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业者的活动范围拓展至全球，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组织资源、寻找市场，开展跨地域创业活动（Adiku和Kandilige，2021；Portes等，2002，von Bloh等，2020）。跨地域创业既包括国际移民创业（Bird和Wennberg，2016；Vandor，2021）和海归创业（Li等，2012；Qin等，2017；Lin等，2019）等跨国创业行为，也包括农民工创业（肖忠意等，2018；杨昊等，2019）和城市流动人口创业（杨晔等，2019；叶文平等，2018）等国内跨地区创业行为。现阶段，学界对于上述跨地域创业行为缺乏统一界定。为了更好地探究纷繁复杂的跨地域创业现象背后的理论共性，本文使用“迁移创业者”定义这些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并在迁入地居住和开展创业活动的个体。同时，本文使用“迁移创业”来定义迁移创业者的跨地域创业行为。迁移创业研究是创业研究的重要分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集中体现在创业研究的两大研究对象——创业者及其所嵌入的结构（Cederberg和Villares-Varela，2019）。在个体层面，迁移创业者具有独特的资源禀赋。相较于本土创业者，迁移创业者可能具有更高水平的隐性创业技能（Kahn等，2017），可以利用其与来源地相关的资源和网络融资和发掘创业机会（Tsui-Auch，2005；Liu等，2020），并为迁入地带来额外的知识、经验和人脉（Liu等，2014；Schott，2018；Useche等，2019）。在结构层面，迁移创业者同时嵌入来源地和迁入地的结构，受到两地经济文化环境和社会网络的影响（Brzozowski等，2014；Griffin-El和Olabisi，2018）。因此，迁移创业者需要协调自己的双重角色（Patel和Conklin，2009；Lin等，2015），在两地环境中接触社会网络和获取资源、识别创业机会（Bagwell，2015；Drori等，2006）。

迁移创业研究通常单独考虑来源地或迁入地的政策、文化环境对创业者的影响（Frederking，2004；Hu等，2022；Tubadji等，2020；Vinogradov和Kolvereid，2007）。近年也有研究开始比较两地的宏观结构，并使用距离的大小来刻画两地差异，例如两地间较大或较小的制度距离（Mata和Alves，2018）和社会文化距离（Carson和Carson，2018）。然而，在距离大小以外，迁移方向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在迁移过程中，来源地与迁入地间的距离既具有大小，又具有方向。以往的迁移创业研究单纯考虑距离的大小，将两地差异抽象为一个数值，这难以体现来源地和迁入地宏观结构的具体特征。迁移方向却可以兼顾起点（来源地）与终点（迁入地），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两地结构差异对创业者的影响。

本文使用Kloosterman等（1999）提出的混合嵌入视角讨论迁移方向对迁移创业者的影响。该视角整合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因素，可以反映结构性因素对迁移创业者行动的促进和约束作用，为解析迁移创业现象提供了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Solano，2020）。其中，一地的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构成了塑造迁移创业者行动的宏观结构，迁移创业者所处的社会网络形成了中层结构，而迁移创业者的人力资本等个人特征则是影响其行动的微观基础（Kloosterman，2010；Storti，2014）。在从一地迁往另一地的过程中，创业者与来源地和迁入地的社会网络联系发生转变，并影响其微观的资源禀赋。创业者会发展新的社会关系或重新定义自己与来源地的关系，这反过来影响了他们在两地结构中的嵌入（Harima，2022）。创业者嵌入迁入地结构的难易程度存在差异，进而为创业者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即创业者面对的优势与劣势）。本研究提炼出“向相对发达/欠发达地区迁移”和“离乡/返乡”两个关键的迁移方向维度。其中，“向相对发达/欠发达地区迁移”维度与来源地关联，导向来源地优劣势；“离乡/返乡”维度与外来性相关，导向的是外来优劣势。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建立了一个四象限的迁移创业者分类框架。迁移创业研究所关注的现象比较丰富，研究对象多元，这种情况会导致“包罗万象”的分析框架繁冗也不够贴近现实（Sonnenfeld和Peiperl，1988）。本研究借助迁移方向这一显而易见却又巧妙的分类标准，将迁移创业者划分为四种典型类别。在该框架下，本文结合迁移创业者所嵌入的中观结构和微观基础，探讨了迁移创业者面临的优劣势如何促进和限制创业者利用资源的能力，并为创业者带来可以开发的创业机会。

本文主要为跨地域的创业研究做出贡献。首先，本文将迁移方向的两个维度与创业者面临的优劣势对应起来，建立了一个四象限的迁移创业者分类框架。该框架剖析了这些优劣势对迁移创业者的帮助与约束，揭示了不同迁移创业者面对的机会类型。这既为复杂的迁移创业现象提供了理论分类范式，也对迁移创业实践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其次，本研究借鉴跨国创业研究，区分了创业者面临的外来优劣势与来源地优劣势。本文提出了在不同迁移方向下，来源地优劣势和外来优劣势的产生机制，从而将来源地优劣势的适用范围拓展到更为广泛的迁移创业领域，丰富了相关研究。最后，本研究首次系统性地讨论了迁移方向对迁移创业者的影响。本文基于混合嵌入视角，比较来源地和迁入地的宏观结构，提炼出迁移方向的两个关键维度（“向相对发达/欠发达地区迁移”和“离乡/返乡”），为研究地缘结构对创业者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路径。

迁移创业者嵌入在来源地和迁入地的地理、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中，面对各种力量的促进和约束（Neville等，2018）。迁移创业者所能提供的资源需要与迁入地市场需求相匹配，因此其面临的机会结构受到迁入地宏观结构的影响（Kloostman等，2010）。迁入地经济或法律体系的低效运转，创业氛围的缺乏可能阻碍迁移创业者开展活动（Acs等，2016）。创业者在来源地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来源地的教育水平（Vinogradov和Kolvereid，2007）、文化背景（Tubadji等，2020）等也会对创业者产生影响。

然而，相较于来源地或迁入地单独的宏观结构，两地的差异更值得关注。迁移创业者拥有在来源地和迁入地的双重经验，因此迁入地社会对创业者的判断和评价也会考虑创业者的来源地。“距离”（Distance）即被用于度量两地的宏观结构差异，并被用于解释这一差异对跨地域经济活动的影响（Beugelsdijk等，2018）。距离既包括客观的两地间地理距离（Miera，2008）、经济距离和金融距离等（Berry等，2010），也包括个体主观感知的两地距离（Håkanson和Ambos，2010）。在此前的研究中，距离被视为一个仅有大小的标量，但近年的研究开始关注距离的方向性问题（Zaheer等，2012），即在相同距离大小下，创业者从甲地迁移至乙地，和从乙地迁移至甲地的意义不同。简言之，距离的背后隐含着比较（Yildiz和Fey，2016）：在水平维度上，距离的大小度量了两地的相似程度；在垂直维度上，距离的方向则衡量了两地的优劣差距（Locke，2005）。而相比距离的大小，距离的方向（即迁移方向）更加能反映地区自身特征引起的地区间差异对创业者的影响。即便两地间差异不大，迁入地仍可能因为地区间的优劣差距产生对创业者的推崇或歧视。

现阶段的研究集中于讨论距离对跨国企业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并使用外来优劣势和来源地优劣势来刻画这些影响（Lu等，2022）。其中，“外来优劣势”基于东道国因素产生，关注的是“不来自某处”（即非本地）的问题；“来源地优劣势”则基于母国因素产生，关注“来源于某处”的问题（杨勃和刘娟，2020）。一般而言，两地之间较小的距离有利于创业者在迁入地的理解和交互，过大的距离则会产生学习成本，降低外来企业的合法性，带来外来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Zaheer，1995；Luo和Mezias，2002；Brieger和Gielnik，2021），但较大的距离也可能带来某些外来优势（Advantages of Foreignness），即外来企业在东道国可能获得本土企业无法轻易获取或复制的优势和利益（Sethi和Judge，2009）。相较于外来优劣势，来源地优劣势受到的关注较少，以往通常被视为外来优劣势的一部分（Edman，2016；Mallon和Fainshmidt，2017），导致概念上的混淆。“来源地优势”（Advantage of Origin）与“来源地劣势”（Liability of Origin）原指“出生地”对跨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产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东道国民众对跨国企业母国的刻板印象和认知会为企业带来合法性优势或劣势（Ramachandran和Pant，2010），例如当东道国相对母国欠发达时，东道国对产自母国的产品和服务可能产生更加积极的看法（Yildiz和Fey，2012）。

本文将迁移创业者类比为与跨国企业类似的经济行为主体，由此我们可以应用“距离”和“优劣势”理解迁移创业者的跨地域迁移过程（Mata和Alves，2018；Sinkovics和Reuber，2021）。下文将基于混合嵌入视角，讨论宏观结构层面的迁移方向对创业者来源地优劣势和外来优劣势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优劣势对创业者的促进和制约作用。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文提出，迁移者的迁移方向存在两个重要维度：一个维度是“向相对发达/欠发达地区迁移”，另一个维度是“离乡/返乡”。这两个维度影响着创业者在来源地和迁入地的嵌入情况，由此导向创业者在创业中的优劣势。

（一）向相对发达/欠发达地区迁移和来源地优劣势

来源地和迁入地在经济水平上的差异往往是迁移创业研究的案例背景，也是推动个体迁移的重要因素（Ram等，2003）。相较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发达地区拥有更多更好的商业机会（Sinkovics和Reuber，2021）。移民往往从欠发达地区前往发达地区寻求庇护和发展机会，通过创业融入当地社会（Barth和Zalkat，2021；Refai和McElwee，2022）。而在发达地区市场饱和时，创业者也会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开拓新的市场（Park，2022）。

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向相对欠发达地区迁移，创业者嵌入迁入地结构的难度降低，获得更强的来源地优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往往被用于预测当地的教育水平（Lagakos等，2018）和社会网络质量（Kwon和Arenius，2010；Yang和Lin，2022），也影响着外地民众对该地区的认知。由于创业者的来源地是其身份标签的一部分，而迁入地民众对来源地存在着正面或负面的刻板印象，因而迁移创业者的来源地会影响民众对其能力或品德的主观认识（Haugen和Carling，2005）。由于对发达地区的推崇，欠发达地区的社会更青睐来自这些地区的人才，认为他们拥有更高水平的知识与技术，更熟悉前沿的商业模式（Sethi和Judge，2009；Yildiz和Fey，2012），能够更好地帮助迁入地引入资源，这对创业者及其创办的企业在迁入地建立合法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Ahlstrom和Bruton，2001；Bruderl和Schussler，1990）。

相反，从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向相对发达地区迁移，创业者嵌入迁入地结构的难度增加，面临更强的来源地劣势。受到与来源地相关的代表性产品、政治经济背景和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负面刻板印象（Pant和Ramachandran，2012）的影响，迁入地民众会认为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个体技能、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的价值更低，不太愿意与之交易（Sanders和Nee，1996；Younkin和Kuppuswamy，2019）。这使得来自这些地方的创业者往往难以在迁入地建立合法性（Morse等，2007）。

（二）离乡/返乡和外来优劣势

人口迁移存在背井离乡或离开常住地返回家乡^①的情况。离开家乡到异地的创业者在迁入地缺乏当地人身份，面临融入当地社会网络的挑战。与之相反，“回迁者”往往曾在迁入地生活较长时间、拥有迁入地的身份，所以与那些完全人地生疏的背井离乡者相比，他们往往更容易重新激活迁入地的社会网络和身份。

离开家乡迁到异乡，创业者嵌入迁入地的难度增加，会面临更强的外来劣势。背井离乡的创业者脱离了在来源地积累多年的社会网络，由于不熟悉迁入地的文化习俗，缺少迁入地本地身份和社会联系，在短期内很难构建起与家乡类似的社会网络，面临较强的外来劣势。不少外来者在迁入地缺少本地人的朋友和商业伙伴等网络联系（Portes，1998），这使他们难以通过本地人的背书，解决不被信任的问题（Gurău等，2020）。在迁入地社会，外来者往往缺少合法性，这在一些制度信任资源不足或是非常重视地域信任的地方表现更为明显。而在实行户籍制度的国家（如中国），缺乏本地户籍往往成为外来创业者获得本地资源和服务供应的一大障碍（宁光杰和段乐乐，2017）。

但外来的创业者也可能获得一定的外来优势。外来者往往不受本地人的既有的认知模式束缚，因此能识别一些本地人不易识别的机会（Zhou等，2010）。由于在迁入地的嵌入程度较低，创业者受到的制度同构的压力较小（Kostova等，2008），此时相较于受迁入地制度约束的本土创业者，外来创业者较易脱离迁入地规范和文化的合法性束缚（Shi和Hoskisson，2012）。通过引入新的产品和服务，外来创业者能够创造或维持一个偏离迁入地已有行业主导逻辑的市场，从而建立合法性（Edman，2016；Kostova和Roth，2002）。

从异乡返回家乡，创业者嵌入迁入地的难度下降，面临的外来劣势相对离乡创业者较弱（Morgan等，2021）。通过激活家乡休眠的网络联系，创业者得以重拾本地人身份，被当地社会接纳。当然，与本地创业者相比，回乡创业者的外来劣势仍较为明显。一方面，相较于长期在迁入地生活的创业者，初回家乡的创业者依赖的社会网络在数量和质量上可能有所欠缺。由于他们长期在来源地生活，疏于与迁入地联系，会损失部分在迁入地的社会资本（Wahba和Zenou，2012）。另一方面，一些回乡创业者长期在外生活，对家乡的新近变化会有不同程度的生疏。他们习惯了来源地社会文化环境，可能短期内难以适应家乡的环境（如留学生回国后短期内难以适应国内的人际交往方式）（Paasche，2016）。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从“向相对发达/欠发达地区迁移”和“离乡/返乡”两个迁移方向维度出发，将迁移创业者划分为四种基础类型，绘制出图1所示矩阵。四种基础类型分属不同象限，并被赋予不同的比喻^②：“寻梦者”（从欠发达的家乡到发达的异地创业）、“荣归者”（从发达的异地返回欠发达的家乡创业）、“拓荒者”（从发达的家乡到欠发达的异地创业）和“黯归者”（从欠发达的异地返回发达的家乡创业）。在不同的象限上，迁移创业者面临的优劣势存在差异。其中，虽然外来劣势和来源地劣势对创业者形成了结构性约束，但外来优势和来源地优势可以为创业者带来结构性支持，两方面共同塑造了创业者面对的创业机会。下文将把这一分类框架与创业者所嵌入的中观结构和微观基础相衔接，分析迁移创业者面临的创业机会类型。

图 1 迁移创业者分类框架

图选项

（一）“寻梦者”：聚集嵌入型机会

本文用“寻梦者”比喻那些从欠发达家乡来到发达异乡创业的个体。从欠发达国家流入发达国家的移民创业者（Efendic等，2016）和进城创业的农民（肖忠意等，2018）都属于“寻梦者”。“寻梦者”会遭遇较强的来源地劣势和外来劣势。迁入地社会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寻梦者”通常存在负面的刻板印象，轻视“寻梦者”的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等。同时，“寻梦者”的外来身份也会影响其获得在迁入地开展活动的合法性。但“寻梦者”也具备一定的外来优势，使其可以在迁入地开拓基于迁移者群体的新市场。

“寻梦者”在迁入地容易获得聚集嵌入型机会，即创业者可以通过地理或行业上的聚集实现在迁入地市场的发展。同一来源地的“寻梦者”在迁入地往往面临相似的逆境，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上受到排斥，而共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为他们提供了聚集的基础（Ndofor和Priem，2011；Zhou，2004）。同时，“寻梦者”的部分社会网络随之迁移到迁入地，使其能够继续获得原有族群的支持（Kelly和Lusis，2006）。“寻梦者”与迁入地同乡、同族群的个体有着类似的文化和习俗背景，对这一群体的需求有更深入的洞察（Evans，1989；Martín-Montaner等，2018），因此服务于同乡、同族群市场是他们落脚初期最为可行的选择（叶文平等，2018）。

通过地理聚集实现最初的嵌入，“寻梦者”可以获得迁入地社会的接纳（Frederking，2004）。“寻梦者”们通常更依赖同乡或同族群的社区（郭云南和姚洋，2013）。同一来源的迁移者拥有共同语言或文化背景，聚居在一地，形成一个外来特征鲜明的社区，即所谓“飞地”（Enclave）（Klaesson和Öner，2021）。飞地是一个由来源地语言、文化习俗主导，具有一定自给自足特征的社区（Portes和Manning，2006）。由于同族群网络的紧密性和封闭性，飞地往往成为“寻梦者”应对外来劣势的创业孵化器，帮助他们应对当地网络资源不足的难题。飞地创业者的创业资金主要来源于家庭和当地亲友的支持，劳动力则主要来源于同乡和同族群市场。对于外来创业者创办的企业，这种廉价的劳动力通常是它们在当地劳动密集型行业立足的优势（Kulchina，2016）。

除地理聚集外，“寻梦者”也可以在特定行业聚集，从集聚经济和知识溢出中获益（Lamin和Livanis，2013），这也是一种低成本融入迁入地社会的手段。如温州华人华侨在意大利服装和箱包皮具业的聚集（张一力和张敏，2015；周欢怀和朱沛，2014）或浙江桐庐人在快递行业的聚集。这种聚集让众多外来小企业形成一个强承接力的分包网络（如在意大利的华人创业网络）和强购买力的市场，大大增强了他们与本地供应商和客户的谈判力。同一来源地的“寻梦者”的行业组织则可以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比如在外地经营兰州拉面的青海化隆人通过同乡组成的行业组织约定面馆间的距离，以减少同乡人的恶性竞争。来自特定地域的创业者聚集在某一个行业，能够提升他们与本地社会博弈的能力，甚至形成对某一行业的控制。广州就曾发生青海化隆拉面经营者集体干扰和排挤他地兰州拉面经营企业的事件。

（二）“荣归者”：桥接中介型机会

“荣归者”指那些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工作或生活了较长时间，再回到家乡创业的个体。从发达国家留学或工作回来的海归创业者（Li等，2012）和返回欠发达的家乡创业的农民工（纪志耿，2012）都属于“荣归者”。由于较容易在家乡获得身份认同，“荣归者”会面临较弱的外来劣势。他们曾在迁入地生活，与迁入地的亲朋建立了一定的联系，虽然远去他乡，却仍保留着迁入地的社会网络。这些潜在的社会资本往往以记忆、观念等形式存在于创业者的认知中（Kilduff等，2006），为“荣归者”回到家乡激活当地资源创造了条件。同时，“荣归者”借助来源地资本溢价能获得较强的来源地优势，他们往往可以享受本土创业者无法获得的政策激励，包括税收减免和行政协助（Kenney等，2013），以及政府或科技园区的认证（de Lange等，2016）。

“荣归者”在重新嵌入迁入地结构后获得的是桥接中介型机会，即创业者可以凭借自己的桥接型社会资本，在来源地和迁入地占据中介位置，开展创业活动。“荣归者”往往既了解来源地的产品和要素市场，也熟悉家乡的要素供应情况，同时在两地的社会网络中占据桥梁地位（Portes，1998）。凭借其来源地优势，“荣归者”可以利用来源地与迁入地的供需势差填补“结构洞”（Burt，2004），嵌入到两地社会和经济交流的核心位置当中。跨地域网络可以帮助“荣归者”获得与来源地相关的知识、资本和技术等资源（Chen和Tan，2009；Wang，2020）。因此，“荣归者”可以识别跨地域商业活动中的机会（Morgan等，2018；Wang和Liu，2015），并创造性组合利用两地优势资源开展创业活动（Vandor和Franke，2016）。如药明康德的创始人李革，他了解跨国药企的研发外包需求，又观察到中国基础技术人才供应充足且有成本优势，就抓住机会回国创业承接跨国药企的研发外包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本地社会资本可以帮助“荣归者”应对外来劣势。一方面，离家生活可能带来“荣归者”关系网络的退化（Lin等，2019），也可能导致其对家乡人际交往方式和商业操作的不适应，对迁入地缺乏认同感，使其难以激活迁入地网络（Kwon和Adler，2014）。另一方面，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正式制度往往并不完善，政府管制较多，较多资源被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Manolova等，2007；李新春等，2016）。因此，与本地社会资本结合有助于创业者理解当地的规范（Laursen等，2012），获取关于当地政府监管、文化和市场的知识（Meyer和Sinani，2009），从而较好应对产权保护不足等不利条件。本地合作伙伴也可以帮助创业者提升能力，建立合法性（Dacin等，2007）。海归创业者通常会在创业团队中引入本地伙伴，帮助企业解决与本地政府和社会沟通联系的问题，这使他们更易获取本地的资源，有助于提高海归创业企业的绩效（Qin和Estrin，2015）。

（三）“拓荒者”：资源输入型机会

“拓荒者”是那些离开相对发达的家乡、前往相对欠发达的异地寻找机会的创业者，典型的“拓荒者”如从中国前往非洲寻找机会的创业者，以及在国内从东部沿海省区到西部寻找机会的创业者。“拓荒者”与“寻梦者”一样面临外来劣势的难题。“拓荒者”缺少当地人身份，这使他们在当地缺乏合法性，不易在当地动员资源。同时，欠发达地区制度不够完善（Park，2013），这使得他们不易得到当地社会的信任，容易遭遇当地政府的干预与盘剥，也不易获得产权保护和履约保障（Dobler，2009）。就如在印尼从事经营活动的普通华商，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受害者。但与“寻梦者”不同的是，相对发达的来源地有利于“拓荒者”建立在当地创业的合法性，嵌入到当地宏观结构中，获得来源地优势。“拓荒者”的外来身份也可以为其带来更强的外来优势。跨文化的商业经验和资源使他们更容易识别将迁入地和来源地资源组合起来的商业机会（Vandor和Franke，2016）。非洲电商Kilimall的创始人杨涛愿意放弃华为的优厚薪酬离职到非洲创业，就是看到非洲民众对零售商品需求旺盛，然而商品价格过高，由此识别出发展本地电商的市场机会。

进入迁入地，“拓荒者”可以获得资源输入型机会，即“拓荒者”可以将来源地的资源引入迁入地，开拓新的市场。“拓荒者”的来源地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在迁入地更易得到推崇，这使他们能够获取本地人难以获得的资源与机会。例如杨涛创办Kilimall之初，其创业团队的建立和货源的组织均是依靠他在中国的网络。与来源地关联的社会网络可以缓冲“拓荒者”初入陌生地区的压力，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解决所遇到的文化冲突问题（Stoyanov等，2018）。在迁入地的同乡可以与“拓荒者”交换资源，相互提供情感支持，帮助“拓荒者”发展自己的社会网络（Phillimore等，2018）。在建立本地网络联系后，他们就可以打通来源地与迁入地的供应链，较快地利用当地市场与供应的资源开发创业机会（Morgan等，2021；Huang，2019）。“拓荒者”在当地建立工厂、开设商店，雇佣当地员工，提供当地居民所需的商品（Dittgen和Chungu，2019），同时积极宣传所生产销售的商品（Nyíri，2006）。一旦在迁入地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凭借来源地的标签获得更多合法性，“拓荒者”们就能获得相对当地供应的优势。竺兆江和传音手机在非洲市场的成功就是典型范例。

（四）“黯归者”：结合发展型机会

“黯归者”是那些从相对欠发达的外地返回相对发达家乡创业的个体。这类迁移创业者较为鲜见，有的是在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之后回到家乡（如下乡知青返城、刑满释放），也有的是原来到欠发达的异乡闯荡，因发展失利不得不返乡。由于这类迁移者多是在前一段失意的经历后返乡，本文给他们贴上“黯归者”的标签。

“黯归者”面对的是较强的来源地劣势和相对弱的外来劣势。一方面，来自欠发达来源地会让他们的人力资本和来源地社会资本受到轻视，这导致其资本无法像“荣归者”那样在迁入地获得溢价。另一方面，长期在外使得“黯归者”已对家乡的环境感到生疏，但回到家乡他们仍能重拾本地人身份，激活自己在本地休眠的社会网络（Oettl和Agrawal，2008），获得一些担保与支持。面对的外来劣势较“寻梦者”少，这往往是他们在遭遇坎坷之后选择返乡的原因。“黯归者”较易在家乡跨越身份合法性的障碍，进入当地市场。

“黯归者”在迁入地可以获得结合发展型机会，即创业者可以借助结合型社会资本恢复或重新建构自己在迁入地的身份（Grzymala-Kazlowska，2016）。“黯归者”往往在经历动荡和多年异乡生活后返乡，他们可能不受家乡的欢迎，并且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在家乡开展业务（Riddle和Brinkerhoff，2011）。从欠发达地区返回城市的知青往往借助亲友的社会网络先在当地就业（Loschmann和Marchand，2021），待重新融入迁入地社会后再进行创业。例如上海欣达实业的顾新忠当年回到上海后先进入当地的自来水公司工作，积累了资金和人脉后再自己创业。“黯归者”通过工作积累的社会资本也有利于弥补其在地方知识、语言技能或专业资格上的缺乏（Ferguson等，2016）。

由于当地人对“黯归者”来源地的负面印象，“黯归者”需要依托家乡原有社会网络的背书，来淡化自己身上的来源地色彩，重新熟悉家乡的环境，建立自己的身份合法性（Corradini，2022）。之后，“黯归者”们就能利用家乡原有的关系网络为自己的创业筹集资金，并借此获得一些初始业务机会，从而克服来源地劣势（Lin等，2006）。在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环境中，“黯归者”有机会取得一部分制度性支持，如国家提供的安置费或创业支持政策，用于创业。当年部分返城知青难以获得体制内就业机会，便依靠国家发展个体经济的政策，在亲友支持下从事个体经营。但“黯归者”更多依赖当地的社会网络为自己提供支持和背书，为自己的企业争取客户和资源，这往往限制了他们的成长空间，使其难以在短期内寻求成长。

本研究将迁移方向与来源地优劣势和外来优劣势概念联系起来，建立了一个迁移创业者的分类理论框架，藉此完善了混合嵌入视角下宏观结构的分析。我们识别出迁移方向的两个重要维度：“向相对发达/不发达地区迁移”和“离乡/返乡”。基于此，本文指出创业者的迁移方向影响着他们在来源地和迁入地的嵌入，这使得创业者在创业中面对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同时，我们将迁移创业者嵌入的中观结构和微观基础纳入分类框架中，进一步讨论了四类迁移创业者所面临的创业机会类型。上述工作为混合嵌入视角做出贡献，同时也为迁移创业研究识别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路径。

（一）研究贡献

第一，通过构建迁移创业者分类框架，本研究揭示了不同类型的迁移创业现象背后的异同点，进而剖析了迁移方向与创业者可开发的机会类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此前的研究聚焦于不同的迁移现象，各自讨论自己关注的创业类型，例如海归创业、跨国移民创业和农民工创业。虽然少数研究也注意到创业者身份的不同或创业者的迁移路径的差异，但却鲜有研究深入讨论其背后的理论共性和异质性。本研究指出，迁移方向会通过外来优劣势和来源地优劣势影响创业者面对的机会类型，外来劣势和来源地劣势对创业者形成了结构性约束，而外来优势和来源地优势可以为创业者带来结构性支持，进而构建出创业者所面对的创业机会。在理清迁移方向与来源地优劣势、外来优劣势概念联系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一个以“离乡/返乡”和“向相对发达地区流动/向相对欠发达地区流动”为两维的迁移创业者分类框架。该分类框架为复杂、碎片化的迁移创业现象（Dheer，2018）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分类范式，为后续的迁移创业研究深化理论思考指引了方向。这一框架亦可指引具体的迁移创业实践。如前往欠发达地区的创业者可以发挥其来源地优势，引入来源地的资源，开发迁入地的创业机会。

第二，本研究明确区分了外来优劣势与来源地优劣势概念，拓展了来源地优劣势的应用空间。以往的跨国创业研究多将目光聚焦于移民所面对的外来劣势，甚至将来源地劣势也视为外来劣势的一部分（Yildiz和Fey，2012；Gurău等，2020），这导致不同概念间容易产生混淆，也不利于拓展概念的应用场景。本文详细讨论了在不同的迁移方向下，来源地优劣势和外来优劣势的产生机制，并将其与迁移创业者面临的机会类型相联系，清晰呈现了不同优劣势促进或限制迁移创业者活动的本质，从而提升了来源地优劣势概念的理论解释力，并将其应用范围从跨国创业研究拓宽至目前备受关注的迁移创业研究。

第三，本研究聚焦于以往迁移创业研究中较少涉及的迁移方向，充实了关于距离方向性的讨论。此前从宏观结构层面探究来源地和迁入地结构对创业的影响，多见于跨国创业研究，这些研究使用距离大小度量两地的差异，并讨论这一差异对创业者的影响。其基本逻辑是，当来源地和迁入地制度或文化距离较大，创业者在迁出地获得的某些商业知识、社会交往经验可能难以移植到迁入地（Pruthi，2014），为创业者在迁入地创业带来更多的外来劣势。但该方法更多关注于两地在水平维度上的相似程度，忽略了两地在垂直维度上的差距（Zaheer等，2012）。相较于距离大小，迁移方向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出来源地和迁入地在经济和社会网络等维度上的结构性差异。本文引入混合嵌入视角，强调了迁移方向在宏观结构的重要地位，并单独讨论了迁移方向对迁移创业者产生的影响。本研究识别出“向相对发达地区流动/向相对欠发达地区流动”和“离乡/返乡”两个基础的迁移方向维度，并讨论了两个迁移方向维度如何影响创业者在迁入地结构的嵌入，进而影响其面临的优劣势，为距离的方向维度的进一步分析提供了理论思路。

（二）研究展望

首先，未来的迁移创业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迁移方向因素与其他因素对创业者的共同影响，尤其是迁移方向和距离大小的结合。先前的研究侧重讨论距离大小与创业者面临的优劣势的联系，忽视了迁移方向的重要性。但在既定距离大小下，迁移方向对各类型的距离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例如“离乡/返乡”维度对于文化距离的影响可能大于对经济距离的影响。后续研究在讨论方向问题时，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展开讨论。

其次，基于本文对来源地优劣势概念的讨论，未来的迁移创业研究可更多关注来源地优劣势问题。移民创业和海归创业的研究均可从对来源地优劣势的分析中获得启发。以往的移民创业研究在关注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移民的创业问题时，研究者多将研究眼光聚焦于移民所面对的外来劣势，很大程度忽略了这些移民同时面对的来源地劣势问题。研究者如果与发达国家之间移民的创业活动进行对比研究与分析，就能清楚区分外来劣势和来源地劣势的影响。同样地，目前的海归创业文献多聚焦于海归创业者的外来劣势问题。但根据本文的分类框架，在发达国家留学或工作的海归创业者属于“荣归者”。他们既会面临一定的外来劣势，也享受较强的来源地优势。而后者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创业活动中取得某些有利条件。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考虑来源地优势为海归创业者带来的机会。

受篇幅限制，本文主要讨论了结构对迁移创业者的约束和使能作用，但嵌入在结构中的创业者仍具备能动性，后续研究可沿着本文的分类框架，进一步关注不同类型的创业者面对机会类型的行动。结构因素不能完全独立于个体的特征来解释个体反应（Frederking，2004）。虽然处在同一类型下的迁移创业者都面对相似的优劣势，然而由于资本禀赋不同，创业者面临相同的机会类型可能存在不同的反应。未来研究可考虑基于个体角度，研究创业者如何应对迁移方向带来的结构差异。

①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家乡定义为创业者长期生活过，并在此获得身份烙印和建立亲友社会网络的地方。

② 分类学研究常常使用比喻，这并非为了用喻体来精确刻画本体的属性，而是因为比喻有助于观念的传达与理解（Morgan，1981），其对于建构组织理论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共识（Sonnenfeld和Peiperl，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