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战略学习是提升组织竞争优势的一种必要手段，并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学者们指出，组织学习只能维持竞争优势，而组织学习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战略相脱节，呼吁并试图将组织学习与战略有效地结合起来（Crossan和Berdrow，2003）。战略学习有效地整合了战略管理与组织学习，是一个不断重塑和制定战略的过程（Mintzberg，1991），也是组织的一项重要资产（Kuwada，1998），不仅有助于提升组织创造力（Wyer等，2010），转变商业模式进而实现数字创业的成功（Gupta和Bose，2019），而且能推动国际投资（Moner-Colonques等，2007）、预测战略活动（Boylu等，2009）。同时，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战略学习这种关注组织长远目标的高层技术学习来推动工业化（Chen和Qu，2003）；中国企业在国际化中的战略学习有助于打破跨国公司的知识垄断（林梅和蓝海林，2005）。可见，战略学习为组织赢得持续竞争优势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与实现途径，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

然而，关于战略学习的研究仍存在概念界定和变量测度混乱、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整合、国内学者关注不足、对战略学习与组织行为之间的复杂机理的探讨有待深化等问题，从而阻碍了对战略学习的全面认知与研究发展。因此，及时梳理和归纳国内外战略学习的研究成果与最新进展，对于推进战略学习的研究深化和管理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strategic learning”“learning from strateg*”“strategy NEAR learning”“learn strategically”“learning in strategic contexts”“learning to think strategically”“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learning”“strategically learn”等主题检索词在Web of Science的SSCI、SCI-E数据库中进行高级检索，并将文献类型限定为article，语言类型限定为English，学科类型限定为business、economics、management、operations research、management science、planning development，时间跨度不限；同时在EBSCO、Science Direct、Springer、Wiley、谷歌学术等中进一步检索与补充。对于中文文献，以战略学习为主题在CSSCI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并将学科限定为经济与管理学，而研究时间不限。对所搜集到的战略学习研究相关文献根据标题、摘要、结论等逐一进行人工阅读，精选出45篇密切契合研究主题的文献作为本文研究回顾的重要文献基础。

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学习视角、能力视角与整合视角下的战略学习的概念内涵，并根据知识学习来源归纳了战略学习的基本模式，进一步将其与战略变革、组织学习等相近概念进行辨析，剖析了战略学习的不同构成维度及其测量。其次，在战略学习的概念解析基础上，总结了战略学习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知识基础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然后，从组织层面和管理者层面探讨了战略学习的影响因素，归纳了战略学习的主要影响结果，并从调节机制、中介机制两个方面阐述了战略学习的深层次作用机制，继而构建战略学习的整合性研究框架。最后，从战略学习的测量、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本土化与动态化等方面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有助于形成对战略学习的概念内涵、特征、理论基础、前因后果和作用机理的清晰、系统的认识，为国内的战略学习研究与实践提供思路参考。

为加深对战略学习的基本认知与理解，本文首先归纳、提炼了不同视角下战略学习的概念内涵和基本模式，并进一步将其与战略变革、组织学习等相似概念进行辨析，剖析了战略学习的不同构成维度及其测量。

（一）战略学习的内涵及模式

1. 战略学习的内涵

战略学习的概念由Mintzberg和Waters（1985）率先提出，后由Kuwada（1998）和Thomas等（2001）进一步拓展。关于对战略学习的内涵解析主要有三种视角（参见表1）。第一种，学习观。战略学习是可以实现长期适应能力的学习行为（Kuwada，1998），旨在产生学习以支持未来的战略计划（Thomas等，2001），决定了组织基本的战略观、对未来的认识与战略选择的变化（林梅和蓝海林，2006）。战略学习还被定义为一个高阶学习过程（Salonen等，2018），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将那些通过机会探寻型和追逐优势型的战略活动所获得的战略知识内化，从而提高其竞争地位（Sirén等，2012）。由此可见，战略学习是一种战略性的学习行为，其战略性主要表现在这种学习行为是面向未来的探索行为，关注未来战略变化。第二种，能力论。该视角的主要观点是战略学习作为一种长期的适应能力，允许组织突破当前的战略路径并更新其核心能力（Covin等，2006；Green等，2008；Anderson等，2009；Mueller等，2012）。战略学习是聚焦于组织创造和使用知识来调整组织战略的能力，以适应急速变化的战略环境（Anderson等，2009）。战略学习还是组织根据先前行动中学到的内容来对过去决策的结果进行解释并调整未来策略的能力（Mueller等，2012）。学者们更进一步将战略学习作为一种影响组织绩效的动态能力（Lee等，2014；Gelhard等，2016）。第三种，整合观。战略学习的概念捕获了战略层面学习的各个方面（Kuwada，1998），包含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两个核心内容（Dyer和Nobeoka，2000；卢启程等，2018），前者基于知识活动的过程，关注组织如何进行知识创造、转移与保持；后者基于内容导向的知识活动，聚焦于组织管理、检索、存贮与应用既有知识的机制（卢启程等，2018）。卢启程等（2018）进一步指出，战略学习是组织基于战略高度来全局统筹整合来自不同层级的组织学习以及知识管理活动，共同为组织未来的战略发展与竞争优势提供服务。

综上可知，无论是学习观下的战略学习，还是能力观下的战略学习都只是聚焦于战略学习的某一方面功能特质，而整合视角的战略学习较为全面地融合了战略学习的能力与学习机能。此外，不难发现，战略学习是一个多层次的构念，具有以下特征：（1）它聚焦于未来的探索，更加关注战略产生、变革与调整而非具体业务流程，突破了狭隘的和以技术为导向的学习观；（2）它是组织内部的生态过程，捕获了战略层面学习的各个方面，集成了多层次的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活动；（3）其主要任务是在战略活动中获取战略知识，保留最可行的战略计划或创造具有创新性和适应性的制胜战略；（4）它有明确的意图，旨在提高战略变革能力，实现战略创新发展，更好地适应战略环境的变化，服务于组织未来的竞争优势。因此，本文认为战略学习是通过有效融合多层次的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活动促进关于环境、组织自身与组织管理的系统思考，提高组织探索与开发能力，推动战略观念与战略行为的适时改变，从而最终实现战略变革创新与组织持续成长。

2. 战略学习的基本模式

根据知识学习的来源，战略学习大致可分为从失败中学习的战略学习、基于战略活动的战略学习等基本模式。其中，从失败中学习的战略学习体现为组织识别其战略错误或失败的战略，并寻找失败的原因与失败的教训（Covin等，2006），进而领导者根据在解释过去的战略学习中所形成的新的企业基本假设来领导组织（Kuwada，1998）。这是由于战略学习能力使组织能够将过去的创业和战略行动中的战略知识纳入其中，从而产生竞争优势和绩效收益（Anderson等，2009；Garrett等，2009；Mueller等，2012）。基于战略活动的战略学习表现为战略学习是一种融合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的高级学习过程，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将那些通过机会探寻型和优势追逐型战略活动获得的战略知识内部化（Sirén等，2012），进而组织对其现有规范、程序、策略与目标进行战略反思并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Sirén等，2017），从而提高其竞争地位。

（二）战略学习与相似概念的辨析

1. 战略学习与战略变革、组织学习

战略学习与战略变革、组织学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见表2）。首先，战略变革是战略学习的原动力与目标，并贯穿于战略学习过程的始终，而战略学习则是实现企业有效战略变革的重要途径与有力工具（Carayannis，1998；Moon和Ruona，2015；Battisti等，2019）。其次，战略变革与组织学习在目标、过程方面呈现较大的一致性，战略变革是组织学习本身，而不是组织学习的结果，从战略变革的知识内涵层面上讲，战略变革是一种组织学习。此外，组织学习最初是在组织层面的战略学习评估地图（SLAM）中对管理人员进行评估，即针对这些人员在SLAM中从个人、团体、组织、前馈和反馈学习五个维度进行评级（Mainert等，2018）。

然而，战略学习拓展了部署并服务于现有战略的组织学习（Voronov，2008），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组织学习，是组织学习的高级形态（卢启程等，2018），它涉及组织以更新其战略的方式处理战略层面知识的能力（Sirén等，2012），还涉及通过改变系统和机制等来产生战略行为与知识的组织学习过程（Moon和Ruona，2015），这种组织学习聚焦于出现新战略与战略调整（Sirén等，2017），整合了旧战略废除与新战略采纳，体现了战略发展中学习和遗忘的持续过程（Moon和Ruona，2015），将会使得战略制定程序的基本假设发生变化，改善战略能力（Kuwada，1998），支持未来战略创新与组织更新（Thomas等，2001；林梅和蓝海林，2005）。

2. 战略学习与商业学习、战术学习

战略学习与商业学习都属于组织学习范畴，但从知识层次看，商业学习使得组织在给定的基本假设条件下获得商业层面的知识，战略学习使得组织获得组织层面的知识并由此重构战略程序。从影响结果看，商业学习直接导致组织可观测的战略行为的改变，而战略学习将改变组织的战略方向（Kuwada，1998）。战略学习与战术学习都属于技术学习的重要内容（Chen和Qu，2003）。但从本质上看，战略学习是一种创造性学习，旨在产生支持组织未来的战略举措（Thomas等，2001），当组织采取战略学习时，它将学习识别最佳的战略目标；战术学习则是一种适应性学习，当组织采取战术学习时，它将学习如何全面地实现战略目标并快速地降低成本。从学习结果看，战略学习带来的创造性影响体现为组织流程、产出、运营和绩效方面的架构性变化，最终会改变组织游戏规则或构建新的业务运营生态系统；战术学习则将在组织流程、产出、运营和绩效方面发生激进性变革，使得组织以高效的方式获取新的组织机会，并以新颖的形式利用或重组当前的核心能力，从而提高竞争力（Carayannis，2000）。从时间跨度看，战略学习是一种聚焦于创造和重新设计组织方法、流程的长期学习观点，缺乏战略学习的组织即使能应对中期竞争，但从长远来看，最终将被淘汰；战术学习是一种中长期的学习观点，缺乏战术学习的组织可以在短期内竞争，但是在中期不能采用新的学习战略，导致其绩效难以产生跳跃式增长（Carayannis，2000；Carayannis和Alexander，2002）。战略学习与商业学习、战术学习的概念差异可归纳如表3所示。

（三）战略学习的维度构成与相关测量

战略学习的结构维度经历了一个从单维度向多维度转换的探索过程。早期文献大多将战略学习作为独立构念进行研究（Covin等，2006；Green等，2008；Anderson等，2009；Mueller等，2012；Gelhard等，2016）。Sirén等（2012）和Lee等（2014）则将战略性人力资源学习看成个体成员与团队的动态能力，包括战略性人力资源知识传播、解释和实施3个维度。Kungwansupaphan和Siengthai（2014）认为，战略学习是一个二阶构念，包括学习承诺、共同愿景、开发态度3个维度。卢启程等（2018）把战略学习分为知识管理和组织学习，并将组织学习定义为在战略导向下，组织基于经验的知识和行为的显著变化，把知识管理描述为组织为实现长期战略利益，不断进行知识搜寻与创造、管理知识流、促进知识共享、推动知识高效应用的过程。此外，许多学者基于知识过程认为，战略学习由战略知识创造、战略知识传播、战略知识解释和战略知识实施构成（Kuwada，1998；Thomas等，2001；Sirén和Kohtamäki，2016；Sirén等，2017）。

学者们根据战略学习的内涵认知和类型划分，开发出不同的测量量表（参见表4）。其中，Covin等（2006）早期开发的战略学习量表对后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战略学习可以采用多种形式，Covin等（2006）借鉴创业学习的逻辑，将战略学习界定为从失败中学习，并最早开发出3个项目进行测量。Covin等人对战略学习的概念界定较为狭隘，并没有囊括战略学习的所有核心内容。为了有效地测度战略学习能力，Anderson等（2009）在Covin等（2006）的量表基础之上增加3个衡量项目来揭示战略学习是产生战略知识且基于战略知识调整战略的能力的概念。Garrett等（2009）在Covin等（2006）的量表上增加3个测度项，其中1个题项用来衡量组织识别替代战略的能力，2个题项用作测量组织调整初始战略的能力。为了凸显战略学习的前瞻性、战略性和知识习得的过程性以及学习过程的复杂性，卢启程等（2018）引入双因素结构，将组织学习分为明晰的目标和愿景、开放性与试验、领导的承诺与授权等，并基于流程的视角将知识管理分为知识获取、知识共享和知识应用来强调知识活动的战略性。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三因素结构、四因素结构，前者认为稳定的测度内容包括战略知识传播、战略知识解释与战略知识实施等；后者认为战略学习不仅包括战略知识创造过程，还涵盖了战略知识传播和提炼等过程。

综合来看，这些量表为开展战略学习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度量工具。战略学习量表众多且主要基于西方情境，学者们对战略学习的内容结构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早期研究主要把战略学习看成单因素结构的反映性变量进行测度。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日益将战略学习作为多结构的构成性变量进行测量。然而，从既有文献来看，目前仍旧缺乏一个被学界广泛认可和采纳的战略学习测度量表。因此，未来还需要就战略学习的具体内容达成共识，以强化战略学习的有效测度。

现有研究主要运用知识基础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探讨和理解复杂的战略学习活动，以期更加清晰地阐释战略学习的前因后果。

（一）知识基础理论

知识基础理论假设组织都是异质的知识承载实体，它们将知识应用于生产产品和服务（Foss，1996）。组织所拥有的知识以及创造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是竞争优势最重要的源泉。战略学习捕获了战略知识传播、战略知识创造、战略知识解释、战略知识实施等知识管理活动。知识基础视角下的战略学习体现在：一方面，战略学习中伴随着战略知识的转移、分享与不断积累。战略学习将从战略活动中获取并利用后续战略目的的战略知识作为重要任务，且将这些知识从个体转移到团队，然后转移到组织层面，再转回来促进个人学习（Bontis等，2002），并将深嵌于个人和团队的知识资源进行转换和更新，从而使整个组织能够利用这些知识并采取行动，最终实现共同的人力资源管理目标和竞争优势（Lee等，2014）。战略学习中所积累的战略性知识决定着组织的长期发展与战略步伐（林梅和蓝海林，2006）。另一方面，战略学习可以将差异化的知识来源进行重整与组合，将知识融入组织，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所创造和学习的知识的质量，并确保有效利用这些知识，并加快机会资本化的速度，提高组织利润绩效（Sirén等，2012），从而对组织竞争优势产生重要影响。

（二）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用来检验由于资源异质性而造成的绩效差异，它假定行业中组织所拥有的资源是不同的，并且这些资源在组织之间难以复制（Barney，1991），其要义在于组织基于自身资源和能力与其他组织竞争。同时，资源是指组织中能够展现组织核心竞争力的任何事物，具有有形和无形两种形式，诸如商标、员工知识和技能、资本、契约以及有效的程序和过程等。资源基础理论在战略学习的前因后果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一，它是战略学习驱动因素的最为主要的理论支撑。组织的战略学习意图取决于其互补资产和吸收能力（Li和Kozhikode，2008）。互补资产包括专业制造能力、分销渠道、服务网络和相关技术等资产，而组织需要借助互补资产才能使学习成为可能，帮助实现目标。吸收能力是组织识别、吸取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有助于组织更好地内化外部资源。战略学习捕获了吸收能力的主要方面，即认识到新信息的价值，吸收它并将其应用于商业目的（Sirén等，2012）。其二，它也是解释战略学习作用效果的一种重要理论依据。战略学习为组织提供了重要的异质性知识资源以及转化为组织新产品、新服务、新流程等的能力，从而有效地提升了组织创新（卢启程等，2018）。

（三）组织学习理论

随着组织所处的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组织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迅速响应环境的变化，在竞争中取胜。组织学习是组织获取新技术、新知识、新经验的重要途径，尤其是获取和转移隐性知识的重要方式。战略学习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学习，涉及组织以更新其战略的方式处理战略层面知识的能力（Sirén等，2012）。战略学习越有效，组织就越能够不断发现和克服创新的障碍。同时，为了有效地应对组织的防卫式互动，管理者也需要战略性学习，发展出新的触觉和智慧来应对未来环境的变化。此外，组织学习是知识转移、传播和创造的机制和手段，战略学习是组织学习的高级形态，持续有效的组织学习能实现组织知识的更新、进化和创新，为组织运营流程、惯例的更新和重构提供知识基础（卢启程等，2018）。

（四）动态能力理论

动态能力考察组织如何通过整合、构建、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与能力而生成的一种新的能力（Teece等，1997），使其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该理论假设，与低动态能力的组织相比，高动态能力的组织更具优势，其旨在阐释组织在响应与创造环境过程中如何利用动态能力来创造及维持相对于其他组织的竞争优势（Teece，2007）。战略学习是一个融合反映、归纳和演绎学习阶段的动态适应系统（Carayannis和Jorge，1998），是组织创建、扩展和修改其知识库的能力，以战略性地适应不断调整的战略环境的变化（Anderson等，2009）。战略学习不仅通过组织知识库的创建、扩展与改变来对组织响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产生影响，还会提高组织认知与运用新产品、市场机会等的能力，增强组织动态能力与提升战略组织创新（卢启程等，2018）。此外，组织成功的根源在于其不断调整和重塑战略的能力。组织积极参与战略学习可以显著降低组织惯性，使得组织更具适应性与应变性，战略重组更可能成功（Gelhard等，2016）。

从本质上讲，知识基础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揭示了战略学习对组织竞争优势、创新的知识资源以及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即战略学习为组织带来重要的战略知识资源，而这些关键性资源成为组织不断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组织学习理论则显现了战略学习作用效果的学习影响机制，即战略学习捕获了组织不同层次的学习活动，增强了组织学习的有效性和学习优势，从而促进组织获取竞争优势和创新绩效。动态能力理论则凸显了战略学习影响后果的环境适应机制，即战略学习是组织通过创造和运用知识来调整战略，关注新战略的出现与战略发展，不断改革、重构和提升作为重要运营惯例的创新能力，从而有效地应对环境的变化。这些理论都是经典的组织与管理理论，形成了战略学习构念的关系网络，而单个理论很难深入揭示战略学习的本质特征，同时，每个理论都有其自身的劣势。因此，未来可从其他新的理论或多理论整合视角进一步探讨战略学习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目前尚未有文献系统地探讨战略学习的影响因素。通过文献整理发现，战略学习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组织层面和管理者层面的因素。

（一）组织层面

目前，学者们主要关注战略学习的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涉及组织人力资源网络学习、组织全球知识整合能力、创业导向、组织结构有机性、市场反应、战略形成模式、商业模式、二元战略等变量。Lee等（2014）的研究表明，跨国人力资源网络学习中的地区杠杆式学习与全球纽带式学习均对战略性人力资源学习产生正向影响。von Delft等（2019）进一步发现，组织的全球知识整合能力会积极影响战略学习。此外，Anderson等（2009）发现，创业导向中的承担风险、创新和积极主动会产生战略知识并鼓励战略变革，有助于提高战略学习能力。但是，局限在于仅从美国制造业数据探讨战略学习与创业导向之间的线性关系，将战略学习界定为从错误中学习也较为狭隘。从实质上看，战略学习不仅涉及从错误中学习，也采用其他形式（Covin等，2006；Crossan和Berdrow，2003），包含不同的组成部分（Kuwada，1998；Thomas等，2001）。其后，Sirén等（2017）拓展了战略学习的内涵，发现创业导向与战略学习呈倒U形关系。

组织结构也是分析影响战略学习的一个重要概念（Anderson等，2009），是战略学习的重要支撑。有机式组织结构促进了管理人员的多种知识流动，增加了战略知识的可用数量，还与更大的战略适应性相关联。此外，市场反应不仅能够帮助组织管理者获取与组织战略有效性有关的知识，还可以推动组织战略快速调整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复杂环境（Anderson等，2009）。

无论是战略形成模式，还是商业模式都会对战略学习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组织战略的形成为管理者提供了更多的最合适行动方案的战略知识，更有利于战略变革，进而提高战略学习能力（Anderson等，2009）。商业模式感知不仅利用战略知识来促进知识生成，而且推动了战略变革（Gelhard等，2016）。另外，探索性战略与利用性战略是战略学习的重要前因变量，因为战略学习本身并不能产生战略知识，它依赖于机会探寻型与追逐优势型战略来创造知识，即探索性战略创造关于新市场机会的战略知识，而利用性战略能够创造基于当前业务实践与竞争优势的战略知识（Sirén等，2012）。

（二）管理者层面

Kungwansupaphan和Siengthai（2014）的研究表明，企业家的创业能力积极促进早期国际化企业的战略学习导向。能力较强的企业家不仅可以将其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当前情境，而且能够利用与组合那些跨国界资源来实现企业国际化。此外，企业家的管理能力也对企业的战略学习导向产生重要影响。这是由于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在创建一个适合于促进持续学习活动的组织系统中起关键作用，而且拥有较强管理能力的企业家可以清楚地传达组织的目标，并激励成员以协同的方式行事，这反过来有助于明确学习方向（Kungwansupaphan和Siengthai，2014）。

明确战略学习的影响因素是开展战略学习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以往研究从组织层面对战略学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探讨，但关于外部环境层面因素的实证研究文献较少。在管理者层面，相关文献探讨了管理者能力对战略学习的影响，但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有待进一步挖掘。此外，已有研究还关注了战略学习的制约因素，如因果模糊性（Ambrosini和Bowman，2005）、信息处理约束与认知偏差（Mueller等，2012），但大多停留在理论演绎层面，缺乏相关的实证检验。因此，对战略学习前因变量的系统、深入探讨将是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本文进一步归纳了战略学习的影响后果的相关研究文献，并从调节机制与中介机制两个方面阐述了战略学习的深层次作用机制。

（一）战略学习的影响后果

战略学习的影响后果主要体现在业务重组、战略绩效、财务绩效、组织能力及创新等组织层面变量。战略学习提供了更多可选的竞争战略模式，并使组织变得更具适应性。战略学习能够促进组织创新并使其适应技术和市场的变化（Anderson等，2009），促进组织业务改造和转型，增加组织采用市场开拓战略的可能性（Garrett等，2009）。Gelhard等（2016）进一步发现，战略学习积极促进了组织以新颖的方式对组织业务进行战略性重组，从而组织拥有更多新的商机和新的经济价值来源，并与战略绩效间接相关。战略学习还与组织的财务收益显著正相关（Sirén等，2012；Lee等，2014）。基于此，学者们极力呼吁组织通过战略学习来提高组织绩效（Chatterjee，2017）。卢启程等（2018）发现，战略学习中的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两个核心维度不仅对组织动态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通过动态能力作用于组织创新。此外，组织学习还会通过知识管理间接影响组织创新。von Delft等（2019）进一步指出，战略学习对商业模式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综上，对战略学习结果变量的探索相对较少。仅仅关注战略学习对组织绩效层面的影响是不够的，还需要继续探索战略学习对组织层面和其他层面可能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机理。

（二）战略学习的调节机制

关于战略学习的调节机制的实证研究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战略学习作为调节变量进行研究。从大多数文献来看，战略学习的调节作用呈现正负两种作用，并逐渐关注其非线性的深层次影响。Covin等（2006）发现，战略学习负向调节创业导向与销售增长之间的关系。Garrett等（2009）将战略学习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管理者属性，发现其负向调节高管风险承担与市场开拓之间的关系，正向增强组织市场反应与市场开拓之间的关系。Mueller等（2012）进一步将组织整体开拓导向定义为组织在各个产品系列中积极将新产品推向市场的取向，结果表明战略学习在组织整体开拓导向与销售增长率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近年来，Sirén和Kohtamäki（2016）研究发现，战略学习在战略规划与组织利润绩效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是非线性的，并呈现倒U形关系。另一类是探讨战略学习与前因变量之间的调节机制，而调节变量多来自组织层面。例如，Sirén等（2017）发现，组织规模、年龄正向调节创业导向与战略学习之间的U形关系。探索性战略对战略学习的影响还会受到利用性战略的负向调节（Sirén等，2012）。综上，当前关于战略学习调节机制的研究多集中探讨战略学习的调节效果，对战略学习与前因变量之间的调节作用的重视不足，为数不多的调节变量主要集中在组织层面，而对其他层面的变量关注不够，仅发现一篇文献探讨了外来高管的权力正向调节高管经验和组织的战略学习之间的关系（谢荷锋等，2017），也鲜有文献探索战略学习与结果变量之间的调节机制。

（三）战略学习的中介机制

中介机制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探讨战略学习作为中介变量的作用效果。例如，战略学习完全中介了探索性战略、利用性战略与组织利润绩效之间的关系（Sirén等，2012）。战略性人力资源学习在跨国人力资源网络学习与跨国制造型、销售型企业的子公司绩效中起到中介作用（Lee等，2014）。二是关注战略学习与结果变量之间的中介机制。如卢启程等（2018）发现，战略学习的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的两个核心维度均在组织学习与组织创新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综上来看，战略学习中介机制的研究仍旧较为匮乏，还具有较大的探索与提升空间。对组织层面的战略学习主效应的中介变量的探讨相对有限，也尚未涉及其他层面的中介变量的研究，对战略学习与影响结果之间的作用路径有待进一步挖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绘制了战略学习的研究架构，见图1。

注：-、+、∩分别表示调节变量呈现负向调节、正向调节、倒U形调节作用。 图 1 战略学习的研究架构

图选项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战略学习的概念、维度、测量、理论基础、影响前因与后果、作用机制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与系统梳理，研究表明，第一，学者们从学习视角、能力视角与整合视角等来理解战略学习的内涵，逐渐将战略学习视为一个包含战略知识创造、战略知识传播、战略知识解释和战略知识实施的多维度构念，并依靠量表法对战略学习进行测量，但对战略学习的概念、维度及测量尚未达成共识。第二，战略学习研究主要基于知识基础、资源基础、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等理论视角，而多视角的整合研究较少。战略学习的影响前因主要包括组织层面与管理者层面，而对外部环境及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的实证探讨较少。第三，战略学习的影响后果主要聚焦于组织能力、创新与组织绩效等，而战略学习调节机制的研究大多为探讨战略学习的调节效果，对战略学习与前因变量之间的调节作用的重视不足，也鲜有文献探索战略学习与结果变量之间的调节机制，战略学习中介机制的研究较为匮乏，还具有较大的探索与提升空间。

（二）研究展望

尽管当前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和问题，还有很多尚待进一步探索的研究议题。

1. 加强对战略学习概念认知与有效测度。当前对于战略学习的概念内涵缺乏一致见解，或者侧重于战略学习的学习效能，或者聚焦于战略学习的能力机能，因而不利于全面理解战略学习。此外，从战略学习的测度发展历程来看，战略学习构念具有反映性模型与构成性模型两种做法，但学者们已经潜意识地倾向于将战略学习作为构成性变量进行度量，朝着研究的精细化方向发展，并试图探讨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效应。然而，目前战略学习测量量表众多，且存在较为明显的测量内容差异，尚未形成一个广为采纳的战略学习量表，从而不利于推动战略学习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发展。理论所提出的构念是否得到有效测度是理论能否通过实证检验的重要前提。因此，为避免研究结论发生偏颇，未来很有必要就战略学习的测度内容尽快加以明确规范与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广泛认可与运用的战略学习测量方式，从而改变以往战略学习变量混乱的度量局面。

2. 开展战略学习的复杂影响效果与作用机理研究。第一，重视战略学习的有效性边界，在考察战略学习的积极影响的同时，尤其要注意战略学习的消极作用，关注如何有效降低战略学习的负面效应。如在进入新市场时，组织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过去经验的误用并加速战略学习的过程?已有文献表明，战略学习是一种前瞻性学习，容易忽略直接暴露于操作中的经验学习，为了避免出现过度远视或近视问题，管理人员应该参与不同时间、空间和认知范围的均衡战略学习机制（Mackay和Burt，2015）。第二，关于战略学习的边界条件的识别。研究表明，对大多数企业而言，战略学习只是充当变革的动力，这些变化可以促进复杂的战略互动，但不会改变整个企业的总体生存率（Starbuck等，2008）。同时，战略学习的影响还因组织规模不同而产生差异。战略学习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高于大型企业（Real等，2014），这是由于中小企业的战略学习过程较为复杂（Wyer等，2010），尤其需要学习能力来实现生存与获取合法性，并从创新中获益。因此，深入挖掘战略学习的作用界限十分重要。第三，探索战略学习的复杂作用机制，彻底摆脱战略学习的线性影响思维。目前对战略学习的复杂机理的探讨尚不充分，未来可基于多种理论视角，整合战略学习系统内外的不同因素，结合案例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进一步揭示战略学习的影响机制。第四，开展战略学习的跨层次研究。从战略学习概念的本质来看，它是一个涉及个体层、团队层与组织层交互的构念，需要考虑到跨层次问题。

3. 积极探索战略学习的外部文化环境的影响因素及交互作用。当前文献主要集中在战略学习系统的内部环境层面，而对战略学习系统的外部环境因素探讨较少，且停留在理论推断阶段。已有研究表明，政策发展和制度模式对战略学习具有重要影响（Ebbekink，2017）。战略学习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建构过程，管理者应该考虑将学习作为战略目标，并发展那些强调持续更新与创新的组织结构及文化（Carayannis和Jorge，1998；Sirén和Kohtamäki，2016）。此外，当前较少综合考察战略学习的影响因素及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影响因素对战略学习的直接影响，而很少考察多个影响因素之间对战略学习产生的复杂作用。研究已表明，利用性战略削弱了探索性战略对战略学习的正向影响（Sirén等，2012），地区杠杆式学习与全球纽带式学习的交互作用对战略性人力资源学习具有显著促进作用（Lee等，2014）。因此，未来应该加强对战略学习的外部环境因素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可尝试构建一个战略学习研究的整体解释框架。

4. 加强战略学习的情境化考察与动态研究。当前对战略学习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情境，而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战略学习可能呈现不同特点（Bontis等，2002）。因此，未来可充分重视中国情境下的战略学习研究及对比分析，在新兴市场或跨文化情境中进一步检验、拓展与完善战略学习的理论。此外，还要关注战略学习的动态性。战略学习绝不是战略与学习的线性简单汇总，而是一种复杂的旨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提升战略能力与实现竞争优势的学习行为活动。另外，过程具有时间性，而战略学习是一个融合探索性与利用性学习的共同演化过程（Salonen等，2018），只从静态视角很难全面揭示战略学习的深层次本质。因此，今后应该利用纵向研究设计来深入挖掘战略学习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