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自从1998年首次清华创业计划大赛扩展到1999年首届全国“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再到2014年提档升级后的“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及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以来，学生在创业领域的试水活动愈加频繁。尤其是，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印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在顶层设计上提出学生创业的战略规划和中国教育部在2017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制度层面上明确“建立休学创业的弹性学制”，这些驱动了学生创业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独具特色的创业群体。学生创业值得关注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大学生对创业生涯普遍持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生在推动知识从大学向市场转移或转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Åstebro等，2012；Hayter等，2017）。很多知名公司均是学生创业者基于大学校园的创业项目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例如马克•扎克伯格的脸书（Facebook）公司、张旭豪的“饿了么”生活服务平台和陈欧的聚美优品。第二，高校正从鼓励学生就业转向支持学生创业。自从2002年8所高等院校被中国教育部确定为创业教育改革试点单位以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创业课程或创业学院，试图面向学生提供创业必须的知识、技能及资源。第三，学生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面对的问题具有独特性。学生创业者既要应对来自创业活动的不确定挑战，也要克服创业和学业平衡等难题。虽然在校大学生创办的学生公司逐渐兴起和增多，但是涉世未深的学生创业者经营企业的存活率却远低于经验丰富的职业创业者。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即使在创业环境较好的浙江省，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仅约5%，足见全国大学生创业的平均存活率比较低。因此，如何促进学生投入创业及提高学生创业的成功率，成为政府、高校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

近期学术界已将学生创业纳入研究视野，并与其他创业类型形成鲜明对照。但是，对学生创业的研究主题比较零散，尤其缺乏系统梳理和主导的解释框架。鉴于此，本文对学生创业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分析，清晰梳理和呈现该领域已知的相关研究结论。首先，厘清研究对象的概念边界。学生创业研究聚焦在两大类：一类是以学生为样本研究创业情境话题，另一类是以学生创业者为对象开展研究。在第二类研究领域之中，选择的样本对象可能是商科或工科背景的在校学生、选修创业课程的学生或者曾经有创业经历的学生。因此，将上述两大类文献统一纳入研究范畴。其次，系统检索文献，包括：（1）以“student entrepreneurship”“student entrepreneur”以及“studentpreneur”作为主题词在常用的英文数据库（如Web of Science、EBSCO、Elsevier、Emerald、JSTOR、Taylor & Francis、Springer、Sage、Wiley和ProQuest）中进行系统检索；（2）以“college entrepreneur”“student startup”和“undergraduate entrepreneur”作为主题词开展补充检索，旨在确保文献检索的全面性；（3）重点搜索聚焦创业的主流英文期刊（如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Review、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旨在确保文献的经典性；（4）以“学生+创业”或“学生+创业者”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CSSCI来源期刊）检索。最后，按照三条剔除标准——关注学生但与创业无关的文献、关注创业但与学生无关的文献、社论或重复文献——筛选文献，共获得112篇重要文献用于梳理和分析。

总体而言，关于学生创业的文献呈现井喷式发展，但是并不存在清晰可寻的研究脉络，且主题比较分散。创业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个体建构和发展创业者身份的过程，尤其是学生创业存在双重身份多变性和旨在促进身份的主动探寻。因此，本文拟从身份视角出发，围绕“学生创业者的独特性”“学生如何建构创业者身份”“学生创业者如何进行身份转化及面临的挑战”等问题系统地梳理文献，明确学生创业者的身份特征、身份构建和身份转化，旨在提炼现有研究的管理启示，并为促进学生创业的理论研究提供方向或管理实践拓宽思路。

二、学生创业者的范围界定与身份独特性

（一）学生创业者的范围界定

尽管学生创业者主要是高职高专、本科或研究生阶段的在校学生，均能被列入青年创业者的行列，但是学生创业者并不以年龄论身份，更看重学生的身份和创业的行为（Gubik和Farkas，2016）。早期的学者对学生创业者的范围界定较为模糊，倾向于将学生创业者等同于具有创业态度并接受创业教育的学生（Dhliwayo，2008）。其实，这些打算选择创业生涯的学生可能接触了相关创业课程，更喜欢自主就业，但是并没有将创业意愿付诸于创业行动，因此不能归属于学生创业者范畴。后来，学者们不断挖掘学生创业者的独特性，将其聚焦为目前正在参与大学学习课程之外，并在校园内外从事商业活动的在校学生（Marchand和Sood，2014；Marchand和Hermens，2015）。基于上述对学生创业者的解读，可以发现：学生创业者的独特性在于其拥有外界给予的“学生”和“创业者”两类正式身份。传统意义上的学生往往被概念化为从教师之处获取专业知识，并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发展技能和训练行为，毕业后则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一员；创业者则被定义为能够冒着自身资本、时间或声誉丧失的风险来追求商业利益的个体。学生创业者与传统的学生不但在价值观和动机方面（Solomon和Fernald，1990），而且在元能力（包括元认知、元情感和元意愿）上存在较大的差别（Ustav，2018）。例如，与从事创业活动的学生相比，传统的学生（如学术型学生）对获得经济成功的期望较低，对未来职业获得认可的期望较高（Hesse和Brünjes，2018）；传统的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决策是基于对待风险态度的效用理论（即效用最大化），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的决策则依据调节焦点理论的趋利避害，即促进焦点驱动创业者关注创业理想的实现，防御焦点驱动创业者关注如何避免失误（Burmeister-Lamp等，2012）。

对学生创业者界定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且集中在以社会身份和创业活动为标准来定义。为了更直观地明确学生创业者的独特性，基于学生和创业者两种身份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综合其学习或创业的多种可能组合，能够清晰识别学生创业者的范围（如图1所示）。从狭义的范围来理解，在校园学习活动进行时，个体开始创业并持续到学习结束以后或在学习结束之前，只要二者同时进行，就属于狭义的学生创业者范畴。现实生活中，对大学生创业者的范围界定相对比较宽泛，衍生出休学创业者和毕业生创业者。一方面，休学创业成为部分在校大学生的选择。随着中国教育部《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的发布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2017年）的修订，允许在校大学生休学创业正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推进。由此而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成为休学创业的“试水者”。另一方面，自从中国国务院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38号）以来，中央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先后出台落实该通知的相关政策或办法，将大学生创业扶持对象的范围界定在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和毕业3—5年内的大学毕业生。因此，从更广的范围来理解，如果将大学毕业后3—5年之内的毕业生创业者和休学创业者纳入学生创业者范畴，则是广义的学生创业者。由于广义的学生创业者中毕业生创业者和休学创业者具备全职创业者的特征，与在校学生的兼职创业在身份建构、动机和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聚焦于狭义的学生创业者范畴，即边学习边创业的在校学生。

遵循上述对学生创业者的狭义界定，现实中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创业者相对较少。部分创业的学生在兼具雇员身份特征的条件下工作（即以成员身份加入创业公司，并非创始人和经营者），旨在获得暂时的生活来源或补充收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生创业者。只有小部分正在创业的在校学生创办了企业或者投入创业的商业活动但尚未创办企业，才符合“学生创业者”的身份（Bergmann等，2016）。当然，获得暂时生活来源或补充收入的创业活动对于学生来说也是有益的学习过程。因为他们必须解决各种创业过程中的任务和问题，在不同情况下做出决策，并探索和熟悉企业的体系化运作。所以，与那些根本不涉足创业活动的传统意义上的学生相比，从事旨在获得暂时生活来源或补充收入而开展创业活动的学生更有可能成为创业者，并且对自己的职业道路相对比较明确。

（二）学生创业者的类型

随着学生创业活动的日益活跃，学生创业者的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目前，针对学生创业者分类的研究数量有限，主要存在三类视角：内在动机、外部表现和综合视角。

1. 基于内在动机的分类。根据创业的内在动机，Sieger等（2016）将学生创业者分为四类：一是达尔文主义者，此类学生创业者往往受自身利益驱使，非常重视与其他企业间的竞争，因此他们以利润最大化和绩效主义为导向；二是社群主义者，此类学生创业者往往受互利思想的影响，忠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希望得到这部分市场群体的支持；三是使命主义者，此类学生创业者致力于使社会变得更美好，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四是混合身份者，此类学生创业者同时表现两个或更多的身份。Sá和Holt（2019）则按照创业的目的，将学生创业者划分为四类：风险事业创造者是典型的学生创业者，致力于创建和达成一个风险事业；经验寻求者旨在获得实际的工作经验，但并不打算成为创业者；探索者旨在熟悉创业理念和机会，并考虑是否选择创业作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接洽者则积极尝试创业，并且衡量自己作为创业者的适合度和潜力。

2. 基于外部表现的分类。外部表现视角则从创业活动类型和创业资源来源两个方面划分学生创业者。前者将学生创业者分为社团活动创业者和商业活动创业者（Marchand和Hermens，2015）；后者则认为，学生创业者的形成涉及其角色的显著变化，离不开大学所提供的资源、平台、环境，故此类创业者属于国家赞助型学生创业者（Mars等，2008）。

3. 基于综合视角的分类。综合视角则是根据外在价值创造潜力和内在个体特性来区分学生创业者，是一种较为经典的类别划分。个体内在特性表现为学生从开始创业到成为创业者之前在心理和能力方面存在的成熟程度，即表现在职业探索、自我反思、自我理解、创业角色认同方面的强或弱；外在价值创造潜力表现为特定创业领域的创意复杂度，即学生创业者对创意、创业活动或特定市场（或产业特征）的定位存在简单（或低创新性）和复杂（或高创新性）的差异。创意复杂度与学生的人力资本数量、对创业回报的心理补偿和期望等因素显著相关（Li等，2018）。个体的创业成熟度与所从事的创意复杂度之间越匹配，从学生向创业者转变越容易达成。因此，依据创业成熟度和创意复杂性两个维度，Nabi等（2010）将学生创业者区分为成熟的低创新者、成熟的高创新者、不成熟的低创新者和不成熟的高创新者。

前两类视角对学生创业者的划分缺乏深入的研究与验证，科学性和普适性尚未得到检验。第三类划分视角有助于全面理解学生创业者的共性和个性，为复杂的学生创业现象勾勒出具体的分析思路和框架，并为其提供普惠性支持和个性化支持指明了方向。

（三）学生创业者和其他创业者的联系与区别

现有研究表明，学生创业者是创业者的组成部分，和普通创业者同宗同源，存在很多共性（Lüthje和Franke，2003）。例如，学生创业者和普通创业者的创业都包含偶然事件的推动，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创业活动，并且需要创业导师的指导来促进所创企业发展（Marchand和Hermens，2015）。因此，学生创业者与学术型创业者、兼职型创业者存在一定的交集（Burmeister-Lamp等，2012；Bergmann等，2016；Gubik和Farkas，2016）。当然，学生创业者因其学生身份，与其他类别创业者有很大的差别，如图2所示。

学生创业者与其他类型创业者（兼职创业者、学术创业者）的包含关系，有助于获得对学生创业现象的独特认知。有学者认为学生创业者是兼职创业者的一部分，与全职创业者存在显著的差异。全职创业者将创业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工作替代方式，通常使用效果逻辑来制定决策，通过获取传统资源和依赖伙伴关系网络来识别市场，并创建企业（Politis等，2012）。但是，对学生创业者而言，创业则存在一定的偶然性，更多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对未来的尝试行动（Birch等，2017），并不一定打算将创业生涯作为长期的职业选择。并且，由于背景、经验和环境等的差异，学生创业者在决策与行为方式上更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例如采用预测框架并倾向于遵循教科书式的思路来制定决策。也有学者指出，兼职创业者与学生创业者存在包含和被包含关系，但是学生创业者具有不同于其他兼职创业者的独特性。兼职创业者是指那些为工资工作的同时开展创业活动的创业者，即创业者拥有基本工作，并且第二职业是自主创业。尽管学生创业者可以理解为在学习的同时进行创业活动，但是相比其他兼职创业者，学生创业者的“学生”身份和“工作者”身份有一定的差异，会影响他们的创业决策和行为（Burmeister-Lamp等，2012）。亦有学者认为，学生创业者与学术创业者都是大学创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学生创业者是学术创业者中的一支细分群体。其实，学生创业者和学术创业者从表面上看两者的行为表现相同，均强调知识从学校向市场转移（Hayter等，2017），但是“学生”比“学术”的含义更为宽泛。不同于将研究成果产业化的学术创业者，学生成为创业者是社会经济、文化、个人和心理因素相互影响以创造青年人为自己或他人工作倾向的过程（Bergmann等，2016）。在此过程中，仅有小部分有学术成果的研究生可能会进行学术创业活动（Åstebro等，2012）。因此，学术创业者仅能涵盖学生创业者的一部分，二者有交叉却是不同的构念。并且，二者的关注重点和理论基石不同。学术创业关注创业者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角色管理，理论基石是角色认同理论；学生创业关注创业者的学生和创业者身份管理，理论基石是社会认同理论。

总体而言，虽然对学生创业者概念界定的研究数量较少，但是具有较为清晰的身份和行为范围边界，并突出了学生创业者的独特之处。然而，现有研究对学生创业者的界定仅仅考虑了学生和创业者两种宏观社会身份，回答了“我属于谁”和“我应该做什么”。这些研究并没有涉及微观角色身份，如学生创业者的投资者、创始者、发展者、管理者等角色，即没有回答“我作为学生创业者是谁”和“学生创业者做什么”。因此，今后需要从社会认同和角色认同的综合视角来界定学生创业者的概念和范畴，才能全面诠释在某种情境下学生创业者的独特思维和具体行为。

三、学生的创业者身份建构与双重身份管理

身份直接影响创业者在不确定和模糊情境中的行为方式和决策方式，甚至创业活动就是创业者身份的表达。诠释学生的创业者身份形成及其如何与学生身份相互作用，有助于充分理解促进和阻碍学生努力成为创业者的因素。创业领域对创业身份的诠释存在工具视角的静态论和建构视角的动态论。具体到学生创业领域，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主要从动态视角揭示创业者如何主动建构和管理身份。其中，身份建构强调学生如何构建自己的创业者身份，即如何将创业者身份嵌入学生身份之中；身份管理则强调学生创业者如何对拥有的学生身份和创业者身份进行管理。以下主要从学生的创业者身份建构和双重身份管理两个方面来诠释和梳理学生创业者身份管理的独特性。

（一）学生的创业者身份建构：“身份缺失”VS“身份存在”

在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期间，学生有着高度的身份反思，对“我是谁”“我在做什么”和“我将成为谁”这些社会身份问题格外关注。因此，对学生创业者而言，先是拥有学生身份而后才是创业者身份的嵌入。学生身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逐渐形成，对于投入创业活动的学生创业者来说是固有的背景。当然，创业者身份则是未知和之后由创业的学生有意识地主动建构。由此而来，学生如何构建创业者身份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Sieger等，2016；Nielsen和Gartner，2017）。

遵循社会认同理论，学生创业者通过社会比较和自我类化来确定自己的创业者身份。由于个体和校园环境的相互作用会塑造出差异化的自我感知和行为，学生创业者更多基于主观身份（即自我类化）界定，已经或准备通过自身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开展除学生角色赋予的行为之外的创业活动。由于学生创业者拥有的学生身份的中心性比较突出，从而学生在开展创业者身份的探索过程中可能出现自我身份、学生身份和创业者身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我将成为谁”更加迷茫。或者，之后经过寻求建议、社会嵌入、自我反省、解释与调整等策略逐渐把创业者身份融入学生身份之中，能够形成新身份或新旧身份融洽的自我同一性。归纳起来，学生在创业者身份形成过程中由于身份探索和投入（即承诺）的差异存在四种不同的结果状态（如图3所示）：第一，创业身份获得。学生思考过“自己是谁”“自己想做什么”和“自己适合做什么”，并在尝试过不同的选择之后实现对创业者身份的自我认同。第二，创业身份延缓。学生并不是没有探索过不同选择，而是尝试过，却仍然没有获得对创业者身份的自我认同。因此，他们长时间处在焦虑和迷茫之中，仍然在继续努力的尝试，直到最终认同创业者身份。第三，创业身份扩散。学生并不思考自己的定位，对未来依然没有头绪，长期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第四，创业身份早闭。学生在身份探索和思考“自己是谁”之前，就被迫接受他人或社会对他们的创业者身份要求和设定，并逐渐形成对该身份的过早自我认同，例如“富二代”的接班式创业。这四种结果是由以往身份建构领域研究中的结论或观点类推得出，却鲜有研究将这一主题作为学生创业者领域的核心内容展开。

（二）学生创业者的双重身份管理：“不误正业”VS“不务正业”

学生创业者同时以学生和创业者双重身份自居，并且会对学生和创业者两个社会群体产生认同。由于社会对学生和创业者两个身份的角色期望包含着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要素，因此管理多重身份是非常必要的（Nielsen和Gartner，2017）。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身份是在个体内部的否定过程和考虑个体活动前后的外向主体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当传统的“学生”身份遇到新的“创业者”身份之时，学生创业者可能会采用多重性、多样化的意义去解读，从而“学生”和“创业者”两种身份往往处于不断整合（或裂变）且相互博弈的状态。因此，年轻的学生通常对创业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学校并不一定是学生探索创业者身份的“安全”场所。在学习和创业的过程中，学生创业者需要在“学生”和“创业者”两个身份之间进行时间、努力和承诺要求的协调，努力平衡大学归属和创业的独特性（Sieger等，2016）。

学生和创业者这两重身份放在一起并不那么融洽，但是对于大多数学生创业者而言，平衡双重身份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学生普遍缺乏业务知识、网络技能和经验来理解创业过程和应对创业中的困难，以及可供学生选择的学习方式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开展创业活动的学生创业者往往难以对“我是谁”和“我将成为谁”这些问题形成稳定的认同感，最终可能会放松或放弃创业者身份。如图3所示，Nielsen和Gartner（2017）提出的学生创业者身份管理框架认为，学生沿着他们的大学学习探索创业身份存在四种不同的方式：第一，身份追随。学生创业者通过创业活动，将创业者身份纳入学生身份并达成校园融入状态，但是整体表现为学生身份。第二，身份吞噬。受个体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学生的创业者身份被唤醒。但是，当创业与学业两者不可兼顾之时，往往以牺牲学生身份为代价，整体表现为创业者身份。第三，身份分化。学生创业者通过区分“学生”和“创业者”的身份来达到两种身份的和平相处，在从事大学生应当做的工作上表现学生身份，在业余时间则表现创业者身份；第四，身份扩展。学生创业者关注哪种身份在哪种情况下有用，并根据个体期望的变化而不断切换身份，实现两种身份相互促进。其中，身份追随、身份分化和身份扩展凸显在学习期间两种身份的包容和溢出效应，实现“不误正业”；身份吞噬突出在学习期间的本末倒置，导致“不务正业”。当然，身份吞噬对于促进学生创业者向全职创业者的转变则是非常有利的。

综上所述，学生创业者的身份建构与其他创业者的身份建构比较类似，即创业者身份如何嵌入原有身份之中，并实现身份的融入或转变；学生创业者对创业者身份认同尚处于犹豫的发展阶段，从而其身份管理存在独特性，即学生和创业者两种身份的相互整合和裂变的动态博弈，如图3所示。但是，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采用理论分析或描述性分析，直接针对学生创业者的身份建构的实证研究非常稀少。

四、从学生到创业者身份转化的驱动因素

绝大多数学生并不是自然而然会成为创业者，例如部分试水创业的学生是风险规避型个体，把创业视为一种闲暇时间的追求或一次历练机会（Ng等，2016）。从学生到创业者的转变也不是瞬间发生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身份动态建构过程（王晶晶等，2017）。并且，从学生到创业者的进化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性化的，存在向多方向移动的特征（Saukkonen，2017），如实现成功、进度缓慢、重新定位或退出（Ahsan等，2018）。然而，从学生到创业者的转变存在一些可识别的模式和轨迹，遵循循序渐进的进化路径：从产生创业意图成为潜在学生创业者，展开经营活动和成为学生创业者，最终成立学生公司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成为职业创业者。创业意图的形成、创意实施、新企业创建和成长正是创业身份转变的关键事件或重要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阶段的过渡期会遇到许多障碍（Reynolds等，2005；Roman和Maxim，2015），对这些障碍的克服正是学生创业者对新身份建构、已有身份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从而，哪些因素阻碍或促进学生创业者身份转变，自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因此，本研究按照从学生到创业者转变三个阶段来梳理学生创业者身份转化的影响因素。

（一）从学生到潜在创业者转变——创业意向形成的影响因素

尽管学生生活环境相对单纯，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学生的角色已由传统的学习者逐步转变为变革的推动者，通过一定的积累与激励，如接受创业教育，就可以成长为潜在的学生创业者（Johannisson，2016）。创业意向的形成是传统的学生成为潜在创业者的关键标志（Jabeen等，2017）。目前，对创业意向形成的理论诠释存在三种广泛关注的理论框架：计划行为理论、创业事件模型和社会认知理论。其中，计划行为理论认为，创业意向的形成由对待创业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可控感所决定；创业事件模型认为，创业意向取决于合意性感知、可行性感知和行为倾向；社会认知理论则认为，学生的创业意向是社会支持的函数（Gelard和Saleh，2011）。这三个理论的假设前提均强调创业意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行为倾向，是创业环境、创业认知及个体—环境互动的结果。归纳已有研究，驱动从学生到潜在学生创业者转变的关键因素包括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包括高校支持、家庭因素和区域环境）两大类。

1. 个体因素

（1）人格特质。遵循计划行为理论，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对创业态度有强烈的影响，进而与创业意向密切相关（Lüthje和Franke，2003）。大多数学者从积极特质的角度探究学生的创业意图形成的前因，认为拥有某些积极人格特质（如对变革持开放心态、冒险倾向、创新意识或即兴倾向和创业警觉性）的学生会追求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从而尽管创业充满不确定性，但他们更愿意从事创业活动（Koh，1996；Lüthje和Franke，2003；Ahmed，2010；徐小洲和叶映华，2010；Gurel等，2010；Volery等，2013）。并且，拥有这些积极人格特质的学生在创业意向方面较少受到创业榜样示范的影响（Brunel等，2017）。也有学者发现黑暗人格特质（即自恋、精神病态和马基雅维里主义）中自恋与学生的创业意向呈正相关（Hmieleski和Lerner，2016）。该结论的主要解释在于：自恋者具有高度自信和过度冒险的特质，更愿意成为领导者，而不是普通的员工。创业则是自恋的学生享受更多的自由，获得领导地位的高效捷径。

（2）创业动机。依据创业事件模型，创业动机对学生成为创业者的意向有显著积极的影响（Raza等，2018）。现有研究主要从基于过程的动机和基于内容的动机两大类来揭示创业动机如何影响学生的创业意向。基于过程的动机论认为，创业的感知可行性和感知合意性能够显著预测学生的创业意向。其中，感知可行性由创业自我效能感决定，感知合意性由自我实现和自主愿望决定（de Clercq等，2013）。基于内容的动机论则提出成就（或自我实现）需求、独立需求和经济追求是激发学生创业意向的重要因素（Almobaireek和Manolova，2013；郭雷振，2016；王心焕等，2016；Barton等，2018；Yi和Duval-Couetil，2018）。

（3）自我认知。相较计划行为理论中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自我同一性对创业意图的预测性更强。研究发现，情绪能力、社交能力和认知能力等职业适应力能够预测学生的创业意向（Bonesso等，2018）。但是，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创业自我效能感，认为职业适应力只有通过创业自我效能才对学生的创业意向产生较强的积极影响（范巍和王重鸣，2004；Naktiyok等，2010；Pihie和Bagheri，2013；Tolentino等，2014；Kakouris，2016；Pérez-López等，2016）。该结论的解释源于学生对自己能够胜任创业的信心（不管实际能力如何）增强其对未来创业的预期。具体来说，对其创业能力正面认知的学生比负面认知的学生具有更高的创业期望（Gatewood等，2002；郭雷振，2016），从而激发其打算投入创业活动的积极性。

2. 情境因素

（1）学校支持。作为社会嵌入的过程之一，学生创业活动需要跨越学界和商界两个不同的环境，而他们对商业世界的理解主要来自课堂讲授和所接触角色榜样的影响（Lüthje和Franke，2003；Zhang等，2014）。因此，学校在学生的创业意向形成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现有研究将高校有意实施的创业支持措施归纳为创业教育、创意开发支持和商业开发支持（如产业链接），这三类支持对学生的创业氛围感知或创业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进而促进学生的创业意向形成（Walter等，2013；Saeed等，2015；郭雷振，2016；Bergmann等，2018）。在高校支持措施中，对创业教育的相关研究较多，其他支持措施的相关研究相对比较少。但是，创业教育能否促进学生的创业意向长期存在争议，主要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促进论，认为创业教育能够促进学生的创业意向，并是提高学生创业意向的关键手段之一（Souitaris等，2007；Liñán等，2011；Lima等，2015；钟云华等，2016；Westhead和Solesvik，2016；Rezaeizadeh等，2017；Passaro等，2018）。从此视角来说，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产生影响的路径是：从创业相关课程中学习的知识、先前的创业经验以及培育风险意识等塑造学生如何看待自我和创业的认知（Zhao等，2005），继而通过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增强来提升学生对待创业的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Karimi等，2016）。第二种观点是无用论，认为尽管创业教育能够促进知识获取与积累（Volery等，2013；Oehler等，2015；Ahmed等，2017；Camacho-Miñano和del Campo，2017），但并不能激发学生对成为创业者的兴趣（Brijlal，2011）和行为控制感（Volery等，2013；Ahmed等，2017；Camacho-Miñano和del Campo，2017）。第三种观点是情境依赖论，认为创业教育能否激发学生的创业意向取决于创业教育方式、区域背景和个体差异。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强制性的必修创业教育计划不同于选修的创业教育计划，不仅对创业意向没有显著影响，而且会促进学生创业实践率的下降（Karimi等，2016；Olofinyehun等，2018）。在创业教育方式上，积极模式（如商业模拟）与创业意向正相关，而反思模式（如理论讲座）的效果取决于地区背景（Walter和Dohse，2012；王心焕等，2016）。并且，创业教育对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学科差异，其中对女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较弱（Westhead和Solesvik，2016），对创意休闲（如文学艺术）、法律和健康学科领域的学生的创业意向影响较强（Teixeira和Forte，2017）。

（2）家庭背景。现有研究表明，学生对商界的理解也来自创业家庭的影响，从而家庭背景（如创业的亲朋好友、家庭教育模式和经济条件）对学生的创业意向形成也产生影响（柯江林等，2013；王心焕等，2016；钟云华等，2016；蒋承等，2018）。创业意向的形成是在家庭环境中逐渐积累的，然后由外部事件或个人顿悟引发。现有研究对家庭因素如何影响学生的创业意向存在三种机制。第一种是创业家庭的跨代传递机制。创业父母的榜样力量会提升学生创业的积极性，继而选择创业者身份（Gevrek和Gevrek，2010；Zellweger等，2011；Altinay等，2012；柯江林等，2013；刘月秀，2013；郭雷振，2016；梅虎等，2016）。并且，生活中与同伴的社交活动（尤其是创业的好友）也会强化他们的身份认知，促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创业（Falck等，2012；蒋承等，2018）。第二种是家庭教育的主动干预机制。不同的家庭模式可能培育出依赖型、独立型和自主—关系型三种“自我”的子女，其中依赖型自我可能阻碍学生的创业意向形成，独立型自我和自主—关系型自我则可能促进学生的创业意向形成（李克敏和商士杰，2012）。第三种是家庭经济条件的动机激发机制。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影响学生创业意向的形成，存在利弊两种观点（Wang和Wong，2004；柯江林等，2013；时昱，2017）。经济收入单薄的家庭难以给学生创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可能制约学生选择创业活动；但是，经济收入单薄的家庭也可能刺激责任意识比较强的学生拟选择创业来改变家庭状况。

（3）区域环境。因为学生通常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作经验，创业心态不够稳健，故区域环境对其创业倾向产生重要的影响（Plattner等，2009）。第一，区域创业宽容环境能够促进学生的创业意向。依据制度理论，透明的制度环境可以提升学生对创业活动的信心，提升自己对创业可行性的判断。感知的创业宽容环境有助于增强冒险倾向与创业自我效能之间的积极关系，从而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形成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学生对创业宽容环境的感知（Bacq等，2017）。第二，区域创业创新活力对学生创业意向的形成是一把双刃剑。地区高创业率和知识高生产率意味着学生接触到创业者或创新者的机会多，这些榜样示范、强关系提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促进了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Dohse和Walter，2012；Brunel等，2017）。然而，有学者认为，区域创业同辈的比例越高，反而降低了学生的创业意向（Lerner和Malmendier，2013），这种下降是由不成功的创业活动增多导致学生对创业产生偏见认知所驱动。

（二）从潜在创业者到学生创业者转变——创意实施的影响因素

创意实施（即机会识别与开发及创业者身份的初始形成）是从潜在创业者到学生创业者转变的关键标志。涉世未深的学生不同于经验丰富的创业者，他们的业务知识、工作经验相对较少，缺乏启动和经营新业务、新企业所需的知识和资本（Wilson等，2007；Politis等，2012）。为此，从对创业感兴趣和机会认可的潜在学生创业者过渡到创意实施的活跃型学生创业者可能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重大障碍。并非所有的创业意图最终都转变成开始并经营新企业等实际创业活动（Hanage等，2016；Shirokova等，2016）。尤其是试图在学校内外从事商业活动或经营业务的潜在学生创业者中存在相当一部分的自雇人士（即加入一个创业团队），他们经营业务是为了补充收入以资助学业，毕业后更愿意成为员工而非创业者。归纳起来，从潜在学生创业者到学生创业者转变的驱动前因划分为个人特征和情境因素（家庭背景、大学环境）。

1. 个体特征

（1）人格特质。预期情感冲突是创业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驱动创业意向转变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Zampetakis等，2016）。一方面，依据自我决定理论，创业是个人追求的目标，因此个人特质会影响预期的情感冲突。其中，意志决定从意向到行动转变的过程，从而意志是创业中决定创业行为的决定性心理因素。从学生、潜在创业者到学生创业者，个体依次调动意志技能（即决策前的自我激励，行动前的自我调节、自我决定和应对不确定性，行动后的主动性、聚焦和行为导向），调动顺序是由个体在创业过程中的进展状态所决定的（Hikkerova等，2016）。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机会信念（即潜在创业者关于风险感知的可行性和市场适应性的信念）也能消除预期情感冲突。个人创业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所涉及的风险，而不是因为他们明知故犯地接受高风险。虽然学生对创业的认知误解会降低其创业意向，但是在决策过程的早期，偏见可能是有益的。对创业的过度自信或远大抱负带来的认知偏见能够降低风险感知，这允许创业者对创业活动产生成功所需的承诺（Kwong和Thompson，2016）。

（2）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是学生在创业之前所拥有的技能、知识、经验等创业能力。潜在学生创业者的现有知识存量影响其所追求的创业想法，包括机会的识别和利用。其中，技术驱动的创意实施受行业经验或专业知识的影响较大，其他类型创意的实施则受普通人力资本（如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大（Bergmann，2017）。那些识别、评估和开发机会能力强的潜在学生创业者往往投入实际的创业活动。尤其是与拥有较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学生相比，那些拥有更平衡和综合的人力资本和行业经验组合的学生，更有可能成为学生创业者（Backes-Gellner和Moog，2013）。

2. 情境因素

（1）家庭支持。学生的创业者身份离不开父母和同伴群体的塑造（Backes-Gellner和Moog，2013）。现有研究主要从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来诠释家庭支持对学生创业者的积极影响。在初次创业过程中，学生创业者会寻找与他们有强烈情感依恋的个人，以获得各种形式的支持。在情感性支持方面，通过家人和朋友的紧密联系，可以产生共同的信任，从而促进潜在学生创业者的创业决策（Lans等，2015；Campopiano等，2016）。在工具性支持方面，除社会资本能够帮助潜在学生创业者在人际网络和社会结构的联系中获取信息、资源和社会认可之外，金融资本作为开展新业务的资源基础（Edelman等，2016），能够通过与潜在客户对新业务的识别和讨论，家庭和朋友的早期资助等支持引导潜在学生创业者加快创业步伐，及时开展新业务。但是，亦有反向观点认为家庭支持不是促进而是阻碍大学生创业活动的开展（肖璐和范明，2013），主要原因在于：家庭为学生创业给予的财力支持，可能会增强学生在创业活动中瞻前顾后的责任顾忌，且家庭财务支持力度越大，学生对财务和非财务方面的责任顾忌越大。

（2）学校支持。长期以来，学校支持对学生创业动机和创业抱负的有效性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学校提供的创业支持包括：第一，提供创业教育。与非正式制度（角色榜样、创业者的社会形象和对失败的恐惧）相比，正式制度（大学对创建新企业的激励、创业教育及创业学生俱乐部）能够激发学生的创业学习，意味着学生通过接受创业教育能够提升自己的创业能力（Pittaway等，2015；Olugbola，2017；Secundo等，2017）。为此，大学生参与创业相关课程与学生开展创业活动呈正相关（Morris等，2017；Urbano等，2017）。有学者提出：创业教育的深度或专业化并不足以支持学生在未来的创业活动中创造财富，而教育经历的广度或多样性对学生未来创业活动的财富创造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Dutta等，2011）。因此，学生创业者能够创办新企业正是受益于创业教育和多样化教育经历的结合（Beyhan和Findik，2018）。第二，提供导师指导。创业导师的指导服务增加了学生选择创业生涯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于那些父母不是创业者的学生。具体来说，创业导师能够影响学生是否决定加入一个早期的创业团队或创业项目，而不是成为一个企业的创始人（Eesley和Wang，2017）。第三，提供资金支持。高校提供创业资金扶持对学生创业活动的影响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学校提供的资金支持与学生创业活动呈负相关（Morris等，2017）。另一种观点是，学校提供资金支持对学生创业者人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Choi等，2018）。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大学提供的资金支持在经验丰富和缺乏经验的学生创业者之间的因果逻辑或效用推理倾向发挥了不同的作用（Shirokova等，2017）。

（三）从学生创业者到职业创业者转变——新企业创建与成长的影响因素

随着从传统学生到学生创业者的转变，从创业之初的小打小闹到初有成果，新企业的创建和成长则是从学生创业者到职业创业者转变的关键标志。当然，学生创业者转变到职业创业者可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尤其是学生身份处于解构阶段，创业者身份处于持续建构阶段，从而学生创业者多重且不连贯的身份会影响其创业过程。并且，在跨越学校环境、商业环境的过程和经历身份过渡的时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包括学习商业知识、领导力、自我意识以及获取关键资源来构建团队、产品上市和赢得风险投资青睐等。从而，并非所有开展新业务的努力都会导致新企业的诞生。大多数学生创业者中途放弃了创业，只有少数学生创业者坚持并最终成功地创建新企业。因此，创业者身份的强化、资源积累能力的提升和创业活动的坚持是从学生创业者到职业创业者转变的关键内容。归纳现有研究的结论，从学生创业者到职业创业者转变的驱动因素同样包括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两大类。

1. 个体因素

（1）创业情感。积极的创业情感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创业者获取良好的创业指导，还能使其积极评估情况，产生更高的创业身份认同，在遇到挑战时更加坚持。消极的创业情感（甚至非创业领域的情感状态）则会影响学生创业者的自我认知，降低其对创业的承诺和理性决策，从而学生创业者遇到障碍时就会出现学生身份吞噬创业者身份，甚至回归纯学生身份的状态。动机是影响学生创业者身份认知清晰性的重要因素，可能导致创业活动中的身份博弈，进而影响其对创业的情感。例如，权力动机驱使的创业者更容易建构达尔文主义者身份，创造动机驱使的创业者更容易建构使命主义者身份（Sieger等，2016）。使命主义者身份进而促使学生创业者强化对创业者身份的认同，并积极创建新企业和促进新企业成长，转变为职业创业者。

（2）商业化能力。在创业过程中，商业化能力对任何创业者来说均是至关重要的。来自大学环境的学生创业者具有较低的经验开放性以及较高的宜人性，过分关注创意的科学性（Kolb和Wagner，2015）。并且，学生创业者在商业化能力方面处于先天劣势，尤其是销售技能（与人力资本相关）和网络利用技能（与社会资本相关）不足（Hanage等，2016）。即使拥有创业教育经历的学生创业者可能在开放性和适应性上均表现出超强的社交技能，但是随着新创企业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加，学生创业者将面临新创企业的独特问题，且往往缺乏应对这些挑战的经验。因此，商业化能力是促进学生创业者转变为职业创业者的关键驱动要素之一。商业化能力不仅能够增加商业联系的数量（强或弱），而且拓宽创业者能够从事的商业范围（Lans等，2015）。例如，从事微商的学生创业者利用微聊天平台扩展他们的社交网络，并获得潜在客户的信任，最终吸引客户购买产品。

2. 情境因素

（1）家庭支持。成为学生创业者之后，需要配置资源和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推动所创项目向前发展。但是，学生创业者比社会上普通初次创业者的收入来源更有限，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大多数学生创业者都因在财务上失败而退出，尤其是在个人问题（如毕业后生存压力、结婚后为人父母）加剧了对稳定收入水平的需求时。家庭支持（尤其是财务资金等工具性支持）在学生开展正式创业活动之后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提供的创业资金支持能够缓解学生创业者在经济和精神上面临的巨大压力。

（2）学校支持。学校支持贯穿于学生创业者的创业过程始终，常被视为创业意向、创业能力或创业行为的前因。其中，学校提供的创业培训和课程虽然能够增强学生的创业意向和创业能力，但是并没有反映在学生的正式创业活动之中（Gubik和Farkas，2016）。从学生创业者向职业创业者转变之中，创业导师指导是学校唯一可以通过建立正式支持计划来控制的因素（St-Jean等，2017）。创业导师的素质、有效性及其提供的支持有利于学生创业者发展创业身份，应对与创业活动相关的高潮和低谷。归纳起来，创业导师为学生创业者提供两种类型的支持：第一，心理发展支持。有效指导和学生创业者积极情感共同影响学生创业者获取资源识别机会的能力和坚持创业，促使学生创业者在创业活动的身份博弈中解决身份冲突，明确自身身份的类别。创业者身份的成功建构进而可以培养学生创业者的效能感和积极情感（Ahsan等，2018）。第二，商业发展支持。来自企业的创业导师不但能够支持大学生识别和利用机会，而且在创业中是学生创业者的机会经纪人和推动者。尤其是创业导师能够为新创企业的成立和成长提供实质性资源的支持（St-Jean等，2017）。

（3）区域环境。现有研究表明，高校环境（如参加过创业教育的学生盛行）影响了学生创业者身份认知和新业务的尝试，但与学生是否创立新公司的关联缺乏证据。但是，区域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对学生创业者实际建立新公司具有重要影响（Bergmann等，2016）。这些因素包括地区经济环境、文化背景、家族企业的存在、来自区域创业环境的支持，以及区域创业机构的发展水平（Laskovaia等，2017）。具体来说，经济繁荣的区域环境意味着有更多的市场需求，同时对新业务也具有更高的容错率，使得学生创业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客户，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马来西亚政府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使他们在网上开展活动，充分解决某些类型的产品验证和安全问题，可以显著增加学生的创业活动，促进了学生创业者使用社交媒体来驱动所创公司的发展（Nasir等，2017）。

综上所述，从学生到职业创业者转变是在社会互动中个体因素、高校支持、家庭因素和区域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这些因素在身份转变的不同阶段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并且依赖于创业发展的成熟状态，如图4所示。对于驱动因素的现有研究总体呈现以下格局：第一，从学生到潜在学生创业者转变中创业意向形成的研究较为热门。创业意向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影响个体自我认知的因素，包括个体心理（如动机、人格特质和认知等）和引起个体心理变化的情境（如高校创业教育、家庭环境及情感支持、区域环境氛围）。但是，这些研究突出单一因素分别影响创业意向形成，得到的研究结论难以指导复杂的学生创业活动。第二，学生的创意实施开始成为研究的焦点。从潜在学生创业者到学生创业者的转变兼具传承与发展的特征。在微观层面，传承人格特征的积极作用，并将创业教育获取的知识内化为自身的创业技能，有效利用家庭背景获取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在宏观层面，有利学生创业的区域背景及模拟化创业教育和跟踪式创业指导等学校支持，能够有效促进创业活动的成功开展。但是，现有研究对这些因素的具体作用机理和边界缺乏深入研究。第三，学生公司（即由在校学生创办和运营的企业）的创建和成长受到的关注极少。相比于传统的学生到学生创业者转变过程中的传承性，从学生创业者到职业创业者的转变更加关注新创企业的纵深化发展。但是，绝大多数研究将学生创业者的诞生作为研究的终结，对其创业活动后续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明显偏少。

五、现有研究的启示、不足与展望

（一）现有研究的启示

长期以来，学生的本职被认为是学习和创新，不属于创业的主要力量。尽管创业或创业者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积极参与创新创业市场化活动之中的学生创业者并没有引起理论界足够的关注。本文以学生创业者为主题，从身份视角全面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后发现：

1. 学生创业者与其他类型创业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比较独特的学生身份，强调如何将创业者身份嵌入学生身份之中。学生创业者兼具学生身份和创业者身份，这两种身份都是暂时的（或阶段性的），并且学生身份是已有身份，创业者身份是建构的新身份。原有的学生身份对创业者身份的建构和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学生身份的简单性有利于创业者身份的初始形成。原有的学生身份比较简单，无其他工作或职业角色经历，因此，学生创业者容易将创业者身份融入到整体的自我概念之中。另一方面，学生身份的中心性突出不利于创业者身份的强化。高校仅是学生探索创业者身份的平台，并非旨在为学生从事某些职业做准备、支持学生成为创业者。从而，学生身份允许学生创业者延迟承担自己需要去承担的责任，花时间去思考自我，探究各种角色（如创业者角色、学术创新者角色、员工角色）的可能性。因此，学生创业者可能把创业活动视为一次学习的经历或对自我的挑战，甚至退出创业业务之后能够保持先前的学生角色认同，回归到学习环境之中。

2. 学生创业者身份管理的独特性在于需要平衡学生身份与创业者身份的边界。学生创业者与其他类型创业者拥有很多共同特征，例如目标导向、冒险性，这些构成了创业者身份建构的内容。但是，与其他类型创业者相比，学生创业者处于学生和全职创业者两个极端之间，身兼学生和创业者的双重身份。当然，学生创业者先是学生后才是创业者。好学生和好创业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决定了其面临更加复杂的身份管理——自我身份、学生身份和创业者身份的冲突。如果学生创业者不能同时满足好学生和好创业者两个身份的要求，就会产生身份吞噬的“不务正业”现象。

3. 从学生到创业者转变包括创业者身份的建构和学生身份的解构，需要针对身份的动态演变提供相应的外部支持和自我调整。学生到创业者的身份转变并非学生创业者自我赋予的结果，而是在社会情境下其与家庭、高校和区域互动作用的结果。但是，各因素在转变过程中的阶段切入点有所不同。例如，个体因素中的人格、动机、认知在创业者身份建构阶段，而创业技能和创业情感在学生身份解构阶段发挥作用；高校的创业教育在创业意向形成和创意实施阶段发挥作用，并不能促进从学生创业者到职业创业者的转变。

（二）现有研究不足

1. 对学生创业者的分类和内在异质性关注不够。现有研究假设学生创业者是同质群体，主要从社会身份视角展开，更多地分析学生创业者作为特殊群体可能具有的身份特征，能够增加对学生创业者形象的理解和现实感。其实，学生创业者具有个体差异性（如经历、所学专业、受教育程度差异）。虽然有学者的研究涉及学生创业者的分类，但是也仅以案例研究呈现分类结果，对不同学生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和创业行为（如机会选择、机会开发等）差异性的关注和比较解析非常欠缺。

2. 学生身份与创业者身份之间的作用机制缺乏诠释。学生创业者作为边界跨越者，学习和创业是其工作的两个主要领域，可能面临学生身份和创业者身份互相渗入带来的冲突、平衡或增益。并且，这种冲突、平衡或增益影响是双向的，如从学生到创业者身份冲突和从创业者到学生身份冲突。现有研究虽然发现了学生和创业者两种身份通过整合和裂变形成四种状态（身份追随、身份分化、身份吞噬和身份扩展），但是并没有揭示两种身份之间冲突、平衡或促进的形成和作用机制。

3. 学生创业者的可持续发展缺乏长期追踪研究。从学生到职业创业者转变的已有研究集中在学生创业的早期阶段，分析了学生创业意向形成和创意实施的驱动前因。对学生创业者群体的创业活动而言，关注学生创业意图转化为初创活动并非研究的终点，更应该关注学生创业者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对于学生成为实际创业者之后的复杂性、事项和过程，例如创业意图转化为实际创业行为，受到的关注偏少，尤其是从学生创业者如何转变为职业创业者的后续跟踪研究为数不多。

4. 学生创业者的双重身份带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缺乏关注。创业领域的其他研究认为，创业者身份对于创业者来说是一种资源，能够影响创业行为、创业进展和创业绩效。以此类推，学生身份和创业者身份从工具性视角来说也是学生创业者所拥有的重要资源。但是，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学生创业者身份建构和转化，忽视了学生和创业者两种身份如何影响学习效果和创业绩效的效应分析及作用机理揭示。

（三）研究展望

1. 学生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差异化特征比较研究。正如现有研究将学生创业者划分为成熟的高创新者、成熟的低创新者、不成熟的高创新者和不成熟的低创新者，或风险事业创造者、经验寻求者、探索者和接洽者四大类，那么如何针对各类学生创业者提供差异化的支持，进而促进学生创业者的持续成长。该问题的解答需要明确各类学生创业者群体在创业动机、创业行为和创业结果存在哪些个性化特征。因此，未来需要以大样本实证研究或案例研究来识别各类学生创业者在动机、行为、结果的相同点和差异之处。

2. 学生身份和创业者身份互动的权变边界研究。学生创业者拥有的学生身份和创业者身份之间存在双向增益或冲突的双重效应，需要视情境而定。其中，身份冲突包括基于时间、压力和行为三方面的冲突；身份增益包括工具性（如知识、技能、经验）和情感性（如心情、态度和信心）两方面的增益。如何处理好学生和创业者两种身份的增益和冲突关系，是学生创业者和高校关注的重点。因此，未来需要挖掘学生和创业者两种身份之间利之刃或伤之刃效应的边界条件，建立学生身份和创业者身份互动的权变框架，为指导学生创业者开展趋利避害的身份建构和管理提供依据。

3. 基于事件系统理论拓展学生创业者身份建构的驱动前因研究。从学生到创业者的身份转变涉及创业者身份的建构和学生身份的解构，是个体、家庭、学校和区域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不确定的创业环境，偶发事件的“即兴”应对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频发的普遍行为。因此，偶然事件能够促进学生的创业意向形成及创业行为的实施和推进。从这个视角来说，所经历的事件能够显著地影响学生创业者的身份建构、转变的方向和效率。现有研究主要基于过程导向分析学生创业者的身份问题，强化了身份建构和转化的路径依赖性，却忽视了路径突破的偶然性。今后，可以基于事件系统理论，纵向跟踪探讨创业事件的时间、空间、强度如何影响学生创业者的身份建构和转化，进而拓宽对学生创业者身份建构的前因研究。

4. 学生创业者双重身份和创业活动带来的结果效应研究。学生和创业者两种身份兼具资源积累和资源消耗特性，既可能单独直接也可能通过两种身份冲突或增益双重效应间接对创业绩效等结果变量产生影响。此外，虽然学生创业的成功率比较低，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学生创业和学生所创公司对于现实生活的价值。对学生创业者的思考和研究应当在该群体成长的基础上从区域经济社会的转型层面思考学生创业或学生所创公司的价值。因此，未来不但需要挖掘两种身份的结果变量，采用大样本数据实证揭示学生创业者身份建构对其本身创业行为或所创公司成长的微观影响机制，更应采用案例研究揭示学生创业对地区或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宏观影响机制。

5. 团队情境下学生创业者身份建构的独特性研究。由于学生在创业资源、技能和社会网络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团队创业成为众多学生投入创业活动选择的主要形式。那么，抱团取暖的学生创业者和单枪匹马的学生创业者是否存在创业行为差异，抱团取暖的学生创业者在身份建构和转变方面是否有其独特的路径和规律，团队中创业伙伴如何影响学生创业者的身份建构，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挖掘。因此，未来可以采用案例研究和大样本实证研究来揭示创业团队特征（如团队凝聚力、清晰的团队愿景）及团队中创业伙伴人际互动在团队演化过程中对学生创业者身份建构的影响机制，例如创业伙伴在创业者身份建构方面如何发挥榜样示范效应，创业伙伴之间的资源互补如何影响个体的创业者身份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