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最大特征。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给国有企业改革重新制定了路线图，其核心就是党管国企，党组织要参与公司治理，并从机构设置、人事安排和法律定位三个方面给出了重要建议。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随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再次对国有企业提出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其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这一系列的引导和要求使得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意识到我国政党制度与企业关系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并出现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兴起了“党组织”研究热潮。

现有关于党组织与微观企业关系的研究，一方面，按照企业类型分别探讨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同类别下国有企业等不同层次党组织的作用（马连福等，2012，2013；郝云宏和马帅，2018；郑登津等，2020）。另一方面，按照党组织对企业决策、行为、经济后果这一框架多角度进行分析，主要集中于探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如降低代理成本（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抑制高管腐败（陈仕华等，2014；严若森和吏林山，2019）；党组织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如增加职工权益（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减少财务违规（郑登津等，2020）和企业避税行为（李明辉等，2020），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王舒扬等，2019）；党组织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如影响董事会决策（柳学信等，2020；黄文锋等，2017）、审计师选择（程博等，2017）等，这些提供了党组织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部分证据。但是以上研究仅涉及企业党组织层面，探讨党组织与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之间的人员构成与重合情况，即“双向进入”，即使涉及了党员个体，也仅仅探讨了党员个体的任职状况，即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的“交叉任职”情况，而对于党员个体的异质性并未有所深入。本文认为，党员具有非常鲜明的个体特征，经过漫长筛选和考核的党员有着较高的个人能力与素质，以及经过长久的党员自律准则和纪律条例形塑的较高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这些都会对其管理风格、决策标准、行为选择等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而这些是否会在企业行为中有所体现，目前尚未有更深入的证据。

现有研究对于企业行为的关注，较少从企业自律的视角展开，更多的是讨论如何减少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分别从会计改革政策和法制性水平、政治成本等外部因素（Guay，2010），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企业层面因素（La Porta等，1999；Peasnell等，1998）以及高管个人特征因素（Li等，2010；Feng等，2011）三个层面展开，但具体到以党组织为代表的中国特色公司治理对此有何影响，鲜有文献涉及。本文从企业行为自律角度分析企业党组织的治理效应，借鉴心理学中个体自律的观点，以公司违规、卷入司法诉讼作为企业行为自律的“反向”代理变量，实证分析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行为自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可以促使企业行为更加自律，表现为公司违规、卷入司法诉讼的可能性相对更低，而这种效应主要是通过降低公司的风险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促使企业行为自律不仅表现在合法合规等强制性行为上（外显自律），也表现在主动减少盈余管理、提供更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等自愿性行为上（内隐自律）。制度环境和行业管制影响这一效果，所在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越弱、企业处于非管制行业时，党组织促使企业行为自律的作用越大。本文的结论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作用提供了直接、内在的证据，证实了企业党组织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价值。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从企业自律的角度为企业行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现有研究较少从企业自律这一视角展开，更多的是从企业外部因素、公司层面因素以及高管个人特征等方面探讨减少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缺乏对企业行为自律的直接讨论，且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对此有何贡献尚不清楚。本文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这一视角，融汇并贯穿了企业外部制度环境、企业层面公司治理以及高管个体层面三方面因素对公司行为自律的影响，拓展了企业行为研究的视角。（2）拓展和丰富了以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为代表的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相关研究。本文发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对企业产生约束，促使企业行为更加自律，且这种行为自律不仅仅表现在减少违规和司法诉讼等法律强制性自律上，还表现在主动减少盈余管理、提供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等自愿性自律行为上，证实了企业党组织以及党员的价值观和信念会对具备党委身份的高管行为进行修正和优化，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水准，并进而优化企业行为。本文的结论支持了党组织在企业行为中的直接、正面作用，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相关研究，也为正确定位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参考。

（一）自律的相关研究

权威词典《辞源》定义自律为“遵循法纪，自我约束”，《现代汉语大词典》定义自律为“自己约束自己”，可见自律强调的是个体对自我的约束和规范。国内外学者对自律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是都倾向于认为自律是一种意志品质，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经由长时间对社会法则和规范进行学习、实践、认同并内化后形成的稳定的行事风格（陈谢平，2013）。具体到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自律除了表现为一种意志品质外，还被赋予了更多的道德属性，被认为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总结起来有几个方面特征：第一，自律是一种经过后天学习所形成的意志品质。第二，自律是主动和自愿对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认同和内化。第三，自律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发展，还要考虑对他人和社会积极发展的影响（陈谢平，2013）。

以上概念均是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针对个体自律提出，尚未对组织层面，如企业自律展开探讨，相关研究也集中于讨论个体自律的作用效果，如自律与学业成绩的关系（Duckworth和Seligman，2005）、自律与工作绩效（Jawahar和Carr，2007）、自律与健康（Bogg和Roberts，2004）等。由于学科性质不同，研究者对自律的理解和研究的侧重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与本研究内容较为接近的是自律与领导行为的研究（Zopiatis和Constanti，2012）以及政治学领域关于领导者“廉洁自律”的研究（赵国祥等，2003；赵国祥和张淑熙，2006）。Bono和Judge（2004）对人格与变革型领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个体自律特征与变革型领导有正相关关系，与被动回避型领导有负向相关关系。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自律程度越高的成员，对工作更加尽责，更值得被信赖，而不像被动回避型领导那样缺乏自律和领导责任。国内方面，有学者在对党政领导者的能力进行研究时认为自律性是基层干部胜任特征的主要因素之一，自律是以身作则、自我约束，不仅表现在领导干部对自我的监督和管理，还表现为对亲友和职员的管理。进一步对党政干部群体胜任特征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年龄、职级、教育程度等特征会影响个体的自律程度，年龄越大、职级越高、教育程度越高，干部个体自律程度也显著上升，说明自律能够通过经验的学习加以强化和提高（赵国祥等，2003）。党政干部自律品质的影响后果方面，赵国祥和张淑熙（2006）研究发现党政干部的自律品质会显著提高工作绩效，对工作绩效各维度也有着显著的预测效果。

由上可知，关于自律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属于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尚未对企业组织层面展开，且总体研究较少，处于探索阶段。但是我们认为，企业是个体的集合，企业行为是企业内部人员行为合力的结果，企业内部的重要组织，如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等人员构成特征会对企业决策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由于学科性质不同，研究者对自律的理解和研究的侧重也存在较大差异，但我们可以借鉴相关理论，以及其中与本研究内容较为接近的部分领域进行参考和借鉴。例如，张晓亮等（2020）研究发现学者型CEO会更加自律，其所在企业的在职消费活动会显著减少。基于此，本文尝试借鉴个体自律的相关研究，将其应用到企业层面，将企业行为看成是企业内部重要部门、重要个体行为的外在体现，对企业行为自律进行探讨。

（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行为自律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在企业中主要的方式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以及讨论前置等^①。这使得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中，从公司治理层面体现党委属性，对企业行为进行监督，促使企业行为更加自律，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首先，外部环境方面，党组织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公众关注的压力促进企业更加自律。国有企业在诸如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就业、养老以及社会稳定等问题上承担了过多的政策性负担（Lin等，1998）。具体到国有企业党组织，其在企业中的主要职责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保证党和国家政策方针在企业的贯彻执行，因此，外部投资者可能会担忧党组织通过参与决策、监督等方式促使企业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如帮助地方政府承担就业、养老等政治和社会目标）而给予较低的公司估值（Fan等，2007），从而引致资本市场的压力。迫于投资者、媒体、监管部门等资本市场的压力，企业党组织和管理层有动机通过积极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更加遵守规则，规范自身行为，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保证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心。此外，国有企业由于其产权性质，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而国有企业党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协调、整合工作，即党组织应依法维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职工、社会公众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作为各方利益主体合法权益的协调者和维护者，合理解决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企业构建和谐有序的治理环境和经营秩序。因此，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会协调企业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维护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比如减少违法违规等负外部行为，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向市场传递积极有利的信息以及良好的公众形象。

其次，企业内部高管层面，从高管晋升动机上促使企业更加自律。现有研究已经证实，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有效抑制内部人控制下的自利行为（马连福等，2013；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并且由于“党管干部”原则，国企高管在职业生涯晋升中，通常都要考虑所在党委意见^②，这使得高管在个人行为以及决策方面都会严格要求自己，因为其违规行为的成本更高，一旦发生负面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薪酬，更可能直接斩断了其晋升之路，政治生涯毁于一旦。因此，同时具备党委身份的高管，其行为会偏向于更为稳健和保守，避免发生违法违规行为。这种规避风险或不确定性的倾向会导致高管在公司决策和治理行为中更为谨慎，以规避从事违法违规活动可能面临的道德压力、声誉损失、业绩波动以及惩戒风险。因此，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以党委身份更好地监督和约束高管行为，促进高管自律。

最后，党组织内部党员个体层面，党组织的管理、党员身份有助于党员高管在公司治理中形成遵守规则的理念。党员是经过严格选拔的，经过漫长筛选和考核的党员有着较高的政治觉悟和较高的个人能力与素质，对社会、工作都有积极的态度。工作能力、个人技能、毅力、积极的态度也是一个人在生活中和职业中成功的重要能力（Li等，2008）。根据“高阶梯队理论”，一方面，从行为模式的塑造方面，党组织可以通过对党员的价值观和风险认知等的塑造改变党员高管行为偏好，影响党员高管治理行为选择。另一方面，从道德偏好的视角而言，个人所处的环境和集体会形成组织统一的价值观、信仰并由此进一步影响个体的行为和决策。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党员义务的规定可以看出，自律、奉献是对党员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尤其是自律。一直以来，自律是反映基层党政干部素质水平的重要标准，加强和提高领导干部的自律品质是党和国家历来强调的干部队伍素质建设的重点，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更使得党和国家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要求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一切都在形塑党员的价值观、道德感和行为认知。具体到企业中，基层党政干部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党的方针、政策的实施和贯彻（陈谢平，2013），党员的价值观和信念促使党员高管更加勤勉履行义务，对股东更为忠诚，对公司更有责任感，对自身有更高的道德标准和规范，而这些在公司治理中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党组织通过理想、道德、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等的塑造对党员个体的利益偏好、行为准则进行修正和优化，并对个体后期的管理风格、决策标准、行为选择等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党员高管管理的企业也会更加约束自身行为，减少失信、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标准。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较高的企业，董事、监事以及高管会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所在公司也能够表现出相对更高的道德标准和行为，企业自律程度更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高的公司其行为会更加自律。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3—2018年A股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查阅公司年报，结合“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及“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主要工作经历及兼职情况”中的信息对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管与党组织人员重合的情况进行判断，并以此为基础，剔除披露不全的上市公司以及相关财务数据、治理数据缺失或异常的观测值后，共获得1700个企业—年度数据样本。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数据通过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董事、监事、高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工作经历并结合公司网站信息手工整理获得。公司层面数据均取自CSMAR数据库。地区层面，反映政府干预水平的制度环境数据取自王小鲁等（2017）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分指数。各省的GDP数据通过《中国统计年鉴》获得。

（二）模型设计

本文参考陈冬华等（2013）的做法，构建计量模型（1）以检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公司行为自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