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巡视小组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领导对中国石化集团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巡视监督。截至2020年，中石化针对巡视小组所提出的整改意见，对集团内部可能存在的由内部人控制产生的转移国有资产、决策效率低、过度投资或者消极投资、创新不足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改，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国石化集团经营风险的发生，有效促进集团的健康发展。可见，巡视作为治国之利器、治党之利器，是党委履行全面监督责任的直接抓手。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的突破，这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赵勇和初晓（2021）认为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并直接或间接提高民营企业冲进海外市场的可能性；王存喜（2021）认为国有企业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砝码，是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和依托。现如今，结合国情和世界潮流趋势，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方向正在朝着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夯实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国有企业一直以来都是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社会公平的中流砥柱，理应积极贯彻党中央的经济发展部署。对国有企业有效开展巡视监督工作，有利于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夯实国有企业政治导向，促进国有企业自我净化、自我提升、自我革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显示结果来看，被党组巡视的国有企业，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促改革，谋创新，加快助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如何通过巡视这把利剑更好助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话题。首先，本文对现有文献进行收集和梳理，利用历史分析法厘清巡视监督制度的变迁，分析学术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界定和测度，并总结巡视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研究现状，接着结合相关理论分析巡视监督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其次，手工下载、整理并收集选取2012—2018年被巡视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位为研究样本，通过收集数据构建衡量国企高质量发展指标，将自主创新纳入其中，建立模型基于巡视监督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提高结论的普适性。然后，按照国企资本混合度的高低与巡视主体不同对研究样本进行划分，进一步分析巡视监督与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最后，利用替代变量法、滞后一期法与GMM系统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本文研究方法特色之处在于采用多学科交叉、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并举的研究方法：利用多学科的知识来构建巡视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框架，力求厘清两者的逻辑关系，并在理论上对巡视影响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分析。同时通过收集数据，建立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方法等基于巡视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提高结论的普适性。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以巡视为连接点，将国家战略和企业微观经营活动联系起来，提供了巡视影响国企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拓展了巡视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研究;通过梳理巡视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关系与理论框架，有利于提升国有企业公司综合治理能力、创新能力与发展能力，为完善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与参考。

（一）党组巡视的制度背景

巡视制度是一种权力制约模式，传承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监察制度。在中国封建史上，巡视监察往往被认为巩固皇权地位的后盾和官僚统治阶级的武器，体现了浓重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就开始借鉴了古代监察制度，逐渐开始运用巡视制度，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承。作为一种权威的监督形式，巡视制度不仅在净化政治生态方面尽显优势，而且有利于推动党组织和群众建立密切关系。不仅在中国，许多法治国家也开始实施这种类似的监督制度，以塑造其公正形象、保障公民权利、减少越权违规行为等。建立制度是一个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动态过程，总的来说，共产党建立初期所实施的巡视制度加强了党组织建设，为后期巡视工作的实施和改进提供指导借鉴意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组织开始深化和完善巡视制度的建设，并逐步开展巡视巡察工作，推动党内外结合的监督体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组织更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方针，作为落实主体整改责任和加强组织建设的手段，巡视工作被纳入总体部署。

（二）高质量发展的界定和测度

学术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测度等方面。首先，关于高质量内涵的研究，部分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寻找答案，金碚（2018）从马克思关于商品二重性定义的角度出发，将高质量发展定义为经济发展模式、结构；张俊山（2019）则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出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现有的生产力的水平下，能够实现为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所必需的物质生产资料，那么该国的经济发展就是高质量的。有学者以新发展理念为向导对高质量发展进行界定，张军扩（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质”和“量”；李梦欣和任保平（2019）则觉得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内核，发挥指挥棒、红绿灯的作用。还有学者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展开，黄速建等（2018）指出企业高质量发展强调高品质、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水平，要超越以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江飞涛（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效益效率、员工素质、技术创新、绿色发展、价值增长等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对于高质量发展质量的测度，最初很多学者采用单一的指标进行衡量，例如沈利生（2006）、刘瑞翔（2013）采用企业价值增加率来对高质量发展进行衡量；沈坤荣和傅元海（2010）使用企业中间投入产出率进行高质量的测度；肖欢明（2014）则倾向于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来进行表示。此外，还有大部分学者通过构建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来对高质量发展的全貌进行测度（赵英才，2006；钞小静，2009；魏婕，2012）。

（三）巡视与国有企业治理

公司制中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催生了公司治理这一概念。我国最初公司治理的研究源自于国有企业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大致经历了萌芽、探索、确立、强化和完善这五个主要阶段。近年来，巡视监督参与公司治理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马连福（2012）指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国有企业管理的一大特色，这是由于我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与党作为执政党居于政治核心地位所形成的；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研究发现党组织是否参与公司治理会对并购溢价造成一定的影响；唐大鹏等（2017）认为巡视监督有助于加强内部控制的建设，更好地推动国企的发展；张建平和张嵩珊（2020）发现巡视监督有利于抑制国企的违规现象，进而降低国企的各种风险。由此可知，中纪委巡视监督国有企业作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巡视监督工作，可以应对国有企业内部可能存在的由内部人控制产生的转移国有资产、决策效率低、过度投资或者消极投资、创新不足等问题，逐渐成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一把“尖刀”和“利剑”。

基于研究视角来看，目前学术界关于国有企业巡视监督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资产保值增值领域,关于巡视监督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企业创新以及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关于巡视监督如何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则更少；基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我国关于巡视监督对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屈指可数；基于研究条件来看，本2012年以来，党中央组织了不同轮次的巡视组，作为加强国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党组巡视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准自然实验”研究条件。因此，本文采用2012—2018年的上市国企公司为研究对象并筛选出被巡视的国企名单，构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标与单一指标，并将自主创新纳入两者的研究之中，重点考察巡视对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提供了巡视监督功能的发挥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数据。此外，本文的特色之处在于选题由理论研究需要和实际问题共同驱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问题在管理学、经济学理论领域具有重要核心的地位，是“十四五”规划的时代主题。同时，巡视制度也是从严治党的国之利器、党之利器。特别是在建党100周年以及反腐力度空前高涨现实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具有的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

（一）巡视与高质量发展

首先，郭海（2010）研究发现，效率效益指标是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有效的监督机制有利于提升企业效益，进而对绩效产生影响；戴国华（2019）指出巡视不仅对国企财务收支进行审查，还全面监督企业各项生产运营活动，确保国企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提高产品质量、节能减排，从而促进国企发展质量的提高；陈琪（2021）认为完善企业及监督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绩效水平。作为一种权威的监督方式，巡视监督具有的两个显著性作用分别是制约性和促进性。一方面，巡视监督小组制约性作用体现在对国企的各项财务活动进行监督和审查，并对国企高管是否存在过度投资、耗用资产、重大决策失误进行鉴证，规范企业的财务活动，严肃财务制度和纪律，保障国企按照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预算进行有效管理经营，从而进一步提升国企的效益效率，保证国企的绩效增长。另一方面，巡视监督小组促进性作用体现在督促经营管理者端正工作态度，培养主人翁意识。部分国企中，经营管理者的报酬几乎是确定的，拼命工作也没有额外的加成，努力程度与所得薪酬不匹配，这时经营管理者总是试图避免不确定性带来的财务风险，目光短浅，这直接影响了国企的长期发展能力和获利能力。巡视作为国企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好地发挥了“利剑”和“尖兵”作用，促进企业建立文化意识。企业的文化核心要素包括企业精神、企业追求、工作态度、经营理念等，通过企业文化有助于规范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育管理人员与企业荣辱与共的理念，从而可以优化国企的效率，进而提升国企的绩效。

其次，据中国证监会官网的统计结果，近年来上市国有企业内部存在着不同程度高管舞弊、过度投资、私吞资产、违规披露、逃税漏税等违规行为。陈冬华、蒋德权等（2012）发现在相同程度的违规条件下，有关监管部门会对违规国企给予相对宽容的处罚力度；许年行等（2013）认为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当涉嫌违规时，受到调查的周期比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要长。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无论是内部控制还是公司治理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如果不及时修补完善，会给国企带来巨大的风险。巡视监督治理作为国企组织形式的一大新特色，巡视的利剑作用逐渐被学者认可，其认为巡视是企业改革发展的“助推器”、下情上达的“直通车”、党内生活的“保健医生”。一方面，巡视能够有效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巡视小组鼓励国企积极开展党建来带领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把党中央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植入文化理念中来，为企业内部培育良好的控制环境。在国企内部重大人事决定调整时，巡视小组对选拔者进行政治层面把关，及时调整不作为、不称职的高管，有助于净化国企内部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巡视能够有效抑制上市国企违规行为的发生。中纪委巡视国有企业是党组织参与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孟庆斌等（2018）觉得巡视监督自带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能够确保对不同类型的公司采取有针对性、差异化的监督方式，从而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违规的发生率；孙德芝和郭阳生（2018）认为巡视的震慑力能有效制约高管权力和削弱政治关联，进而抑制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因此，巡视能够有效提高国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使得国企管理层与治理层加强防范违规风险意识，及时发现、找出并且纠正国企存在的造假、舞弊、错漏等不良行为，有助于降低和规避国企的风险。

最后，国有企业拥有“营利性”和“公益性”双重属性，在衡量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时，“公益性”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项重大标准，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在致力于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更要关注其非经济目标的实现；而国有企业非经济目标实现与否主要通过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来评价鉴证。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阵痛期，随着国企对经济效益追求的不断强化，实现企业绩效逐渐成为国企发展的核心要点，走上了“先发展，再治理”的老路，这势必会使国企忽视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例如部分国企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忽视员工的权益、部分国企高管存在管理腐败现象、肆意破坏污染环境行为，进而背离了国企成立发展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衷。这时，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理论，中央巡视组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控制是必要职责。党组巡视监督推动国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巡视小组可以约束国企行为。党组巡视自身拥有的独立性和震慑性，是促使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一旦国企没有履行社会责任或者存在损害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被巡视小组曝光，该国企就会面临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相反，当国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时，又会受到社会大众的赞扬。第二，党组巡视可以增强国企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巡视小组是由党中央指派的，党中央又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国企可以从巡视小组那里充分了解到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从社会需求出发生产产品，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大众。第三，党组巡视能够有效督促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巡视小组执行其职责过程中，势必会要求国企按照党中央政策、方针、理念来进行管理运行，推动国企主动承担和履行环境保护、捐赠慈善、服务社区、维护相关者利益等一系列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巡视监督主要从国企的效益效率、风险管控、承担社会责任这三个角度来助推国企的高质量发展，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巡视监督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自主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关于自主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白雪飞和杜娟（2019）认为自主创新无疑是关键、核心的要素；林勇等（2021）得出提高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完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才能真正释放人口政策红利，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刘涛和韩悦（2021）指出，提高企业创新效能，实现产品和技术的升级，从而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更高水平开放，有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确，自主创新作为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小米创始人雷军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只有不断创新提升品质才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即有高追求的企业借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移动创新和消化吸收创新，打造完善的自主创新体系，形成自身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伴随而来的是新的技术、流程、服务，进而迫使市场的要素结构和需求发生改变，从而为完善和优化结构要素提供先决要求，为推动产业的结构化升级开辟道路。在驱动结构化升级过程中，企业相关人员不断更新原有的生产方式并研发与之匹配的技术，使之符合当前新发展理念下企业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要求，提升资源环境的共同协调发展能力。因此，自主创新可通过优化和完善当前市场的结构要素，驱动产业结构化不断升级，促进资源环境的共生，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最终目标。然而，当前国企的自主创新意愿并不强烈，一方面，出于创新成本的考虑，裴志伟和陈典发（2014）觉得自主创新时间漫长并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李追阳和余明桂（2018）认为制约国企创新的很大原因在于要承担巨大的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预行为使得国企获得相对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杨文洁（2018）认为政治关联在很大程度上会侵蚀企业的创新精神，抑制企业的创新动力。因此，国企可以通过多个渠道保持自身的竞争力，自主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要想有效刺激国企的自主创新能力就迫切需要外部的监督。首先，党组巡视作为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具有判定国企经营战略合法恰当与否的绝对话语权，能够对国企的自主创新产生巨大的影响。易靖韬等（2015）认为新产品研发和转化应用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绝大部分以失败告终或收效甚微。因此，在面对高风险和长周期的研发活动时，国企高管可能出于成本效益原则而放弃研发支出。但是许瀚（2017）指出作为国有企业健康稳定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研发活动能够为国企带来利益。这时巡视小组以其权威和灵活的特性渗入国有企业内部，深度寻找国企目前研发创新所面临的困境，然后通过巡视结果的反馈向党中央争取政府创新补助，为国企提供创新的“隐性担保”，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干部职工、专业技术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刺激国企的研发意愿，提升创新水平。其次，巡视监督制度具有规范性、实效性和权威性，基于当前制度安排和工作重心对企业状况选择性地视察和了解，便于优化我国的市场环境和商业环境。此时，巡视制度的建立和巡视监督活动的开展，降低了国有企业高管为了寻求政治庇护而进行违法违规操作的可能性，转而能够为了国企持续发展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解决国企研发创新难题。巡视监督、自主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具体关系见图1。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巡视监督通过提升国企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图 1 巡视监督、自主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图选项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十八大以来，即从2012年至今被巡视的A股上市国有企业名单为研究样本，党组巡视监督数据来自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人民网等，依据“启动巡视工作”“回头看”整改通报、“制定巡视整改方案”等关键词进行筛查，经过手工下载、整理并收集选取被巡视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位为研究样本。并按以下程序进行筛选：剔除金融、保险类企业；剔除ST、^*ST类企业；剔除部分存在异常值的样本，最终得到4461个有效观测值。剩余研究样本的数据均来自TED和CSMAR数据库，为了降低连续数据的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消极影响，本文对回归模型中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水平的Winsorize缩尾处理。数据的筛选和处理工具为Excel、Stata15和SPSS23。

（二）变量设定

（1）解释变量。Insp代表中央纪检网、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网站等公布的国有企业当年是否被巡视信息的哑变量，如果国有企业受到巡视，取值为1，否则为0。

（2）被解释变量。关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的测算，本文参照胡浩志和孙立雪（2021）对上市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的衡量，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表示，TFP衡量一个企业生产效率提高速度的重要指标。其计量方法借鉴连玉君和鲁晓东（2012）的研究采用LP法，因为相比于OP法，LP法更好地克服了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索罗余值中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而通过LP法测算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更有效的。设定如下企业生产函数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