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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8年40卷第2期 |
- 李贲, 吴利华
- Li Ben, Wu Lihua
- 资源依赖还是创新制胜?——基于组织“烙印”作用的新企业生存研究
- Resource dependence or innovation success? on the survival of newly founded ventures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imprinting role
-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8, 40(2): 35-50
-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8, 40(2): 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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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 2017-05-20
2018第40卷第2期
Based on the imprin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this paper uses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innovative activities as the objects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ounding factors of newly founded ventures. It choses manufacturing firms founded from 2004 to 2006 in Jiangsu province as a sample, investigates the survival of these firms in the first 5 years after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analyzes the role of their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innovative activities in improving the survival of newly founded ventures.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novative activities a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to investigate heterogeneity in detail.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innovative activities is analyze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cross ite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the one hand, newly founded ventures employ resource bricolage by consuming resource endowments to gain the ability to survive; and on the other hand, newly founded ventures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innovative activities to consolidate their ability to survive. The survival of newly founded venture depends on the resource endowments while the innovation can increase the survival rate. In the meantime, innovative behavior and resource endowments have a substitution relation. In additi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innovative activities have different impacts, as the effect of supporting process innovation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productive process innovation, which is, in turn, stronger than the total effect of process innovation, but the effect of product innov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this paper deepens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zational imprinting theory to the evolution of enterprises while providing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rvival of newly founded ventur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一直不缺乏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开拓进取的新企业,但新企业寿命短、初创期存活率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王书斌和徐盈之,2016)。近五成的中国内资企业存活年龄在5年以下①;80%的新企业在成立后的头18个月里宣告失败②。为什么有的新企业能够生存下来并茁壮成长,而有的新企业则举步维艰,甚至死亡?哪些因素是影响新企业存活的决定因素?企业成长理论将内部因素看成企业成长与竞争优势的源泉(Penrose,1959),既有的研究往往重视企业发展轨迹对资源禀赋的路径依赖作用(朱晓红等,2014)。而从事产业实践的企业家们发现,技术是新企业生存的“护城河”,而资本不是,强调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①。在当前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下,考察新企业的生存和成长规律,进而提高新企业存活率、助力企业持续成长迫在眉睫。在新企业谋求生存的努力中,到底应该依赖于资源禀赋来获取生存机会,还是应该通过采取创新行为来夺取竞争优势,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①数据来源:国家工商总局2013年发布的《全国内资企业生存时间分析报告》。
②数据来源:彭博通讯社。
①资料来源:搜狐财经http://business.sohu.com/20161011/n470013148.shtml。
企业是经济发展和产业演化的重要微观主体,企业保持长期的生存能力是其最基本的经济目标(Dertouzos等,1989)。企业生存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管理学和组织学等领域的重要议题。既往的新企业生存研究重点考察企业生命周期的前期情况,往往以克服“新进入缺陷”②为切入点(韩炜和薛红志,2008)。新企业生存过程是路径依赖和结构惰性特征异常明显的组织演化活动(Geroski等,2010;田莉,2012)。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新企业的成立条件决定了企业初期存活率(Stinchcombe,1965;Singh和Lumsden,1990),并对企业未来成长和绩效产生持续的影响,即存在“烙印”作用(Boeker,1989;Shinkle和Kriauciunas,2012)。相关研究分别考察了多种类型的成立条件:外部环境条件、内部资源禀赋、企业战略选择、创业者及创业团队等(Lévesque和Shepherd,2004;Heirman和Clarysse,2004;Delmar和Shane,2006)。
②“新进入缺陷”(liability of newness)指新企业在刚创建后因为自身所存在的功能缺陷对生存环境的不适应,类似新生儿因为尚未发育齐全而出现的功能缺陷。新企业在创立之初容易遭遇失败和死亡,随着时间推移死亡率下降。“新进入缺陷”是新企业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成长困难和组织特征的集中体现。
资源约束是造成“新进入缺陷”的原因之一。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由各种生产资源组成的集合(Penrose,1959)。一些学者探讨了创立时资源禀赋和新企业生存的关系,将资源视为新企业应对“新进入缺陷”的重要工具,关注新企业创立时所拥有的资源存量对生存与成长的作用(田莉,2010)。近年来,基于资源拼凑理论的研究更深入地讨论在资源紧缺的情境下,新企业在初创期如何借助手头现有、零散和看似无价值的资源来凑合利用、即兴创作、突破资源约束(梁强等,2013;吴亮等,2016)。然而,由于新企业成立条件数据不易获取、对资源禀赋的度量存在难度,中国情境下资源禀赋与新企业生存的实证研究尚不充分。
另一些学者研究了创新行为对新企业生存的影响。产业组织理论、企业战略理论将企业行为看成联系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的重要途径,侧重于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多种行为决策变化。战略选择观强调初始战略选择特别是新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认为创新行为会产生持续的影响(Andrews,1971;Child等,2003;Wood和Michalisin,2010)。技术创新是提高企业效率的源泉,企业创新行为能够帮助企业提升风险抵御能力,释放生存风险(Fontana和Nesta,2009;鲍宗客,2016)。然而不同类型创新行为对新企业生存的影响不同,鲜有文献对不同创新活动的异质性作用进行区分。此外,既往的研究往往只纯粹地探讨了资源禀赋或者创新行为某一单个方面的作用。资源和创新可能存在内在的联系,对于创新行为与资源禀赋的交互关系值得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本文基于组织演化的“烙印”作用,试图以资源禀赋和创新行为作为新企业创立条件的研究对象,论证创立条件对新企业生存状态的影响。选择2004—2006年成立的江苏省制造业企业作为样本,通过考察这些企业在成立后5年内的生存情况,研究资源禀赋和创新行为对改善新企业生存状态的作用。在实证分析中,详细区分新企业生存过程中4种不同类型创新行为的异质性作用,同时,通过交叉项的引入,分析资源禀赋和创新行为在资源拼凑过程中的交互作用。本文不仅能丰富已有的研究成果,还为中国情境下新企业生存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出了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了样本数据、变量划分和模型设定;第四部分分析估计结果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烙印”作用与新企业生存
新企业的生存和成长是其克服“新进入缺陷”的过程;相对于成熟企业,在新企业组织演化过程中成立条件的“烙印”作用更为显著(Boeker,1989)。脱胎于生物学的“烙印”作用理论发现,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在其发展历程中,存在着若干“发展敏感期”(Pieper等,2015)。这些特定时期的内外条件更容易产生重大的影响:个体或者组织为了与内外条件相适应而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初始的或者过去的特征将持续影响其后期的行为和表现,不会轻易消失(Marquis和Tilcsik,2013;戴维奇等,2016)。这种现象就仿佛文件被盖章一样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由于“新进入缺陷”问题的存在,成立初期是新企业组织演化的首要敏感期。新企业成长过程的“烙印”机制表现为:在创立时刻新企业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原始资源,不同条件的资源禀赋塑造了企业独特的组织形式。进而,新企业依据创立时刻资源禀赋的特质来选择初始战略,企业战略与资源禀赋、组织结构相互匹配。更重要的是通过企业战略的实施又可以进一步获得新的资源,这些后期资源往往继承了初始资源的特征(田莉,2010;Johnson,2007)。每一期的企业战略是“烙印”作用延续的重要桥梁:企业战略的定位依托于前一期资源禀赋、组织结构的特点,同时战略的实施又是企业获取未来资源的重要手段。“烙印”机制还存在正向反馈过程:如果成立条件给新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即使是微小或者偶然的优势,都会成为未来优势的源泉,从而形成强化“烙印”作用的动力;新的“烙印”会不断地叠加到旧的“烙印”上去,进而呈现动态变化的状态(Eisenhardt和Schoonhoven,1990;Simsek等,2015;Judge等,2015)。
“烙印”作用的延续性在于战略决策的选择惯性和资源开发的路径依赖。资源禀赋和创新行为对新企业生存的影响在于:一方面,新企业耗用资源禀赋弥补试错成本,获取生存能力,弱化了不利于存活的“烙印”。同时,资源基础是新企业战略行为的起点,充裕的资源禀赋丰富了决策选择,也强化了有利于存活的“烙印”。另一方面,新企业实施创新活动获取竞争优势,巩固生存能力,强化了有利于存活的“烙印”。更重要的是在新企业的资源拼凑过程中,创新行为能够挖掘出资源禀赋的内在潜力和新价值,从而突破资源约束的困境,改善“新进入缺陷”问题。资源禀赋和创新行为这两种创立条件,通过“烙印”作用持续地影响新企业的生存状态。
(二)资源禀赋与新企业生存
新企业耗用资源禀赋弥补试错成本,获取生存能力,弱化了不利于存活的“烙印”。新企业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调整、验证和匹配的过程,是逐步从幼稚、不确定走向成熟、持续发展的过程。需要承担失败的风险,需要支付试错的成本。资源禀赋是新企业获取生存能力的必要条件,通过耗用资源禀赋,抵御创业风险,弥补试错成本,可以提高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Van de Ven等,1984;韩炜等,2013)。同时,资源基础是新企业战略决策的起点,丰富的资源禀赋强化了有利于存活的“烙印”。资源基础理论认为资源是企业创建和成长的基础(Penrose,1959)。新企业创立时刻的资源禀赋是企业正常开工、有序开展经营活动的前提。新企业依赖于资源禀赋进而实施第一步战略,丰富的资源禀赋可以提供更多的决策选择,也有助于更有效地进行战略实施和新资源获取(田莉,2012)。一旦新企业找到合适的经营模式,赢得生存机会,竞争优势就会不断地叠加到促进成长的路径上(Judge等,2015)。
企业资源可以分为人力资源、财务资源、物质资源、组织资源等多种形式(Barney,1991;蔡莉和尹苗苗,2008;董保宝和李全喜,2013)。新企业资源禀赋往往不会囊括上述全部资源,而只是掌握其中一种或几种(韩炜等,2013)。从新企业特征、资源拼凑过程、资源类型特点来看,资源禀赋主要体现为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人力资源是由个人能力与素养、教育背景、工作经验等构成的(Becker,2009):创业团队的企业家精神有助于提高新企业发展过程的成功率,既往的工作经验提供宝贵的先验知识和敏锐的商机嗅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利于新技术的识别与开发(Fatoki,2011;Hargis和Bradley Ⅲ,2011)。财务资源由各种来源的钱财构成(Abdulsaleh和Worthington,2013),体现为企业创立、经营和成长过程中所使用的资金(Petty和Bygrave,1993):财务资源支撑企业的初始投资,同时提供缓冲和保护伞以帮助企业抵御初创期的意外冲击(Cooper等,1994)。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1:创立时资源禀赋越丰富,新企业越容易存活。
(三)创新行为与新企业生存
新企业实施创新活动获取竞争优势,巩固生存能力,强化了有利于存活的“烙印”。新企业进入市场后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需要同在位企业竞争,争夺市场份额,谋求经济利润,维持企业经营(田志龙等,2010)。创新战略是联系前一期和后一期资源的“桥梁”:创新是新生产函数的建构,通过引入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形成新的生产能力(Schumpeter,1934),从而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改变成本收益结构。创新行为通过整合既有资源,形成专用性资产,其具有专用性功能且与企业经营模式密切联系(陈闯等,2009),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花磊和王文平,2014)。专用性资产有助于企业实现对研发成果的强有力控制和获取垄断研发成果的超额收益(徐虹等,2015),帮助新企业改善市场地位和开辟新市场(吴延兵和米增渝,2011;孙晓华和田晓芳,2010)。通过创新活动获得的超额收益和市场地位,可以成为新企业进一步巩固生存能力的保障,有助于新企业强化其持续发展的成长轨迹。
不同类型的创新行为对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影响存在差异。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两种重要方式。产品创新通过提高产品差异化程度来占领细分市场,通过开拓新市场来赢得商机,获得超额利润;工艺创新通过生产流程的改善来保障产品生产并实现成本优势,进而获取市场竞争的优势地位(毕克新等,2012)。同时,工艺创新也有多种类型,生产性工艺创新与辅助性工艺创新的作用也存在差异。生产性工艺创新是生产装备设施的改进和更新,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提高生产设备的先进程度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方面(毕克新等,2002)。与产品创新需要非物化技术不同,工艺创新更受益于资本物化的技术(Rouvinen,2002)。生产性工艺创新体现的是对物化技术的改进和制造环节效率的提高。辅助性工艺创新是通过改进、优化生产过程中的辅助性活动(如采购、物流、财务、信息化等)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2:创立时采取创新行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生产性工艺创新和辅助性工艺创新),有助于改善新企业的生存状态。
(四)资源拼凑:资源禀赋与创新行为的交互作用
新企业的资源拼凑过程,通过创新行为来挖掘资源禀赋的内在潜力和新价值,从而突破资源约束的困境,改善“新进入缺陷”问题。资源拼凑是新企业凑合着使用手头资源来把握新机遇、解决新问题、突破资源约束的即刻行为(Desa和Basu,2013)。资源拼凑是创造性再造过程,体现新企业在认识资源、使用资源、整合资源等全方位的创新行为。资源拼凑辩证地看待既有资源的有限性,摈弃了资源的无效组合和惯性思维,从“如何发展最优资源”到“如何最优地使用现有资源”是拼凑过程克服“新进入缺陷”的新思路(祝振铎和李新春,2016),实现了“就地取材”和“无中生有”的资源支持(梁强等,2013)。资源拼凑的“即兴”与“满意”原则,有助于新企业快速行动,避免因资源困境导致的机会丧失与市场失败,通过挖掘既有资源的潜在价值以突破资源约束,放弃了昂贵而耗时的最优资源搜寻过程,反而成为新企业赢得生存机会的最佳方案(Vanevenhoven等,2011;苏芳等,2016)。资源拼凑依赖于新企业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Baker和Nelson,2005),通过整合、重组、替换等创新方式,使新企业摆脱了对特定资源或资源拥有者的依赖,以较低成本获得相对满意、甚至是意料之外的成果(于晓宇等,2017)。善于拼凑的新企业可以识别手头资源的新属性,通过对现有资源的创新性利用,使同质资源产生差异化价值,发现其新用途,挖掘出其内在潜能。
资源拼凑过程是新企业在资源拮据的困境下谋求生存的努力,集中体现了创新行为与资源禀赋的交互作用。资源拼凑所利用的是手头资源,即资源禀赋,而不是从外部环境搜寻来的新资源。同时,资源拼凑的效果与拼凑组合、拼凑方式直接相关,可以是对已有资源的重新组合(Garud和Karnøe,2003),可以选择原本不被重用的资源(Desa和Basu,2013),也可以是资源之间的替代使用(Duymedjian和Rüling,2010),拼凑的成效依赖于新企业的创新行为能力(Baker和Nelson,2005)。创新行为与资源禀赋的交互作用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互补关系或者替代关系。资源拼凑过程是创新行为对资源禀赋的作用过程,创立时刻的资源禀赋会被消耗、转化、整合、替换以形成更合适的资源组合或者新的专用性资产,并被挖掘出新的用途与价值。一方面,创立时的资源禀赋越丰富,新企业越容易实施创新行为,越能够促进拼凑过程对新企业存活的影响,两者存在互补关系。另一方面,对于新企业而言,由于资源约束的存在,其创立初期的资源禀赋是有限的,同时资源拼凑过程对资源禀赋存在一定的消耗与使用,资源禀赋和拼凑后新的资源组合存在一定“此消彼长”的关系,可能表现为创新行为与资源禀赋的替代关系。这两种不同的交互作用需要从总体上进行考察。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3a:改善新企业存活的过程中,资源禀赋与创新行为的交互作用表现为互补关系。
假说3b:改善新企业存活的过程中,资源禀赋与创新行为的交互作用表现为替代关系。
三、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4—2006年成立的江苏省制造业企业作为样本,考察这些企业在成立后5年内的生存情况。借鉴吴结兵和徐梦周(2008)的方法,本文整合了3个数据库的企业信息:(1)通过“江苏省工业企业创新调查”工作,获得江苏省制造业企业2004—2006年的创新行为问卷调查数据;(2)根据法人代码和公司名称进行匹配,获得能与问卷数据合并的2004—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3)借助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获得企业的成立时间、持续经营信息或者吊销/注销信息。数据整合之前,本文借鉴了余淼杰(2011)的处理方法,排除了存在异常数据或者缺失数据的样本。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新企业的生存研究需要界定新企业,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GEM(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全球创业观察组织)将成立时间42个月以内的企业界定为新企业。而McDougall等(1992)将成立时间短于8年的企业都视为新企业。Zahra等(2000)认为前6年发展情况对新企业存活极为关键。本文参考吴晓晖和叶瑛(2009)的做法,将成立后5年内的企业作为样本企业。虽然成立年限并不是完美的筛选标准,新企业区别于成熟企业的本质是其企业的阶段性特点,但至少能保证以5年为限的企业是处于成立初期的。其次,对于新企业生存研究的关键在于确定新企业的成立时间和后续的经营状况。陈阵和王雪(2014)、王书斌和徐盈之(2016)都以新企业在成立后若干年内是否连续出现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内作为企业是否面临退出市场风险的度量。本文认为:未持续出现在该数据库中的企业也可能是在某些年份没有被调查所覆盖,无法说明这些企业一定是退出市场了。肖兴志等(2014)也认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存在观测期间观测个体丢失的情况,而通过在各省份工商管理局的企业信息查询系统中进行企业注册信息查询,以此来确定企业持续生存时间,本文借鉴了该方法。
(二)变量划分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用新企业的生存状态(Survival)来表示,借鉴肖兴志等(2014)的做法,本文使用虚拟变量来度量。设企业成立时期t为0,若t为1—5年时,企业一直持续正常经营,则Survival取值为1,表示企业处于生存状态;若t为1—5年时,企业出现吊销、注销或者进入经营异常名录①三种情况之一,则Survival取值为0,表示企业失败或者死亡。新企业样本中,处于生存状态的有214家,占64.26%;企业死亡的有119家,占36.74%。
①根据工商总局制定的《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发生以下四种情形时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一是企业未在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向工商部门报送上一年年度报告,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二是企业未在信息形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也未在工商部门责令的期限内通过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其应当公示的即时信息;三是公示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四是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据此,本文认为该名录内的企业不符合持续生存的状态,视为死亡。
2. 解释变量
本文以资源禀赋和创新行为作为成立条件的研究对象,考察成立条件对新企业生存状态的影响。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解释变量的选择时期应该是企业成立时刻,故下文的资源禀赋和创新行为变量都使用新企业创立时期的资源和创新相关指标来测度。
(1)资源禀赋
本文选择企业创立时期的财务资源作为代表资源禀赋的解释变量。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企业创立时期的人力资源作为代表资源禀赋的解释变量。财务资源(FR):资本是财务资源中最原始、最基本的一种形态,注册资本是企业获取后续收益的主要财务资源。注册资本是企业开展正常经营活动、获取现金流的原始积累;直接影响企业通过借贷获取现金的能力;也可以衡量企业发行股票或者其他股权形式获取现金的能力。借鉴既有的研究,本文选择实收资本作为财务资源的测度指标,为了消除数据数量级相差过大带来的系统性误差和企业规模不同带来的影响,选择人均实收资本取对数的形式。人力资源(HR):人力资源体现为企业在公开市场上以正式、协议的方式聘用的雇员及其才能和提供的服务。工资是企业雇佣员工所偿付的报酬,也是对员工人力资本的支付,是企业人力资源的价值反映。较高的工资水平意味着企业员工受到较好的教育和培训,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从而企业拥有较丰富的人力资源。借鉴现有的文献,我们选择人均工资作为人力资源的衡量指标。
分类 | 变量 | 名称 | 解释说明 | 数据来源 | |
被解释变量 | 新企业生存状态 | Survival | 虚拟变量,企业持续经营为1,否则为0 |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 | |
解释
变量 |
资源禀赋 | 人力资源 | HR | 企业成立时人均工资 | 江苏省工业企业创新调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财务资源 | FR | 企业成立时人均实收资本的自然对数 | 江苏省工业企业创新调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
创新行为 | 产品创新 | PdI | 虚拟变量,企业在成立时进行产品创新为1,否则为0 | 江苏省工业企业创新调查 | |
工艺创新 | PcI | 虚拟变量,企业在成立时进行工艺创新为1,否则为0 | 江苏省工业企业创新调查 | ||
生产性工艺创新 | PPcI | 虚拟变量,企业在成立时进行生产性工艺创新为1,否则为0 | 江苏省工业企业创新调查 | ||
辅助性工艺创新 | SPcI | 虚拟变量,企业在成立时进行辅助性工艺创新为1,否则为0 | 江苏省工业企业创新调查 | ||
控制
变量 |
宏观 |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 GDPI | 企业所在市级单位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上一年为基期 | 江苏省统计年鉴 |
中观 | 行业竞争程度 | HHI | 行业内各企业当年产品销售收入占行业收入比重的平方和 |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
所属产业类型 | LorH | 虚拟变量,企业所属行业为重工业为1,否则为0 |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
微观 | 企业股权结构 | SO | 虚拟变量 |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
企业经营效率 | ROA | 企业利润与总资产的比率 |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
企业融资情况 | Debt | 企业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 |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2)创新行为
借鉴张宗庆和郑江淮(2013)的研究,本文企业创立时期创新行为的数据主要来自问卷调查②。创新行为包括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产品创新(PdI)指企业在成立年份推出了全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工艺创新(PcI)指企业在成立年份采用了全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生产方法、工艺设备或辅助性活动。产品创新侧重于通过不断改善、更新原有产品或者开发新的产品,增加产品种类、丰富产品组合;而工艺创新则通过改良生产工艺、优化生产过程或者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后者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生产性工艺创新(PPcI)和辅助性工艺创新(SPcI)。本文均使用二元虚拟变量来度量企业不同类型的创新行为,若企业在成立年份进行了某类型的创新活动,则指标取值为1;反之,则指标取值为0。
②在问卷中,调查者说明:产品创新的“新”要体现在产品的功能或特性上,包括在技术规范、材料、组件、用户友好性等方面有重大改进的产品。不包括仅有外观变化或其他微小改变的产品,也不包括直接转销的产品。而工艺创新的“新”要体现在技术、设备或流程上;它对本企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其他企业或整个市场而言不一定是新的;不包括单纯的组织管理方式的变化。
3. 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行业竞争程度、所属产业类型、企业股权结构、经营效率、融资情况等方面的因素,分别选择了样本企业所在市级单位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GDPI)、所属行业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轻工业重工业类型(LorH)、国家控股情况(SO)、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Debt)作为度量指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由行业内各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占行业产品总销售收入比重的平方和计算而来,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行业分类标准的前两位代码划分行业。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GDPI指标、HHI指标都使用滞后1期的形式。GDPI指标数据来自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其他指标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具体变量的解释说明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由于新企业生存状态是二元分类变量,借鉴殷华方等(2011)的研究,本文使用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Logit模型中,新企业维持生存状态的可能性为:Prob(Survival=1|x)=exp(xβ)/[1+exp(xβ)],其中,x是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矩阵,β是相应的回归系数。Logit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一)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系数
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系数表。从表中可知,企业创新行为的各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对于企业创新行为各变量,本文将采用层级回归的方式进行检验。在回归之前,进行了共线性检验,所有模型中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在1—5的范围以内,且解释变量的系数较为稳定,说明未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另外,在回归分析时,考虑到模型中包含了企业资源禀赋与创新行为的交叉项,本文将相关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即用各个变量分别减去各自指标的均值。
变 量 | 均 值 | 标准差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HR | 13.591 | 14.101 | 1.00 | |||||||||||
FR | 4.039 | 1.393 | 0.38 | 1.00 | ||||||||||
PdI | 0.357 | 0.480 | 0.05 | 0.00 | 1.00 | |||||||||
PcI | 0.342 | 0.475 | 0.07 | –0.01 | 0.80 | 1.00 | ||||||||
PPcI | 0.330 | 0.471 | 0.07 | 0.01 | 0.78 | 0.97 | 1.00 | |||||||
SPcI | 0.267 | 0.443 | 0.10 | 0.05 | 0.67 | 0.84 | 0.80 | 1.00 | ||||||
GDPI | 114.630 | 1.355 | 0.14 | 0.23 | 0.07 | 0.04 | 0.05 | 0.03 | 1.00 | |||||
HHI | 0.004 | 0.004 | 0.14 | 0.25 | 0.03 | 0.02 | 0.02 | 0.01 | 0.11 | 1.00 | ||||
LorH | 0.637 | 0.482 | 0.06 | 0.24 | 0.07 | 0.07 | 0.09 | 0.00 | 0.14 | 0.32 | 1.00 | |||
SO | 4.781 | 1.465 | –0.16 | –0.18 | 0.05 | 0.03 | 0.03 | 0.01 | –0.19 | –0.15 | –0.12 | 1.00 | ||
ROA | 0.047 | 0.114 | 0.09 | –0.01 | –0.05 | –0.02 | –0.01 | –0.03 | –0.02 | 0.03 | –0.08 | –0.17 | 1.00 | |
Debt | 0.583 | 0.251 | 0.04 | –0.25 | 0.05 | 0.06 | 0.06 | 0.03 | 0.17 | 0.08 | 0.11 | –0.08 | –0.20 | 1.00 |
(二)回归结果分析
1. 资源禀赋、创新行为对新企业生存的影响
表3为资源禀赋和创新行为对新企业生存影响的Logit回归结果表。模型1检验了各控制变量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I)、企业股权结构(SO)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符合逻辑预期。模型2检验了资源禀赋对新企业生存的影响,可以发现财务资源(FR)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符合理论预期。回归结果说明增加企业资源禀赋的丰富程度有助于改善新企业的生存状态。假说1得到验证。
模型3—6分别对不同类型的创新行为进行分层回归。模型3检验了产品创新对新企业生存的影响,检验结果虽然符号为正,但不显著。模型4检验了工艺创新对新企业生存的影响,工艺创新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5和模型6进一步考察了生产性和辅助性两种工艺创新类型对新企业生存的作用,生产性工艺创新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辅助性工艺创新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所以,假设2得到验证,采取创新行为(主要是工艺创新行为)能提高新企业的存活率。同时,回归结果也说明不同类型的创新行为对新企业生存状态具有不同的影响:辅助性工艺创新的显著度(t值2.91)和系数(0.861)都优于生产性工艺创新(t值2.22、系数0.592),生产性工艺创新的显著度(t值2.22)和系数(0.592)都优于工艺创新的整体效果(t值2.16、系数0.567),而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
变 量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模型5 | 模型6 |
FR | 0.230** (2.29) |
0.234** (2.32) |
0.240** (2.37) |
0.237** (2.33) |
0.227** (2.23) |
|
PdI | 0.316
(1.24) |
|||||
PcI | 0.567** (2.16) |
|||||
PPcI | 0.592** (2.22) |
|||||
SPcI | 0.861*** (2.91) |
|||||
GDPI | 0.381*** (3.69) |
0.324*** (3.11) |
0.315*** (3.03) |
0.317*** (3.06) |
0.317*** (3.06) |
0.323*** (3.12) |
HHI | –18.20
(–0.52) |
–33.05
(–0.92) |
–33.59
(–0.94) |
–32.89
(–0.91) |
–32.49
(–0.90) |
–33.33
(–0.92) |
LorH | 0.347
(1.34) |
0.240
(0.90) |
0.226
(0.85) |
0.210
(0.78) |
0.196
(0.73) |
0.261
(0.97) |
SO | 0.141* (1.65) |
0.169* (1.93) |
0.163* (1.85) |
0.162* (1.83) |
0.160* (1.81) |
0.167* (1.87) |
ROA | 1.407
(1.21) |
1.684
(1.42) |
1.787
(1.48) |
1.785
(1.47) |
1.741
(1.43) |
1.784
(1.49) |
Debt | 0.333
(0.68) |
0.784
(1.48) |
0.772
(1.46) |
0.751
(1.42) |
0.741
(1.40) |
0.747
(1.40) |
Constant | –44.16*** (–3.71) |
–38.81*** (–3.26) |
–37.79*** (–3.19) |
–38.10*** (–3.23) |
–38.06*** (–3.22) |
–38.88*** (–3.29) |
Observations | 333 | 333 | 333 | 333 | 333 | 333 |
Log likelihood | –206.56 | –203.88 | –203.10 | –201.48 | –201.33 | –199.32 |
Pseudo R2 | 0.05 | 0.06 | 0.06 | 0.07 | 0.07 | 0.08 |
Chi-square | 21.04*** | 26.40*** | 27.95*** | 31.20*** | 31.49*** | 35.51*** |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
不同类型创新行为的上述作用差异源于新企业的阶段特点和创新行为的类型区别,该实证结论与既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工艺创新比产品创新作用更显著是新企业所处市场竞争环境、技术周期阶段等因素所决定的。不同的市场竞争程度、技术创新阶段、产业发育情况、消费者产品偏好等都会影响企业创新类型的选择及其作用的发挥。产品创新活动周期较长,存在时滞,往往更适用于在新企业成立之前定位和开拓产品市场的时候。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当市场竞争达到一定激烈程度时,工艺创新则会被放在企业发展的首要位置(孙晓华和郑辉,2013)。根据技术创新动态模型(A-U模型)在技术发展过渡阶段,企业产品创新频率会降低,工艺创新率上升并超过产品创新率(Utterback和Abernathy,1975)。新进入企业在相对陌生的市场环境下,与在位企业争夺一席之地,面临的竞争程度颇为激烈,承受较大的成本压力和系统风险;同时,新进入发生后,新企业往往处于技术过渡阶段,因此工艺创新是新企业战略选择的重中之重。此外,辅助性工艺创新比生产性工艺创新作用更显著是两种工艺创新着力环节不同所决定的。在新企业资源约束情境下,生产性工艺创新涉及生产设备的升级更新和资本的持续投入,相对难度较大,而辅助性工艺创新更多是完善生产活动的配套流程,提升支撑生产活动的软实力,涉及有形资产投入相对较少,创新成本相对较低,见效时间更短,因而更符合新企业资源不足又生存需求迫切的情况,可以更有效率地改善新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作用更显著。
变 量 | 模型7 | 模型8 | 模型9 | 模型10 |
FR | 0.230**(2.25) | 0.252**(2.45) | 0.247**(2.40) | 0.233**(2.27) |
PdI | 0.276 (1.08) | |||
PcI | 0.521**(1.99) | |||
PPcI | 0.552**(2.08) | |||
SPcI | 0.830***(2.83) | |||
FR×PdI | –0.421**(–2.22) | |||
FR×PcI | –0.354*(–1.89) | |||
FR×PPcI | –0.367*(–1.93) | |||
FR×SPcI | –0.348*(–1.74) | |||
Constant | –41.16***(–3.39) | –40.70***(–3.39) | –40.77***(–3.39) | –41.42***(–3.47)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Observations | 333 | 333 | 333 | 333 |
Log likelihood | –200.62 | –199.70 | –199.48 | –197.81 |
Pseudo R2 | 0.08 | 0.08 | 0.08 | 0.08 |
Chi-square | 32.90*** | 34.75*** | 35.20*** | 38.53*** |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
2. 资源禀赋与创新行为的交互作用
模型7—10考察了资源禀赋与不同类型的创新行为对新企业生存影响的交互作用,如表4所示。模型7中,财务资源与产品创新的交互项系数为–0.42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8中,财务资源与工艺创新的交互项系数为–0.354,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模型9中,财务资源与生产性工艺创新的交互项系数为–0.367,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模型10中,财务资源与辅助性工艺创新的交互项系数为–0.348,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创新行为与资源禀赋总体上存在交互作用。
同时,回归结果也说明创新行为与资源禀赋对新企业生存的交互作用体现为替代关系,假设3b得到验证,即资源禀赋与创新行为的交互项对新企业的生存状况存在负向影响。资源拼凑过程中资源禀赋会被消耗、转化、整合、替换以形成更合适的资源组合或者新的专用性资产,而新企业面临资源约束的困境,其创立初期的资源存量是有限的,资源禀赋和拼凑后新的资源组合存在一定“此消彼长”的关系,表现为创新行为与资源禀赋的替代关系。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1)使用解释变量的其他度量指标,本文又选择创立时期的人力资源作为资源禀赋的替代指标,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一致。(2)改变对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本文又分别选择成立年限为4年和6年的企业作为样本企业,重新计算新企业生存状态的指标,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一致。(3)关于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的核心解释变量都是新企业成立时刻的初始条件,是比较好的前因变量,从而内生性问题相对较弱;同时模型1—10的一系列回归过程,实际上也是在做稳健性分析,所有模型的回归系数基本上没有实质性改变。(4)改变模型形式,本文又选择Probit模型和线性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所有模型的回归结果也没有实质性变化①。
①限于篇幅,省略了稳健性检验的详细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一)结论
新企业存活率低,深受“新进入缺陷”的困扰,成立条件对其成长存在“烙印”作用。本文基于组织演化的“烙印”作用,以资源禀赋和创新行为作为新企业创立条件的研究对象,论证创立条件对新企业生存状态的影响。本文选择2004—2006年成立的江苏省制造业企业作为样本,通过考察这些企业在成立后5年内的生存情况,研究资源禀赋和创新行为对改善新企业生存状态的作用。结果表明:新企业运用资源禀赋进行资源拼凑,抵御创业风险,偿付试错成本,以获得生存能力;同时,新企业通过创新行为整合资源,形成专用性资产,获取竞争优势,进而巩固生存能力。资源禀赋和创新行为都能改善新企业生存状态,同时两者存在交互作用。具体来说:首先,企业创立时资源禀赋越丰富,新企业越容易存活。此结论与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拼凑理论的逻辑是相一致的。其次,企业创立时采取创新行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生产性工艺创新和辅助性工艺创新),有助于改善新企业的生存状态。同时,不同类型创新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辅助性工艺创新的作用优于生产性工艺创新,生产性工艺创新的作用优于工艺创新的整体效果,而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显著。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差异与市场竞争环境、技术周期阶段等因素和不同类型创新活动的实施成本、见效时滞有关。第三,资源禀赋与创新活动总体上存在相互替代的交互作用。由于新企业资源约束的存在,其创立初期的资源禀赋是有限的,同时资源拼凑过程对资源禀赋存在一定的消耗与使用,资源禀赋和拼凑后新的资源组合存在一定“此消彼长”的关系,表现为创新行为与资源禀赋相互替代的交互作用。
(二)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从资源和战略的两个视角,将创立条件具体化为资源禀赋与创新行为,通过对资源禀赋、创新行为、新企业生存三者关系的实证研究,间接检验创立条件对新企业的组织“烙印”作用。现有的文献往往关注企业创立条件某一方面的影响,仅仅纯粹地探讨了企业资源或者企业战略某一单个方面的作用。然而,成立条件可能涵盖新企业创建时多方面的因素,同时各个要素之间也可能存在复杂的逻辑关系,并借助初始战略的桥梁得以贯通。本文尝试在“烙印”作用的理论基础上,分析资源禀赋与创新行为的逻辑关系,实证研究两者在资源拼凑过程中影响新企业生存状态的交互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资源禀赋和创新行为的内在联系。
其次,中国情景下创立条件对企业生存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本文通过3个数据库企业信息的整合来尽可能克服数据可得性的困难。目前制约创立条件“烙印”作用实证研究的主要原因是:难以获取新企业成立时初始条件的客观数据;一般的企业问卷数据因未包含死亡企业样本而无法避免样本选择偏误问题;解析“烙印”过程需要进行动态跟踪调查,但实际操作起来较为困难(田莉,2012)。本文尝试通过整合江苏省制造业企业创新行为问卷调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的信息,从而建构的数据集包含了企业创立时刻和成立若干年后两个不同时间点的信息,尽可能地克服了数据可得性的困难。
第三,本文通过对创新行为进行两个层次、四个类别的分类,更细致地检验了不同类型创新行为对新企业生存的异质性影响。现有的文献往往从一般意义上论证创新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考察创新类型对企业影响差异的研究尚不多见,而且主要停留在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分类上。然而,企业创新模式的选择与企业所处发展时期、市场竞争状况、技术扩散阶段等诸多因素有关(孙晓华和郑辉,2013)。新企业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最初阶段,其生存状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不同类型创新行为在企业成立初期的作用不尽相同。本文比较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生产性工艺创新与辅助性工艺创新对新企业生存影响的异质性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理论认识并丰富了相关的经验证据。
(三)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中国情境下新企业生存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改善新企业生存状态,既可以从资源入手改善“先天条件”,也可以从创新入手加强“自身努力”。首先,新企业应在进入市场之前获取、积累尽量充分的资源禀赋。资源是新企业创建和成长的基础,资源约束是造成“新进入缺陷”的原因之一。“烙印”作用的实证结果表明,新企业需要运用资源禀赋进行资源拼凑,抵御创业风险,偿付试错成本,以获得生存能力。新企业在进入市场前,积累的资源越多,越能帮助其改善生存状态。同时,新企业还需要根据资源拼凑的需要和资源禀赋的功能,有针对性地构建资源禀赋的结构比例。人力资源富有活力,易于满足资源拼凑过程的需要;财务资源的杠杆能力强,能撬动更多新资源。创立初期合理、丰富的资源是新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
其次,新企业应积极主动地进行创新活动,特别是工艺创新。“烙印”作用的实证结果表明,新企业通过创新行为整合资源,形成专用性资产,获取竞争优势,进而巩固生存能力。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微观的理论基础,创业活动、新企业的成长应该与创新行为有效结合。具体来说,在新企业进入市场的不同阶段应选择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在新企业成立和进入市场之前,应把重心放在产品创新、市场定位、进入决策等方面;而在新企业成立和进入市场之后,应把工艺创新放在首要位置。新企业不仅要进行生产性工艺创新,还要重视辅助性工艺创新。通过生产性工艺创新活动改善新企业生产成本情况和工艺流程,提高企业已有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同时在资源约束的情境下,发挥辅助性工艺创新实施成本低、见效快的特点。
第三,推动创新创业的实践、助力新企业成长,应积极进行资源拼凑,挖掘既有资源的潜在价值。本文实证研究发现的创新行为与资源禀赋相互替代的关系,表明资源禀赋和拼凑后新的资源组合存在一定“此消彼长”的关系,资源拼凑过程通过创新行为来挖掘资源禀赋的内在潜力和新价值。建构丰富的资源基础、进行技术创新活动都可以改善企业生存状态,但新企业的实际创建过程往往受制于多种现实情况,相对于市场在位企业而言,新企业资源不足。新企业创造性地凑合着运用手头资源,是能够把握新机遇、解决新问题、突破资源约束的。这给面临“新进入缺陷”的新企业提供了一条改善生存状态的可行之路:原始资源积累不足的新企业,可以通过加强创新活动,侧重于进行资源拼凑,通过挖掘既有资源的潜在价值以突破资源约束,从而构建竞争优势,强化生存能力。改善新企业生存状态,“先天条件”的资源禀赋和“自身努力”的创新行为可以相互弥补。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使用江苏省制造业企业作为样本,通过创立时和成立若干年后两个不同时间点的企业数据,间接验证了创立条件对新企业成长的“烙印”作用。但是新企业的成长应更严谨地看成一个过程来考察,本文的研究难以剖析成立条件对企业发展演化的“锁定”作用和后续关键事件的“解锁”作用。未来的研究如果可以获得更细致的时序数据,从企业成立时刻开始动态跟踪企业战略调整和发展状况,那么有助于彻底打开“烙印”作用的黑箱,深入而直接地解读新企业生存与成长的机理与路径。此外,本文考察的资源禀赋和创新行为并不是企业创立条件的全部因素,因此,后续可以考虑引入多种企业初创时刻的因素进行探索,比如外部经济制度环境、创立团队和企业家特质等。
[1] | 鲍宗客. 创新行为与中国企业生存风险: 一个经验研究[J]. 财贸经济, 2016(2): 85–99, 113. |
[2] | 毕克新, 丁晓辉, 冯英浚. 制造业中小企业工艺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2(12): 104–107. |
[3] | 毕克新, 黄平, 李婉红. 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知识流耦合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J]. 科研管理, 2012(8): 16–24. |
[4] | 蔡莉, 尹苗苗. 新创企业资源构建与动态能力相互影响研究[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6): 139–144. |
[5] | 陈闯, 雷家骕, 吴晓晖. 资源依赖还是战略制胜——来自非上市公司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2): 15–24. |
[6] | 陈阵, 王雪. 创新行为、沉没成本与企业生存——基于我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4(10): 142–149. |
[7] | 戴维奇, 刘洋, 廖明情. 烙印效应: 民营企业谁在" 不务正业”?[J]. 管理世界, 2016(5): 99–115. |
[8] | 董保宝, 李全喜. 竞争优势研究脉络梳理与整合研究框架构建——基于资源与能力视角[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3(3): 2–11. |
[9] | 韩炜, 薛红志. 基于新进入缺陷的新企业成长研究前沿探析[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8(5): 14–21. |
[10] | 韩炜, 杨俊, 包凤耐. 初始资源、社会资本与创业行动效率——基于资源匹配视角的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3(3): 149–160. |
[11] | 花磊, 王文平. 不同创新类型下的有效创新网络结构[J]. 管理工程学报, 2014(3): 110–119, 90. |
[12] | 梁强, 罗英光, 谢舜龙. 基于资源拼凑理论的创业资源价值实现研究与未来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3(5): 14–22. |
[13] | 苏芳, 毛基业, 谢卫红. 资源贫乏企业应对环境剧变的拼凑过程研究[J]. 管理世界, 2016(8): 137–149. |
[14] | 孙晓华, 田晓芳. 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 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0(1): 26–33. |
[15] | 孙晓华, 郑辉. 买方势力对工艺创新与产品创新的异质性影响[J]. 管理科学学报, 2013(10): 25–39. |
[16] | 田莉. 新企业初始条件与生存及成长关系研究前沿探析[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0(8): 27–34, 41. |
[17] | 田莉. 基于初始条件的新创企业组织烙印机制研究[J]. 管理学报, 2012(12): 1800–1809. |
[18] | 田志龙, 李春荣, 蒋倩, 等. 中国汽车市场弱势后入者的经营战略——基于对吉利、奇瑞、华晨、比亚迪和哈飞等华系汽车的案例分析[J]. 管理世界, 2010(8): 139–152. |
[19] | 王书斌, 徐盈之. 信任、初创期企业扩张与市场退出风险[J]. 财贸经济, 2016(4): 58–70. |
[20] | 吴结兵, 徐梦周. 网络视角下产业集群竞争优势: 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4): 163–172. |
[21] | 吴亮, 赵兴庐, 张建琦, 等. 资源组拼视角下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的中介机制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6(5): 75–84. |
[22] | 吴晓晖, 叶瑛. 市场化进程、资源获取与创业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5): 77–86. |
[23] | 吴延兵, 米增渝. 创新、模仿与企业效率——来自制造业非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4): 77–94. |
[24] | 肖兴志, 何文韬, 郭晓丹. 能力积累、扩张行为与企业持续生存时间——基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生存研究[J]. 管理世界, 2014(2): 77–89. |
[25] | 徐虹, 林钟高, 芮晨. 产品市场竞争、资产专用性与上市公司横向并购[J]. 南开管理评论, 2015(3): 48–59. |
[26] | 殷华方, 潘镇, 鲁明泓. 它山之石能否攻玉: 其他企业经验对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J]. 管理世界, 2011(4): 69–83. |
[27] | 于晓宇, 李雅洁, 陶向明. 创业拼凑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J]. 管理学报, 2017(2): 306–316. |
[28] | 余淼杰. 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和关税减免——来自中国产品面的证据[J]. 经济学, 2011(4): 1251–1280. |
[29] | 张宗庆, 郑江淮. 技术无限供给条件下企业创新行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创新调查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13(1): 115–132. |
[30] | 朱晓红, 陈寒松, 张玉利. 异质性资源、创业机会与创业绩效关系研究[J]. 管理学报, 2014(9): 1358–1365. |
[31] | 祝振铎, 李新春. 新创企业成长战略: 资源拼凑的研究综述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6(11): 71–82. |
[32] | Abdulsaleh A M, Worthington A C.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financing: A review of literat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2013, 8(14): 36–54. |
[33] | Andrews K R.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trategy[M]. Homewood, IL: Dow Jones Irwin, 1971. |
[34] | Baker T, Nelson R E.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5, 50(3): 329–366. |
[35] |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99–120. |
[36] | Becker G S.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M].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
[37] | Boeker W. Strategic change: The effects of founding and histo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32(3): 489–515. |
[38] | Child J, Chung L, Davies H. The performance of cross-border units in China: A test of natural selection, strategic choice and contingency theo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3, 34(3): 242–254. |
[39] | Cooper A C, Gimeno-Gascon F J, Woo C Y. Initial human and financial capital as predictors of new ventur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4, 9(5): 371–395. |
[40] | Delmar F, Shane S. Does experience matter? The effect of founding team experience on the survival and sales of newly founded ventures[J]. Strategic Organization, 2006, 4(3): 215–247. |
[41] | Dertouzos M L, Lester R K, Solow R M. Made in Americ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
[42] | Desa G, Basu S. Optimization or bricolage? Overcoming resource constraints in glob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13, 7(1): 26–49. |
[43] | Duymedjian R, Rüling C C. Towards a foundation of bricolage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eory[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10, 31(2): 133–151. |
[44] | Eisenhardt K M, Schoonhoven C B. Organizational growth: Linking founding team, strategy, environment, and growth among U.S. Semiconductor ventures, 1978–1988[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3): 504–529. |
[45] | Fatoki O O. The impact of human, soci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on the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in South Africa[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1, 29(3): 193–204. |
[46] | Fontana R, Nesta L. Product innovation and survival in a high-tech industry[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09, 34(4): 287–306. |
[47] | Garud R, Karnøe P. Bricolage versus breakthrough: Distributed and embedded agency in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J]. Research Policy, 2003, 32(2): 277–300. |
[48] | Geroski P A, Mata J, Portugal P. Founding conditions and the survival of new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31(5): 510–529. |
[49] | Hargis M B, Bradley Ⅲ D B.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small and growing firms: Aligning valuable resources[J]. Academy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10(2): 105–125. |
[50] | Heirman A, Clarysse B. How and why do research-based start-ups differ at founding? A resource-based 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4, 29(3-4): 247–268. |
[51] | Johnson V. What is organizational imprinting?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founding of the Paris oper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7, 113(1): 97–127. |
[52] | Judge W Q, Hu H W, Gabrielsson J, et al. Configurations of capacity for change in entrepreneurial threshold firms: Imprinting and strategic choice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5, 52(4): 506–530. |
[53] | Lévesque M, Shepherd D A. Entrepreneurs’ choice of entry strategy in emerging and developed market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4, 19(1): 29–54. |
[54] | Marquis C, Tilcsik A. Imprinting: toward a multilevel theory[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3, 7(1): 195–245. |
[55] | McDougall P P, Robinson Jr R B, DeNisi A S. Modeling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An analysis of new venture strategy, industry structure, and venture origi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2, 7(4): 267–289. |
[56] | Penrose E T.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M]. New York: John Wiley, 1959. |
[57] | Petty J W, Bygrave W D. What does finance have to say to the entrepreneur?[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e, 1993, 2(2): 125–137. |
[58] | Pieper T M, Smith A D, Kudlats J, et al. The persistence of multifamily firms: Founder imprinting, simple rules, and monitoring processe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5, 39(6): 1313–1337. |
[59] | Rouvinen P.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 and process innovators: Some evidence from the Finnish innovation survey[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2, 9(9): 575–580. |
[60] |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M]. Piscataway,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34. |
[61] | Shinkle G A, Kriauciunas A P. The impact of current and founding institutions on strength of competitive aspiration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33(4): 448–458. |
[62] | Simsek Z, Fox B C, Heavey C. " What’s past is prologue”: A framework,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on imprinting[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41(1): 288–317. |
[63] | Singh J V, Lumsden C J. Theory and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ecology[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0, 16: 161–195. |
[64] | Stinchcombe A L.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A]. March J G.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M].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5. |
[65] | Utterback J M, Abernathy W J. A dynamic model of process and product innovation[J]. Omega, 1975, 3(6): 639–656. |
[66] | Van de Ven A H, Hudson R, Schroeder D M. Designing new business startups: Entrepreneurial, organizational, and ecolog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4, 10(1): 87–108. |
[67] | Vanevenhoven J, Winkel D, Malewicki D, et al. Varieties of bricolage and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2011, 14(2): 52–66. |
[68] | Wood M S, Michalisin M D. Entrepreneurial drive in the top management team: Effects on strategic choice and firm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2010, 17(3): 222–239. |
[69] | Zahra S A, Ireland R D, Hitt M A.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by new venture firms: International diversity, mode of market entry,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5): 925–950. |