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活动一直是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创业者作为整个创业活动的实施者，在创业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他们不满足于现有的企业运作方式和管理制度以及对于创造更高企业价值的战略引导等方面（Meglino等，2002）。早期的创业研究学者认为，探讨创业者创业个人特质与创业行动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创业过程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后续的学者进一步指出，创业者个体特质是解释创业者如何将创业愿景转化为创业行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这种创业绩效受到创业者所在文化情境以及创业者对于外部环境感知、社会规范认知的推动和影响（Ketchen，2011）。因此，以创业者精神品质、社会关系以及学习能力等为核心因素的创业者个体特质是探究创业过程及其绩效的重要途径，一直受到国外创业管理学者的普遍重视（Corner和Ho，2010）。虽然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创业者在促进创业绩效提升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Ahuja和Katila，2004；许小东和陶劲松，2010；程聪等，2014），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学者们关于创业者个体特质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却存在较大的差异（Kor和Leblebici，2005；Chandler等，2011；张骁等，2009；钟卫东和黄兆信，2012）。一方面是由于研究样本选择不同，创业者之间不仅在个性特质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受到特定文化背景、成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创业者在机会把握、行动模式上也存在很大区别。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具体来说就是研究嵌入视角、研究设计等的差异，例如创业者研究变量选择、维度划分等。本文尝试采用Meta方法将国内外关于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具体包括从创业者创业精神、社会资本与学习能力三个方面来论证创业者个体特质对于创业绩效的一般性影响机制，并探讨创业者文化背景和创业环境在其中的可能调节效应。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本研究的可能学术贡献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采用Meta分析方法克服了以往单项研究在样本选取、研究设计以及评价侧重点等方面差异可能导致的研究误差，首次全面评价了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机制，获得了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影响关系的一般性结论。另一方面，从创业精神、社会资本及学习能力三个视角刻画了创业者对于创业绩效影响机制的差异，并且获得了文化背景和创业环境在创业者创业精神、社会资本及学习能力对于创业绩效影响机制调节的差异性，构建了一个统合性的创业者与创业绩效关系理论框架。

（一）创业者相关研究梳理

在创业研究中，影响创业者获得成功的前因条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创业过程的复杂性，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分析，概括起来看，主要包括创业者个体特质（Shepherd和Shepherd，2011；Shirokova等，2016；程聪，2015；单标安等，2017）、创业者社会资本（Batjargal，2007；Yoon等，2015；韩炜等，2013；张鹏等，2015）与创业者学习能力（Politis，2005；Martín-Rojas等，2013；García-Morales等，2014；程聪等，2014）三方面。针对这些角度，学者们获得了大量的研究结论，例如创业者特质中的个人魅力、责任心以及决断力等（Patzelt和Shepherd，2011），中国情境下的创始人社会威望、社会关系积累等（张鹏等，2015），以及创始人超强的适应性与学习能力（García-Morales等，2014）。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对这三个层面的创业者创业活动可能影响要素进行统筹分析。事实上，创业者的创业精神、社会资本以及学习能力都可能会对创业活动产生交互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创业者这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展开综合性讨论。

1.创业精神

创业精神也称为企业家精神，学者们一般从心理学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企业家在创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个体特质及其行为模式，并认为创新与风险承担精神是反映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方面（卫维平，2008）。由于研究侧重点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关于创业精神的界定并不一致。Miller（1983）认为，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创新、冒险以及开放等精神品质是创业精神的核心内容，随着企业的不断成长这种精神品质将进一步渗透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实践中，具体表现在企业产品研发和设计方面的创新、创业者在企业战略决策方面的冒险倾向，以及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灵活性等。后来，Covin和Slevin（1991）、Farjoun（2008）在此基础上对创业精神内涵进行了拓展。Covin和Slevin（1991）认为创业精神不仅体现在企业竞争方式的灵活性方面，还体现在创业者与创业团队成员以及其他外部成员在创业理念、关系建立方面的认同感与成效感。而Farjoun（2008）则主要是对创业精神的表现主体进行了拓展，他认为创业精神不仅仅通过创业者体现出来，还通过创业者所组建的创业团队及其建立的企业体现出来。Shirokova等（2016）指出，学生创业者与生俱来的创业特质更可能需要独特的创业环境来启发，进而推动学生创业的成功率。程聪（2015）则强调了创业者心理资本对于创业绩效的积极意义。

2.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所能利用的与创业活动有关的社会资源，包括原材料、资金、技术以及人际关系等。Westlund和Bolton（2003）明确指出，社会资本是创业者创立新企业并解决企业创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所有社会资源、关系的综合。由于创业者在创建企业过程中需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在实际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也利用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来替代创业者的社会资本（房路生，2010）。随着社会网络研究方法的日益完善与成熟，从社会网络视角来分析社会资本在方法论上相对容易，这就为社会资本研究提供了更加可行的方案。一些学者也提出社会资本镶嵌在创业活动所在地区的特定文化中（Goslin和Barge，1986），是创业网络以及其他创业相关机构的关系总和。从创业者本身来看，社会资本与创业者个人背景、成长经历以及工作经验密切相关，当前的社会资本主要反映在创业者拥有与其创业活动相关的社会关系方面。韩炜等（2013）基于中国文化制度情境，探讨了创业者初始资本的富集性、社会资本获得对于创业者创业活动效率的可能影响机制。创业者的社会资本能够在创业者持续的创业活动中不断累积，即创业者的创业经验、关系网络以及人员互动是能够通过创业活动实现贯通的，从而增加创业者的社会资本丰富度（李正彪，2010）。

3.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被认为是创业者识别与开发创业机会的重要方式之一，创业者通过自身敏锐的直觉、创造能力以及社会地位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张玉利等，2017），从而为推动创业过程的顺利展开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也保证创业活动的独特性。这种以自身独特个性特质为基础的学习行为强调创业者在创业资源获取与知识传递中的作用，例如很多学者都强调创业者的自我更新、先动性，以及市场营销能力对于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张骁等，2009；Politis，2005）。然而，大量的创业者创业实践表明，创业者的独特个性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特定产业模式下的创业绩效趋同问题。Kirzner（1973）认为，创业者对于创业机会的识别是建立在创业者自身知识禀赋与信息存量基础上的，创业者通过后天学习所获得的知识与经验是其成为信息不对称情境下创业成功的关键。Cantillon（1990）的研究也表明，很多创业者之所以对一些创业决策充满信心，就是基于他们独特的信息获取渠道和专属性知识从而做出对于稀缺性资源的准确识别。因此，通过学习行为获取异质性知识和高附加值信息是创业者提升创业成功的重要手段（陈文婷，2010）。近来的研究更是表明，创业人的学习能力不仅能够增强创业者的环境适应能力，同时也是对创业者社会资源拼凑、创业主动性的有效补充（Martín-Rojas等，2013；程聪等，2014）。总之，创业者的个体特质与创造力能够对其识别创业机会起到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创业者以资源搜索、创新思考、协作进取等内容为主的组织学习更加能够决定创业者的创业活动成效。

（二）创业绩效理论

创业绩效作为衡量创业活动成效的重要内容一直受到创业学者们的关注。然而，关于创业绩效的评价问题却一直是创业研究领域的难题之一（Skaggs和Huffman，2003），这是由于创业过程的特殊性所导致的。创业理论作为企业管理领域相对较新的一个研究方向，在理论基础、研究框架以及研究范式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对于创业绩效的界定及其指标选择更是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而关于到底处于哪一阶段的企业属于创业企业也是莫衷一是，况且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往往并不愿意透露自己在此阶段的真实发展态势。因此，在最初的创业绩效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借鉴组织绩效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创业绩效的问题（Gong，2003），并将企业效率、企业利润和企业成长作为衡量创业绩效的三个主要因素。后续的学者们则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需要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改进，当前关于创业绩效比较权威的测量维度是企业生存绩效和企业成长绩效。

1.企业生存绩效

企业生存绩效指能够维持企业持续发展的最低经营条件，因此生存绩效主要采用财务指标来衡量。在组织绩效评价研究中，常用的财务评价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利润率、投资回报率、资产回报率等方面（Pegels等，2000）。企业财务指标的优势在于客观、可比性强以及数据资料获取方便。随着市场导向、企业社会责任等理论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研究也指出了财务指标在衡量企业发展方面的不足之处（柳燕，2007），例如只能反映企业当前的发展状况，不能预测未来的企业状态等。生存绩效在创业绩效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创业企业首先必须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Rawley，2010），由于创业企业正处于成长期，大多数情况下财务状况自然无法与成熟企业相比，更需要其他指标来弥补财务指标在衡量新创企业绩效方面的不足。

2.企业成长绩效

创业企业研究需要重视创业企业的成长问题，而企业成长是一个持续的动态发展过程，由于当前学术界对于这种创业企业成长仍缺乏一种统一的财务数据进行评估，从而无法采用客观的财务指标对创业企业成长过程进行有效测量。因此，采用一种能够较好反映企业成长的测量指标就非常必要。那么，该如何来评价创业企业的成长呢？这需要从创业企业成长的具体内涵来分析，一般来说，创业企业成长主要体现在员工增加、企业销售额增长、企业合约数增加等方面。而在实际的创业企业成长绩效测量中，主要就是从企业员工数量、营业额以及收入增长等方面来度量的（沈超红，2006；田茂利，2007））。

（三）控制变量

1.创业家文化背景

从微观视角来看，创业者个体特质与行为方式受到创业家个人成长环境、社会阅历的影响。从那些获得巨大创业成功的创业家来看，其往往具有近乎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并且在其创业过程中塑造了其独特而富有号召力的精神品质。而从宏观视角来看，创业家所在地区或国家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和人际关系将对创业家的创业活动产生潜移默化的规制作用。当前国内外关于创业家文化背景的分析主要基于东西方文化背景差异性（Li等，2010；莫寰，2009），这种差异性的比较分析主要反映在以团队文化为核心的集体文化与强调自由为主的个体文化方面。因此，本文将以样本所在国家（地区）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作为判断创业家背景的主要依据，进一步将创业者文化背景划分为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和个体主义文化背景。

2.创业环境

大量的创业实践表明，创业过程中的交流互动机制主要受到当地政策、制度，以及特定交易模式的约束作用（李新春等，2008），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对于创业活动的支持、鼓励方面，除了创业者自身素质之外，创业环境的开放程度也是影响创业活动进程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地区）创业活动总是“集群式涌现”，而另一些国家（地区）创业活动并不活跃的重要原因（Beugelsdijk和Noorderhaven，2004）。因此，创业活动的发生地也是影响创业者创业活动实践的重要因素。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一般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以及社会制度体系等作为划分标准（Beugelsdijk，2010；Tan和Chow，2009）。本文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社会制度等将创业环境划分为开放情境和保守情境两种类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图 1 理论模型

图选项

（一）文献检索

为了全面检验创业者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效果，需要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全面检索，考虑到研究实际，本文的文献检索范围主要包括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文献的检索方式以电子数据库检索为主，并采用人工文献查阅检索为补充，这样就基本能够保证收集到比较完备的文献。文献检索工作从2012年10月开始持续到2012年12月。文献的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2012年10月，之所以将文献发表时间设定在2000年以后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通过文献的初步检索我们发现关于创业者与创业绩效的实证研究主要出现在2000年以后，2000年之前可以利用的文献很少。第二，创业活动由于受到特定时期政府政策、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文献发表时间跨度太大不利于进行截面数据的比较分析。第三，我国关于创业者与创业绩效的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的，为了避免中英文文献在发表时间上出现很大的落差，我们有必要淘汰一部分发表时间很早的英文文献，以保证中英文文献在研究方法、研究主题方面较好的收敛性。

（二）文献筛选

Meta分析对于文献的要求较高，一般来说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必须是实证研究；（2）文献中必须具有反映研究主题变量关系的相关系数或者通过推导能够计算出相关系数的其他系数；（3）如果发现采用同一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的多个文献，只取其中一个文献进行分析。根据本文关于创业者与创业绩效关系Meta分析的实际，除了满足以上三个基本条件以外，本文在文献筛选过程中还需满足以下条件：（1）文献必须涵盖本文前面所阐述的创业精神、社会资本、学习能力与企业生存绩效、企业成长绩效等研究变量关系中至少一个变量关系的实证研究系数；（2）研究样本必须具有明确的国家或地区界限。在将收集到的315篇文献按照上述标准逐一核对后，本文发现总共有66篇文献中的212个数据是可以利用的，66篇文献的总样本数为15 584个，其他文献未被利用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本文所需的相关系数。

（三）文献编码

在文献数据编码方面，本文参照Hunter（2004）等的操作方法，在编码时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1）效应值的编码采用相关系数为基准，并且以独立样本为基本单位；（2）在研究创业者与创业绩效关系时，根据研究层次的需要（整体创业绩效还是企业成长绩效或企业生存绩效），对企业成长绩效和企业生存绩效的报告结果进行效应值均值化处理。因此，在下文的数据分析中，由于分析层次的差异使得实际进入Meta分析的效应值存在数量方面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本文对于分析结果的讨论。为了保证本文所获得数据的可靠性，我们挑选了两位工作负责、充满热情同时又能够胜任本文数据编码工作的研究生来进行数据编码工作，编码的主要内容包括文献作者、出版时间、样本大小和特征、创业者与创业绩效测量维度以及相关系数及其他可以转化为相关系数的其他系数等。本文最终纳入Meta分析的文献数据统计如下：反映创业精神与创业绩效关系的文献数据有26个，反映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关系的文献数据有32个，反映学习能力与创业绩效的文献数据有44个。本文中我们也将采用Hunter和Schmidt（2004）所阐述的方法进行分析。我们以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或偏相关系数r作为计算效应值的源数据，经过上述步骤的数据处理后，纳入本文研究的原始文献一共有62篇共104个原始效应值。

在对检索文献进行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之前，本文首先对检索文献的发表偏差进行分析，本文所检索到的文献发表漏斗图如图2所示，本文所检索到的文献虽然没有完全呈现出倒立的漏斗形分布，但还是处于一种相对较为对称的平衡分布状态。另外，在下文的Meta分析中，我们将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进一步分类，因此，总体来看本文所检索到的文献在发表偏倚水平方面是可以接受的。

图 2 检索文献漏斗图

图选项

在计算创业者与创业绩效的整体效应值时，应充分考虑每个相关系数所对应的样本大小，为了保证每项研究对总体效应值的贡献程度与其样本在总样本中所占的比例相一致，我们采取了对每个效应值以其标准误平方的倒数为权重的方法进行加权计算（Pearce等，1982），具体公式为：

其中， ${w_i} = n - 3 $ ，i=1, 2, 3, …，ES_i表示第i个效应值统计量，w_i表示第i个效应值的方差倒数权重，i表示效应值数量，ES是所有效应值的加权效应值，即整体效应值。本文按照创业绩效测量的维度划分标准，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计算了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的整体效应值。需要指出的是，在关于创业者与整体创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中，除了报告创业绩效的文献之外，我们对文献进行了进一步审定，将来自于同一篇文献中具有对称性的数据（企业成长绩效与企业生存绩效均有报告）进行平均化处理作为整体绩效纳入Meta分析中，而只报告一项数据（只有企业成长绩效或企业生存绩效）的文献则不予考虑，另外，有一些文献既报告了对称性的数据，也报告了整体数据，此时我们只采用整体创业绩效数据。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异质性检验结果都是非常显著的（Z值和Q值的显著性水平都小于0.001）。另外，在文献数据检验异质性水平非常显著的情况下一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都将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一）Meta二元异质性检验

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探寻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研究结论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我们将利用二元异质性检验方法对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进一步检验。本文将创业者文化背景（本文中集体主义文化主要包括中日韩等亚洲国家，个体主义文化则主要包括欧美等西方国家）与创业者活动所在地区（本文将创业者活动地区划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纳入二元异质性检验中。二元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本文中所有效应值的检验结果都在95%置信区间0水平线的右侧（即95%CI下限大于0），这说明所获得的效应值具有良好的可信度水平。所有变量控制条件下的变量I²值均高于60%（最低为72.4%），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本文的检验结果具有较高的效度。本文中最小的失安全数为18，大于所对应的Meta分析文献数量7，其他样本中的失安全数都远大于文献数量，同时本文所用样本的平均失安全数为134，也远大于平均文献数量14，因此，本文所有控制条件下的变量关系检验结果都是强健的。从表2可以发现，因变量为创业绩效时，创业精神、社会资本与学习能力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作用是存在显著差异的（Q值分别为46.62，p < 0.001；94.16，p < 0.001；5.20，p < 0.05），创业精神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496，社会资本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328，学习能力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387。因变量为企业成长绩效时，创业精神与学习能力对于成长绩效的影响作用没有显著性差异（Q值为0.09，p=0.764），这说明创业精神与学习能力在影响企业成长绩效方面具有相似的作用机制。而创业精神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学习能力对于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作用是存在显著差异的（Q值分别为19.36，p < 0.001；10.62，p < 0.01）。因变量为企业生存绩效时，社会资本与学习能力对于企业生存绩效的影响作用没有显著性差异（Q值为2.13，p=0.144），这说明社会资本与学习能力在影响企业生存绩效方面具有相似的作用机制。而创业精神与社会资本、创业精神与学习能力对于企业生存绩效的影响作用是存在显著差异的（Q值分别为16.11，p < 0.001；26.92，p < 0.001）。

表2的结果还表明，在因变量是创业绩效的情况下，集体文化背景下的创业者与个体文化背景下的创业者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存在显著差异（Q值为156.12，p < 0.001），开放情境下的创业者与保守情境下的创业者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Q值为40.07，p < 0.001）。在因变量为企业成长绩效的情况下，集体文化背景下的创业者与个体文化背景下的创业者对于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作用存在显著差异（Q值为31.32，p < 0.01），开放情境下的创业者与保守情境下的创业者对于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Q值为102.43，p < 0.001）。在因变量为企业生存绩效的情况下，集体文化背景下的创业者与个体文化背景下的创业者对于企业生存绩效的影响作用存在显著差异（Q值为36.22，p < 0.01），开放情境下的创业者与保守情境下的创业者对于企业生存绩效的影响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Q值为43.26，p < 0.001）。

（二）Meta回归分析

从上文的Meta二元异质性分析可以看出，本文所检索到文献的大部分变量检验结果是显著的，这说明创业者与创业绩效测量方法的差异对于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效应还受到创业者文化背景、创业活动环境的重要影响。那么，创业者维度、文化氛围以及创业环境到底对企业绩效产生多大的影响呢？我们采用Meta回归分析进行进一步检验，首先本文构建了三个待检验回归方程模型：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其中，Z₁、Z₂和Z₃分别表示创业绩效、企业成长绩效和企业生存绩效，α₀、ε₀和 ${\phi _0}$ 是常数项，β₁…β₅、δ₁…δ₅和φ₁…φ₅是系数，cyjjs表示创业精神，cyjzb表示社会资本，cyjxx表示学习能力，wh表示创业者文化背景，hj表示创业环境。模型Ⅰ表示创业绩效与创业者及控制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模型Ⅱ表示企业成长绩效与创业者及控制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模型Ⅲ表示企业生存绩效与自变量创业者相关维度和控制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具体回归结果分别如表3、表4和表5所示：

从表3模型Ⅰ中的子模型2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和学习能力对创业绩效差异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β₂=0.112，p < 0.01；β₃=0.131，p < 0.01），创业精神则对创业绩效差异不产生显著影响。创业者文化背景和创业者所在环境对于创业绩效差异都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 β₅=0.092，p < 0.05；β₆=0.137，p < 0.01）。子模型1和子模型2的整体检验结果显著（F值分别为4.21和4.34，p都小于0.001），对比子模型1和子模型2我们可以发现，异质性导致的残差变异百分比I ²由69.44%上升到80.16%，这说明，关于创业者不同视角（社会资本和学习能力）的研究结果异质性是造成创业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占据了研究结果差异的69.44%），而关于控制变量（创业者文化背景和创业者创业活动环境）的文献研究结果异质性也是造成创业绩效差异的原因之一（占据了10.72%）。另外，从子模型1到子模型2，研究间方差可解释比例由24.73%上升到46.21%，这说明，关于创业者维度的差异[社会资本（正式关系vs非正式关系）和学习能力（经验式学习vs探索式学习）]的研究结果异质性是造成创业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占据了研究结果差异的24.73%），而关于控制变量[创业者文化背景（个人文化vs集体文化）和创业者创业活动环境（开放型vs保守型）]的文献研究结果异质性也是造成创业绩效差异的原因之一。

从表4模型Ⅱ中的子模型2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绩效差异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γ₂=0.107，p < 0.01），创业精神和学习能力则对企业成长绩效差异不产生显著影响。创业者文化背景和创业者所在环境对于企业创造绩效差异都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 γ₆=0.101，p < 0.05）。子模型1和子模型2的整体检验结果显著（F值分别为3.91和4.01，p都小于0.001），对比子模型1和子模型2我们可以发现，异质性导致的残差变异百分比I ²由43.69%上升到56.79%，这说明，关于创业者不同视角（社会资本）的研究结果异质性是造成企业成长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占据了研究结果差异的43.69%），而关于控制变量（创业者创业活动环境）的文献研究结果异质性也是造成企业创造绩效差异的原因之一（占据了研究结果差异的13.1%）。另外，从模型1到模型2，研究间方差可解释比例由17.67%上升到26.64%，这说明，关于创业者特定维度的差异[社会资本（正式关系vs非正式关系）]的研究结果异质性是造成企业成长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占据了研究结果差异的17.67%），而关于控制变量创业者创业活动环境（开放型vs保守型）的文献研究结果异质性也是造成企业创造绩效差异的原因之一（占据了研究结果差异的8.97%）。

由上述分析可知，社会资本是影响企业成长绩效的重要因素。无论是资源整合、交易模式还是企业/环境关系互动，都需要创业者充分调动自身社会资本来推进和实施。对于大多数创业者来说，正式的权力、社会地位及业务关系并不是先天赋予的，而需要创业者在长期的生活、工作历练中不断奋斗和争取，因此，这些正式的权利、地位及业务具有相对规范的实施机制和完善的运作体系。与此相对应的血缘、宗亲等地域性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资源禀赋则更多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由于具有传承性，并且不具有正式的约束效力，往往对创业者发挥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具有很大的地域局限性，难以在更加广泛的时空条件和制度体系下发挥作用。

从表5模型Ⅲ中的子模型2可以发现，学习能力对企业生存绩效差异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φ₃=0.096，p<0.05），创业精神和社会资本则对企业生存绩效差异不产生显著影响。创业者所在环境对于企业生存绩效差异都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φ₅=0.071，φ₆=0.123，p < 0.05）。子模型1和子模型2的整体检验结果显著（F值分别为4.17和4.23，p都小于0.001），对比子模型1和子模型2可以发现，异质性导致的残差变异百分比I ²由37.78%上升到51.64%，这说明，关于创业者不同视角（学习能力）的研究结果异质性是造成企业生存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占据了研究结果差异的37.78%），而关于控制变量（创业者创业活动环境）的文献研究结果异质性也是造成企业生存绩效差异的原因之一（占据了13.86%）。另外，从子模型1到子模型2，研究间方差可解释比例由18.74%上升到29.23%，这说明，关于学习能力（经验式学习vs探索式学习）的研究结果异质性是造成企业生存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占据了研究结果差异的18.74%），而关于控制变量创业者创业活动环境（开放型vs保守型）的文献研究结果异质性也是造成企业生存绩效差异的原因之一（占据了研究结果差异的10.49%）。

由此可知，学习能力是影响企业生存绩效的重要因素。创业者的学习能力受到创业者教育水平、阅历、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深刻影响，使得创业者在克服企业生存压力的渠道和方式上具有独特性。一般来说，那些社会地位相对较低、资源禀赋较少的创业者更多是通过模仿、改造以及业务依赖等方式获得企业更好的生存，即更多的是采取一种经验式学习模式。而相对于那些具备了较高社会地位，拥有丰富的知识、资源及信息优势的创业者，则更倾向于创新性更强的探索式学习模式来应对企业的生存绩效。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关于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62篇文献中的104个样本进行Meta检验，对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分析。主要获得了如下研究结论：

首先，Meta二元异质性分析表明，创业精神、社会资本与学习能力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从影响创业绩效的具体机制来看，创业精神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学习能力对于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企业生存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创业精神与社会资本、创业精神与学习能力也对企业生存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其次，本文的Meta回归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和学习能力对创业绩效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作用。创业过程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创业者行为、认知方式与当前创业趋势匹配与否等方面，也是决定创业者能否获取成功实施创业活动所需资源能力的重要体现。而创业者认知方式则受到创业者个人成长、生活经历和外部环境中政治文化制度体系的深刻影响；（2）从企业成长绩效来看，社会资本是影响企业成长绩效的重要因素。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企业资源整合方式、企业市场交易模式以及企业与外部环境中行为主体、制度政策体系之间的关系等发挥了关键性作用；（3）而从企业生存绩效来看，学习能力是影响企业生存绩效的重要因素。在外部激烈竞争情境下创业企业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这就迫使创业者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扭转这种不利于企业生存的局面；（4）本文还发现，创业环境是影响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重要调节因素。

（二）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实践启示：首先，由于创业者在阅历、知识以及资源储备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创业者在克服企业生存压力的渠道和方式上具有独特性，需要创业者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创业目标，以渡过创业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难。其次，要根据创业者所拥有的独特的资源优势，例如通过创业者自身奋斗所获得的正式的权力、社会地位及业务关系，或者创业者与生俱来的血缘、宗亲等地域性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资源禀赋，制定相适应的创业策略，以便发挥最大优势，提高创业绩效。最后，在创业活动跨区域、跨行业发展日趋明显的情境下，创业活动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主要局限在特定的创业环境之中，这就意味着创业环境对于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将更加复杂，要求创业者具备重视与外部的信息、资源交流的能力，并提高信息获取质量，重视创业者的持续学习能力对创业环境多样化的挑战。

总体而言，本文采用Meta分析技术对以往关于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总结性论证和评价。克服了以往单项研究在样本选取、研究设计以及评价侧重点等方面差异可能导致的研究误差，全面评价了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机制，获得了创业者与创业绩效之间影响关系的一般性结论。但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文的数据来源只限于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对于其他文献的搜集并不充分，这可能会对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本文主要从创业者自身相关影响因素的角度展开分析，事实上，创业环境、创业过程特征等都会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这也是后续研究中需要重点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