发挥出“党建入章”在保障基层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① “讨论前置”是指董事会、经理层在进行决策前要首先经过党组织研究讨论。

② 例如深振业A（股票代码：000006）在2018年的公司章程中提到党委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上级党委和政府重要会议、文件、决定、决议，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

③ “五个一批”具体是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五个振兴”具体是指“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④ 乡村振兴投入总金额的数据来源于CSMAR 精准扶贫数据库中的精准扶贫工作统计表。

⑤ 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党建入章”变量（具体包括“党建入章”哑变量、“党建入章”词频变量、“党建入章”篇幅变量），采用Tobit回归方法对主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论保持不变。限于篇幅，相关实证结果没有报告。

⑥ 本文也检验了企业办公地200公里内以及注册地300公里内是否有国家级贫困县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保持不变。限于篇幅，相关实证结果没有报告。

⑦ 例如深物业A在2019年报MD&A中提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切实有效发挥企业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