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机遇、大挑战的时代关口，外部环境的快速变革，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不断更迭，引致不同行业、不同组织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关联，行业和组织的边界逐渐模糊。组织正在重塑业务开展的方式，传统的孤岛式发展已逐渐转变为企业与供应商、合作伙伴、用户等利益相关者共生共存的发展模式（Amit和Han，2017；Pan和Lin，2019）。因此，越来越多的组织以更加紧密的方式相互交错，形成由一系列关联组织构成的共生体，通过共享、协调和整合资源与能力来应对外部环境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获取持续的爆发性业务增长（Li，2009；Pinkse和Groot，2015；Faridian和Neubaum，2021）。例如海尔、阿里巴巴等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建立长期稳定的共生关系，在促进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增强了共生参与者适应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行业无序竞争的能力，这种相互赋能所产生的倍增效应、乘数效应释放了更多的价值，在提升运营效率、增强用户体验和优化产业链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极大地推动了行业发展速度和规模扩张，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组织间共生关系是不同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共同协作、互惠互利和共同进化的复杂关系（Bosch-Sijtsema和Bosch，2015）。不同于一般的组织间合作关系或联盟关系，组织间共生关系不局限于短期内某一项目或业务的实现，而是以共享为关键举措、共存为基本前提、共演和共创为发展使命的命运共同体（Cui等，2018）。这种关系体现为一定的制度机制保障下，组织间基于共同的发展愿景进行异质性资源或能力的共享、互补、整合与优化配置，以实现价值共创（Li，2009；Nambisan和Baron，2013）。共生参与者有机会在价值链不同环节拓展市场空间，颠覆旧有的商业模式，实现产品快速迭代、创造消费需求等（Zettinig和Benson-Rea，2008；Li等，2012a；Zahra，2016）。作为一种独特的关系形态，共生关系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热点问题，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目前，已有学者将“共生型组织”进行概念化，以刻画和强调构建共生关系在组织战略中的关键地位（陈春花，2019）。尤其是近年来，创新、创业和战略管理等领域的学者聚焦于生态系统这一特殊情境中的共生关系（Cai等，2016；Adner，2017；Bhawe和Zahra，2019）。生态系统中多样化的组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且庞大的网络体系（Thomas和Autio，2014）。组织间形成的共生关系是构建生态系统的基础，也是系统实现价值共创的核心（Li，2009；Bosch-Sijtsema和Bosch，2015；Adner，2017）。

现有研究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组织生态学、资源基础观、交易成本理论、机会观和制度理论等，试图从不同视角揭示共生关系的概念、影响因素以及对共同参与者的价值（Pfeffer，1972；Audia等，2006；Meyskens等，2010；Thomas和Autio，2014）。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解共生关系提供了理论证据和新见解，丰富了管理学领域的相关理论。然而，从对已有文献的总结来看，关于共生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共生关系的概念仍比较模糊，尤其是对于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联系和差异的研究匮乏。

因此，本文对组织间共生关系这一具有理论前沿性和关乎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研究问题展开研究，基于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性梳理，归纳组织间共生关系研究的时间脉络、期刊分布、研究方法、应用理论、研究对象，总结组织间共生关系的概念，探究共生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其所产生的效应，深入开展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与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对比分析。针对已有研究不足，提出未来研究方向。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从过程和结果视角梳理组织间共生关系的概念，界定共生关系的内涵并提炼关键维度，为相关理论研究夯实基础。（2）从影响因素、核心维度和共生效应三方面对二元组组间和生态系统两类典型的共生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厘清了不同理论视角在共生关系研究中的学术贡献，有益于完善共生关系理论。（3）基于“六何”分析框架，以共生关系的形成及演化过程为主线，从整合性视角对组织间共生关系进行深入探究。从要素（what）、动因（why）、时间（when）、参与者（who）、情境（where）、方式（how）六个方面提出未来的研究问题，对于推动共生关系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二、文献收集与整理

为更加系统、准确地把握共生关系的研究脉络，本文选取“symbio*”为关键词，对2020年之前（包含2020年）发表在EBSCO、Web of Science、Wiley等外文数据库的所有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期刊范围为英国商学院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School，简称ABS）发布的2018年学术期刊指南（Academic Journal Guide）中被评为3星级以上的433种高质量期刊，其中包括《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界定的50种管理类一流学术期刊（简称 FT50），以及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发布的24种管理类顶级期刊（简称UTD24）。删除重复的文献后，本文最终检索得到649篇文献。

为保证文献质量，研究小组成员对上述649篇文献进行仔细阅读，由两名成员“背对背”对文章进行严格筛选。首先，通过阅读相关文献的摘要和关键词，剔除研究非组织间共生关系的文献，其中包括：（1）关注工业共生的文献，即探究如何将某一生产过程的废物用作另一生产过程的原料，从而节约资源、减少工业废物的问题（Mirata和Emtairah，2005）；（2）聚焦组织内部共生的文献；（3）将共生关系作为描述一种“共同存在”的状态，且未探究共生关系机理的文献，如关注民族文化如何与组织文化共生共存等问题的相关文献。基于上述操作，在第一次筛选过程中剔除485篇文献。其次，在二次筛选过程中，删除12篇书评，并查看相关文献中“symbio*”所出现的位置，对仅在参考文献列表或作者单位中出现“symbio*”，但正文内容并未探究共生关系的9篇文章予以剔除。最终，经过仔细阅读和系统筛选，共获得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文献143篇。

研究小组成员对最终保留的143篇文献进行系统性阅读和编码整理，包括对每篇文献的发表时间、期刊分布、研究方法、应用理论、研究对象进行归类，并提炼共生关系的内涵、维度、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等相关内容，经过梳理发现：第一，在时间脉络方面，自1966年（第一篇组织间共生关系发表的时间）至2020年12月，组织间共生关系研究的文献数量迅速增长（如图1所示），近十年来（2011—2020年）发表的文献数量占全部文献的45%（64篇），开展组织间共生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在近年来得到学术界更加广泛的认同。第二，在期刊分布方面，相关文献主要发表于SMJ、AMR、SBE、ASQ、JMS等国际顶级管理学期刊（如图2所示），充分展现了共生关系在管理学领域的不断深化和应用，并体现出相关文献的权威性和理论性，为本文深耕共生关系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相关研究绝大多数为理论研究，另外还包括一些实证研究、案例研究和其他研究方法（如实验法等）（如图3所示）。然而，实证研究中鲜有学者将共生关系作为研究的变量，仅有少量研究以相互依赖的程度衡量共生关系，因此共生关系的定量研究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第四，在应用理论方面，现有研究体现出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的特征，应用资源依赖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组织生态学、资源基础观、交易成本理论、机会观和制度理论等不同视角揭示共生关系的相关机理（如图4所示）。为本文深入理解组织间共生关系这一独特现象，进一步诠释关键问题，以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思考夯实了基础。

此外，通过文献整理发现，伴随生态系统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快速发展，生态系统共生关系正成为热点话题。本文对共生关系的研究对象进行梳理，发现该领域由早期以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局面，转向为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并存，并且后者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近十年来（2011—2020年），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研究的增长速度呈井喷之势（如图5所示）。这一现象表明，学者们开始关注到共生关系和生态系统的密切联系，相关研究的焦点正在由过去主要关注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逐渐向生态系统共生关系转化。那么二者到底存在怎样的差异呢？本文将在明晰共生关系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进行对比分析。

三、共生关系的概念

共生关系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生物学研究领域，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Ani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指由于生存需要两个或多个生物之间按照某种模式互相依存和相互作用，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自然现象。伴随理论的发展，研究者发现这种现象也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经济领域，并逐渐被引入到管理学研究领域，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认同（Nambisan和Baron，2013）。当前，研究者对共生关系的内涵和维度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一）共生关系的内涵

多数学者从过程视角界定共生关系，认为其是组织间基于异质性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如Aldrich和Martinez（2001）指出共生关系是不同参与者通过相互依赖形成的，是研究两个或多个组织间如何永恒或长久共存的问题（Li等，2012b）；Pfeffer（1972）认为共生关系是组织间通过交换对各自生存极其重要的资源而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Salvato等（2017）认为共生关系是所拥有和所需资源存在差异的组织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依赖的长期密切互动关系。因此，过程视角的研究指出，不同类型的组织间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共生关系的核心内涵，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不仅来源于共生参与者间异质性资源或能力的互补（Pierce，2009），也来源于发展战略（Franke等，2013）、产品/服务所在生命周期发展阶段及其功能特征等方面的互补性（Ågerfalk和Fitzgerald，2008；Thomas和Autio，2014）。

也有学者从结果视角界定共生关系，认为价值共创是共生关系的核心，如Adner（2017）指出共生的核心是在对价值定位具有一致认知的基础上进行价值的共创；Dana等（2008）将共生关系界定为在多方努力下，任何一方都能从共同努力中获益并共同创造附加价值的一种行为关系；Pera等（2016）认为共生关系是由组织间共同的目标所牵引，各参与者都从共创价值中受益的关系。总体而言，结果视角的研究认为，价值共创作为共生关系建立的核心目标，推动各参与者共存共演（Iansiti和Levien，2004；Bosch-Sijtsema和Bosch，2015）。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解析共生关系的内涵，过程视角主要刻画共生关系形成及发展的核心特征，而结果视角主要关注共生关系的价值内涵。然而，过程和结果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过程决定结果，结果又是下一个过程的开始。具体来说，过程诠释的是共生关系维持和运行的机制，而共生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是为了其最终能够为参与者创造价值，这是共生关系维系的根本原因。因此，综合前人基于过程和结果视角的观点，本文认为共生关系是两个或多个具有异质性的组织基于共同目标和愿景所形成的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共存的关系，并且能够共担风险、共创价值。

（二）共生关系的维度

共生关系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仅有少数学者关注共生关系的维度问题（Peng等，2016），如Khanagha等（2020）认为，共生关系是组织间基于互补性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且组织间存在发展愿景上的共鸣。Meyskens等（2010）指出，共生关系是基于战略匹配、相互信任建立的。Chou和Huang（2012）认为，共生关系首先应当具备互补性，即能够将共生参与者的资源和能力进行整合；其次，共生关系应处于一定的规则和制度中，保障共生关系的稳定；最后，还需要保持愿景的一致性，确保共生参与者的行动及发展方向是协同的。

较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Thomas和Autio（2014）提出的三个共生维度，即成员关系、治理机制和共享逻辑，其中，成员关系强调专业性和互补性，即共生参与者在资源和能力方面的专业化和互补性是共生存在的基础，确保了组织间的相互依存；治理机制是指协调组织间互动的一套机制，为共生关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保证；共享逻辑是指共生参与者间相互信任，并对完成一项事业存在共同意识，是共生关系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Thomas和Autio（2014）提出的维度划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共生关系的维度，并得到了较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如Cai等，2016；Sarma和Sun，2017）。本文也较为认同他们的观点，认为共生关系包括成员关系、治理机制和共享逻辑三个维度。

四、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与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对比分析

通过系统提炼和梳理现有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共生关系的影响因素、维度和共生效应等几个方面展开（如图6所示）。具体而言，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哪些外部和内部影响因素；共生本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生关系的概念维度；共生效应主要表现在效益共创和机会共同开发等方面。其中，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揭示了共生关系的产生过程及发展路径，而共生效应代表了共生关系所产生的不同于一般组织间关系的重要结果，这种重要结果的产生又会对组织所面临的内外部因素形成进一步影响。

基于对共生关系研究的整体性认识，可以发现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研究。然而，鲜有研究关注这两类共生关系的差异。一方面，共生现象的独特性需要揭示。当今，万物互联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越来越多的生态系统正在构成，聚合不同类型的组织进行积极的协作与赋能，在更广阔的市场增量空间中寻找机会。这种生态系统是由多种类型的组织（包括企业、政府、大学与科研机构、投资机构和中介机构等）及其所处的制度、市场等环境通过交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具有多样性、开放性、网络性、自我维持性等特征（蔡莉等，2016）。其中，多样性导致组织类型及其所提供的资源更为多元化；开放性增强了生态系统的包容性，从而增加潜在参与者存在的概率；网络性涉及系统的中心度和关系的强弱程度，使组织间的关联更为复杂化；而生态系统自发地维持和强化有赖于系统内部存在着一定运行规则和机制，以及一致的价值主张，对系统内部组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生态系统共生关系更为复杂，通过促进现有或潜在共生参与者间资源的汇集和交换，实现了成员关系、治理机制和共享逻辑的深化发展，并带来更为广泛的效益（Chou和Huang，2012；Thomas和Autio，2014；Cui等，2018）。

另一方面，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分析发现，学者们在开展对这两类典型共生关系的研究时，在一些关键问题的关注点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需要理论分析。例如在共生关系的治理机制方面，二元共生关系研究主要关注于如何避免由于资源过度依赖而引发的权力不对称等博弈问题（如Kalantaridis和Vassilev，2011），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则不仅需要考虑共生参与者间的直接关系，更需要重点考虑系统内的其他间接关系对权力结构的影响（如Pierce，2009）；在共生关系的效应方面，构建二元共生关系对利用现有机会有积极作用（如Oliver，1990），然而在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研究中，参与者的多样性越强，越能够提升参与者通过探索知识的创造性组合以塑造新机会的潜力，从而推动行业和社会发展（如van der Borgh等，2012）。因此，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框架，从共生关系的核心维度、共生效应和影响因素三方面对二者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如表1所示），并应用相关理论进行深入解析。

（一）核心维度

1. 成员关系

成员关系是指两个/多个共生参与者基于互补性所构建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成员关系方面，二元组织间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成员角色和关系结构两方面。从现有研究来看，二元组织间的成员角色与关系结构较为简单，仅关注两个组织间的关系，如初创企业和大企业间的共生关系（Baumol，2002；Eliasson和Henrekson，2004；Bauernschuster，2013；Henrekson，2014），供应链中的两个企业由于存在垂直化相互依存而形成的共生关系（Abrahamson和Fombrun，1994；Agostini和Nosella，2017），两个企业为完成项目或具体任务而建立的共生联盟关系等（Adler，1966；Dussauge等，2000；Palmer，2002）。这些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的参与成员较为明确、任务清晰，成员间的资源安排与活动模式往往基于一定的体系（Salvato等，2017），容易固化，因此相对稳定（Caro，2008）。

已有研究表明，生态系统具有多样性和网络性，在这一情境下，共生关系的参与者众多、关系结构较为复杂（Bosch-Sijtsema和Bosch，2015）。首先，这种成员关系由多种不同类型的组织构成，包括企业、投资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等（Cohen，2006；Isenberg，2010），具有较强的异质性，能够带来更为丰富的资源，以创造更具竞争力的资源组合与问题解决方案（Patel和Terjesen，2011）。其次，共生参与者的成员身份具有多重性，如在平台生态系统中，用户不仅作为产品或服务的接受者，还可能是创意的提供者（Autio，2017）。此外，成员角色的多重性还可能进一步导致关系的多重性，如参与者间既可能是基于关键技术资源互补的技术型共生关系，同时也可能是整合利益相关者以开拓市场的市场型共生关系（Cai等，2016）。最后，生态系统的开放性是共生参与者关系结构呈现多变、开放且富有灵活性的前提（Li，2009）。网络结构使共生参与者间更容易进行资源交互（Bøllingtoft和Ulhøi，2005）。因此，这种开放性的结构更有可能引发成员关系的变化，也体现出较强的灵活性。

部分学者从社会网络理论视角将共生关系看作是由参与者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共存、共演的关系结构（Li，2009；Bosch-Sijtsema和Bosch，2015），为解释两类共生关系在成员关系方面存在的差异提供了突破口。有研究指出，二元组织间共生是基于双方异质性资源互补而形成的结构较为清晰、简单的关系，参与者在这一关系中的身份和作用较为明确（Eliasson和Henrekson，2004；Bauernschuster，2013）。然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成员角色和关系结构均呈现出复杂性。多元化的成员角色促进新关系结构形成，并进一步吸引新组织进入，赋予共生关系更多的活力（Khanagha等，2020）。一方面，多样化参与者能够形成丰富的异质性资源组合，促进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建立，扩大关系结构的范围（Bosch-Sijtsema和Bosch，2015）；另一方面，网络关系结构强化了资源的流动，使参与者在资源流动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并吸引潜在组织参与以利用资源（Zettinig和Benson-Rea，2008）。因此，生态系统共生关系更具开放性和灵活性，能更有效地应对环境变革（Meyskens等，2010）。

2. 治理机制

为保证共生关系的有效运行，需要制定和实施一定的规则对参与者间的权力结构和任务协调进行治理（Davis和Eisenhardt，2011；Bhawe和Zahra，2019），其中权力结构是由于参与者间的权力差异形成的（Bosch-Sijtsema和Bosch，2015），这种权力差异的产生不是植根于雇佣关系，而是源于组织拥有独特的资源而导致其他组织对其产生资源依赖，从而具有更多的决策权和话语权（Pfeffer，1972；Pfeffer和Nowak，1976）；任务协调是对共生参与者间相互作用的协调，保障了共生关系的正常运转（Thomas和Autio，2014）。在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中，治理机制的制定和实施容易受到权力不对称的影响。一方面，二元组织间的权力天平一旦向某一方倾斜就会产生明显的权力不对称性（Gulati和Sytch，2007），导致二者关系较易受到权力较大一方的影响，而另一方对资源的使用和分配缺乏控制权（Xia等，2014），例如小企业与大企业建立共生关系能够快速实现战略目标，但小企业可能对大企业产生过度依赖，从而使双方权力不对称，小企业处于弱势地位（Kalantaridis和Vassilev，2011；Pinkse和Groot，2015）。权力较大的优势企业为获取业绩甚至可能会以牺牲处于劣势的伙伴的利益为代价（Kim等，2004）。另一方面，权力较大的组织在任务协调中发挥主导作用，直接决定着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的走向，可能导致任务协调的公平性降低（Xia等，2014）。

与之相比，在生态系统情境中，共生关系治理机制的制定和实施受到权力不对称的影响相对较低。具体而言，在权力结构方面，生态系统内具有专业性的组织较多，可能产生多个具有“讨价还价”能力的组织，从而带来多极化的权力重心（multi-power）（Jacobides等，2006；Adner，2017）。那些具有关键资源或重要正式/非正式权力的组织会连同主导企业共同引领共生关系的发展（Meyskens等，2010），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权力不对称带来的影响。在任务协调方面，生态系统所具有的自我维持性致使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秩序，能够对参与者的任务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Bakos和Katsamakas，2008），同时，虽然生态系统中的主导企业对整个系统具有协调作用，但其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获得系统内其他互补性组织的支持（Pierce，2009）。因此，生态系统内的多个参与者相互制约，保障参与者间的权力结构更稳定，任务协调更具系统性，有助于共生关系的稳定运行（Dana等，2008）。

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在治理机制方面的差异与参与者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密切相关，可以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加以解释。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稀缺资源由不同的组织所控制，导致组织间产生了相互依赖关系（Pfeffer和Nowak，1976）。基于该理论展开的共生关系研究指出，参与者对其他组织的资源依赖性容易引发权力不平衡的问题（Gulati和Sytch，2007）。从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来看，具有丰富资源的一方在共生关系中会起主导作用，有权力控制和决策控制的欲望（Xia等，2014），导致共生关系会朝向有利于具有丰富资源的一方发展，除非另一方实施降低资源依赖的策略来改变现状（Burt等，1980）。在生态系统中，共生参与者所面临的环境及其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来源渠道，系统内的潜在资源供给者更多，资源的可替代性和可获得性较高（Spigel，2017），因此降低了其他共生参与者对权利较高组织的依赖性。同时，系统内可能存在多个权力重心（Meyskens等，2010），共同承担着对共生关系的协调作用。

3. 共享逻辑

共享逻辑是使共生参与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前提（Nambisan和Baron，2013），主要包括相互信任（Agostini和Nosella，2017）和共同意识（Peltoniemi，2006；Khanagha等，2020）两方面。过去的研究发现，来自不同专业的组织往往在技能和认知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可能具有各自的制度逻辑和一定的利己动机，容易导致信任缺失和认知距离的产生（Wareham等，2014；Lusch和Nambisan，2015）。在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中，参与者间进行密切且频繁的互动，这一过程能够逐渐加深参与者彼此间的信任和认同感，并朝一致的目标而协同努力，从而减少信任缺失和认知距离（Zeng等，2013；Hudnurkar等，2016）。

在生态系统情境下，参与者间的相互信任和共同意识不仅建立在密切联系之上，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整个系统内部价值观的影响，导致这种共生关系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稳定性。一方面，生态系统内参与者数量的增多，以及参与者间共同纽带的增多进一步强化了共生关系的稳定性（Abrahamson和Fombrun，1994），使参与者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代价更高，进而增强了相互信任（Polidoro等，2011；Chen和Miller，2015）。另一方面，生态系统内多边关系取代了双边关系，且参与者间交互的方式也更为多样化，生态系统的存在给予参与者较为明确的愿景，促进参与者间共同意识的形成（Cui等，2018）。因此，生态系统共生关系普遍具备命运共担的特征（Li，2009），有助于减少不良竞争的动机（Peltoniemi，2006）。

制度理论能够较好地阐释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在共享逻辑方面的差异。制度理论指出，组织处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组织的行为也会受到不同制度环境中规制、规范和认知等要素的约束和影响（Thomas和Autio，2014）。共生参与者并不是孤立于环境而存在的，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会受到外部的正式/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为获取发展空间，参与者需要彼此信任并形成共同目标，通过建立共生关系来获取外部合法性，确保他们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有效运作（Drori和Honig，2013；Zhang等，2016）。相对而言，生态系统共生关系处于更为复杂的制度环境中，受到系统外部制度环境与系统内部制度环境的双重影响（Bøllingtoft和Ulhøi，2005；Fisher，2019）。这意味着在建立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过程中，参与者不仅需要获取外部合法性，还必须遵从系统内部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包括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则和独特价值观等，否则会由于缺乏系统内部合法性而难以被整个生态系统所接受（Gawer和Phillips，2013；Adner，2017）。因此，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参与者通过同时建立内部和外部合法性而增强了现有参与者/潜在参与者对他们共同创造价值的信心，缩小认知距离并加强相互信任，导致更为一致的集体认同（Thomas和Autio，2014）。

（二）共生效应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共生参与者如何共同创造效益和促进机会开发这两方面的效应，Etemad等（2001）指出，组织间建立共生关系能够带来两方面益处：一是通过降低成本或改善客户服务来提高产出价值，加快获益的速度，从而使参与者受益；二是通过密切互动，共同利用彼此的优势资源，朝着一致目标而共同努力，有助于开发机会，为组织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Khanagha等（2020）提出，共生关系不仅有助于参与者获得收益，还帮助生态系统共生参与者开发现有机会和创造新机会，以适应环境变革、引领行业发展。通过对比发现，两类共生关系在核心维度方面存在差异，也导致相应的共生效应存在不同。

1. 效益共创

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研究主要关注参与者双方的效益，如获取更高收益、增加市场份额、降低交易成本等（Martinez和Dacin，1999；Bouchard和Dion，2009；Chou和Huang，2012）。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在保障参与者各自获取效益的基础上，还能提升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产生较高的整体效益。有学者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揭示其背后的原理。第一，交易成本理论指出，生态系统内松散耦合的成员关系结构更有助于多样化组织构建不同的资源组合，可以进一步降低组织间获取互补性资源的成本，提升知识资源的配置效率（Malthouse等，2019）；第二，完善且合理的治理机制能够更好地维持共生关系的运行，从而降低执行成本，带来有活力且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影响及塑造行业环境，同时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就业、创新等，产生一系列社会效益（Zettinig和Benson-Rea，2008；Adner，2017；Bhawe和Zahra，2019）；第三，具有一致性的共享逻辑可以进一步抑制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将这一行为带来的交易费用控制在最低限度（Chen和Miller，2015）。因为组织所采取的行动不仅会影响其自身，还会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Li，2009；Pierce，2009；Bosch-Sijtsema和Bosch，2015）。综上所述，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相对于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而言，不仅能为共同参与者降低成本，带来效益，还能对整个生态系统发展，乃至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2. 机会共同开发

共生关系的另一效应是机会共同开发。根据机会观的理论，机会来源于市场中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性，一旦机会被发现，便需要组织广泛获取资源并加以利用（Shane和Venkataraman，2000）。也有研究指出，有些机会来源于外部环境，而另一些机会则是基于多个组织互动的社会建构过程形成的，是由多个参与者共同创造的（Alvarez和Barney，2007；Suddaby等，2015；蔡莉等，2018）。在机会共同开发方面，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的建立有助于获取资源以推动新产品开发，提升参与者的技术或营销技能，从而帮助参与者更好地利用相应的机会（Adler，1966；Varadarajan和Rajaratnam，1986；Oliver，1990；Agostini和Nosella，2017）。与之相比，生态系统共生关系不仅有助于现有机会的利用，多样化参与者的互动还可能进一步推动新机会创造（Zettinig和Benson-Rea，2008）。这一现象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处于范围更大、更具多样性的网络关系中，组织更有能力识别市场机会（Spigel和Harrison，2018），生态系统中多样化的参与者能够形成丰富的“信息/资源池”（蔡莉等，2018；Gatignon和Capron，2020），提供更多的技术和市场信息，有助于参与者快速地识别并开发不同的机会（Griffin-EL和Olabisi，2018）。同时，组织间基于“信息/资源池”进行互动能够激发创造性想法的产生，为实现新机会创造带来潜能（Khanagha等，2020）。第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具备更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更系统的任务协调，能够维持现有参与者并吸引新参与者加入，共同利用现有机会与创造新机会；第三，生态系统共同参与者间的共享逻辑有助于成员间共享有价值且新颖的信息和见解，获得有关市场洞察力和用户创新等方面的信息，不仅有利于识别现有机会，也有利于与这些参与者一起创造新机会，渗透新市场，以满足用户当前和潜在的需求（Griffin-EL和Olabisi，2018）。综上所述，相对于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而言，生态系统共生关系更有利于通过多个参与者间的交互作用促进新机会创造。

（三）影响因素

共生关系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Cai等（2016）指出组织间共生关系的建立受到组织所处的外部市场、制度环境，以及组织内部的资源、能力的影响，Agostini和Nosella（2017）认为外部环境条件，包括市场竞争环境、技术环境，以及组织的先前经验、声誉等对共生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因此，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整理发现，研究者主要从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两方面对共生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解析。

1. 外部影响因素

组织生态学理论的观点表明，组织为了生存或发展必须适应环境，通过建立共生关系可以提高生存率（Meyskens等，2010）。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的研究较多地探讨了外部影响因素中市场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并分析了技术变革的影响作用。在市场环境方面，市场动态性和竞争程度越高，组织间越倾向于建立共生关系（Varadarajan和Rajaratnam，1986；Cai等，2016）。同时，市场环境的开放性也促进共生关系的形成（Hellmann和Perotti，2011）。在制度环境方面，Zhang等（2016）认为在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时，企业更倾向于与市场参与者（如供应商、客户等）形成共生关系。Mendoza-Abarca等（2015）指出较高的政府福利支出有助于促进组织间建立共生关系。此外，有学者指出技术变革是建立共生关系的重要驱动力，技术波动带来大量新机会（蔡莉等，2018），特别是在计算机和通讯设备行业，越来越多的组织结成共生关系，促进持续创新以满足客户的需要（Davis和Eisenhardt，2011）。

从现有研究来看，鲜有学者关注两类典型共生关系在外部影响因素方面的差异。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研究特别强调了技术变革的影响作用，尤其提出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大量的新兴机会，系统内的组织可通过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来共创价值。例如Pan和Lin（2019）认为，伴随数字技术的嵌入，组织间关系逐渐从传统的线性关系发展为多个组织共生的网络关系，并由封闭结构向开放的系统结构发生转变；Khanagha等（2020）认为数字化时代激发了组织被淘汰的紧迫感，迫使组织联合多个利益相关者建立互惠互利的生态系统共生关系，从而创造更多机会。显然，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普及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形成，推动组织和多个利益相关者建立共生关系以共同开发机会，实现价值共创（Fisher，2019）。

2. 内部影响因素

在内部影响因素方面，首先，两类共生关系都着重强调了资源的重要性，即资源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共生关系的建立和演化（Varadarajan和Rajaratnam，1986）。资源基础观指出，稀缺资源由不同的组织所控制，是组织得以生存和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Barney，1991），组织为摆脱资源限制，需要建立共生关系以交换互补性资源（Zettinig和Benson-Rea，2008）。研究表明，已建立共生关系的组织不仅能够对现有的互补性资源进行充分利用，还能对新的互补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有助于共生关系的长期发展（Varadarajan和Rajaratnam，1986）。值得关注的是，在数字化时代，一方面，客户需求的复杂性加强了组织对专业化资源的需求，促进共生关系建立（Malthouse等，2019）；另一方面，数字资源更具有无边界性，有助于组织间的资源共享和知识溢出，提高了共生关系的稳定性（Chou和Huang，2012）。

其次，少部分学者指出，共生关系的建立还受到能力匹配的影响，Meyskens等（2010）认为，能力匹配有助于共生关系形成，如商业企业与社会企业间建立共生关系，是因为社会企业更了解目标人群的需求，具有一定的机会发现能力，而商业企业由于具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财力与发展经验，从而具备一定的机会实施能力，两种能力的匹配有助于机会开发。此外，还有少数研究指出，一些特质因素也会影响共生关系，如组织具有较低的风险倾向时，更可能建立共生关系来降低单个组织所面临的风险水平（Varadarajan和Rajaratnam，1986）；具有较高的市场发展倾向时，会通过提升社会资本影响共生关系的稳定性（Zeng等，2013）。

总体而言，尽管有部分学者对共生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但鲜有研究关注两类典型共生关系在影响因素方面的差异，反映出当前研究的局限性。一方面，两类典型共生关系的影响因素都主要聚焦于外部环境中的市场、制度和技术等因素，以及资源和能力等组织内部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对二元共生关系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产生影响的路径和机理是否存在不同？另一方面，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和组合是否导致了不同类型共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如外部市场体系的完善或缺陷，以及组织内部资源的丰富和稀缺，这些内外部因素的动态变化和组合可能影响不同类型共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上述局限性均需要做进一步深入分析。

（四）研究述评

目前，学者们已经围绕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类共生关系在成员关系、治理机制、共享逻辑等维度，以及共生效应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差异，鲜有研究关注二者在影响因素方面的差异。本文通过系统的文献分析发现，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性：

1. 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概念尚缺乏深入分析

尽管学者开始认识到生态系统共生关系与二元共生关系相比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但是少有研究深入探究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概念。生态系统与传统的组织间商业网络不同，具有多样性、开放性、网络性、自我维持性等特征（蔡莉等，2016）。因此，在生态系统这一特殊情境下，共生参与者的数量和类型更为繁多，在应对系统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时还需要适应系统内部环境，并且参与者间的关联与结构也更为复杂。这些均导致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内涵、维度存在一定的独特性，不能简单照搬传统组织间共生关系的相关概念，需要深入研究。

2. 共生关系的演化机理尚不明晰

生态系统的形成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少数组织参与到多元化组织互动的过程（朱秀梅等，2020）。目前，已有少量研究关注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演化问题（Davis和Eisenhardt，2011；Khanagha等，2020），为研究者探索共生关系的形成和演化机制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例如，Cui等（2018）认为，以资源交换为基础的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会逐步吸引其他组织参与，从而逐渐演化为一个生态系统，此时的共生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Thompson等（2018）指出，生态系统是由二元组织逐步演化而来，共生关系也由最初的二元组织间关系逐步发展成为群体互动、多组织共同参与的复杂关系。然而，二元组织间的共生关系如何向生态系统共生关系演化的机制仍未得以揭示。这可能与现有文献缺乏对两类共生关系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有关，亟须研究者开展深入分析。因此，如何结合制度、技术和市场变革等外部影响因素，以及组织内部影响因素，从理论上揭示这一演化过程的内在机制对于推动共生研究发展、指导企业管理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3. 缺乏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对已有理论进行整合，以揭示共生关系的深层机理

从对现有文献的整理来看，共生关系研究体现出极为典型的交叉学科属性，研究者引入多个理论来解释共生现象，为认识和理解共生关系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来源和解释路径。然而，已有研究仅能提供片面的证据和理论解释。具体而言，组织生态学、资源基础观和资源依赖理论为探究共生关系的成因提供理论解释。然而Li等（2012b）认为，组织生态学强调外部环境的限制是组织建立共生关系的重要因素，但很少关注共生关系能否在其他环境下得以形成。资源基础观和资源依赖理论有助于从资源视角理解共生关系的形成和变革，但资源基础观偏重于解释共生关系的形成及其性质（Meyskens等，2010），而资源依赖理论的深层逻辑是权力关系，虽然有助于理解共生关系的治理机制，但无法为分析生态系统共生关系提供一个全面的框架（Thomas和Autio，2014）。社会网络理论侧重于关注参与者所形成的复杂成员关系（Audia和Freenman，2006），制度理论着重强调参与者遵从一致的共享逻辑，但在解释共生效应方面略显乏力（Thomas和Autio，2014）。交易成本理论和机会观主要用于分析共生关系的产出效应（Andersson和Xiao，2016），但难以解释这一关系的内在逻辑。

综上所述，上述理论为探讨共生关系提供了一定的解释路径，然而，不同理论视角仅能从某些方面解释共生关系的现象和问题，难以揭示共生关系的深层机理。因此，如何构建整体性框架来对现有理论视角进行整合是未来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五、未来研究展望

新兴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瞬息万变的行业变革使得越来越多的组织重塑业务开展的方式，构建共生关系是组织在新形势下赢得未来的关键。同时，作为学术界极具创新性的前沿问题，共生关系的研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理论价值。已有研究借鉴不同领域的理论来解释共生现象，为我们理解组织间共生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然而，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发现，相关研究仍存在局限性，体现在共生关系的概念体系、形成及演化的过程和机理，以及缺乏整体性的分析框架等多个方面，其中共生关系的形成及演化的过程和机理是核心问题。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共生关系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探索。目前迫切需要从整合性视角来深入揭示共生关系。为此，我们借鉴“六何”分析框架（5W1H），以共生关系的形成及演化过程为主线，从整合性视角对共生关系进行深入探究。“六何”分析框架（5W1H）已被广泛运用于一些前沿领域问题的解析（李雪灵等，2015），即从要素（what）、动因（why）、时间（when）、参与者（who）、情境（where）、方式（how）六个方面深度思考未来需要关注的具体研究问题，从而较为全面地对共生关系进行分析。根据这一分析框架，未来需要围绕几个方面逐步展开研究（如图7所示），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第一，从要素来看（what），挖掘共生关系的构成要素是分析共生关系形成和演化的基础。共生关系包含哪些核心要素，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和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核心要素有怎样的差异？这是进行后续研究的基础。然而从现有研究来看，共生关系的概念还不明晰，尽管有学者分析了共生关系的构成维度，但忽略了不同类型共生关系的差异。生态系统与传统的组织间商业网络不同，对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分析不能简单照搬传统组织间共生关系的相关概念。本文认为未来研究者应当重点关注两方面问题：首先，分析不同类型共生关系的内涵，提炼核心构成要素，对不同类型共生关系的构成维度进行深度对比分析。其次，共生关系的量表开发。对共生关系变量进行测量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目前，相关研究多数为概念性分析，而定量研究较少。仅以相互依赖程度作为共生关系的测量指标是远远不够的（Audia等，2006），缺少有效的测量阻碍了这一领域定量研究的开展。因此，未来应基于实践案例，从不同类型的共生关系实践出发，在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深度的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系统提炼共生关系维度，并开发相应的量表。

第二，从动因来看（why），推动共生关系形成和演化过程的因素是什么，以及这些因素为什么会促进共生关系的形成和演化是重要的研究问题。目前仅有部分文献关注影响共生关系形成的外部环境因素和组织内部因素，然而关于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初始的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的形成，以及如何影响这一关系演化为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机理性研究有待于深入挖掘。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学者们意识到外部环境变革影响企业建立共生关系（Hellmann和Perotti，2011；Zhang等，2016；Pan和Lin，2019），然而这些环境因素影响共生关系形成和演化的机理性研究仍较为缺乏。先前研究表明，外部环境变革为企业发展带来挑战，同时也为企业带来大量潜在机会（Zettinig和Benson-Rea，2008）。潜在机会的存在是组织间建立共生关系的重要动因，这一问题显然被现有研究所忽略。其次，从组织因素来看，资源互补性是推动共生关系的重要因素。单个组织的资源有限，与具有互补性资源的组织建立共生关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资源瓶颈（Varadarajan和Rajaratnam，1986），因此资源在共生关系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关注。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组织内外部因素的交互影响。根据“机会—资源一体化”思想，机会开发行为与资源开发行为是相互作用、密切联系的，即机会的开发需要资源作为支撑，资源的有效开发需要与之匹配的机会才能创造价值（蔡莉和鲁喜凤，2016；葛宝山和续媞特，2020）。无论是发现型机会还是创造型机会的开发都伴随着资源开发行为，需要各类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并在机会—资源一体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稳定的共生关系。同时，各类组织在深入互动的过程中，可能带来新的潜在机会，形成机会集，从而吸引其他组织参与到共生关系中，进一步拓展共生关系（Zettinig和Benson-Rea，2008；蔡莉等，2018）。因此，在机会与资源的交互影响下，共生关系如何形成，并随着新组织的加入而不断发生演化的过程是一项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未来可以借鉴机会—资源一体化思想来进一步探究这一过程，为完善和构建共生关系的理论奠定基础。

第三，从时间来看（when），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什么时候形成，何时会向生态系统共生关系转变是本部分需要予以关注的重点问题。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可能源自于先前的组织间关系，然而与一般性社会关系不同，共生关系强调了共享、共存、共演和共创（Bosch-Sijtsema和Bosch，2015）。那么，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在何时得以形成，是否有合理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其形成状态？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何时能够演化为生态系统共生关系？正如上文所述，机会与资源的交互作用可能是打开共生演化过程这一黑箱的钥匙，机会开发需求和组织资源现状的不平衡可能是触发共生关系形成和演化的关键时点，但目前尚未得到学者关注。特别的，在数字经济时代，跨界和商业模式的颠覆性变革成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共生关系。数字技术赋能为企业融入生态系统带来机会，同时改变了组织所具备的传统资源的属性。因此，数字技术的独特属性如何推动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向生态系统共生关系发生演化，是否会加速这一演化过程等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未来研究可以借鉴社会网络理论、制度理论等来探索这些问题。

第四，从参与者来看（who），共生关系的形成和演化离不开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如主导企业与其他参与者的深度互动。该部分涉及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哪些参与者加入有助于形成共生关系。这涉及对参与者的特征进行分析，如参与者的资源需求、机会搜寻等。其次，何种类型的参与者会在共生关系演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是所有的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都能演化为生态系统共生关系，这需要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具有机会开发能力、领导力和创造力的参与者可能会发挥主导作用，而具有互补性资源的新参与者加入，推动二元共生关系逐渐向生态系统共生关系转变。因此，不同类型参与者的参与方式不同，其作用也会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可结合资源依赖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重点探讨原共生参与者和新参与者在价值共创过程中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影响共生关系的形成和演化。

第五，从情境来看（where），共生关系的形成和演化在什么情境下可能发生？情境分析是产生理论命题的前提条件（Zahra和Wright，2016），对于揭示共生关系的形成和演化规律极为重要。未来学者在关注共生关系时应当考虑到，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并不必然会向生态系统共生关系演化，其可能维持不变，或逐步减弱为一般社会关系，甚或关系彻底瓦解。因此，分析什么情境更可能诱发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向生态系统共生关系演化是一项重要的研究问题。另外，是否在所有情境下，生态系统共生关系都一定是积极的？什么情境会导致生态系统共生关系不利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例如，在生态系统呈现过度开放的情境下，过多同类型参与者的涌入是否可能导致恶性竞争，影响共生关系的稳定性，从而抑制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未来需要认真思考的关键问题。特别的，有学者指出，共生关系的相关研究多为西方学者基于国外成熟经济体而展开的（Zeng等，2013），所提出的理论命题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情境。然而，与国外成熟经济体相比，中国情境存在本质上的差异（Bruton等，2018；张玉利和谢巍，2018）。例如，中国独特的制度体系、儒家文化等对机会开发和资源开发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导致组织间更为复杂的交互作用，这将更有利于共生关系的形成和演化，还是阻碍这一过程？显然，未来需要采用制度理论等分析中国情境下独特的共生关系形成和演化规律，从而构建本土化的共生关系理论命题，为我国管理实践提供新见解。

第六，从方式来看（how），共生关系是以怎样的路径形成和演化的。该部分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需要进一步探索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的形成路径。从过程视角来看，共生关系的建立源自于企业的资源需求或潜在机会。在资源需求或潜在机会的影响下，企业寻求利益相关者或其他组织的帮助或合作。在初始阶段，这种关系往往以某一企业向另一方寻求支持为主，体现为一种单向联系。随着两个组织间的频繁沟通，单向联系逐步转化为互惠性的双向联系。二者嵌入程度越来越高，将最终形成共生关系。未来研究可深入分析这一形成路径。其次，开展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向生态系统共生关系演化的路径分析。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随着时间的发展，可能逐步减弱为单向关系或者关系瓦解，也可能吸引新参与主体的不断加入，通过持续的机会开发过程，由简单的二元关系发展为多个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关系，最终形成生态系统共生关系。本部分应当重点探讨二元组织间共生关系会通过何种路径演化为生态系统共生关系。这是一个复杂问题，可以通过分析共生关系的核心要素来予以分解研究。例如，二元组织间的成员关系通过什么路径逐步演化为灵活多变的生态系统成员关系；二元组织间的共享逻辑通过什么路径逐渐变为具有共同愿景和目标，并且彼此信任认同度高的生态系统共享逻辑；二元组织间的治理机制通过什么路径从典型的权利不对称逐渐发展为多样化组织共同参与治理的生态系统治理机制。这需要借助社会网络理论、制度理论等多个理论来共同探讨和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