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该“要求”下达后，国有企业纷纷落实“党建入章”的工作，许多民营、外资企业也在逐步落实设立党组织并为其活动提供必要条件。虽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一大特色（马连福等，2013），但是在很多情境中党组织的治理作用还仍然是个“黑箱”，尤其是“党建入章”后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路径和党组织治理的效果还未得到充分的检验。

本文拟从成本管理的角度出发，探究“党建入章”这一事件会对企业成本粘性造成何种影响，进一步探究党组织治理的经济后果。成本粘性是指业务量上升时成本增加的幅度大于业务量下降同等水平时成本减少的幅度，反映了成本不对称程度（Anderson等，2003）。成本粘性体现了管理层在企业销量下滑时保留闲置资源的倾向，成本粘性研究有助于揭示企业资源分配决策，为成本管理优化提供方向。而“党建入章”使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正当有效，有章可循，意味着公司的政治治理水平提高。这不仅会通过影响股东和管理层的决策行为进一步影响成本粘性水平，且在不同公司治理水平下，“党建入章”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会有所差异。本文以股权结构为切入点，分析了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以及管理层持股对“党建入章”与成本粘性关系的影响，并从代理问题视角进行理论剖析，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效路径提供实证支持，为非国有企业挖掘内部政治资源优势提供经验证据。

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1）将党建工作与成本粘性相结合，研究了政治治理对成本粘性的作用机理，丰富了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已有研究广泛探讨了审计师、机构投资者等外部治理机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梁上坤等，2015；梁上坤，2018），也有研究检验了企业内部控制、治理结构等因素与成本粘性的关系（刘慧龙等，2017），但尚未有文献关注党组织治理这一独特的政治治理方式对成本粘性的作用。本文验证了“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抑制效应，从政治治理视角为企业成本管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2）区别于已有研究方法，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关注“党建入章”前后企业成本粘性水平的动态变化，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党组织治理程度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效路径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持。研究结论有助于上市公司将党组织正当、有效地嵌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同时为“党建入章”这一政策实施提供了严谨的科学证据，从企业内部运营管理层面论证了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这一举措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一）制度背景

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

随后，多个部门下发细则通知，对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做出全面部署。在相关文件指导下，国有上市公司逐步落实“党建入章”的工作，许多民企、外资企业也自发响应，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二）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研究

现阶段，企业党组织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治理效应。总体来看，研究发现企业党组织会通过影响管理层和股东的行为决策而改变企业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责任履行。

对国有企业而言，党组织治理会影响董事会决议、高管行为决策、审计师选择等过程，并最终影响企业绩效和公司价值。从公司治理来看，党委会“双向进入”与“交叉任职”的程度会显著影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马连福等，2013），且不同的党组织治理方式会对董事会决策过程产生不同影响，国有企业党组织与董事会“交叉任职”会增加董事会异议的概率，党委会“讨论前置”会减少董事会异议，而“双向进入”对董事会异议没有显著作用（柳学信等，2020）。党组织治理可以有效约束国企高管的自利行为（代彬等，2020），降低高管预算松弛程度（代彬等，2020），减少高管的绝对薪酬、抑制高管攫取超额薪酬的行为（马连福等，2013），遏制国企高管利益输送（杨墨竹等，2020），但同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如增加公司冗余雇员规模（马连福等，2013）。余怒涛和尹必超（2017）还发现在中央企业中，监事会党组织治理有利于抑制第二类代理成本。毛志宏和魏延鹏（2020）则发现党组织成员任职于上市公司“董、监、高”，有利于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从外部治理来看，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增加了对外部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更倾向聘用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程博等，2017）。从并购绩效和企业价值来看，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发现国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会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提高国企出售股权或资产时索要的并购溢价。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发现党委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对国有企业公司价值具有提升作用。黄文锋等（2017）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将提升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平等化，从而促进高环境不确定性下公司绩效提升。郝云宏和马帅（2018）则探讨了党组织治理对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商业类国有企业绩效的异质性影响。

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也能发挥治理效应。从信息质量来看，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有效抑制民营企业财务违规行为，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郑登津等，2020），并且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民营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降低（李世刚和章卫东，2018）。从企业价值来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叶建宏，2017），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龚广祥和王展祥，2020），党组织嵌入使民营企业增强政策感知能力，刺激企业新增投资（徐细雄等，2020）。从企业社会责任来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还有助于民营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徐光伟等，2019；万攀兵，2020），促进企业捐赠和绿色环保投资（王舒扬等，2019；余威，2019；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增强员工雇佣保障（徐细雄和严由亮，2021）。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检验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党组织治理可以有效抑制大股东的侵占行为（Chang和Wong，2004），显著改变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于连超等，2019；张蕊和蒋煦涵，2019），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李明辉和程海艳，2020），减少企业避税行为（李明辉等，2020），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和社会责任承担（于连超等，2019），提高企业社会捐赠（程海艳和李明辉，2020）。但也有研究发现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会降低企业的运营效率（雷海民等，2012）。

（三）成本粘性——基于代理问题观

已有研究发现代理问题会影响企业的成本粘性（Chen等，2012）。西方研究主要聚焦于股东与管理层利益不一致导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管理层谋求自身利益会牺牲股东权益（Jensen和Meckling，1976），管理层趋于扩大公司规模使其超出最优水平，或是保留未使用资源以增加个人来自地位、权利、薪酬及声誉方面的效用（Hope和Thomas，2008；Gantchev等，2020）。当业务量增加时，管理层往往会增加资源投入，而在业务量下降时则不愿削减资源，使成本表现出粘性特征（Anderson等，2003）。在中国情境下，由于“一股独大”现象较为普遍，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更为突出，第二类代理问题更有可能导致成本粘性。控股股东凭借其享有的控制权优势，通过实施“掏空”行为，将公司的资源转移到自己手中，从而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刘少波和马超，2016；张汉南等，2019）。控股股东为掩盖非公平的关联交易以及资产侵占等行为，会操纵企业的成本费用支出，将各种不合理、非正常性支出隐含在管理费用中，即使企业销量下滑，这类持续性支出往往因灵活性受限而不会发生明显缩减，使成本费用表现出粘性特征（万寿义和田园，2017）。

有效的公司治理会缓解代理问题产生的成本粘性现象（Xue和Hong，2016）。例如，研究发现2007年新会计准则执行后，企业管理层对成本粘性施加的作用变弱（江伟等，2015）；金字塔层级降低会缓解代理问题进而降低成本粘性（刘慧龙等，2017）；高质量的审计可以约束经理人行为，抑制成本粘性（梁上坤等，2015）；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费用粘性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梁上坤，2018）。“党建入章”是否会抑制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衡仍需进一步检验。

（四）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和评述

已有文献探讨了企业党组织治理的效率和效果，主题涵盖了党组织治理对企业绩效、投资选择、审计行为、风险承担、盈余管理和其他合规、合法性行为的影响。党组织治理的效果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且尚未有研究深入成本管理层面探讨党组织的治理效应。本文考察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且不同于以往“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衡量方式，利用“党建入章”这一外生事件，有助于扩展党组织治理的经济后果和作用路径研究。

（一）“党建入章”和成本粘性

不同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企业党组织存在于组织内部，对企业发挥的政治治理作用更直接。根据网络嵌入理论，企业经济活动嵌入于宗教、文化、政府、政党等非经济活动之中（Granovetter，1985）。党组织嵌入使政党的非经济活动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并起到治理作用。2015年中共中央的“要求”推动了我国上市公司“党建入章”，主要包括在国有企业章程中明确了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权、选人用人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党委会决策前置等内容。部分民营企业也自发响应，在章程中明晰了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企业党组织可以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进而实现政治治理作用。代理理论认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因利益冲突会产生代理问题。管理层出于谋求私利的动机会牺牲股东的利益，从事机会主义行为；大股东通过“掏空”等方式将利益输送给自己或关联方，从而侵害中小股东利益（Jensen和Meckling，1976；Shleifer和Vishny，1997）。“党建入章”后党组织治理可以有效约束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从而缓解双重代理问题。

对国有企业管理层而言，党组织参与公司管理层选拔和考核等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能有效监督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企业管理层会更好地约束自身行为，减小自利动机。党组织发挥的政治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明显，因为党组织在选用和罢免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方面掌握牢固的控制权（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并且这种人事任免权是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重要制衡力量（钱颖一，1995）。对国有企业股东而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有效约束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党委会决策前置程序确保企业在面临重大经营管理事项的决策时，先由党委会研究讨论，之后再由董事会与管理层做出决定。这一举措从源头上降低了大股东操控董事会以及管理层进行利益输送的可能性，减少了大股东占用资产、关联交易等“掏空”行为，使中小股东的利益免受损害。对管理层和股东双方而言，“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较为清晰地界定了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权限，为党委会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设定了具体路径，使党组织有动机、有能力参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更有效地抑制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以及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意味着其通过文化宣传、精神引领等方式引导股东和管理层做出符合党的精神的决定，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从而减少企业的双重代理问题。《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党组织在开展党员活动、传达党的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影响管理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从而减少与党的精神理论相悖的自利行为。

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使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章可循，能够确立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提高企业的政治治理水平。这将缓解企业内部的双重代理问题，减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约束大股东的利益攫取行为，从而降低成本粘性水平。“党建入章”使党组织治理成为一种正式的治理制度，党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章程保护，同时党组织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得以明晰；且“党建入章”意味着企业向市场公开党委会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引入市场监督机制，会有效约束股东和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提高党组织治理能力。已有研究发现存在政治关联（特别是独立董事存在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Guedhami等，2014；刘颖斐和陈亮，2015），而高质量的审计则会降低公司费用粘性水平（梁上坤等，2015）。党组织发挥的政治治理作用不单在国有企业有所体现，李世刚和章卫东（2018）验证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起到的公司治理作用。由于成本粘性一定程度体现了企业的代理问题（Chen等，2012），因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之后，企业的成本粘性水平显著降低。

（二）股权结构、“党建入章”和成本粘性

股权结构决定着企业控制权安排，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能够影响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分配。股权结构反映了公司治理的难易程度，进而会影响“党建入章”对企业成本粘性的抑制效果。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复杂特性，本文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三个角度展开分析。

股权集中度反映了企业股权的分布情况，体现了股东与企业利益联结的紧密程度。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受企业价值的影响越大，此时大股东会加大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管力度以减少其机会主义行为（Shleifer和Vishny，1997；Claessens和Djankov，1999），第一类代理问题并不凸显，此时“党建入章”后党组织发挥的治理作用增量效果不明显，“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也不能得到显著体现。相反，股权越分散，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管动机越弱，且了解企业的运营状况以及干预协调企业的经营决策存在较高成本，此时股东干预管理层决策的意愿不足，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较为严重，企业内部第一类代理问题较为凸显。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后，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得到提升，会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管和约束力度，缓解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问题，成本粘性水平将显著降低。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容易出现“一股独大”的现象，严重威胁中小股东的利益（段云等，2011）。股权制衡能有效牵制大股东的行为，多个主要股东会彼此制约、互相监督。股权制衡度较高时，非控股股东的参与和监督能力明显提高，会减少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Bennedsen和Wolfenzon，2000），此时第二类代理问题并不突出，“党建入章”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增量效果不能得到明显体现，对成本粘性的抑制效果不显著。相反，当股权制衡度较低时，大股东更易侵占中小股东权益，通过实施“掏空”行为掠夺上市公司资源，第二类代理问题较为严重。“党建入章”后，企业加强政治治理手段，党委会决策前置程序的规范使大股东利益攫取行为受到约束，能有效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从而降低成本粘性水平。

管理层持股也是股权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是企业对管理层激励的结果。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提高，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趋于一致，此时管理层会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减少自利行为，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问题并不凸显（Jensen和Meckling，1976；Shleifer和Vishny，1997），“党建入章”后党组织发挥的政治治理增量效果并不突出，不能显著降低成本粘性水平。相反，若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管理层会更加关注自身短期利益，从事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此时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提高，党管干部原则和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的权利得到落实和加强，可以制约管理层的行为，抑制管理层私利，有效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降低成本粘性水平。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时更显著。

H2b：“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股权制衡度低时更显著。

H2c：“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低时更显著。

（一）样本选择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13—2018年间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董事会会议与股东大会公告内容，手工统计了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的公司及其“党建入章”的实施时间。由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2015年8月明确了“党建入章”的要求，因此将2016年作为数据搜集的起始年份。样本做了如下处理：（1）剔除了金融行业企业；（2）删除了关键变量和控制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截至2018年5月，共有677家样本公司将党建工作纳入了公司章程，构成了本研究的实验组，其余上市公司构成了控制组，最终共得到14 96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市场化水平数据来自王小鲁等（2016）的报告，财务数据、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为消除极端异常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在1%分位数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营业总成本的变动，定义为公司当年与前一年营业总成本比值的自然对数。

2. 解释变量

本文以营业收入的变动反映业务量水平的变动，即公司当年与前一年营业收入比值的自然对数。虚拟变量Dummy表示企业当期营业收入比照上期是否下降，若收入下降则赋值为1，否则为0。Party反映公司是否将党建工作纳入了公司章程，在公司实行“党建入章”后的年度区间赋值为1，否则为0。若公司在下半年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则视“党建入章”效应于下一年度开始发挥作用。

3. 控制变量

根据成本粘性的基本模型，本文控制了影响企业成本粘性的四大经济变量（Econ_var），包括：资产密集度（Asset），以期末资产总额与当期营业收入比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员工密集度（Employee），以期末员工总人数与当期营业收入（百万元）比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收入是否连续两年下降（Sucdec），虚拟变量，若营业收入连续两年发生下降则取值为1，否则为0；经济增长（Growth），以当年相对上一年的GDP增长率来衡量（Anderson等，2003；梁上坤，2018）。本文还控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_share）、金字塔层级（Layer）、审计质量（Big4）等影响企业成本粘性水平的其他因素。金字塔层级为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间最长控制链条包含的实体数（刘慧龙等，2017），审计质量以审计师类型反映，若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则取值为1，否则为0（梁上坤等，2015）。

参照梁上坤（2018）的研究设计，本文还控制了公司财务和治理层面的其他相关变量，包括盈利水平（Croa）、财务杠杆（Lev）、公司所在省份市场化指数（Index）、公司年龄（Ag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独立董事占比（Rinde）、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虚拟变量（Dual）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Mng）等。

4. 调节变量

本文选取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作为调节变量，以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作为股权集中度的代理变量（韩美妮和王福胜，2016），以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衡量股权制衡度（杨文君等，2016），以管理层持股数量与总股数的比值衡量管理层持股比例。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D），参照Anderson等（2003）的研究设计，建立了如下的模型（1）对假设1进行检验：

模型（1）采用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控制了公司和年度固定效应。模型构造了Party与粘性的交乘项，控制了四大经济变量本身及其与粘性的交乘项，此外控制了公司财务和治理层面的变量。为了纠正潜在的异方差问题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回归的标准误进行了公司层面的Cluster处理。与未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的企业相比，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的企业在“党建入章”后成本粘性水平变化的差异（即交乘项LnRev×Dummy×Party的系数β₃），反映了“党建入章”对企业成本粘性水平的影响。

在模型（1）的基础上，我们将样本分别按照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管理层持股进行分组回归，以验证假设2。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营业总成本变动的均值为0.15，中位数为0.12，营业收入变动的均值为0.13，中位数为0.11。平均而言，样本中27%的观测值出现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且27%的观测值中营业收入连续两年下降。在所有样本公司中，“党建入章”对公司产生影响的样本占总观测样本的5%。其他变量中，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均值为53%，股权制衡度均值为0.95，管理层平均持股比例为14%，主要变量的分布特征与先前的文献研究结果一致。

（二）回归结果分析

1. “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表2列示了本文的主回归结果。第（1）列呈现了不加控制变量时“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粘性（Dummy×LnRev）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营业总成本存在粘性；Party与粘性交乘项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后，企业的成本粘性水平显著降低，即“党建入章”会显著抑制企业成本粘性。从经济意义上看，粘性的系数为−0.172，“党建入章”对粘性的影响程度为0.166，说明“党建入章”后企业营业总成本粘性大幅下降。第（2）列加入了经济变量及其与粘性的交乘项，第（3）列进一步加入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相关的控制变量，Party与粘性的交乘项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后，企业的营业总成本粘性水平显著降低，假设1得到验证。

2. 股权结构对“党建入章”——成本粘性关系的影响

为检验股权结构对“党建入章”与成本粘性关系的影响，本文分别按照年度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使用模型（1）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Party与粘性交乘项的系数在股权集中度低、股权制衡度低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的情形下显著为正，在其他三种情形下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股权结构对“党建入章”和成本粘性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党组织的政治治理效力在股权集中度低、股权制衡度低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低时更强，与预期一致，验证了假设2。

（一）进一步分析

本文从代理成本视角出发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进一步分析“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是通过缓解企业代理问题来实现的。

第一类代理成本用来衡量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冲突水平，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度量主要使用管理费用率，即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管理费用率越高，管理层出于自利的不当开支越多，代理成本越高（Ang等，2000）。第二类代理成本用来衡量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水平。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刘少波和马超，2016；张汉南等，2019）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大多以暂借款的方式形成其他应收款，因此其他应收款占比可衡量第二类代理成本，该比值越大，代理成本越高（罗进辉等，2017；陈克兢，2019）。当两类代理成本较高时，公司治理难度较大，“党建入章”后党组织发挥政治治理的效果更佳，因此可以合理预期“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代理成本较高时更为显著。

表4列示了管理费用率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第（1）列呈现了“党建入章”对管理费用率的影响，Party变量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党建入章”后企业管理费用率显著降低，第一类代理问题有明显缓解。第（2）列呈现了管理费用率对营业总成本粘性的影响，管理费用率与粘性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管理费用率提高会显著增加成本粘性水平。第（3）列显示了“党建入章”和管理费用率对成本粘性的共同作用，变量Party与粘性交乘项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管理费用率与粘性交乘项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党建入章”能显著降低成本粘性水平。表4的结果表明“党建入章”能够通过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降低管理费用率）降低企业成本粘性水平，中介效应得以验证。

表5报告了其他应收款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第（1）列呈现了“党建入章”对其他应收款占比的影响，Party变量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党建入章”后企业其他应收款显著下降，第二类代理问题有明显缓解。第（2）列报告了其他应收款对营业总成本粘性的影响，其他应收款占比与粘性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其他应收款与成本粘性显著正相关。第（3）列显示了“党建入章”和其他应收款对成本粘性的共同作用，变量Party与粘性的交乘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他应收款与粘性交乘项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党建入章”确实会显著降低成本粘性水平。表5的结果表明“党建入章”缓解了第二类代理问题（减少其他应收款）从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水平，证实了代理成本问题的渠道效应。

（二）稳健性检验

1. 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的关系

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一定意义上存在相关性。一般而言，股权集中度很高时，股权制衡度会相应较低；但股权集中度低并不意味着股权制衡度就高，这很可能是企业股权整体分散的结果。本文根据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变量的取值，将样本分为四组进行了实证检验。表6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仅在股权低集中且股权低制衡的情形下显著，在股权高集中且股权低制衡的情况下回归系数为正，表明会抑制粘性，但效应不显著。因此，两类代理问题都突出存在时，“党建入章”后党组织可以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股权集中度高且股权制衡度低时，企业第二类代理问题较为严重，此时党组织治理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治理效果可能会受大股东控制的影响。

2. 按照实际控制人性质分组检验

根据理论分析，“党建入章”后国有企业党组织能够通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影响股东和管理层行为，从而缓解双重代理问题，降低成本粘性水平。而民营企业党组织主要通过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提高管理层思想觉悟从而减少其自利行为。从治理效果来看，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应当更显著。表7报告了按照实际控制人性质分组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有明显体现，在民营企业中效果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正式制度对民企大股东及管理层的权力制约与党组织嵌入没有显著差别，即“党建入章”没有对民营企业产生实质性改变。

3.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本文构造了变量Party_T−2，Party_T−1，Party_T，Party_T+1和Party_T+2，分别定义为公司将党建工作纳入章程的前两年/前一年/当年/后一年/后两年取值为1，否则为0。表8报告了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变量Party_T−2和Party_T−1与粘性的交乘项都不显著，变量Party_T与粘性的交乘项在1%水平上显著，变量Party_T+1与粘性的交乘项在10%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仅在“党建入章”的当年和下一年发挥作用，且这一作用随时间的拉长迅速减弱，研究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假定。

4. 倾向得分匹配

上市公司在考虑是否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时，也可能会存在自选择问题。例如，规模更大、盈利能力更强的国有企业会受到来自国资委等部门更多的关注，这些企业更倾向于承担起“领头羊”的角色，更早地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另一方面，党组织在大企业内部交叉任职的机会更多，开展党建工作的基础更扎实，企业会更倾向于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以便进一步确立党组织的法定地位。因此，“党建入章”这一决策选择在不同的上市公司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为缓解不同企业间样本非随机分配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按行业（Industry）、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erage）、总资产收益率（ROA）等指标计算了倾向得分，并选取了卡尺内最近邻匹配方法，进行了一对二匹配。其中，行业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进行一级分类，对制造业进行了二级细分；公司规模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等于负债除以资产平均值；总资产收益率等于年末净利润除以资产平均值。相应指标计算方法参考了马连福等（2013）的研究。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样本控制组和对照组在四个维度都不存在显著差异，且匹配后四个变量的标准化偏差绝对值均小于4%，大幅缩小，说明样本匹配效果良好。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分析，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第（1）列只列示“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作用，第（2）列加入经济变量及其与粘性的交乘项，第（3）列进一步控制了其他公司治理相关变量。结果显示，三种情况下“党建入章”均会显著降低成本粘性水平，说明本文的主回归分析结果较为稳健。

（一）研究结论

政治治理作为我国独有的公司治理方式，是对传统公司治理手段的有效补充。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使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章可循，帮助确立了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提高了公司政治治理能力。本文从成本粘性这一角度出发，研究了“党建入章”前后企业营业总成本粘性水平的变化差异程度，结果发现“党建入章”可以有效抑制成本粘性水平，缓解内部代理问题，发挥政治治理的积极作用。另外，“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不同股权结构水平下有明显的差异。本文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三个角度切入，研究发现股权分散、股权制衡度低和管理层持股低的情形下“党建入章”能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从代理成本角度出发，选取了两类代理成本的衡量变量，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党建入章”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代理成本较高时更显著，说明党组织治理可以有效缓解内部代理问题。

（二）理论启示与政策建议

首先，本研究证实党组织在企业内部能发挥政治治理作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有效约束企业管理层和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成本粘性水平。在传统公司治理方式无法充分满足公司治理需求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应当考虑引入政治治理手段，将党组织嵌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其次，本研究为“党建入章”这一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较为严谨的科学证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党建入章”前后企业成本粘性的变化，从企业内部运营管理层面论证了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这一举措的合理性，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效路径探索提供更多经验支持，同时也为未落实这一政策的企业的后续决策提供了借鉴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