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创企业国际化领域的相关研究中,新创企业的国际化活动被认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母国的市场规模和竞争程度是推动新创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之一(Oviatt和McDougall,1994)。新创企业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母国环境,母国能为新创企业提供多样的网络、学习资源(Zahra等,2018),而新创企业创业者的经验和知识也主要来自于其在母国的活动。自制度理论被运用到战略管理研究领域以来(Peng,2002),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以母国要素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为主题的研究补充和丰富了新创企业国际化的研究领域,为理解新创企业国际化的动机和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海外学者在对国际新创企业研究进行综述时,多次提及外部环境是影响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因素(Zahra和George,2002;Knight和Liesch,2016)。国内也有学者引用相关研究阐述了母国网络关系对其国际化的影响机制(周劲波和黄胜,2013)。当前关于母国要素的研究有大量的更新,学者们还从产业层面和制度层面研究母国要素给新创企业国际化带来的优势或劣势。这些研究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共同思考:母国要素究竟有哪些?母国要素通过哪些机制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然而,目前仍鲜有文章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Yamakawa等,2008),因此,本文拟通过回顾和梳理现有相关研究,甄别出重要的母国要素类型,并进一步分析各类要素的作用机制,以期提高学界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研究中母国要素的认识,总结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尝试提出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重要话题。
本文首先对国际新创企业的概念、特征进行识别,说明在新创企业国际化这一研究领域中母国要素的重要性。作者结合不同的理论视角(网络视角、产业视角和制度视角)将相关研究进行归类,分别介绍每种要素对新创企业国际化产生的具体影响。其次,通过对三种视角中不同要素的影响机制的评述,提炼出母国要素的三种重要作用机制(逃离机制、能力构建机制和学习机制),并交叉介绍母国要素及其作用机制,以分析母国要素的相关研究对原有新创企业国际化理论的贡献。最后,本文对母国要素与新创企业国际化研究的现状进行总结,针对目前研究的不足提出三点研究展望,以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新创企业国际化的研究。
二、新创企业国际化及母国要素国际新创企业(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也被称为天生全球化企业(born globals)或天生出口商(innate exporters)(Oviatt和McDougall,1994,2005),通常自成立早期即开展国际化活动(朱秀梅等,2011)。国际新创企业的重要特征是具有新生学习优势(learning advantages of newness,LAN),即因组织惯性小、在国内的纽带不如成熟企业般紧密,新创企业往往能够将注意力快速转移到海外市场,通过在海外市场的学习实现快速国际化(Autio等,2000)。关注国际新创企业现象的学者们将新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丰富的战略管理视角探索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的因素。早期关于新创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往往更加关注东道国要素的直接影响,或将母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劣势视作驱动新创企业逃离母国的前因进行研究(Sapienza等,2005;Oviat和Mcdougall,2010),忽视了母国也可以作为新创企业国际化的优势来源。随着制度理论的发展和新兴国家新创企业国际化现象的普遍化,学者们开始挑战以往的研究假设,认为企业在母国的活动与纽带不一定会阻碍其在海外市场的快速扩张(Zahra等,2018)。
鉴于现有研究中母国要素变量多样,对变量的描述不一,我们采取直接对国际商务领域及创业领域相关期刊进行筛选的方法,以避免“关键词搜索法”可能带来的文章遗漏问题。因此,我们还囊括了未在标题和关键词中提及母国要素、但正文中出现母国要素及其对新创企业国际化影响的文章。我们最终筛选出34篇文献,具体期刊名称及代表文章见表1。
研究领域 | 期刊 | 代表文章 |
国际商务
领域 |
《国际商务研究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 Zhou等(2007),Cavusgil和Knight(2015),Fan和Phan(2007),Fernhaber等(2008),Lu等(2010),Deng等(2018) |
《国际商务评论》(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 Oparaocha(2015),Zhang等(2016),Cannone和Ughetto(2014),Cheng和Yu(2008),Muralidharan和Pathak(2017) | |
《世界商业杂志》(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 Manolova 等(2010),Knight和Liesch(2016),Zucchella 等(2007),Bangara 等(2012),Ma等(2016) | |
《国际市场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 Freeman 等(2006) | |
《国际创业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 Kiss和Danis(2010),Zahra(2018),Laurell等(2013),Lin等(2016),Naudé和Rossouw(2010),Shirokova和McDougall(2012) | |
创业领域 | 《创业理论与实践》(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 Fernhaber和Li(2010),Fernhaber 等(2007),Hennart(2013),Oviatt和McDougall(2005),Nasra和Dacin(2010),Yamakawa等(2008) |
《商业创业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 Fernhaber和Li(2013),Milanov和Fernhaber(2014),Al-Laham和Souitaris(2008),Sigfusson和Harris(2013) | |
《战略创业杂志》(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 Fernhaber等(2009) |
当前关于母国要素对新创企业国际化影响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对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和过程(行为)的研究。典型的国际化行为包括企业的早期国际化行为(Oparaocha,2015)、新创企业的国际化程度(Zhang等,2016)、新创企业的国际化速度(Kiss和Danis,2010)以及新创企业的国际化区位选择(Bangara等,2012)。以国际化行为作为主题的研究刻画了不同母国要素是如何影响新创企业进行国际化决策的。二是对企业国际化结果(绩效)的研究(De Clercq等,2012)。相关研究通常利用盈利能力、销售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等变量来测量新创企业的国际化绩效,以验证母国要素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的具体效果(Zhou等,2007;Lu等,2010)。而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对新创企业国际化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章进行梳理,总结和评述目前研究涉及的母国要素和影响机制(包括对新创企业国际化行为和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和展望。
三、母国要素及其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学者们曾提出不同的分类模型或视角来归纳影响企业国际化的要素。如Peng(2002;2009)的“产业—资源—制度”三视角框架,不仅得到了国际商务研究领域学者的认同(Gaur等,2018),也被运用于新创企业国际化综述中,探讨新创企业从新兴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这一国际化行为的影响要素(Yamakawa等,2008)。我们遵循作者使用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涉及的母国要素对这些文章进行分类。其中,15篇文章直接阐述了研究视角(制度视角4篇;网络视角6篇;产业视角5篇);4篇文章存在复数研究视角;15篇文章对研究视角的表述模糊。本文作者根据具体研究对母国要素类型及其影响的描述进行二次整理,总结出产业、网络和制度三类视角。其中,引入网络视角更有利于理解母国要素帮助新创企业克服局外者劣势的机制(Johanson和Vahlne,2009)。
对应不同视角的基本假设,可以对母国要素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进行如下归纳:产业基础观认为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来自于其所属的产业特征(Porter,1998)。一方面,母国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可能促使企业逃离母国,寻求到海外市场发展;另一方面,母国产业集群可以让新创企业分享到企业集聚带来的优势,使得企业具有更强的国际化能力。制度基础观认为企业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运作时,其行为会受到制度框架的限制(Peng,2002)。不同制度特征会赋予企业特别的优势,如:中国企业的“关系”伙伴、发展中国家的新创企业在制度缺陷下的运作能力会成为其国际化优势的重要来源(Zhou等,2007;Bangara等,2012)。从网络视角出发,学者们认为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其独特的网络伙伴关系(Oparaocha,2015)。
现有新创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主要从网络、产业和制度三个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母国要素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见表2),主要观点如下:
视角 | 作者 | 日期 | 期刊 | 母国要素 | 来源国 |
网络资源 | Fernhaber和Li | 2013 | JBV | 非正式网络伙伴 | 美国 |
Fernhaber等 | 2009 | SEJ | 地理邻近企业 | 美国 | |
Manolova等 | 2010 | JWB | 母国个人网络/商业网络 | 保加利亚 | |
Milanov和Fernhaber | 2014 | JBV | 母国联盟伙伴 | 美国 | |
Oparaocha | 2015 | IBR | 母国制度网络 | 瑞典 芬兰 | |
Sigfusson和Harris | 2013 | IBV | 母国商业伙伴 | 冰岛 | |
Zahra | 2018 | JIE | 母国商业伙伴 | 全部 | |
Zhang等 | 2016 | IBR | 政治纽带 | 中国 | |
Zhou等 | 2007 | JIBS | “关系”社会网络 | 中国 | |
产业 | Al-Laham和Souitaris | 2008 | JBV | 产业集群特征 | 德国 |
Cannone & Ughetto | 2014 | IBR | 母国市场规模等 | 全部 | |
Cavusgil和Knight | 2015 | JIBS | 母国市场规模 | 全部 | |
Fan和Phan | 2007 | JIBS | 母国市场规模 | 欧洲 | |
Fernhaber等 | 2007 | ETP | 母国产业集群特征 | 全部 | |
Fernhaber等 | 2008 | JIBS | 产业集群集中度 | 美国 | |
Fernhaber和Li | 2010 | ETP | 产业集群集中度 | 美国 | |
Hennart | 2013 | ETP | 母国市场规模 | 全部 | |
Knight和Liesch | 2016 | JWB | 母国市场规模 | 全部 | |
Zucchella等 | 2007 | JWB | 产业集群所属 | 意大利 | |
制度 | Bangara等 | 2012 | JWB | 新兴国家制度 | 印度 |
Cheng和Yu | 2008 | IBR | 母国制度同构压力 | 中国 | |
Deng等 | 2018 | JIBS | 区域制度自由度 | 中国 | |
Lu等 | 2010 | JIBS | 制度资本 | 中国 | |
Ma等 | 2016 | JWB | 区域制度发展 | 中国 | |
Muralidharan和Pathak | 2017 | IBR | 母国非正式制度 | 全部 | |
Nasra和Dacin | 2010 | ETP | 母国政策支持 | 迪拜 | |
Yamakawa等 | 2008 | ETP | 母国制度支持 | 发展中国家 |
(一)网络视角
在国际新创企业的早期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新创企业建立的母国网络关系不利于其国际化:新创企业与国内伙伴建立的关系越深入,它们将越倾向于优先考虑对国内伙伴的承诺和义务(Autio等,2000)。也有学者(如De Clercq等,2014)发现,母国网络关系灵活性强的企业能够更快速地构建新的海外网络,从而推进自身的快速国际化。以往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强母国关系网络是新创企业国际化的阻碍,导致新创企业在东道国面临更严重的外来者劣势,尤其是局外者劣势(Johanson和Vahlne,2009;Zaheer,1995)。然而,Zahra等学者(2018)发现,通过在母国构建关系网络,新创企业能够更好地获取推进国际化所需的资源及识别国际创业机会,从而克服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劣势。根据对现有研究的总结,新创企业在母国获取的网络资源可以分为商业网络、机构网络和社会网络三类(Oparaocha,2015)。
1. 母国商业网络。商业网络是指企业与其他商业合作伙伴建立的网络。通过与具有国际化经验或关系的母国企业合作,新创企业能够获取海外市场信息和资源,以更好地应对进入海外市场将面临的挑战(Laanti等,2007)。新创企业在母国寻找具有国际嵌入度的伙伴进行合作,强化这类伙伴合作关系,可以更顺利地进行海外扩张(Prashantham和Young,2011;Sigfusson和Harris,2013;Karafyllia和Zucchella,2017)。Manolova等学者(2010)通过对保加利亚的研究发现,新创企业在母国的商业伙伴数量与其国际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这一关系还受到企业开始国际化时的年龄的调节:越早国际化的企业,母国商业伙伴对其国际化程度的影响越大。另外,新创企业即使不需要建立正式商业伙伴关系也会受到地理邻近企业带来的影响。当企业总部所处区域拥有的国际化企业数量较多时,企业沉浸在具有国际化知识的环境中,也能获益于国际化知识,从而促进企业国际化(Fernhaber和Li,2013)。因为新创企业的发展非常依赖于当地环境,管理者的注意力会分配至地理邻近企业上,从中获取国际化信息,发展国际合作伙伴(Fernhaber和Li,2013)。
2. 母国机构网络。机构网络被定义为企业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孵化器、科研机构、海外发展的支持和咨询机构等组织建立的关系(Oparaocha,2015)。学者们通过对瑞典和芬兰的新创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机构网络能为中小企业国际创业带来以下好处:提供咨询和知识支持,提供关于海外运作基金的信息,帮助企业寻找合作伙伴,提供海外市场信息,为企业提供创新基金和FDI奖励(Oparaocha,2015)。在中国情境下,制度网络在新创企业的国际化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如Ma等(2016)发现新创企业的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有效调节了区域市场化程度与国际化程度的积极关系;Zhang等(2016)得出政治纽带比商业纽带更能增强国际创业导向对国际化的影响的结论。
3. 母国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指个体与个体之间建立的网络,也有研究将其归为企业的非正式网络(Oparaocha,2015)。国际新创企业虽然因为外来者劣势和新创企业劣势很难取得好的国际化绩效,但“关系”社会网络却能够改变这一状况(Zhou等,2007),因为“关系”帮助新创企业节省了信息搜索成本,减少了海外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进一步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Kiss和Danis在对转型经济体中的新创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在转型初期拥有国内社会网络(强关系)的创业者能更好地获取母国合法性,从而接触到帮助企业进行早期国际化的资源和能力(Kiss和Danis,2010)。相关实证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个人的母国关系网络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积极影响(如Manolova等,2010)。
(二)产业视角
母国的产业环境从国际新创企业现象成为学术课题之初便被认为是新创企业国际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Oviatt和McDougall,1994)。通过文献回顾,本文发现以往研究从母国的产业特征和产业集群两个角度刻画了母国产业环境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1. 母国产业特征。国际新创企业一直被认为容易诞生在产品和服务市场较小、产业竞争激烈的国家(Freeman等,2006;Fan和Phan,2007;Cavusgil和Knight,2015;Naudé和Rossouw,2010)。但随着诞生于美国、中国等较大市场的国际新创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新创企业从母国产业劣势逃离(escape)的理论已不能完全解释母国产业特征对其国际化的影响(Knight和Liesch,2016)。例如,学者们通过对浙江省国际新创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较大的母国市场也可以成为新创企业持续国际化发展的基石,立足于更大的母国市场的企业被锻炼得更好,更有能力持续在国际市场拓展(Lin等,2016)。Fernhaber等(2007)则提出了母国产业特征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的12个假设,主要包括:所属产业处于成长阶段的新创企业拥有更多的市场机会,该阶段企业战略选择的容错空间大,因此创业者更可能选择国际化;母国产业的知识密度越高,新创企业越容易获取国际化所需信息;母国产业的国际化水平与全球集聚程度越高,企业越容易接触国际化所需的资源;母国风险投资机构的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够为新创企业国际化提供资本支持;另外,上述产业特征互相补充,对新创企业国际化产生积极的交互作用。
2. 母国产业集群。学者们在对新创企业国际化多种驱动要素的研究中发现,从属于特定产业集群的新创企业能够更快速地开始国际化(Zucchella等,2007)。新创企业在缺乏资源和经验的情况下,高度依赖当地环境以获得运营资源,而从属于特定产业集群的新创企业能够获得附近企业和政策环境带来的直接资源,这些资源被运用到国际市场中,成为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Porter,1998)。Fernhaber等(2007)借用种群生态理论解释了集群集中度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集中度的增加一开始为企业提供了国际化所需的资源,但随着集中度的进一步增加,企业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其获取资源的可能性下降,不足以支撑企业进行更多的国际化活动。因此,集群的集中度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呈倒U形关系。通过对德国生物科技集群的研究,Al-Laham和Souitaris(2008)发现集群的三个特征会影响新创企业借助国际研发伙伴关系进行的国际化,分别是集群中国际化企业的数量、集群中与公共科研机构有合作关系的企业数量以及新创企业在母国集群科研网络中的地位。
(三)制度视角
制度基础观认为,企业必须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国际化决策及开展国际化活动(Peng,2002)。相较于成熟企业,新创企业面临更多的合法性不足带来的挑战,因此会受到更多的来自制度环境的影响(Yamakawa等,2008)。我们以制度正式程度作为标准,将母国制度要素简单地分为正式制度(包括规则和法律等)和非正式制度(包括社会规范、道德和文化等)两类(Peng等,2009),分别讨论它们对于新创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1. 母国正式制度。母国正式制度为新创企业国际化提供了推力。Cheng和Yu(2008)通过对新兴国家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面临来自母国快速变化的制度带来的同构压力(isomorphic pressure)越大,越会通过快速国际化来获得更高的母国合法性;当管理者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处理规制要求时,新创企业的出口程度会更低(Naudé 和Rossouw,2010);当母国制度对成熟企业和国有企业更有利时,新创企业倾向于逃离到发达国家市场,以追求更平等的制度环境(Yamakawa等,2008)。另外,新创企业到制度发展水平较母国更高的东道国发展能取得更好的绩效,而自由度更高的母国区域环境能起正向调节作用(Deng等,2018),在自由度高的区域制度环境中运作的新创企业更能发挥其学习优势,取得更优秀的海外扩张成果。由此可见,母国制度环境也能为新创企业国际化带来优势。
母国政府作为正式制度的决策者和参与者,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新兴经济体中,政府支持是企业国际化重要的优势来源之一(Gaur等,2018)。Nasra和Dacin(2010)在对迪拜的案例研究中发现,政府可以成为国际创业的关键参与者和支持者。由于母国的制度环境受到宗教和历史因素影响,新创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缺陷一时难以改变,政府可通过国家建立自贸区、直接投资等支持政策来启动国际化。在中国,“一带一路”与“走出去”等政策为希望拓展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资源支持。学者们通过对中国775家新创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政府在新兴经济体中是重要的制度参与者,掌握着资源配置的权力,政府支持能够增强新创企业吸收信息的能力和制度适应能力,从而提高国际化绩效(Lu等,2010)。Ma等学者(2016)也发现中国区域市场化程度与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正向相关;而当新创企业的政治资本增加时,企业能收获到更多的政府支持,区域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会更加显著。
2. 母国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也能够为新创企业国际化提供有利条件。长期生活在特定非正式制度环境中的创业者会受其影响,形成特定的认知模式;创业者的认知模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创企业国际化行为选择(Zahra等,2005)。学者通过对来自39个不同国家的20 650名创业者的问卷调查发现,母国非正式制度要素中鼓励自我表达、绩效导向和社会对创业的需求程度越高,创业者越倾向于选择在国际市场创业这一高风险、具有挑战性和潜在高收益的决策,他们所建立的新创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高(Muralidharan和Pathak,2017)。也有研究综合考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如Bangara(2011)等学者指出,新兴国家的制度环境可以培养新创企业的新兴市场进取性。新兴市场进取性包括以下三个维度:先动性、顺应力和毅力,具有新兴市场进取性的新创企业能够提出顺应制度特色的企业战略以应对国际化带来的挑战。
四、母国要素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的主要机制通过揭示母国要素的不同影响机制,理解以母国要素作为主题的研究对新创企业国际化领域的贡献,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性指导。本文选取的研究共揭示了三种母国要素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影响机制:一是“逃离”机制,指母国的市场缺陷和制度缺陷导致新创企业逃离母国并前往海外市场发展;二是能力构建机制,指母国要素帮助新创企业构建动态能力,形成竞争优势,成为新创企业国际化的推动器;三是组织学习机制,即母国要素增强新创企业的学习优势,拓展知识来源,促进企业快速国际化。
逃离机制是在新创企业国际化领域被广泛用于解释国际化的动因之一,因此前期的实证研究和多数综述研究在引入制度、产业等变量时会以逃离机制作为主要解释机制(Yamakawa等,2008)。组织学习机制经常被用于解释快速国际化现象(Autio等,2000)。从组织学习理论出发,学者们提出了国际新创企业最突出的特征——新生学习优势(LAN)。以往研究关注新创企业在海外的学习优势,而以母国要素作为主题的研究为理解新创企业不同的知识来源提供了新的思路。另外,新创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动态能力(Luo,2000),新创企业与动态环境的互动是能力构建的基础。有研究将组织学习看作是动态能力升级的前因或途径之一(Luo,2000;Zhou等,2010),因此学者们在运用不同视角探索母国要素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时,可能组合甚至混淆两种机制进行阐述,但组织学习理论作为新创企业国际化领域的重要理论基础,其基本假设和作用机制与动态能力理论有明显差异,因此本文在进行机制归类时严谨地对此做出区分。
为了进一步理解母国要素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的作用机制,下文也将从网络、产业和制度三种要素类型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进行综述,它们的影响机制分析以及代表文章、研究总结可见表3。
逃离机制 | 组织学习机制 | 能力构建机制 | |
机制描述与基本假设 | •不理想的母国环境促使新创企业“逃离”至海外市场寻求发展
•国际新创企业往往诞生于母国市场较小、产业竞争激烈的国家和地区 |
•新创企业相较成熟企业在海外市场具有学习优势(LAN),主要表现为组织惯性小、更容易识别机会等
•新创企业的知识主要来自其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学习和创业者的经验 |
•新创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动态能力(能力持有、能力配置和能力升级)
•新创企业与动态环境的互动是能力构建的基础,如在东道国的经验学习促进能力升级 |
网络要素及代表研究 | 暂无 | •从正式商业网络获得知识(Sigfusson和Harris,2013等)
•从非正式网络获得知识(Fernhaber和Li,2013等) •从地理临近企业获得知识(Fernhaber等,2009) |
•具有国际化经验的商业伙伴增强新创企业的学习优势(Zahra等,2018)
•政治与商业纽带提高了创业导向对国际化的积极作用(Zhang,2016) •“关系”社会网络增强快速国际化的能力和灵活性(Zhou等,2007) |
市场要素及代表研究 | •因市场规模小逃离(Fan和Phan,2007等)
•因产业竞争激烈逃离(Cannone和Ughett,2014等) |
•向产业内国际化/大规模/快速发展的企业模仿学习(Fernhaber等,2009)
•产业集群内国际化企业的知识溢出(Al-Laham和Souitaris,2008) |
•产业集聚使企业吸收更多海外运营所需信息和资源(Zucchella 等,2007)
•产业集群内的风险投资与科研机构等提高国际创业能力(Laurell等,2013) |
制度要素及代表研究 | •因制度同构压力逃离(Cheng和Yu,2008)
•因区域制度自由度低逃离(Deng等,2018) •因制度发展程度低逃离(Ma等,2016等) |
暂无 | •制度支持提升新创企业信息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Lu等,2010)
•新兴国家制度使新创企业具备新兴市场进取性(Bangara等,2012) •制度发展水平培养新创企业在海外的运营能力(Knight和Liesch,2016等) |
研究结论 | 从产业视角出发解构不同产业特征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的驱动作用;从制度视角出发探讨了国家层和区域层正式制度的发展程度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的驱动作用 | 母国的网络伙伴和产业集群能够成为新创企业国际化知识的来源,研究揭示了新创企业主动获得知识(通过建立网络关系或模仿学习)和被动获得知识(通过知识溢出)两种学习途径 | 企业动态能力定义范围广,母国要素帮助企业构建的能力类型多样,强度深浅不一。网络、产业和制度三种要素能够提升新创企业动态能力的不同维度,进而影响其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 |
研究贡献 | 遵循基本假设,丰富对新创企业国际化动因的理解,对导致新创企业“逃离”的制度和市场因素解构详细 | 通过探索新创企业在母国的学习,补充了新创企业的知识来源(研究主题从东道国学习到母国学习) | 探索了母国要素如何从不同方面提升企业动态能力,增加了对新创企业是如何构建动态能力这一问题的了解 |
(一)逃离机制
1. 市场要素与逃离机制。相关研究发现,母国市场规模小及产业竞争激烈是新创企业进行国际扩张的重要前因(Freeman等,2006;Fan和Phan,2007;Cavusgil和Knight,2015)。在母国面临激烈竞争时,新创企业难以通过自身努力立足于母国市场,因此选择“逃离”至海外市场。当母国产业集中度很高时,大量竞争对手的存在使得新创企业难以获取进行国际化的资源(Fernhaber等,2007)。此外,对新兴经济体的研究发现,即使母国存在较大市场,新创企业依然希望平衡海内外市场份额,以降低在单一市场运营的风险(Lin等,2016)。
2. 制度要素与逃离机制。当母国的制度缺陷导致新创企业在母国经营面临困难时,企业会选择到制度化水平更高的海外市场发展。如来自母国制度的同构压力会促使企业更早地国际化(Cheng和Yu,2008)。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具有制度缺陷的母国环境提高了新创企业在母国的运营成本,将推动新创企业扩张至制度发展水平更高的海外市场(Deng等,2018)。Yamakawa等(2008)也提出,当母国制度不能支持新创企业发展时,企业会倾向于逃离至发达国家市场以追求更公平的制度环境。
上述研究或从产业视角出发解构了不同产业特征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的驱动作用,或从制度视角出发探讨了国家和区域层面正式制度的发展程度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的驱动作用。母国要素本来就是提出逃离理论的国际商务学者们关注的主体,因此,本文所引用的研究多为对原有假设的实证演绎,对理论的贡献程度有限。
(二)能力构建机制
企业在母国获得的资源和能力为早期国际化提供了原始推力。与成熟企业相比,新创企业缺乏资源和能力优势(Oviatt和McDougall,1994),但新创企业能够借助特定的母国要素进行动态能力构建。Luo(2000)将企业国际化的动态能力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能力持有(capability possession)、能力配置(capability deployment)和能力升级(capability upgrading)。能力持有描述了企业原本拥有的独特资源、组织管理、国际化伙伴、国际化经验等帮助企业形成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的能力;能力配置是企业对于所持有能力的配置和运用;能力升级即企业根据动态环境不断进行能力升级与更新的过程。通过前文的总结不难发现,母国要素既可以是新创企业独特能力的来源,也可以作为情境变量影响新创企业的能力配置和能力升级。
1. 网络要素与能力构建机制。母国网络伙伴是新创企业能力持有的来源。新创企业在海外市场面临外来者劣势和新创企业劣势,建立网络关系能够帮助新创企业更快地获得海外市场合法性。在母国的网络伙伴能帮助新创企业提前获取海外市场信息和资源(Laanti等,2007),使其海外运营更加顺利,如:“关系”网络增强了企业进行快速国际化的能力和灵活性。
母国网络伙伴促进新创企业能力配置和升级。虽然新创企业具有学习优势和组织结构优势,但核心资源缺乏、吸收能力不足可能导致其海外绩效不佳(Zahra,2005)。此时,具有国际化运营经验的母国商业伙伴的存在,使新创企业能够在国际化前进行运营经验积累和建立国际化所需的网络关系,从而更快地适应海外市场,最大程度地发挥新创企业优势(Zahra等,2018)。另外,母国的政治和商业纽带亦被证明能够提高新创企业创业导向对国际化的积极作用(Zhang等,2016)。
2. 产业要素与能力构建机制。产业环境是新创企业能力持有的来源。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产业环境能够为新创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提供竞争优势(Fernhaber等,2007),母国产业环境的独特性可以成为企业获得资源的重要渠道,促进企业获得更好的国际化绩效(Knight,2016);而位于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也能够通过集群中的同行企业、科研机构等组织获取早期国际化所需资源和能力(Zucchella等,2007;Al-Laham和Souitaris,2008),尤其产业集群内的风险投资机构与科研机构发展水平越高,新创企业越能从集群中直接获益,储备国际化所需的技术能力和资本(Laurell等,2013)。
3. 制度要素与能力构建机制。制度环境是新创企业能力持有的来源。母国政府和制度是新创企业进行早期国际化的另一重要支持(Nasra和Dacin,2010),中央和地方的正式制度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培养新创企业在制度发达地区的运营能力(Knight和Liesch,2016;Deng等,2018)。另外,新兴经济体的制度环境使企业具备了新兴市场进取性,这是新创企业进行有效海外扩张战略选择的重要前提(Bangara等,2012)。从微观来看,国际创业者的导向、动机和经验是新创企业国际化动态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个体的认知模式和价值取向在成长环境中形成,非正式制度亦被证明能构建新创企业国际化的动态能力(Muralidharan和Pathak,2017)。
制度环境促进了新创企业能力配置和升级。新创企业在母国的活动提高了其在特定制度环境下运营的能力,拥有更多政治资本和政治纽带的企业被认为能够更好地利用优势进行国际化(Ma等,2016;Zhang等,2016)。Lu等(2010)也发现,新创企业在母国的制度资本通过提升其信息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使新兴经济体的新创企业更好地适应东道国环境。
综上所述,由于企业动态能力定义范围广,因而母国要素帮助企业构建的能力类型多样,强度深浅不一。网络、产业和制度三种要素能够提升新创企业动态能力的不同维度,进而影响其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
(三)组织学习机制
国际新创企业的一大重要特征是其学习优势(Zahra,2005)。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认为新创企业的知识主要来自其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学习和创业者的经验,忽视了母国也可以成为企业知识的重要来源(Liu等,2016)。
1. 网络要素与组织学习机制。根据本文第三部分的介绍,新创企业的学习对象可以是其母国网络伙伴,包括商业网络、社会网络和机构网络伙伴。新创企业通过主动模仿母国的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伙伴企业可以快速获取国际化知识和经验。
除了正式的网络关系,地理相近的母国企业作为非正式网络伙伴是新创企业最便捷的知识来源(Fernhaber等,2009;Fernhabe和Li,2010)。Zahra等(2018)认为,新创企业能够在母国的环境中有效地学习到与国际化相关的知识。当新创企业在当地与邻近企业进行非正式互动(如交易会、当地行业协会、社交活动等)时,知识会从这些企业转移到新创企业。值得注意的是,新创企业向地理邻近的国际化企业学习的效果受到企业高管团队本身国际化经验程度的负向调节,二者是替代关系。对于高管团队缺乏国际化经验的新创企业而言,母国区域环境中的国际化企业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国际化知识来源(Milano和Fernhaber,2014)。
2. 产业要素与组织学习机制。与地理邻近企业的作用机制类似,来自于所属产业集群中的企业(Zucchella等,2007)的知识溢出是新创企业重要的学习方式之一。产生知识外溢的企业通常是产业中的外资企业或已经有国际化销售的企业。产业集群里的企业密度和知识密度影响知识溢出的效果(Fernhaber,2007)。除了集群中国际化企业数量会影响新创企业基于频率的模仿以外,这些国际化企业中的大企业和快速增长企业的比例也显著影响了新创企业基于特质和基于结果的模仿(Fernhaber和Li,2010)。最后,企业在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学习方式组合也会导致其走向不一样的国际化发展道路(Karafyllia和Zucchella,2017)。
母国要素通过提高新创企业的学习优势,为新创企业提供知识来源,使新创企业在海内外进行有效的组织学习,顺利推动国际化。知识溢出和模仿学习是新创企业在母国学习的两种方式。知识溢出是企业因处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产业或区域环境中而被动接收到的国际化知识,模仿学习则是企业通过主动模仿和跟随其他国际化企业行为而获得知识的过程。上述研究在肯定新创企业在海外具有学习优势的同时,丰富了学界对其知识来源的理解。
五、结论和未来研究展望(一)结论
本研究将母国要素按视角分为网络、产业和制度三种类型,首先总结了不同要素对于新创企业国际化的作用,再以三个视角为基础分析母国要素的影响机制特征。关于母国要素对新创企业国际化影响的研究,可以从母国要素类型及其影响机制两方面总结其特征与不足:
1. 对母国要素的探索。从网络视角来看,新创企业或者通过组织和个人在母国建立和发展网络关系,获取必需的资源和信息;或者借助国内关系网络发展海外关系网络,以克服其国际化面临的劣势,取得更好的国际化绩效。从产业视角来看,新创企业在缺乏资源和经验的情况下,高度依赖产业资源,这些资源能够被运用到国际市场中,成为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从制度视角来看,正式制度能够为新创企业提供直接的国际化政策支持;非正式制度框定了新创企业创业者和管理者的认知模式,影响其决策。三种要素中,对网络要素和产业要素的研究所选取的变量最为丰富,原因可能是产业和网络的理论在战略管理领域和国际商务领域的发展时间更长,测量更成熟,通过实证研究探索传统网络要素和产业要素及其影响机制的可行性更高;而针对母国制度环境的研究新颖性更强,它们一方面为政府政策设计提供了有效建议,另一方面也为新创企业提供了利用制度环境优势的思路,这部分研究与母国要素特征结合得最紧密。综合上文论述可以发现,国际创业领域对于不同类别的母国要素及其交互作用的探索依然存在很大空间。
此外,关注具有来源国特征的母国要素的文章不足。以中国(7篇)和美国(5篇)作为来源国的研究是最多的;另外有12篇研究关注发展中国家。除了Nasra和Dacin(2010)对于迪拜的案例分析以及Zhou等(2007)对于中国“关系”网络的实证研究,大部分文章并没有突出来源国特征,也没有就不同来源国的作用进行对比,因此存在一定局限性。
2. 对母国机制的揭示。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本文发现母国要素对新创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影响机制主要有三种:逃离机制、能力构建机制以及组织学习机制。从表3可以看出,母国产业要素通过逃离机制、能力构建机制以及组织学习机制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的行为和绩效;母国网络要素主要通过帮助新创企业进行能力构建和组织学习,为其塑造国际化竞争优势;母国制度要素主要通过逃离机制和能力构建机制促进新创企业的国际化。因此,各类母国要素都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作用机制之间的差异较小。
通过总结不同机制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增加了对母国要素的研究之后,该机制的理论假设是如何被挑战和修正的。最突出的研究贡献来自于关于组织学习机制的研究,这些研究发现母国要素也是新创企业重要的知识来源,但也肯定了过多、过强的母国学习会拖累新创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学习,降低海外市场对于创业者的重要性。而关于逃离机制和能力构建机制的研究,其贡献主要是在原有假设的基础上,对逃离的前因和企业动态能力的不同维度进行解构,分别讨论其中母国要素的作用。
上文总结的三种机制主要是从传统战略管理理论出发,考虑企业层面的能力构建、组织学习和战略选择等问题,只有一篇文章明确关注创业者个体层面的影响(Muralidharan和Pathak,2017)。当前研究也缺乏对于不同机制的交互作用的考虑,更未同时考虑母国要素可能给新创企业国际化带来的优势和劣势。另外,与母国要素类似,母国要素的作用机制的揭示也未充分考虑不同来源国特征在作用机制上产生的差别。
(二)未来研究展望
1. 探索来源国特征要素。由上文的评述可以发现,目前少有研究分析来源国特征可能为新创企业国际化带来的优势或劣势。而基于国际商务的研究,除外来者劣势、局外者劣势外,企业还会面临来源国劣势,新兴国家企业会面临新兴国劣势等。这些劣势对新创企业的挑战更加严峻。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改变进入模式,可以克服来源国劣势影响,如通过成立合资企业能够更好地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Meyer等,2014)。此外,也有学者(Bangara,2011)对新兴国家劣势的假设提出挑战,提出新兴国家的制度环境可以培养新创企业的新兴市场进取性,这些新创企业更能提出顺应制度特色的企业战略以应对国际化带来的挑战。但我们依然未能从文献中了解新兴市场进取性等特征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依托来源国特征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能够进一步探索母国要素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的机制。
2. 引入母国要素优势和劣势对比研究。母国要素能为新创企业国际化提供支持,也能造成阻碍。因此,母国要素可同时成为新创企业国际化的优势和劣势。目前在新创企业国际化研究中,尚未有学者直接对比来源国的优势和劣势,或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探索这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机制。而在国际商务研究中,有学者关注到母国的制度支持和行业劣势会同时作用于企业国际化(Gaur等,2018)。在对中国的350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后,学者们发现企业感知到的政府支持对于企业对外投资有促进作用,而感知到的行业劣势会驱动企业逃离至海外市场。该研究虽然同时分析了母国制度优势和行业劣势,但二者作用机制有明显差别。其中,制度优势塑造了企业的能力,行业劣势影响企业在母国继续运营的意愿。总体而言,两种母国要素都能促进企业加大对外投资。我们期待未来研究除了探索更多可能的影响机制,还能关注当母国要素对新创企业国际化影响的方向不一致时,不同要素是如何互相抵消或交互影响的。
3. 探索母国要素对创业者认知模式的影响。在针对母国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及母国非正式制度环境对于创业者决策思维的塑造(Muralidharan和Pathak,2017),但整体而言对于母国要素如何影响创业者认知的研究尚不多。Nadkarni和Perez(2007)提出母国思维模式(domestic mindset)概念,指高管团队在企业开展国际化活动之前所建立的知识结构。母国资源和竞争活动的多样性使管理者拥有复杂性更高的母国思维模式,这些管理者倾向于选择高承诺度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Nadkarni和Perez,2007)。新创企业国际化领域的学者也提出应从认知视角研究国际创业行为(Zahra等,2005)。该视角的基本假设是国际创业活动依赖于创业者的认知特质和模式。未来研究可以关注国际创业者的认知模型是怎么形成的,其中母国要素扮演了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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