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创业学是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一直是困扰创业研究者的焦点话题。一些观点认为，现有研究更多地体现了创业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应该归属于企业管理或战略管理的学科范畴（Zahra和Covin，1995；Kuratko和Audretsch, 2009）；另一些观点认为，创业学作为跨学科现象，缺乏明确的独有研究对象和研究命题，距离成熟学科界定仍有相当大的空间（Shane和Venkataraman，2001）。上述论断固然反映了部分学者对创业学学科构建先天不足的忧虑，但是也容易造成学界对创业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今时代之社会功能的忽视。本文认为，创业学并非西方创业经济理论的翻版，也不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附属，应该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如果说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科学，管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现象及规律的科学，那么创业学则是研究基于财富创造的创建活动规律的专门学问。这里的“财富”不仅指微观意义上的家庭和个人财富，也包括宏观意义上的国家、社会以及自然财富。“创建”活动既指涉通常意义上新企业的组织创建过程，也包含美好社会的创建，乃至国家基业的创建，体现了从组织创建到社会建构再到国家发展的递进式上升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创业学不仅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微观基础，也具有独立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宏大意义。

西方创业学研究在新企业创建的微观基础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②，但相关研究聚焦于创业者的个体特征、认知维度和微观创业行为的各种影响因素，忽视了创业行动在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等宏观层面的作用；建立在企业家精神实践基础上的西方创业学研究也无法反映中国商业文明的变迁，更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理论指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土蓬勃兴起的创新、创业、创造的生动实践早已超越了研究新企业创建的西方范式的狭隘羁绊，彰显了政治经济体系顶层制度构建与微观主体创业活力共同作用的创建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今年是“五一七”讲话五周年，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意义深远，任务紧迫。本文强调，应该尽快将中国创业学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积极构建中国创业学理论体系。本文认为，应该根植于我国悠久的商业文明、生动的改革开放实践和新发展理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同时广泛借鉴全球创新创业研究成果，只有如此才能提炼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创业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并将其应用于指导中国的创新发展实践，进而为全球创业学的学科发展和创新创业活动的蓬勃兴起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任何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诞生都有其现实的需要。20世纪20年代，仰韶文化的出现充分展示了通过考古学构建史前史的必要性。中国创业学构建则是基于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企业伟大实践经验的现实基础，是把握全球创业型经济大趋势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创业型经济大趋势的创建契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孕育了包括数智技术、清洁能源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革命爆发的窗口期，也为全社会的创业活动提供了新机遇（Acs 和 Audretsch, 2005）。从技术创新机制来看，创业是科技创新产品价值实现的创造性过程，连接技术的动态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接口正是作为创新者的创业家（德鲁克，2008）。从技术创新环境来看，创业带来的知识溢出提供了一个将知识渗透到生产过程的渠道，将在组织中营造出有利于产出创新想法的环境背景，进而在全社会形成创新创业创造的活力。这也是从“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转变，进而向“创业型社会”转型的重要社会基础（刘志阳，2021）。全球创业观察（GEM）调查报告表明了这样的大趋势，近20年来早期创业率（TEA）不断攀升，由2002年的7.98%上升至2021年的14.47%，创业活动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0%以上的比重，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我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表明，我国市场主体总量从2012年的5500万户增长到2021年7月底的1.46亿户，年均净增长超1000万户，市场主体活跃度总体稳定在70%左右。由创业活动驱动的蓬勃发展的市场主体已成为稳住经济基本盘和稳定就业的中坚力量^③。这些创业活动大趋势和正在发生的变革，显示了把握时代契机构建创业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要

企业史学家钱德勒（1962）认为，现代大企业是国民财富最重要的创造者，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的组织能力不仅是企业成长的动力，也是国际产业领导力的竞争和国民经济兴衰的源泉。当前国家之间的竞争早已体现为顶尖科技、顶尖创新企业和顶尖人才的竞争。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批世界级的伟大创新企业和创新创业人才作为国家的战略支撑。如何通过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优化和再造，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技术的产生，进而服务创新企业的需求，这是构建中国创业学服务民族复兴的现实要求，是学科设立的根本动因。这个问题在百年变局下显得尤其紧迫，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影响力、竞争力。”（习近平，2019）加快构建中国创业学，推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科技成果转化，不断释放全社会的创新创业创造动能，将为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持环境。

（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伟大实践的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伟大实践催生了制度创业、企业家创业和社会创业的创新性突破，为中国创业学奠定了现实基础。首先，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引领的不仅是生产力的飞跃，也是一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融合的深刻的制度创业实践。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黑猫白猫论”“小脚女人论”“摸着石头过河论”“改革开放论”的广泛影响，充分证明了制度变革对创业的实质性影响，制度改革和制度开放作为一体两翼赋予制度创业更广阔的空间。其次，改革开放推动形成了模仿型、机会型以及创新驱动型企业家精神的不断丰富、迭代和演进（刘志阳，2021）。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2年，企业家精神充分展现其冒险天性，企业家以解决供给短缺为己任，推动了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的复苏，相应的创业活动也以模仿型创业为主要特征，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技术水平低、经济效益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第二个阶段是1992—201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起点，企业家精神充分展现其探索勇气，在推动各个领域改革和市场化的同时大力推进对外开放，积极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产品创新。这一时期的创业活动更多地表现出机会型创业的特征，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并存的效率型发展模式。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迄今，在数字化浪潮和供给侧改革的新背景下，企业家利用庞大的市场需求优势推动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这一时期的创业活动逐渐表现出创新型创业的主要特征，经济发展方式相应地表现为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最后，“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脱贫攻坚、低碳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包容发展道路，体现了可持续性创业和社会创业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实践的新发展，为中国创业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往往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汇合融通的结果（习近平，2016）。要在学术上回应实践需求，就离不开系统的理论溯源工作。从总体上看，中国创业学理论构建的基础有两条主要脉络：第一条是西方创业学理论的历史演变和最新动态；第二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其当代最新发展。

（一）西方创业学理论

明确的创业学理论研究源自西方，以坎蒂隆、霍利、萨伊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依据风险收益理论开启了创业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以米塞斯、哈耶克和柯兹纳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依据企业家驱动的市场过程理论推进了创业学相关研究（张玉利，2018）。此后，创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被以熊彼特、鲍莫尔、奥德斯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分析和完善，并逐步扩展到以德鲁克、麦克莱兰、史蒂文森为先导的创业管理学领域，形成了以特质学派、行为学派和认知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创业管理理论研究脉络（见表1）。

1.古典经济学。历史上最早提及创业的文献来自经济学中关于利润的性质和来源的研究。基于风险收益理论，古典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755）认为，创业者的本质是市场需求变化带来的风险的承担者，正是风险为创业带来不确定和非契约性的收入。霍利（Hawley，1907）认为，承担风险是创业者最基本的功能，企业的回报主要是由承担责任和风险的创业者获得的（Hawley, 1907；Knight, 1964）。萨伊（Say，1816）首次将行为理论融入创业研究，认为创业是改变资源的产出、改变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和满意度的过程。克拉克（Clark，1899）在萨伊的基础上将行为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企业家是那些发明新方法来生产新产品或使产品使用成本更低的人。奈特则指出，当竞争对手模仿和重复这些活动时，利润会减少，并在充分竞争的均衡条件下利润会归零（Knight，1964）。

2.奥地利学派。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等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采用非均衡思路系统地剖析了创业活动的起源及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张玉利等，2018）。米塞斯（1949）认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运作的“促进者”（promoter），他们在市场中寻找和利用机会，组织生产，推动持续改进和革新，进而促进市场发展。哈耶克（1937）认为，市场竞争本质上是一个动态过程，经济主体之间的知识分布和协调是鼓励企业家进入市场并寻求机会的起因。柯兹纳（1997）在米塞斯的基础上提出，创业者的显著特征是对市场不均衡或信息不对称的“警觉性”（alertness），他们凭借这种警觉性发现和创造有利可图的机会。

3.现代创业经济理论。动态利润理论激发了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熊彼特在其开创性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构建了一种基于变化状态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以挑战基于均衡状态的经济理论（Schumpeter，1934）。他认为企业家是创造性破坏者，通过实施创业活动来打破经济均衡，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引导下，出现了大量以创业理论为主要研究课题或致力于发展一门创业经济学的学者，以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和戴维•奥德斯（David Audretsch）为代表。鲍莫尔（1968）在动态理论和风险理论的框架下提出创业者拥有生产性功能和非生产性功能，对经济增长有着差异性的作用。创业者必须领导、激励员工，运用领导力进行管理，在生产性创业活动和非生产性创业活动之间合理地配置资源比例。他同时认为，创业者的作用体现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关键的技术突破和其他的激励。奥德斯（2004）提出了包含创业精神因素在内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创业者在模型中的重要性，建议将观察的单位从原来假设的企业转向拥有新经济知识的个人。因此，创业是一种知识溢出的机制。

4.现代创业管理理论。管理学者继承和发展了创业在经济理论中的历史成果，把创业思想运用到创新机会开发活动中，从创业者特质、行为和认知等方面对创业理论进行了崭新的诠释（张玉利，2018）。创业特质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麦克莱兰（McClelland，1961）认为，经济理论在创业的定义上没有共识，创业的焦点应该转移到那些从事创业活动的人的个人特征和文化价值观上。特征学派试图描述创业者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认为创业者具有更高的成就需求、控制需求、领导力、冒险倾向等特征。现阶段的研究集中于创业者、创业团队等的性别、种族、年龄、国籍等人口特征对创业活动的影响（Robb和Watson，2012；Anderson和Eshima，2013；周冬梅等，2020）。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迅速取代了创业特质论。行为学派认为，创建新企业的过程，而不是创始人的个性，应该是创业定义的基础（Gardner，1989；Stevenson 和 Jarillo，1990）。史蒂文森等（Stevenson，1990）、谢恩和温科特曼（Shane 和 Venkataraman，2000）提出创业机会是创业研究的中心，并构建了创业管理研究的概念框架，即创造商品和服务的机会如何获取、创业者如何发现并开发这些机会、为什么会展现出不同方式的行为等内容。从创业实践过程来看，彼得•德鲁克（Drucker，1985）笔下的创业是一种“可以组织、并且是需要组织的系统性的工作”，强调创新在创业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那些能够创造出一些新的、与众不同的事情并能创造价值的活动才是创业。现阶段对创业行为的研究更多关注于创业资源的获取与整合、创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创业决策、创业战略制定等方面（Burns等，2016；Drover等，2017；Bruton等，2015；Chen等，2018；Anderson和Eshima，2013），逐渐从行为本身的研究转为行为驱动因素研究。此后，研究从关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的行为理性（如何行动）深化为研究创业者的认知理性（如何认知和决策），致力于归纳并识别具备共性规范和合理性的创业认知和决策特征，进而探索其对创业行为和绩效的作用机制。认知学派奠基人罗伯特•巴隆（Buron，1998）认为，创业者表现出不同于普通人的反事实思维、深度思考、归因差异、承诺升级等思维方式，这对创业的成败有着重要影响。萨阿斯瓦斯（Sarasvathy, 2009）等人提出了创业的效果逻辑，以区别于因果逻辑，为创业认知决策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新方向。迪安•谢波德教授（Shepherd，2011）等人基于独特性创业情景探讨了创业者认知与决策过程的联系。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蕴含了创业劳动、财富创造、弘扬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强调了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重要实践的价值，凸显了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造积极性的光辉思想（见表2）。

1.科学劳动和创业劳动。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价值创造理论和财富创造理论两种分析视角（洪银兴，2020）。在价值创造视野中，马克思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阐明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并揭示了资本家无偿占有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科学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论界长期流行的劳动过程三要素（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观点不能完全反映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价值论的进展主要是从分析当代劳动的新特点入手（陈征，2004），认为脑力劳动已经逐步取代体力劳动，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科学劳动对生产经济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使得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创业劳动作为一种综合劳动，集科学劳动、一般劳动和管理劳动于一体，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在这里科学劳动是当代劳动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最早提出了科学劳动的概念。他认为随着工业化发展，财富创造不再依赖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消耗，更多地依靠劳动时间内的动因即效率，依赖于科学水平提高和技术进步。而创业活动是复杂劳动和科学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依靠劳动者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以创造更多财富，而是依靠降低劳动成本创造更多财富，从而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因而“创业”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创业者”尽管也是资本的提供者，但是他们也以其“劳动”和“管理”参与创建过程，理应也有权参与财富分配。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社会分工的深化，投资者、创业者、经营者、管理者的职能逐渐分离，因而创业劳动与经营管理劳动也逐渐独立。上述论述表明，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超越“简单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有必要将科技劳动、创业劳动纳入现代劳动范畴，明确其是价值和财富创造的主体，赋予其财富分配的权利。

2.财富创造理论。选择价值分析还是财富分析视角取决于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和任务（洪银兴，2020）。由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中，价值论对谋求增进国民财富的社会主义经济分析存在不足，需要财富创造理论解释和适应中国情境。与西方经济学的财富观存在本质差别，财富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角对财富的来源、财富的本质与意义等基本内容做出深刻的理论阐述。第一，财富是可以转化为具体财富的一般财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由使用价值构成的财富以产品的形式直接存在，而价值只能通过货币表现。货币之所以受到广泛重视，是因为它可以转化为相应的使用价值即财富，与它本身的价值无关。从价值或货币形态来看，马克思探讨的财富是一种抽象财富，是可以转化为各种具体财富的一般财富（卫兴华，2019）。第二，从财富的来源来看，自然与社会劳动创造了财富，因而财富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劳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为劳动提供了物质条件，劳动把物质转变为财富（高峰，2003）。因而，财富是劳动实践的结晶，理应包含物质财富、自然财富和社会财富等更广泛的内容。第三，从财富的本质来看，马克思财富论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始终关注并坚定地维护人民的利益。马克思说：“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他认为，独立于物质形式的财富会不断趋向于消灭，财富只会表现在人类的活动中。当财富回归社会和人类活动后，财富世界将变成“善业世界”。人类将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发现并证明自我、人人财富共享，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基于财富创造和利用的普遍交流克服了地域的限制，实现了合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人始终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他们通过将资本变成公有财产，实现共同财富。按照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人性与能力代表了精神生活的丰富性，成为财富的本质属性，人不再沦为追逐金钱的欲望机器。上述论述同时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应该是追求“共同富裕”而不是“个人私利”的过程，这也是构建中国创业学的显著宏观基础。

3.政治经济学当代新发展。“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理论大发展时期，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新时代创业劳动和财富创造注入了新的内涵。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强调“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从认为“企业家”是“资本家”，“企业主劳动是剥削劳动”，到以国家文件明确了企业家的“重要主体”地位，明确要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自主经营权，肯定企业家的“创新权益”可以作为财富的来源参与分配，这都反映了国家对于创业活动及其主体的高度重视，为构建中国创业学做好了明确的理论和政策准备。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些新理念是西方经济学所没有的崭新内容，也应该成为构建中国创业学的核心内容。“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的创业行动表明我们国家现代化新征程及其大量的创新创业活动，其最终目的应该是要为全体人民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绿色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的中国创业学构建，其研究对象应该是以整体“财富”创造为基础的，必须体现国家创新追赶，体现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包容协调，体现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导向。

（三）理论比较

总结创业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发现西方创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论述在历史实践、思想基础、逻辑起点、研究内容和最终目标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也为中国构建创业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发展机会。（1）从历史实践来看，西方现代创业理论是建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企业发展实践基础上的。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可追溯至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蓬勃发展，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需求和冒险精神的追求推动了商业活动和企业组织的形成发展。西方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实践形成了追求自由、冒险、机会平等的创业理念。与西方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始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爆发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工人运动的兴起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的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实践，创造性地将“看得见的手”宏观调控和“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力量进行整合，推动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统一的制度变革以及各种创业类型活动相继出现，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2）从思想基础来看，西方现代创业理论源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创业最初是指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新组合获得超额利润的过程，后来创业者特质、功能、行为和认知逐渐成为现代西方创业理论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了科学劳动价值论、财富创造理论以及实践论，认为创业劳动是一般劳动的倍加，创业劳动作为集合了科学劳动、一般劳动和管理劳动的综合性劳动，对于社会财富创造有着重要作用。（3）从逻辑起点来看，西方现代创业理论是个体创造价值的过程，体现了微观层面创业者与环境互动条件下识别、评价与开发创业机会从而实现价值创造的行为过程（Bruyat和Juljen, 2001）。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财富创造是创业的本质。在抽象财富向具体财富转化的过程中，创业活动集成了国家财富、社会财富、自然财富、家庭和个人财富创造等丰富内容。（4）从研究内容看，西方创业理论是基于对风险和利润的追求，整合微观层面的创业机会、创业者个体、创业资源、创业情境、商业模式等。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创业不仅包括发明、创造和创新，更是涵盖了广义的创建过程，是财富的创造与组织、社会、国家的创建相融合的必要路径。（5）从最终目标来看，西方现代创业理论关注新产品、新服务、新组织的产生和成长以及经济的增长等。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实现共同富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创业实践的根本目的。总之，西方现代创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论述的相同之处均是基于技术革命等大变革的背景，重视创新、发明、创造的力量，关注企业家精神和个体需求的实现。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创业理论主要关注创业者追求自由、冒险、成就的个人力量，较少涉及国家和政府等宏观层面的创业活动，注重价值的创造过程而不涉及财富分配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创业劳动可以创造财富的论断，将创业活动看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过程，重视财富创造和分配的有机统一。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构建中国创业学必须结合国家制度背景和现实要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向。

中国创业学理论构建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决定的，有其现实条件、理论基础和自身历史背景（刘志阳，2021）。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商帮”形成了“崇文重德”“诚信经营”“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勇于冒险和不断学习”等商人精神（刘伯山，2003；蔡洪滨等，2008）。近代中国以张謇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强调“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将实业救国视为不容推卸的责任，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爱国敬业”“义利兼顾”的经营哲学。这些鲜明的中国企业家文化，是构建中国创业学体系的历史根脉。在汲取中国历史文化和中西方理论有益成分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服务于国家创新发展的需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创业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参见图1）。

图 1 中国创业学体系

图选项

（一）中国创业学的学科体系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一个学科通常包含研究对象、研究群体、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要素。作为系统性的研究范式，中国创业学已经具备学科体系。

1.中国创业学的研究对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上述论断明确了财富这一基本范畴以及创造财富的源泉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中国创业学是研究以财富创造为基础的创建过程之现象和规律的学科。与西方创业理论相比，中国创业学不仅可以形成系统性的论述，也表现出其独特性的方面：

（1）中国创业学要实现财富创造和分配的有机统一。价值创造是创业个体与新价值创造之间双向互动的关系，两者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Bruyat和Juljen，2001）。价值创造关注的往往是有形的使用价值，关注的是组织和个体利润的获得。与价值创造相比，中国创业学是以财富创造和分配为研究对象，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相作用，反映出财富创造与分配的统一。具体而言，首先，财富创造的源泉包括创业劳动整合下的多种要素。不同于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财富论认为财富是由商品的使用价值构成的，因此财富创造的源泉不只是唯一的劳动，还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现如今，以创业为代表的物化劳动集中体现为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推动一切社会力量和积极因素迸发活力，创造更多更大的财富（庄三红，2012）。创业劳动是劳动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参与财富的分配过程。其次，财富可以分为国家财富、社会财富、天然财富、家庭财富和个人财富等，体现了中国创业学研究对象的宏微观结合及其多样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感性实践的拓展和需求的变化使得“财富”逐步“对象化”。财富创造理论既包含物质财富的创造，也包含其他财富的创造，例如精神财富、社会财富、自然财富等方面。所以，企业家财富创造的主体并非单一个人，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可能成为创业财富的主体，贡献不同的创业实践。最后，中国创业学强调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统一，分配财富的公平性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和内在要求，中国创业学应该始终致力于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努力实现个人财富和国家财富相一致、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相统一的目标。

（2）中国创业学要研究系统的创建过程。创业活动是从零开始创建新事业的过程。首先，中国特色创业学研究包括创新、创意、创建的过程，意味着新事物的诞生和应用。相较于西方创业学关注利润追求、机会识别和开发、资源获取、商业模式设计等微观层面的问题，中国创业学关注创新、创意、创建三者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应用的问题。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组，贯穿人类整个社会发展历史。针对发明家和企业家脱节的问题，中国需要搭建发明家和企业家信息交互的平台，促使创新带动创业，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转化效率（厉以宁，2016）。创新创业都离不开最早的创意。创意是以人类创意思维成果为基础，及与其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所产生的交易、分配、消费等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活动（王铁军，2018）。因而在市场化过程中，创造思维转化创意经济，创意经济转化经济价值，从而推动创新的市场化应用，激发全社会创业、创造和创新潜能。其次，中国特色的创业学包括国家创建、社会构建以及组织创建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企业家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从国家创建来看，“创业”一词最早出现于《孟子•惠王下》：“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在《辞海》中，创业被解释为“开创基业”。新中国的成立是一部开天辟地的创业史，从土地革命解放生产力到改革开放的制度变革，其时代价值在于努力为中华民族植入“艰苦创业基因”。从社会创建来看，艰苦创业、勇于创新的文化意识和制度自信，形成了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文明进程、各具特色的创业精神和文化，推动了全社会制度更新和发展。从组织创建来看，以创造、创新、创优为特征的企业家创业精神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全民创新，点燃了各种新企业的活力，为各种类型新组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3）中国创业学要研究最广泛意义上的创业者群体。首先，改革开放40年来的创业实践证明，企业家不仅是一群能引领变化的人，而且是一群不断利用变化、实现价值创造的人。企业家才能是创业财富创造的重要来源。威廉•配第（1978）曾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和劳动是两种最原始的生产要素，也是财富的源泉。在资本、土地、劳动三大生产要素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能够把上述要素组织起来进行财富生产的企业家才能要素，称为第四种生产要素（蔡继明，2010）。企业家才能（或创业劳动）作为现代财富的重要来源，必然成为参与财富分配、改变生产关系的关键因素。其次，创业的主体还包括创造各种财富的劳动者。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国家事业的建设者已经不仅包括工人、农民，还包括各个阶层的不同人员，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人员等，他们都是中国特色创业的主体。要充分团结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努力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局面。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建设者队伍（庄三红，2012）。

2.中国创业学的研究群体

中国本土创业学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的支持下，中国创业学研究逐渐涌现出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研究群体。以张玉利教授为代表的南开大学团队较早探索创业学学科研究，其率先明确界定了“创业”的概念，认为“创业是一种在资源高度约束、不确定性强的前提下的假设验证性、试错性、创新性的快速行动机制”，“创业本质更在于把握机会、创造性地整合资源、创新和快速行动”（张玉利等，2006，2016）。张玉利、杨俊等人还从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商业模式、创业绩效等角度丰富了创业管理的研究。吉林大学的蔡莉教授团队在创业网络、创业学习等前期研究基础上，强调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的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制度理论、网络理论、机会发现观和机会创造观的假设，为创业理论扩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蔡莉，2019）。中山大学的李新春教授团队是家族创业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李新春教授认为，家族企业代际发展并不取决于权力的简单交接，而是取决于继承者打破现有家族企业内外部制度的约束，利用新的知识和能力推行新的战略，实现家族企业资源更新与成长（李新春等，2008）。清华大学的陈劲教授团队等致力于研究技术创新创业，强调构建不同主体资源融合互补、知识协同共享、共创价值实现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陈劲等，2007），同时他还较早探讨了包容性创业的内涵。北京大学的路江涌教授团队系统研究了中国企业国际创业的动机（Lu等，2011）。浙江大学的魏江教授团队总结了中国企业非对称创新战略的发展模式（魏江等，2017），为创业研究提供了中国新情境。上述中国创业学研究群体和相关研究观点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创业学理论体系构建已经具备相应的研究基础。

3.中国创业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应用跨学科视角研究创业学。学科交叉融合是建构有中国创业学理论体系的必要途径。创业实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逐渐模糊，对传统创业管理要素的研究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特色的创业学应该是宏观、中观、微观多领域交叉的学科体系。从宏观角度看，创业学是研究不同主体改革创新，打破旧秩序并创建新秩序的学问，包括制度创业和国际创业等方式，涉及创业学与发展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公共管理和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从中观角度看，创业学是研究产业、行业和部门创新创业的学问，涉及创业学与创新经济学、创业金融学、技术创新学和法学等的结合；从微观角度看，创业学是研究市场主体利用和开发新机会的学问，是大众创业实践的结晶，涉及创业学与心理学、营销学、创意学和哲学等学科的统一。

第二，借鉴历史学方法研究创业学。创业在中国的产生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和现实命题，中国创业学研究需要基于组织历史演化视角探索创业赖以生存的中国土壤及其塑造作用。坚持历史观能够更好地认识创业活动随时间推移而千变万化的特性，更多地把握社会和制度的复杂架构对企业家精神的深刻影响。历史为我们观察企业家精神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因此，创业研究应该追寻历史长河，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来解释企业的创造、发展、消亡和制度对创业精神的影响，在历史中领会和把握企业家精神的演变历程。

第三，融合新技术方法研究创业。缺乏精密的测量技术和样本容量不足是现有创业学研究面临的两个重要挑战，今后需要把管理、信息、统计、数据挖掘、神经科学、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不同领域的研究方法有机地整合到创业学中，以整合性的新技术优势以及跨学科的综合思维开展创业研究。新时期创业研究还可以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深入理解创业者不同阶段的认知变化。可以使用大数据工具更深入地探索创业决策过程，加深对机会的理解。

（二）中国创业学的学术体系

中国创业学学术体系是基于创业学学科体系范畴下的学术领域问题的集合。其中包括制度创业、技术创业、国际创业以及创业政策等基于国家财富创造的学术领域；社会创业、绿色创业以及文化创业等基于社会和自然财富创造的学术领域；中小企业创业、家族创业、公司创业等基于个人和家庭财富创造的学术领域。

（1）国家财富创造过程。基于国家财富创造理论，创业学应该是研究不同主体改革创新，打破旧秩序并创建新秩序的学问，包括制度创业和国际创业等方式，涉及创业学与发展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公共管理和社会学等学术体系的融合。

制度创业。指制度框架下的行动者通过撬动资源改变现有制度或创造新制度，以从中获利的行为过程。因此，制度创业的核心议题是制度创业者对现有制度的变革以及新制度的创建。制度创业者为趋异性制度变革创建愿景，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行动策略打破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惯例，让人们认识到建立新制度的必要性。同时，制度创业者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建立合作机制、形成战略联盟，以调动各方资源促成集体行动。中国的创业实践是在市场取向的制度变革、多样化的技术体制、多层次的市场空间、新兴的全球网络等新情境下展开的。创业理论创新应植根于中国式的“制度＋技术＋市场＋网络”，体现了中国式创业实践的跨阶段性、多样性、多层次性、多主体性特征。

国际创业。属于“国际商务”和“创业”学科的交叉。国际商务研究旨在解释新创企业和成熟企业的国际化动机差异，例如国际化的决策、潜在风险评估、市场进入模式确定以及资源网络构建。国际商务研究也强调与国际创业活动相关的管理挑战，探讨应对和克服外来者劣势的方法。当新企业进行国际扩张时，由于缺乏经验、资源和市场合法性，外来者劣势可能会削弱其生存能力（Zahra，2019）。从国际创业来看，中国特色国际创业更应该关注中国新创企业如何克服新创和外来者弱势积极拓展市场，以建立中国创业学的理论创新和贡献。

技术创业和数字创业。技术创业是指创业者在高层次技术的基础上所开展的创业活动，指通过将专家和资产相结合来生产和采用技术的创业项目，从而为公司创造和获取价值。技术创业强调新产品、新资产及其协作试验和生产，主要功能是组合专业的个人和不同的资产，以便通过协作探索和实验为公司创造和获取价值。数字创业是借助各种社会技术实现数字赋能，有效地获取、处理、分配和消费数字信息，以创造数字价值的过程。利用数字技术的跨边界性，数字创业得以打破时空限制，促成异质性主体的连接和互动。中国持续、快速和多样化的迭代使数字创业过程具有更加突出的动态性特征。技术创业和数字创业对于大变局时代下的中国创新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2）社会和自然财富创造过程。基于社会和自然财富的创造，创业学致力于研究行业和部门创新创业的学问，包括社会创业、绿色创业、文化创业以及可持续创业在内的创业学术体系的构建。中国创新创业实践展现的行业和部门创业的规模化正推动中国基于社会实践的创业理论走到世界理论前沿，并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包括农村创业、产业创新、绿色创新和社会创新等新领域，涉及农业、制造业、环保、医疗健康、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更加注重社会主体参与社会创新的过程和影响力的发挥。

绿色创业。识别、评价和利用有利于企业保持可持续发展，而且与环境具有密切联系的机会，关注把“未来”产品和服务带到现实中的可能性。绿色创业强调对机会的识别与利用，目的是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绿色创业研究成熟企业绿色化创业、绿色新组织的创生，开启和发展绿色新事业的新方法，创造和传播绿色价值的新途径，是推动绿色创意在更广泛社会领域产生影响的新模式。

文化创业。以创造力为核心，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挖掘推广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知识产权的行业。文化创业以文化为元素、融合多元文化、整合多方资源，结合设计精准的商业模式进行创业与创新，已经成为获取合法性和资源的有效战略。文化创业不仅对创业者个体的资源获取有着策略上的意义，同时对中国文化独特的话语体系构建、文化传播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也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创业。社会创业强调以更加市场化、整体性的创新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刘志阳和王陆峰，2019）。作为一种新的创业形式，它的结果可能是一般意义上认为的新的社会企业的构建，但是也可能是非营利组织或者传统商业的转型发展。社会创业在社会问题解决中发现新的创业机会，同时推动各种各样社会创业者参与社会创新和价值共创，通过影响力规模化促进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

可持续创业。强调创业要在改善劳动力、家庭、当地和全球社区以及后代的生活质量的同时，持续致力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制定管理决策和开展促进组织目标的经营活动时，必须考虑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

（3）个人、家庭财富创造过程。基于个人和家庭财富创造，创业学主要研究个体和组织如何开发和利用新机会、创造新财富的学问，是大众创业实践的结晶，包括中小企业创业、家族创业以及公司创业等形式。自主创新、全民创业以及企业家力量的发挥是中小企业创业的主题，也是创业学科发展的基石。诸如女性创业、大学生创业、海归创业、用户创业、公司创业、平台创业等形式涵盖了学生群体、技术人员、使用者、女性群体等不同类型的创业主体。差异性群体具备个性鲜明的特征，为创业的研究和实践增添了独特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家族创业是依靠血缘、亲情关系将创业成员团结起来，共同创建并经营运作企业活动的创业形态，具有成员关系的伦理性、企业关系的非确定性、创业动机的非功利性等特征。家族创业关注家族治理与家族创业精神，差序格局（分殊偏待）下的家族治理与创业，家族创业的行为和决策模式，家族使命价值驱动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与家族创业，制度环境与家族创业等问题（李新春等，2008）。

公司创业是指大公司从创业的旁观者、被动角色，变为主角、主力和领导者。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公司创业实践既对传统的公司创业理论提出挑战，也为公司创业理论创新带来机遇。其学术价值也不再拘泥于如何解决公司管理中的低效率和惰性等问题，而在于探索公司在边界模糊化情境下的生态化价值创造逻辑的新问题。

（三）中国创业学的话语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的根基是“以文化人”，不仅需要创业学注入时代精神，充盈人文理念，而且需要创业学建构一条“融创启智”的表达价值链，体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独有的理论思维和风格气派。由于中国的创业实践嵌入到特殊的转型发展情景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这也注定中国创业学理论体系显著区别于西方创业学理论。韩庆祥（2016）进一步认为，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及其话语权都具有政治性意蕴、学理性支撑、哲学性思维、通识性表述、有效性传播五个核心要素。具体来说，（1）政治性意蕴，强调任何话语体系都是特定意识形态的表达，都有其政治立场。中国创业学也不例外，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要强调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的有机统一。（2）学理性支撑，重在对创业学相关概念、范畴、表述、理论、逻辑构成的归纳与阐释。其背后是对应的创业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乃至思想体系。（3）哲学性思维，强调创业学应反映时代发展趋势，实现在创业学理论体系上的东西方平等对话和交流。（4）通识性表述，要求善于进行不同话语的转换，使用受众喜闻乐见的通识性语言，让别人听得懂、好接纳、易认同。创新创业动态本身就是全球普遍关注的议题，应该积极借鉴全球成功的故事逻辑，讲好中国创新创业企业的故事，说好中国创新创业发展的奇迹，形成中国声音和中国力量。（5）有效性传播，要求在传播技术、传播平台和传播方略方面下工夫。要积极借助以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为代表的新技术新手段，促进中国创业学学术话语的传播。要主动通过创建国际期刊、推动评价体系完善，搭建全球学术交流平台，积极与国际主流声音对话。要用好中国独特的文化符号等文化叙事手段，应用中国创业学学术话语向世界清楚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创业学体系构建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决定的。中国创业学的构建反映了全球创业型经济发展新趋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求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创新创业实践的伟大成就，理应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创业学理论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突出表现了以下特征：一是学科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新发展理念导向。中国创业学以财富创造的创建过程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国家财富、社会财富、自然财富和个人财富的统一，强调的是财富创造和分配的统一。二是学术体系的整合性导向。中国创业学的研究内容包含制度创业、社会创业、技术创业、绿色创业、家族创业、国际创业等，既有和全球创业研究热点一致的部分，也有中国自身的特殊内容，体现了学术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和整合性。三是话语体系的国家创新超越特点。中国创业学的发展背景是中国创新企业的崛起，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映射，这些鲜明的发展特色都彰显了中国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上的付出和努力。本文有关中国创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阐述，将为国家财富积累、美好社会构建、新创企业培育以及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精神弘扬提供理论支持，为全球创业学研究和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创业学的建构绝不是封闭和孤立的，而应是开放和互通的。中国特色创业学既要吸收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也要积极借鉴国外的最新成果；既要展现中国特色并服务于国家的创新发展，也要具备全球视野，着力推动全球创新创业的发展。未来的中国创业学理论研究应该更加重视创业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和方法创新。其一，进一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背景下的中国创业学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各种财富的积累变化及其复杂互动机制，深入研究企业家创业致富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系。其二，以厚植企业家精神和解决企业现实难题为起点，进一步细化全球技术和市场演变背景下的中国创业学学术研究内容。深入分析营商环境变化对中国创业企业的影响，深入研究新创企业国际创业的内在机制，深入求解“双碳”目标约束下的可持续创业和社会创业的实现机制。其三，推动管理学、心理学、历史学、数字技术等与创业学研究的结合，进一步拓展创业学自身的独特研究方法，推动多角度、多层次、跨学科的研究。

① 作者注：本文的部分观点曾作为发言稿“加快构建中国创业学体系”在《管理世界》组织的研讨会上发表。

② 新近研究总结了包括能力、动机、机会、制度以及过程在内的创业研究动力框架（AMOIP），强调创业研究应透过情境化的表现形式总结普遍性的理论（McMullen等，2021；Thompson等，2020）。

③ 数据来自：林丽鹂. 市场主体年均净增长超1000万户[N]. 人民日报,2021-09-08(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