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作为家族企业形成的早期阶段，由夫妻二人共同参与新创企业管理，并在企业中共享所有权、承诺和责任的夫妻创业现象受到实践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夫妻档”企业在夫妻共同努力下发展为由夫妻主导的家族企业，甚至成长为家族制上市公司。数据显示，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中夫妻控股超过30%（肖金利等，2018），“夫妻搭档”成为上市家族企业中不容忽视的部分，如SOHO中国、瑞声科技等均是由夫妻档创业发展起来的。相较于蓬勃发展的夫妻创业实践，夫妻创业的理论探索起步较晚。1988年，Barnett夫妇将夫妻创业（copreneurship）界定为夫妻二人共同参与新创企业管理，并在企业中共享所有权、承诺和责任的创业现象。夫妻创业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以下趋势：第一，尽管学者关注夫妻创业区别于其他创业的内在优势（Hedberg和Danes，2012），但现有文献尚未系统地概括夫妻创业的核心特征。第二，夫妻创业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相对分散，但现有文献还未针对不同层面的研究议题归纳出支撑理论与方法。第三，夫妻创业研究议题具有跨领域、多层次特征，涵盖夫妻创业的前因（如夫妻创业动机等）（Othman等，2016）、过程（如性别角色与劳动分工等）（汪圣国和杜素珍，2019）及结果（如创新绩效、婚姻满意度等）（Helmle等，2014；许宇鹏等，2021b），但缺乏整合夫妻创业不同层面主题的研究框架。由此，界定夫妻创业概念与特征，构建具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研究框架，对于深化夫妻创业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本文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ology），在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检索关键词，包括“夫妻创业/夫妻创业企业（copreneurship, marital entrepreneurship）”“创业夫妻（copreneur, copreneurial couples/partners）”“夫妻创业团队（copreneurial/spousal teams）”等，共得到161篇文献。精读筛选后，整理出与夫妻创业主题密切相关的108篇作为样本文献。从发表时间看，夫妻创业文献处于增长态势，2002年之后数量急剧增加（如图1所示），反映出学界对夫妻创业关注度不断提升。从文献来源看，样本文献分布于79种期刊、论文集和学位论文中（英文67种，中文12种）。发文数量排名靠前的英文期刊包括Family Business Review（8篇）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der and Entrepreneurship（4篇）；中文期刊是《经济管理》（3篇）和《南开管理评论》（2篇）。国内对夫妻创业研究的关注度较弱。从研究方法看，实证研究96篇（定量研究61篇，定性研究30篇，混合研究5篇），占比88.89%；理论研究12篇，占比11.11%。这表明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夫妻创业的理论探索。

二、夫妻创业的概念界定

（一）夫妻创业的概念内涵

“夫妻创业”（copreneurship）最早由Barnett夫妇概念化，描述夫妻共同参与企业管理，并在企业中共享所有权、承诺和责任的创业现象（Barnett和Barnett，1988）。现有研究主要从所有权与管理权、创业参与度、动态过程三个角度界定概念（如表1所示）。在所有权与管理权方面，通过夫妻所有权和管理权分配区分不同企业类型（Fletcher，2010），包括夫妻共同管理、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共同管理且共同所有。这一界定视角通常用于探索夫妻创业企业的权力结构问题。在创业参与度方面，涉及仅一方全职参与创业、双方共同全职参与创业的情况（De Bruin和Lewis，2004）。这一视角主要用于探究配偶参与对创业活动的影响（Blenkinsopp和Owens，2010）。在动态过程方面，学者聚焦于夫妻参与创业活动的过程（Marshack，1994），如企业家庭互动、夫妻角色变化等。这一角度研究强调企业-家庭交织情境下夫妻创业过程的动态变化。

（二）典型夫妻创业特征

典型夫妻创业特征（如表2所示）：（1）婚姻或类婚姻关系。多数研究强调夫妻之间正式盟约；而少数研究主张采用类婚姻关系，包括异性或同性之间的同居和结婚（El Shoubaki等，2022）。（2）第一代夫妻创业者。Fletcher（2010）研究发现，典型的夫妻创业通常发生在第一代创业，不包含子女夫妇参与家族企业管理。（3）全职参与。“全职”明确夫妻创业中配偶的参与程度，符合Barnett夫妇提出典型夫妻创业特征。（4）共同所有权。Fitzgerald和Muske（2002）认为，共享财产是婚姻中的法定权力，因而夫妻共同创业时也共享企业所有权。（5）共同管理和决策。有学者认为，夫妻创业的重点在于对创业活动的共同管理和控制（Marshack，1994）。

（三）夫妻创业相关概念比较

1. 创业夫妻（copreneurs）与双职工夫妻（dual-career couples）

创业夫妻是双职工夫妻的分支（Marshack，1994），二者相似性与差异性来源于工作—家庭的界限与转化：在相似性上，有相似的过渡方式，即早上进入工作，晚上回归家庭，工作时间压力最大，在上下班途中压力最小。创业夫妻中的妻子和双职工夫妻中的丈夫在过渡期间具有更多压力（Rapoport和Rapoport，1969）。在差异性上，建立界限的方式不同。创业夫妻利用传统性别角色定位区分界限，妻子对家庭承担更大责任；而双职工夫妻依靠改变自我概念定义工作和家庭领域。因此，与双职工夫妻相比，创业夫妻的工作和家庭问题更易相互渗透。

2. 夫妻创业企业（copreneurial business）与家族企业

在静态角度上，家族企业通常具有以下特征（De Massis等，2012）：一个或几个家族持有相当一部分股份、家族成员保留重大控制权、家庭成员担任高层管理职务以及继任可能性。当不考虑企业继任时，夫妻创业企业是家族企业的分支（Machek等，2016）。在动态角度上，家庭（或家族）对创业和家族企业的动态影响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创业者家庭的早期经验、家庭参与早期创业活动、在企业中雇佣家族成员、家族成员所有权和管理权继任。夫妻创业企业是家族企业形成和发展中的早期阶段，属于探索核心家庭中夫妇参与创业活动的理论范畴。

3. 夫妻创业团队（copreneurial team）与非家族创业团队（non-family entrepreneurial team）

创业夫妻是由夫妻组成的特殊团队（Bird和Zellweger，2018），属于家族创业团队（family entrepreneurial teams）的范畴（Discua Cruz等，2013）。在结构组成上，非家族创业团队是在共同目标基础上基于互补人力资本组建异质性团队（朱仁宏等，2012），夫妻创业团队是在配偶关系下基于一致的价值观和目标而建立的（Matzek等，2010）。在关系属性上，非家族创业团队成员间仅承担任务性角色，而夫妻同时肩负配偶和创始人的双重身份（肖宇佳等，2022）。在行为表现上，夫妻创业团队相对于非家族创业团队行为趋于保守（Belenzon等，2016）。

4. 夫妻团队（spousal team）、同胞团队（sibling team）和代际团队（cross-generational team）

夫妻团队、同胞团队及代际团队同属家族团队范畴，但也存在明显差异。亲缘关系属性上，夫妻属于核心家庭关系，夫妻之间体现了合作与共享关系特征（Dyer等，2013）。同胞关系属于近亲家庭关系，相互依存度较低，存在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特征（许年行等，2019）。代际团队（如父子关系）虽同属核心家庭关系，但存在代际冲突，在面临企业继任时，表现出授权与控制并存的关系特征（Adjei等，2019）。在目标差异上，夫妻团队具有相同的家庭与工作目标，而同胞团队与代际团队往往存在多个家庭和工作目标（El Shoubaki等，2022）。

三、夫妻创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一）夫妻创业研究的主要理论

现有文献针对不同层面的研究议题应用的理论存在较大差异（如表3所示）。个体层面上，现有研究关注创业者及其配偶，通常利用边界理论和角色理论解释夫妻各自面临的角色或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家庭层面上，现有文献聚焦家庭生活及夫妻关系，嵌入理论、家庭基础人际关系取向模型和家庭系统理论是常用基础理论。企业层面上，家族企业研究中涉及的可持续家族企业模型、代理理论、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等为夫妻企业的建立与成长提供了理论支撑。

1. 个体层面

（1）边界理论（boundary theory）。边界是区分工作领域和生活领域的物理或心理界限（Clark，2000）。在夫妻创业文献中，边界理论主要用于创业者及配偶对角色边界和工作—家庭边界的探讨：一方面，角色边界。创业夫妻同时在工作和家庭扮演不同角色（创业者角色和配偶角色）（肖宇佳等，2022），不同角色之间边界存在渗透性，这可能导致夫妻之间关系紧张。另一方面，工作—家庭边界。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区分工作和家庭边界的策略和方式。例如，Clark（2000）提出使用物理、时间和心理边界来确定适当的行为边界。利用该理论，创业夫妻可以处理工作和家庭问题，使双方在工作和家庭领域之间创造平衡。

（2）角色理论（role theory）。该理论通常作为探究夫妻在企业中扮演角色的理论支撑。第一，创业者和配偶承担的工作—家庭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现有研究主要探讨创业夫妻各自在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中的时间、精力、注意力分配以及由此引发的工作与家庭角色干扰问题（Helmle等，2014）。第二，创业夫妻的性别角色。一些学者通过性别角色认知进一步区分女性领导的夫妻创业和男性领导的夫妻创业之间的差异性（Othman等，2016；Jurik等，2019）。

2. 家庭层面

（1）嵌入理论（embeddedness theory）。夫妻创业嵌入于复杂的家庭背景中（Bird和Zellweger，2018），现有文献主要利用关系嵌入和家庭嵌入探索夫妻创业的家庭层面问题。第一，将关系嵌入（即信任、认同和义务）作为合作创业的重要资源（Bird和Zellweger，2018），进而比较“婚姻关系”与“血缘关系”的嵌入差异（Belenzon等，2016）。第二，将家庭嵌入作为解释夫妻创业重要决策的理论依据。家庭嵌入研究将“家庭”视为统一的社会系统 （Aldrich和Cliff，2003），一些夫妻创业研究已经将家庭参与治理程度作为家庭嵌入的代理，强调家庭在商业机会识别、创业决策和资源动员中的广泛作用（Aldrich和Cliff，2003）。

（2）家庭基本人际关系取向模型（family FIRO fodel）。该模型主要分析三种基本人际关系需求：包容（结构、承诺和共享意义）、控制（影响和冲突）和整合（信任、友谊和人际关系）（McDonald等，2017）。夫妻创业领域常利用该理论分析以下内容：第一，拓展夫妻创业团队权力动态的需求（Blenkinsopp和Owens，2010），揭示夫妻创业紧张关系的矛盾本质，为夫妻创业中冲突管理提供理论依据。第二，解释夫妻创业不同整合水平的原因和结果，强调创业夫妻间双重关系的健康运作（Farrington等，2011）、和谐关系带来的配偶和婚姻满意度等（Amarapurkar和Danes，2005）。

（3）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家庭系统理论强调个体态度和行为受到家庭中其他行动者（如配偶）行为的影响（Wu等，2010）。夫妻创业研究中，家庭系统理论侧重于以下两方面的探究：第一，夫妻关系紧张（tension）。当企业环境和家庭环境中相互联系时，夫妻一方的变化将影响另一方（Werbel和Danes，2010），引起关系紧张问题。第二，配偶支持研究。家庭系统理论解释了配偶支持与企业持续运营之间的关系。如当家庭存在现金流问题时，增加配偶支持的压力，进而影响家庭系统的运行（Amarapurkar和Danes，2005）。

3. 企业层面

（1）可持续家族企业模型（sustainability family business model）。可持续家族企业模型（SFBM）强调保持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Stafford等，1999）。夫妻创业研究通过该模型研究两大主题：第一，作为研究夫妻企业创建的基础。该模型认为，家族-企业系统资源（如时间、期望、家庭价值等）和人际交换（如系统功能完整性、角色制定等），有助于建立可持续的企业实体（Matzek等，2010）。第二，夫妻创业的双重关系发展。例如，探究夫妻创业中资源使用和人际交换产生的紧张关系对实现目标和系统可持续性的积极贡献（Stafford等，1999）。

（2）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代理理论用于评估代理人与企业所有者利益与行为的一致性（齐齐等，2017）。夫妻创业研究中，代理理论应用于以下方面：其一，夫妻所有权与管理权配置问题的理论支撑。创业夫妻是企业中的股东兼执行者，双方之间的契约关系相对于其他合伙人更为复杂，现有文献常利用该理论解释夫妻间股权配置不合理的情形（李璇和张海燕，2021）。其二，部分学者基于该理论比较夫妻创业企业与其他类型企业的代理成本（肖金利等，2018），得出夫妻创业企业的成长绩效及竞争优势。

（3）社会情感财富理论（socioemotional wealth theory）。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家族成员也需要实现情感归属、家庭稳定等社会情感财富相关的非经济目标（胡旭阳，2019）。夫妻创业研究中，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家庭控制为前提进行企业层面探索（郭晓冬等，2020）：第一，立足于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分析“夫妻搭档”治理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胡旭阳，2019），研究夫妻之间非经济目标的维护对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作用（胡旭阳和张佳楠，2018）。第二，该理论为探究夫妻企业的风险承担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夫妻对家庭的控制使其倾向于风险规避，进而做出谨慎投资的决策（李璇和张海燕，2021）。

综上所述，目前夫妻创业研究在理论方面呈现出以下趋势：第一，夫妻创业属于创业、家庭、家族企业研究的交叉领域，涉及不同学科，因而理论基础繁多且相对分散；第二，现有研究内容广泛，理论基础差异性较大。夫妻创业作为一个跨领域、多层次的研究方向，需要整合多个理论以开展多层面的探索与解释。第三，目前夫妻创业研究大多数借鉴国外的经典理论，国内对于夫妻创业的理论关注度不足，尚未有学者利用本土管理理论进行夫妻创业的本土化研究。

（二）夫妻创业的研究方法

本文分析108篇样本文献的研究方法、数据收集方法及数据分析方法（如表4所示）。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占比较高（96篇），理论研究匮乏（12篇）。数据收集方法上，定量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数据库、专业网站等数据资料；定性研究主要借助访谈法获取一手数据；混合研究利用问卷调查与访谈法收集数据，实现定性与定量结合。数据分析方法上，定量研究主题广泛，大量使用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定性研究超过半数使用归纳分析法。

对比中外文献的研究方法发现：93篇外文文献在研究方法使用上相对均衡，广泛的数据来源推动国外夫妻创业研究发展，研究主题涉及个体、家庭、企业、社会多个层面。其中，针对夫妻冲突/关系紧张、夫妻所有权和治理结构对企业影响的主题均采用定量方法；针对夫妻权力与领导角色问题的讨论应用定量和定性方法。15篇中文文献以定量方法为主，定性研究相对缺乏。数据收集以数据库、新闻报道等二手数据作为主要来源。单一的数据来源也限制了国内夫妻创业研究的范围，因而国内相关研究聚焦于企业层面（如企业绩效等）（王建峰和赵蔚家，2021），利用案例、访谈等定性方法探究夫妻创业在个体及家庭层面的研究还有待丰富。

四、夫妻创业的研究脉络

本文从驱动因素、过程研究及影响结果三个方面提炼夫妻创业研究主题，进而形成夫妻创业的研究脉络。

（一）驱动因素

本文重点关注夫妻创业在个体、家庭、企业及社会层面的驱动因素（如表5所示）。

1. 个体层面驱动因素

个体层面主要包括成就需求与独立自由。成就需求代表个体在面对竞争或挑战时获得成就感的主观意愿。夫妻创业动机的相关研究发现，创业夫妻一方（或双方）具有提高自身能力、成为有用的人、渴望自我成长、获得他人认可、扩大圈子影响力、提高社会地位等成就需求时（Owens等，2013；Othman等，2016），更可能加入创业或带动配偶进行创业，以满足其自我成就感。当拥有强烈成就需求的创业者与配偶达成共识时，夫妻合作创业将成为可能。独立自由意味着创业夫妻不受他人约束，对事业进行自主掌控（De Brui，2006），被视为做出自我雇佣决策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个体对工作自主性的需求程度影响其创业选择。在夫妻之间，承担全职主妇角色的配偶对独立的渴望更强，更愿意接受高独立自主性的创业活动（Randerson等，2020）。另一方面，创业活动为夫妻提供自由灵活地时间分配方案（Othman等，2016），强化夫妻在履行工作职责和承担家务中的主动性和控制权（Dahl等，2015）。

2. 家庭层面驱动因素

家庭层面主要包括家庭财富、夫妻关系和共同目标。第一，相对于稳定工作和就业，夫妻共同创业是提高家庭经济收入、改善个人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有效手段（Dyer等，2013）。Fitzgerald和Muske（2002）研究指出，夫妻企业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生活导向的企业，创立目的是为家庭提供收入，而不刻意追求企业成长。由此，通过共同创业以保障家庭物质生活是夫妻创业的动机。第二，与其他类型创业相比，夫妻之间的创业选择更易受到关系因素驱动（Belenzon等，2016）。一方面，在创办企业时，夫妻之间通过深层次的沟通分享个人情感，提升彼此亲密度。情感支持使夫妻间拥有更高的合作适应性及默契，进而转化为对创业活动的专业帮助（Hodgson，2007）。另一方面，高水平的婚姻关系满意度更易形成夫妻企业结构（McDonald等，2017），选择合作创业以提升关系满意度也可能是夫妻创业的重要动机。第三，共同目标是多个个体产生的同一期望与愿景。在生活追求方面，夫妻之间具有其他家庭成员不具备的共同生活目标（如买房、抚养子女）（Yang和Danes，2015；El Shoubaki等，2022）。创业者及其配偶对于创立企业所带来的幸福感与经济预期存在更多共性。在工作追求方面，创业夫妻存在共同工作的渴望（Fitzgerald和Muske，2002），共同创业活动能分担夫妻之间企业责任并强化共同承诺（Belenzon等，2016）。因此，共同目标能驱动夫妻做出共同创业选择。

3. 企业层面驱动因素

企业层面包括创业成本与人力资本。第一，现有研究发现，亲属（特别是配偶）参与企业创建可以减少创业成本（Madanoglu等，2020）。一方面，夫妻共同经营企业，可以协调利益，减少信息不对称，以降低代理成本（王建峰和赵蔚家，2021）。另一方面，夫妻经营企业存在更多家庭−企业财务往来（如将房产作为抵押品），这意味着夫妻合伙经营能保留较少流动资产，降低财务成本（Myeko，2019）。家庭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还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减少交易成本（Machek等，2016）。第二，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用以创造非物质财富的各种要素集合。在夫妻共同创业时，配偶提供的人力资本优势往往成为驱动夫妻创业的重要因素。作为合作伙伴，配偶专业性的教育与知识帮助企业进行定期战略规划并制定企业发展目标（O’Connor等，2006）；互补性技能允许创业夫妻进行合理角色分工（El Shoubaki等，2022）；配偶的人际关系网络在维持企业运转时起到重要作用，使企业在这种社会关系结构中获得恢复力，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并推动企业成长（Matzek等，2010）。

4. 社会层面驱动因素

社会层面包括就业环境、创业机会与制度政策。第一，就业环境是与个体择业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是驱动夫妻创业的宏观因素。当配偶（尤其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选择有限，遭遇性别歧视或缺乏其他工作机会时，可能被迫加入机会成本较低的夫妻创业以获得工作方面的控制权（Dahl等，2015），这种现象在女性配偶生育后尤为明显。Othman等（2016）将由宏观就业环境驱动的夫妻创业选择概括为“逃避（evasion）”动机，即为了逃避其他工作或其他就业类型的缺陷而选择夫妻共同创业。第二，创业机会是具有吸引力和持久性的商业机会（Othman等，2016）。夫妻共同创业的主动性驱动因素是其在市场上主动寻找并发现创业机会（Nimeshi，2018）。其中，居家酒店（Bensemann和Hall，2010）、零售企业（El Shoubaki等，2022）等小微型企业为夫妻创业提供了行业机会；“互联网+”时代催生的众多线上平台为创业夫妻提供了渠道发展机会。第三，制度政策对创业家族、家族企业的创业行为均会产生影响（Myeko，2019），夫妻创业作为家族企业形成的早期阶段自然也受到外部制度政策的制约（Randerson等，2020）。例如，Myeko（2019）研究发现，南非政府的扶持政策和法律有助于夫妻共同创业。我国为号召创新创业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税收补贴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夫妻档创业”（林龙飞和陈传波，2019）。创业者在计划实施创业行为时会充分了解有利的制度政策，选择与配偶合伙创业以实现政策利用最优化。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更多倾向于认为夫妻创业是出于家庭、企业以及社会因素的考量（El Shoubaki等，2022），对于驱动夫妻创业的个体因素缺乏深入挖掘和探索。在个体层面上，相较于个体创业或女性创业而言，驱动夫妻创业的独特因素仍需进一步探讨。此外，现有研究缺乏全局性视角，涵盖个体、家庭、企业和社会层面因素的综合性分析有待开展。

（二）过程研究

针对创业夫妻如何开展创业活动，现有文献聚焦两大方面：静态结构视角关注企业权力结构与夫妻家庭结构配置；动态过程视角强调夫妻的创业活动和关系演进过程。

1. 静态结构视角

（1）企业权力结构

第一，夫妻企业的股权和结构权力配置问题。研究表明，“夫妻搭档”的权力结构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王建峰和赵蔚家，2021）。夫妻企业股权配置不当易引发企业控制权争端（李璇和张海燕，2021）。Bird等（2020）家庭关系下权力不平等对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弱。这是由于，夫妻所有权以维系家庭为前提，权力结构更具包容性，使得夫妻在倾听、回应、沟通等方面具有更高水平（Hedberg和Danes，2012）。一些学者也提出研究建议，“夫妻共治”企业应该合理配置股权与其他权力，并明晰夫妻的权力分配（李璇和张海燕，2021）。第二，夫妻权力结构与非夫妻权力结构的差异性问题。相较于非夫妻创业企业，夫妻共同治理的企业在创业退出、财务绩效（Machek等，2016）、创新投入（Fu，2020）等方面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

（2）夫妻家庭结构

第一，不同时期家庭结构变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当两人结婚并生育时，妻子通常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抚育子女促使了创业夫妻之间重新分工。当子女逐渐长大，创业夫妻可能将其视为廉价劳动力，而子女可能不愿在创业业务上投入工作时间和获取延迟工资（Aldrich和Cliff，2003）。此外，中年创业夫妻还可能面临赡养老人的压力，增加其生活成本与心理压力。第二，不同家庭结构的创业团队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相较于血缘关系组成的团队，夫妻之间关系更加亲密，在信任、认同和共同义务上更具默契（Bird和Zellweger，2018）。当企业遭遇风险时，创业夫妻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降低员工流动率，提高劳动生产率（Amore等，2017）；当企业处于平稳发展阶段，夫妻间的情感纽带有助于促进家族企业创新（许宇鹏等，2021b）。因而，相比血缘关系的家庭团队，夫妻团队更可能实现创业成功（Brannon等，2013）。

综上，静态结构视角研究建立起夫妻创业与创业、家族企业、家庭研究的紧密联系，但仍有继续研究的空间。例如，企业权力结构研究尚未深入探究具体情境下企业如何进行夫妻权力配置的关键问题。家庭结构研究将重点放在不同家庭结构的比较上（如Bird和Zellweger，2018），而对夫妻家庭结构阶段性变化如何作用于创业过程还缺乏系统地理论解释。

2. 动态过程视角

（1）双重关系下的创业过程演进

第一，企业创建。企业创建意味着创业夫妻的双重关系正式建立，已有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创业机会方面，双重关系下，创业夫妻可能因共同愿景“产生”机会（Alsos等，2014）。因为共同愿景促进家庭资产管理并通过创业建立资产的集体承诺（Discua Cruz等，2013），进而带来新机会。此时，机会通常是在“餐桌旁”讨论和发展的，妻子启动机会识别，丈夫正规化并发展机会（Alsos等，2014）。对于机会开发与利用，Discua Cruz等（2013）认为，夫妻创业可以先确定机会，再利用机会；而一些情况下，也可能先创办新企业，后寻找机会。在开发利用机会时，家庭和现有资本作为新创企业的“苗床”或孵化器（Nimeshi，2018），降低新企业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创业资源方面，双重关系为新创企业提供获得低成本资源的途径（Newbert和Tornikoski，2013）。在资源整合上，家庭可以从其他活动（如理财周转、人际交往等）释放资源，并在需要时用于企业创建。配偶关系下，家庭与企业的资源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新生劣势（El Shoubaki等，2022）；角色关系下，创业夫妻将认知资源投入到新创企业（肖宇佳等，2022）。在资源配置上，当出现新商业机会时，配偶支持有助于创业者实现资源积累。当遭遇创业困境时，夫妻共同组织和配置资源，将家庭资源投入到企业中，帮助企业渡过难关（Alsos等，2014）。

第二，新创企业成长。相关研究包括两方面：在战略决策制定方面，双重关系下创业夫妻基于社会情感财富衡量利润和损失（Morgan和Gomez-Mejia，2014），兼顾工作与家庭为创业决策提供了一定灵活性（Randerson等，2020）。为确保企业决策的一致性，双重关系发挥不同作用：角色关系下，夫妻通过沟通实现认知互补，提高共同决策正确性（肖宇佳等，2022）；配偶关系下，当夫妻对创业决策持不同观点时，通常愿意为决策同步性做出让步（Brannon等，2013），从而提高决策适用性。在决策方法和策略方面，学者们对如何提升决策效率进行了讨论：Hedberg和Danes（2012）研究发现，创业夫妻间平等的权力互动形成高效创业决策团队。Carland和Carland（2012）建议设置联席CEO以强化决策。一些学者进一步给出理论解释，即合作决策为夫妻双方增加了控制点，平等决策权降低夫妻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提升权力互动的公平性。

（2）创业过程中的双重关系演进

第一，双重关系建立。当选择共同创业时，夫妻间会在原有配偶关系下形成任务导向的角色关系。这一阶段主要聚焦以下两方面：在领导权分配上，现有研究存在一定分歧。一些研究主张，丈夫处于主导地位，妻子是负责家庭领域的合作伙伴（Blenkinsopp和Owens，2010）。另一些学者认为，女性配偶对企业决策具有强大的控制力（Jurik等，2019），男性也需承担家庭职责。Franco和Piceti（2018）建议，夫妻以专业化为标准划分企业管理职责。例如，妻子负责内部管理，丈夫从外部网络中寻求支持和获取资源。在领导角色上，男性创业者倾向于充当任务导向的领导角色；女性通常承担关系导向的领导角色（Danes等，2013）。Danes等（2005）分析家族企业中男性领导与女性领导的话语风格时发现，男性领导注重规划任务和创造效率的实用性话语；女性领导通常利用情感话语风格，在家族企业中扮演调解者（peacemaker）角色。

第二，双重关系发展。这一阶段侧重于探究创业夫妻如何处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界限。已有研究探讨了帮助创业夫妻维持工作—家庭平衡的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工作—家庭界限的适度划分。创业夫妻需要利用传统组织结构建立工作—家庭之间的界限（El Shoubaki等，2022）。其二，性别角色的合理分工。创业夫妻明确职责可以使其相互信任而不过度依赖（Poza和Messer，2001），合理分工保证工作与家庭和谐共存，从而保持双重关系的平衡。其三，转变对创业活动的期望。当夫妻对事业予以过高期盼而忽视家庭平衡时，工作—家庭界限模糊更可能阻碍企业成长，引发夫妻间的关系紧张（Werbel和Danes，2010）。此时，创业夫妻可以通过降低期望调节工作和家庭平衡。

第三，双重关系破裂。现有研究关注的两种情形：一方面，角色关系解除。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当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夫妻一方希望向家庭投入更多精力、夫妻双方因不可调和的矛盾选择离婚或分居时，二人会解除角色关系（Cole和Johnson，2007）。当创业夫妻解除角色关系时，存在两种结果：夫妻一方退出创业或关闭企业结束创业。另一方面，配偶关系解除。在夫妻创业领域内，多数学者认为配偶关系破裂是夫妻创业终结的最大隐患（Poza和Messer，2001），但一些夫妻在配偶关系解除后仍会继续合作创业（Cole和Johnson，2007）。研究发现，当解除配偶关系的夫妻决定继续合作时，需要重建角色关系。其中，解决分歧和治愈离婚或分居痛苦的能力是重建关系的前提，成功维持角色关系的创业夫妻需要维持情感联系、明确工作角色定义、保持商业承诺以及积极进行性别赋权。

综上所述，动态过程视角研究体现了夫妻创业家庭领域和企业领域的交叉融合特征。双重关系下的创业过程演进研究虽然强调了双重关系在创业过程中的重要性，但还未进一步挖掘角色关系和配偶关系在企业创建和成长中不同作用和协同影响。创业过程中的双重关系演进研究注重探究创业中工作—家庭边界模糊造成的配偶关系紧张问题，而对夫妻在企业内的角色关系分析仅停留在角色分工层面（如Franco和Piceti，2018），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影响结果

1. 个体层面

（1）配偶满意度。夫妻共同创业往往对配偶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但现有研究持不同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共同创业有助于提高配偶满意度。这是由于，创业夫妻间合理的角色分工能维持工作—家庭平衡，高质量沟通和建设性冲突有助于提高配偶满意度（Wu等，2010）。另一些学者提出相反观点，认为夫妻共同创业会降低配偶满意度。原因在于，创业中家庭现金流问题使夫妻陷入关系紧张（Harp，2007）。同时，夫妻双方针对创业问题的冲突也会影响配偶满意度。例如，Amarapurkar和Danes（2005）指出，对丈夫而言，关系冲突质量与配偶满意度正相关；对妻子而言，关系紧张与配偶满意度负相关。

（2）个人紧张感。个人紧张感（personal tension）是个体因工作与生活的不确定性产生的心理压力。现有文献认为，夫妻创业会加剧个人紧张感。创业夫妻对家庭与企业目标的重要性认知存在差异（Danes，2006），当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资源分配（如时间、金钱等）发生冲突时，就会加剧夫妻双方的目标冲突（Danes和Morgan，2004），进而产生个人紧张感。此外，一些研究进一步探究了丈夫与妻子产生紧张感的不同原因。例如，Deacon等（2014）研究发现，创业过程中丈夫更可能因为生活压力事件（如妻子的抱怨）和权力困惑（如妻子成为企业主要决策者）产生个人紧张感；Werbel和Danes（2010）以及McAdam和Marlow（2013）认为，妻子更可能因为角色模糊、不公平感产生个人紧张感。

2. 家庭层面

（1）家庭收入。家庭收入代表家庭成员为满足生活需要获取的货币收入与实物收入总和。现有文献认为，夫妻创业对家庭收入变化具有显著影响。Dyer等（2013）研究发现，创业者“单独管理”企业向夫妻创业企业转型时，家庭收入会显著增加。同样，Dahl等（2015）研究发现，夫妻共同经营可以从企业中获得更多的收入，这种收入增量持续存在，并有助于持续减少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此外，不同类型的创业夫妻对收入的追求有所不同。将创业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夫妻在企业盈利方面没有过高期望，但为了企业持续运行也会保证企业盈利，间接推动家庭收入的增加（Hodgson，2007）。

（2）婚姻满意度。与配偶满意度不同，婚姻满意度反映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的反思。现有研究对夫妻创业过程中婚姻满意度变化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夫妻创业进行的角色分工促使双方承担不同任务，有助于提升配偶满意度，从而对婚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Marshack，1994）。此外，夫妻创业时工作与家庭界限相对模糊，但由于家庭边界比工作边界更具渗透性，共同参与创业活动的边界灵活性会对婚姻满意度产生正向作用（Wu等，2010）；另一种观点主张，创业夫妻之间仍存在传统的刻板印象，当女性角色被忽视时，往往导致婚姻满意度降低（汪圣国和杜素珍，2019）。

（3）工作—家庭平衡。工作—家庭平衡（work-family balance）是个体在某个时间点对工作和生活角色满意度的评估。针对夫妻创业对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现有研究尚未达成一致。创立企业增加夫妻经营经验，这些经验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生产率，还能制定策略维持工作与生活平衡。例如，Helmle等（2014）认为配偶支持对工作-生活平衡的感知具有正向影响。Franco和Piceti（2018）研究指出，当夫妻相处融洽并考虑关系因素（诸如信任、沟通和灵活性）时，工作与家庭可以持续和谐共存；部分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夫妻创业破坏工作—家庭平衡。当创业夫妻无法合理分配资源产生冲突时，工作—家庭平衡受到威胁。Smith（2000）提出，性别角色分工将职务与职能分离是平衡企业管理和夫妻家庭生活的手段。

3. 企业层面

（1）企业绩效。第一，财务绩效。夫妻创业的财务绩效研究形成了竞争性观点：“低绩效论”认为，由非夫妻创业转为夫妻创业不会带来收益改变（Dyer等，2013），甚至降低收入水平（Fitzgerald和Muske，2002）。“高绩效论”认为，夫妻创业产生的协同效应（如共享价值观）使“夫妻共治”有利可图（Franco和Piceti，2018）。夫妻关系影响下，“搭档”治理也会提高企业盈利能力（Belenzon等，2016）。因为夫妻关系降低企业现金流控制分离程度，减少管理层在职消费等机会主义行为（王建峰和赵蔚家，2021）。此外，夫妻关系还减少技能过度相似或差异过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Adjei等，2019）。第二，成长绩效。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规模、竞争优势和企业可持续性等方面探讨夫妻企业的成长绩效。现有研究认为，夫妻合作经营有利于企业成长。这是因为，夫妻团队的关系嵌入（信任、认同和义务）更显著，使得夫妻共同经营企业在面临规模扩张时更具优势（Bird和Zellweger，2018）。胡旭阳和张佳楠（2018）研究发现，“夫妻搭档”企业的管理费用率显著低于非“夫妻搭档”企业，代理成本降低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夫妻还可以通过优化个人属性、组织要素、互惠关系和企业文化等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Eisele，2011）。夫妻共同创业形成的配偶承诺对企业可持续成长起到至关重要作用（Yang和Danes，2015）。

（2）企业创新。第一，创新投入，是企业为开发新产品或新技术进行的投资，主要通过研发投入衡量。夫妻企业对创新投入持谨慎态度。例如，胡旭阳和张佳楠（2018）研究表明，“夫妻搭档”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低于非“夫妻搭档”企业。在新产品研发中，家庭内部缺乏专业人才和资金储备，需要引入外部专业团队和金融资本，这可能威胁“夫妻搭档”对企业的控制和影响力。Belenzon等（2016）认为两大股东结婚时，双方更关心公司的长期业绩和生存，持有现金的保守行为导致投资过度保守，制约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第二，创新绩效。创新绩效体现了开发新产品或采用新技术后的企业价值改变。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夫妻共同治理可以提高创新绩效。Fu（2020）提出，长期稳定的婚姻关系为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治理环境，从而推动已婚夫妇控制的家族企业获得更高的创新绩效。这是因为，夫妻共同经营有利于降低夫妻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管理研发活动中获得更多信息优势（郭晓冬等，2020）。许宇鹏等（2021b）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女性配偶具备专业技术时，“夫妻共治”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原因在于，女性高管对细分市场具有敏锐性，能够充分利用职业经验、思维方式和情感偏好推动企业创新。

（3）企业战略。第一，创业退出。退出包括创始人退出（出售企业、退休）、企业关闭（破产倒闭）等。现有文献聚焦企业关闭的情况，认为夫妻共同管理降低企业关闭的概率。夫妻共同管理不仅促进成本最小化，提升资产异质性，还会增加配偶信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进而降低创业失败概率（Madanoglu等，2020）。夫妻间合理的角色分工及建设性意见能强化企业管理，避免创业退出（李璇和张海燕，2021）。第二，风险承担。现有文献指出，夫妻共同经营的企业倾向于低风险战略，但风险抵御力更强。对于前者而言，这是由于，尽管风险投资可能会带来潜在利益，但夫妻企业需要保留家庭控制、满足情感需求，因而倾向于接受低风险、低利润的商业活动。肖金利等（2018）研究发现，夫妻共同持股企业的杠杆水平更低，现金持有水平更高，承担的风险更小。对于后者而言，尽管夫妻企业竞争力和法律基础薄弱，但夫妻共同领导有助于企业渡过难关（Amore等，2017）。这是因为，夫妻共同领导增强了不确定时期的投资意愿，降低员工流动率，提高劳动生产率。

4. 社会层面

目前针对探究夫妻创业社会影响的研究稀缺，仅少数学者探讨了夫妻创业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Welk，2012）。夫妻企业比其他类型企业更具社会责任感。当夫妻共同分担家庭责任时，双方都有更多时间和可支配收入进行社会分享（Welk，2012）。也有学者指出，“夫妻共治”可以减少利益侵占行为，保障了中小股东权益（许宇鹏等，2021a）。已有研究表明，夫妻企业更多在社区范围内运作（Fitzgerald等，2010），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企业形式，夫妻企业承担了广泛的社会（社区）责任，不仅向公众提供产品和服务，还包括监测企业对环境的影响、担任社区领导职务以及提供慈善捐助等（Niehm等，2008）。

综上，现有文献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多数研究聚焦于企业层面，如探讨夫妻企业的绩效差异性等（Bird和Zellweger，2018），对夫妻创业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还有待挖掘。同时，夫妻创业作为家庭系统和企业系统相互交织的领域，不同领域之间相互影响在所难免，关注夫妻创业对不同层面变量的共同影响研究还相对少见。此外，现有文献中，夫妻创业对配偶满意度、财务绩效等的影响结果存在分歧，但鲜有研究对这一争议性结论做出系统性解释。

五、夫妻创业的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夫妻创业的整合研究框架（如图2所示）：首先，从所有权与管理权、创业参与度、动态过程三个角度系统梳理夫妻创业概念，归纳夫妻创业的典型特征（包括婚姻或类婚姻关系、第一代夫妻创业者、全职参与、共同所有权、共同管理和决策），辨析了夫妻创业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为后续开展夫妻创业、家族企业、家族创业团队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总结和归纳了夫妻创业不同层面研究应用的主要理论，并分析了研究方法、数据收集方法及数据分析方法，为后续拓展理论与方法在夫妻创业领域的创新应用提供建议和参考。再次，从驱动因素、过程研究及影响结果三方面对夫妻创业的研究脉络进行了全方位分析，为未来学者提供清晰的夫妻创业研究思路。最后，结合现有研究现状及夫妻创业跨领域、多层次特征，提出未来研究建议和展望，为推进中国情境下夫妻创业、家族企业形成的早期研究提供新方向。

（二）管理启示

本文对指导夫妻创业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对于潜在的夫妻创业者，需要权衡个体、家庭、企业及社会多方面因素，谨慎做出共同创业选择。对于已经创业的夫妻，在创业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企业和家庭中的角色，还需维护配偶关系的和谐稳定。一方面，工作和家庭角色不是完全冲突和对峙关系，创业夫妻需要克服将其视为对立面的心理认知，用积极包容的心态接纳创业过程中的角色压力，选择弹性方式迎接工作与家庭生活融合的挑战。另一方面，创业夫妻应注意彼此间角色关系和配偶关系的动态变化。例如，明确各自角色的职责，及时沟通以实现双方目标一致性；为配偶提供情感支持缓解创业压力，避免创业活动对配偶关系的损害等。对于夫妻创业企业，需要充分认识到夫妻创业的潜在竞争优势以及对自身、家庭、企业和社会的影响，持续开发家庭资源和管理能力，发挥夫妻创业企业的独特竞争优势，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

（三）研究展望

夫妻创业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未来研究需要把握夫妻创业研究跨领域、多层次特点，从以下几个方向拓展和深化。

1. 丰富夫妻创业的驱动因素研究

第一，开展个体层面的驱动因素探索，比较夫妻创业与个体创业、女性创业驱动因素的差异性。“具备哪些特质的个体更可能成为夫妻创业者”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与个体创业和女性创业相比，夫妻创业受到性别等因素影响，如男性配偶选择夫妻创业可能源于创业兴趣、风险承担倾向等，而女性配偶则更易受到独立需求、工作—生活满意度等影响。因此，进一步挖掘个体层面的夫妻创业驱动因素有助于比较夫妻创业与个体创业及女性创业动机的差异性。

第二，拓展涵盖多个层面的夫妻创业驱动机制研究。（1）探究不同层面的驱动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夫妻企业创建。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突破只关注单个层面因素的局限，从全面性视角构建夫妻创业的驱动机制。（2）探索不同层面驱动因素下夫妻创业企业的成长路径差异性。现有研究发现，夫妻创业企业可以选择，如将创业作为生活方式维持小规模运营或追求成长开拓市场等，这可能与夫妻创业的动机存在一定联系。未来研究可以探讨不同层面主导驱动因素与创业成长路径选择之间的关系。

2. 完善夫妻创业的过程研究

第一，挖掘夫妻创业企业内部权力配置策略的情境适用性，探究夫妻家庭结构变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推进静态结构视角的夫妻创业研究。（1）开展夫妻创业企业在不同情境下（如创业阶段等）的权力配置策略研究。以创业阶段为例，初创期，夫妻集中权力以共同制定战略；成长期，夫妻利用分权适应业务拓展的多方需求；成熟期，企业正规化需求可能促使配偶逐渐退出，企业内权力再次集中。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挖掘夫妻创业企业权力配置策略的情境适用性。（2）探究家庭生命周期下夫妻家庭结构变化及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下，家庭资源配置也会产生差异（Carter等，2017）。未来研究可以利用家族系统理论等家庭科学理论，从家庭生命周期角度探究夫妻创业的潜在影响过程。

第二，重点关注夫妻创业过程中双重关系的协同影响，聚焦夫妻角色关系的管理策略，拓展动态过程视角的夫妻创业研究。（1）探究创业夫妻在机会识别、资源利用、战略制定等方面的双重关系协同机制。多数学者主张识别和区分双重关系的行为边界以缓解紧张与冲突，忽视了夫妻共同创业时双重关系的不可分割性。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探究夫妻创业过程中双重关系主导地位变化以及如何共同影响创业活动。（2）拓展夫妻创业过程中角色关系管理策略研究。现有角色关系研究聚焦于角色分工（Franco和Piceti，2018），很少探查处理夫妻角色关系的手段或策略。下一步研究可以探索弱化角色冲突的组织制度设计、夫妻共同管理的心理调节机制等。

3. 推进夫妻创业的影响结果研究

第一，探究夫妻创业影响结果的跨层次研究。夫妻创业情境下，个体、家庭和企业相互交织，难以分割。企业系统和家庭系统相互影响，甚至一个领域可能会因为另一领域的成功而受到损害（Danes和Morgan，2004）。例如，企业创建投入可能会侵蚀夫妇用于家庭生活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兼顾夫妻创业对个体、家庭和企业层面的影响结果。例如，通过构建跨层次模型进一步分析夫妻创业不同层面影响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潜在影响。

第二，丰富夫妻创业在社会层面的影响结果研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创业类型，夫妻创业发生于宏观社会背景下，对地区乃至国家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El Shoubaki等，2022）。在双创政策驱动下，夫妻创业的比例日益增长，不仅推动经济发展，还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现有相关文献仅研究了夫妻创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差异（Welk，2012），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夫妻创业对女性就业、性别平权化等社会层面因素的重要作用。

第三，进一步分析夫妻创业影响结果产生分歧的边界条件及适用情境。现有文献尚未对夫妻创业影响结果中的争议性问题给出系统性解释，未来研究需要挖掘研究结论产生分歧的深层原因。以财务绩效为例，夫妻共同创业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可能受到战略导向（关注家庭生活或追求企业成长）的制约，进而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差异。下一步研究需要开展不同行业、不同阶段和不同规模夫妻创业企业的对比，以归纳夫妻创业在不同情境下的适用性。

4. 开展中国情境的理论和方法探索

第一，深入挖掘适用于中国情境夫妻创业研究的本土化理论。国内文献主要借助西方经典理论（如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进行理论解释（胡旭阳，2019）。与西方情境相比，中国情境下儒家思想、家文化、圈子文化等不仅制约创业夫妻的认知观念与行为方式，还可能对企业层面的决策和战略制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建构本土化理论（如和合管理等）解释中国情境下的夫妻创业现象，发展中国情境的夫妻创业研究议题。

第二，拓展中国情境下夫妻创业研究方法。国内夫妻创业相关研究关注度不足（仅15篇），在研究方法上以定量研究为主，主要依靠数据库、专业网站及相关新闻报道等途径收集二手数据，基于一手数据的理论研究相对缺乏。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更多收集一手数据，采用案例研究法、民族志法等定性方法，弥补单一定量分析的不足，拓展中国情境下的夫妻创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